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姨戴著她那頂氈帽，彎下身子，給紅旗路邊那些虞美人除草。她問我在溫泉那兒看到了啥，有沒有打聽到東福米業接下來的打算。我們一起蹲著，邊干邊聊。今天是工作日，路上空無一人，只有我們兩個，在黑土裡刨呀刨。
她一股腦兒把心裡想的都說了出來，問我有沒有過度發展這回事。「怎麼就能知道一個地方已經發展得正好了呢？」
在北京的時候，我用四年時間，採訪了很多居民、官員和城市規劃者。沒有一個人問過我這樣的問題。從建築師到開發商再到政府，沒有人想過去問問那些胡同裡的街坊，要把他們的四合院和土生土長的社區給翻修（更普遍的是拆了重建）一新，他們自己有什麼看法。其實很多人應該都會希望遠離佈滿危房的狹窄胡同，搬到設施齊備的新公寓去。有的可能會建議就地改善四合院的供暖和排污，讓街里街坊能繼續快樂地生活在這熱熱鬧鬧存在了六百年的老社區中。中國的首都曾經密密麻麻地佈滿了胡同和四合院，這是特色相當鮮明的傳統城市規劃代表作。然而現在它正逐漸變成一個以汽車為中心，由環城高速和購物城相連接，無計劃擴張的毫無特色的城市。我總會禮貌地指出，美國曾經也是這樣發展的，而現在已經有意識地修正和回歸。北京不用走美國的老路，不用把那些錯誤再犯一遍。這話讓一個官員義憤填膺，他自豪地說：「我們完全有權利再犯一遍美國的錯誤。」加寬道路、夷平四合院、增建地鐵、大修高樓：北京彷彿永遠也不會發展得正好。
儘管各大城市的天際線日新月異，中國仍然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在貧困線以下，日收入不超過一點二五美元。這一點二八億人，大多數生活在農村。
荒地算是比較富裕的農村了，土地肥沃，建有火車站，集市興旺，街道也鋪設得平平整整。然而，隨著晨跑的距離越來越遠，我發現，紅旗路在村外的延伸部分越來越窄，越來越破，最終就是一條小土路。我跑過一些小村莊，路旁沒有商店和學校，只有令人掩鼻而逃的垃圾。木結構的平房油漆剝落，周圍的籬笆也只是用樹枝草草纏在一起。籬笆上還經常掛著粗糙的廣告條幅，賣自家的家禽或宣稱可以幫別人挖井。這讓我想起美國那些比較貧窮的小城，總有人賣自己養的兔子，或提供理發服務。站在屋外的人們穿著破爛的棉襖，雙手揣在衣兜裡。我一路繞過路上的泥水坑，他們就直愣愣地盯著我，什麼也不說。我感覺自己就像是當街小便被逮個正著。
一天早上，室友關先生出發的時候，我也起了床，和他一起跑到松花江。他捕魚的地方和我想像中數百年來的樣子一模一樣。和吉林市不同，這裡的河岸沒有水泥修築的平整堤壩。農田旁邊就是沼澤，裡面的水暢通無阻地進入溝渠。關先生站在水淺的地方撒網，看上去彷彿是來自過去的影子。他說有時候在荒地市集上賣魚的時候，會有來溫泉一日游的城裡人舉著相機拍他。然而，他不是他們鄉村情懷中一個頗有懷舊感的人物，他是關先生，一個努力謀生的鄉下人。
我沿著松花江的大灣往北跑了將近五公里，一路上沒有橋，沒有輪船，沒有人。連賣礦泉水的都沒有。要知道，在中國，跑進深山裡都能遇到賣水的。一隻喜鵲陪我跑了一程，它在電線間翻飛，電線桿子是木頭的，上面還有樹皮。
我跑到一片新種的玉米地。地上散落著先鋒牌種子的大袋子。我的第一感覺是悲傷，就連這裡的土地，也成了全球化農業的一部分。但轉念一想，這也算是萬物歸宗的體現。先鋒是屬於世界第一大種子公司杜邦的品牌。該公司成立於艾奧瓦州，創立人是亨利·華萊士（後來做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副總統）。而他試驗的第一批雜交玉米種，就是美國和中國的混血。
我又回過去往南跑，跑過一個名為大紅土村的小村落，全都是陳舊潮濕的紅磚房，我真想把它們全部拆掉，到陽光下曬曬乾，再重新組裝起來。
「這片兒以前都是這樣的，」三姨說完，又照顧起她的花兒來。
小滿前一天，三舅把他那塊地上的谷糠都耙掉了，弄成一堆堆的燒掉。一夜間，谷糠堆陰陰地燃燒著，濕氣催生出呼哧呼哧往外冒的白色煙霧，像羽毛。吃完晚飯後我往家走，一路是還在燃燒的灰燼，黑暗中明明滅滅的光，彷彿天上的星座。
第二天一早，三舅雇了個人，開著拖拉機，把地犁了一遍，把灰燼攪吧攪吧變成肥料，從褐色泥地下約四十厘米的地方把新土翻上來。到午飯時間，三舅的地看上去就像一大塊布朗尼蛋糕。踩進軟綿綿的肥沃土壤，一下子就淹到了腳踝。
有機農場成本太高，需要的勞力三舅也管不過來。他來來回回走著，噴灑著粳傑612除草劑。這種藥劑的主要成分是吡嘧磺隆。包裝上用中文寫著，兔子、倉鼠、鵪鶉、藍鰓太陽魚和老鼠不可服食。「老鼠都不能吃！」我大驚小怪。但三舅說這很安全，人人都在用。事實上，這是廣泛應用於全世界的一種除草劑，各地的牌子不同，比如死硬（這個名字很應景，讓我哈哈大笑）。
村裡打開了水泵，田野被二點五厘米的井水覆蓋。機械化的播種機將種子撒到田里，水泵再次打開，再次淹沒。三舅的莊稼就這樣躺在地裡等著豐收的季節。他慶祝的方式和每天結束時的慶祝沒什麼兩樣：在炕上吃頓肉，喝點啤酒，看《新聞聯播》。
6月，節氣從芒種換到夏至，荒地的景象也變成綠油油的千里沃野。紅旗路成為一片綠海中的灰色水流。白茫茫的冬天和雨水浸淫的春天之後，燦爛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又回來了。我敢發誓，我能感受到萬物的光合作用，嗅到它們產生出來的葉綠素（也有可能是除草劑的味道）。
田野也彷彿熠熠生輝：農民們在桿子上綁著光盤，既能反射陽光，又能嚇退企圖來地裡偷吃的麻雀。平靜的水面偶爾蹦出一隻青蛙，游來一隻鴨子，躍起一條魚。三舅說，這些動物是最好的「殺蟲劑」：青蛙吃螞蟻之類的蟲子，鴨子負責蚯蚓什麼的，魚兒們則靠菌類果腹。
來了這麼久，我還是第一次明白弗朗西斯對荒地那份割捨不下的歸屬感。這裡和中國的城市不同，地理特徵幾乎沒變。三舅這個房子原來是她住的，景色和如今並無不同。反觀北京，我們倆喜歡的很多地方，包括曾經一起教書、生活和戀愛的那一整片地區，已經全部變了樣。我們舊地重遊，卻無從懷念。那段過去只能存在於我們的回憶中，慢慢褪去顏色，完全無法挽回，有時甚至會錯覺根本沒發生過。
弗朗西斯說，鄉下很少會讓人產生這種懷舊的感傷。不會有人感歎過去的好時光一去不返，只有一輩子都守在這裡的一大家子，無論好日子、苦日子，永遠一起生活下去。一個週末她來看我時，兩眼放光，拉著我急急地跑去田里，小時候，她就是在那裡坐著，玩著濕潤的黑土，看外婆彎腰種稻子。外婆一邊勞作，一邊溫柔地唱著那首兒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裡。我問燕子你為啥來？燕子說，這裡的春天最美麗。」
三十年後，弗朗西斯依然能清楚指出那塊地方。她眼中映著遙遠過去的清晰印象，因為高興，眼眶裡甚至有些薄淚。
怎麼就能知道一個地方已經發展得正好了呢？東福米業的廣告牌上說自己的目標是建設東北小康村。但三姨提醒我說，親手建設這個村子的，是我的鄰居們，包括三舅。五十年前，荒地還是一片沙丘和泥沼。
往前再數一個世紀，經過周邊地區的探險家在日記中描述這片土地，說這裡讓他們想起拓荒者丹尼爾·布恩在肯塔基的經歷，以及劉易斯或克拉克穿越美國西部的情景。有人拿培根熬的油在臉上身上塗了厚厚一層，好抵禦那些巴掌大的蚊子。1886年，一個印度文官機構的官員來到此地，搜集不同種類的動植物，之後寫下了第一份涵蓋廣泛的東北調查報告。他找到的基本都是小蟲子。「我找不出任何語言來形容這裡種類繁多的蚊子、小昆蟲、蜜蜂和牛虻，我們每走一步都要遭到這些東西的襲擊，」亨利·E·M·詹姆斯回憶道，「我們每個人都武裝了一個裝有馬尾巴的鐵耙子，一路奮起驅趕。這種徒勞的努力彷彿更激起了敵人的鬥志，讓進攻更為惡毒和猛烈。我完全被打敗了，筋疲力盡，根本無法前進，也無法保護自己不被叮咬。有時候我有氣無力地抬起手，朝自己臉上打一下，一次能打死十幾隻。」
為了對抗這些吸血狂魔，不讓它們「在臉上留下彈孔般的傷痕」，詹姆斯說中國居民們耕地時會在頭上戴上鐵環，鐵環上固定著冒煙的木頭。「要是非要找個令人生無可戀的時候，」他寫道，「那必定是滿洲的夏天。」
他的旅伴是個三十三歲的英國中尉，名叫榮赫鵬。後來，在英國和俄國的大博弈[1]時期，這位沙場征戰者領導了一場侵略西藏的行動，殺人如麻。後來他回到英國，成為皇家地理學會的主席。1936年從拉薩撤退時，他忽發奇想，成立了「世界信仰大會」，支持泛神論和自由博愛。
1886年遠涉東北時，年輕的榮赫鵬也為蚊蠅所困。「新的人間極刑誕生了。」他寫到了渾身是血被蚊蟲叮咬弄得發瘋的騾子。為了減少叮咬，在無比炎熱的夏天，探險家們還是生起了一堆熊熊烈火，整個身體躲在火堆後面，才得以安睡。「當然，我們嚴重缺乏睡眠，這一段旅程實在艱辛無比。」
要是這些小飛蟲沒能讓你繳械投降，東北虎也能要了你的命。「歸隊的信號發出後，要是還有人下落不明，」另一位旅人回憶道，「他們就會認為這人成了野獸的腹中物，或是不小心迷失在山野間。」
旅人們進入高山樹林，湮沒其間，只因太過林深葉茂。18世紀，一支隊伍經過長達九天的穿越，「不得不讓滿洲兵士砍倒好幾棵樹，以便觀察太陽，辨認方向」。一百年後，這些樹林卻面目全非，榮赫鵬寫道，「目之所及，只有光禿樹樁而已」。
19世紀關於東北的遊記，大多都冗長繁瑣，記錄自己的精神如何在枯燥的長途跋涉中崩潰。1896年，一位英國領事來到吉林，寫道：「道路極其危險。盜匪橫行是家常便飯。旅舍數量極少，互相之間相去甚遠。入夜還在戶外行走，極易招來禍事。」第二天一早，他正在給自己的左輪手槍上子彈，說時遲那時快，一顆子彈「呼嘯進入我們適才坐臥之地，射在對面牆上，泥土飛濺」。
隨著清帝國的衰落，強盜土匪鳥槍換炮，變成軍閥，雖無虛名，實際上卻掌握了東北的控制權。一個發了橫財的中國礦工，自稱邊塞可汗，在森林裡建立了一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總人口達五千。後來他又將「王位」傳給子孫，直到1925年其重孫「退位」才告結束。滿洲的強盜土匪經常戴著紅鬍子的面具，所以也被統稱為「紅鬍子」。他們橫行霸道，肆意佔地。一個諢名馬瘋子的土匪，在整個東北的城鎮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北京政府不得不派遣了一支四千人的皇家軍隊前去追捕和剿滅。
19世紀時，夏末的霏霏淫雨總會沖掉道路上那些騾子拉車時留下的痕跡，一切變成澤國。修路的意思，不過就是在已經挖開的凹槽旁再開挖新的而已。冬天，這些道路便會封凍，沒有避震的馬車經過時，不停地震動打滑。
探險家亨利·E·M·詹姆斯，裹著厚厚的羊皮襖，冒著暴雪和零下40℃的嚴寒，卻好似並不在意極端的氣候。「只要北風不吹，這寒意便顯得平易，乾脆，令人振奮。」接下來的描述卻讓我想起自己冬天在紅旗路上痛不欲生的行走，「然而，北風一吹，慘狀不忍多述」。
他一天行路將近五十公里，相當滿意。然而，天黑時隊伍來到一個貌似可駐紮之地，往往只能找到一個搖搖欲墜的旅店，不過是幾間矮小的泥棚，還散發著牛糞的味道。店裡提供的伙食，是「一些無法下嚥的豬肉」和「放了六個月的鹹蛋熬成的糊」。相比之下，他的旅伴榮赫鵬的經歷則幸福許多，他在一個邊防的軍需商店，買到了一罐新加坡的鳳梨罐頭。
不過，旅程基本上還是被濃厚的愁雲慘霧覆蓋著。榮赫鵬先抱怨了一通當地人總是盯著他們看，然後說：「但這是每個來中國的旅人司空見慣的經歷，我所說的已被前人描述過上百次。」他偶爾的樂觀也許來自旅途中發現的鴉片（「在我看來，這是上帝的恩賜之一」）。同時，他和今天到東北旅遊的人們一樣，愛上了這裡的特色食品：餃子。他說，餃子「色味鮮美，輕柔彈牙。滑如果凍，入口即化」。
東北有僅次於長江的中國第二大河流水系。但當時支流淤泥堆積，河道寬而淺。松花江流經某些區域，寬度可達一千六百米，深度卻不到一米。河道交通只能依靠首尾高高翹起的高桅舢板。蒸汽輪船完全無法通行。1856年，美國總統皮爾斯派一位海軍上校前來考察此地的水文，看是否有通商潛力。上校報告說，先鋒隊向船舵手報告河道深度的工作「進展緩慢，因為他們不得不辛苦在沙壩中插上桿子，或者用纖繩拖著船在淺灘行進。這令我想起密西西比河與俄亥俄州早期的駁船和龍骨船」。上校覺得自己最初的通商提議可能會因此被棄之不用，於是相當有先見之明地提出可以修建一條鐵路，連接歐洲與滿洲，直通太平洋。
此處的河流也極易氾濫成災。17世紀，一位法國傳教士陪同清朝皇帝來到吉林，他記錄了一場洪水，撕破漁網，沖毀船隻。大家不得不狼狽地退守陸地。「吾輩竟成游魚之玩笑，」皇帝當時感慨道。周圍被水沖積出來的平原上，全是半個身子陷在淤泥中死去的駱駝和馬。「就連皇上都被迫步行，唯恐坐騎陷落淤泥。」
1886年，來到吉林的亨利·E·M·詹姆斯發現這個城市的西邊「全年多半時間都在水下。居民划船往來，類同威尼斯」。
詹姆斯和榮赫鵬在這趟將近五千公里的旅途中，承受了蚊蟲叮咬，躲過了猛虎吞食，逃離了強盜刀槍，忍住了天寒地凍，跋涉過破爛道路與凶險河道。穿越滿洲的八個月裡，他們遇見了森林樵夫、淘金工人、大豆農民、佛家和尚和淘人參的。所有人都已經遷徙到新近開放的聚集地，頗有點中國人大量湧入加州參與淘金熱的氣勢。從1850年到該世紀末，吉林省的人口翻了十倍。
詹姆斯和榮赫鵬繼續北上，一路常見拉著棺材的騾車，往相反方向行進。「裡面裝的都是客死滿洲的拓荒者，」榮赫鵬寫道，「被帶回他們的家鄉。」每個棺材上都放著一個籠子，籠子裡蹲著一隻公雞。「生者希望公雞的鳴叫，能讓逝者亡魂不滅，隨著隊伍翻越長城。否則亡魂會四處飄蕩，忘卻肉身，導致身體歸鄉入土，魂魄卻不知所屬。」
不久以後，東北就要從一個荒涼的帝國邊關，變成國際鐵路交會點。如果上述描寫拍成一部電影，場景到這裡就該漸漸淡出了。一片黑暗中，能聽到騾子拉著吱吱呀呀的木車，走過那些泥濘的凹槽。北風呼嘯而過，吹彎了地裡及肩的高粱。草垛間大約還藏匿著戴面具的土匪。金髮碧眼的西方人經過忙不迭躲開的中國人身邊。公雞在棺材上響亮地鳴叫，提醒亡魂保持清醒。
我和弗朗西斯在吉林市的一條主幹道上閒逛。路兩旁的商店在中國隨處可見：鞋城，肯德基，襪子世界，韓國辣醬湯餐廳，手機大賣場，麻辣哈哈鴨脖王，又一家肯德基，裡奇波士和格威特等牌子的專賣店。接著就出現了此處獨有的東西：一棟在1930年吉林大火中倖存下來的建築。吉林所有的木結構房屋都在那場大火中化為灰燼。那棟建築就佇立在松花江邊，是一座灰磚修築的教堂，由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於1926年修建，哥特式的尖頂與周圍那些死氣沉沉背面貼著白色方形瓷磚的辦公樓格格不入。就算大多數吉林人只是來這裡搔首弄姿地拍照，教堂裡每天仍舉行彌撒。
我們沿著濱江的人行道漫步，沿途經過乒乓球桌，籃球場和比較輕鬆的鍛煉工具。在上面轉來轉去的都是些老太太。「他們應該把這些老人的鍛煉場所標記在城市地圖上，」弗朗西斯說，「這些地方都是重要地標，來這裡肯定能問到路。」
然而地圖上只能看到一片水，水上畫著鴨子。我們往實地一看，嘿，還真有鴨子。
「這些都是假的吧？」我說。「這裡本來是皇家船廠的所在地。所以廣場上才有船的雕塑。」
「這些鴨子的位置也很準確呢，」弗朗西斯又低頭核對了一下地圖，「更新得還真及時。」
地圖上還用有些難以辨認的字標出了河對岸叫做聖母洞的一處所在。我們倆都沒聽過。但在一片鮮花盛開的榆樹之間，我們看到一個白色的尖頂微微冒頭。
我們叫了輛出租車，過了橋，司機把我們放在一條凹陷的水泥路路口。「我沒法從這條路開到河邊兒去，」司機說，「回來的時候絕對上不來。你們走過去唄。」站在一個製造鋁合金門窗的小工廠門前，我有點猶豫，等著也許躲在暗處的看門狗先出手。但弗朗西斯指著一個銹跡斑斑的藍色小牌子：退休之家。「這兒不會有狗的，不然老人們會抱怨狗叫太吵的，」她依循著人之常情猜測。
我們往低處走，穿過空空的房子，沒有狗。路的盡頭是一扇高高的鐵門，門口的牌子上寫著天主教吉林神哲學院。往裡瞟一眼，好像也空無一人。學校旁有公安局豎的標誌：嚴禁燒烤。勿丟垃圾。保護聖母洞環境衛生。
道路變窄，只得一條小小通道，轉過一角，見小山山體上不到四米高的一個洞，裝飾著黃色塑料菊花的花環。聖壇是一塊中間有凹陷的花崗岩石板，上面一個壁龕，裡面是聖母馬利亞的塑像。神像面對著六條簡單樸實的木長凳。洞裡有泉水叮咚作響。
「這個還挺稀奇的，」弗朗西斯說，「東北連佛教洞穴都沒有。沒有佛，居然有馬利亞。」
一塊牌子上用中文介紹了這個聖母洞，始於1920年，也是那個修灰色哥特式教堂的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的作品。1938年，東北一共有將近四百座天主教教堂和一千兩百名法國牧師。同一時期，以愛爾蘭和蘇格蘭長老會教徒為主的清教傳教士也在這裡建立了教會醫院，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當時一位傳教士解釋說，之所以要讓懂醫術的人來傳教，是因為「醫生有巨大的優勢，在消除身體病痛的同時，能得到打開對方精神信仰之門的鑰匙」。這道理到現在也沒變）。也許是因為這些傳教士在接受醫術上的培訓時養成了耐心記筆記的良好習慣，他們在行醫傳教的同時也筆耕不輟，寫下了很多他們對東北的印象。
這些又薄又脆的書在美國圖書館卷帙浩繁的書架上毫不起眼，躲在角落裡積灰。書上前一次的借還日期是用手寫的，要追溯到一個世紀前。書裡的內容令我深深著迷：讓人驚訝的是，大多數傳教士並未言必稱上帝，他們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作為外國人孤身待在東北的感受和見聞，很多文字都表現出歡樂幸福之情。
有個女醫生叫伊莎貝爾·米切爾，我真想和她一起吃餃子。她高大強壯，淺色的瞳仁，蜷曲的褐色頭髮規規矩矩地紮在頭上。這位米切爾醫生出生於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1905年，二十二歲的她來到吉林市。她在日記中寫道：「我也許會哭泣，但並非出於痛苦和憂傷，因為我的心被深深的，深深的喜樂填滿。我終於來到了這片土地，這個我命中注定的避風港。」她來的時候正是隆冬，懷疑自己是不是再也看不到綠草紅花。到了春天，她寫道，東北的顏色就是「泥土與藍」：藍色指的是男人穿的棉衣和「清澈如洗的天空」。她面臨的困窘顯然比我要多得多，但筆下的字句卻讓我想起做和平隊志願者時的情形，努力適應無處不在的好奇目光，期待家書的問候與關懷，慢慢地學習中文。「每天，」她寫道，「我都越來越感覺到，得到允許來到此處，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米切爾醫生總會審視自己的工作是否對當地情況有所改變。後來，她下定決心，不要再詢問這樣做的意義。「在這裡，就是意義。」
二十六歲那年，伊莎貝爾·米切爾患了白喉，不幸芳魂歸西。她被埋葬在吉林的俄國公墓。現在這裡已經變成一個購物中心，找不到她墓塚的蛛絲馬跡。
弗朗西斯和我都對聖母洞的存在而驚訝。介紹上說，「文化大革命」時，馬利亞聖像被毀，紅衛兵在洞裡寫了反基督教的「大字報」。1986年，當地的天主教教徒捐了錢，重建此處，「作為一個反省與祈禱的安靜所在」。洞頂有個小禮拜堂，祈願者的願望潦草地寫在牆上，黑色墨水在白牆上顯得格外清晰。如今，這個禮拜堂已經關閉，訪客唯有毛茸茸的蜘蛛。它們編織著錯綜複雜的網，透過空隙還能看到教徒們給馬利亞的許願，比如：
我希望能掙很多錢。
我希望長高一點。
我希望學習好點。
我希望找個好工作。
我希望媽媽給我買個帶MP5播放器的手機。
「這些人還以為馬利亞是聖誕老人呢，」弗蘭西斯說。
我心想，既然人們要的不是健康和安全，而是最新款手機，那這個地方大概就應該發展得正好了吧？也有些願望比較走心：
我希望母親能好好聽我說話，也希望我能好好聽她說話。我們不能再吵架了。
我希望我女兒脾氣好點。
我希望我父親別再賭博。
我希望找個三十歲左右的好老公。
在我看來，這些話竟有撫慰人心的作用，很有人間的煙火氣。在這個聖骨箱裡，沒有骸骨，而是裝著人們的願望。一個壁龕的整面牆都被一封寫得密密麻麻的信填滿了，弗朗西斯讀著讀著就靠緊了我。信的開頭是這樣的：「我想你，我多麼想念你。你知道嗎？你想我嗎？現在你都不跟我說話了。我們真的要這樣結束嗎？我真的不想就這樣結束。真的不想。生命多麼短暫。」
我摟緊了弗朗西斯。就像那位早逝的伊莎貝爾·米切爾醫生寫的，在這裡，就是意義。
[1]The Great Game，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政治術語，特指大英帝國與沙皇俄國爭奪中亞控制之戰略衝突。——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