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覺得，生活的平衡和秩序全毀了。約翰·布拉洛燃起了復仇之火，悄悄策劃殺死約翰·威廉森，同時也考慮自殺。讓威廉森死很容易，趁他在臥室、臉埋在朱迪斯雙腿中間的時候，往他背上打兩槍就行了，妻子的命倒是可以饒過，還需要她來帶孩子。至於自殺方式，他想像著自己去參加馬裡布的潛水課程，在最後一節課上慢慢沉沒到海浪之下。他每次開車往返保險公司的時候，都會在腦中一遍遍放映這場景。
布拉洛在車裡聽著新聞，得到了些許安慰，知道不止自己一個人這樣混亂——實際上，1968年，整個美國都充斥著暴力、瘋狂和自我毀滅的行為。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刺，羅伯特·肯尼迪也在洛杉磯被射殺，在布拉洛居住的芝加哥，一邊是揮舞著棍棒的警察，一邊是幾千名反戰遊行者，加上被民主黨全國大會吸引來的嬉皮士，流血衝突時有發生。成群的警察橫衝直撞，粗暴推搡著無辜的行人，休·M.海夫納就是這些旁觀者中的一個。
越南又死了幾千個美國士兵，戰爭誰也不想要，又似乎無法停止，林登·B.約翰遜總統支持率慘淡，決定不再參加下次大選。和平示威的人圍住了全國的校園，為公民權利抗爭的人則試圖在南卡羅來納州奧蘭治堡設立無種族隔離的保齡球館，結果與警察衝突時死了3名黑人學生，37人受傷。墨西哥城舉辦的奧運會上，兩個黑人短跑運動員贏得了金牌，在《星條旗永不落》的樂聲中舉起了黑色的拳頭，隨即被國家隊開除。美國史上威力最大的氫彈在內華達州爆炸，震動從偏遠的沙漠傳到了100英里外拉斯維加斯的賭桌上。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崇拜者劫持了數架美國商用飛機，轉移到古巴。傑奎琳·肯尼迪，這個全國最妖嬈的寡婦，坐著私人飛機到伊奧尼亞海的私人島嶼，嫁給了希臘船王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俄勒岡州監獄的700名犯人發起了暴動，造成2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最後連典獄長也換了人。波士頓的聯邦大陪審團指控兒科醫生本傑明·斯波克和威廉·斯隆·科芬神父陰謀教唆年輕人逃避徵兵。美國海軍在「二戰」中經過慘烈戰鬥得來的硫黃島，在23年後歸還了日本。緝毒警察在紐約碼頭發現了246磅海洛因，價值2240萬美元，藏在從法國海運來的一輛汽車裡。
紙幣預期走低，投資者都爭著買黃金。阿拉伯酋長從石油礦區使用費裡拿了大筆美元，是最為活躍的黃金交易商。加利福尼亞的實業家、藝術收藏家諾頓·西蒙為一幅雷諾阿的畫出價150萬美元。幾個城市裡都開起了人體彩繪工作室，芝加哥市裡的某一家就是由28歲的哈羅德·魯賓經營的。該年度最有名的文學形象是菲利普·羅斯[70] 的《波特諾伊的怨訴》中長期自慰的角色。
亞特蘭大舉辦的美國小姐選美大賽上，抗議的女權主義者燒掉了胸罩。由於避孕藥的普及，生育率比大蕭條時期還低。紐約上演的音樂劇《毛髮》和進口自瑞典的電影《我好奇（黃色）》都正面展現了男性和女性裸體。美國人選出的新總統承諾會打擊色情淫穢產品，打壓團伙犯罪，就在他上任前一天，某個全部內容都是性和色情的低俗小報出版了第一期，名字叫《搞》。
該刊物認為只要成年人之間互相同意，任何行為都不算淫穢，色情作品——一點不輸給其他表現形式——也是瞭解自然的途徑，那些看了對開放性關係的描繪覺得受冒犯的人，其實是因為看到了裸露的自我。本著以上原則，《搞》很快對尼克松時代的小資產階級文化發起了攻擊，其對當代美國生活的觀點，任何一家主流刊物都難以接受。
《搞》每週發行，35美分一份，報紙照片上的人們炫耀著生殖器、朝上流社會豎中指，標題和文章裡遍佈髒字，被外界認為反映了普通人對政府的憤怒和失望。漫畫描繪的政客和法官如同禽獸、荒淫無德，四星上將們在越南投下炸彈之後互相搞來搞去。某篇文章批評了聯邦調查局局長，標題明目張膽地問出了很多人憋在心裡的問題：「約翰·埃德加·胡佛到底是不是基佬？」報紙雖然無視公民權利運動領導人的政治言論，卻報道了一個黑人因為在內華達州若干家合法妓院裡招妓被拒、抗議種族歧視的新聞。
登在《搞》上的照片裡的女人幾乎都不是美女，不過刊物的本意就是要呈現不加修飾的真實，長相普通的女人、身上有各種瑕疵和缺陷——她們就是現代的莫莉·布魯姆[71] 和康斯坦絲·查泰萊，而不是《花花公子》裡那些塑料假人一樣的完美玩伴。通過詳細報道男性新興市場上人工陰道、充氣塑膠娃娃和女性用按摩棒銷量的增長，《搞》記錄了美國社會中非個性化的過程；廣告欄登的是妓女拉客、孤獨老姑娘的內心渴望和單身男人不尋常的慾望：「足部專家，長相英俊，尋腳底敏感的姑娘。來函請寄：紐約市2428信箱，艾德收，郵編10001。」
《搞》的社論尖銳，熱愛挖掘社會陰暗面，嘲罵多管閒事的政府一邊美化戰爭，一邊抓捕情色書刊出版商，比如《厄洛斯》的出版者拉爾夫·金茲伯格；紐約警方叫停《切·格瓦拉》的舞台劇，逮捕了十個演員，連劇場的清潔工也被抓了起來，因為該劇中有一場口交的戲，會給戲劇觀眾造成道德風險。《搞》隨即發文章質問，既然紐約市本周有145人被謀殺，為什麼警方不乾脆在這期間戒嚴所有街道。對於警方突襲紐約市的性用品店、成人書店和情色劇場的行為，《搞》也含譏帶諷地表達了擔憂，認為每個拿著警棍的憤怒警察身後都有個性冷淡、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母親，酗酒的父親，以及一位內心是同性戀的神父，坐在懺悔室裡譴責男女之間的肉體樂趣。教區如果挨著色情產品盛行的地區，比如達菲神父[72] 曾經住過的愛爾蘭裔聚居地，就在時報廣場西側，那裡支持個人自由的人和支持宗教管制的人就會沒完沒了地打仗；各大日報都支持最近時報廣場上的反淫穢宣傳（此類活動會消滅投幣西洋鏡一類的大眾色情，對《噢！加爾各答！》這樣合法舞台上的高價性感表演卻網開一面），《搞》的員工卻在為老色鬼們享受快樂的權利辯護，擁護站街妓女的生存權，看到貧民窟出身的「黑魔鬼」[73] 開著玫瑰紫色的拉皮條專用豪華轎車招搖過市，也不會大驚小怪。
有人認為自從性產業近些年開始繁盛以來，時報廣場不再安全怡人，《搞》反駁了這種說法，指出時報廣場向來是個浮華艷俗的所在，曇花一現的天才和沒教養的遊客扎堆，人們會來這兒找他們不想在家附近見到的東西；而且，現在的時報廣場警備更完善，也更安全了；在達菲神父的時代，貧窮的年輕人拉幫結伙，從附近的地獄廚房[74] 湧入這裡，搶劫案、謀殺案頻發，20世紀早期，四十二街南邊也是妓女成群，住在當地的主教曾說，妓女比城裡的衛理公會教徒還多。
為了向讀者提供歷史視角，《搞》經常重印褪色的老照片，都是過去妓女和歌舞女郎的照片，她們一度是迂腐的「小花」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75] 的眼中釘；在一期名為「過往風塵」的特輯裡，《搞》刊登了尺度極大的私人老照片，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們匿名寄來的，他們想為子孫後代留下當年情慾的影像見證，而且並不在乎左鄰右舍會怎麼看，因為鄰居們已經先赴黃泉。
警察第一次突襲《搞》的編輯部，是在1969年5月30日的報紙出版之後，那一期印了張合成照片，是紐約市長約翰·林賽展示著巨大的陽具，題圖寫著，市長的政治才能顯然不如床上本事，不過他也只會傳教士式這一招。《搞》的高級編輯被指控犯了淫穢罪，在警察局留了指紋、拘留了幾天，卻不耽誤報紙每週出版，風格還一如既往地無恥。因為報紙突然熱銷，公司便能請得起頂級律師，能在法庭上爭取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權利，能贏回編輯們的自由。出版一年後——警察仍舊會圍堵在路邊公開販賣《搞》的報攤，其中一些攤主還是盲人——報紙每週的發行量達到14萬份，小說家戈爾·維達爾[76] 稱讚其是美國唯一一份真正服務讀者的報紙。
編輯認為，報紙的大部分讀者對紐約各色各樣的性愛亞文化很感興趣，還有很多人會親身參與，《搞》會介紹各類酒吧，列出地址，以適應交換伴侶的夫婦、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迷戀施虐受虐人們的需求；讀者也能看到假陽具、異形避孕套、高級避孕套和壯陽藥的優惠信息。考慮到郵購「婚姻輔助工具」的讀者大多較為害羞，有抗拒心理，即使買到假貨和沒價值的商品也不會投訴，《搞》還設立了專門的實驗室，購買、測試這類郵購商品。有些產品名不符實，比如某個有名的陽具增大器；或是價格虛高，比如維持勃起的油膏，效果和藥店裡賣的幾款脫敏乳液差不多，價格卻高出十倍；經過實驗檢測，此類產品會被負面評價。
《搞》的評論家觀察到，色情電影在報紙上做廣告，往往會誇大影片中的色情內容，於是他在新寫的每篇性愛電影評論裡都註明自己看的時候勃起了幾次，對每部電影，都有這項叫作「彼得尺」[77] 的標準化測評。報紙還明察暗訪了某些詐騙性質的男女交友俱樂部和相親機構；對有露骨性描寫的小說和非虛構作品，報紙不僅會刊登書評，還會大段摘錄作品中的激情片段，供讀者瞭解作者的風格和大膽程度。
維京公司新出了《詹姆斯·喬伊斯書信選集》的平裝本，《搞》是唯一一家故意在書評裡引用喬伊斯和妻子諾拉淫猥通信的報紙。那時喬伊斯離家很久——這些信件可能會嚇到守規矩的刊物，因為喬伊斯對受虐（「諾拉，我渴望被你鞭打」）、戀物癖和肛交的興趣在信中一覽無遺：「最細小的事也會令我勃起——你嘴唇淫蕩的動作，白色內褲襠部一點點棕色的污跡……想感受你充滿火熱情慾的嘴唇吮吸著我，想趴在那對粉紅色乳頭的乳房中間干你，想在你臉上高潮，體液噴到你滾燙的臉頰和眼睛上，想把它塞進你屁股中間，從後面上你。」
「這是相當典型的意淫文字，」《搞》評論道，不過它對維京出版社的態度倒是很友好，證實了很久之前H.L.蒙肯[78] 說的話：「世界上偉大的藝術家從來都不是清教徒，也很少有體面人。」
《搞》的內容和哲學主要來自其總編兼創始人之一，阿爾·戈爾茨坦。他沒什麼改造世界的野心，只想要如實反映自己瞭解的世界，他認為，世界就是成千上萬像他一樣無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32歲時的戈爾茨坦怕生、肥胖、性生活不順心、坐立不寧。他第一次結婚，是和一個嬌生慣養的猶太女人，她父母從一開始就反對，離婚的過程也很痛苦；第二任妻子是個清秀的空姐，也是女權主義者，兩人的婚姻生活注定不能長久。戈爾茨坦從紐約的佩斯大學退學之後，賣過保險、開過出租、打包過玻璃、領過救濟、在紐約世博會的嘉年華上擺過攤、為奔德士公司當過工人間諜，還為聳人聽聞的八卦週刊《美國之鑒》寫過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創作的故事描寫的都是享樂之後痛苦和懲罰緊接而來，是典型的猶太——基督教模式，這類故事他寫了相當多，並不光是憑想像力，更多是來自過去的回憶。
戈爾茨坦生長在布魯克林一個條件艱苦的猶太人聚居地，年輕人之間的霸凌現象十分猖獗，流行的遊戲是到商店裡偷東西。那時，他是個口吃、虛胖、總擔驚受怕的小屁孩，十幾歲還在尿床。公立學校裡的猶太女教師總陰沉著臉，為了避免和老師的眼神對上，戈爾茨坦上課就總垂著眼睛、趴在桌上無休無止地畫「二戰」時的飛行員，畫他們在空戰中對射的場面。五年級，他考試不及格，被送到教育局指定的兒童心理學家處接受治療；可他的功課並未長進，連學習熱情也一落千丈。他留了級，和比自己小的孩子們坐在一起，覺得很丟人，同齡的孩子又排斥、無視他，結果在他的不合群裡，慢慢摻進了敵意，放了學走在街上，比他大的孩子總是揍他，特別是黑人。很快，他幾乎有點喜歡被打了；至少他吸引了這些人的注意，通過一次次主動接受懲罰，他甚至贏得了某種奇怪的尊敬。他看到小混混們站在街角，有學校裡的體育生、有攔路搶劫的、有手段厲害的小偷，他就做手勢挑釁這些人，他們便照例抓住他，用拳頭一頓暴打，他也瘋狂地反抗、嘴裡罵著髒話，激他們繼續打他。
戈爾茨坦的母親比他口吃還嚴重，她富有激情，卻很軟弱，是俄國移民的後代；他父親在下東區的小學也沒畢業，就輟學做了赫斯特[79] 旗下《國際新聞圖片》的通訊記者，騎著摩托搜尋新聞，最終他做了攝影記者，和一大群新聞獵犬到處跑，脖子上只要沒掛著相機帶子，就像丟了魂似的，全身僵硬。和家人一起去中餐館吃飯的時候，父親會溫順地坐在一旁，還管華人服務員叫「先生」；在家裡，他要麼一臉不贊成地靜靜待著，要麼就對家庭事務漠不關心。阿爾對父親唯一好奇的地方，是他衣櫃抽屜裡有大尺度的裸女照片，有些是東方人，是他「二戰」時作為赫斯特太平洋戰場的攝影記者拍下來的，還有些照片是他從紐約警察局的朋友那兒弄來的，警方突襲時報廣場掃黃之後，就會有這類東西。
戈爾茨坦家族裡，阿爾唯一崇拜的男性是喬治舅舅，他塊頭大、長相英俊，就是達蒙·魯尼恩[80] 筆下的那號人物，他離了婚，住在百老匯劇院區附近的酒店式公寓裡，開了一家業務繁忙的停車場，接待的車主有不少名人。雖然喬治和這些人並無深交，只是熟悉他們的車子，他還是向侄子阿爾成功傳達出自己認識百老匯大多數頂級製作人和明星、賭徒和皮條客；喬治能言善辯，他對阿爾的父母說，侄子到了16歲還是處男，真是愁人，老實巴交的夫妻倆信以為真，承認兒子本來就麻煩不斷，現在又出了新問題，還同意了喬治提出的解決辦法。很快，阿爾接到舅舅的電話，叫他第二天晚上10點去喬治的酒店套房，說有個女人會在那兒等他。
阿爾·戈爾茨坦穿上成人禮服，提前半小時到了酒店。舅舅和他打了招呼，給他倒了杯威士忌，然後帶他到街對面的藥店買了安全套，是很貴的羊皮帶潤滑劑安全套，福雷克斯牌，舅舅覺得這牌子是安全套中的勞斯萊斯。然後他讓阿爾先繞著街區散會兒步，等那位女士到了再回酒店。
20分鐘後，阿爾返回酒店，看到709套房的門半開著，起居室裡黑著燈，舅舅正坐在電視機前看摔跤比賽。他招手讓阿爾進屋，叫他脫掉外套，指著臥室的門，祝他好運。
阿爾緊張地推開房門，聽到女人沙啞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你好，我叫海倫。很高興你來這兒。」他緊抓著門把手，女人又說道，「進來吧，關上門。沒什麼可怕的。」她似乎很友好、很溫柔，雖然他還看不見她，卻能清晰地聞見香水味。
「你緊張了？」她問。
「不。」他說。
「你願意脫下衣服，到我這兒來嗎？」
「願意。」
屋裡雖然暗，但他漸漸也能看到她了，她坐在床上，蓋著被單。好像是金髮。他小心地解下領帶、脫掉襯衫，接著脫下褲子，搭在椅子上，聽到兜裡的硬幣和地鐵代幣叮噹作響。他慢慢爬上床，感覺到她伸出了手；很快她便開始慈愛地撫摸他，輕柔地引導他的手到達自己的身體，讓他撫摸她的大胸、肚子，和兩腿中間的毛髮。她很高大，可是並不胖，他把嘴唇按上她的胸，她便鼓勵地說：「這就對了——你想要什麼都可以。」
接著，他感到她的手也在探索自己，用一種奇特而美妙的方式令他興奮。她問他有沒有帶安全套，他回答說帶了；可等他站起身去拿，街對面百老匯高樓裡的燈光照出了他勃起的下體，他尷尬極了，轉身不看她，笨手笨腳地在衣服裡亂找。他把褲兜翻了一遍，然後是襯衫口袋，然後又翻了一次褲兜，才找到；他爬回床上，遲疑著，她從他手裡拿過安全套，拆開，熟練地套上，又說：「一切都會好的。」他太興奮了，說不出話。
她舔濕指尖，愛撫著自己雙腿中間的部分，之後便拉他到自己身上，讓他插了進去，開始有節奏地上下運動，他也跟著她的節奏。他感到身心都被這個高大的女人包裹了起來，舒服地安坐在她沉重的大腿和長長的手臂之中，達到高潮後，她擁抱了他，說：「噢，剛才真是舒服。」他從沒這樣快樂過。
後來，他懶洋洋地躺在她身邊，她便問他喜不喜歡上學之類的問題，可是完全不說自己的事；他也不好意思問。他很想同她在舅舅的床上多躺一會兒，可是已經很晚了，第二天一早還要上課，他最後便說自己該回家了。他穿衣服的時候，她還在床上，他謝過她、道晚安的時候，她吻了他。
舅舅還在起居室裡看摔跤，看到他進來，站起身問是否順利，聽到他說是，舅舅似乎真心為他高興。阿爾與舅舅握手，感謝他的好意。很快，他乘電梯下樓，百老匯夜晚的空氣撲面而來，周圍全是人、喧鬧的聲音、流光溢彩的燈火；他感到有些長大了。
沒過幾個月，戈爾茨坦滿17歲，輟學參了軍。父親在赫斯特集團的朋友給五角大樓寫了封信，介紹阿爾·戈爾茨坦加入了通信兵部隊，接下來的兩年，他在各個基地裡做攝影師，拍攝過幾百次閱兵和授勳儀式——還有一次，他服從長官的要求，拍下了妓女為長官口交的照片。
當兵時，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戈爾茨坦都是妓女的常客，直到1958年冬天退伍後，根據安置法案進了佩斯大學，他才消除必須為性愛付錢的觀念——這也是第一次，他不再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和頭腦是周圍人裡最差的。在軍隊裡，他變得成熟了，軍營裡無數孤獨的夜晚讓他讀了很多書，在佩斯大學裡，他比班裡大多數人年長兩三歲，比他們去的地方多，作為退伍老兵還有些威望。他的成績很好，也給學校報紙寫稿，每天課後還會跟著父親去《國際新聞圖片》做實習攝影師。他克服了口吃的毛病，加入了學校的辯論隊，被選為隊長。
他意識到，現在的自己已經被人接受，可他對別人的態度一點沒改；要說有變化，現在他有了自信和地位，能更多表達長期以來的敵意和憤怒。既然如今有人肯聽他說話，他就要發洩多年來因為口吃被人模仿、嘲笑而積攢的怒火；如果獲得成功，他就證明了昔日的小學老師和同學沒能發現他成功的潛力，而這一點是他最想要的。
對辯手阿爾·戈爾茨坦來說，勝利就是一切，尤其是現在佩斯大學要和常青籐大學的各個辯論隊比賽了。他覺得常青籐的辯手肯定都是社會地位高的有錢人，所以就應該被他鄙視。為了贏過他們，戈爾茨坦可以無所不為：造假也好、歪曲事實也好、說各種謊話也好——他都願意做，良心絲毫不受譴責，因為在他看來，常青籐的人 活該 被人騙。
很快，他這種粗魯無禮的衝勁就轉向了學校。他開始和教授們結仇，寫社論譴責學校政策，抗議學生得穿正裝、打領帶上課的規定。作為一名21歲的年輕人，戈爾茨坦留起絡腮鬍，成了學校最初的反傳統主義者；他不學課本，讀凱魯亞克的小說和艾倫·金斯堡的詩，成績也下降了，不過這也有別的原因，就是他把大量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辯論隊裡一個心思難以捉摸的漂亮女生身上。
她是他的第一個戀愛對象，戈爾茨坦滿心都是浪漫的激情和天真的期望，而且她喜愛性冒險、受人歡迎，從一開始就聲明，決不會為了他的夜生活而限制自己的社交活動。她時不時就同其他男人約會，有時讓他知道，有時背著他——不算很頻繁，可正好夠讓戈爾茨坦一直處在不確定和絕望的狀態。沒有和她睡覺的晚上，他就想著她自慰，在想像中，她那苗條、優雅的身體異常清晰，簡直讓人發瘋，她漂亮的長腿環著其他男人的身體，都是比他更優秀的男人。
他雖然胖，卻很嫌惡胖女人；他母親胸很大，也許正因為這樣，戈爾茨坦才喜歡辯論隊女孩那不大卻堅實的乳房；從兩人開始約會起，她便讓他十分痛苦，從前的自我懷疑捲土重來，可她同時也燃起了他的戰鬥精神和冷酷的征服慾望——她就像一場辯論賽，他相信自己最終能贏，只要用上聰明的頭腦、善辯的嘴巴。特別是這一回，還要用到舌頭。
要想通往她的心，一定得用大師級的技巧經過她的下身。一天晚上，她輕輕把他的頭按到自己兩腿之間，說這是她最愛的快感，戈爾茨坦便初步得出了以上結論。在這之前，他都沒怎麼聽說過這事兒，聽到的隻言片語也絕沒有這樣直白。在軍隊或者布魯克林偶爾有人提到這事兒的時候，用的都是令人噁心、乾巴巴的說法，其中最委婉的一個是「暖手籠[81] 潛水」，而且他認識的那些大男子主義、自高自大的小流氓，沒有一個肯承認幹過這種事的。這樣不夠男人，沒準還不衛生。它讓男人變成了女人的僕從。只有變態才這麼幹。
的確，戈爾茨坦在好幾個圖書館的性百科全書裡查過相關條目以後發現，只要用到舌頭都被政府正式定義為淫穢行為，屬於雞姦的一種，即使夫妻之間私下裡這麼做，在美國大多數州也是違法的。在康涅狄克州，口交犯罪可被判處服刑30年；在俄亥俄州是20年。在佐治亞州，這種「違背自然的犯罪」可能會導致終身監禁和苦工——比和動物性交的處罰嚴重許多，後者在佐治亞州只會被判刑5年。
禁止口交的法律顯然是從宗教法令發展而來。自中世紀起，基督教法律就認定這些與繁衍無關的活動是不自然的，而實際上，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有無數人自然地實踐著這一行為。公元前200年的中國卷軸上就有此類圖畫，在古代東方的飯碗、花瓶和鼻煙壺上也都有類似繪畫。印度古代的神廟裡就發現了呈此姿勢的雕像；生活在公元1世紀的羅馬諷刺作家尤維納利斯也多次提到，認為這些行為在異性戀和同性戀中都十分常見。中世紀的教會對那些承認口交的人施以嚴厲的處罰，也促使沒承認的人感到罪惡，可背地裡，人們對此的愛好幾百年來有增無減，不過很少有人公開描繪這種行為，除了被禁的繪畫和文學，比如18世紀的小說《芬妮·希爾》以及亨利·米勒飽受審查的作品。
戈爾茨坦讀了米勒的大部分作品，不僅對書中有關舔陰的生動描繪印象深刻，而且也相信米勒自己就十分享受這樣為女人帶來快樂的過程——阿爾·戈爾茨坦也是這樣，他從年輕的女友那裡得到了很多鍛煉和鼓勵。他的頭埋在她兩腿中間，他第一次感到對她擁有了權力。舌頭是比陽具更有力的武器，至少對當時的他是這樣；舌頭更可靠、更可控，能隨心調遣——陽具可能會疲軟、不舉，可是舌頭總能深入、捲曲、攪動，博得她的歡心；嘴貼在她身上，他不僅見到了她下身的華麗景象，也感到自己和亨利·米勒有了文學上的聯繫。
不上床的時候，她態度冷淡，後來她選了晚上的課程，就更是如此，漸漸地，到了1960年秋天，這段戀愛終結了。他很快找了另一個女孩，沒她那樣老於世故，對他更上心；可他也沒有特別關注她。
通過課後在赫斯特打工，戈爾茨坦學到了不少攝影技巧，聖誕節假期，他接了一家攝影工作室飛去古巴拍攝的任務，新晉的卡斯特羅政權和美國政府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不久兩國就會終結外交關係，而阿爾·戈爾茨坦出現在哈瓦那，很可能加速了這個不可避免的結局。下飛機不到一小時，他就開始從旅館窗子裡用長焦距鏡頭拍經過大街的女民兵，當天下午，他又在城裡閒遊，拍全副武裝的軍事基地和廣告牌上的反美標語。到了晚上，他脖子上掛著四台相機，參加了由古巴領導人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主持的新聞發佈會，在拍下30張發言人和講台上其他領導人的照片後，他突然被拿槍的警衛推搡出了房間，並被要求交出膠卷。
戈爾茨坦的工作被打斷，憤怒極了，他當即拒絕了警衛的要求；他氣勢洶洶地揮舞著自己的媒體記者證，可是沒用，他被扔進一輛車，開到了軍事監獄，因為間諜罪被捕。他在監獄裡待了四天四夜，後來美國大使館知會古巴方面，說他並非間諜，只是個對假期打工熱情過頭的學生攝影師；於是戈爾茨坦被釋放，乘最早一班飛機離開古巴島，回到邁阿密。
古巴的事件讓他出了名，在學校的聲望愈發增高，可這也加劇了他離開校園的想法，特別是他接連三年都通不過大一數學考試，對校園生活也厭倦、不滿足。1961年春天，大三的戈爾茨坦退學當了全職自由攝影記者，希望成為專業記者、經歷不尋常的冒險。可他這希望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接下來的兩年裡，他最重要的任務是乘著政府媒體的飛機去巴基斯坦，拍第一夫人傑奎琳·肯尼迪到達該國的照片；最驚心動魄的冒險則是，1963年1月和一個他根本不愛的年輕女人私奔去了紐約長島大頸鎮。
他第一次遇見她，是從佩斯退學前不久；他雖然不喜歡她——體重超標、性格咄咄逼人，父母都是有社交野心的猶太人，很縱容她，卻很驚訝她竟然對自己有好感，她也是第一個認真說他將來會有所成就的人。她父母強烈反對女兒和戈爾茨坦的頭幾次約會，要是沒有他們反對，這兩人的關係頂多就是一般熟的朋友；可是他們堅持說戈爾茨坦配不上她，要求女兒不再和他約會，這激發了她的反抗心，戈爾茨坦也被激怒了，事情一發不可收拾。他非得 娶他們的女兒不可。他這麼做了。他很後悔。
兩人搬進西五十四街的新公寓後沒多久，就都意識到與對方的矛盾不可調和；他們在一起過了兩年半，其間爭吵不斷，很少做愛。戈爾茨坦不願與她做愛，經常在深夜躲進衛生間對著裸女照片自慰，照片裡是黛安娜·韋伯、貝蒂·佩奇，或者1953年著名黃色電影《自作聰明》中的明星、漂亮的得州脫衣舞女坎迪·巴爾，或是《紐約時報》週日雜誌上的內衣模特，或是《生活》雜誌上瑪麗蓮·夢露爬出泳池的照片，或是傑奎琳·肯尼迪穿著低胸長袍的新聞照片——他在想像中脫掉了那光滑的布料。
為了尋求性刺激，他也會去百老匯看色情電影，整個下午都和其他寂寞的男人一起，坐在黑暗中一廂情願地幻想著，內心不停起伏。他們都刻意不挨著坐，電影換場之間燈亮時也避免有眼神接觸。有借口能單獨出門的晚上，他會去哈萊姆[82] 眾多妓院中的一家，這地方對獵艷的白人男性還不算禁區；不久後的黑人權利運動和種族恐懼雖然抑制了強迫賣淫，結果卻使黑人妓女坐著豪華轎車被帶到城裡、安置在列剋星敦大道和時報廣場一帶。
從某種意義上講，戈爾茨坦結婚的這幾年，的確證實了妻子戀愛時的預言：他真的成功了，可不是作為攝影師成功，倒是賣保險相當出色。他急切想要掙比當攝影師多得多的錢，便應徵了《時代週刊》上紐約互惠保險公司的招聘廣告，上班不到一年，他的銷售記錄已然位居7000名員工中的第14名。他有野心、有活力，騎著摩托車在城裡輕快地跑來跑去，他巧舌如簧、能說服很多人天災人禍隨時會降臨，這本領讓他獲益頗豐。
進公司兩年之後，煩心的家庭生活也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他的業績下降了，突然就得面對他曾經給別人預言的灰暗前景。一天晚上，他回到家，發現公寓被洗劫了。傢俱都搬沒了，衣服扔得到處都是，還被剪成了碎片。他昂貴的雪茄被掰斷，立體聲音響沒了，浴室地上全是碎玻璃，一股剃鬚乳液的味道。老婆已經不見蹤影，她的東西也一件沒剩。
他憤怒極了，又完全無助。他知道，永遠無法證明這是妻子在蓄意報復自己的冷漠，如果去告她，她父親又是律師，在法庭上也不好對付。於是戈爾茨坦直接離開了公寓，去皇后區的父母家住了幾晚，這個沒上過保險的保險人受驚過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接下來的幾天，主要都是買過他保險的朋友來安慰他。
很快他就決定轉行，認為再賣保險只會更加鬱悶；後來有一個朋友——負責紐約世博會的「比利時村莊」展區——介紹了拋硬幣展台的工作，戈爾茨坦立馬接受了。一周裡六個晚上，戈爾茨坦都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站在麥克風後面吆喝，招徠人們玩拋硬幣，把硬幣扔到木塊上刻著的小紅圈裡就算贏，獎品是電視機。遊戲過程沒有造假，1965年夏天他送出了30台電視，一周掙了250美元，在狂歡的氣氛裡忘乎所以。
可1965年秋天，世博會結束了，他和妻子之前欠下的信用卡賬單還有四千多美元，於是接下來的一年戈爾茨坦又開始打各種零工，推銷地毯、推銷百科全書、開出租車，還定期在時報廣場的一家血站賣血。他灰心喪氣，對周圍的世界也沒了興趣，30歲頭上，他兼職漂泊，全職幻想。
因為婚姻失敗，他不太願意與女人有深入交往，可還是渴望女性的陪伴，每晚都想著紐約有許許多多和他一樣孤單的漂亮女人，只要他能找到，就隨時可以邀請她們。他本來可以去酒吧和迪斯科舞廳，可不喜歡喝酒和嘈雜的環境，而且還必須要和其他男人爭搶搭訕的機會，他覺得自己太老了，太胖了，不適合去這種單身大學生扎堆的地方。酒吧女和站街妓女總是有的，隨叫隨到——他平生第一次明白了，社會上有這種女人是多麼必要，可是他手頭不寬裕，不能這樣滿足性慾。他還註冊了一次電腦約會服務，結果是騙子。每週他都買《東村邊緣》，看看個人廣告欄，裡面經常有女人尋覓男性夥伴的廣告，還附郵箱地址。可他的回復裡面，十個有九個都沒有回音，剩下一個通常還是妓女。
他也加入了單身男女俱樂部，積極回應筆友組織，訂閱通過信函提供社交往來的雜誌——比如紐約市沃利·比奇的「精選」服務；沙倫在多倫多的「異國風情」服務；華盛頓的文藝復興索引俱樂部；加州的惠蒂爾快樂郵件——最終他為自己寫了廣告，發給全國各個徵友組織。他寫道：
本人30歲，身高5.8英尺，藍眼棕髮。曾在巴基斯坦和古巴等地做攝影記者。現已離婚。希望此事不會降低你的興致。一般人都看不出我是「二手貨」。我現在覺得自己像一雙舒服的鞋，「不磨腳」。我喜歡任何與讀書、電影、戲劇、戶外運動和其他不自私的娛樂相關的活動。我工作期間會旅行，很快要去新澤西州梅斯蘭丁的裸體主義殖民地度過兩到七天。對，我任何事都會嘗試一次 。
請回復我這封短信吧，附上你的地址、電話等。
你未來的玩伴，
阿爾·戈爾茨坦
他列出了地址和電話號碼，等了幾星期。沒人回復。
就在屢屢被拒的這段時間，他也沒有工作，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佩斯大學認識的一個年輕男生，說有個沒準很有賺頭的兼職工作，問戈爾茨坦是否感興趣；僱主是個大公司，每週出200美元，如果工作完成得好，最後還有1萬美元獎金。戈爾茨坦拿到了紐約一個勞動律師的電話，他會安排面試。戈爾茨坦打電話過去，由律師本人和另一個人面試之後，拿到了工作。現在，戈爾茨坦成了奔德士子公司的工人間諜。
這個子公司——長島市的P&D製造公司，是給底特律生產點火系統和其他汽車零件的——利潤不少，高層人員害怕工廠工人會脫離原來由管理層掌握的工會、加入獨立而有權力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83] ，因為一旦如此，新工會必然要求更高的工資和福利。UAW已經安排帶喇叭的卡車停在工廠大門外，遊說P&D的僱員在下次勞工大會上投票給自己，現在公司高層想知道，400個工人裡大概有多少人會退出原來的工會。
戈爾茨坦的任務是混進工人裡，打聽他們對UAW的態度，然後秘密向董事會報告。戈爾茨坦當上了倉庫保管員，也在工廠上下送汽車零件，這樣可以在各個部門間自由活動，也能拓展交際面、多聽小道消息。不到一個月，他就推斷出大多數工人偏向UAW；和管理層的人商量之後，他參與傳播了謠言，說如果UAW當選，公司就會關掉長島的工廠、搬到南邊去，幾乎所有人都會失業。由於最近在長島有一家UAW獲勝的工廠真的倒閉了，謠言可信度很高；最後工人們投票時，UAW的提案以198：203落敗。
剛開始，戈爾茨坦對這種勝利感到了一點變態的快樂，可是後來他就開始感到罪惡、厭惡自己。他行蹤古怪、反覆無常，可是不論行為上多麼愚蠢、不端，他對無權無勢的底層人還是同情的，現在他厭惡自己居然做了管理層的間諜；他在這崗位上又待了幾周，本來還要繼續秘密行動的，不過他感到連僱主那邊也開始輕蔑他的行為了，因為這讓他們想起自己的表裡不一。
最後，一天晚上，戈爾茨坦不打招呼地離開了公司，第二天早上也沒回去，之後再也沒回去過。他不知道為什麼下定了決心；就是一早醒來，有一股不可遏制的衝動要同公司斷絕關係，即使要損失那1萬美元都攔不住他。他在家裡待了幾天，任電話一直響，晚上就無目的地在城市裡遊蕩，要麼到時報廣場的書店裡翻書，要麼就去看夜場電影。這個時期，他越來越依賴收音機，在家裡定時聽巴裡·格雷、朗恩·約翰·內貝爾和讓·謝普德[84] 的脫口秀，還有WBAI [85] 的政教分離主義評論，以及其他幾個能在痛苦中陪伴他的節目。
1966年夏天，他又開始開出租車，就花了大部分積蓄買下一台德國產便攜式收音機，在車裡聽喜歡的節目；這是台價值500美元的諾曼底短波收音機，讓他白天晚上都能收到世界各地傳來的話語和音樂。這台他去哪兒都不離手的收音機，就是1966年戈爾茨坦和當代生活的主要聯繫，要不是一天偶然碰到了在保險公司就認識的推銷員，他不與人打交道的時間可能更長。那推銷員很熱心，看起來很擔心戈爾茨坦的情況，說話間，他告訴戈爾茨坦自己有時與一個空姐約會，她的室友也是個空姐，戈爾茨坦滿可以去約她出來。她住在西九十一街，跟的是泛美航空的航班；她的名字叫瑪麗·菲利普斯，從南卡羅來納州來，是個金髮碧眼、皮膚蒼白的姑娘。
這描述使戈爾茨坦從渾渾噩噩中醒了過來，他一回到西二十街的公寓，就撥通了她的號碼。沒有人接，他一小時後又打了一次，再一小時後又打，之後，帶著近乎絕望的堅持，他打了一整晚，之後又打了一周的電話。
他沮喪極了，還想起了在徵友刊物上登廣告而沒人回信的悲傷往事，他給保險公司的朋友打電話，朋友很同情他，可是鼓勵他繼續打——瑪麗·菲利普斯很可能是在越洋航班上，或是在度假，朋友又說等她回到紐約，和戈爾茨坦見了面，他一定不會失望的。
戈爾茨坦謝過朋友，接下來的兩周裡，他每天給她打幾次電話，她一直不接，他的幻想便開始膨脹；他越來越迷戀她，相信她最終會滿足自己所有浪漫的想像，嫉妒和她在一架飛機上的飛行員、在35000英尺的高空跨越幾個時區調戲她的商人——一天下午，他撥了號，鈴聲響了幾下，那頭有人拿起了聽筒，戈爾茨坦突然就想掛掉，可他聽到女人的聲音說了你好，然後他問瑪麗·菲利普斯在不在，那個聲音說：「是我。」
戈爾茨坦稍微有些結巴地做了自我介紹；他提到了兩人都認識的保險公司的朋友，問她下周是否有空出來吃午飯或晚飯。她感謝了他，說有飛行任務和其他工作，下個月可能都沒時間出來吃飯，不過再之後她很願意見見他，讓他再打電話過來。聽起來她挺真誠，戈爾茨坦也喜歡她說話的聲音，溫暖活潑，不過他很快地提醒自己，她是個空姐，可能只是出於職業習慣對人禮貌，而自己卻傻乎乎地高興。
儘管如此，他還是定期給她打電話，每次打通後她都拒絕——可她富有魅力、彬彬有禮，他既沒有惱火，也沒打退堂鼓；她越是遙不可及，他的期待越高，慾望越是強烈。
最後，在嘗試了五個月以後，阿爾·戈爾茨坦終於約到了瑪麗·菲利普斯。在她公寓附近列剋星敦大道上的一家餐廳，兩人吃了早午餐。他坐在她對面，為她的美貌所震懾，幾乎吃不下飯、說不出話來。她的藍眼睛美極了。她一頭金髮，臉頰是奶油色，個性陽光，好像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憂愁。她苗條的身材正是他喜歡的，他坐著聽她說話，看到別的人走進餐廳，不禁想這些人肯定在奇怪為什麼她會跟他在一起——這個金髮美人，居然在和肥胖的猶太出租車司機吃早午飯。
可她似乎一點兒不尷尬，輕快地回答著他的問題，說了很多。她講到自己的工作，在南方度過的童年，家裡幾代人都是鄉村醫生和律師，母親是音樂家，父親在查爾斯頓市的美國高等軍事院校裡教歷史。她好像很喜歡父母親，談到過去也並無不快，戈爾茨坦聽了便意識到兩人的差距之大。雖然他還完全不瞭解她，卻知道自己永遠也不可能追求到她。他粗鄙得不可救藥，她卻像仙女一般。然後她說，自己大二時，因為在寢室裡留宿情人，被學校開除了。
她說得這樣輕鬆，和她被開除這事兒一樣讓他震驚。她聲音裡毫無悔意，那天使般的神情也沒有變化。她說起春假之前，被叫去馬里蘭州弗裡德裡希胡德學院的紀律委員會，說有個男性在她宿舍裡住了幾晚。實際上，她向戈爾茨坦承認說，那個年輕男人已經和她住了將近一個月，她知道這樣違反校規，可是覺得在宿舍就應該有隱私權。瑪麗和男朋友離開學校，對父母說了被開除的事，他們很生氣。父親把瑪麗的情人趕出家門，母親則要求她不許對鎮上的人說為什麼離開學校。
她在家裡傷心地坐了幾天，看到了查爾斯頓報紙上的通告，說泛美航空的代表剛剛到達本市，要面試未來的空姐，瑪麗覺得，這是逃脫父母責難的大好機會；於是她報了名、通過了考試，被公司錄取。幾周之後，她去了邁阿密參加培訓，五周後培訓結束，來到紐約。她在泛美航空第一年，跟的是加勒比航線，後來又調到歐洲航線。她對戈爾茨坦說，不打算一輩子都待在航空業——她的理想是做編輯或自由作家，可她也喜歡現在的工作，很享受住在紐約。
吃過飯，她邀請戈爾茨坦回自己的公寓。她很開放，態度親切，整個下午兩人都在聊天；後來，她用女人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經準備好了和他上床。他猶豫了，不能完全相信這是真的，不過到了傍晚，兩人已經開始做愛。
他後來常常見她，雖然仍舊懷疑她對自己的感情，覺得只是對父母的反抗，不過他並不想多問，畢竟她是他快樂的源泉。1968年春天，她搬進了他的公寓，同年夏天，兩人在墨西哥結婚，而他還沒和第一任妻子離婚。他不怎麼在乎這種技術問題，世道這麼亂，政府的意見不值一提，不服從和反對政府在全國上下成了風氣；戈爾茨坦以前從沒想過自己在政治上會是個激進分子，可是現在，他覺得有必要站在政教分離主義這邊，於是他決定，要在地下刊物上揭露他為奔德士公司做的間諜工作。
他認為這樣做可以平息揮之不去的罪惡感，也能讓那個和政府簽下主要國防合同的大公司難堪，於是他找到一家激進的小報，紐約的《自由新聞》，親自對編輯說了他的想法。編輯們很希望刊登這個故事，他很高興。他們只出得起100美元，可是答應他會印在頭版，讓他有足夠的空間創作，把白領高層設計欺騙毫無戒心的工人的每個骯髒細節都寫出來。
戈爾茨坦花了十天寫作，最後把故事送到出版社時，編輯們都對其譴責公司的證據印象深刻，預言報道一旦發表一定會對奔德士公司的管理層造成災難性衝擊。1萬份《自由新聞》被送到了各個報攤，戈爾茨坦的故事登在頭版上，標題是《我曾是奔德士公司的工人間諜》，可是編輯們明顯高估了公眾對此事的興趣，也可能是讀者根本不相信有這回事。
不論是什麼原因，《自由新聞》沒有收到一封回信、一通電話。阿爾·戈爾茨坦每天坐在報紙編輯部裡，期待高漲，然後落空，結果如此慘淡，他明顯洩了氣。不過，和《自由新聞》的這次交往長期來看，對戈爾茨坦是有好處的，因為他與報社的一位年輕職員交上了朋友，後來，這個人幫他辦起了自己的報紙。
吉姆·巴克利是個排字工，也是《自由新聞》的助理編輯，他個兒不高，一頭黑髮，是個24歲的新英格蘭人，雖然在海軍裡待了四年，半生坎坷，可還是流露出唱詩班男童那種一本正經的天真勁兒。他有雙大大的、憂鬱的棕色眼睛，乾乾淨淨的白皙面孔，性格羞怯，掩蓋了內心的不安分，這躁動的精神促使他不停換工作、換住處，與看起來有目標的人做臨時的夥伴。
巴克利出生在馬薩諸塞州的洛厄爾。父母常年爭吵、分居，輪流撫養、然後又拋棄他，巴克利的童年便在幾家不同的孤兒院裡度過，在新英格蘭、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和夏威夷都上過學，後來他輟了學，搭便車旅行，由於長相精緻、性格溫順，司機們無一例外願意停車。1965年，巴克利隨海軍去了一趟東方後退役，開始做各種不同的工作：他在舊金山的證券公司做過電傳機操作員，在路邊賣過《自由新聞》洛杉磯版，在格林威治村的餐廳做過廚師，當過聯合國的打字員、紐約世博會的軟糖小販（他的玻璃小店離戈爾茨坦拋硬幣的攤子不遠），還在一家每天五美元房費、招待遊客的廉價倫敦旅館做過門童。
他在法國與幾個倒賣興奮劑的美國大學生住了一陣，在北非與阿拉伯牧羊人也住過，回到美國，和詹姆斯·阿吉[86] 的侄女談了場任性的跨國戀愛之後，巴克利覺得可以在紐約定居下來，在新聞界發展事業。可是到《自由新聞》工作沒幾個月，他已經準備辭職，想用不多的積蓄自己辦報紙，少些爭議、多賺利潤，《自由新聞》的老闆為了應付下屬漲工資的要求，絕望地赤腳在辦公室裡走。
這時，吉姆·巴克利遇到了阿爾·戈爾茨坦，幫他編輯了做間諜的故事，戈爾茨坦的那種挫敗他很熟悉，並且覺得這是兩人切實合作的基礎——至少，單打獨鬥肯定很難成事。戈爾茨坦想做色情小報，巴克利一開始並不願意，他還沒有從天主教孤兒院多年的嚴格教養中完全解放出來，不過他很同意戈爾茨坦的觀點，即這種週刊在發行之前已經有了市場——對於身體享樂和色慾的《消費報告》、能夠毫無顧忌地描繪情慾世界的報紙，這世界已經在人們周圍日漸形成，主流報紙那些神經質的老闆卻選擇無視。性就是20世紀中期美國最大的新聞，戈爾茨坦以推銷員的驕傲語調對巴克利說，他們充滿情色和玩樂內容的期刊會大受歡迎，與控制美國地下媒體的新左派那陰沉的空話形成強烈對比。
於是，1968年夏末，兩人各出175美元成立了公司，發行由戈爾茨坦取名為《搞》的報紙，靈感來自不久前一份已停刊的詩歌刊物，叫《操：藝術雜誌》。戈爾茨坦害怕首任妻子會哪一天合法要求《搞》的股權，就用第二任妻子的名字瑪麗·菲利普斯註冊了股份，她的名字和巴克利一起作為合夥人寫在報頭上，不過她人還是在泛美航空做空姐。戈爾茨坦自己當總編，名字寫在一大串僱員的名字之前，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子虛烏有。
1968年11月，《搞》出版了共有12頁的第一期，兩位編輯在文章中稱其是「西方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新刊物」。戈爾茨坦和巴克利幾乎包攬了全部工作：戈爾茨坦寫了大部分文章，巴克利排版，然後兩人親自把首印的7000份報紙送到紐約的各個報攤，只要報攤老闆願意接受這份色情小報——封面上是穿著比基尼的淺黑膚色女人，撫摸著一根粗大的猶太薩拉米香腸。
第一期賣了超過4000份，第二期賣得更好，十期之後，《搞》已經擴充至24頁，每期銷量近10萬份。現在他們有了招聘編輯和記者的錢，招到的人大多具有能在紐約任何一家刊物工作的專業能力和教育背景。《搞》的書評人邁克爾·珀金斯，本科畢業於俄亥俄大學、在紐約城市大學讀的碩士，之前為《村聲》[87] 寫書評。新來的執行主編肯·高爾畢業於西東大學文學系，在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和其他出版社工作過；特約編輯迪安·拉蒂默是斯坦福大學的創意寫作獎學金獲得者。美術指導史蒂文·海勒是巴克利在《自由新聞》的紐約同事，幾年後會去《紐約時報》做美術指導。《搞》的年輕攝影記者彼得·布倫南是福德漢姆大學的榮譽畢業生，在哈佛大學拿了文學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