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這兒的時候是最高興的了。後來除了通過司法考試那次，從來也沒那麼高興過。」弗朗西斯坐在三舅家的炕上說。「我們當時一無所有。但從沒意識到這個事實，所以也不在乎。我們是一家人。」
她這次北上是要幫我在荒地村租個房子。三舅在炕底下的火盆裡塞滿了當年秋收剩下的干稻草。我們把裹在身上的冬衣一件件脫下來，跟剝皮似的。全村這些平房都靠燒稻草取暖，一個個高高的草堆比房子還高。
弗朗西斯興奮地嘮嗑。我眼前浮現出小時候的她，穿著一件手織的白裙子，滿院子跑著趕雞。「好啊，小雞們！」她大喊著，大笑著。「好啊，小豬們！」在她小小的意識裡，荒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這個院子，這個家，就是她的世界。
弗朗西斯回憶起更遙遠的前塵往事，覺得自己來到這裡是個意外。這裡不是指的她從小長大的，地面用土填平，牆上用泥糊著，房頂上堆著稻草的三舅家，而是說這個世界，她的降生。1962年的一天，弗朗西斯的母親在這間房裡醒來。通過考試，她被東北地區最好的師範學院錄取，但報到註冊的那天，卻被自己的媽媽鎖在房間裡。媽媽言之鑿鑿，女孩子去當老師太難了。那時候政府已經喊了整整十年的口號，號召人民擯棄保守傳統的思想。回憶這段的時候弗朗西斯的媽媽也坐在炕上，說自己沒啥可惜的。她們那一代正經歷新舊中國的交替，和大多數同輩的婦女一樣，這位母親渾身上下彷彿寫滿了自製和忍耐。很快她在荒地村外找到一份工作，成了一名郵局職員。
弗朗西斯的父親來自遙遠的西南省份四川，家鄉是長江上一個整日雲山霧罩的小港口城市，宜賓。十六歲時，他參加了解放軍，被訓練成一名「赤腳醫生」，也就是那些深入中國鄉村地區進行基礎衛生服務和接種疫苗的醫務人員。部隊把他派往東北。那時他想，那裡是北大荒啊，心裡的失望只能努力掩藏起來。然而，到了目的地之後，這片美麗的土地著實讓他驚艷：連綿的丘陵之間遍佈小小的平原，無盡的綠林連接著廣袤的山野。但對於這裡的寒冷，他始終水土不服，直到現在也沒有習慣。大半輩子了，他一直覺得這是他的天敵。日本人可怕嗎？蘇聯人可怕嗎？他們都被人民的軍隊趕走啦。寒冷卻每年捲土重來。部隊沒有把他派往離家近一點的南方。
媽媽郵局的同事說自己認識一個當兵的，沒有對象。她發誓說從沒見過長這麼精神的小伙子。於是安排了一次相親。看到爸爸的第一眼，媽媽就想，還真沒見過長這麼精神的男人呢。稜角分明的瘦臉盤，濃密的黑頭髮，臉上永遠掛著憨厚的笑，看上去特善良，特開心，一點也不尖酸刻薄，咄咄逼人。不過，也許其他地方的男人就長這樣，她又沒去過。
他們的約會內容，就是圍著郵局一小圈一小圈地散步，聊天。他們發現兩人都在十一歲那年沒了父親。這似乎說明了兩人的緣分。
爸爸的派遣令下來了，結果被送往一個更荒涼的地方：內蒙古草原。兩人開始鴻雁傳書。他每年有一次休假機會。於是寫信問，假期能不能去看她。她回信說，「我不反對」。
老兩口的結婚時間越長，關於兩人如何相識相戀的故事就越簡短。我丈母娘總是說到這兒就乾脆收尾，「然後呢我倆就結婚了」。
兩個年輕人墜入愛河時往來的那些書信已經不見蹤影。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紅衛兵抄家給抄走了。他們家沒有經歷過這種中國故事。爸爸是貧農出身的解放軍，對黨忠心耿耿，在那個動盪年代裡基本平安無事。那些用鋼筆蘸著墨水匆忙寫在薄薄的紙上，貼著「工業新中國火車拖拉機」主題郵票的信，就是……丟了而已。為此感到遺憾的，只有兒女們，爸媽簡單地告訴他們：找得回來的就是過去；找不回來的，就當沒做過罷了。
不過，結婚的早幾年他們生兒育女，從孩子們的名字，也能對那些日子父母的經歷略知一二。長子名為晉，是山西省的簡稱。因為他出生時爸爸就在那兒當兵。長女名為海波，是北方沿海省份山東的一個小港口。次子叫哲，內蒙古草原上的一個小城鎮。所有孩子都是在爸爸年假後的九個月呱呱墜地的。出生時爸爸都不在場，不過他說，母雞下蛋，公雞又不看。
之後部隊分配給他一個崗位，在吉林的省會長春。那時候農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異比今天更明顯。有了城市戶口，就意味著能住上更好的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便捷的交通，甚至能吃得更好。年輕的夫婦明白，應該抓緊這個機會離開農村。長春是個大城市，東北鐵路重鎮，中國汽車和電影工業的重要根據地，還有好幾個大學，包括媽媽沒能去上的那所。
不過問題來了：政府認為，農村家庭最好還是待在農村，因此媽媽的戶口轉不到長春去。她再次被剝奪了去那裡生活的權利。軍隊裡的一個人建議他倆，可以退而求其次，搬到荒地村西南邊兩百二十五公里的一個二線城市遼源。兩人都沒去過，不過好歹是個城市。於是舉家搬到那裡，住進了樓房，用上了暖氣和自來水。他倆的父母可從沒享受過這種現代化的設施。
媽媽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工廠做廣播員，為大家宣讀新聞和通知，從某種意義上也算是實現了教師夢。爸爸進入公共醫療系統。1976年，在多年響應「多生孩子」的號召後，城市居民迎來了新政策：計劃生育。政策要求每對夫婦最多生養兩個孩子。自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九億。
上次生孩子已經是八年前了，媽媽突然宣佈：我又懷上了。
但這次沒法生，新政策不允許，在體制內工作的爸爸更不能違反規定。1976年7月，他們準備去把孩子打掉。
就在那個月，裡氏7.8級的唐山大地震重創中國北方，約二十五萬人不幸喪生。華北大地的城裡人為了躲餘震，都從樓房裡搬了出來，住在臨時搭建的帳篷中。等一切重新就緒，媽媽回到家，已經來不及人工流產了。她暗暗鬆了口氣。
孩子是要生的，但說好了抱給別人養。媽媽仔細地從申請收養的人裡篩選，最後選了一名不能生育的年輕女人。然而，孩子降生了，不哭不鬧卻乖覺可喜，活潑愛動，又怎麼捨得把親骨肉拱手讓人？她給孩子取名丹，說一輩子也不離開她。爸爸叫女兒小多餘。他們決定把孩子交給外公外婆，讓她回荒地村。反正進城之前，其他孩子也是在那兒上的學。
在中國家庭裡，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可不是重要節假日才去探望和問候的生活點綴。外公外婆欣然答應撫養小孫女，那真是責無旁貸。但他們不叫她小多餘，而是小公主。
每個夏日的早晨，小公主都會趴在外公背上到田里去玩。全村的人都叫她小公主，都喜歡逗她，把她寵上了天。她是荒地村唯一的奶娃兒，其他農民的孩子最小都到了讀書寫字的年紀。他們和外婆一樣，給她織毛衣，做她最愛吃的菜，還給她講故事。有時是坐在水曲柳的濃蔭下，有時是在炕上。家裡有幾本圖畫書，教小孩子辨別水果、蔬菜和動物。但她根本不用從書上學，這些東西她每天都能看見。村裡沒電視，沒人買得起。也沒有鏡子。人人都跟小公主說，她很漂亮，特別漂亮。所以她相信自己是真的漂亮。外公經常把她放在豬圈旁的草垛裡。她爬到圍欄上，跟豬兒們說話，得到哼哼的回應。它們也說她是個小公主，她說，你們是豬哦。這是大大的讚揚。
春天，外婆一邊種稻子，一邊教她唱兒歌。輕快的調子讓小公主跟著唱起來。外婆的歌聲可溫柔了：「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裡。我問燕子你為啥來？」
「這裡的春天最美麗。」這是小燕子的回答。啊，這個小小的世界多麼美麗，多麼和諧。
「我一點兒也不想走，」弗朗西斯在三舅屋子裡說，「但我沒得選。我們家在遼源，也得去那兒上學。現在去那兒，開車兩個小時就到了。但當時得坐汽車再轉火車，要整整一天呢。」
城裡也唱歌。她在學校裡學的第一首歌是《社會主義好》。大家聲音洪亮，齊聲高喊，情不自禁地點著頭，這首歌強烈的節奏令人無法抗拒。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反動派被打倒！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
社會主義好！
小公主在荒地村的時候，曾經從一棵楊樹上摔下來，斷了胳膊。最近的醫生也在三十二公里以外的吉林市了。外婆把她抱上騾車，顛簸了整整一夜。胳膊沒能跟原裝一樣，有點彎，但不怎麼看得出來。不過弗朗西斯的檔案裡提到了這一點。城裡的老師皺著眉頭記了一筆。這個缺陷倒讓她如願以償，免於參加學校的韻律操隊和歌舞團。她不用跟著尖利刺耳的旋律轉動紅手帕，也不用舞著綢子扭秧歌。她連看這些表演都沒興趣。她知道，插秧的時候誰會像那樣扭來扭去。看那些跳舞的，臉上的笑也太假了。寒風中深深彎下腰，冰冷的田水沒過腳踝，是非常辛苦的勞作。
中學裡，她經常在「建設社會主義」這門課上打瞌睡，不過有老師誇她聰明。她的語文和英語是很棒的。1990年代的英語課本要求學生背誦如下對話：
A：Where is the Red Lobster restaurant located？（「紅龍蝦」餐廳位於何處？）
B：May I suggest our specialty：lamb chops garnished with spring peas and mashed potatoes？（建議您嘗試我們的特色菜：羊排配青豆和土豆泥。）
A：Lobster with mayonnaise sounds inviting.（龍蝦配蛋黃醬聽上去不錯。）
B：Permit me to pour you a glass of champagne. It's on the house.（請允許我給您倒一杯香檳。免費贈送的。）
語文課本收錄的古典小說中，女性角色都散發著美的光輝。她們身輕如燕，冰肌玉骨，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然而，弗朗西斯是在農場長大的。她的皮膚和辛苦勞作的農民們一樣，黑黑的，沒有城裡人那麼白。她個子高，髮色淺，髮質脆，像小時候和小豬們一起躺過的稻草。她不太明白，為什麼中國女人美的標準變成了像外國人。她笑會露齒，大笑就更豪放，像個小子，拒絕用手捂嘴。她也不願意「像個女孩子」那樣好好站著，雙手老老實實放在兩側。照片裡那個女孩，兩手叉在屁股上，雙肘形成尖銳的角度，看起來像只風箏，想要遠走高飛。
「那會兒我一個女孩子，可討厭鏡子了。」弗朗西斯回憶。「城裡到處都是鏡子。家裡有，百貨商店裡有，每個學校進門的地方都有。」她想念鄉下，在那裡，她唯一的「鏡子」，是外婆笑意盈盈的慈祥雙眼。
就算到現在，弗朗西斯也是全村的寶貝兒。為了幫我租房子，她在1月的一個早晨到達。來的那輛公交車上，乘客們呼出的氣全在車窗上結成了霜，像籠罩著一層薄紗。弗朗西斯裹得嚴嚴實實，戴了帽子，圍了圍巾。結果一個上了年紀的乘客看了她兩眼，高興地喊出了她的名字。她二十年沒回來了，而荒地村道路上，童年的一幕幕再次重演。沒有擁抱，但大家都圍上來熱情攀談，彷彿她不過是進城辦了點事。六十六歲的三舅幾乎是滑著出門的，嘴裡喊著她的名字。
屋裡有一桌熱氣騰騰的飯菜和一群等著嘮嗑的親戚。弗朗西斯盤腿上炕，和他們嗑著瓜子，談起外婆的過去。大家大聲啜飲茉莉花茶，屋裡不時響起東北方言裡的語氣詞，比如「哎呀我的媽呀」和「嗯呃」。七大姑八大姨警告說，她必須馬上懷孕。混血兒都漂亮，她們說。不過一定得多吃蘋果，一個女的提醒她，不然孩子的皮膚可能會太黃。
弗朗西斯轉轉眼珠，向我傳遞了一個心照不宣的微笑。她的黑莓手機一直在響，報告她手上一個融資收購案的最新進展，涉及金額達三億美元。但她一直把手機揣在兜裡。在中國，律師不是什麼很有影響力的職業，所以沒人問起她的工作。一大家子在炕上把弗朗西斯團團圍住，不約而同地催她生孩子。三舅和我在旁邊房間看晚間新聞，女人們的笑鬧聲一陣陣傳來，「哎呀我的媽呀」不絕於耳。
連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都會問起我倆的關係。十三年了，很多問題我們都耳熟能詳，甚至能洞悉一個人的想法，彷彿看著這些問題在他腦海裡漸漸形成，就像那種泡泡形的圖框裡畫出來的漫畫。比如，跟外國人結婚？哪個國家的？拿美國護照，不錯啊！不過中國就找不到男人了？嗯，生孩子是挺好看的。混血兒都好看，而且聰明。又漂亮又聰明。不過孩子還是長得像你比較好。
這些問題都算好的，特別是跟西方男人主動跟我聊起的問題相比。一般都是這樣開頭，「你懂的」。我不懂。我也不想懂。我倆從沒在公共場合大吵大鬧，也沒穿過情侶衫，她家的親戚沒讓我買過電器，沒發生過1990年傑拉爾·德帕迪約主演電影《綠卡》裡的情節。我總是回答：「我倆不是那樣的，哥們兒。該吃吃該喝喝吧你。」
而跟這群家人就不太一樣。他們當然都是好意，但問題之多，讓人吃不消。他們會問弗朗西斯做城裡人是啥感覺。問美國教育如何改變了她的思想。問我們在哪裡養孩子（對了，我倆這時候應該馬上去生孩子，待在這兒閒聊簡直罪不可赦）。我們為什麼不搬回來？讓全村一起養！什麼，必須回香港繼續忙事業，這是啥意思？為什麼不像大家一樣，趕緊當媽？你怎麼解釋都沒用，他們對你在村外的世界一無所知。
天黑後，大家陸續告別，忙亂得發昏的弗朗西斯告訴我：「回了家，你就又變成一個孩子了，真神奇。我討厭這樣。但是很甜蜜。」現在的中國人一切都向前看，不顧一切往前衝，她說：「能回來看看你的根，一切都還沒變，挺好。」
第二天一早，我們冒著寒風，步行去看荒地村唯一的空房。2月，農曆新年和節氣立春不期而遇，但感覺上，春天還遙不可及。
不過我覺得，風景還是很美的。
「真正住在鄉下，可就看不到這些了。」弗朗西斯說。「你眼裡只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自己的家，自己的村。看著這些，你絕對不會想，『啊，真美』。」
她打量了一陣東福米業的廣告牌和指向溫泉度假區的標示。「大家費老勁兒跑這兒來泡水？」她問三舅，三舅淡淡啊了一聲。「我小時候，」弗朗西斯說，「我們特別討厭在水邊走：田里全是魚啊，青蛙啊，螞蟥啥的。」只有偶爾造訪的人，才會覺得鄉村多麼浪漫。
在中國農業銀行荒地分行的頂樓，能看到將近五百米的紅旗路被冰雪覆蓋，路兩旁有很多商店：種子店、餃子店、火鍋店、澡堂、診所、藥店、壽衣店，派出所和村政府辦公室。還有些特別勇敢的小販，裹著軍大衣，賣著一盒盒山楂糖雪球、柿餅和手臂長短的凍硬了的刀魚，一般都是當天早上從松花江撈上來的。鐵道附近有個小化肥廠，一間政府出資的糧倉和一塊生銹的廣告牌，上面推銷著苦瓜啤酒。還有一個紅磚房，頂上一幅畫，主角是個渾身彷彿散發著聖光的農民，戴著草帽，耕耘在「幸福的土地」上。
在我眼裡，這一切都很迷人，是中國城市生活的擁擠、污染和喧囂之外的片刻喘息。生活必需品近在咫尺；農業銀行的ATM機甚至能接受美國的借記卡，直接按匯率吐出人民幣。
弗朗西斯說：「我們現在看這一切是挺迷人的。但住在這兒的人覺得這裡和城市天差地別。你永遠想要走出去，離開這裡，把家人也帶走，去城裡過好日子。」
我本來以為村裡是逐漸人去樓空，蕭條荒涼的狀態，結果荒地村相對來說還挺繁榮的。「有些人不種稻子，或者把地交給東福米業，但還是住這兒，反正不要錢，然後每天去吉林上班。」三舅說。「有的人已經同意搬到那個公司的新樓房，他們原來的房子很快就要拆了。」
弗朗西斯和我如果要在這兒買房子，是不合法的。只有農村戶口的居民才可以。這一法規令農村地區免於房地產炒作，但也把農民們綁在了村子裡，因為他們的房子賣不掉，所以也沒法搬走。不過，最近出台了新規定，農民可以出租房子，甚至土地。
一天早上，我獨自走在紅旗路上，一輛豐田陸地巡洋艦開了過來。司機是個從沒見過的陌生人，他說：「嘿，老師，聽說你在找房子。」
他是村長。沒想到荒地村的領導不是穿著中山裝的乾癟老頭，而是個瘦高個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穿著卡其褲和一件鼓鼓的「北面」夾克。他沿著田野間新開闢出來的一條土路，開往一些水泥平房的集中區。從遠處看，那些房子像矮矮的碉堡似的。
「你可以租個這個。」他邊說邊打開一間車庫的門。「東福米業把這個修得很現代。把老房子讓出來的農民就能住進來。不過沒多少人答應。現在公司修的就是樓房了。」
「這些房子挺新的，會被拆嗎？」
「可能吧。」他說。這話在這兒相當於「當然了」。
他的聲音在這個混凝土組成的空殼中迴盪。與其說這是個住所，不如說是野獸派的雕塑。就連屋裡的炕也不是傳統的紅磚，而是混凝土澆築的，沒有上漆。地面、牆面和天花板都是鉛灰色，看上去沒有完工。
「還得鋪地板，再來點兒裝修什麼的。」村長說。「還要搬點傢俱過來，估計窗玻璃也得換。廁所需要修一修，不過是室內廁所，可以沖水的。你再安個熱水器，就能洗澡啦。廚房裡來兩個煤氣罐，弄個灶。這些燈也是壞的，你得修。啊，對了，」他邊說邊扯了扯身邊一扇門，門框已經鬆動了，「這個也得修。」
除了這些之外，房子挺「完美的」。
我又不知不覺陷入了在中國處理得最糟糕的局面：要拒絕一個建議，又不能讓提建議的人丟臉。要是那人是個領導，拒絕的風險就更高。我不想給家人和自己找麻煩。在鄉下，說話要字斟句酌，否則要是有人記了你的仇，怨氣可是越來越重的。我心裡一慌，跟村長說了大實話：
「我想租個普通的平房，和那些農民住的一樣。還有這個房子太破了，好多地方得修。我不想花錢修別人的房子。而且這個還可能要拆呢。」
「有道理。」村長說。
接著我做了更蠢的事，問他這是誰的房子。
三舅說我「腦袋讓門擠了」。「帶你去，不就是去他的房子嗎。」三舅說。「他這人精明著吶，生意做得好著吶。他在東福米業有關係。跟辦那個公司的一個人的妹妹結了婚。他妹妹在小學教英語。」我心裡暗暗提醒自己，要去一趟這位老師的班，幫她上堂課，好跟村長緩和下關係。
三舅聽說村裡還有空房，在派出所後面。他沒敲門，直接拉開高高的錫板門，走進一個院子，數百隻蠟燭燭光閃爍，環繞著十幾座佛陀金像。
「屋主的丈夫拋棄她走了，所以她做了尼姑。」三舅解釋。「她馬上要去一個廟裡了。她說歡迎你住在這兒，但是蠟燭不能滅。也因為這個，房租很低的。」如果我願意做點燭童子，尼姑收的房租相當於每月二十美元。在吉林市，一套面積只有一半的公寓，房租是這個的十倍。
「但是你要到處跑的……」弗朗西斯提醒我。
「就算蠟燭滅了，誰知道呢？」
「人人都知道，」三舅說。村裡哪怕芝麻大點事也是人盡皆知。「一傳十，十傳百」這種最初的社交網絡，是無線的，甚至和現在的互聯網一樣，片刻間走遍千里。
1947年一本名為《鄉土中國》的書中，一位著名的中國社會學家回憶他在農田里長大，上學時被佈置寫日記的經歷。書裡寫到小時候的日記，第一篇寫自己「晨起，上課，遊戲，睡覺」。後面每篇都寫「同上」。就連一個小孩子都覺得鄉村生活枯燥無味，記日記甚至回憶，都是多餘。「秦亡漢興，沒有關係，鄉土社會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觸著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裡藏著本姓名錄、通信簿。在鄉土社會中黏著相片的身份證，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個村子裡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絕不會因之認錯了人。」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村裡的人們沒法自由外出尋找工作，再加上一個村莊在地理上相對的孤立狀態，鄰里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互幫互助相互依靠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自然地延展下，就形成對外來者的不信任。很多外國人來中國都會有這種感受，陌生人會對著他們大喊「老外」。那感覺，就像一個水球爆炸，涼水當頭澆下來。
在村子裡，就連中國人也會有這種感覺。走在街上，弗朗西斯發現來來往往的陌生人並未對我倆出現在荒地表現出好奇，他們的臉上只是寫滿了問號：我們認識這倆人嗎？於是就會出現通常的寒暄：誰家滴哈？等我們報出個他們很熟悉的姓，問話的人明顯鬆了口氣。姓一報，有了歸屬，我們就不是陌生人了。
我很想知道荒地這個村名是怎麼來的，還想知道村子的起源。街上的報刊亭裡賣很多雜誌，封面上有科比·布萊恩特，還有日本漫畫期刊。沒有一本關於當地歷史的書。這不算什麼怪事。就連吉林省那麼多大大小小的書店和新的市立圖書館裡找到的書，也只是簡單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複述封建時期的吉林，日占時期的吉林和解放後的吉林。我特地將搜索範圍擴大到同時期的東北地區，也沒什麼收穫。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找不到相關史料還別有緣故。在獨生子女時代出生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們，需要找個收入穩定的工作，好孝敬父母，供養子女。他們可不敢冒險，泡在一個地方，為了寫一本可能永遠無法出版的書而傾盡時間和精力。事實上，關於中國的農村，我讀到的最好的「回憶錄」，是一本厚厚的學術著作，作者以自己位於華中地區的故鄉為例，闡述了那裡經濟政策的變化。書裡，他寫道，從1980年代開始的多年來，很多中國農村都用他們的檔案作為燃料，生火做飯。在大家眼裡，這些資料微不足道，沒什麼保存價值（這位作者目前在得克薩斯大學教授中國歷史）。
荒地村政府小小的辦事處就在紅旗路的主路口。一位慈眉善目的職員推了推眼鏡，認真地看著記錄。她告訴我，這一片的人口是一千四百五十九。「717女，742男。」她以不同年級將四百五十個孩子分開。他們分別在兩個小學和一個中學就讀。我想看看這裡的地方志，在北京，就算最小的片區也查得到這個，裡面有詳細的當地歷史和各種風俗民情。女職員告訴我荒地沒有。「你就瞅瞅外面兒那塊兒大石頭吧，」她提議，「上邊兒有消息的。」
我在紅旗路邊蹲了下來，腰彎得不能再彎。那塊刻有荒地村的石板背面簡單地寫著：1956年，荒地建村。
我很喜歡這位美國老師。他是我見過的最高的人。我覺得他的鬍子太性感了。他的頭髮很酷。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英文名字。梅英東聽起來一點也不像女生的名字。要是我先看到這個名字，肯定會知道這是個很酷的男人。我一定要對您說謝謝，關老師。謝謝您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能和美國人說話。
學生 學昌
我跟弗朗西斯在Skype上聊天，把這封信讀給已經回香港繼續工作的她聽。她哈哈大笑說：「要是在美國，這就是你有罪的呈堂證供啊。」
但我真的很無辜。一傳十，十傳百，說一個英語為母語的美國老師來了，不久我就收到一條短信，是個姓關的老師發來的，邀請我定期去荒地十二中上外教課。在北京的時候，我就在胡同裡的一所小學做志願教員，通過這種方式能夠非常自然地融入鄰里生活。在小地方，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身份，代表你在社區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三舅卻覺得只有冤大頭才免費工作。這想法和我做和平隊志願者時得到的很多反饋如出一轍。很多中國人都不理解，美國是個多麼奇怪的國家啊，把年輕人送到國外，和陌生人一起工作；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待在美國養家餬口呢？
我來到學校門口。面前橫著一道電子折疊門。之前在中國某個地方發生了針對學生的持刀襲擊，於是全國的學校就統一安裝了這道安全防禦措施。四十二歲的荒地人關老師來到校門口，對保安證明了我的身份。保安坐在暖烘烘的門房裡給我開了門，說：「我知道你是誰家的，聽說你最近到處轉。」
關老師領著我來到一間教室，裡面坐滿了十三歲左右的中學生，還來了很多老師。講台上的課本翻到當天的課文，「Making an Introduction」（介紹）。
Lucy：Hi，who are you？（你是誰？）
Robot：Hi，I'm a robot. Glad to meet you.（嗨，我是一個機器人。很高興見到你。）
Lucy：Glad to meet you，too. Let's be friends.（我也很高興見到你。我們做朋友吧。）
Robot：All right.（好啊。）
Lucy：I can sing. Can you？（我會唱歌，你會嗎？）
Robot：Yes，I can. It's easy. I can see you. And I can work，too.（是的，我會。很簡單。我能看到你。我也能工作。）
Lucy：That's fine.（很好。）
相比之下，背那篇詢問紅龍蝦餐廳在哪裡的課文好像更有用。我模仿機器人的聲音，結果沒一個人笑，大家臉上反而露出困惑的表情。美國人就是這麼說英語的嗎？真希望學的是另一篇課文，或者至少我的機器人聲音能裝得好聽點兒。我把孩子們分成幾個討論小組。這篇簡單的課文中有個「不詳」的預兆：電腦文明將要控制人類。孩子們能想像某一天機器人和他們一起唱歌，一起工作嗎？能。我拋開課本，繼續發問：「要是機器人變成壞人了呢？你們怎麼辦？」
於是討論轉向了分析電影《變形金剛》中擎天柱這個角色，接著大家央求我早點下課，男生好帶我去打籃球。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學校操場，相比之下籃球場竟顯得有點小。場上積雪覆蓋，踩上去很舒服，簡直有點溫布爾頓球場的味道了。十四個孩子爭一個球，比賽很快變成跟英式橄欖球一樣扭打爭搶的混亂局面。孩子們迅速甩掉帽子和手套，脫掉大衣，滿場飛奔，一直到滿頭大汗，白氣直冒。場邊站著一群女孩子，穿著亮粉色的及膝羽絨服，挨挨擠擠地站著，分享MP3的耳機，熱情滿懷地高唱著Lady Gaga的歌。
弗朗西斯的媽媽、姐姐和兩個哥哥上的都是二十二中。他們曾經學習過的那棟窄窄的平房現在變成了食堂和乒乓球室。兩個地界中間隔著三米高的煤堆。學校裡燒煤取暖，教室裡熱烘烘的，老師們經常開窗散熱。白窗簾輕輕搖曳著，亮晃晃的陽光照耀在上面。
荒地村已經被納入吉林市的管轄範圍，所以學校有市裡派來的老師，每天坐公車單程要花上一個小時。他們也找不到房子租。學校還得到市裡的資金，可以用於擴建。中學的舊教學樓對面是一所小學新修的三層教學樓。樓裡的樣子跟我見到的中國學校大同小異：暗幽幽的綠色油漆塗到齊腰高，接著一直到屋頂都漆成豆腐白。
牆上的通知欄在發問：「什麼是現代教育？」大廳兩邊掛著十幅鑲了邊框的宣傳海報，都是《論語》中的經典語句。順著這些海報來到標有「黨支部」字樣的門廳。說起來，黨支部還曾禁過孔老二的「異端學說」。現在政府又把這些當作教化世人的金玉良言。
不過，和我過去十五年來在中國見過的任何學校都不同的是，牆上沒有政治性的標語。沒有「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沒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學習『三個代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或者建設小康社會的「續集」：建設和諧社會。也許所謂的現代教育，就是不要用這些大剌剌的教條來嚇唬小孩兒。
二十二中的牆上，滿眼都是孔子的諄諄教誨：「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課間休息後，關老師進了一間教室，後面的黑板上用粉筆寫了滿滿一黑板「冬季多發病」。她上了網，熟門熟路地進入一個文件共享網站，搜索《博物館奇妙夜》。短短幾秒，主演本·斯蒂勒的大頭照就一行行出現在屏幕上，還有中央公園西大道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照片。我甚至能聽到萬里之外古董火車開過81街車站發出尖利的汽笛聲。電影有字幕，程度比較好的學生忙不迭地記下有用的對話，「Hang on one sec」（等一下），「Yeah，I guess so」（是啊，我猜是這樣）之類。而我呢，則在一邊抄寫「冬季多發病」上面的漢字，比如凍瘡和手足口病。
我打了個噴嚏，關老師勸我生吃大蒜，喝點可樂熬姜。上次我在中國吃壞了肚子，去看醫生，他用醫生特有的潦草字跡給我開藥：西瓜，百事可樂。結果收效顯著，至少也沒壞處。所以放學以後，我跟著關老師，到店裡買了大蒜和生薑。
我倆可謂一見如故。她很健談，說起話來連珠炮似的停不住嘴。在二十二中度過第一天之後，我瞭解到，我眼中看上去完全是個漢族女子的關老師，其實是滿族人。她這個姓還算常見。關老師是土生土長的荒地村人，大學是在東北沿海城市大連上的，英語專業。去上大學的時候，她以為自己已經永遠走出這個鄉村了，沒想到在大連過街時被卡車撞了。車禍導致了骨折，也導致了意志消沉。在醫院住了整整一年後，交往多年的男友和她分了手，學的英語也丟了大半。她無法開始自己所暢想的那種獨立生活。
回到荒地村感覺是人生的失敗，但母親生了病，她別無選擇。這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這兒每個人我都認識，」關老師說，話裡沒有吹噓的語氣，反而滿含憂傷，「我的很多學生去了很好的大學，有的甚至還做了老師。」
「這說明您教得好，」我說。
「不，這說明我老了。」
她身材矮胖，長長的黑髮，發尾染了點金黃色。鼻樑上一副大大的粉色眼鏡，慈眉善目，但也能立刻變臉，展現為人師的威嚴。買大蒜的時候她也沒忘帶上這副佯怒的面孔。「得了吧！」賣大蒜的女人一說價錢，她立刻大聲打斷。在東北話裡，這三個字的殺傷力不亞於「賤人，你算了吧」。
關老師很愛說英語。單詞一個個往外蹦，輕快頓挫的節奏彷彿鮑勃·迪倫的歌。聽了很久之後，我終於意識到，關老師是在用說普通話的方式說英語，也有陰、陽、上、去四聲。聽在耳朵裡彷彿唱歌似的，非常獨特。我一點兒也不想糾正她的語音語調。
關老師說：「但你是促進我口語的好機會啊。」
「我想租個房子。你知道哪兒能租到嗎？」
「這事兒我幫你，我誰都認識。」
「我就想知道誰有房子租。」
這算是打開了她那屬於中國人的話匣子。「我爸爸在我們那個房子裡自殺的。他也是個老師，『文革』的時候跳了井。所以我才回來這兒，照顧我媽。她一個人過不下去。不過她也去世了。」她頓了頓，可我還沒來得及問問題，或表達遺憾，關老師就指了指那邊，用英語說：「魚的價格還不賴。」她建議我給三舅買點回去：她不僅認識他，還知道他愛吃這種魚。「這條不錯，這條也行。」
接著她繼續跟賣大蒜的人討價還價，混合著語氣強烈的當地方言和標準的普通話：
「嘎哈呀？」（幹啥呀？）
「多少錢？」
「扯啥呀？」（你開玩笑的吧？）
「得了吧！」
賣大蒜的女人眼中閃過刀光劍影，如同運動員就要上場拚殺一場重要的比賽。兩個女人你一言我一語，言辭激烈。最後，大蒜的價格講下來一半。關老師讓我多買點。
在紅旗路的岔路口，她登上回吉林市的公交車，說了再見以後又加了句，「我知道個房子，你能租」。
車燈閃爍，漸行漸遠，我手裡提著一個橙色的塑料購物袋，裝著可樂、生薑、大蒜和六條魚，每條都銀光閃閃，凍得僵硬，可以當大刀砍了。在學校待了一天，我瞭解了兩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教誨；學會了在雪地上打籃球；聆聽了Lady Gaga《撲克臉》的歌詞；知道了在一個低年級中學生眼裡我的鬍子有多「性感」；觀摩了《博物館奇妙夜》對學習英語的幫助；學會了凍瘡和治感冒等漢字的寫法；還和一位姓關的老師，從素不相識，到非常熟悉。
然而那天我出發去學校時所希望瞭解的，卻沒有人能告訴我，那就是荒地村的歷史。我獨自走在寒風中，經過那塊石碑，上面依舊寫著：1956年，荒地建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