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她第一次踏上舊金山國際機場的土地，心想：「做個外國人，就是這種感覺啊。」弗朗西斯小心翼翼地走在機場的航站樓中，有點不太清楚該往哪兒去。這事在中國特別簡單，跟著人流走就好。但現在她必須先過移民局，拿到行李，打個電話，找到她的轉接班機。這一切都得一個人做。一切都那麼安靜，那麼井井有條。她聽不見自己的腳步聲，機場裡竟然還鋪著地毯？她看著一排噴泉將水柱射入空中。真是太奢侈了。北京也可以修一個啊，她心想。
她遇到的人都很耐心親切。海關人員專門牽了條比較友善的狗來聞她。有一條紅色通道和一條綠色通道，她不知該走哪一條。這個二十一歲的女孩頭一次走出國門。長長的隊伍中，一名白人男子給她指了路，並建議她對任何問題都給出否定回答。
她把護照遞給工作人員。證件照是在北京的大學讀英語系時拍的，看上去像個剪了短髮的流浪女，面帶菜色，營養不良。工作人員仔細看了看眼前這位長髮披肩豐滿美麗的女人，含沙射影地說這護照不是她的，看照片像個男人。她心裡頓時慌了，好一陣子才明白對方是在開玩笑。「哈？」她不太確定地回應。對方笑了起來。她膽子大了些：「哈哈哈。」
「歡迎來到美國。」
順利過了關，一個七十多歲，穿著考究，滿頭銀髮的男人問她能不能耽誤一分鐘。他站在一個寫有「言論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等字樣的平台上，他說弗朗西斯應該給「×××國際組織」捐點錢，她聽了半天也沒聽清楚到底是什麼組織。於是，按照在北京遇到乞丐時的做法，她從錢包裡掏出一張，交到老人手裡。
「十美元？您真大方。謝謝您，小姐。」
她僵住了。是不是給太多了？可不可以讓他找？
這話她說不出口，只是問哪裡能找到公用電話。他指了個方向，那邊有一排電話。
真奇怪，周圍竟然沒有走來走去的大媽過來計時收費。電話也不在一輛放滿了香煙和橙汁的手推車上，就那麼一排冷冰冰亮閃閃的公用電話。
她沒有零錢。在她旁邊打電話的男人注意到這個手足無措的女子。哎，太丟臉了，怎麼打電話都不知道。「您能幫幫我嗎？」她問道。
「你得把硬幣放進這裡面，然後撥號。」
她攤開手，裡面只有一卷紙幣。
「十塊二十塊的，太多了，」他說，「五美分就夠了。來，你用我的電話卡打吧。電話號碼多少？我幫你撥。」
我父親在明尼阿波利斯接起了電話。他很激動，要去那邊的機場接她。「我們要搖著鈴鐺等你來喲！」
「不，別搖鈴鐺，我會不好意思的。」弗朗西斯請求。
他以為這孩子明白自己是在開玩笑。「還要吹喇叭，很多喇叭！大家都吹著喇叭來歡迎你！」
「別，求你了，別這樣。」她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那邊陷入了不確定的沉默之中。「等等，您是在開玩笑，是嗎？」打完電話，她邊走邊想明白了一件事，一件我告訴她時她還不信的事。我說，在中國的每一天，我都覺得，「在這些人眼裡，我就是個白癡」。
她買了包煙想緩解一下緊張，剛用打火機點燃，深深吸了一口，一個保安就走了過來。
「我明白，我明白，我出去抽。謝謝您。」看來美國也不是什麼都自由的嘛。這裡的「自由」別有深意。
她登上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轉機，發現一個男人佔了自己的位子。弗朗西斯又看了看登機牌。她專門挑了靠窗的位子，好鳥瞰一下美國。現在一個亞洲男人坐在這個座位上。
「對不起，您好像坐錯位子了。」
男人旁邊，中間的座位上坐著一個壯碩魁梧的白人，戴著墨鏡轉向她：「對不起，您不能坐這兒。」
她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這是美國的文化嗎？美國的飛機和中國火車上的硬座一樣，先到先得？
「不是我沒禮貌，但我真的沒搞懂。」
「我是移民局的，」白人說，「我在遣送他。你坐這兒吧。」他指著靠過道的位子。弗朗西斯看了一眼那個亞洲男子，他的左手和白人的右手銬在一起。
她連忙坐下，心驚肉跳。以前可從沒這麼接近過罪犯啊。萬一他想逃跑怎麼辦？萬一他想把飛機炸了怎麼辦？！她腦子裡迅速掠過動作片《空軍一號》裡那些緊張刺激的鏡頭。不過，眼前這個亞洲男人一臉聽天由命的表情。移民局的人反倒顯得緊張。飛機起飛了，空姐推著飲料走了過來。弗朗西斯想要一罐啤酒。空姐問她多大了，接著飛快地說了些啤酒的牌子。挺多選擇的，但她一個也沒聽清。「就要你說的第一種吧。」
兩罐百威下肚，她又恢復了自信。她問身邊的白人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他說自己已經去過四十七個國家了。那去過中國嗎？
「哦，我去過北京很多次。你是那兒的？」
「我在那兒工作。但我是東北人。」
白人茫然地點點頭。
「你聽說過滿洲嗎？」
「我倒是看過《滿洲候選人》[1]。」
弗朗西斯從沒聽說過這部電影。她看了一下手銬。「美國的警察怎麼對待罪犯？要是他們不招供，你們打不打他們？」
白人覺得這個問題很好笑。那個犯人則看著窗外。
到了明尼蘇達，我們到一家餐館吃飯，餐館的名字裡有熊貓二字。弗朗西斯說：「真倒胃口，這種動物最喜歡的就是在泥裡打滾，還會悶死自己的後代。」筷子包裝上的英文很蹩腳，她皺皺眉頭大聲讀了出來：「Please try your nice Chinese food with chopsticks the traditional and typical of Chinese glorious history and culture。」[2]
打開菜單，她又皺起了眉頭。「蒜茸西蘭花要七美元？這是中國的五倍。不就是蔬菜嗎？大家這麼能花錢啊？」一餐吃畢，服務生拿賬單的同時，還送了一堆包著塑料紙的簽語餅[3]。這是一個日本人的發明，專供美國食客消遣，所以弗朗西斯還是頭一回見。餅乾吃起來像裹了糖衣的硬紙板，但比我們那道糖醋菜餚外裹的神秘的橙汁糖漿好吃多了。弗朗西斯掰開餅乾，取出裡面的中文「簽語」，覺得大都過分樂觀，而且美國味太濃。我們玩起了遊戲。我讀簽語，她改成地道的中文。
我讀道：「你是那種『上下漂』的人。」
「中國人才不會這麼說呢，」她說，「中國人會說，『你混得還行。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你現在的計劃就能成功了。」
「沒有計劃才是最好的計劃。」
「今年會帶給你很多好運。」
「盡善盡美，知足常樂。」
「你會踏上很多國家的土地。」
「父母在，不遠遊。」
「你天性不羈，自己會成就一番功名。」
「你是個女人，請恪守婦道，別白日做夢。」
一年前，1997年，我們倆在北京相遇，彼此都是一所國際學校的老師。這個學校位於首都的北部近郊，周圍環繞著蘋果園，兩側是西山的群峰。我給十幾歲的孩子教英語。弗朗西斯則在幼兒園教語文。第一次和她見面，我只覺得茫然。過去兩年來，我在中國西南農村地區做「和平隊」的志願者，在相關的培訓和定期的會議中，負責人都會禁止我們做三件事，從主到次分別為：
（1）參與政治
（2）騎摩托車
（3）和東道主國家人員（通俗點講就是本地人）約會
我是1995年來到中國的，是「和平隊」有史以來的第二批中國志願者。本來，我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是想被派去拉丁美洲的。結果和平隊接連給了我幾個選擇，海參崴、土庫曼斯坦、馬拉維、基裡巴斯和斯里蘭卡。離我理想中的拉丁美洲國家越來越遠。我拒絕了蒙古之後，負責人劈頭蓋臉地指責我，「這不是你隨心所欲的地中海俱樂部[4]，這是和平隊」。他最後給了我一個國家，告訴我要麼去，要麼就滾出和平隊。這個目的地就是中國。那個時候我連筷子都不會用，中文更是不懂隻言片語。
六個星期後，我身在四川師範大學的教室裡。和平隊的培訓師警告我們這些新人，第一批派到中國的志願者中，有一個人跟他派駐大學的中國學生結婚了。這個故事很快引起我們各種遐想，彷彿親身見證過那個荒唐的時刻。我把那個志願者想成加裡·格蘭特[5]的樣子，喝了口酒，又大驚失色地噴了出來，大吼：「結婚？！什麼，在哪個辦公室裡結的？我還以為她在幫我買火車票呢！」
不過和平隊發誓說此事千真萬確。大學開除了那個學生，志願者也被和平隊掃地出門。還有更多「聳人聽聞」的傳聞：中國警察把未婚的中國/外國夫婦從旅店的床上拖起來；頗有心機的女人勾搭老外就為拿到綠卡。這些故事都來自我培訓時期的室友，他是個海岸警衛隊的退伍老兵，脾氣不太好，花白的平頭，紅紅的圓鼻頭，肚臍眼上文了身，寫著「此處加油」。
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我們很好地詮釋了「和平」和「部隊」。那時的我二十三歲，剛拿到英語教師資格證，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各國文化的橋樑」，求知若渴地學習中文。他呢，五十多歲，隨身攜帶一本《朝鮮戰爭生存手冊》，關鍵的段落還有下劃線。比如「保持幽默感。美利堅是世界上最出人意料的民族。而中國共產黨這一類講究經驗和方法的人群一旦不能預知我們下一步的行動，就會變得焦慮，陣腳大亂。」
我把這位室友稱為「隊長」。他隨時隨地都留意著男志願者們本地化的跡象。在隊長眼裡，我和一名中國女學生打籃球是不明智的，可能會染上「黃熱病」。就在當年晚些時候，隊長被和平隊開除了。我以為原因是某堂課的開頭。他拿著粉筆，在黑板的一頭寫下卡爾·馬克思，另一頭寫下亞當·斯密。「這人的東西很有用，」他指著斯密的名字鄭重其事地宣稱，接著又指向馬克思，「這人的東西呢，全是狗屎。」但我想錯了，原因是他和一名「東道主國家人員」談了戀愛。是誰說來著，美利堅是世界上最出人意料的民族。
因此，1997年，我結束和平隊的工作，來到北京，腦子裡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想法：不跟中國人戀愛，不跟中國人約會。不過這條準則沒經歷過現實的檢驗。我的母親曾經不止一次向我傳達從外婆那兒傳下來的警告：別用吸塵器去清潔它的電源線；別在濕著腳的時候用吹風機；你要是做了可能也不會觸電，但幹嗎要冒這個險呢？我在四川偏遠地區那個孤零零的校園裡認識了一些學生，他們都成了我的中國家人。我希望在北京，也能建立起這種手足一般的情誼。
我在和平隊寄來的新聞郵件裡看到那所國際學校的招聘啟事，就申請了一下。當時我沒法上網，連手機也沒有，後和平隊時期的生活，就靠郵件保持和外界的聯繫。我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時間，在一台手動打字機上弄了一份沒有錯誤的簡歷。接著和一個農民以及他的牛同乘一艘小船過了河，又在郵局裡耗了整整一下午。給郵票刷上魚皮膠，認真貼好；拿一支漏水的鋼筆一筆一畫地寫下北京那所學校的中文地址。有兩個郵筒，一個寫著本地，一個寫著令人有些蠢蠢欲動的外地二字，我把信封投了進去。
起薪是一萬五千美元一年，我之前在和平隊的年薪是一千兩百美元。這簡直有點天上掉餡餅的感覺。當然我每天必須從六年級教到十一年級，不過這絲毫不能影響我的興奮和愉悅。我要在中國待下去，繼續努力學習中文。來到國際學校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弗朗西斯。暑假的時候她出去徒步了，曬得皮膚黝黑。開員工大會的時候她遲到了，輕輕說了聲「不好意思」，聲音像音樂一樣動聽，還謙遜地笑了笑。
她的中文名字叫丹，她討厭這個名字；我也討厭老師硬塞給我的中文名字，梅英東。「聽起來像個女孩兒，」她說。一般人聽到我的名字都是這種反應，我總覺得挺對不起那個不知身在何處的女孩兒。「我更喜歡我的英文名字，弗朗西斯，」她說，「或者叫我的外號，瓜子。」嗯，向日葵的種子，挺像她長長瘦瘦的臉龐。
我們開始約會。兩人都比較謹慎，比如放學後送學生們回家，騎車去五道口淘便宜的光盤和卡帶，或者在北京語言學院[6]的室外運動場打籃球。第一次打籃球的時候，她動作比我還快，但我不得不告訴她，你不能一直拿著球跑，要運球。後來我們發展到一起吃飯，但還是很謹慎：先是在麥當勞喝奶昔，然後去韓國館子吃煎餅。終於，在北京秋日的一個夜晚，空氣清新得近乎完美，兩人選了個餐館露天的位子，圍坐在熱氣騰騰的黃銅鍋前，筷子夾起羊肉片、豆腐和芥菜之類的綠葉蔬菜，扔進鍋裡。接著拿起冰在桌旁桶裡的燕京啤酒，一口肉，一口菜，對瓶吹。那是1997年，「車元前」時代。北京胡同裡的市井生活欣欣向榮，人行道上綠樹濃蔭，空氣還比較清新。來中國兩年多了，儘管餐館服務員還是叫我老外，我卻頭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覺，那種身在異國的情緒消失了。也許是因為在我眼中，弗朗西斯也不是個外國人吧。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她的美。她的美是公認的。從人們身邊走過，那優美的曲線能贏得不少回頭率。而我眼中的她，除了美，還思維敏捷，聰明睿智，風趣幽默。我從沒遇到過她這樣的人，走遍全世界都沒遇過。她一再堅持，我倆AA了那頓飯。接著互道晚安。
回到家時，我覺得這個公寓前所未有地空曠。
弗朗西斯對室友說她交了個新朋友。
我們兩個都沒有睡著。
我二十五，她二十。我最終還是想回美國去讀研究生。她對離開中國的想法不感冒。我們知道這段感情可能會有怎樣的結束。但一切沒有想的那麼糟糕。冬日的夜晚，我們在清華大學的池塘上滑冰；春天的週末，我們去萬里長城遠足。和平隊的朋友發來請帖，邀請我夏天去威斯康星州參加婚禮。我請弗朗西斯同去。
「我得回老家申請護照，」她說，「我的美國第一行就獻給你了，你必須把你的東北第一次獻給我。我想讓你見見我的父母。」
我們坐了一夜的火車，弗朗西斯的雙親早早就等在站台上。這個東北小城市（中國標準的小城市）叫做遼源，有一百萬人口。這兩個人就是我對東北的第一印象，我立刻就喜歡上了他們。弗朗西斯跟他們打招呼：「媽！爸！」然後爽朗地笑起來。沒有擁抱，沒有親吻。他們在公共場合幹不出這種事。她的父親身材高大，滿臉皺紋，以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醫。他真誠地直視著我的眼睛，和很多中國人見陌生人的方式不一樣。她媽媽是個身材矮小圓乎乎的老太太，渾身上下寫滿了歡迎。她遞給我一大袋榛子。「你餓了吧！這是咱們市的特產！」她滿臉的笑容一刻也沒消退過。
「是啊，我很餓。」我撒了個謊，往嘴裡放了幾顆。「很好吃！」
「哦，你愛吃啊？我再給你買一袋去！在這兒等著！」
她剛要衝出去，弗朗西斯及時挽住了她的胳膊，說這一袋就夠我吃一個月了。四個人離開火車站。父母和女兒聊著瑣碎的事情，並沒有對我特別關注。這感覺真是棒極了。他們沒有誇我中文說得很好；沒有問我會不會用筷子，掙多少錢。他們沒有叫我梅英東，而是叫我麥爾，雖然諧音很像封建時代的「賣兒」，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名字。她爸爸也覺得這名字比較合適。我在離家數千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個新家。「『賣兒』！快叫爸。」他拍拍我的肩膀，聲音洪亮。爸爸。
和很多中國家庭一樣，炒菜做飯是爸爸的事。他喜歡每天去逛菜場，繪聲繪色地描述那裡一幕幕真實而精彩的戲劇。我跟在他身邊，看他拿起某種瓜聞一聞，指著豬肉戳一戳，然後激烈地討價還價。「這裡買菜，一分一厘都要講，」他說。遼源位於河灣處，四周有連綿的山丘，看上去卻有些陰冷灰暗。最高的建築是一座冷卻水塔和林立的煙囪，周圍則是鋼筋混凝土的樓房，外牆的牆漆有些脫落。坑坑窪窪的街邊上，從虧損破產的國有企業下崗的工人們四處蹲著，叫賣西瓜籽和花生。
一個世紀前，中國正在經歷最後一個王朝。遼源（遼河的源頭）是皇家獵場「盛京圍場」的一部分，四周圍著柳編籬笆。這些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早已被遺忘在歷史的煙雲中。從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開始，遼源成為該地區第二大煤炭生產城市。市裡現存唯一的旅遊「景點」也來自那個時期：遼源礦工墓。那是個萬人坑，開闊的巨大土坑裡，全是挖出來的屍骨。煤應該早就挖完了，礦場也都關閉了。展覽館的出口處有塊宣傳板，上面有一句響亮的承諾：遼源明天會更好！這也不完全是空話：該城正在往燈具製造業轉型，並很有希望成為中國領先的襪業生產城市，還是蘋果Mac電腦鋁合金框架的生產商之一。不過，1998年的遼源，看上去黯淡無光，死氣沉沉。怪不得弗朗西斯早早從高中畢了業，跑到北京學英語，然後接受了國際學校的工作。
晚飯的時候，她回憶了無比折騰的一天。跑了好幾個辦事處，填寫各種表格，複印各種證件。餐桌上有她媽媽、她奶奶、她兩個表妹和剛剛來的一個舅舅，一個阿姨。「他真的是我舅舅，」弗朗西斯對我耳語，「她跟我不是親戚，只是我中學的英語老師，想來見見你。」所以，我在這裡感受到的文化衝擊不是因為這個國家，而是這一大家子人。我的父母各自經歷了幾次婚姻（兩個人離婚很早），這麼多親戚坐在一起吃飯，簡直比桌上的開胃涼菜炸蟬蛹還要奇怪。
爸爸一個人在廚房忙裡忙外。公寓裡沒有自來水和烤箱，只有電飯煲和一個煤氣爐。爸爸嘴上叼著香煙，腰上繫著圍裙，做了燉茄盒、糖醋裡脊、炸藕片、麻婆豆腐、炸豌豆、玉米松仁和魚餃湯。
英語老師舉杯致辭，英文說得結結巴巴：「How do you do？ Welcome you！」[7]接著喝掉了度數很高的高粱酒。兩個還是小女孩的表妹爬到我背上。舅舅對我使用筷子的能力表示驚訝。爸爸向我敬酒，向女兒敬酒，再為我們的愛情祝酒，接著……我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爵士樂大師「胖子」沃勒的《人人都愛我的寶貝》，爸爸則從人民解放軍的歌本裡選了首歌表演。歌聲中弗朗西斯臉上浮現出美好的笑容，一種回到家才會有的笑容。
天色漸晚，夜幕低垂。「英語阿姨」把酒灑在了大腿上。一個小表妹趴在飯桌上睡著了。弗朗西斯的奶奶開始說起北邊的小村莊，說她就是在那裡拉扯小丹長大的。村莊的名字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荒地。在一個叫荒地的地方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呢？「環境老好了，」她奶奶說。在中國做和平隊志願者的兩年，中國人對鄉村的看法都是一邊倒，「貧窮落後」。「住那兒比住城裡好，」奶奶說個不停，「我們種大米，那可是中國最好的大米。一年一熟。冬天老冷老長了，過後就化雪，黑土地上就能種了。」
在我嘴裡，大米就是大米。可奶奶不這麼覺得。她咂巴著嘴，伸出佈滿斑點的雙手摸摸暗黃的臉頰。「我聞得出好米壞米，吃也吃得出來。我們村子的大米是最好的。我這兒還有一袋兒呢。我只愛吃這種米。」
「我想去那個村子看看。」
弗朗西斯朝我甩來一個眼神，意思是，「別著急」。
奶奶說那個村子的人以前把小丹叫做公主。
「我不是公主。」弗朗西斯抗議。
奶奶拍了拍她的頭：「我說你就是。」
清晨，我在公寓的木沙發上醒來，頭重腳輕，走不穩路。我們來到遼源火車站，弗朗西斯的媽媽拿出一雙紅色的羊毛襪子，是她晚飯後熬夜織的。「你睡覺的時候我量了下你的腳，」她臉上露出狡黠而得意的燦爛笑容。爸爸重重地握了下我的手。不像別的中國人握手只是象徵性的，好像我的手在流血似的。
「你去美國大使館申請簽證的時候，別慌，要冷靜。」弗朗西斯的媽媽煞有介事地給她上起了課。「可別犯東北人的壞脾氣。」檢票員請大家檢票進站上綠皮火車，十幾個親戚在站台上朝我們點頭揮手。她媽媽鄭重其事地叮嚀：「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你們好好兒的！」
火車緩緩開動，弗朗西斯低低飲泣。她已經開始想念他們了。媽媽的臉在窗玻璃上探出，提醒我們：「好好兒的！好好兒的啊！」火車加速，她的聲音漸漸遠去。
在美國的整個暑假，弗朗西斯隨時都在經歷「人生第一次」。
這是個時時處處都需要做決定的國家。在餐館：這兒吃還是帶走？卡座還是吧檯？清咖還是加奶？她跟服務員點了一個雞肉漢堡。烤箱加熱還是燒烤風味？第一個。全麥，酸麵包還是法棍？行。剛才說的是麵包，您的漢堡的麵包要哪種？第一個。麵包上面放什麼？別太多就好。
配料解決了，又得選醬料，接著得決定是要炸薯條、炸薯片還是土豆泥沙拉。之後又帶出一系列的附加項，比如加多少鹽，用什麼油，是要家常做法，還是店裡最受歡迎的做法……最後，還得決定是要醃黃瓜還是捲心菜沙拉。
服務員步步緊逼，打破砂鍋問到底。「您要喝什麼呢？我們有——」
「第一個。」
我很不知趣地拿出一張報紙，翻到全是電影廣告的那兩版：「我們去看個電影吧，你選。」
「第一個，」她說。
汽車廣播裡的電台密密麻麻，稍微一轉，就能收到新的信號。這簡直和電視一樣糟糕。美國人就沒有一刻安寧平和嗎？為啥什麼都得在室內進行？老人都去哪兒了？她幾乎沒怎麼看到爺爺奶奶推著嬰兒車帶孫子孫女，也沒看到老人們蹲在路邊擺象棋殘局。晚上沒人在人行道上跳廣場舞，也沒人坐在那兒織毛衣。
我們去逛美國商城[8]，在史努比樂園散步。她說：「這兒的孩子可真幸運。我小時候的玩具，就是一雙塑料鞋。他們知道自己多麼會投胎嗎？」我們研究起離得最近的孩子，他們已經「不幸」邁入了青春期。男孩們百無聊賴地走過來，穿著碩大的短褲，鬆鬆垮垮，內褲都露出來了。女孩們悶悶不樂，臉色陰沉，戴著鼻環、耳環和唇環。看他們的樣子，好像不是在史努比樂園，而是在史努比勞教所呢。
「也許美國的孩子也沒那麼幸運，」她推翻了剛才的觀點，「這裡有太多想要的東西了。我小時候從來沒對金錢有什麼想法。因為有了自行車之後，就沒什麼別的要買了。看電影，吃冰淇淋，都是幾分幾毛能搞定的事。」
聖保羅棒球隊比賽開球之前，國歌響起，人群肅立。我脫帽致意。周圍的人們紛紛唱和。
「這也太軍國主義了，」弗朗西斯小聲發表意見。
擁擠的人群暢飲頂峰牌啤酒，拿著熱狗大快朵頤。修女們給路人提供按摩，以此籌集善款。一門加農炮中噴射出一件件T恤，飛到看台上。一列火車從外場柵欄邊呼嘯而過。比賽結束後，夜空煙花盛放。這是個完美的明尼蘇達夏夜。弗朗西斯對球場上的戰況毫無頭緒，但這是屬於我們的好時光，就連不時叮一叮裸露皮膚的蚊子，也沒讓她特別煩躁。
婚禮的鋪墊做得很充足。我滔滔不絕地談論了數月之久，說弗朗西斯能見我的朋友是多麼令人興奮。結果適得其反，她一到酒店就變得異常焦慮，甚至不願出門。是，空氣不太好，有點苦苦的啤酒味；路上人們給我們指路，告誡我們遠離密爾沃基那個諧音「偏難怪」的地方，北京隨便哪片兒也沒有這麼可怕的名字。但這些都不是她焦慮的原因。她怕的是婚禮本身，特別是將要歡聚一堂的賓客。她一個也不認識。一言一行，她該如何自處？他們會不會把她看做中國的象徵，期盼著她能表現出點中國特質？
「我懂，」我說，「在中國我也很討厭出席這類場合，只認識在場的一個人，而其他人都知道我是那個美國客人。」
「那可不一樣。」她爭辯道。這話不假。在中國，美國客人這個身份自然而然帶著高人一等的感覺：你就是現場的帝王，來自遙遠世界，滿臉笑容的貴族。不過，婚禮邀請的客人很多都是在中國待過的和平隊志願者。還有一個在耶魯研究古典文學，普通話相當流利。
「估計他對《西遊記》比我要懂得多，還會問很多問題。然而就會奇怪，為什麼我不是《西遊記》專家。」弗朗西斯相當焦躁。「那只不過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電視劇。沒有要研究分析。和平隊那群人會把我當做他們大學的學生，而不是成年人。我想回北京。」
「你這麼煩，是因為午飯吧？」
當時在密爾沃基市中心一家飯店裡，一位顧客問她是不是中國人。她微笑著點了點頭。如果一個人會這麼跟你搭訕，那他一般都去過中國。
那人說：「我衷心希望不久的將來你們會得到自由。」
弗朗西斯臉上的表情在說：「什麼鬼？」
「你去過中國嗎？」弗朗西斯牢牢盯著他的雙眼。
「沒有，但我讀過一些有關的東西。」
「事情沒那麼簡單。我也讀過有關美國的東西。」
我從她聲音裡聽出一種輕蔑和冷笑，語氣也很急促。和我在中國被問到美國身份時的那種無力是一樣的，這時候情感總會占理智的上風，有些話會不假思索地說出口。
午飯後就是婚禮綵排。弗朗西斯目睹人人互相擁抱。於是，一有人向她介紹自己，她就張開雙臂，抱住目瞪口呆的他們。有人還跟她開玩笑。蠻傷人的。回到房間，她的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向我哭訴人生中頭一次做人群中不一樣的那個，感覺很不舒服。「就因為這個，」她說，「家常在，不遠遊。」
我們一路駕車西去踏上露營之旅，足跡遍佈荒原地帶、拉什莫爾山和黑山地區。接著我們穿過蒙大拿州，越過熊牙關，來到黃石。弗朗西斯夢想中的美國成了現實：開闊的天地，美麗的國家公園，沒人用異樣的目光看著我們。在懷俄明州的石泉鎮，我們看到一塊牌匾，紀念1885年由於拒絕和白人同事一起罷工而慘遭屠殺的二十八名華工。群情激奮的白人們將中國工人的小屋付之一炬，堵上了所有出口，向慌張的他們開火。倖存者們完全靠雙腳，沿鐵路向西，逃出了石泉鎮。火車上的售票員接上了他們，把他們帶到了安全的格林河。
我在加油站的黃頁上尋找中國餐館。總人口一萬九千的石泉鎮有一個。總人口一萬二千的格林河有兩個。弗朗西斯選擇了格林河。
「中國王自助」的男服務員看見弗朗西斯時相當驚訝。「我是東北人」，她這樣介紹自己。服務員是南方人。中國人和陌生人開口總會這麼介紹。雖然都是中國人，但能立刻讓兩個陌生人感到親切的，是共同的地理淵源，或是只有彼此才懂的鄉音。服務員朝我甩了句「老外」。哎喲，離北京十萬八千里，在自己的國家，我居然還是個外國人。「現在你才是老外啊，」我哈哈大笑。服務員也笑了起來。不過他的笑聲明顯在說，「你錯了」。
飯後，我掰開簽語餅，扯出裡面的紙條，大聲讀道：「今日的惡習也許就是明日的美德。」
「無毒不丈夫，」弗朗西斯說出了地道的中國諺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今天有蛋，不如明天有雞。」
「不要殺雞取卵。」
「現在開始，萬事順遂。」
「知足常樂。」
「要學會承擔一切。」
「不要沒事找事」
「你的愛情生活將會幸福和諧。」
弗朗西斯被這句逗得大笑，她這樣解籤：「睜只眼，閉只眼，生活多美好。」
最後一站是加州的聖克魯茲。我們把旅程終點的幾天消磨在海灘上，陪我的外婆。弗朗西斯看著這位老人，想起自己的外婆。兩個女人真是一見鍾情。她們一起下廚，一起伺候花花草草。外婆給弗朗西斯看她以前手工匠人的作品，包括自己家裡的設計。十幾歲的時候，她曾經有機會去巴黎學鋼琴，但從法國移民來的烘焙店主父親不准她去，說：「我的女兒不能去巴黎亂跑。你就給我待在這兒，好好記賬。」
「他聽上去很像個中國爸爸。」弗朗西斯說。
在舊金山，我們上了前往金門公園的公共汽車。中國的公車上，人們高談闊論，甚至放聲歌唱，美國的可沒有那麼熱鬧。乘客們全都安靜地坐著，看上去滿含戒備，或者精神緊張。駕駛座上方貼著一張警告作用的標語：樂於提供信息，但出於安全考慮，不進行不必要的談話。不過中國的公車上也很快會出現類似的標語了。
在海洋灘，我們目睹大型集裝箱貨船緩緩消失在地平線。這趟美國之行已經到了終點。大洋彼岸的中國在等著我們，同樣等著我們的，還有一年的教書生涯和我們倆共同的未來。
我問：「不知道一年後我們在哪裡？」
「也許在這兒吧。」
我的心頓時敞亮極了。這可是她說的。「但願如此。」
「或許在那邊吧。」海風中她微微瞇起雙眼，看著太平洋。「不過，希望是在一起。」
很多關於中國的書都讓人心生帝王豪情，想要指點江山，畫一幅遼闊版圖，對全世界宣佈：這是中國！然而，我們的故事，和東北這個字眼本身一樣，界限比較模糊，總是你來我往，彷彿海洋灘上在我們眼前起落不定的潮水。我在清華學了中文讀寫；弗朗西斯從伯克利法學院畢業。我寫了一本關於北京的書；她在曼哈頓做律師。我們因為工作原因不時分居兩地，然而這段婚姻一直快樂幸福地維持了下來。
在一起的最初幾年，兩人都還在求學，做著初級的工作，沒有任何積蓄。每當遇到不太穩定如同煉獄般的情況，我倆就苦中作樂，說兩人就像「淪陷中的東北」。那個遙遠的地方只是腦海中的一個概念，是過去與未來之間的一個小站。我們總是說，哎呀，現在感覺是「淪陷在東北了」。現在，搬來弗朗西斯土生土長的荒地村，我真正身臨其境。然而她可不會因此就放棄自己的事業陪著我滿東北跑，何況還在香港一家很好的公司，有著優渥的收入。但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她也會抽空來村裡探望我，兩人一起去周邊轉一轉。
距離她第一次去我美國的家已經十三年了。出於夫妻間的你來我往，我也應該來她的家鄉探索一番。不過，一種恐懼給此行蒙上陰影，我們一直以來想成為父母的夙願，恐怕又要因為這一個人追求而耽擱了。我三十九歲，她三十四歲。每天遠隔千里的兩人在Skype上聊天時，耳邊彷彿響起滴滴答答不停往前的時鐘。
對於1998年坐在舊金山海灘上吹著海風的那對年輕男女來說，這一切聽起來也許荒謬可笑。Skype是啥玩意兒啊？然而，每當被人問起為何要到東北，我的思緒就從這個中國的邊界飄到美國的邊界，眼前浮現出那個吸引我來探尋這裡的女人。那就是這本書的起點，是兩個人墜入愛河的時刻：他們看著遠方的地平線，互相依偎，十指緊扣。
[1]美國驚悚懸疑片，又譯《諜網迷魂》。——譯者
[2]既然是蹩腳的英文，此處也用蹩腳的中文直譯，「請用筷子試試美味的中國菜，傳統和典型的中國輝煌歷史與燦爛文化」。——譯者
[3]美國中餐館裡供應的一種元寶狀小餅乾，裡面有中英文的字條，寫著一些預言或箴言。這在中國並不常見，在美國卻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產物。——譯者
[4]世界上最著名的旅遊度假機構之一。——譯者
[5]美國著名演員。——譯者
[6]即現在的北京語言大學。——譯者
[7]「你好，歡迎你！」後一句是中文「歡迎你」的直譯，很中式的英語。——譯者
[8]Mall of America（MOA），美國最大的封閉式購物中心，位於明尼蘇達州。——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