我終於找到了房子。或者說，是房子找到了我。一趟以調查研究為目的的旅程之後，傍晚6點我才回到吉林市，已經趕不上回荒地的末班車了。那天晚上的旅館房間冷得跟冰窖似的。聊Skype的時候，弗朗西斯指著我的床說：「在下面撒點兒秸稈，燒一燒。」
第二天早上6點，我的手機響了。來電顯示不是弗朗西斯的號碼，而是二十二中關老師的。我有些警惕地接起來：「啊？」怕是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不過我聽到的是，「你可以跟我弟弟一起住」。
「什麼時候？」我鬆了口氣，有些精神不振地問道。
「現在。」
「我在吉林呢。」
「三十分鐘後咱們公車站見。」
我和關老師一起在公交站等10路車，發現她和一周前見面時不一樣了。長長的頭髮中有幾縷挑染成了金色，眼鏡的鏡片也換成那種泛著紫光的。她把大衣解開，左乳上方的紅玫瑰文身隱隱露了頭。她這一身新面貌，是為了迎接生活的新篇章：「春天學生們就要中考了，」她說，「之後二十二中就要把我調到一個更好的學校，就在那邊。」
她指著不遠處的鑽牌水泥廠，林立的煙囪噴出黏糊糊的顆粒，在我們的黑色大衣上留下了小斑點。吉林漫山遍野的松樹環繞的，就是這樣的工廠。背後是任何東北城市都比不上的盛景，卻不斷製造著有毒污染物。吉林某些區的面貌，看上去仍然像舊時的宣傳雜誌《中國建設》[1]裡的場景重現：裝著化學品的油罐車在冷卻塔中穿行，加熱管道蛇行在狹窄的道路上空。
「那個新學校在的地方，比荒地好多了。」關老師說，但我看不出來。
吉林是個二線城市，人口四百萬，以中國的標準來說算蕭條了。一個世紀前，這裡曾經欣欣向榮，造船廠、貿易站搞得熱火朝天。1903年，一個英國人旅行到此地，只見「熱鬧的店舖和寬闊的大街被硃砂紅的磚色襯得亮亮的，這是中國北方最愛使用的顏色。商店裡販賣漂亮的雕花紅木，應有盡有的毛皮，取自東邊森林裡打來的熊、老虎和豹子。還有順滑的絲綢，顏色千奇百怪」。老吉林有城牆，充滿了古老的木建築，1918年冬天，一位日本詩人來到此地，描述說「吉林美得令人無法呼吸，完全配得起『滿洲京都』的美名」。1930年，熊熊大火將吉林的木建築燒了個七七八八。剩下的也在工業化浪潮中消失殆盡。
我們坐的公交車幾乎每五十米一停，好讓路邊招手的人上來填滿空座。接著司機右手邊的發動機蓋子上坐滿了人，過道也被填滿了。大家挨挨擠擠地坐著，每擠上來一個，就覺得撞車受傷的風險又減少了一分。車廂成了「人肉安全氣囊」。
既然就算撞車也沒什麼危險，那我也不介意搖來蕩去，感受車中人群的推推搡搡，聆聽零件吱呀摩擦的聲音，也順便聽一耳朵人們的議論，什麼房價漲了，學費又高了。好像什麼東西都在漲價。你看到摩卡、盧瓦爾小鎮和第五大道這些高層小區的房價沒？太貴啦！今年是兔年？拉倒吧！今年是「貴」年！
我看著車窗外蜿蜒的松花江。在這裡，就算大寒後，這條江也沒有封凍。水蒸氣上升到酷寒的空氣中，凝結在柳樹和松樹上。這就是樹掛，以此為主題的眾多攝影作品讓松花江兩岸全國聞名。
19世紀末，一位英國探險家描述了這一現象：「一天早上，我們看到了此生最美麗的景象之一。在那之前和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過這樣的眼福。那是封凍的霧氣。隨著太陽越升越高，我們發現空氣中充滿了冰雪的小顆粒，在陽光下晶瑩閃爍。這片冰霧籠罩了一切。樹幹上、樹枝上，全都包裹了一層白霜。土地，樹木和目之所及的一切，都鍍上了白瑩瑩的光彩。陽光下，天地都在閃爍。這一切持續時間不長。太陽升高，冰霜融化。然而在這短暫的一瞬，我們彷彿置身仙境。」
一個世紀後，這番描述實景重現。
公車經過一個建築工地，在建的小區叫做暖城。廣告牌上用英語寫著，If White America Told the Truth for One Day Its World Would Fall Apart（山無稜，天地合，才有真實白美國）。這是威爾士搖滾樂隊「狂躁者」的一首歌。怎麼跑到這兒來了？誰又會在煙囪亮閃閃，不斷冒著排放物的吉林酒廠邊買房子呢？廣告牌上還承諾：「使用清潔能源，創造良好環境。」到底是誰在說謊呢？
接著我們經過一家普瑞納飼料工廠，還有一家娃哈哈礦泉水工廠。在一個叫做下窪村的地方，公車拖著疲軟的車輪，爬上一個高高的坡道，經過高鐵軌道，接著一片開闊的田野就展現在眼前。剛剛跨過的是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分界線。車裡的乘客很顯然放鬆下來，彷彿飛機起飛，機身平穩，繫緊安全帶的標示燈隨著「叮！」的一聲熄滅了。
一個老頭坐在他孫子後面，開口道：「跟梅老師說說你都知道哪些英語單詞。」
「Banana（香蕉）！」圓鼓鼓的小男孩大喊，「Apple（蘋果）！」
「能吃的東西他都知道怎麼說，」他爺爺驕傲地說。
「Hamburger（漢堡）！」小男孩繼續喊道，「Pizza（比薩）！KFC（肯德基）！」
其他乘客哈哈大笑。這個爺爺認識我，有的乘客不認識。爺爺就跟他們解釋：「他跟這兒一個女的結了婚，但那女的在別處上班。」有些我從來沒見過的人也同情地點點頭。他們說，我們倆就和農村裡很多家庭一樣，一個出去打工，另一個留守。
一句老話說，離家三英里，你就身處另一個世界了。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這個距離還要更短些。一走出荒地村，大家就用友好而有距離的眼神一直瞪著我，還有些警惕的好奇，彷彿平時一同上下班的人群中混進了一隻袋鼠。
我在一本書裡讀到，喜劇演員史蒂夫·馬丁喜歡給要簽名的人一張準備好的簽名卡片，上面寫著，他見過史蒂夫·馬丁，覺得他非常「熱心、禮貌、聰明和有趣」。有時候，比如在這輛公車上，我也希望自己能有一張準備好的卡片，隨時隨地交給陌生人，上面有他們所有問題的答案。答案順序如下：
我是美國人。
我來中國很長時間了。
我是鼠年生的。身高一米八六。
我沒工資。我是個作家，在中學志願當老師。
中文不難。比英語容易。
是的，我會用筷子。我們在美國也吃中餐。
不過一般都很貴，加很多橙汁。
極少數時候，會有人不走尋常路：一個粗獷的建築工人，手上拿著安全帽，問我有沒有人跟我說過我的鬍子很好看；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站在國道上，問我道德是不是重於智慧。
每次我一說自己是美國人，對方總會展現一個微笑。不管兩國在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從我1995年來到中國，這個反應一直沒變。不過，當我正哧溜哧溜地吸麵條，或遇到的醉醺醺的人時，我就不願意說實話，免得被問更多的問題。「我是火星人」，我會這樣回答。「什麼是筷子？」「我昨天才開始學中文呢，小菜一碟！」一般孩子會比大人更快聽出我是在開玩笑。反諷這種東西，近年來才通過電影和網絡傳到中國，也算是美國進口。
關老師把一個孩子抱到腿上坐著。她讓我猜孩子有多大。我猜得太小了。
「八歲吧。」我很誠實地說出自己的觀察結果。
「錯啦。他十二歲了。」
村裡很多小孩看起來都比實際年齡要小。這跟他們的父母正好相反，成年人都老得有點快。
「我多大？」關老師問。
「三十。」我小心翼翼。其實我是知道正確答案的。
「我都是四十二啦！」她爽朗地笑起來。
「四十二了還沒找老公吶。」站在過道上的一個女人打趣道。我知道這話會刺痛關老師，但她打著哈哈混過去了。後來她告訴我，她很討厭住在荒地，一點兒秘密都沒有。不像在城裡，她可以默默地做個誰都不瞭解的無名氏。
坐在她腿上的小男孩默不作聲地研究著我的臉。
「干哈呢你？」關老師問。
「我能問梅老師一個問題嗎？」男孩嚴肅地說。「我想知道，你恨奧薩馬·本·拉登嗎？」
「你能恨一個死人嗎？」
男孩眨了眨眼。「那你恨希特勒嗎？」
「我恨白菜。」這可是在跟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聊天，我想讓話題輕鬆點。
可這孩子不上鉤。在接下來的旅程中，我們討論的不是吃的，而是邪惡的人性。一直到早上7點30分，孩子要在紅旗路的岔路口下車了。
「我還有個問題！」他向司機喊道，司機沒開車。
「梅老師，你想媽媽嗎？」
全車人都帶著某種期待盯著我。
「想，我想媽媽。」
「你想她想得哭嗎？」
「哭，」我撒謊了。這孩子一個人上公車，一個人下去，我猜他需要肯定的回答。「有時候太想媽媽了，我就哭。」
「哈哈！」男孩大喊一聲。「真是個大孩子！」他蹦蹦跳跳地下了車，全車人哄堂大笑。
房子在荒地蠻典型的。一圈鐵柵欄，中間一個鐵門，磚牆被粉刷成黃色，房前一條無名小道橫貫紅旗路。在村子的這個角落聚居了四十戶人。每家都是波紋狀的錫質屋頂，院子裡有個小菜園。我們這家以鬱鬱蔥蔥的大蔥著名。屋後是一排排的玉米。
進門處沒有鋪什麼東西的水泥地需要好好打掃。而廚房荒涼得一點也不像做食物的地方。糊了煤灰的牆面上掛的菜刀和鍋都生銹了，一個孤零零的煤氣爐子，一台冰箱，一串蒜頭，還有一瓶醋，一罐豆瓣醬。及腰高的陶罐裡放滿了醃白菜，結了霜，上面蓋著一塊大理石板。縫隙中垂下一些大白菜葉子，彷彿企圖逃出罐子時突然累了，終止了行動。
一共兩個房間，基本上都被炕填滿了。給炕加熱的材料，就是門外堆著的秸稈。一進門就脫鞋上炕，要爬高點。回個家，跟登台表演似的。
這個房子和荒地一樣，彷彿橫跨了19世紀與21世紀。內部沒有管道，但我安裝了寬帶。是吉林市一個技術員開車過來安的。「你肯定很愛上網打撲克，」他猜測道。可能在他看來，這就是我身無分文住到這個破地方的原因。
「我需要用Skype，給我老婆打電話。」
「好吧，」技術員回答，四處打量這個空空的農家小屋。
我還安裝了一個虛擬專用網（VPN），好翻過會屏蔽一些網站的「防火長城」。在中國住久了，對IP地址的熟悉程度，就像美國的父母對最好的學區如數家珍一般。比如96.44.178.178這個IP，就比216.240.128.82好用多了。結果，我根本不怎麼需要VPN。在農村能上的西方媒體網站，比在城市裡多。好像沒人有那個閒心，來盯著一個叫荒地的小村莊裡一個炕上那台孤零零的顯示器。
我和關老師的弟弟一起住。這位關先生跟我同齡，是個農民，小心翼翼唯唯諾諾。他的性格讓我想起明尼蘇達的那些鄰居：沉默寡言，總是一副困惑茫然的樣子。他還沒結婚，每天穿著肥大的軍裝褲和不合身的軍裝外套；乾瘦黝黑的他老是瞇縫著眼，好像陽光照得眼睛疼。說起話來跟蚊子叫似的，搞得我跟他講話也不由自主放低了聲音。我們會共用那個用泥牆築起來的外屋茅房，此外就沒什麼交集了。他對互聯網毫無興趣，也不會說一句英語，從沒問過我來研究什麼，老婆是誰，美國的地理政治或者想不想媽媽。
他有個十幾歲的侄女，總是過來上音樂網站下載歌曲。關先生讓她從英語單詞練習本上扯下一張紙，把租約手寫在背面。另一面是一連串的英語單詞，exhausted（筋疲力盡）、embarrassing（令人尷尬）、kangaroos（袋鼠）；翻過來就是一段文字，寫明我租了將近七十平米的房子，還可以使用菜園的一半，每月租金三百元。住房面積我相當滿意，房子采光很好，兩邊都有窗戶，十分通透。但菜園就算了。迄今為止在我手裡唯一成功生長出來的，只有鬍子。
十七歲的侄女以後想去幼兒園做英語老師。她給我看課本，上面寫著美國的教育遵循一個信條，「要孩子和父母斷絕關係」。我解釋說，只不過是大多數孩子高中畢業就離開了家，但和父母還是關係很好，即使隔得很遠。侄女說，在鄉下，「大家永遠待在一起」。
我後牆的窗外，皚皚白雪覆蓋之下，就是關老師的父親「文革」期間自殺的那口井。關先生已經不記得了。那時候他還只是個奶娃兒。「我們又打了一口井。」他很篤定地說。
我們談論得最多的話題是魚。他天不亮就起床，開著自己的飛馬牌摩托車，到松花江去撒網。我總能聽到天亮時摩托車回來的聲音，在儲藏室旁停下。那房子裡總是有水流一般悶悶的氣泡聲。一天我打開錫門，看到一條水管，連接著井口的水泵。引水進入一些紅色塑料桶，有的裝著小魚，有的裝著蝌蚪，有的裝著扭來扭去的鰻魚。木椽子上牽著繩子，上面掛著用作魚餌的蚯蚓。弗朗西斯覺得這個場景像是要開演中國版《沉默的羔羊》。但在我眼中，這和明尼蘇達小木屋裡的擺設沒什麼區別。只是那兒沒有鰻魚。它們彎來扭去，發出難聽的摩擦聲，我趕快緊緊關上門。打開門往洗衣服的桶裡灌水，真是一場折磨。
關先生不喝酒，也不打牌。他每天去釣魚，一趟趟把收穫的東西賣給熟客，沒賣出去的就帶回來。每晚8點他就已熟睡。我們倆就這樣默不作聲地在同一屋簷下擦肩而過，但也很和諧很舒服。
我們的大門不上鎖，但關先生在我房間的門上安裝了一個小掛鎖。除了筆記本電腦和一個熱水瓶之外，我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除非小偷想要一摞摞1938年的滿洲南部鐵路報告，還是日語的，標題都很長，比如《日本自由居民首次在奉天—吉林鐵路沿線經營灌溉水田一例》。
第一天住進這個家，剛打了個盹，就被燒糊的氣味驚醒了。睜開眼睛，看見從炕的縫隙間飄散的煙霧瀰漫了整個屋子。這炕好幾個月沒人用了，之前也沒人檢測一下。我劇烈咳嗽，不斷揉著眼睛。關先生的臉出現在窗戶那邊，站在炕的第一個排煙口那裡，空氣倒是很清新。「沒問題！」他給出了自己的建議，試圖堵上沒有火焰但依然在冒煙的秸稈。他那過於寬大的外套袖子無助地垂了下來。「沒問題！」他大喊。「你喘你的氣兒，沒問題！」
3月初，我們迎來一個頗有預言味的節氣：驚蟄。這說明冬眠的動物就要醒來，嚴寒就要結束了。積雪還沒有融化，荒地的空中唯一「驚」起的，是猛龍戰鬥機[2]。空軍飛行員在訓練，駕著飛機轟隆隆飛過村子上空。他們起飛的地方，是過去吉林市的機場，一直用到2005年新機場落成。新的機場離省會長春要近些。
老機場的一條跑道和一個飛機棚還在繼續發揮作用，而笨重的水泥航站樓和空中交通控制塔空空如也，周圍有一圈生銹的欄杆，被攔在外面的只有隨風搖曳的野草。紅磚庫房裡裝滿了干秸稈。房子外牆上的黃色口號已經褪色，「毛主席萬歲！」的語氣也顯得沒那麼強烈了。在中國，這樣的口號就像美國郵局牆上某個生銹的核避難所標誌[3]，都是遙遠時代的遺跡，就算只是過去了幾十年。
我對農村學生的記憶似乎也很遙遠了。十五年前，我在中國西南地區做過和平隊志願者。那時候教過大學的學生，很多還在跟父母一起種田。他們渴望離開那裡，但不知道更廣闊的天地到底是什麼樣。對中國的初體驗始於那兒，挺好的，因為他們和我一樣在「狀況外」，不知道怎麼登記傳呼機，更別說找工作，租房子和獨立生活了。總有一些跳出農門來到沿海的村民，他們的故事陸陸續續傳回校園。但跳出這一步，就意味著丟掉了政府分配的教師工作，沒有了「鐵飯碗」。我大多數的學生都是獨生子女，父母老了，他們的贍養壓力很大。有一次，我去看一個畢業的學生，她還記得我講的學校吉祥物，中國的學校是沒有吉祥物的。她說，自己工作的那家學校應該用騾子做吉祥物。因為孩子們——還有老師們——都被一路驅趕著。
荒地的學生們感覺更有靈氣，更活潑，也更容易溝通。沒有誰揮舞過鐮刀。除了幫家裡幹點雜活，父母都希望他們把精力放在學習上，別去種田。二十二中的這些學生人手一個手機，他們不會操作脫殼機，短信倒是發得很勤。父母也都希望他們能走出去，先考進吉林市的高中，接著去中國其他地方上大學，或者找個好工作。誰還指望國家分配工作呢？這也是遙遠時代褪色的記憶了。
我做和平隊志願者時的那個地方，周圍的油菜地和竹林遍佈的山坡已經看不見了。1997年，有個學生寫了首詩，描述從學校後門走回父母家農舍的那段路：
「黃昏，在鄉間的小路上」
夕陽西下，
土地升起一片薄霧，
柔和的燈光下，
河水閃亮。
炊煙裊裊，
牧羊女來了，
唱著輕柔的歌。
多麼美好啊！
現在，那個地方廣告牌林立，推銷著名叫西雅圖金山、加州藍港的小區。還有塊廣告牌上的字體隨著河流的彎曲，漸漸縮小：VIP VIP VIP VIP。
那是四川的鄉村，相對來說貧窮落後。如果那裡都變成這樣了，那麼十五年過去，本來就比較富裕的荒地會是什麼樣子呢？
不過，說到在農村教書，有些事情還是沒有改變。教室裡仍然坐著三十個學生，橫排豎列，整整齊齊。最後一排沒有滿臉認真的臉龐，而是一頭頭雞窩般的黑髮，有節奏地打著呼嚕。英語課本的詞彙表讀上去仍然像自由聯想遊戲中會出現的詞組：unfortunately（不幸地），go down（下降），politely（禮貌地），overslept（睡過頭）。
荒地那些十幾歲的孩子，也跟我十五年前教過的那些大學生一樣，好奇美國老師是不是真的不佈置作業。他們總是問我美國現在幾點。中國只有一個時區，那麼美國的不同城市是什麼時間呢。「紐約幾點了！」晚上11點。「舊金山幾點了！」晚上8點。「華盛頓幾點了！」晚上11點。「等等，跟紐約一樣啊！」男孩子會問我NBA的籃球明星，女孩子則急著挑選英文名字。
我沒要求他們必須有英文名字。光記中文名字當然容易得多。但有的孩子需要在英語上取得身份認同。一天吃午飯前，胡楠，一個齊劉海的害羞女生告訴我，她決定叫自己菲爾。
「就叫南怎麼樣，或者南茜？」我建議。
「我喜歡菲爾。」
「但南聽起來像你的中文名字。很特別，獨一無二啊。」
「我不特別，我就是菲爾。」
「如果是菲利斯的簡稱，那我喜歡這名字。」
「就是菲爾，」她說。
午飯後，兩個老在我講課時睡覺的男生邀請我在雪地上來場百米賽跑。菲爾站在終點。周圍的同學不停喊著「加油！加油」。
在田園般安靜的荒地教書，就是這樣一番景象：空軍的飛機在一群青春期的孩子頭上呼嘯而過，他們衝著我尖叫，讓我跑快點。起跑線上又多了好幾個男孩。十分鐘後，菲爾令人驚喜地提出和我換位置。輪到我喊加油了。她臉上的表情很嚴肅，跑贏了所有的男生對手。回教室的路上，她主動跟我擊了個掌，臉上帶著淡淡的微笑。
3月末，昆蟲們終於「驚」起來了。但節氣已經轉成春分。雪終於開始融化。接下來的4月初，迎來了清明，也是中國的掃墓節。解放後這個傳統曾一度被斥為舊社會風俗而遭到禁止。2008年，政府又將這一天定為全國法定假日，令這項傳統歷久彌新。
荒地的墳全都被破壞了，所以我的學生們只能從北京出的課本上讀到關於這個節日的描述。英語課上，我們翻譯了一千兩百年前的古詩《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A drizzling rain falls on Mourning Day，）
路上行人欲斷魂。（The mourner's heart is breaking on his way.）
借問酒家何處有，（Enquiring where a tavern is，）
牧童遙指杏花村。（A herder points to Apricot Blossom village，far away.）
我告訴弗朗西斯，孩子們翻譯了「杜姆」那首著名的古詩。她問：「誰？」
「唐朝詩人，杜姆。」
「你說杜甫？」
「不，杜姆，那個詩人。」
「杜甫才是唐朝最著名的詩人。」
「不是，杜姆！寫關於清明那首詩的！」
「哦，杜牧，你沒發對音。」
弗朗西斯總是給我的中文糾音，我也給她的英文糾音（次數要少些）。我一直拿她那次把優勝美地（Yosemite）發成優斯美地來取笑。還有一次她說很喜歡那個叫做南方小雞仔[4]的樂隊，也經常被我在玩笑間提起。
我說杜姆，她就完全猜不出來是誰。非要發音正確才行。這在我眼裡簡直荒唐。要是一個人在70號州際公路上問這是不是通向達薩斯的路，絕不會有人說：「達薩斯？沒聽說過。」肯定知道是達拉斯啊！
「那首詩很美。」我在紅旗路上向北走，弗朗西斯在電話裡說。此時有小雨點滴在我的眼鏡上。「中文裡是押韻的。最好英文翻譯過來也要押韻。」
原詩中結尾的字分別是紛、魂、有、村。「這叫韻腳，笨蛋。」她把我說得更糊塗了。我趕緊轉移話題，問她清明節準備怎麼祭奠父親。
去年秋天，弗朗西斯的父親在深圳去世。這個南部沿海城市緊鄰香港。1989年，弗朗西斯的大哥放棄分配的會計工作，搬去了那裡，自食其力，進入中國最早的中介公司，從底層做起，最終在管理層佔據了一席之地，給父母買了套房子。弗朗西斯的父親很高興能離開嚴寒的東北，回到自己童年記憶中的南方。因為腸梗阻併發症，他去世了，彌留之際，家人都陪在身邊。
他的骨灰被裝在一個鞋盒大小精美雕花的大理石骨灰盒裡。盒子被放在骨灰庫的架子上，等著入土。清明節，弗朗西斯去了那裡，說要把爸爸帶出去「透透氣」。她從架子上拿起骨灰盒，來到溫暖的陽光中。這是專門用於燒紙錢和焚香的地方。她掀開盒蓋子上蓋著的金色布片。蓋面上嵌著爸爸的一張黑白照片，也是她最喜歡的一張：穿著黑色運動衫和白色正裝襯衫，一邊嘴角微微翹起，略含笑意。她像在機場接人一樣大喊一聲「爸爸」，彷彿父親只是去了一次長途旅行，又跟她在接機口重逢。
過節吃飯，弗朗西斯和哥哥陪著母親跟爸爸說話。「我做了你最愛吃的，燉豬蹄。」媽媽邊說邊把菜放在骨灰盒旁。「抽根煙，爸爸，」弗朗西斯說著，點燃一支煙，放在地上。哥哥則倒了一小杯白酒，舉了舉杯，然後放在點燃的煙旁。弗朗西斯說，亡故的親人每年這個時候，回到我們身邊。
她的母親燒了各種各樣的紙錢，這在陰間屬於法定貨幣。她端出更多的菜，催父親多吃點；又講了他離世後家裡發生的事情，讓他放心，大家都挺好。她還說，丹丹的老公都搬去荒地了呢。弗朗西斯補充說：「那兒每個人都想您。他們一直問起您。但您現在就跟我們一起吧，這兒暖和點。」
兩個小時，一家人就這樣陪著他，坐在陽光裡。
「這片兒沒有墳，也沒啥稀奇的。」三姨坐在炕上說。「死了就死了嘛，不見了。」
她穿一件鼓鼓囊囊的黑色絲質棉衣，黑色布鞋，頭上還有一頂破破爛爛的黑色氈帽。灰白頭髮打著卷，從帽子周圍垂下來。說話的時候，一顆齙牙不斷觸碰到下嘴唇。她感覺像那種「萬事通」的圖書管理員，熱情活潑健談和弟弟三舅的沉默寡言形成鮮明對比。她經常默默把我在社交上的失禮看在眼裡，等過一段時間，她覺得我不會尷尬了，再告訴我（其實無論何時告訴我，都還是會尷尬的）。「去瞅瞅朱姨，」她說，「給她捎點兒肉去。讓她做給你吃。幾個星期前你經過她家，沒去看她在沒在，沒去打招呼。」
如果我是啥大人物，肯定會選三姨做我的總參謀。不過我沒權沒勢，所以她就只是我最喜歡的阿姨。她住在紅旗路旁第一個房子裡，離中學只有八百米。這是這片兒造得最牢固的房子，不是磚砌的，用的是混凝土。「我從來沒當過農民。」她說。她父親是個共產黨幹部，1950年代被派來荒地監管一個國有糧食倉庫的建設。現在那個火車站附近的倉庫已經廢棄了，外牆全部生銹。在五十五歲強制退休年齡之前（女性的退休年齡。男性可以工作到六十歲），三姨在村政府做幹部。而現在她的主要工作就圍繞紅旗路邊那些粉色和白色的虞美人展開。「我自己花錢買的種子，」她經常跟我提起，「那時候東福米業還沒給村裡花錢呢，我早就種了這些花，街上能漂亮點兒。」
我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經常會去看看她。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必須去，三姨家有扇窗子正對著紅旗路，從路上過的人基本上逃不過她的眼睛。
我喜歡跟她丈夫坐下來聊聊。這個男人和我一樣，很好地融入了女方的家庭。他讓我叫他三姨夫，不過最正確的叫法是三表姨夫。他慈眉善目，大大的眼睛裡總是閃爍著好奇，笑起來嘴巴抿得緊緊的。滿頭白髮剃得很短，能看到斑斑點點的頭皮。他瘦瘦的，藍色嗶嘰外套和褲子都有點大，鬆鬆垮垮地飄著。
他喜歡看比賽，所以我倆經常坐在炕上，看電視上播的體育比賽，隨便什麼都行。下午一般會播女子排球，或者重播英超聯賽的某一場比賽，要麼就是斯諾克檯球比賽。三姨夫不太喜歡斯諾克，我還蠻喜歡的，因為打出一桿之後和下一桿之前那長長的沉默中，三姨夫會跟我聊天。然而，每次他剛起個頭，跟我講他怎麼來到荒地的故事時，比他更高大更結實的三姨就進屋來，打斷了談話。她簡直就像一個談話中的大雪球，從山頂上直直地滾下來，那股氣勢藐視一切，存在感爆棚。
「那前兒我們都說啥你知道嗎？」她問道。「要是病了，你要麼繼續活著，等病好；要麼等死。這邊根本沒醫院，沒診所。我有個姐姐，已經上了學，你丈母娘有個妹妹。她們倆都死了，得的是肺結核還是肺炎，那前兒根本不知道啥病，病了要是好不起來，就死了。沒其他的，不像現在，帶病還是能活得挺好。你來的時候我們還在嘮那些墳。今天是清明。她們的墳在哪兒？沒了！毀了！都只剩下田了。現在大家都是火化，骨灰放在吉林附近。我們這兒那前兒還有個廟呢，56年也給拆了，當時這兒變成個生產隊，荒地建了村。」
歷史就從那時開始。
「今天這風，大得呀，」三姨說，「從蒙古來的風。刮過去天氣就好了。你媳婦兒說香港天氣怎麼樣？大太陽？很熱？一個國家有這麼多氣候，真不錯哈。那邊還樹綠花開的，這兒就下大雪了。我的花兒全都凍了。」
她丈夫把目光從電視上移開，注視著她，眼裡全是愛。
她沒注意，繼續滔滔不絕：「我小時候，住的那個村兒離吉林更近，叫沙河子。到處都是小山丘，一座連著一座。我們用樹枝啊，廢料啊，做了雪橇，就盼著下雪。天天在山上滑雪。我沒有冬天穿的棉鞋。一直穿這種布鞋。到處打著補丁。回家臉凍得通紅。但都挨著吃飯才回。你知道我們那前兒吃啥不？」
鄉村裡的回憶通常都離不開食物。
「大豆玉米面窩頭，醃小菜兒，有時候還有土豆。夏天的時候吃黃瓜、辣椒和茄子，啊，肯定還有白菜。我們能種的就這些。沒肉吃，過年才有。就是一塊兒豬肉。那前兒沒誰給紅包。老百姓誰有錢啊？那是40年代，解放前。到我孫子孫女兒就不一樣嘍。」
我問三姨知不知道是她哪個親戚先來東北的，什麼時候來的。「我在這兒主要是因為我的先人吃不飽肚子！」她大笑。「原來在山東省，那兒大饑荒。哪一年？那兒總在鬧饑荒。根本不在意哪一年。就是饑荒年唄，這個名字不錯哈？」
三姨夫大笑一聲，甩給我一個眼神，好像在問：「她是不是很有趣兒？」
「兩兄弟每人背了個小包袱就上路了，走了一年，跨過長城，來了東北。他們倆吵架了，沒人知道為啥。也沒人知道他們是哪個村兒來的。結果他們就分開走了，一個繼續往北走，在吉林市住下。我也不知道另一個兄弟咋樣了。吉林那個找了份工作，幫著抬要運走的玉米和高粱。攢夠錢就買了一套馬車，能運更多的東西。他在這片兒買了些地，建了屋，租給做工的人住。」
這是三姨的爺爺，一個種玉米的人。「我們運氣挺好。總有玉米面兒吃。那前兒房子都是茅草啊，樹枝啊蓋的頂，屋裡就存著很多玉米棒子。不過天氣還是冷。每年就這段兒，開春的時候，我們就用新的泥把牆再糊一層。冬天打霜，牆上都鼓起泡，房頂上耗子到處亂躥。」
三姨舉起雙手，手指靈活地擺動，好像十隻亂躥的耗子。
她爺爺在村子附近的鎮上開了個糧店，不過在松花江對面。「他跟我講，我們原來住的那個地方現在被水全淹了。沉下去了。他還說以前老用蘆葦編了筐子，拿著桿子，划著小船，在水裡逮鯉魚。水很清，一眼就看到底了。冬天把冰弄破，伸下去逮青蛙和大頭魚。像這樣！」
她抬起手戳向我的膝蓋。三姨夫驚得往後縮。三個人哈哈大笑。
「你講這些故事好像都講得不耐煩了，」我打趣三姨。但她根本不覺得我在開玩笑。
「不煩！」她突然嚴肅起來。「我從來沒講過這些故事。跟誰講呢？」
三姨夫補充說，這兒的人，什麼都知道。
[1]China Reconstruction，1952年由宋慶齡創辦。創刊時為英文雙月刊，1955年起改為月刊。以宣傳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新面貌為主。1990年1月改名《今日中國》。——譯者
[2]即殲-10戰鬥機。——譯者
[3]美國在冷戰期間修建的避難所，「古巴導彈危機」一旦爆發，可用於防核輻射。——譯者
[4]其實是南方小雞，Dixie Chicks。弗朗西斯說成了Dixie Chickens。——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