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岩，和約翰·威廉森企圖創立的社區，有些像羅伯特·海因萊因[93] 的科幻小說《異鄉異客》裡描寫的理想社區，一群男女過著與世隔絕的舒適生活，在溫暖的泳池裡裸泳，不帶羞恥感與罪惡感地彼此做愛，共同抵抗十誡中的第九誡[94] ，原因像小說主角所說：「你沒必要貪戀我的妻子。愛她吧！她的愛沒有界限……」
威廉森也承認他對砂岩的野心與這部小說的主題有幾分相似，可他認為小說只是靈感的來源，幾百年來，總有某些男人因真實而強大的慾望而耗盡生命，小說只是無數表現、反映這種慾望的作品之一，即希望在西方文化中重現狂歡式的情愛和愉悅的男女關係，這是由異教的受孕儀式而來，在早期的基督教中也有，直到中世紀教會強調罪惡和過錯，壓抑了這類慾望。
有一個人威廉森可能 會認同，15世紀的荷蘭畫家耶羅尼米斯·博斯，自由靈兄弟會的成員，領導著一群放蕩的男男女女，這個色情的教派認為自己是亞當與夏娃的直系後代；他們在叫作「樂園」的秘密教會中裸體崇拜神靈，雖然也有多人性愛，他們卻認為這是分享愛情的體驗，而不是沒有人情味的群交。他們認為神父和修女的獨身違反天性，也不同意性快樂是原罪的說法，這些尋求自由的兄弟姐妹，有時也被人稱為「亞當後裔」，最終被宗教裁判所消滅了，不過，耶羅尼米斯·博斯的油畫中記錄了一些他們裸體聚會的場景。
離威廉森的時空更近些，還有19世紀紐約奧奈達的烏托邦，創始人是個極端的宗教研究家，和妻子一道在最親密的朋友間實踐自由性愛，30年來，他在愜意的隱居地與無數愛人追求「持久的戀愛」，稱這塊土地為「人間天堂」。這塊土地的中央是他與追隨者建造的豪華別墅，足夠容納一百個人；周圍是宿舍和學校之類的建築，供奧奈達社區的眾多孩子居住和上學，還有工廠，社區成員做著好幾個挺紅火的生意——比如19世紀70年代成立的奧奈達鍍錫鐵勺公司，一直存活到20世紀，成了市值幾百萬美元的企業。
奧奈達社團的創始人，約翰·漢弗萊·諾伊斯，是個氣度不凡、獨斷專行的人，留著齊整的紅鬍子。19世紀30年代，他為當牧師在安多佛神學院和耶魯大學神學院學習神學；不過他對《聖經》的理解與上級神職人員分歧太多，影響了對他的授職，使他一生都是個變節的傳教士。
最讓新英格蘭教會高層不高興的，是諾伊斯關於性愛與婚姻的看法，他堅稱《聖經》支持上帝真正的信徒之間都可以互相戀愛和發生性關係。諾伊斯認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自私和佔有慾的體現，限制了人們愛他人的能力。他預測未來會有「復合婚姻」，即關係和諧的男女團體共同生活、工作，定期但不限於與團體內成員做愛，所有人都是團體內孩子的共同父母。為了限製出生嬰兒的總數，不至於給社團造成經濟負擔，也為了讓女人更好地享受性愛、不必擔心意外懷孕和分娩的危險，諾伊斯倡導男人們做愛時要忍住不要在女人體內射精，除非 他已經同意了一對情侶想要孩子的請求，或是他自己選中了一對願意承擔繁衍職責的男女。
諾伊斯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優生學，和他勸說其他人改變性觀念的能力，只是因為追隨者相信他受了上帝的啟示，是上帝意志的媒介——他是他們的救世主，莊重、疏遠、博學，應許拯救他們於罪孽，應許他們持久的富足、健康，和幾個伴侶之間的性愛快樂。生命應當是喜悅的，他向支持者們保證——「最快樂的人即為最好的人，行最大的善」。提到外部世界對性問題的小心保守，他宣稱「為性器官而羞恥就是羞辱上帝的技藝」，他還補充說，「從羞恥感而起的道德改革，就是企圖向自然發起必敗的戰爭。」
雖然約翰·漢弗萊·諾伊斯贊成快樂的價值，卻並不容忍享樂主義和懶惰。社團中的男人女人一周要在社團的農場、別墅、學校，或是某個奧奈達的企業裡工作六天；通過製造、販賣社團產品掙來的所有錢——1866年，單奧奈達的捕獸夾工廠就收入了8.8萬美元——直接進入公共金庫，支持成員高水平的生活。
奧奈達的常駐醫生提供免費的醫療和牙科診療服務；社團裡有裁縫、製衣工人、制帽工人和鞋匠，製造並修補所有的衣物；別墅裡有很大的餐廳，每天提供兩餐到三餐。在別墅的地下室裡，有土耳其浴室。整個社區佔地275英畝，有不少寬闊的草坪，設有門球場和棒球場。在奧奈達湖可以划船、釣魚，在池子裡可以游泳。奧奈達還有22人的管絃樂隊和劇團，提供舞台娛樂表演，週末在別墅的舞廳裡還有集體舞會。
每個孩子都要在社區學校上學到16歲，有些抱負遠大的學生被送往哈佛和耶魯深造，成為醫生、律師和工程師，畢業後也有些人回到日益擴大的社區生活、工作。當諾伊斯認為奧奈達的年輕人足夠成熟到可以有第一次性體驗時，社區裡的女人便自願與少年男子同床共枕，而諾伊斯和由他選中的男人則會對她們進行指導。諾伊斯相信這個系統不僅給年長者帶來快樂，也能讓年輕人從經驗豐富的愛人身上學習——而且，年長的男性已經證明了自己能遵守諾伊斯的「男性自製」政策，也不太會發生意外懷孕的情況。雖然年輕成員也被允許和同年齡的人享受性愛，不過社團裡一直有反對「排外」性愛的壓力。個人的身體，同社團裡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樣，都是共享的；任何形式的佔有慾都被認為是違反社團精神和上帝意志。
育兒室和遊戲室裡，小孩子們很早就學到，自己對任何一件玩具都沒有專有權；所有的玩具都要分享，後來，監督者發現有幾個小女孩特別喜歡某幾個洋娃娃，給娃娃梳頭髮，對娃娃說話，還把娃娃帶到床上睡覺，他們便設法干預了這種兒童模仿傳統母親角色的行為。監督者提醒女孩們，娃娃只是虛假的擬人物體，在它們身上花太多精力不符合奧奈達理想女性的要求。
在奧奈達做領導的女人認為，女性生命中的第一要務不是生育和家庭；她們同意諾伊斯的說法，外部世界的已婚女人常常淪為「生育苦力」，奧奈達女性認同的目標是精神成長、個人解放和學識提升。諾伊斯鼓勵她們參加別墅晚間的成人教育課程，去社區裡有4000冊藏書的圖書館學習。她們穿短裙和燈籠褲，剪短髮，認為自己和男性成員一樣在社區裡有分工和職責。她們輪流去工廠上班，男人們也輪流進廚房。男女共同承擔對所有兒童的愛護和關注，不過小女孩們喜愛洋娃娃這種穿著百褶裙、化了妝、穿著外部世界風格的服裝、用蠟做成的小雕像，在奧奈達的成人看來是不健康的精神，應當設法祛除掉。
一個做老師的女人建議說，可以把所有的娃娃收到一堆，扒光衣服，放到燃燒的煤堆上，「在歡樂的火焰中焚燒掉」。負責撫養和教育兒童的委員會考慮了這個提案，孩子們也被叫到一起，要對此問題做出回應——最終，在年長者的鼓勵下，男孩們一致投票贊同燒掉娃娃，女孩們雖然不情願，終究也同意了。其中一位交出娃娃的女孩，多年後在回憶錄中寫了1851年那可怕的一天：「指定的時間到了，我們都圍在火爐前，每個女孩都抱著她一直最心愛的娃娃，唱著歌向前走。我們走到爐門正對面，把娃娃扔進熊熊燃燒的火焰，看著它們在眼前化為烏有。」
約翰·漢弗萊·諾伊斯個人也同意焚燒娃娃——「玩偶精神，」他強調說，「是偶像崇拜的一種，應當與崇拜雕刻形象劃為一類」；諾伊斯也能輕易將任何有「排外」之愛的成員驅逐出社區，不論是母親對自己的孩子，還是彼此相愛的情侶。「新的戒令，」諾伊斯寫道，「是要我們愛彼此……不是像世間一樣兩兩相愛，而是愛全體。」奧奈達的成員順從、敬畏上帝，不應該因為血親間自私的聯繫，或是某對情侶獨佔的愛情，而被剝奪了應得的愛和關注；諾伊斯堅稱：「心靈應當自由地愛所有真實與有價值的事物。」一個男人對諾伊斯坦白自己對某個女人絕望的愛情，他卻只是不耐煩地評論道：「你不愛她，你愛的是快樂。」
約翰·漢弗萊·諾伊斯非正統的愛情觀和婚姻觀並非是童年特殊經歷的結果，諾伊斯家是佛蒙特的名門望族，沒有絲毫古怪的地方，1811年，他出生在布拉特爾伯勒。諾伊斯的母親波莉·海斯，家庭環境融洽，人也聰明，她的家族來自新英格蘭，家族成員中有美國的第19任總統拉瑟福德·B.海斯；他父親，老約翰·諾伊斯，先後當過教師（教過丹尼爾·韋伯斯特[95] ）、牧師，還是成功的商人，約翰·漢弗萊·諾伊斯4歲時，他被選為南佛蒙特議會的議員。
小時候的諾伊斯在同齡人中很受歡迎，迷戀戶外運動和露營，學習也很刻苦，和父親一樣，他以優異的成績從達特茅斯學院畢業。1830年諾伊斯離開大學，打算學習法律，卻被某些宗教復興運動的牧師吸引，他們天資聰穎、口才過人，在諾伊斯的家鄉和整個新英格蘭，這些人以上帝的名義挑戰對《聖經》的傳統闡釋，特別反對加爾文主義的信條，即人類沒有價值、人間罪惡橫行、上帝已預先挑選子民和罪人的說法。有些新牧師走得更遠，認為人在真正皈依上帝后，有能力超越原罪，在塵世獲得完美。這樣的情況不僅吸引著廣大聽他講道的信眾，在萬事似乎皆有可能的後獨立戰爭時期，似乎也具有相當的可行性。此時的美國有極大的樂觀和熱情；這個年輕的國家已經正式撇清了和母國的關係，現在可以自由地擴張。探索自己的荒野和國民意識，重新評估過去的清教傳統，掌握自己的命運。
約瑟夫·史密斯[96] 是新英格蘭一個窮苦農民的兒子，1827年，他聲稱受到了天使摩羅乃的神啟，還有其他一些神跡出現，之後史密斯就創立了摩門教，實行一夫多妻制——直到1844年，一個憤怒的暴徒闖進關押他的伊利諾伊州監獄，殺死了他。史密斯成了先知，給房子刷漆、裝玻璃的工人布裡格姆·揚[97] 接了他的班。揚將摩門教向西遷移到了猶他州，教派繁榮發展，他娶了27房妻子。
路德會的牧師喬治·拉普，多年前在賓夕法尼亞州被天使加百列拜訪過，他受到啟迪，在身邊聚起800個追隨者，在一塊叫作「和諧」的隱居田里，過著無私而滿足的共同生活，並且堅持獨身。
弗朗西絲·賴特的父母是富有的蘇格蘭人，她是個社區主義者，也支持廢奴。1826年，她在孟菲斯附近建立了「那肖巴社區」，那是一塊2000英畝的農場，黑人和白人一起工作，也可以睡在一起——很多人的確這樣做了，直到種族間性愛的謠言傳遍了鄉下，激起了爭議，加上農場也一直不賺錢，難以維繫，小組在1830年解體。弗朗西絲·賴特不僅因為反對蓄奴而聞名，其批評宗教組織和婚姻機制的演講、文章也很出名。「在婚姻生活中，」她寫道，「女人犧牲了獨立性，成為男人財產的一部分。」
19世紀中期，其他女性激進主義者對婚姻也表達過類似觀點，住在小型自由情愛社區裡的普通女人也有此類看法。這類社區在紐約州、新英格蘭和俄亥俄州柏林海茨這樣的城鎮裡都有。「傅立葉式」的社區有時也鼓勵兩性間的自由性愛，這種社區是想通過資本主義，而非共產主義追求烏托邦的人們建立的，他們的靈感來源就是異想天開、富於理想，又幾乎一文不名的法國貴族夏爾·傅立葉。
直到1837年在巴黎去世前，傅立葉在演講和著作中一直強調，19世紀人類天生貪婪、喜好破壞，與世界資本主義的最高目標南轅北轍，除非徹底改變西方文明系統。傅立葉提案說，各國領導人將國民分為各個獨立的團體，每個團體約1600人，在巨大的工業建築裡生活、工作，這種建築叫作「法倫斯泰爾」，可以滿足公民所有的私人和職業需求。
理想中，每個法倫斯泰爾有六層樓高，裝潢精美、設施完善，設有生產和社交、生活等專區。攝政者會監督每座法倫斯泰爾的收入狀況，每個人都做著最擅長的工作，雖然也會定期輪換崗位，避免產生厭倦；每個人都有最低工資，憑自己的生產能力和才能還能拿到相應的高工資。法倫斯泰爾的房租依照房間大小和條件而定；要是住戶想換更好的公寓，卻付不起房租，可以用加班時間抵償。雖然傅立葉社區鼓勵成員通過多勞動取得更高地位，但任何成員都不會因生產力低下而被社會排斥，在性愛上也不應有沮喪或被剝奪之感：即使外貌最沒有魅力的成員，「情愛聖者」也會在專門的私人套間裡保證其能享受到「基本性愛」。
傅立葉不支持情侶踐行一夫一妻制，認為小家庭是控制欲、裙帶關係、小團體思想的溫床，還會助長人們的狹隘視野，看不清人類歷史的大方向，對烏托邦造成損害。雖然傅立葉終生也沒能籌到錢建立哪怕一所法倫斯泰爾，他的某些觀念卻受到一些有影響力的美國人稱讚，認為可以將其付諸實踐，比如阿爾伯特·布裡斯班[98] 。他在巴黎見到了傅立葉，他的書《人類的社會命運》引起了《紐約論壇報》編輯霍勒斯·格裡利對傅立葉的注意。之後格裡利便邀請布裡斯班在報上開設專欄，推廣夏爾·傅立葉的理論和設想；於是，傅立葉主義也在美國小小地風行一時。
19世紀40年代初，各式各樣的空想家、避世者和支持性愛自由的人受到傅立葉啟發，做了幾十項社會實驗。偏遠的農場上、東北部和中西部的城鎮與村莊邊緣的灌木叢裡，他們佔據了佈局凌亂的大房子，試圖通過園藝、小生意、手工藝和輕工業來集體謀生。可是這類組織很少能存活超過兩年，原因不外乎是資金不足、組織倉促，很快就因派系鬥爭潰散了。
這些社區裡最有名的，也許是1841年成立、性政策較為保守的布魯克農業與教育農莊，該機構維持了六年，位於距波士頓十英里的西羅克斯伯裡。布魯克農莊為歷史銘記的原因是，早期成員中有一位雄心勃勃卻剛剛在波士頓海關丟了工作的年輕作家——納撒尼爾·霍桑。
霍桑在農莊裡靠勞動掙得食宿，一開始，他十分癡迷農村生活和農莊裡的超驗氣氛，在滿是糞肥的田地裡待了一天之後，他還能寫信對朋友說：「你可能認為，再沒有比這種苦工更不合時宜、令人不快的了。確實，這種勞動弄髒了手，可絕不會污染心靈。這金色的礦石是純淨、健康的物質；不然我們的自然母親不會這樣樂意消化它，再從其中轉化出豐富的營養，再回報我們滿倉的飽滿谷穗和根莖。」
不過，沒到六個月，霍桑就放棄了布魯克農莊，認為社區會阻礙他的文學追求。「愛情小說和詩歌，」他後來寫道，「要靠毀滅來生長。」在1952年受布魯克農莊啟發而創作的小說《福谷傳奇》中，他提到社區生活使人們距離太近，太過在意別人的感受和個人怨恨：「……任何兩人間有了不友好的感受，整個社區多少都會有些混亂、不快……要是有個人朝鄰居的太陽穴上打了一拳，每個人的耳朵裡立馬開始嗡嗡作響。也就是說，就算我們比世界上其他人脾氣都好得多，也要浪費大量的時間揉耳朵。」
約翰·漢弗萊·諾伊斯對傅立葉運動很熟悉，19世紀30年代，他也去參觀了馬薩諸塞州布裡姆菲爾德的自由性愛社區，可他寧願將自己與當時的性激進主義者和社會改革家區分開來；他覺得自己受上帝指引，是靈魂的信使，幫助神在塵世建立宗教，使人民真正、完全地愛自己的鄰人。他不像富於幻想的傅立葉，也不像參觀布魯克農莊的那些流亡知識分子和作家——來參觀的人包括梭羅、愛默生、亨利·詹姆斯和瑪格麗特·福勒、布裡斯班和格裡利。諾伊斯不喜歡空想烏托邦，也不支持個人自由；他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專制主義者、神權主義者，希望將自私之罪清除出人類的靈魂，使他們皈依他所謂的「聖經共產主義」。雖然諾伊斯指責其他人的自我中心，他的自我卻也是個龐然大物；不過，他總能把自己的無數喜好與觀點，包括禁止一夫一妻制婚姻，說成是遵循《聖經》的教誨。
「在天堂王國裡，」他寫道，「不存在一個男人全權擁有一個女人的婚姻制度，因為當基督復活時，他們不會結婚，也不會被給予結婚的權利，而是作為天堂中上帝的天使……所有信徒的愛情關係都不應當排外，基督和門徒，乃至整個《新約》的要旨都是這樣要求的……重塑兩性間的真正關係十分重要，僅次於人要與神和好。聖經共產主義就是照此運作。自1834年，組織的主要工作就是發展《新約》的宗教，同上帝聯合……」
諾伊斯提到的1834年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這一年，他相信自己完成了精神昇華，經過將近三年，心靈終於進化到了無罪的狀態——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他參加了一場為期四天、狂熱的奮興[99] 布道會，第一次領悟到了上帝的指示。在1831年的布道會上，他才21歲，是個雄心壯志、奮發圖強的學生，不過對自己的使命還不明確；集會之後，他回憶說：「以我不曾預料到的方式，光照進了我的靈魂。一開始很暗淡，幾乎看不到，逐漸就亮得耀人眼目。這一天結束之前，我就決定終生侍奉神，為神工作。」
他進了安多佛神學院，一年後就退學了，認為那裡學風不夠嚴肅；然後他又去了耶魯神學院，發奮鑽研，經常與同級生和教師爭論如何闡釋《聖經》，表現出極大的宗教熱情，被同齡人比作犯了「急性熱病」。很快，他在耶魯私下發表的理論被其他學生解讀為神經症和異教狂熱——比如他相信耶穌再臨不是未來的事，而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毀滅時就已經發生過了，那時人類就得到了救贖。在諾伊斯看來，從那時起，神之國度就已經出現於塵世，如空氣一般無處不在，而且能夠通過真正信徒的靈魂培育出來；諾伊斯聽說，在新英格蘭有福音新教的傳教士四處旅行，傳播至善論[100] ，他也像這些人一樣，相信人皈依宗教後，可以達到精神至善，不必受世俗道德的約束，而是遵從上帝的意志——諾伊斯還相信，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1834年2月的一天，他在紐黑文自由教會布道時，公開宣佈自己已達到精神至善，鬧成了醜聞，幾乎是立即被撤銷了公理會牧師的執照。諾伊斯沒了能宣講的教會，便在新英格蘭和紐約州北部四處雲遊，露天講道，招募追隨者。他希望吸引一些名人，或是能提供資金支持的人，他徒勞地試過接近《解放者》的編輯、廢奴主義者威廉·洛伊德·加裡森[101] ，加裡森剛剛被波士頓一夥支持奴隸制的暴徒襲擊，差點被私刑處死；還有爭議纏身、可是有大筆財富的長老會牧師萊曼·比徹[102] ，他女兒哈莉特·比徹·斯托就是《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兒子是亨利·沃德·比徹牧師，被林肯譽為「聖保羅以降最偉大的演說家」，不過最讓他出名的是，在伊麗莎白·蒂爾頓通姦案[103] 的審判中，亨利·比徹站到了被告席上。
諾伊斯不但改變了自身的信仰，還與人合作發行雜誌，推廣自己的宗教觀念，雜誌名叫《至善論者》，讀者中有不少自由思想家、唯信仰論者和其他反對傳統的人，其中有一個心底熱忱、過著小康生活的年輕佛蒙特女子，其祖父曾經當過副州長。她叫哈莉特·霍爾頓，讀到諾伊斯關於基督二次降臨的文章之後，開始注意他。
很快，她開始與諾伊斯長期通信，後來又捐了大筆的錢支持他的運動。她父母已經去世，祖父母和家裡的親友都想阻止她和至善論扯上關係，可她對諾伊斯的理論很感興趣，見面之後又迷上了他本人，他對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看法也沒有減低她的熱情，即使他在信裡警告她說：「我們不可以訂婚，世俗的婚約會限制我們愛情的範圍。」
在另一篇於自由思想刊物上發表的信件中，諾伊斯強調了對一夫一妻制的反對，描繪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婚姻關係：
我將某個女人稱為我的妻子——她是你的，也是基督的，在基督裡面，她也是所有聖人的妻子。在陌生人手裡，她也是一樣惹人憐愛，我記著對她許下的諾言，歡欣鼓舞。我對她擁有的權利比這世上、這宇宙裡一切的結婚誓言都切實。
當上帝的意志加諸人間、如其加諸天國一般，婚姻將成為過去。為羔羊準備的婚姻晚宴上，每位客人都能免費享受每道菜。不會再有排他、嫉妒和爭吵的位置……
哈莉特·霍爾頓理解並接受了諾伊斯的信條，1838年，他們在帕特尼結婚後，開始邀請其他信教的夫妻來家裡做客，這些人對《聖經》感興趣，是潛在的至善論信徒。沒過幾年，他們結交了五六對夫妻，至少在理論上相信了至善論；在這個小團體裡，最狂熱、外貌最吸引人的成員就是瑪麗和喬治·克拉金。
1840年搬到帕特尼之前，克拉金夫婦就與紐約州北部的自由情愛異端者有聯繫，還曾經在著名奮興派教徒查爾斯·G.芬尼的教堂裡幫忙傳道。芬尼是個高個子、精力充沛的牧師，舉止充滿熱情，有一副高低音都能唱、足以進合唱團的好嗓子；他在紐約州旅行，在教堂講壇上虔誠地鞭策人們，經常能讓聽眾突然號啕大哭、尖叫、發狂甚至昏厥——芬尼自己也得面對不少暴力威脅和揮舞的拳頭。雖然這種方法為不少長老會牧師譴責，芬尼卻照樣因為轉變了紐約州西部大批的罪人而備受稱讚，19世紀30年代早期，他來到紐約城布道時，影響力依然不減，教堂也是專門為他設計的，叫紐約百老匯會堂。
就是在這裡，教堂會眾之一、擔任主日學校講師的喬治·克拉金認識了另一位志願跟隨芬尼的人，一個苗條可愛的緬因州年輕女人，瑪麗·約翰森。經過一年的交往，他們於1834年結婚，在紐約辦了喜慶的儀式，參加者只有最虔誠的教徒。之後這對夫婦就乘上郵政馬車，去了紐瓦克度蜜月。雖然瑪麗和喬治都出身於新英格蘭的富裕家庭，但因為癡迷宗教，他們與家人感情不深，父母連遭不幸，也大大減少了他們可繼承的遺產；另外，喬治·克拉金也沒有商業野心——他已經拒絕了為一家紐約公司做歐洲代理這份前途無量的工作，因為他覺得僱主是異教徒。於是克拉金夫婦只好艱苦樸素地住在紐約，靠精神食糧尋求安慰。
可到了1837年，這樣的生活也中斷了。他們俗世的領導者查爾斯·芬尼離開了紐約，去往俄亥俄州新建的奧伯林學院，成立了神學系，後來還當了奧伯林的校長。克拉金夫婦隨著其他奮興派成員到處漂泊，宗教熱情慢慢消退，直到1840年在佛蒙特，他們受約翰·漢弗萊·諾伊斯的影響，重燃起宗教熱情，那時諾伊斯的宗教社區還在成立初期。
最早追隨諾伊斯的有他自己的家人——一個弟弟、兩個妹妹和她們的丈夫。諾伊斯的母親和其他家人都公開表示不贊成至善論，不過他父親新近去世，遺囑裡留給諾伊斯和弟妹們2萬美元現金和各類不動產，倒是沒人對他們的繼承權說三道四。有這些資產，加上諾伊斯妻子贊助的1.6萬美元，還有其他追隨者的貢獻，社團成員便能專心於傳播至善論、招募新成員。
除此之外，社團也確實從諾伊斯買的一家雜貨店裡有所收入；諾伊斯繼承了兩個農場，成員們的大部分食物都靠耕種得來。所有成員及其子女都住在諾伊斯家裡，或是他兩個妹妹的家裡，每到週日，大家就聚到自己建造的小教堂裡，聽諾伊斯布道。在諾伊斯的堅持下，每個成年人每天要花三小時進行宗教冥想，閱讀《聖經》；如果某人總是表現出自私、佔有慾強，或是偏離了社區精神，諾伊斯會傳喚他站在全體成員面前，接受嚴厲的訓誡。被指責的成員應當一語不發，謙卑地坐在房間中央，任由其他人輪流發表批評意見，有時這種體驗太過痛苦，導致有些人因為恐懼或憤怒退出了社區。
不過，喬治·克拉金第一次參觀諾伊斯的宅地時，絲毫沒有不和諧的跡象；接下來幾年，也沒發生什麼令克拉金改變觀點的事情，那一天的印象仍舊令他癡迷不已。「那裡的信仰者小圈子和我從前所見的十分不同，」克拉金在日記裡寫道，「他們那樣善良、安靜、善於思慮、好學，精神又這樣自由……如今，上帝已經用塵世的天堂補償了我。」
1841年，諾伊斯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是個男孩，名叫西奧多，這孩子給社團帶來了快樂和樂觀精神，因為諾伊斯太太在結婚頭兩年流產了兩次。可1843年和1844年，她相繼產下兩個死胎，約翰·漢弗萊·諾伊斯決定再也不讓妻子承受「繁衍之愛」的生理風險和精神折磨，從那時起，他開始實踐自己「男性自製」的主張。很快，他將此作為社團內的性愛方針推行，不僅因為這可以降低生育風險、方便控制社區人口，還因為其符合諾伊斯用復合婚姻的紐帶來團結社員的計劃。
在妻子的支持下，1846年春天，諾伊斯決定接近瑪麗和喬治·克拉金，邀請他們成為自己的第一對伴侶。諾伊斯多年來一直喜歡克拉金太太，他妻子也對克拉金太太溫文爾雅的丈夫有好感；諾伊斯私下提出要求後，克拉金夫婦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在約好的夜晚之前，瑪麗·克拉金在日記裡這樣寫諾伊斯：「他對我這樣好，希望用自身充滿我，我願意服從、獻出自己、被他的精神貫穿，我渴望愛和感激能啟迪我的心，讓我在自己的快樂之前，先感受他在這件事裡獲得的快樂；我知道，這可以提升幸福的能力。」
諾伊斯和克拉金夫婦的共同婚姻這樣美滿幸福，接下來的幾周裡，其他夫婦也開始交換婚姻伴侶；雖然成員都有權拒絕，分享性愛的風氣還是在至善論者中間迅速流行起來。然而，1847年，帕特尼關於這些人狂歡縱慾的謠言傳遍佛蒙特州，隨即有了對諾伊斯的逮捕令。
諾伊斯向法律權威們投降了，可是沒有悔改的意思，他被指控通姦，交了2000美元保釋金後等待審判。不久，律師對他說，帕特尼有個道德治安團體正計劃抓他去實施私刑；伊利諾伊州也有這麼一群憤怒的公民，私刑處死了監獄中的摩門教領袖約瑟夫·史密斯，諾伊斯得知此事後，便決定在保釋期間逃走，暫時藏在紐約城裡。
這時是1847年11月，他銷聲匿跡了幾星期，直到帕特尼的狂怒平息下來。1848年初，他寫信通知追隨者，說已經發現了新的定居地——紐約州北部160英畝漂亮的草地，在錫拉丘茲市和尤蒂卡市之間奧奈達溪谷中靜謐的谷地裡。這片土地上有兩座小農舍、一間棚屋、一架風車，還有兩座木屋，之前是一夥組織鬆散的印第安人住著。這樣的條件對帕特尼社區的19個成人和孩子們來說並不太夠，不過諾伊斯很幸運地結交到了錫拉丘茲市的一個年輕建築師，並成功說服他入教。這個年輕人叫伊拉斯塔斯·哈普古德·漢密爾頓，答應會設計一座大別墅，並且監督至善論信徒們施工。
提案得到了帕特尼信徒的熱烈反響，立即就有新人來到奧奈達定居；從1848年早春到夏天，再到秋天，男人、女人和十幾歲的孩子們都不知疲倦地清理田地、鋸木頭、運來石塊建造地基和地窖，架起、加固承重的房梁和牆壁，鋪設地板和天花板，最後整體粉刷，整個建築有三層，60個房間，屋頂還安了炮塔。
除了建築師和另一個新入教的老手石匠，所有工作都是由經驗極少的新手完成；然而1849年冬天，這幢大房子已經全面完工，可以住人了，20年間它都牢固耐用，直到後來另建了有100個房間的磚房，這房子才被拆掉。
主居住區建好之後，奧奈達的成員們又建了兩層樓的兒童房和一所學校，由從前當過教師的克拉金太太監管。然後又建了一些不同用途的小型建築——機械車間和鐵匠棚、裁衣修鞋的地方、養馬場和家禽欄、溫室、儲藏間，甚至還有蜂房。另有一座專門為社區成員清洗衣物的建築——男人和女人都得做這項工作，靠每週抽籤決定。
一開始，農耕是奧奈達的主要產業，但諾伊斯認為單靠農業，社區很難發展。這也是布魯克農莊之類的傅立葉主義社區的一大問題——創始人太過相信土地的生產力。諾伊斯感到了農業式微、工業興起的趨勢，很快將奧奈達轉變成了以製造業為主的社區。
19世紀50年代早期，奧奈達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氣氛，宅地風景優美，吸引了近一百名新成員，急著向至善論大業貢獻自己的才能和時間。諾伊斯管理著不少製造產業。玉米葉做成掃帚，賣到附近的城鎮、村子和錫拉丘茲市、尤蒂卡市裡。上市售賣的還有杉木躺椅、棕櫚葉編的帽子、絨布旅行包、馬車輪輻、鋼製的捕獸夾等。1848年，一個從前在當地做獵人和鐵匠生意的人遇到諾伊斯，加入了社區，帶來了捕獸夾製造技術，到了50年代中期，美國的毛皮市場開始擴張，紐約城和芝加哥的零售商都需要捕獸夾，這成了奧奈達最賺錢的生意。
新入教的人不僅帶來了技術，加入社區時也理應上交自己俗世的資產，以這種方式，1850年奧奈達從一個富有的信徒手上收下了一艘大船——以此為契機，在諾伊斯的鼓勵下，有些樂觀的奧奈達成員沿著哈德孫河做起了航運石灰石的生意。1851年7月的一天下午，船行到紐約市金斯頓附近，舵手虔信上帝，對航海卻半懂不懂，這時暴風驟起，裝滿石灰石的船翻了。跟船航行、沒能活下來的人裡就有瑪麗·克拉金。
事故讓整個社區陷入悲傷與絕望，紐約市內報道事故的報紙也都持同情態度；不過有幾家鄉野地區的報紙和宗教刊物一直對諾伊斯持批評態度，這時抓住了機會，說溺亡事件是上天對該社區淫亂行為的懲罰。這些文章，加上宗教界和俗世一些領袖的責難，鼓舞了奧奈達宅地附近一個很小卻很能發表意見的治安團體，他們找到地方法官，投訴說諾伊斯在煽動「摩門主義」、「伊斯蘭主義」和「無宗教主義」。
可比起帕特尼，諾伊斯已經在奧奈達投入了太多，他全然不打算離開這裡，發表了一系列公眾聲明，激烈捍衛自己的信仰，他在社區報紙中寫道：
仔細查看過奧奈達社區任何時期的家庭生活，你絕不會發現淫邪的精神，恰恰相反……它能減少兩性間輕率的接觸——減少「放縱享樂」的可能性，更大大減少了不受規範的言行，而俗世所謂的上流社會圈子中，卻有不少這樣的言行。
我們確實不承認那些嚴苛的規則和習俗，因為它們只能讓自私凌駕於兩性關係之上；但是……通過組織成員的健康，可以證實我們嚴守道德。奧奈達還沒有一個成年人死去……很多加入時還患病的人已然痊癒……婦女們也幾乎可以免受生育與撫養兒童之苦。過去四年中，40個家庭中的人口增長比維多利亞女王一人的子女都少得多[104] 。那些叫囂「淫亂粗鄙」的聲音可以停歇了。
在附近的城鎮裡，奧奈達社區也有不少有權勢的朋友，都是和其有良好商業往來的個人——諾伊斯也對法庭讓步，答應廢除復合婚姻。因此，對諾伊斯及其追隨者的指控並沒發展到庭審。
然而沒多久，諾伊斯就認定，坐在俗世法庭裡、尚未達到至善的法官沒權力審判上帝的樂園奧奈達，他重新恢復了自由情愛制度；與此同時，諾伊斯警告追隨者，只有更加崇敬上帝，才能抵擋「野蠻」入侵奧奈達的土地，他督促信徒們多讀《聖經》，深化自己對至善論的忠誠。「只有不再欲求棍棒，我們才能逃脫棍棒，」他寫道，「只有不驕傲，我們才能享用豐盛的賜予。」
對奧奈達的商業進展，諾伊斯很滿意，可他現在擔心信徒們有資本主義的傾向、賺得利潤的驕矜、對佔有慾和個人成就的偏好。「只有主應當受歌頌。」諾伊斯警告說；從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社區的收入和捐款越來越多，諾伊斯讓工廠裡的工頭把工作時間調整為每天6小時，而外面大部分工廠要求工作12小時，他還重新強調了社區目標是精神昇華和自我成長。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沒有一分鐘是不受約束的：即使在社區成員聚在一起縫製手包、用棕櫚葉編遮陽帽的時候，都會有一個成員坐在人群中間，大聲朗讀啟示錄或者歷史文學名著——狄更斯的小說、傑斐遜的傳記之類。社區鼓勵所有成年人參加每晚在別墅裡舉行的晚間課程，由過去當過老師的成員任教；有音樂、美術、象棋等才能的成員也應指導有興趣的成員學習相應技能。
分享原則在育兒室和學校裡也有體現，孩子們不能說「我」、「我的」，而要說「我們」、「我們的」。農場裡、工廠裡、手工商店裡，年長工人一對一地指導年輕學徒；不論多麼粗重的體力活，也不能當成負擔，而是奉獻。大多數的勞動都伴著音樂：要是有人在庭院草地上悠揚地吹起黑管，就是向所有空閒的成員發信號，說有特殊任務需要人手——可能是摘果子，也可能是收割玉米、裝罐蔬菜，或是修路。志願者聚齊之後，項目負責人會挑選足夠的人手，排成一列，在橫笛和小鼓的伴奏下，精神飽滿地列隊走向工作地點。
一天的工作結束後，工廠、商店、農場和參加各類任務的人重新集合到別墅，回到房間梳洗、換衣服，準備吃晚餐。晚餐5：30開始，主餐廳能容納110個人。成員們到達後，就自覺走向房間後面，坐在屋子中央的餐桌旁，或是靠牆擺放的橢圓桌子旁邊。這裡人員混雜，有種自由的精神，沒有小集團，成員不論男女老少、親屬配偶，都沒有結對的風氣。只有12歲以下的兒童在兒童房裡吃飯，十幾歲的少年要輪流在廚房幫忙、在餐廳服務，其他未成年人也像成年人一樣在餐廳用餐，也要遵守莊重的餐廳禮儀。
晚飯後，如果沒有室外音樂會，禮堂裡也沒有兒童劇或詩歌朗誦，一些成員就聚在起居室裡談天、下象棋，其他人則去圖書室讀書、看雜誌，還有定期郵寄的《紐約論壇報》一類的報紙。奧奈達人和外界只有微薄的商業聯繫，認為自己是祖國土地上「和平的異國人」，可他們照舊對當時的新聞頭條和焦點話題感興趣，主要關注奴隸制、婦女參政、聯邦主義和禁酒的問題。
諾伊斯既不抽煙也不喝酒，因此這兩項在奧奈達都是不道德行為；而且因為社區的宗教信仰教導說，在主的眼中人人平等，成員們一致支持婦女權益、解放黑奴和給予勞工人道待遇。雖然社區也交稅，男人們卻選擇不投票；而且不知什麼原因，1863年徵兵時，沒有一個奧奈達男性被聯邦軍徵召，諾伊斯自然也不會尋根究底。可能徵兵的軍官覺得，讓奧奈達人入伍會對其他士兵產生什麼不道德的奇怪影響；也可能因為奧奈達宅地橫跨了兩個選區，歸兩個郡的徵兵局管，兩邊都認為奧奈達在另一邊的領地裡。
奧奈達的生意在戰爭期間不太景氣，和平之後又開始復甦；到了1866年，許多退伍軍人重操舊業，幹起了毛皮商人和捕獸獵人的行當，社區工廠每週能賣出超過1000美元的捕獸夾；箱包工廠、風車磨坊和其他企業也接到了許多業務，社區歷史上第一次開始招募外部人員，做一些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
社區擴建了許多舊建築，又建了不少新的；佔地面積增加到275英畝，除了滿足住在當地的200名成員的生活需要，還支持康涅狄克州沃林福德的分社區。第一代奧奈達成員的孩子現在已經到了上大學的年紀，有的開始學習承擔管理職責。諾伊斯的兒子西奧多就是耶魯大學的醫學生。喬治·克拉金的兒子查爾斯也畢業於耶魯大學，眼下正在離家很遠的地方學習現代絲織技術，這也是奧奈達未來的產業之一。
1869年，諾伊斯認為社區已經足夠繁榮，精神上也足夠強韌，可以超越「長久關係」和「男性自製」，委員會挑選男女，實踐優生，嘗試養育至善論者特殊的下一代。
從奧奈達成立之初的1849年，一直到1869年，社區裡有至少100個性成熟的成年人，卻只有35個孩子出生。有幾個孩子是不小心懷上的——諾伊斯雖然不厭其煩地強調男性自制，可並不是每個男人都能完美執行，還有些是女人害怕年紀太大了不能懷孕，得到了諾伊斯的允許。
除了這35個孩子，其他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帶來奧奈達的，父母將養育的責任交給社區，也學著適應社區裡盛行的自由情愛。在奧奈達的自由情愛系統裡，任何男人若是想與某個女人上床，先得向由諾伊斯指定的中間人申請，這人是個年老的女人，她會把「邀請」發給相應的女性，確認她是否同意。雖然女人們可以任意拒絕某一個甚至所有男人，不過在奧奈達讚許性愛的風氣下，一般人都不大會拒絕；根據中間人的記錄，奧奈達社區的大多數女人一周平均有兩到四個情人，有些年輕女人一周還有七個不同情人。中間人介入不是為了降低性交頻率，奧奈達認為活躍的床上生活是健康、體面的事，而是為了監督可能對彼此有「特殊」感情、不願與其他人分享身體的情侶。任何與「排外」沾邊的行為都會被中間人阻攔，諾伊斯開始優生計劃之後，也沒有改變這政策的意思。
諾伊斯通告社區成員說，奧奈達已經有了足夠的財力撫養更多孩子，又徵集了願意把身體借給優生計劃的女性，之後諾伊斯明確地說，他會挑選提供精子的男性，女人們對親生的孩子也沒有特別撫養權。雖然限制眾多，依舊有超過50個人申請，全都附有女性同意下列聲明的簽字：「在一切方面，我們都不屬於自己，我們首先屬於上帝，而後屬於上帝真實的代理人諾伊斯先生……我們會擯棄一切嫉妒、幼稚和自我追尋，同那些受挑選的子民一同歡慶；如果有必要，我們也願意為科學犧牲，如果諾伊斯先生以任何理由認定我們不適宜繁衍，我們也會滿心歡喜地放棄做母親的願望。」
看了申請後，諾伊斯以身體條件和其他沒有明說的理由拒絕了其中九個。被選中的女性平均年齡比男性小12歲，有些還是處女——不出所料，諾伊斯選中了自己，來讓這些女人懷孕。
這個項目持續到19世紀70年代，共養育了58個孩子，其中五個男孩、四個女孩是諾伊斯的骨肉，姓氏也隨他。其他的父親都是諾伊斯認為有著高貴的精神和體魄，並且對諾伊斯哲學最為忠實的奧奈達男性。不過，有一個人選並非眾望所歸，後來還在70年代末導致了奧奈達的分崩離析。這個受質疑的人就是諾伊斯的兒子，西奧多，憂思多慮、優柔寡斷的知識分子，他放棄了醫學專業，一直質疑《聖經》，還總顯露出極度自私和情緒不穩定的跡象。可年長的諾伊斯顯然對這個孩子有偏愛，這是他妻子早年間懷孕五次、唯一活下來的孩子。諾伊斯本是嚴厲、公正的獨裁者，可由於對西奧多的縱容，他形象上便有了觸目的弱點和裂痕。
對西奧多的指責包括貪圖淫樂、性關係混亂，對某個年輕女人有嫉妒式的情感，以及對社區企業的輕蔑態度。後來，佛蒙特的一個親戚留給了西奧多3500美元的信託基金，他便離開奧奈達去了紐約，成員們都以為他不會再回來了。可一旦他投資失敗、錢都打了水漂，寄回家的信也顯出羞愧之情，奧奈達便接納西奧多回來，諾伊斯也歡迎浪子回頭的他。
雖然諾伊斯對兒子的過失十分寬容，但對其他挑戰他權威的人，他照樣不容置疑、施以鐵腕，對一個叫詹姆斯·W.唐納的人更是如此。詹姆斯·唐納能言善辯、性格鮮明，之前在老家俄亥俄州做律師，後來突然爆出醜聞，眾人發現他和妻子都是柏林海茨自由情愛社區的成員。社區的活動中心被一群暴怒的鎮民燒燬之後，唐納便帶上家人和幾個朋友狼狽搬走，來到紐約州，最後遇到諾伊斯，加入了奧奈達社區。
有一段時間，詹姆斯·唐納是個積極分子；他起勁地工作，不論分到什麼任務都高高興興，他的學識和自信也迅速得到了其他成員的傾慕和尊重。唐納完全贊成諾伊斯關於無私和分享的價值觀，沒想到有一天他會和這位奧奈達尊敬的導師有觀點衝突。
1875年，63歲的諾伊斯感到了衰老和死亡的迫近，對社區宣佈34歲的西奧多將會接任自己的位置，上下嘩然；雖然大部分奧奈達成員不敢反對領袖的決定，可也有一小部分人起來質疑西奧多的資格，這些反對的聲音中，最響亮的就是詹姆斯·唐納。
諾伊斯害怕這個直言不諱的俄亥俄人有在奧奈達奪權的野心，對唐納十分戒備，接下來的幾年裡，新一批少女開始進入性成熟期，他便故意不選唐納和其他反對西奧多的男性做「首位丈夫」。詹姆斯·唐納固然認為這樣不公平，可這一舉措更加觸怒了幾個年長的男性，他們多年來遵守「男性自製」和至善論，現在卻被排除在生殖快樂之外，只是因為他們不支持某個年輕後裔做領導人，這個人自己 就意志不堅定，卻能隨便進出奧奈達處女的臥房。的確，西奧多被選讓三位女性受孕——再加上他父親新出生的九個兒女，看起來諾伊斯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經綁架了這個項目，使其成為在奧奈達肥沃土地上播撒自己家族種子的工具。
要內鬥，現在是最壞的時機。時值19世紀70年代，奧奈達的大門外面，神職人員和法律界人士得知奧奈達的女性非婚生產了幾十個孩子，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社論也譴責諾伊斯以優生學的名義創立達爾文式的野蠻系統，內在動機其實是「殺死病弱的孩子」。
經過全美清教神職人員大會，反對奧奈達的統一戰線形成了。美國最厲害的審查者安東尼·考姆斯托克也加入了反對諾伊斯的活動中。他宣稱奧奈達的宗教宣傳冊和有關自由情愛的印刷品——大多是通過郵政傳播的——侵犯了聯邦政府的郵政反淫穢法令。1873年，考姆斯托克親自在國會鼓吹這項法案，這也為他和紐約反墮落協會的下屬們提供了有力的長鞭，可以隨意抽打任何偏離他刻板、狹隘道德觀的人。
無數賣法國明信片的小販、鴇母和妓女，以及D.M.本內特編輯這樣的自由思想者被關進了牢房，安東尼·考姆斯托克還控告——或者打算控告——展出裸體藝術的博物館，賣避孕套的藥店，出版瑪格麗特·桑格[105] 所著婚姻指南和避孕措施書籍的出版商。考姆斯托克怒斥蕭伯納的戲劇《華倫夫人的職業》，還力促開除寫作《草葉集》的沃爾特·惠特曼出內政部。考姆斯托克向聯邦檢察官上書，造成了激進女權主義者維多利亞·伍德哈爾的入獄。1872年，伍德哈爾是平等權利黨派的主席，支持自由性愛、婦女投票權、放鬆離婚限制和節育措施；後來在她主辦的週報裡，還揭露了亨利·沃德·比徹在性生活方面的虛偽作為，也因此被考姆斯托克以散播淫穢為名處罰。
不過在19世紀70年代末那混亂的幾個月裡，考姆斯托克的報復再可怕，這位吹毛求疵、不遺餘力的戰士還不是約翰·漢弗萊·諾伊斯最擔心的：諾伊斯聽到可怕的傳言，說有些最近背叛奧奈達的人，已經被政府的公訴人說服，答應出庭作證諾伊斯與社區裡一些未達到法定年齡的女性有性接觸；因為此事屬實，諾伊斯知道自己會被起訴犯了強姦罪。
壓力越積越多，執法官也在全國上下逮捕實行一夫多妻的摩門教徒，諾伊斯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放棄社區。如果他消失了，至善論的敵人可能就會不再懲罰他們，就像以前在帕特尼那樣。
所以1879年6月23日的晚上，在絕大多數成員，包括西奧多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約翰·漢弗萊·諾伊斯和另一位社區元老爬上四輪馬車，駛出了奧奈達的大門，之後便再沒活著回來過。諾伊斯向西橫穿過紐約州，經過尼亞加拉瀑布來到加拿大，在一所小房子裡安頓下來，很快他的妻子和幾個舊時代的親信也來了。他很沮喪，也很虛弱，可還是充滿希望，相信有一天能回到奧奈達。與此同時，他指定了代理奧奈達事務的委員會——包括西奧多，但不包括唐納——盡量管理這個三百人社區的精神和世俗生活；他還有信使定時來往加拿大和奧奈達，捎去他語氣熱烈的信件，裡面是各種指導和建議，用於在奧奈達的集會上宣讀，還有相當多的居民相信他的智慧和高貴。
可他決定自行離開，並沒有減弱外界反對勢力消滅奧奈達的決心；至少，神父和執法官下令終止奧奈達的優生項目，懷孕的年輕女性和未婚母親必須與令其懷孕的男人結婚，以贖清罪惡——這項命令實施起來十分複雜，因為很多男人已經和其他女人結婚了。比如有一位最近生了約翰·漢弗萊·諾伊斯兒子的女人，也和另一個已婚男人有孩子，還與另一位無法確定身份的奧奈達人有孩子。這類無法辨認孩子父親的事，在從前繁榮的奧奈達都不是問題，在這個避風港裡，諾伊斯預言復合婚姻會成為最高結合形式，社區企業也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障各位上帝新娘和其後代們的生活。
此時奧奈達依然繁榮，社區新開發的銀器產業也似乎正為其高達50萬美元的財產添磚加瓦，但奧奈達的經濟優勢很大程度上仰賴公眾的好意和支持；如果反對奧奈達的聲浪再不平息，肯定會導致人們抵制至善論社區產出的產品，最終這片美麗的樂土會變成窮困、隔絕、臭名昭著的標誌。
如果約翰·漢弗萊·諾伊斯還在奧奈達，他有力的領導和無畏的精神會給予追隨者們力量；可他流放期間寫再多鼓舞的信，也沒法減輕奧奈達的驚恐和焦慮，無法阻擋社區裡出現涇渭分明的三個派別，分別提出解決現階段問題的不同辦法。
第一派，包括西奧多和幾個熱心商業的年輕成員，認為社區應當更加世俗化、資本化，也許重組成股份公司，淡化其神秘的宗教背景。為了平息外部的批評聲音，他們願意停止引起爭議的性愛實踐，至少暫時停止，也願意公開鼓勵年輕人結婚。
第二派以詹姆斯·唐納為首，仍舊對聖經共產主義和性愛自由有著軍人般的忠誠，他們認為如果唐納先生代替那個年老的流亡領袖，讓至善論者都聽從他強力的領導，社區就能迅速動作反對外部的騷亂。對於奧奈達要屈服於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觀點，唐納毫不動搖地持反對意見。「我信仰情愛共有，正如我信仰財產共有。」他說，「我不相信婚姻和共享能共存。」
第三派有一百人，比前兩派的人數加起來還多一倍，成員主要是忠誠於諾伊斯的人，相信他是上帝在塵世唯一的代言人，甚至不能想像有人取代他的位置，特別是聽說諾伊斯還活著、注定了隨時會回歸之後。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些是從帕特尼時期就追隨諾伊斯、皈依至善論超過30年的元老，比如諾伊斯的妹妹哈莉特·諾伊斯·斯金納；第一個與諾伊斯合作嘗試復合婚姻的人，喬治·克拉金；還有奧奈達第一幢公寓的建築師伊拉斯塔斯·H.漢密爾頓。
可在這一派較為邊緣的部分，還有另一些奧奈達人持中立和觀望的態度，或者每天都轉換立場，或是僅僅關心奧奈達的資產，因為在社區圍牆外沒有經濟支持和維生手段，這些人都在偷偷祈禱，盼著不要被諾伊斯口中的「野蠻人」入侵社區。
不安感最為強烈的，是幾個有孩子的未婚女性，還有很多適婚年齡的處女。現在社區內的自由和情愛得不到保障，她們便不那麼願意為了自由情愛獻出身體。很多女人這段時間都禁慾，使男人們大為懊惱，另一些女人要求比身體快感更多的東西，希望得到自己偏愛的男人的稱讚——她們想被佔有，也想佔有別人，想從愛情的對象身上取得長久婚姻的許諾。
這種種傾向，和其他與至善論理念相違背的行為，都被諾伊斯的親信寫在信裡寄給了他，他讀到這些描述，很難過也很憂心。年輕的學生和十幾歲的少年似乎尤為反叛奧奈達的傳統：他們自行其是，成為一對對的情侶；他們不理會《聖經》和年長者的批評；有不少年輕男人搞到了自己的馬，公開違抗奧奈達不許持有私人財產的規矩；有幾個年輕女人也開始留長頭髮，開始嚮往外部世界風行的長裙子。
之前，教師和保育員對每個孩子具有絕對和不可置疑的權威，現在受到了親生母親的挑戰；母愛重新發揮作用的後果之一，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孩子不守規矩，為了搶玩具爭吵，總體的紀律風氣也惡化了。
除了來自奧奈達的壞消息，諾伊斯還收到了大城市報紙的剪報，只有很少幾個例外，其他剪報基本都反映了全國從法律、道德方面對奧奈達的譴責，將其成員塑造成混亂、好色的怪癖者。最典型的是《紐約時報》的一篇專題，題目是：《奧奈達的古怪人群，社會主義社區的煩擾》。
外部的曝光和嘲笑仍在繼續，內部狀況也在惡化，諾伊斯和幾個最信任的顧問考慮、謀劃了好幾周，最終決定，為了避免長期、昂貴的法庭戰爭，避免讓奧奈達的企業破產，社區士氣低落——更不用說一直有暴徒的武力威脅，他必須宣佈放棄復合婚姻和優生優育政策。他知道，媒體會把這事解讀為對敵人的無條件投降，可在1879年8月的公開聲明和他之後對媒體所做的陳述中，他卻顯出不知悔改的強硬態度，甚至暗示有一天自己的子民會再次享受到永恆關係的歡樂儀式。
官方聲明是這樣說的：「我們放棄復合婚姻的實踐，它已經在社區裡實行了33年。我們並非拋棄對此制度的原則和其未來正義性的信仰，而是為了緩解明顯和日益上升的社會反對勢力。」在另一份聲明裡，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場：「社區對過去毫不後悔；恰恰相反，受到上帝的徵召而實踐這樣先鋒的工作，我們感到幸運；對於此次試驗的總體結果，我們感到滿意；我們沒有放棄過去的信念，只是為了當前的大局穩定，暫時放棄復合婚姻，遵從聖保羅的教誨，他允許婚姻，然而更支持獨身。」最後，彷彿是在為至善論的最高目標和其對19世紀美國的貢獻做歷史評價一般，諾伊斯寫道：「我們衝鋒到了未知的地域，為它繪製了地圖，然後安全返回，沒有損失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
雖然諾伊斯把聖保羅拉到統一戰線上，宣稱獨身是最可追求的美德，他本人卻沒做出任何犧牲，那時他已經68歲，在壯年時充分享受了自由情愛的好處，現在則可以在加拿大的隱居地頤養天年，看著九個在奧奈達出生的孩子茁壯成長。這些孩子隨他的姓，在20世紀裡追憶他的榮耀。事實上的確有一位諾伊斯後裔，一位勤勞刻苦的年輕人，皮爾龐特·B.諾伊斯——母親是9歲時被帶到奧奈達的哈莉特·沃登——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成為奧奈達的領袖。後來在他的 子嗣的幫助下，20世紀70年代，把奧奈達的銀器生意發展至跨國公司，市值接近1億美元。
然而，即便是支持自由情愛的人，也無法把不斷增長的財富歸因於多元性愛帶來的能量，因為自1879年諾伊斯宣佈放棄復合婚姻，老奧奈達的奢侈性愛再沒有重建過——雖然必須補充說一句，奧奈達很少有人相信諾伊斯遲來的獨身教誨。諾伊斯發表新的信條之後，外部的仇恨因此平息，社區內大部分獨身的年輕人兩下權衡，選擇了締結婚約。
很快，奧奈達迎來了37場婚禮，大部分都由奧奈達成員主持，在公寓前蔥翠的草坪上舉行。可還有些成員——包括12名40歲以下、有孩子的女性——一直沒有結婚，他們是不是支持獨身主義、那些結婚的成員是否忠於彼此，奧奈達的歷史學家並無記錄。大多數新婚夫婦選擇留在奧奈達，住在人滿為患的公寓或者附近小些的房子裡，也繼續在社區內做著各式各樣的工作。
1880年，奧奈達轉變為股份制企業，其226名成員都成了奧奈達社區有限公司的股東。在股份分配方面，至善論的元老拿到了價值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股份，新加入的、年輕的成員拿的比較少，這成了社區內的矛盾焦點；而且不出所料地，對股份分配最為不滿的成員，也是最不滿諾伊斯堅持放棄復合婚姻制度的成員——就是詹姆斯·唐納和他的30個追隨者。
1882年，71歲的約翰·漢弗萊·諾伊斯在加拿大去世——屍體被送回奧奈達埋葬。那之前四年，詹姆斯·唐納與其派系退出了社區，將股票換成現金，坐著一輛馬拉的篷車，開始向西長途跋涉，來到氣候更溫和，聯結更鬆散的南加州土地上。這群人在洛杉磯南部的聖安娜安頓下來，慢慢融入了當地環境，幸福而繁榮——後來，詹姆斯·唐納被選為此處地方法院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