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將女性貞潔作為最有價值的國家財產來培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是孩子真正的父親，是在為自己的血肉賣力工作。沒有這項保證，就沒有可能有穩固的家庭生活，而這是國家繁榮不可或缺的基礎。
這是為何法律和道德在婚前貞潔和婚後忠誠方面，對女性的要求比對男性更嚴格，並不是因為男性的自私。女性自由會造成的後果比男性自由要嚴重得多。
——麥克斯·格呂貝爾，德國衛生學家，20世紀20年代
女性解放的眾多議題中，我個人解放的兩個主要前線陣地是性和經濟。歸根結底二者不可分離——只要女性生殖器對女性來說還不具有性價值，而只是具有經濟價值。把我的性愛留給情人/丈夫是我給他的禮物，用以交換經濟保障——這被稱為「重要關係」或「婚姻」。我的未來取決於，找到可以用性和愛的禮物永遠佔有的合適伴侶。
在一個兩性間經濟不平等的社會裡，加上對性浪漫化的想像，我被迫用陰道交易以期獲得財政上的安全。這種情形下的婚姻是一種賣淫。
——貝蒂·多德森，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家，20世紀70年代
貝蒂·多德森從不獨立的家庭主婦轉變成自由的個體，於是毫不奇怪地，她日日夜夜拜訪砂岩隱居地，這和她稱為「生殖器女性」的演變是合拍的。儘管多德森女士很久之前在詞典裡發現，「生殖器」（phallus）的定義同時指陰蒂和陰莖，這一點在當前世界裡幾乎沒機會被大眾接受，在她看來，「很多個世紀以來否定女性生殖器，是男性統治和女性臣服的精髓」。部分為了補償，部分因為她湧現的性慾天性使然，貝蒂·多德森作為畫家和作家，近些年致力於向一個想要掩藏女性性形象的社會展現這種性形象。
甚至在她拜訪砂岩之前——在那兒，她遇到和她一樣的生殖器覺醒的女性主義者，貝蒂·多德森就已經在紐約的公寓為女性組織研討會，分期進行意識覺醒的練習，鼓勵參與者毫不羞恥畏怯地仔細觀察自己和別人的陰部。用鏡子自我觀察，然後輪流張開腿被別人觀察，女人們驚訝地發現，她們生殖器的形狀、佈局、質地和圖案如此不同：一些是心形的，另外一些像貝殼、肉垂或蘭花；把陰毛和陰道上方的皮膚向後推，完全顯露出陰蒂時，很多女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女性性興奮的核心，詫異地發現，陰蒂的大小形狀從凹進去的珍珠到凸出的子彈，不一而足。
女人們也學到，陰蒂相對於陰道口的位置人所各異，大小陰唇的顏色也從深棕到淺粉各不相同。在多德森女士的建議下，女人們不僅觀察也用手觸摸、嗅聞、嘗嘗自己的——有時還有朋友們的，試圖克服童年時的壓抑以及將這片區域視為邪惡、不潔、詛咒之地的《聖經》傳統。
貝蒂·多德森的公寓牆上，掛著一些她巧妙描繪女性生殖器的畫作，有時為了啟發人們也為受到欽佩，她會放一些表現裸體女人毫不羞怯地顯露自己的彩色幻燈片，上面展示出一種貝蒂·多德森稱為「陰道主動」的態度。大部分參加她研討會的人和她一樣，是中產階級異性戀或雙性戀的女人，30或40多歲，離異或仍舊結著婚，而且她們儘管支持女權運動，卻不同意一些激進分子反性愛、反男性的傾向。作為一個畫作被罵為色情的藝術家，多德森被一些女性主義者批判為助紂為虐、貶低女性；但是多德森從未為她的作品辯護過，只評論說：「如果一個女人對於性只有負面經歷，那麼可以理解，她看到一張關於性的圖片會感到被貶低。」
貝蒂·多德森魅力十足精力充沛，留著假小子一樣的黑頭髮，常常裸著矮小健美的身體在門口歡迎訪客，她1929年生於堪薩斯州聖經帶的威奇托市，在對婚姻和忠貞的理想主義的觀念中長大。青少年時期，她會一邊想像著新婚之夜一邊自慰，想像自己是優雅的新娘，穿著精美的蕾絲長袍晨衣，沉著自信地穿過臥室，走向一個倚靠在她婚床上、沒有面目的朦朧的男性形象。當她把長袍褪到地板上露出裸體嬌嫩的身體時，她達到渴求的高潮。
雖然青少年時她私下承認，這些獨處時的歡愉是邪惡的，意志卻無法抗拒，即便她懷疑自己自慰成癮正在讓陰唇變形。她有一天借了媽媽的大象牙手鏡，在關上門的臥室裡張開雙腿，就著窗戶透過來的光檢查陰部，之後她得出了這個結論。帶著驚恐憂慮，她注意到小陰唇伸長了，這讓她確信自己是自瀆的受害者。她立即起誓一輩子都不再這樣了，不過只堅持了一個多星期；但她倒是確實更改了方法：覺察到左邊陰唇比右邊的短點，她之後就只撫摩左邊的，希望到時候陰唇能長成一樣長。雖然情況沒什麼改善，剛成年那段時期在堪薩斯州做報紙藝術家時，她還是一直以這種方式，1950年搬到紐約，在紐約藝術學生聯盟、國家設計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時，她也只摸左邊。
結婚後她拋棄事業，為討丈夫歡心做全職主婦，在持續五年的婚姻裡都保持忠貞不貳；但是和一個早洩的丈夫的夫妻關係，基本上無法滿足她，於是自慰繼續是她主要的樂趣來源。但是1965年離婚後，貝蒂·多德森和情人們終於可以享受完全的滿足；在她1974年出版的一本叫《解放自慰：自愛沉思錄》的書裡，她回憶起一件對她的性解放有核心意義的事件：
當我離了婚，重新進入風流浪漫、燭光晚宴和深膚色英俊陌生人的世界時，我非常興奮，開始參與所有現在近在眼前的歷險……（而且）我過於在意自己長得怎樣、怎麼處理性愛等問題，這羞得我幾乎不能動彈。
我最初的一個情人深深地欣賞女性陰部。有次我高潮過後，他說：「你的陰道很美。讓我看一會兒。」哦天哪……哦不，我感到心裡一沉，和他說最好不要……他想知道是怎麼回事。顯然我臉色有點發白，說我有那些可笑的小陰唇，像小雞一樣垂下來，很不幸是小時候自慰的後果。深信我的陰部絕對不漂亮，我不是很想讓任何人看到它。「哇，」他說，「很多女人都是長成那樣的。完全正常，而且事實上，那是我引最喜歡的幾種陰部之一。」他去小房間拿出一摞有女人胯部照片的雜誌。42本街頭色情店賣的海狸書。（「海狸」是女性陰部的俚語，「分裂的海狸」指一個女人用手把陰部張開。）我很震驚，但也很感興趣。我想那些可憐的女人穿著內衣、吊襪腰帶、黑色網襪，不得不那樣裸露自己，是多麼侮辱人格，但我還是開始看那些照片。確實，一個人的陰部和我的一模一樣，然後又發現好幾個一樣的。我們一起看了幾份雜誌後，我對女性性器是什麼樣的有了個概念。真讓人寬心！那一次我弄明白自己沒有畸形，看起來不可笑也不醜陋……我很正常，而且像我的情人說的，其實很美麗。
被性方面新的信心鼓舞，她的藝術作品也越來越性感，1968年——這一年，裸體在先鋒戲劇、電影和反主流文化中正流行，她在麥迪遜大道上的威克沙姆美術館開辦個人特展，兩周展期內吸引了8000多參觀者，他們全神貫注，紅著臉欣賞她生機勃勃的描繪，那些大幅裸體畫像中的人物相互撫摸或親吻，還有幾幅是在做愛。這次展覽吸引了很多人——那些認為自己是曼哈頓上城人的人、藝術贊助人、上流社會的自由主義者和嬉皮士的父母，評論家讚賞她古典的構圖、創造性的掌控力和天分。不害羞的崇拜者買下她很多畫作，還有一些作品計劃在藝術選集中發表，這讓她更加高興。
接下來，她在威克沙姆第二次為期兩周的展覽卻沒有那麼成功，只有3000名參觀者，但她一點也不沮喪。第二次展覽中她投注了更多心血和感情，藝術上更相關更不妥協，描述的是獨處時的性和變態行為。她為威克沙姆準備的30幅畫作裡有素描有油畫，畫中裸體人物有的在自慰，有男人相互之間口交，一個獨處的黑人愛撫變大了的下體，白人女人陰蒂挺起、溫柔地撫摸對方的下身，還有女人和男人貌合神離地性交。有些女人臉上的表情似乎是冷漠、極度痛苦甚至狂怒，無疑，像任何同時代的小說家和劇作家一樣，多德森在戲劇性地說：在採取了避孕措施的社會裡，兩性間的戰爭仍在持續，美國臥室裡仍舊有很多疏離。不僅她心裡確信這是真的，事實也證明如此，因為她常常從聚在畫作前的人群中無意聽到類似的評論，或者人們——大部分是女人——在美術館角落裡靜靜地告訴她類似的事。儘管一些女人坦白，在婚姻關係裡她們幾乎沒有或從來沒有過高潮，她們也承認自己太困窘了不敢自慰，或者害怕如果使用按摩棒會「上癮」。一些男人察看女性自慰的畫作時承認，他們不知道女人也會這樣，另外一些男人被刺激到，說出懷有敵意的話，尤其是看到一幅六英尺長的畫，畫中描繪一個金髮女人躺著，雙眼緊閉用按摩棒自慰。「如果她是我女人，她用不著那東西。」一個男人說。
展覽的負面反應並沒有使多德森畏縮不前，她和女性主義追隨者們變得比原來更加深信，接受手淫和毫無負罪感地進行自慰是女性性解放的核心。「如果我開始前有什麼疑慮的話，在美術館的兩周讓一切都清楚了，壓制和自慰有直接關係，」多德森在她的書裡寫道，「那麼，自慰對於逆轉整個過程和贏得自由解放就很重要。尋求性滿足是一個基本的動力，而手淫當然是我們最初的自然的性行為。我們是用這個方法發現自己的性愛傾向，學習產生性反應，學習愛自己並建立自尊心……當一個女人自慰時她學會愛自己的性器官，享受性和高潮，而且變得對此精通和獨立。我們的社會很不適應精通性愛又能獨立控制它的女性。」
貝蒂·多德森堅稱，女性結婚時放棄本姓這件事意味深長，補充道：「她放棄的其實是自己的身份」；而大部分中產階級女性在性壓抑的環境中成長，她們也常在女兒身上強化這種壓制，造成雙重標準的延續，也讓多數已婚婦女不能「將女性身體開闢為力量、自豪、歡愉之源」。貝蒂·多德森也強調，社會壓力讓女性去符合男性所定義的「體面」，以免這些女人像「妓女或蕩婦」那樣遭到社會排斥，而妓女和蕩婦正是很多男性道德偽君子光顧資助的對象，結果常常是女人在性方面變成了「殘疾」：「我們的骨盆被嚴厲地鎖住了。我們的肩膀僵硬向前。我們的陰部令自己厭惡，永遠是不適感的來源。我們肌肉鬆弛、脂肪過多。這個體系陰險的地方在於，結果是我們接受了自私自利的男性所定義的『正常』女性性慾。我們暴烈地或陰沉地壓抑自慰以及公開展示健康的女性性行為。這一點上，是我們自己裝飾了自己的基座，我們成為社會衛道者……成為無性的母親和家庭奴隸。」與之相反，多德森在《常青書評》雜誌的訪談中表明：「如果女人們聯合起來對性說『是』，我們會發現，男性和我們一樣對性緊張焦慮，只是他們不需要面對這一點。因為女性表現出來他們對性所有的恐懼和保守，男人在性方面就可以感覺且表現得非常主動。無意中，他們依賴於我們說『不』、我們的遲疑、擔憂或被動。」而且當男人在床上不能滿足女人時，多德森在書中寫到，他們會辯解是因為女人太冷淡，即使這些女人其實能用自慰滿足自己。「如果一個女人能將自己激發到高潮，她就是性慾旺盛、性功能正常的，」多德森聲稱，「『冷淡』是男人的詞彙，要是一個女人只獲得那種對男性有用的刺激、用傳教士體位在五分鐘之內不能達到高潮的話，男人就這樣說她。我們不能再固守『應該』只從性交中獲得高潮這種觀念。而且我們不能被穿白大褂的大男子主義者嚇到，他們仍舊說女人『性交無能』，而他們自己的實驗和數據明顯駁斥了這種男性對女性反應的定義。事實是，幾乎沒有女人能始終在沒有其他刺激的性交中獲得高潮。要想自由解放，女人必須能自由選擇和表達她在性行為中的喜好，對什麼時候該輪到她也不會有偏見和裁斷。」
貝蒂·多德森公寓裡的性聚會上，男性朋友和丈夫常常被邀請，那裡可能有從瑜伽到群交的各種活動，在那裡，女人通常無拘無束，完全能夠——用多德森的話說——「負責操」。通過參加她的研討會，女人們培養出主動性交的自信和能力，告訴情人她們想要怎樣被觸摸，喜歡多少壓力，偏愛什麼體位，甚至跨坐在男人臉上控制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她們也發現，男人也常常喜歡轉換傳統角色成為被動者。多德森很多女性朋友表現出的「陰道主動」的態度，不僅提升了她們的性生活，還提高了她們整體的自我價值感。像多德森一樣，一個女人很多年前認為自己的陰部畸形醜陋，多德森的女性陰部彩色幻燈片讓她相信，自己和大部分女人一樣迷人；第二天在辦公室她泰然自若信心十足，要求提薪——然後成功了。
儘管貝蒂·多德森瞭解團體裡女人的進步，也為她們驕傲，但她沒有天真到認為她們能代表70年代的美國女性，那時的女性中有很大一部分仍舊反對女性的平權修正案，懷疑自己是否能夠甚至是否想要在傳統婚姻體系外，過情感上和經濟上的獨立生活。多德森承認，在性方面女性不像男性那樣自發天然，但她再一次認為，這是歷史上長久的雙重標準處境造成的結果；直到傳統改變，直到更多女人可以享受一夜情和「開放性」的婚姻——男女在婚姻結合外都有萍水相逢的性行為，在那之前，太多女人很大程度上還是會一直依賴丈夫或一個情人，而不是她們自己，來獲得性、經濟和情感上的滿足。「在任何生活處境中，成為你之所是都需要很大的勇氣……」貝蒂·多德森說，而且「當你進入多種多樣的性愛關係，你必須像男人一樣，在社會層面上面對自己達到高潮的潛能」，換句話說就是，性愛關係對女人來說，要較少局限在「重要關係」裡，要更多是為了樂趣和消遣、試驗和體驗。「只愛一個人是反社會的，」多德森說，這和100多年前奧奈達的約翰·漢弗萊·諾伊斯表達的觀點一樣；她補充道，「這是很美的概念：社會性的性愛，其愉悅背後是對生命的認可，而不是建立在經濟和權力上的性，不是買賣、操縱你的性器官。」
但是問題還在，美國基本上還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能讓一個有冒險精神的女人體驗男人好幾個世紀以來的生活。當然有不勝枚舉的性俱樂部，但這些通常是在過度擁擠的郊區房子裡，拉著窗簾偷偷摸摸的聚會，被愛管閒事的鄰居投訴後，還會頻繁被警察突擊搜查。的確，也許全國唯一一個女人可以在舒適開放的環境裡縱情於娛樂式性愛的地方，就是砂岩隱居地；貝蒂·多德森在加州長期旅遊時第一次拜訪那裡時，她高興地發現，它和西海岸的朋友們說的一模一樣。庭院非常美，作為背景的山頂遠得恰到好處，它的男女主人約翰和芭芭拉·威廉森的婚姻顯然是兩性平等的縮影；這是兩個忠誠的人的結合，對他們來說通姦不是禁忌，也從來沒有必要撒謊。
砂岩的幾百個俱樂部成員中，有一些是貝蒂·多德森在紐約派對上見過的熟悉面孔和身體，成員中也有她的好朋友兼女權主義姐妹：人類學家薩麗·賓福德。在砂岩的日日夜夜裡，多德森也結交了其他朋友，最有趣的是一個灰頭髮的英國紳士，她一天晚上在樓下「舞廳」時第一次注意到他。那時她裸體和兩個也裸著的男人躺在一張墊子上相互輕輕按摩，快活地投入其中；但是她沒法不注意到，一個獨自坐在屋那邊的男人正牢牢地盯著她，那是一個戴眼鏡的像貓頭鷹一樣的男人，而且雖然她看到了他在觀察她，他卻似乎一點也不難堪。終於她向他招手，揮手讓他加入進來；他毫不躊躇地站起來照做了。當他走過來坐在她旁邊，她伸出手打招呼，然後把他的手放在自己雙腿間，這時她意識到，他的手上少了手指。這是貝蒂·多德森和美國當時最成功的性作家和性觀察者亞歷克斯·康福特醫生的初次見面。
不常來砂岩的訪客也許會覺得不太可能，砂岩隱居地的「舞廳」除了有不斷交換舞伴的性愛瑪祖卡舞，也是一個可以點燃和陶冶愛情的地方——而這正是砂岩最老練聰敏的女人薩麗·賓福德博士愉快的經歷。歷經三次離婚、豐富多彩的風流韻事、在她教人類學的校園附近各種各樣工作後的狂歡，還有在不那麼聖潔的砂岩消遣嬉鬧之後，薩麗·賓福德一天在「舞廳」認識了一個英俊敏銳的特色配角演員傑瑞米·斯萊特，他出演過幾部好萊塢電影，1970年和一個洛杉磯記者約會時知道了砂岩，那位記者寫過一篇關於威廉森的文章。
40多歲的傑瑞米·斯萊特六英尺高，藍眼睛，有著優雅的運動員般的身體，幽默感也同樣優雅，他1958年在紐約舞台上開始演藝事業，出演百老匯版托馬斯·沃爾夫[179] 的《天使，望故鄉》中一個重要配角。那個舞台劇獲得了普利策獎，他在劇中的表演也幫他進入了好萊塢，之後十年，他參演了幾十部電影和電視節目：在CBS電視劇《馬利布快跑》中飾演一個潛水員；在《太空人》中表現了一位運載火箭艦長；在《辯護律師》和《裸城》等節目中友情客串。斯萊特在約翰·韋恩[180] 主演的電影《大地驚雷》中是一個亡命之徒；在威廉·霍爾登和克利夫·羅伯遜[181] 主演的《魔鬼兵團》中飾演一個加拿大飛行員；在其他很多像鮑勃·霍普和埃爾維斯·普雷斯利[182] 這類明星主演的動作片、西部片和喜劇中出演配角。1968年他和第二任妻子演員塔米·格蘭姆斯離婚後，在拍攝關於地獄天使摩托黨[183] 的電影時，因摩托車事故受了傷；之後的八個月，他的一條斷腿包在40磅重的石膏裡，與世隔絕般地住在月桂谷的公寓，沉思冥想、吸煙鍋和自慰——一個配角多年來頭一次無人相配，沒有角色、導演和可控的腳本可以依靠。
就是這段時期，斯萊特花了很多時間讀書，包括威爾海姆·賴希的作品；又能靈活行動之後，他決定將精力多花在整理自己支離破碎的生活上，對東演一個角色西演一個角色不再那麼上心。他把新公寓搬到威尼斯海灘一個由藝術家和嬉皮士組成的社區，不再每天瀏覽好萊塢行業報紙，也不去原來常去的演員酒吧，而是開始對和平運動、反主流文化和新生活方式感興趣。他那時候約會的年輕女人中，就有告訴他威廉森和砂岩的那個記者；將信將疑地，他答應陪她去那兒，想著和裸體的人們混在一起也許會挺有趣。但當他開上彎曲的山路到達山頂，參觀了莊園和它隨心所欲的主屋，在樓下朦朧的光線中瞥見勾人性慾的身體後，他幾乎覺得頭暈目眩，強烈地侷促不安——和女友嘗試做愛時都不能勃起了。
然而他沒有氣餒到不再回來，因為他確實享受在戶外裸體；當他漸漸和其他人混熟了，自己也更舒坦了些後，就開始陶醉於砂岩女人們主動的性接觸，其中一個女人是薩麗·賓福德博士。儘管斯萊特第一次見到她就被吸引，隨後在舞廳一起做愛也讓他狂喜，但性愛遊戲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能在一起的借口，在擁抱中他們在探尋雙方都感受到的更深層次的親密。兩個人都是四十五六歲，之前都更喜歡年輕得多的情人，用性愛來逃遁生活中在智識方面的挑戰和不確定性。他們對同輩人的價值觀幻想已經破滅了多年，有時認為他們這一代整個就是物質享樂、種族歧視、警犬和燃燒彈的集合，但現在，他們大喜過望地在對方身上發現了一個同是50年代「輟學生」的同伴。雖然薩麗·賓福德比斯萊特在洛杉磯反戰運動中更活躍，但他不久就和她一起參加集會和遊行；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共謀者安東尼·拉索在五角大樓文件爭議中被捕後，傑瑞米和薩麗一起去離砂岩有一小時車程的終端島聯邦監獄探望拉索，在拉索下獄前砂岩還為他組織了告別狂歡。
事實上，正是在拉索派對後，傑瑞米和薩麗開始在威尼斯海灘同居；因為她不再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書，他也不再當演員，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全國任何想去的地方，1972年，他們在舊金山灣區住了幾個月，經濟上他們依靠積蓄、傑瑞米原來作品的重播費和他寫的兩首鄉村——西部暢銷歌曲的版權費——一首寫給特克斯·裡特爾的歌叫《月亮之外》，另一首和葛倫·坎貝爾共同創作，坎貝爾著名的《加爾維斯敦》唱片引起的熱情減退後，它就上市了；這首歌叫作《為何每次我癢，我都會撓你？》。
1972年晚些時候，傑瑞米和薩麗臨時搬到佛蒙特州，之後九個月，薩麗在進步的，思想自由的戈達德學院[184] 教人類學和女性研究，傑瑞米組織了一個男性的意識覺醒研討班，傳播砂岩兩性平權的性信條，很多和他一樣，認為消除雙重標準也會解放男性的男人積極回應。週末，傑瑞米和薩麗有時去新英格蘭或紐約拜訪去過砂岩的情侶們，他們喜歡和合得來的訪客同床共枕；傑瑞米認為仿製版砂岩舞廳流行起來只是個時間問題——確實，幾年後紐約開辦了柏拉圖隱居地，其他城市也給情侶準備了類似的可以裸體的娛樂中心。
1973年秋天，薩麗·賓福德買了一輛精緻的房車，於是她和傑瑞米途經加拿大向加州出發，在蒙大拿州的冰川國家公園附近停留了幾天，拜訪不久前抵達的約翰和芭芭拉·威廉森，他們剛在一個叫白魚的社區選中了大約200英畝土地，希望在更寬廣的環境裡建造另一個砂岩，他們在托潘加峽谷頂上那15英畝的地產突然顯得很受限。近幾個月，砂岩視線範圍內的峽谷毗鄰的山上正在修建很多新房子，打斷了之前連續的從樹木和山腰一路綿延到太平洋霧濛濛邊緣的視野。而且，由於他們幾年來都處在氛圍緊湊、關係密切的群婚的中心，還要同時嘗試運營一家情侶俱樂部，新成員需要不斷接受指導，幫他們從最初接觸群交的震驚中安下心來，威廉森夫婦在情感上感到精疲力竭，還患上幽閉恐懼，需要暫時遠離其他人的親密接觸。等待著繼任者買下並繼續經營托潘加峽谷裡的事業，威廉森夫婦從砂岩挑選了一些同伴一起到了蒙大拿州；儘管洛杉磯很多人表示有興趣接管峽谷裡的地產，但直到1974年，一個婚姻顧問和格式塔治療師保羅·佩奇才弄到足夠多的資金和貸款買下砂岩，重開了在過渡的這幾個月裡停止運營的情侶俱樂部。
保羅·佩奇34歲，比約翰·威廉森年輕八歲，他六英尺高，整潔健壯，藍眼睛，留著修剪整齊的黑頭髮。他是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成員，也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社會工作碩士學位。儘管他說話溫和，舉止間流露出職業顧問的沉著自信，但還是給人留下一種印象：他費了挺大的勁兒來控制內心滿溢的煩躁不安的能量和衝突。他吸煙過量，說話流暢清晰，但有時被輕微的口吃打斷。除了對性的興趣、相信大部分世界歷史都被人類性慾裡的魔鬼影響，保羅·佩奇和約翰·威廉森幾乎沒有共同點，他是威廉森倦怠的風格的反面，他也認為，威廉森大腹便便發福的身體和他在砂岩馬馬虎虎記錄賬目的方式正相配。佩奇追求秩序、紀律和高效的管理；他看不出來為什麼這些性質不能和砂岩想代表的烏托邦原則融合。
佩奇從1972年初就是砂岩的常客和付費會員，他在買下這地方很久以前就感到它的沒落了。房屋和園林沒有精心保養；引道有了裂縫還崎嶇不平，而且約翰·威廉森似乎喪失了做常居古魯的熱情。他晚飯前不和人們聚在主屋，經常在停在砂岩最高山頭上的房車裡吃晚飯，或者獨自坐在客廳的壁爐邊讀書；如果他屈尊和客廳裡的人說話，那通常是極少數他看得起的、算作是同伴的人，例如專欄作家麥克斯·勒納，或康福特醫生，或拉爾夫·D.亞尼醫生——一位貝弗利山的心理分析師和精神病醫生，很久之前就是砂岩的常客了。
儘管1972年砂岩在報紙雜誌中轟動一時，但砂岩的管理層缺乏想像力和精力好好利用這一點來招募大量新成員；威廉森夫婦過去一年虧損了很多錢，這件事對老主顧來說已經不是秘密——保羅·佩奇認為，這不僅是由於他們領導不力，也是因為他們讓年會費低至每對伴侶只要240美元，佩奇買下地產裝修改善之後，立即讓會費翻了倍。除了別的事情，佩奇還指揮重新裝飾刷漆了主屋，擴大了露天平台，在屋前草坪上安裝了按摩浴缸。他修整了周圍的莊園和道路，也改造了客房。他在媒體上為砂岩做廣告，自己接受電視採訪（不喜歡上鏡的威廉森就躲著採訪）；保羅·佩奇和同住在砂岩的女友——活潑風趣頭髮烏亮的特蕾莎·布裡德洛夫——一起，在客廳熱情歡迎到來的客人和會員，他是砂岩成功復甦的決定性因素。
佩奇過去常常拜訪大蘇爾的艾莎林治療中心，受其影響，他在砂岩的員工中增添了幾個專家，付費給會員和客人提供羅爾夫按摩、艾莎林按摩、生物能療法和哈達瑜伽[185] 課程。非會員的伴侶付250美元可以在砂岩度週末，食宿全包，使用那兒的設施，並在佩奇指導下參與格式塔療法；某個週末，演員和電視名人奧森·賓恩和妻子卡羅琳來了，不久兩人就和保羅·佩奇成了朋友，積極參與砂岩的活動。賓恩曾體驗過一次賴希療法——在他的書《我和倭格昂能[186] 》中描述過，現在，他開始在洛杉磯《自由報》他自己的專欄上描寫砂岩，也在約翰尼·卡森脫口秀上對砂岩有溢美之詞。丹·格林伯格在《花花公子》上專門描繪過砂岩；赫伯特·戈爾德在《是！》上、羅伯特·布萊爾·凱撒在《閣樓》上也都寫到過它。亞歷克斯·康福特在他第二暢銷的書《更多歡樂》中給了砂岩一整章的篇幅，他寫道：「加州充斥著各種『邂逅』和『感性』中心——人們去那兒能『找到自己』，或者其實不能……（而且）那裡大多有這樣的氣氛，需要經過很多心理建設、說很多話後，才能進行真實的目的：做愛。但在砂岩，人們可以相當坦白地直接做愛，但做愛之後，參與者驚訝地發現，『感性』、『邂逅』和很多真正的自我教育常常隨之而來；他們既獲得享受，也確實開始重新評價自己的目標和自我形象。結果，」康福特繼續說，「砂岩的門徒（有些人可能只去過一次）在各處廣泛提供性愛咨詢——包括由教會贊助的。因為砂岩的規模限制，加上約翰和芭芭拉·威廉森最初開創的實驗只進行了四年，它通過人脈可能產生的影響，需要假以時日才會變得清晰——對很多異性戀的人來說，這是他們在有組織的機構裡，初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觸真正開放的性愛。它在成人身上引起了一種嬰兒般的純真，這種強烈的體驗讓很多去過那兒的人對它非常懷念或過度熱忱，但它能促進個體心理學所致力的那種『成長』，這種能力相當出色。」
在保羅·佩奇的請求下，康福特醫生成為砂岩的非正式顧問，在定期寄出的小冊子的職員名單裡有他的名字；在特殊場合，例如1974年6月初的公開接待週末，康福特醫生會發表演講，聽眾每人需付費25美元。200多人在霧濛濛的天氣裡驅車前來，擁擠的房子裡有像薩麗·賓福德和傑瑞米·斯萊特這樣的老會員，他們幾周前把房車停在山坡上，現在就住在砂岩。康福特演講的那天如此陰沉寒冷，大部分聽眾都穿上了衣服，這在砂岩是頗不尋常的景象。
除了亞歷克斯·康福特的演講，《搞》的出版人阿爾·戈爾茨坦和《花花公子》的副出版人納特·萊爾曼也簡短地講了話；當天第二個主講人、紐約來的作家蓋伊·特立斯做了長長的演講，他在為道布爾戴&康帕尼出版社寫一本有關美國性愛的書，正在做相關的調查。
43歲的特立斯瘦而矯健，黑眼睛，一頭棕髮已經開始變灰，對屋裡的人來說，他不完全是個陌生人。過去他常常拜訪砂岩，包括它的舞廳，而且他正在寫的書在很多報紙雜誌上已經受到了過分關注。不過，媒體關於特立斯的報道大多口吻詼諧，強烈暗示他的調查方式，即在色情世界裡「參與觀察者」——光顧按摩院、下午待在黑漆漆的電影院看限制級電影、和全國的性俱樂部和狂歡作樂者關係密切，其實是為放縱自己肉慾的別出心裁的手段，對他妻子不忠，卻以「研究」性愛之名來打掩護。
特立斯從未公開反駁過這種觀念，因為他推測任何否認的努力反而會給人留下他在極力辯解的印象——雖然他確實常常想要辯解，或者給他貼上第一修正案偽君子的標籤：縱容色情，但當涉及自己時，就憎惡媒體公正評論的權利。但是他非常清楚，這份據稱很理想的工作常常沒有其他人想像的那麼愉快。更讓他煩惱的是，做了三年調查，在打字機前苦思冥想了好幾個月後，他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他甚至不知道這本書該如何開頭。也不知道怎麼組織材料。也不知道，他想說的和最近出版的幾十本婚姻治療師、社會歷史學家和脫口秀名人們寫的關於性的書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實際上，特立斯自己近來也常常參加脫口秀，一個新聞記者發現他在紐約一家按摩院做經理後，他就變得廣為人知，好似一個沉迷於滑溜溜享樂的好色的普林頓[187] ——特立斯總想反駁這種形象，有的時候過於急切地在電視上強調他文學意圖的嚴肅性。他在砂岩的演講也有相似意圖——想要在聽眾面前簡單樸實地把自己呈現為一個投入的研究者和作家，除了私人生活和壞毛病，正在寫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詳盡地描繪出近幾十年來，那許多重新定義了美國道德倫理的人和事件。
一個叫馬丁·齊特的年輕的砂岩職員是屋裡極少數完全裸體的人之一，他將特立斯介紹給聽眾，接著特立斯走向講台，拿著稿子開始演講。「這個國家，」他說，「正在逐漸發生一場對感官無聲的革命，和老派習俗的決裂。甚至我的研究所關注的中產階級，對電影和書籍中性表達的寬容也與日俱增，夫妻在臥室裡對原來被認為是『古怪反常』的東西更為接納——周圍擺上的鏡子、綵燈和蠟燭、床邊的振動器、好萊塢弗雷德裡克[188] 情趣內衣、限制級電影錄像帶、口交和很多州的法律仍舊定罪為『雞姦』的行為。《性的愉悅》幾年前可能被貼上『下流』的標籤，現在大獲成功再次證明，中產階級社會對性描寫不那麼神經過敏了，」特立斯繼續說，向坐在旁邊的康福特醫生點點頭，「那本書迄今為止賣出了70萬冊精裝本——這是一本你在大街商店櫥窗裡和美國中部地帶的咖啡桌上都能看到的大眾讀物，即使它裡面有露骨的圖畫，描繪了裸體情侶們用所有想像得到的方式做愛。」
「在高雅的晚宴聚會上，」特立斯繼續說，「你現在能聽到人們討論自己最親暱的私生活，這在60年代中期的社交場合是不會被接受的。同性戀酒吧不再總是警察突襲搜捕的靶子，因為同性戀激進分子已經有了自己的組織。大部分中產階級大學生的家長已經接受了在校外公寓甚至在宿舍裡的婚前性行為，知道這已經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了。雖然我不能證明，但我認為，中產階級的丈夫現在比美國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能接受妻子在結婚時不是處女——或曾經有過，或正在進行一場婚外情。我不是說丈夫們不為之煩惱，」特立斯強調，從稿子上抬起頭來，「我只是提出，當代的丈夫和他的父輩祖輩不同，對這種事不會那麼震驚崩潰，更可能接受女人也有性衝動，而且只在極端情況下才以暴力報復不忠的妻子和情敵……」
和大部分比他小十歲或二十歲的聽眾不同，特立斯自己可以回想起三四十年代嚴苛刻板的道德氛圍，特別是他出生長大的那種同質性強的小鎮，那是新澤西州南部一個維多利亞式社區，甚至到了70年代都禁止銷售烈酒。他記得在青少年時期，在他做祭壇助手的禮拜日彌撒上，他聽到教區神父尖刻的預言：任何教民，如果閱讀列在索引上的書，或光顧放映良風團禁播電影的劇院，都會受到神的懲罰。在他的教區學校，嬤嬤勸告他和同學每晚仰睡，雙臂交叉在胸前，手放在肩膀上——大概這是一種神聖的姿勢，而且並非偶然，這姿勢讓人不可能自慰。特立斯第一次自慰是在大二時，是被當時約會的一個女生，而非男性雜誌上的照片激起性慾，他那時太害羞了不敢買那些雜誌。
但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突如其來地，或者對他來說似乎是這樣，男性雜誌不再私下出售，色情小說不再非法，好萊塢電影中開始出現裸體，這些變化，不僅在大城市中很明顯——他當報紙記者和自由撰稿人時在這些城市裡到處旅行，也在像他家鄉（他定期探訪）一樣保守的地方出現；1971年，當他構思下一本書的主題時覺得最引人入勝的是美國新近的性開放、不斷膨脹的色情消費主義和他感覺到的在中產階級人群中靜靜發生的革命，他們開始反抗自清教共和國建立後就是一種抑制性力量的檢查者和神職人員。
特立斯讀了幾本關於性法案和檢查制度的書，在法庭旁聽了很多淫穢案審判，採訪了《搞》和其他類似出版物的編輯，這之後，他開始了自己在性世界裡的奧德賽，去按摩院歷險，還成了常客。一天他和妻子從P.J.克拉克酒館回家時，第一次注意到開在自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布盧明代爾百貨附近的列剋星敦大道上，在一棟樓的三樓窗戶那兒，閃爍搖曳著紅色霓虹燈招牌「現場裸體模特」，他很驚訝這種場所可以這麼明目張膽地營業。
第二天中午，他獨自一人去到那棟樓，爬上三層台階，穿過掛著簾子的入口，進入一個看起來像是一幢廢棄房子客廳的地方。東方風格的地毯磨損褪色；沙發、桌子和落地燈也許是從舊貨鋪淘來的；在那兒坐等的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們好像牙醫辦公室裡的病人，似乎無法專心看眼前的報紙和雜誌。
特立斯走向桌後面的經理，一個長頭髮穿藍色牛仔戴著和平念珠串的年輕男人，他告訴特立斯，價格是半小時18美元，他可以從六個女按摩師中任意選擇一個，她們的照片都在面前攤開的照片簿上。特立斯選擇了一個叫瓊的長相可愛的年輕金髮女人，照片中她穿著比基尼在一片熱帶沙灘上；他等了20分鐘，一半時間瀏覽《新聞週刊》，另一半時間觀察著男人們靜悄悄地來來往往，他們大部分和他差不多大，或者再老點，穿西裝打領帶——他猜測他們大半是商人，在中午吃飯時間偷偷摸摸地過來，經理向特立斯招手了。特立斯站起身，看到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金髮女人站在走廊裡，她和照片裡的瓊只有那兒一丁點相像——也許都不是同一個人，不過還是挺誘人。她的眼睛又黑又大，身材苗條，穿著粉色圍裹裙、黃色T恤和涼鞋。她拿著一張從織物壁櫥裡拿出來的漿過的亞麻床單，和特立斯一起穿過走廊走進五號房，她說話有南方口音。
她說自己來自亞拉巴馬州——特立斯在那兒上的大學；他在按摩房裡開始追憶南方，她心不在焉地聽了會兒，不久就沒耐心了。這可是做生意，她提醒他，時間不等人，她建議他脫掉衣服，躺在她剛把床單鋪好的按摩桌上。他照做之後，她開始脫衣服，轉過身來露出健美的肉體，他覺得很興奮。
「油還是粉？」她問，走向按摩桌。他不確定地四周看看。
「這兒有浴室嗎？」停頓了一下後他問道。
「沒有。」她說。
「那就粉吧。」
她拿來一罐強生嬰兒爽身粉，不久他就感覺到她的手指輕柔地撫摩他的肩膀和前胸，然後向下到腹部和大腿。他看著她探向自己的身體，手臂和乳房顫動，雙手被爽身粉染成粉筆白色。他能聞到她的香水味，感到自己的手掌出了汗，看到下面已經勃起。他閉上眼睛，聽到隔壁房間裡其他男人的歎息聲，也聽到列剋星敦大道上的噪聲，汽車喇叭聲，公交車從路邊開走時刺耳的聲音，他想起街對面的布盧明代爾和亞歷山大百貨公司，一群群顧客和售貨員現在正探向櫃檯買賣交易……
「你想要特殊服務嗎？」她問。
他睜開眼。看到她正看著自己的下體。
「能做愛嗎？」他問。她搖搖頭。
「我不做那個，」她說，「我也不用嘴。我只給本地貨。」
「本地貨？」
「手活。」她解釋道。
「好吧，」他說，「那就本地貨。」
「要另收費。」
「多少錢？」
「15美元。」
太貴了，他想。但在性慾勃起的狀態下無心討價還價，所以他點點頭，帶著好奇和期待看著她……
有些人也許會覺得這種經歷可恥卑賤，但特立斯卻享受這種接觸中的陌生感和冷淡；第一次後他常常又去光顧，不僅讓瓊還讓其他女按摩師按摩，通過她們他知道了紐約市各處都有類似的場所。
那年剩下的時間和1972年，他拜訪了數十家按摩院，定期頻繁得讓他不僅熟識了女按摩師，還有那些年輕經理和店主。他們中有些人大學時學的是英語或新聞專業，熟悉特立斯的作品，特立斯既是主顧也是他們這種服務的狂熱愛好者，他們覺得這件事非常「絕妙」；他們接受邀請和他去餐廳吃飯，接受採訪，允許他在即將出版的書裡使用他們的名字——其中有兩個人最終允許他在按摩院裡義務做經理。
特立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它位於東二十六街132號一棟無電梯公寓的三層，在列剋星敦大道的一個角落裡；1972年春夏，有很多個星期他在桌子後面從中午工作到下午6點，負責收錢、檢查亞麻床單的數量、和等候的顧客閒聊，按摩師和顧客進入私人房間後他也要注意著時間。一個客人離去後如果暫時沒有生意，特立斯會詢問按摩師情況，問她那男人說了什麼，有沒有透露什麼私人和職業生活中的情況，他的挫折、抱負、幻想。特立斯不久就說服按摩師幫他記日記——描述每個顧客，詳述在關上的門裡都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也告訴他按摩師自己在滿足客人慾望時心裡在想什麼。雖然特立斯還沒有組織場景和故事線索，但他想寫下兩個真實存在的角色在按摩院的關係——一個中年保守的商人和一個嬉皮士女生，她滿足他的性需求，利用他的壓抑，最終和他成了朋友，幫助他擺脫進按摩院時通常會有的羞恥感和負罪感。特立斯和幾百個男性顧客見面閒聊後，以及之後在按摩師的日記裡讀到他們時，他知道自己毫不費勁就能與他們達成認同——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他們，按摩師寫下的東西很多也可以準確描述他自己。
和大多數男人一樣，特立斯在情感上忠於一個他想要長期維持的婚姻。雖然他有外遇，但從不想為了那些女人離開自己的妻子，儘管他還是愛慕她們，和很多人保持密切的友誼。妓女從不能吸引他，尤其因為現在的娼妓都是貧民窟來的、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年輕女人，有吸毒的問題，甚至很少有好看的。但是他很喜歡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按摩師——另一種「娼妓」——一個普通人可以與她以不僅僅是身體的方式產生聯繫。
很多按摩院的常客像特立斯一樣不喜歡獨自自慰；用年輕一代的說法，這樣「太遜」。但是被一個迷人的按摩師自慰，有一個女人在場，和她相互之間可以有所交流理解，就算不是愛情，也可以讓人心曠神怡、饒有興味。幾個月過去了，特立斯開始把按摩師看作某種沒有執照的治療師。就像每天成千上萬的人花錢請心理醫生傾聽自己那樣，這些來按摩的男人花錢請人觸摸自己。
如果大部分按摩院的主顧和特立斯有什麼相像的話——他和這些人的對話以及讀過的日記，使他相信他們確實相像，就是他們和女按摩師的性行為並沒有降低他們在家對妻子的熱情；事實上，大部分人說他們下午在按摩院待過之後，晚上甚至會更渴望妻子——按摩師顯然激發了年長男性身上的性衝動，讓他們自我感覺更好，在家更滿足，床上床下也更想討妻子歡心。
但當特立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的桌子後工作了幾個月後，傾聽顧客說話，和年輕按摩師聊天，加上之後在東五十一街的中洲按摩院做經理，他逐漸意識到，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打來電話，詢問是否有能給女性帶來歡愉的年輕男按摩師。並不是女人不知道有按摩院：出租車後打著廣告，建築物牆上貼著海報，像《紐約郵報》和《村聲》這樣的報紙裡也有為男性和女性提供感官滿足的廣告。特立斯相信整個紐約一定有很多女人——年老的寡婦、老姑娘、自由派的中年女主管，也許會想要一次帶著精妙性享受的午間按摩，包括口交或性交，在宜人盎然的東城氛圍裡，也能獲得一些像伊麗莎白·雅頓沙龍，或者奢華的女性健康俱樂部裡的那種嬌寵。但是，和特立斯聊過天的按摩院主人，還有按摩師都向他擔保，沒有這種市場。東城一家很好的酒店裡開過這樣一個場所，打了很多廣告，但是沒法吸引女顧客來找年輕的男按摩師們，不久就被迫關門大吉。人們得出結論，女人不願意花錢買這種私人服務。女人花錢讓男人給她們洗頭髮、設計服裝、安撫心靈、在健身課上瘦小腹——但是她們不願意花錢讓男人給她們提供性服務。
甚至「小白臉」的角色也大多被誤解了，非常有資格評論此事的人這樣告訴特立斯；雖然富婆確實供養小白臉，但這些年輕人的角色主要是像護衛或兒子，而不是情人。大部分小白臉是同性戀，她們包養的這些追求者，私下也常常稱關照他們的中老年女人是「男同跟屁蟲」。除了對男同性戀，似乎陽具本身在美國性市場上也不是很有銷路的商品。幾乎沒有女人只看到勃起的陽具就會有性慾，除非 她們對它的主人有熱烈的好感。除了在公共場合隨便挑個人可能帶來的危險，一般異性戀女人不喜歡和沒有親密感或興趣的伴侶性交。如果只是想要個高潮，比起和一個陌生人的性器接觸，她更傾向於在臥室裡用陽具形狀的振動器自慰。「女人拒斥陌生人的性器官，像人類身體的排異反應——拒斥從病毒到不匹配的移植器官——一樣自然，」一個婚姻治療師某次告訴特立斯。「關鍵詞是『陌生』；如果一個男人是陌生人，他的下體也是陌生的，她不太可能想要它進來，因為這樣她的人格就被侵犯了。但是如果它不是陌生的，是某個她認識、相信、想要發展關係的人的一部分，那她就能接受它、擁抱它、與之和諧共處。」
「因此這是符合邏輯的，」治療師繼續說，「和男人對裸女招貼畫的反應不同，女人對雜誌上的裸男無動於衷。」很多女人隨後和特立斯訪談時也證實這種觀點；很少有女人說她會對著某個陌生男人的裸體照片自慰，不管男模有多英俊，多有天賦。儘管報刊亭堆滿了數不勝數的「皮肉」男性雜誌，但只有一份封面光亮的期刊《放浪女孩》，據稱是為女性受眾刊載赤裸的男人；另一份出版物《非凡》早前想用這種照片吸引女性，但最終放棄了努力，後來完全退出了市場。
1973年，特立斯去了歐洲幾個主要城市，看看沒有受到美國清教傳統影響的歐陸女人，是否對按摩院（有時叫作「桑拿俱樂部」）中以錢交換的性反應更熱烈，對雜誌中的男性裸體更感興趣；但是他發現，歐洲女人似乎和她們紐約的姐妹沒有什麼區別。在倫敦、巴黎，甚至非常放縱享樂的城市哥本哈根，特立斯也沒有發現女人光顧按摩院，很少有女人喜歡現場的性表演或露骨的色情電影，女性雜誌中裸男照片也很罕見。他夜間在歐洲大街小巷遊蕩時，看到和紐約一樣的場景：男人獨自一人出入按摩院，男人在門口和妓女討價還價，男人在裸體酒吧沉默地盯著女人看。男性承認自己無止境地為異性裸體本身神魂顛倒；他們以一種分離的無人格的方式欣賞女人，甚至那些被這種關注討好了的女人也極少能夠理解。男人的天性是窺陰癖，女人是展示者。女人售賣性快感；男人出錢購買。在雞尾酒聚會的社交場合，或者尋求辦公室戀情的過程中，發起者幾乎總是男人，而抵制者基本上總是女人。一位著名的歐洲女演員最近剛離異的丈夫告訴特立斯：「男人和女人是天敵。女人從十幾歲的小姑娘開始，常常是不經意地就引誘了男人——她們穿緊身毛衣、畫口紅、抹香水、扭屁股，當讓男人慾火纏身後，她們突然就變得害羞正經起來。」男人想要女人必須給的東西，他承認，但是女人會拒絕，直到達到條件或得到承諾。女人能給一個無力的男人暫時的力量感，至少能讓他安心自己不是完全無能的；對於男人來說，女人雙腿間那溫暖接納的地方是無可替代的，是男人總想回歸的出生之地。他補充道，但是回歸幾乎總是要付出代價的，有的時候代價還很高。教會和法律嘗試「把陽具社會化」，他說，把它的使用限制在有價值的場合，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裡。「婚姻是對陽具的一種武力管制」，卻不能完全控制過剩的男性性精力，這些精力大部分發洩在色情產業和城市裡的紅燈區——那些反墮落小隊、禁慾的神父和一些痛恨男人的女權主義者想要清除的地方。「這些『淨化』運動，」他得出結論，「其實是向男性的生理自然宣戰，從中世紀開始，它們就以這樣那樣的形式進行著。」
從歐洲回來後，特立斯繼續調查美國，遊歷內陸，採訪普通男女、公民領袖和當地名人；他和專情的夫妻、公認的浪蕩子、檢察官、辯護律師、神學家還有婚姻顧問交談。他在西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待了好幾周，印第安納，俄亥俄，然後南下到聖經帶，在那兒參加教堂布道和市政會議，在雞尾酒酒吧偷聽，拜訪轄區內的人家和紅燈區。白天他在商業區溜躂，注意到伍爾沃斯超市和傑西潘尼百貨商店與當地按摩院和限制級電影院挨得很近。晚上他在假日酒店、華美達酒店和其他汽車旅館的廳堂裡徘徊，觀察到穿灰西裝拎公文包的男人在走上他們的房間前會在報刊亭買一本《花花公子》或《閣樓》。
他也觀察到年輕夫婦帶著孩子，將車開進購物中心；結實的扶輪社會員和同濟會[189] 會員穿著艷麗的緞面襯衫把保齡球投下狹窄閃光的球道；卷髮有雀斑的鄉下姑娘，從高中圖書館借出來哥特式小說；曬得黝黑的郊區居民在網球場混合雙打；「百事一代」[190] 週日在教堂合唱團唱歌。在這些地方和這些人詳細交談之後，特立斯感覺正常的美國家庭生活和傳統表面上還在延續，但內裡正在被重新思索和評價。旅行從頭至尾他不斷提醒自己，雖然性解放在社會和科學方面帶來了許多變化——避孕藥、墮胎改革、對審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萬美國人最愛讀的書仍舊是《聖經》，忠於婚姻，上大學的女兒仍舊是處女。《讀者文摘》毋庸置疑在美國銷售火爆；儘管全國離婚率比任何時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然而，自特立斯大學畢業以來，改變了美國中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巨大變遷，還是給了他更深刻的印象；雖然70年代有很多人滿懷希望地預言，社會還是會回到更保守的50年代，但特立斯懷疑這是否可能。如果那樣，就必須判定墮胎和避孕為非法，將通姦者下獄，需要審查的不僅有《花花公子》，還有《Vogue》和週日《紐約時報雜誌》上的媚登峰內衣廣告。儘管最高法院1973年的米勒判決在那時看來是不祥的聲明，使得像威廉·哈姆林這樣的人深受其害，但是陪特立斯旁聽淫穢案審判的律師，在後來一起閒談時預測，米勒判決無力維持這股讓公民自由主義者警覺的趨勢。據說，大部分當代的法官比年老的法官更傾向於自由派；甚至在威奇托這樣保守的城市，在一項淫穢案中，《搞》的紐約出版商也戰勝聯邦檢察官贏了官司。米勒判決一年後，全國書報攤開始售賣《風塵女郎》雜誌，又降低了露骨的底線——雖然它的出版商在佐治亞州法院外被身份不明的攻擊者射出的子彈擊中，可能會永久殘疾，編輯們卻沒被嚇倒。全國很多地方，迷人的女演員出人意外地同意出演露骨的色情電影——其中一部在賓夕法尼亞州偏僻的山林中拍攝時，特立斯得以在旁邊觀察。
電影在一個租來的大莊園裡拍攝，特立斯與演員和技術人員在一起待了一周。團隊裡的一些成員，包括導演，之前在《深喉》和《瓊斯小姐內心的惡魔》中合作過；儘管在賓州拍攝的這部電影——《艾吉小姐的回憶》，沒有《深喉》和《瓊斯小姐》那麼賺錢，但在矯揉造作的劇情、群交場面、噴射的陽具、螢幕上女演員進攻性的性行為等方面，它和更成功的這些先行者很相像。特立斯懷疑，正是這些女人愉快輕率地邀男人上床、似乎對無人格的性來者不拒的場景，滿足了大部分常去大城小鎮上限制級影院的中年男顧客的願望和幻想。電影中的色情影星和現實生活中的女人不同，馬上就獻出了身體，不拒絕任何人，幾乎不要前戲，似乎用很多方式都能達到高潮，而且不追求浪漫的承諾。像喬治娜·絲波文、瑪麗蓮·錢伯斯和琳達·洛夫萊斯這樣的限制級影片女主人公，為了自己的快感使用男人，甚至在第一個精疲力竭後還要第二、第三個；雖然批評色情作品的人常常指責色情電影剝削女性、美化暴力，這些觀點卻不符合特立斯自己在片場看到的東西，也不符合他坐在時報廣場和全國其他地方破舊的電影院裡看到的大量內容。
如果觀眾想要的是暴力，可以在R級甚至PG級電影裡看到——戰爭片、《教父》詩史三部曲、沒完沒了模仿《驅魔人》的心理——精神恐怖片。比較而言，色情影片就非常寡淡了；對它要有什麼合理的憤慨，那也就是售票處每名觀眾五美元的票價太貴了，電影低劣的質量、幼稚可笑的劇情、不令人信服的表演——甚至在臥室場景裡演員也總是軟下來，徒勞地想要刺激起性交，不值這個價。在電影院之行中，特立斯確實看到過「小貓色情片」，即展示未成年人性行為的色情片；但這種電影極少，受眾範圍很窄；儘管他看到了一些虐戀片，但這些片裡面處於性支配地位的女性和男性同樣多——例如穿高跟鞋的女神用鞭子抽打男人，擠壓他們的下體，蹲在俯臥的男人身上往他臉上撒尿也不是那麼罕見。對這種場景要還有什麼能說的，特立斯猜想，那就是很多男人會覺得女人蹲著的特寫鏡頭很有性教育意義，因為特立斯很久之前就推測，大部分他這一代的男人並不知道，女人的尿道和陰道不是同一個地方。
特立斯離開賓州的電影班子後——他們的拍攝計劃延遲了一天，因為一個演員無法在恰當的時候射精，到芝加哥遇到並結交了在南沃巴什大道上開按摩院的哈羅德·魯賓，一個有點矮但強健的男人，三十五六歲，下頜突出，藍眼睛，一頭金色長髮用油梳過。特立斯第一次遇到魯賓時他的言行充滿對戴利市長、芝加哥警察、市政火警和建築巡視員抑制不住的蔑視，聲稱他們正在騷擾他，想要逼他關門。他從書桌上拿起一張驅逐通知給特立斯看，那是房東寄過來的——上面除了其他所宣稱的惡行，還提到魯賓曾在前窗貼了一張告示，寫著：「操尼克松，趕在他操我們之前」。魯賓說他最近被一個法官罰款1200美元，因為出售據說是下流的書，還被指控他在自己居住的芝加哥郊區伯溫市政廳台階上扔了一塊馬糞，但這完全是無稽之談。魯賓漂亮的棕髮妻子是一個女按摩師，她最近煩透了他和法律不斷起衝突，拋棄他去了佛羅里達州，留下他們3歲的兒子：他在魯賓按摩院的接待室和走廊裡騎他的三輪車，把玩具扔得到處都是。
魯賓承認，因為越來越多的突襲搜查，生意變得非常不好做；下午幾乎無事可做，魯賓對特立斯說了很多對未來渺茫的希望，回憶起虛度的青春和在芝加哥遭遇的各種麻煩。除去他對當局的抗議和宿怨，魯賓似乎挺欣賞自己在一個相當保守的城市裡的這種反抗者和浪子的形象；芝加哥頭條寫手叫他「怪人哈羅德」後，他就用這綽號做了自己按摩院正式的名字。但是當他遠離生意場的霓虹燈和色情海報，他在社會生活方面似乎和最正派的批評者同樣保守；他靜靜地住在伯溫的居民區，每週去守寡的祖母那兒兩次，他和兒子住的公寓一塵不染，裝飾精美。他收集小藝術品、古董小玩意兒和易碎的小裝飾物，把首飾裝在玻璃容器和黃銅盒子裡，定期除塵擦亮。牆上是世紀之交的海報，客廳裡的椅子和沙發比他祖母的年紀都要大。他用1910年生產的一架愛迪生留聲機聽音樂，對他的木質冰盒、惠普自動唱片點唱機和同樣老的普爾菲口香糖機器感到很驕傲。他井井有條的臥室的書架上，有老版皮質封面的全集書；他的壁櫥裡整齊地堆著一摞摞50年代的裸體雜誌，裡面的照片大多拍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性幻想的中心——黛安娜·韋伯。
他娶的女按摩師和他夢中的加州模特頗為相像，他們在一起的第一年，1969年，魯賓會陪她到庫克鄉村森林保護區，在樹木間隱蔽的地方為她拍裸體照，擺的造型和黛安娜·韋伯在雜誌中的樣子一模一樣，那些雜誌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壁櫥裡。哈羅德·魯賓狂熱地回憶，他少年時期在臥室裡與黛安娜·韋伯幻想中的接觸，這不久就激勵特立斯飛到南加州，尋找他自己和黛安娜相遇的機會；特立斯通過和她合作過一次的攝影師的幫助，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私人電話，但給她寫的信和在電話應答機裡留下的幾條信息，她完全沒回復，後來她在好萊塢做紀錄片電影剪輯的丈夫幫了忙，她終於同意在馬利布家裡接受採訪，那是一個灰暗陰冷的下午，而特立斯受到的冷遇讓這個下午更加寒冷。
黛安娜·韋伯繃著臉開了門。這個40多歲赤著腳的女人將嬌小但有些豐滿的身材隱藏在褪色的藍牛仔褲和寬大的男士T恤裡，長長的棕色頭髮和黑框眼鏡是最近很多女權主義者的風尚，她對特立斯說話時更像是在講課而非打招呼。她說，特立斯找她時的堅持不懈並沒有 觸動她，她也強調，希望這個採訪很簡短。她提醒說，她現在不是公眾人物了，然後帶他走向客廳裡現代風格的沙發，這間整潔的客廳可以俯瞰海灘；雖然承認當時做裸體模特很愉快，但她現在完全投入一份全職工作，在附近凡奈斯社區當女子舞蹈教練。她說自己在「女人村」教要求很高的肚皮舞，偶爾也和她最好的學生和一個演奏中東音樂的樂隊在洛杉磯和附近的公共場合表演。
她說話的時候特立斯沒有打斷，仔細聽著，最後她似乎放鬆下來，對他不那麼反感了。儘管他覺得她很迷人，訪談深入後也更加清楚她的聰明才智和能言善辯，但他相信哈羅德·魯賓如果在這裡可能會失望。在老照片上她顯得性感撩人、自由奔放，但她自己並不是這樣的，特立斯猜想很多年前她拍照片時可能也不是這樣。她年輕時脫下衣服、伸開手足裸體躺在加州沙丘上時，很可能腦海中完全沒有淫穢色情的念想，不過特立斯可不敢肯定男攝影師腦中沒有這種想法。他們是男人，在為男人拍攝照片，就算她不知道，他們毫無疑問知道，最終挑選出版的照片不久就會讓男讀者非常興奮，會在男人性幻想的世界裡繁榮興旺，很多男人在興奮的腦子裡會狂野地強姦她很多次，把她一輩子囚禁在臥室關上的壁櫥門後。
但和特立斯訪談時，她 將自己的裸體模特事業解釋為是一種攝影「藝術」的表達——特立斯抑制住了衝動，沒有說出來對她來說的「藝術」，對她的男性崇拜者來說可能就是「色情」。他在這關頭的謹慎可能獲得了回報，因為她不久同意再接受一次採訪，再後來又有了第三次；通過她，他開始認識她丈夫，他們已經結婚20年了，還有他們19歲的兒子約翰·韋伯，一個一度是嬉皮士的英俊小伙，最近為馬利布山岡上一個名叫「極樂仙境」的裸體主義者社區工作，報酬頗豐。社區主人是曾經專門給黛安娜·韋伯拍照片的前攝影師、灰鬍子的埃德·蘭格。
約翰·韋伯住在社區裡做做雜活，工作時間很長；但他定期溜躂下山回到馬利布父母家裡。一天黃昏黛安娜·韋伯下了舞蹈課走進客廳，發現兒子裸體躺在客廳地板上，雙腿大張著，對著《花花公子》雜誌裡女演員烏爾蘇拉·安德烈絲的照片自慰。黛安娜·韋伯很不高興。
正是這次去加州時特立斯第一次探訪了砂岩隱居地。一個名叫小帕特裡克·麥格雷迪的紐約作家那年早些時候和他說起過砂岩，還有約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他們托潘加峽谷的私人莊園裡進行的開放性愛實驗。特立斯在洛杉磯《自由報》上看到一則砂岩的廣告後，給上面列的號碼打了電話，接著受俱樂部經理邀請，他下午開車上山拜訪砂岩。
特立斯開上曲曲折折的山路，還迷了兩次路，後來終於找到入口的石柱子，把車開進了停車場。他沒想到，在這個放縱樂園的短暫拜訪會從那天白天持續到晚上，持續到後來兩個月的大部分時光。這地方的寧靜和自由、幾乎沒有規章制度、它的舞廳和主動出擊的女人都把特立斯迷住了。他之前的所有調查，不論是按摩院、性酒吧、現場表演、從性百科全書裡讀到的，還是從性愛通那裡聽說的，都沒能讓他為砂岩這樣的一個地方做好準備。70年代初在美國這個不總是那麼民主的共和國裡，砂岩毋庸置疑是最自由的15英畝土地：據他所知這是唯一一個沒有雙重標準、沒有用錢交換的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且沒必要以性幻想作為替代興奮劑的地方。就是在這兒的第一晚，特立斯在舞廳參加了群交，這個歡娛的情景裡還有康福特醫生和一個著名的好萊塢口技藝人，雖然他把頭埋在一個女教師兩腿間，但仍舊和自己不在場的木腦袋摯友繼續一場幽默的對話。
特立斯在砂岩逐漸習慣了做個裸體主義者；雖然他不是雙性戀，但在砂岩學會當男性裸體離得很近時放鬆下來，在這個無拘無束的環境裡和一些男人成了朋友，和他們用擁抱打招呼，變得像握手一樣自然。但是特立斯發現砂岩的很多東西並不那麼讓人愉快，尤其是在靜悄悄的午後，這兒只剩十個常居的人——約翰·威廉森的「大家庭」時。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對特立斯都很冷淡，懷疑他的意圖，有時會公開詢問為什麼他沒有帶妻子一起來。特立斯在砂岩住了不到一個月，發覺約翰·威廉森也變得愈發疏遠、不友善；好像威廉森在邀請特立斯住在客房、說待多長時間都行後，自己私下感覺犯了個錯誤——但他沒有用突然驅逐特立斯來承認那個錯誤，而只是聽任特立斯感覺越來越不舒服。
特立斯那時認為，有可能他對威廉森不說話時流露出的性情反應過度，作家麥格雷迪在紐約就預先警告過特立斯他的這種性情；而且特立斯也推測，這有可能是威廉森對外來人特殊的壓力考驗之一，他有時會考驗那些從爾虞我詐的塵世來的，甚至只是暫時和他的裸體追隨者和離經叛道者住在一起的人。但是特立斯留在了砂岩，白天擔驚受怕，每天熱切期待俱樂部成員晚上來的時候帶來的歡鬧氛圍；他能那麼長時間抵住威廉森的沉默每天給他的壓力，以及和大部分家庭成員孤立的感覺，一部分是因為特立斯並非不熟悉作為外人的處境。確實，他的背景讓他最自然地是個外人的角色：在愛爾蘭裔美國人教區裡的意大利裔教民，在新教占主導地位的家鄉的天主教少數派，是個北方人卻去上了南方的大學。50年代他是個總穿西裝打領帶的保守年輕人，這個有追求的人選擇的作為他使命的職業是少數幾個對心理偽裝者開放的職業之一：他成了一名記者，想以此來克服天生的羞怯，放縱自己遏制不住的好奇心，探索比自己更有趣的人生。
作為一名記者，他毫不意外地被偏離正道的人吸引：紐約城沒人注意的流浪漢，在高高的大橋鋼筋上工作的流動工人，《紐約時報》辦公桌旁古怪的巴托比[191] 們，黑手黨的孩子，走私非法讀物的販子，按摩院裡輟學的女生，現在是像威廉森這樣有失體統的先驅者們。特立斯為了最終拿到一個好故事，可以長時間忍受合不來的人，他也為自己的這種能力自豪，但就算是他這樣的人也是有極限的；就在他忍無可忍的時候，一天下午客房的門開了，約翰·威廉森的妻子未事先通知就出現在門口，臉上掛著假正經的微笑，赤身裸體。他仍舊坐在書桌上的打字機前，她把手輕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開始按摩他的背，撫摩他的脖子；他沒說什麼話也沒有反對，接著她領他走向臥室開始做愛。
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一個性主動的女人追求，毫無疑問特立斯的身心都樂於接受這種體驗。她高潮之後，也只 在她高潮之後，芭芭拉·威廉森開始直率地說話，自特立斯來砂岩之後第一次信任他。雖然沒有為她丈夫的陰沉道歉，但她解釋說，因為賣掉砂岩這宗生意有很多變動，這不斷打擊她丈夫重新定居蒙大拿州的渴望。但是她補充道，約翰·威廉森和大多數夢想家一樣，沉溺於誇大其詞的沮喪中。她回憶起1970年——當他愛慕的奧拉利亞·利爾和戴維·施溫登跑掉，在俄亥俄州的伊利裡亞市結婚後，他把自己關在臥室裡憂悶地沉思，有將近兩個月幾乎不和砂岩的任何人說話。
特立斯饒有興趣地聽著，不時問問題讓她繼續說下去，芭芭拉·威廉森告訴了他砂岩是如何開始的，回憶起她和約翰·布拉洛的情事，她丈夫後來和布拉洛妻子的關係，還有在大熊湖戲劇性的週末，這兩對住在一間小木屋裡交換配偶做愛。儘管約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一年後退出了砂岩，雙方也分居了，芭芭拉說他們後來在開放性婚姻裡還是性伴侶，補充道他們現在和威廉森夫婦仍舊是朋友，如果特立斯願意的話可以安排他們見面。
一周後，這事兒就成行了；之後兩年特立斯在紐約和加州往返，常常到伍德蘭希爾斯拜訪布拉洛夫婦，他漸漸贏得他們的信賴，獲得允許寫下他們的故事，並使用約翰·布拉洛寫下的日記和筆記，這些是他在朱迪斯被威廉森和砂岩主要成員們勾引走的那些心理受創的日子裡寫下的。
這段時期，惡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紐約》雜誌記者的深入採訪，討論新寫作計劃中遇到的挑戰和困難，這些都對特立斯自1959年就開始的婚姻（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小女兒）產生了不利影響。那個雜誌記者是他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特立斯認為，比起他親身體驗了多少性行為，這個記者會更多報道他的工作方法；所以特立斯相信沒什麼需要對他隱瞞的。
一天晚上，特立斯和記者一起回到家裡，發現屋裡靜悄悄的，一個信封放在餐桌上。他打開它，讀到自己的妻子已經離家出走，而且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她表示，因為他不明就裡就同意和媒體討論其實和它們不相干的事，她最重視的隱私權被他侵犯了；此外她還警告，他在性方面的坦率也許能撩撥一些雜誌讀者，卻只會讓他自己受人恥笑。
特立斯很苦悶，但極想對默默站在旁邊的記者掩飾信的內容，那記者正等著和他去一家餐廳結束進行了好幾天的訪談，於是特立斯把信放進自己口袋裡。之後幾小時特立斯抑制住情感，在餐廳裡和記者交談，希望自己的緊張和焦慮沒被發覺。
他收到信的時候是週五，下週一妻子回來了，並沒做什麼解釋。她沒主動說自己去哪兒了，他也不覺得自己有權過問。他們的婚姻在1973年秋到1974年冬，帶著某種不確定的和解氛圍持續了下來。婚姻得以倖存不只是因為他們之間的愛，更是由於在一起的多年時間裡，他們都能洞察對方錯綜複雜的行事方式，一種特別的並不總需要說出來的語言，尊重相互的工作，同甘共苦，也都清楚自己是真心喜歡對方。有時在婚姻中更重要的是「喜歡」而非「愛」——因此，又一個十年過去了，他們的婚姻持續下去，感情日深；1974年夏天，特立斯像每年一樣，和妻子孩子一起到家鄉新澤西州大洋城他在維多利亞海灘的房子度假。
像妻子預言的那樣，他人盡皆知的「調查」引起的消極反應先於他到了，在這個他做過高中體育記者、開始自己職業生涯的地方，一份地方週報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的研究。比起所有大城市日報和全國性雜誌裡的八卦文章，這篇社評讓他的父母最為光火，他們仍舊住在鎮上，半個世紀以來言行都符合這個海濱城市至少表面上的道德規範。雖然特立斯正在寫作的這本書對他家庭造成的影響最開始讓他非常憤怒不安，但他漸漸地也就不再關心人們怎麼想他的為人了。他現在找到了開篇的方法，第一章也寫完了，中午休息的時候他會漫步穿過城鎮，在當地書報攤隨意翻查一架一架的男性雜誌，繼續探索他周圍性愛習俗的變化——既在他故鄉，也在附近亞特蘭大城更大的度假勝地探索，還延伸到農場和村莊。
離他長大的地方20英里遠，有一個裸體主義者公園深深隱藏在巨蛋港河邊的林地裡，他從少年時就知道，但是那時從不敢進去。它叫陽光公園，30年代中期由身材敦實、情緒反覆無常、備受爭議的牧師伊爾斯利·布恩建立，一小群毫無顧忌的裸體主義擁躉認為他是美國裸體運動之父。布恩牧師一度是新澤西州奧克蘭的龐茲歸正會[192] 的牧師，1931年他在德國旅行期間瞭解到裸體主義，直到被希特勒關閉之前，那裡有很多裸體主義者佔據的私人庭園，他們相信在戶外脫掉衣服對身心都是解放，對身心健康都有益。布恩牧師最初在新澤西州中北部斯庫利山建立裸體主義者居住區的嘗試，以房東的驅逐通知告終，但後來，新澤西州南部一個住在梅斯蘭丁社區的德裔美國家庭，給了他80英畝林地。1935年他帶著救世主般的熱忱，和追隨者一起在高高的橡木、雪松和松樹蔭涼下建立了一個河畔隱居處，給它命名為陽光公園。他建造了一棟白色的大木屋，和妻子孩子住在裡面，還建造了很多小房子和木屋，一間禮堂和一家學校。他出版了一份裸體主義報紙和一份叫《陽光與健康》的圖文雜誌，雜誌常常遭到梅斯蘭丁郵政局長查禁，布恩自己也常常上法庭為之辯護，他在一篇社評中堅稱：「除非美國的『道德』領袖們接受身體的真實，允許老百姓完全熟悉身體所有地方的樣子，否則人們對身體的『禁地』就一直會有或多或少狂熱的興趣。」
對身體「禁地」「狂熱的興趣」——用這些詞彙來描述特立斯在大洋城的少年時代再貼切不過了；儘管他一直沒有勇氣去街角煙草店詢問是否有《陽光與健康》私下出售，那店裡明面上擺著的最不審慎的雜誌是《警方公報》，但當學校好友大膽討論晚上要不要偷偷溜進公園爬上樹，在那兒躲著，直到日光讓他們看到光輝燦爛的女性裸體時，他一直興致勃勃地聽著。不管何時去費城看棒球賽，沿著河畔道路開車經過陽光公園的石頭門和醒目的白色佈告牌時，他都徒勞地在模糊的樹木間尋找禁忌的風景。他也聽說，尤其是在週末時，鎮上有的船主會沿著巨蛋港河劃著或開著他們的船，在陽光公園河岸對面拋錨，只為了看到神奇的景象：那些邪惡的沐浴者在木碼頭和小沙灘上伸展四肢。
一個夏日週末，特立斯在砂岩拜訪幾天後回到大洋城，獨自開上通往陽光公園的林蔭路。公園熟悉的白色標誌和他年少時一模一樣，他開進大門，沿著幽長曲折的土路，經過茂盛的樹林和灌木叢，最終到達一個小木屋門房，那裡有位裸體的老人坐在粗糙的木桌子後面，沐浴著陽光。老人歡迎特立斯，遞給他需要填寫的登記卡，並收取了費用。老人回答特立斯的問題，說他不是伊爾斯利·布恩，布恩1968年已經去世，又說他幫布恩建造了這個公園，除了房車，它看起來幾乎仍舊和40年前開園時一樣。特立斯進入內門時老人向他揮手，他沿著沙路開到河邊，看到幾十個年齡、體型和膚色各異的人裸體在陽光下漫步、躺臥或在河裡游泳。有帶嬰兒的父母，棕褐色皮膚鬆弛的老人，身體美麗或不美麗的年輕女人，健壯、鬆弛或虛弱的男人，男孩女孩在沙灘巾上挨著躺著，或者站著隨意閒聊。
特立斯停下車脫掉衣服，慢慢走向河水，感覺自然而愉悅。那是一個悶熱的7月午後，但他腳下蔭蔽的地面感覺很涼爽，而雪松色的河水溫暖宜人。他淌過水走向碼頭的木梯子；爬上去，和其他沒見過的裸體主義者混在一起，他發現一些人在向很多帆船和摩托艇招手，那些船停在隔開公園和公海的長繩子外面。
在船的名字下面，大部分船的船尾上漆著它們的歸屬地「大洋城，新澤西州」；坐在甲板上的人穿戴著百慕大式短褲、帆船帽、泳衣、草帽和墨鏡；手裡拿著罐裝啤酒、保溫瓶、晶體管收音機，還有向裸體者揮舞的手帕。船上也傳來一些噓聲、口哨聲和歡呼聲；看了一會兒後，特立斯在甲板上走向前，和其他安靜的裸體者分開，面向船隻，他認出一些帆船和上面的一些乘客。他也第一次注意到，很多乘客拿著銀色的望遠鏡和黑色的雙目鏡，他們僵硬地坐在甲板上在水中搖擺，在陽光下瞇著眼窺看。他們是不加掩飾的窺陰癖，正凝視著他；而特立斯回之以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