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寫完《鄰人之妻》，對我的作家生涯來說是最好也是最壞的一年。
這本書爆炸性地走紅，書店裡還沒有賣出一本，我的賬上就多了400萬美元，可圍繞本書出版的種種新聞也轉移了讀者的興趣，至於我寫了什麼 、為什麼寫 、如何寫 的這本書，反而沒什麼人關注。特別是為了收集信息、觀察當代美國日益增多的婚外情現象和性愛實驗，我對妻子不忠的原因 ，也沒多少人關心。
我寫書的九年裡，妻子都公開支持著我，後來還陪我上脫口秀節目對公眾解釋，說雖然我去了紐約的按摩院和洛杉磯的享樂裸體主義社區做調研，我們的婚姻之愛並未受到威脅，可這也只是加劇了某些評論家對我和這部作品的義憤與嘲笑。比如《華盛頓明星報》的喬納森·亞德利（「諂媚讀者」）；《多倫多明星報》的肯·安達（「他該沖個冷水澡清醒一下」）；《埃爾帕索時代週刊》的戴爾·L.沃克（「噁心」）；《紐約》雜誌的莫迪凱·雷切勒（「有危險性」）；《時代》的保羅·格雷（「慘不忍睹」）；《紐約時報》的阿納托爾·布羅亞德（「難道能指望他從性愛中講出什麼道理？」）；還有約翰·倫納德，《時代週刊》的員工，也是幾部小說的作者，接受了《花花公子》寫書評的約稿，文章開頭寫道：「我們上次告別特立斯時，他一絲不掛，從唱詩班男孩變成了年輕的神，準備勇敢地跳入雪松色似的新澤西巨蛋港河的河水中。當然，到了該洗澡的時間。」
我明白，批評家的負面評論一旦見報，再爭吵也沒什麼意義，可我就是覺得一定要回擊約翰·倫納德。我們之前在紐約的社交場合見過，一向就合不來，特別是我的書出版一年前，他在專欄寫了篇錯誤百出的文章，說我寫了整版的報紙廣告，把色情作家拉裡·弗林特與蘇聯自由鬥士相提並論。我自然予以駁斥，之後我們的關係就更糟了。
我馬上寫信給約翰·倫納德，要求他更正說辭。他沒有理我，後來他在《花花公子》上寫評論文章，又引用了這段錯誤的訊息，我很生氣，寄過去第二封信，他還是沒理會，後來，《人物》的記者給我打電話，問我對倫納德和其他作家負面評論的看法，我回復說：「這些作家自己沒能力寫書，所以嫉妒心強得很。倫納德文筆就不行。他還有婚外情，和朋友的妻子私奔了——結果又跑來這裡批評『鄰人之妻』。」
現在我回憶起這些，是在《鄰人之妻》出版25年後，我很希望當時不要對批評那麼敏感。可那些日子裡，出版遇到了太多瑣碎、無謂的事情，我也不是總能控制自己沮喪的心情。我真正觀察、寫作的內容被忽視了，公眾只關注我的婚姻狀態、我和書裡某些人物的私人關係，以及書還沒有公開出版之前就有了的大批投資。《時尚先生》為正式出版前的節選版付了5萬美元，平裝本和外國版本又提前付了100萬美元，還有好萊塢購買改編電影版權付了250萬美元。
本書的原稿送到雜誌社以供節選時，幾家電影製片廠看到流出來的盜版稿件，開始競爭改編版權，最後由聯美公司[193] 以250萬美元得標——史上最貴的改編版權。使大衛·布朗和理查德·扎納克聯合製片、為改編彼得·本奇利的《魔島生死劫》支付的215萬美元相形見絀，也遠遠超過了近期的書本改編電影合約金額，比如斯泰倫的小說《蘇菲的選擇》（50萬美元）、克裡斯蒂娜·克勞馥的《瓊·克勞馥傳》（65萬美元）和羅賓·庫克的《斯芬克斯》（100萬美元）。
雖然《丹佛郵報》的圖書編輯克拉羅斯·貝克斯說《鄰人之妻》「肯定不值250萬美元」，但聯美公司的發言人，也是幫忙談判這單合同的高級副總裁斯蒂芬·巴赫說，從這本書的故事裡可以拍出三部電影。他建議一部電影講紐約人壽那位保守的經理人與漂亮、主動的年輕女推銷員的婚外情故事；第二部可以講芝加哥的少年如何仰慕洛杉磯美麗的畫報女郎，以致愛上了她的照片；第三部電影可以關注休·海夫納在花花公子豪宅裡花天酒地又惴惴不安的日日夜夜。
「我認為本書會成為年度之作。」斯蒂芬·巴赫在《紐約時報》的訪談裡預言，又補充說，「它寫的是當代生活最有爆炸性的話題，性和道德，同時還有對人際關係的深刻觀察。」他的電影公司雇了一位得過普利策獎的編劇瑪莎·諾曼來寫劇本，導演是著名的威廉·弗萊德金[194] 。
然而，這部電影再也沒能完成。
買下《鄰人之妻》的版權一年之後，製片廠破產了。原因是拍了《天堂之門》，預算是750萬美元，最後總共花了3.6億美元。這部電影由邁克爾·西米諾執導，首映式之後就銷聲匿跡。公司的大部分高管，包括斯蒂芬·巴赫很快被開除，《鄰人之妻》已經完成的劇本也就在公司檔案裡落灰了。
20世紀80年代裡，書本身銷量很好——三個月內都是暢銷書，連續十周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位列第一；不過我還是相信，許多讀者買書的動機就錯了。他們被這本書的曝光度吸引，可曝光度和內容並無多大聯繫。有些人期待這本書能讓人「大跌眼鏡」或是「有下流描寫」，他們無疑失望了。《鄰人之妻》筆調樸素，長篇大論地描寫了許多人物和地方，從我上大學時的50年代早期，一直到寫作本書的70年代初，在我心裡，這些人物和事件代表了美國人道德觀戲劇性的變化。到了80年代，《紐約時報書評》一位署名羅伯特·科爾斯的作者為《鄰人之妻》寫了幾篇積極的評論，他是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和醫學人文教授，也是位作家。他寫道：
蓋伊·特立斯是位著名的記者，喜歡挑戰其他人認為難於上青天的任務（比如黑手黨的運作模式），現在他拿出了一份報告（至少九年工作的成果），寫的是我們怎樣心甘情願、高高興興地偏離了19世紀的道德傳統，也偏離了20世紀末之前人們習以為常的道德範式。他調研的方法是「參與——觀察」；事實上，我很懷疑任何所謂「田野工作者」敢說在個人捲入方面超過特立斯的。他與那些嘗試新奇不羈或非傳統性愛的男人和女人談話，努力理解這個世界，同時也成為世界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他不僅在曼哈頓的按摩院裡打工，也全心全意為按摩院的利益著想。他短暫加入過裸體主義營地，也沒有放過在洛杉磯附近的砂岩享受快樂（「性愛共享」）的機會。
對於那些抱著色情想法的讀者來說，這部長篇要讓他們失望了。這本書不是裸露癖的自白，也不是記者寫的色情文學。這本書出版後，特立斯先生的經歷會被傳得比實際上豐富許多，不過很多讀者會發現他實際上相當克制。他的秘密愛好是觀察自己的人類同胞、傾聽他們的談話，再誠實地記錄下所見所聞。他的文風乾淨，不矯揉造作。他有種天賦，隨手在這兒寫個句子、加個短語，就聯結起了重要的歷史事件。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其中的社會信息不斷累積：美國人的性在過去的20年裡，已經徹頭徹尾地改變了。
1981年，《鄰人之妻》的平裝本賣得很好，之後便和其他有關性解放的書籍一起淡出了讀者的視線。當時最受關注的，是指出全美皰疹和艾滋病不斷蔓延的醫學報告——80年代的這些疾病，很多人認為是60年代的性放縱所致。不僅那些支持限制自由表達和行為的人持這種觀點，公開支持性自由的人也這樣認為，比如評論家、學者卡米爾·帕利亞，在60年代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後來在她的書（《性，藝術與美國文化》）裡寫道：
60年代人們嘗試回歸自然，結果成了一場災難。伍德斯托克泥地裡愜意的裸體浴和好玩的滑水只是一場短暫的盧梭主義幻夢。我們這一代人有享樂主義的反叛精神，嘗試了法國大革命以來最前衛和極端的東西。我們問道：為何我要遵守法律？為什麼我不能實踐每一次性衝動？結果是我們退回到了野蠻人階段。我們痛苦地發現，如果每個人自行其是，社會便無法實現正常運轉。而且，60年代的無信仰濫交帶來了艾滋病。這一帶每個宣揚自由性愛的人都對艾滋病負有責任。60年代美國的革命不堪自身的重負，終於崩潰。
可革命真的崩潰了嗎？像每個人一樣，我也在近年的報紙上讀到了無數民意調查，指出由於艾滋病的影響，單身酒吧不再是一夜情的聖地，已婚夫婦的出軌意願有所降低，色情小說賣得也沒那麼好了。新清教主義正滲透進美國的精神。1984年，某期《時代週刊》的封面故事標題是：《80年代的性——革命已經結束》；1986年，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主持的色情作品調查委員會發佈了一份報告，暗示在美國土地上，新的道德戰爭、傳統價值復興即將來臨，公民團體和執法官員不懈的努力也會阻止色情文學和色情雜誌的傳播、銷售。
沃爾瑪的業主拒絕在店裡銷售《花花公子》和其他男性雜誌，《花花公子》公司也把封面設計得更低調些（不再有全裸的模特圖片了），在報亭販賣時也包上玻璃紙，希望阻攔那些亂翻書的小孩子，這些都是事實；不過，《花花公子》的有線電視台近些年卻變得十分大膽（播放交合的情侶、勃起的陰莖、插入、吮吸陰莖和舐陰等鏡頭）。
除了這些，互聯網的訪問量也迅速增加，在我看來，現在很少有措施能限制美國公民進入這個約翰·厄普代克筆下的「肉體樂園」。互聯網上日夜都有按摩師和換妻俱樂部的誘惑，當然也有孤獨的男人和女人——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尋求著長期和短期的戀愛關係。我最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文章（2008年5月19日），講的是科羅拉多州的科羅拉多斯普林市舉辦第九屆父女純潔舞會[195] ，保證這些少女直到結婚都保持忠貞。而幾個月之後，我在電視上看了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舉行的共和黨全國大會，成千上萬的民眾在為一位17歲的未婚懷孕少女歡呼，就是老大黨[196] 副總統候選人薩拉·佩林的女兒。
「美國人向來兩頭都要。」1986年，《時代週刊》雜誌的理查德·斯滕格爾這樣寫道，「從來到新大陸那時起，追求個人自由和要求清教正義的矛盾就存在了，這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個人主義的寬闊大道和喬納森·愛德華茲大覺醒運動[197] 的道德狂熱之間的矛盾。時代的風氣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國家的角色也隨之搖擺。政府干預；政府退卻；國家出手干預道德，然後洗手退出。鍍金年代為改革年代強力的政府手段讓道。咆哮的20年代之後就是30年代嚴格的海斯辦公室[198] 時期。層層包裹的50年代引出了解開紐扣的60年代。就在最近，對性解放的反應催生了重拾家庭價值的狂熱運動，並讓羅納德·裡根高票當選總統。」
我還想補充一句，90年代家庭價值的缺席 也差點將比爾·克林頓趕下總統職位！
不過，要是有人覺得克林頓與白宮實習生調情、差點引咎辭職的案例應該 會讓其他政客在性行為方面有所收斂，那就大錯特錯了——看看最近的新聞報道就知道：
200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北卡羅來納州的前參議員約翰·愛德華茲，公開承認與一位女性競選工作人員有婚外情。
2008年，艾略特·斯皮策辭去了紐約州州長一職，此前他宣稱重視家庭價值，還熱心參與反淫穢的活動，結果被曝出是網上應召女郎服務的常客。
斯皮策的政治繼任者戴維·A.帕特森主動對媒體承認，他多年來對妻子不忠——而她也在另一訪談中承認自己對丈夫不忠。
2008年，新澤西州前州長吉姆·麥克利維的同性戀男友告訴媒體，說他和州長（2004年辭職）以及州長夫人（現已分居）參與過幾次三人做愛。雖然州長夫人否認了他的說法，前州長卻沒有。
2007年，拉裡·克雷格參議員（共和黨，愛達荷州）——結婚多年，強烈擁護家庭價值——被八位男同性戀者控告稱與他有性關係。在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國際機場的男衛生間裡因猥褻行為被捕後不久，他態度激烈地否認了此事。1989年，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國會議員巴尼·弗蘭克因為與男妓的交易，處於被驅逐、被譴責的風口浪尖之時，克雷格就是主張罷免弗蘭克的一員。可弗蘭克後來並沒被醜聞打倒，一直在國會有相當的發言權。
20多年前，快寫完《鄰人之妻》的時候，我在最後一章寫道：「……雖然性解放在社會和科學方面帶來了許多變化——避孕藥、墮胎改革、對審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萬美國人最愛讀的書仍舊是《聖經》，忠於婚姻，上大學的女兒仍舊是處女……儘管全美的離婚率比任何時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今天，我相信這段話依然適用。不過我也相信理查德·斯滕格爾1986年在《時代週刊》裡寫的「美國人向來兩頭都要」。所以，我的主要觀點是，與民意調查公開發表的結果相反，我很懷疑21世紀的美國人——無論多麼害怕感染艾滋病——會屈從於新清教主義的約束，遠離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震驚公眾的誘惑和特權。我更加堅信，那些年代裡還是標新立異的東西，現在已經併入主流，只有新入職的新聞編輯會覺得「新奇」——或者那些每天被巨大職場壓力牽著走的人，他們已經到了臨界點，認為大眾在私下裡實踐許久的東西還只是「趨勢」。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鄰人之妻》是關於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的。是關於體現了性解放的男人和女人。它講的是具體的人和事。而從另一層面上講，這些信息也是不分時間、地點存在的。從黑暗時代和穴居時代起，男女間的愛恨情仇已經講述過、發生過無數次，這本書的內容又怎麼可能沒有囊括其中？自從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糾纏在一起，兩性之間的衝突一直沒停過，這永恆的愛恨關係比巴別塔還要古老；因為男人和女人一直說著、理解著不同的語言。這些言語是無法翻譯和解釋的——無論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和他的前同事、原告安妮塔·希爾曾任職的律師事務所裡[199] ，還是在亞當和夏娃的伊甸園。
《鄰人之妻》裡並無新事。
也沒有過時。
蓋伊·特立斯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