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天，狂風呼嘯，《花花公子》雜誌社裡，休·海夫納坐在辦公桌前，斟酌著選哪張黛安娜·韋伯的裸體照做5月刊的跨頁插圖。他能聽到街對面芝加哥聖名主教座堂的鐘聲傳來。這是晚6點的祈禱鐘，每日三次，提醒虔誠的信眾，天使加百列向童女瑪利亞報喜的故事，通過無性的奇跡，她將成為救世主的母親。
天主教將性交視為恥辱，認為最有美德的人無需性事；這一否認的信條流行了數百年，其間教會要求神職人員必須禁慾，期望未婚的教區居民保持童貞，將婚姻中的性交神聖化，稱其目的是傳播信仰。還把聖阿格尼絲這樣的女人奉為楷模，因為她不屈從於男性的淫慾，寧願作為處女殉道。
這種苦行主義距離街對面《花花公子》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少說也有十萬八千里遠，要是海夫納早先仔細想想這一點，可能會把雜誌社選在遠一點兒的地方。這巨大的天主教堂在街區裡威風凜凜，《花花公子》的四層灰色小樓就蟄伏在其不以為然的陰影之下。
可是沒有偉大的罪人，偉大的教堂也無以建成、存續，這麼說來海夫納也許選對了地方。不過像大多數不知悔改的罪人一樣，他無法得到信者的祝福，而且幾個月前他已經惹起了紅衣主教的怒火，因為他在《花花公子》中重印了薄伽丘《十日談》中的一篇中世紀故事，講的是女修道院裡一個園丁與幾個慾火焚身的修女之間的肉體關係。
16世紀中期就譴責了這篇故事的教會，看到1954年9月它又出現在《花花公子》上，評價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在官署發出強烈譴責的聲明之後，海夫納就讓議會大廈社的分銷員把這一期從市內的報攤上撤了下來，不過這些雜誌又重新被銷往了其他城市。海夫納的出版商生涯剛開頭，不想加劇與宗教的衝突，本來他要處理一般性的商務問題就夠忙了，何況之前還遭遇了很可能是教會成員投訴帶來的負面影響。
比如說芝加哥的郵遞員，就總是遲好幾天才會送寄往花花公子大樓的郵件，經常會耽誤雜誌的訂單。一般出版物都可以享有的、較為便宜的二級郵政特權，華盛頓的郵政部長也禁止《花花公子》使用，因為他覺得這雜誌有傷風化。連芝加哥的警察，在花花公子辦公樓前的停車場執法也特別嚴，一有機會就開罰單、拖走汽車——因為這種差別對待，有一天，一個叫安森·芒特的員工報警說，街對面有輛違法停靠的車，那是芝加哥大主教塞繆爾·斯特裡奇的豪華轎車。
警察一開始覺得安森·芒特在開玩笑；但芒特堅稱，芝加哥的停車法規應當一視同仁地執行。警察問他要不要正式投訴。芒特說沒錯，然後填了表、簽了字、寫上了自己的地址。一周以後，芒特正在家裡，房東敲門說有兩個警局來的人。他們穿的是便衣，芒特請他們進來，房東走了之後，其中一個突兀地問：「你對大主教有什麼不滿？」
芒特說他對大主教沒什麼不滿，可沒容他說第二句，另一個便衣突然暴怒，朝芒特衝過來，狠狠地扇他，然後把他撞到牆邊。兩人揚長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芒特。他的第一反應是告他們毆打自己，後來又打消了這個念頭。訴諸法律的結果可能比現在還糟，在法庭上對抗芝加哥警方似乎也是徒勞，白費時間，而且肯定會對雜誌造成不利的公眾影響。
雖然反對重重，《花花公子》卻十分暢銷——實際上它已經成為美國銷量增長最快的雜誌。它陡然而紅，在全國的報刊亭幾乎脫銷，曾經認為該雜誌不適合推廣自己產品的廣告商也回心轉意，而他們從沒想過去找海夫納登廣告還有可能被拒絕。
海夫納絕不要登任何關注男性問題和煩惱的廣告，講謝頂、身體虛弱、肥胖的都不行。他在出版界發了筆小財，靠的就是賣強調「享樂」的雜誌，將裸體女人與精明強幹、開跑車、縱酒狂歡、住有真皮傢俱的精裝修的單身公寓、夜夜飲酒作樂的年輕男性相聯繫。這美夢絕不能被那些廣告玷污，讓男性讀者想起自己的粉刺、口臭、汗腳和疝氣。海夫納相信享樂主義能帶來健康；他是個樂觀主義者，總往好的方面想。要不是這樣，過去兩年他也不會有所成就。
1953年海夫納創辦《花花公子》，初始投資只有600美元。這筆錢來自銀行貸款，以他海德公園公寓的傢俱作抵押。他那年27歲，與性冷淡的妻子和穿尿布的女兒一起住，開一輛破舊的1941年產雪佛蘭，不過，仍有金色的幻夢催他前行。
1952年，他辭掉了馮·羅森公司周薪80美元的工作，在兒童雜誌找了份工資高但無聊的事，以騰出時間來策劃自己的雜誌。多年來他閱讀、分析了無數雜誌，從最廉價的招貼畫到最光鮮亮麗、內涵深刻的刊物。海夫納相信自己心目中的雜誌與所有雜誌都不同，甚至與馮·羅森的女郎雜誌也不一樣。
比如說吧，馮·羅森那本《摩登男性》裡的文章，還有像《真理與商船》這種男性出版物裡的文章，都是寫給行動派的男性讀者看的，他們喜歡打獵、釣魚、收集槍支、深海潛水、登山等戶外活動，這類冒險行動能加深男性間的友情，也就是「二戰」中許多男人體會過的戰友情誼。而像海夫納這樣住在城市裡、喜歡室內活動的人，其閱讀興趣完全被這類雜誌無視了。他們不喜歡打獵釣魚，夢想是有一天住在現代化的單身公寓裡，坐擁一套閃亮的高保真音響，換新女友加換新車。海夫納將情愛冒險與社會地位和經濟繁榮相聯繫，認為床上成功的男人做生意也成功；雖然這只是理論可能，但他已經準備史無前例地在雜誌裡宣傳這種觀點。
性，在其他雜誌裡，是遮遮掩掩的背德和醜聞。男性雜誌《雄性》每月刊登一篇叫《罪惡都市》的文章，痛陳美國各大城鎮中腐化墮落的夜生活，像滑稽劇院，夜總會，妓院——每次文章旁邊都配幾張異域風情的舞女或脫衣女郎的照片。
羅伯特·哈里森的色情雜誌把性愛描繪成怪異的行為，女主角們穿著高跟鞋、手拿鞭子、眉頭緊鎖，簡直是嚴格按照清教傳統對享樂進行懲罰。女性雜誌則把性慾當作問題，請醫生或家庭咨詢師來解決並寬慰受害者。海夫納最喜歡的雜誌《時尚先生》現在也忽視性愛的存在，而那些充斥著性愛元素的雜誌——便宜的低俗刊物和比《時尚先生》更大膽的小報——則把它當作深可厭憎又能無限挖掘的題目，標題都是《小鎮姑娘有多放縱？》《墮胎生意之內幕》《數百萬元的淫穢騙局》一類的。
「淫穢」也是大型都市報坐班編輯特別愛用的標題詞，包括《紐約時報》，因為這詞與他們身處的狹窄空間十分契合，能激起讀者興趣，還暗示了編輯的不贊成。編輯們最高興的，就是有新聞既能滿足他們談論色情的興味，又能抒發道德上的義憤。戰後這類新聞的典型，就是沒完沒了地報道斯特龍博利島上羅伯托·羅塞利尼導演與已婚影星英格麗·褒曼的緋聞，最後褒曼自我流放，離開好萊塢七年。
海夫納策劃雜誌的時候，新聞標題裡都是最近披露的性新聞，包括克裡斯汀·喬根森的變性手術，冒牌繼承人米奇·傑爾克的咖啡廳援交組織，還有1953年的金賽報告《女性性行為》。金賽的數據顯示，大約50%的女性以及60%的女大學畢業生婚前就有過性行為，還有大約25%的已婚女性有婚外性行為。超過一半的女性會自慰，43%的女性與男性有過口交行為，還有13%的女性曾與另一個女人有過至少一次達到高潮的性體驗。
雖然全國性的媒體對金賽的發現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一些媒體作者依舊認為金賽比色情小說作家強不了多少，保守的《芝加哥論壇報》將其斥為「社會的害蟲」。有些報紙認為報告結論會冒犯讀者，不讓該報告在新聞專欄中出現——《費城快報》就是其中之一。還有的報紙本來要刊登，被宗教團體一抗議也就作罷。雖然輿論亂象叢生，金賽的研究卻在科學界和學術界得到廣泛認同，還成了產科醫生威廉·馬斯特斯研究人體性反應的靈感。
對海夫納來說，報告證實了他多年的猜測——女人的性慾越來越強，而且他所屬的戰後一代正在默默反抗他們父母年輕時的道德標準。海夫納幾乎是帶著感傷的眼光，將父母看成是維多利亞時代惹人憐愛的文物，嚴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軌跡固定。他母親大概是最後一批處女新娘。海夫納的妻子就沒有他母親的這種美德，或者說束縛，海夫納自己也對女性追求更多性體驗的潮流多少有些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很歡迎這潮流，享受到了它的好處，打算盡量地多多利用；然而對米爾德麗德訂婚期間的出軌，他仍舊難過不已——這事讓她變得不那麼特別了，她已經為這潮流所污染。也可能因為這事，他們的婚姻沒能守住大學校園裡浪漫的諾言，現在離婚看來是必然的了。
不光是海夫納覺得婚姻美好的幻象破滅了——米爾德麗德也這麼覺得，他們大學時認識的幾對年輕夫婦也是，現下各自離婚或分居。海夫納那一代人中，有那麼多夫妻感到百無聊賴、坐立不安，愁眉苦臉地穿著灰色法蘭絨套裝，住在城郊的家裡，又太年輕，無法在循規蹈矩的50年代安頓下來，加入鄉村俱樂部，被那位乘電動車巡視高爾夫球場的老將軍會長所激勵。
很多在「二戰」中倖存下來的年輕人被戰爭帶來的榮耀給寵壞了，成了浪漫的犧牲品。對他們來說戰爭就是場偉大的冒險，待征服的困難，是從鄰里日常向國際大事的逃離。但退伍後，他們對無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對妻子也提不起興趣——他們中有些人是趁著戰時休假匆忙結婚，有些則是與女方經過互相負責、互相關懷的長期通信而結婚，這種關係在當時消除了士兵的孤獨，卻營造出了虛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對於女人來說，戰時如果不定時寫「勝利來信」簡直是不愛國的行為，信中要表達祝福和鼓勵，還有帶著愛意的謊言，女人們說著自己在家鄉多麼堅貞，海那邊的愛人也說著如出一轍的假話。戰爭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別是那些大膽進入擴張的美國就業市場，到工廠和辦公室裡工作的女人。她們遠離了父母、親戚和社區教會的嚴格教誨，是第一批掙得和男性同樣工資的女性。用這些錢，她們自己租公寓，約會不同的男人，瞭解到自己身上會讓金賽博士，或至少讓母親大驚失色的一面。她們給心愛的男人寫信，與不愛的男人做愛，從種種不同的經歷和嘗試中，她們養成了寬容和理解的品性，進而導致了對下一代的放任縱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開始譴責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們對於戰爭行為的熱衷，以及由此產生和容許的社會劇變，暫時替整整一代美國人貪圖一時之歡的性冒險和露水情事進行了開脫。戰爭製造了轟炸機和戰列艦，也製造了自己的道德。盟軍的動機成為無上的正義，美軍空襲敵國城市前，連紐約的斯佩爾曼紅衣主教都會在飛機上灑聖水；戰亂區的外國女人窮得要命，急著拿自己的身體向美國大兵換些罐頭食品和香煙；華盛頓政府接近全能，打著國家安全的名義，讓媒體成了自己的喉舌，將轟炸廣島說成是神聖的浩劫。要過許多年，媒體才會完全從對政府的輕信中掙脫出來，批判性地分析政府在冷戰中的陰謀、對亞洲事務的干涉等。
「二戰」結束，美國的征服者地位也迅速完結，但還有幾千名來自小城鎮和城市出租屋的美國人沒來得及調整角色——這些年輕男人不再與歷史大事有聯繫，慢慢地退卻到和平時期較為瑣碎的問題裡，退卻到私人的戰鬥之中。他們將軍裝束之高閣，以紀念大洋那邊甜蜜的誘惑和情書、街上人們的歡呼致敬；然後他們回到教室裡，成了超齡的學生，或者重新拾起以前的工作，而戰爭時期女人把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也許太好了。
對於這些人，這是個需要重新適應軍隊解散的時期，也是要承受盡快安定、拿房屋貸款、娶妻生子的壓力的時期。很多人迅速且積極地進行了自我調整，憑著工具箱和在戰後經濟中的社會地位，他們突圍到城市的近郊和遠郊，頭一次開始熟悉剪草坪、市郊火車和馬提尼酒那令人麻木的愉悅感。但海夫納這樣的人想要更多、更不一樣的東西，想在退役生活中尋找與市郊火車和凱魯亞克筆下彷徨道路所不同的道路。海夫納不想背著過去的包袱前行，他想退回自身，重新開始人生，以自己獨一無二的方式活著。
他認為自己過去的人生是個錯誤。他按規則來，結果輸了。他出生在保守家庭，在學校裡守規矩，熱心參加活動。退伍以後，他兩年半就讀完了大學，娶了他的校園甜心，有了孩子。做漫畫家不成功，便做了一堆普通工作，在紙箱公司、廣告公司、百貨商場和三家雜誌發行商那兒做過事。現在，到了1953年，他只剩下失敗的婚姻和一輛破舊的雪佛蘭車。
同年齡的人似乎都在平庸的企業裡未老先衰，海夫納卻重讀了爵士時代的故事，作者是他最喜歡的作家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思索著生命的豐盛、閃亮的物品、與不同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品嚐愛情的瓊漿。他想要財富、權力和聲望，又不想要與這些目標相伴而來的限制。他考慮過無數種商業和愛情的冒險，在夜間散步的時候，看著芝加哥湖邊奢華的公寓大樓，看到他那些窗前的女人，他感到體內漲滿了青春的樂觀熱情，從前他在羅克尼影院做暑期工全神貫注看電影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就算夜遊時的熱情再高，海夫納也想不到，才過了十餘年，他就會擁有芝加哥最雄偉的摩天大樓之一——花花公子的兔子標識會高懸在37層的大樓頂上，俯瞰不遠處聖名主教堂的金色十字架。這樣的事超越了他的想像，因為1953年夏天他設計第一期《花花公子》版式的時候，完全不知道同時代有那麼多男人有著同他一樣的夢想和慾望。起初他覺得《花花公子》大概會有3萬名讀者，這還是拿到刊登瑪麗蓮·夢露那張著名裸照的許可後大受鼓舞的估算。
這張照片連同三張裸體照，是夢露1949年還在好萊塢一文不名時拍的。當海夫納在《廣告時代》上看到這些照片的版權歸芝加哥城郊一個日曆製造商所有時，他立即駕車去了印刷廠，沒有預約就見了廠主，以500美元買下了他覺得最性感的那張照片。照片上她躺在紅色天鵝絨的背景布上，毫不羞澀地看向鏡頭，半張著嘴，半閉著眼睛，而且什麼也沒穿，像她後來回憶的——「只穿了電台的廣播」。
現在看來，500美元的出價真是太便宜了，但海夫納是當時唯一一個給日曆製造商報價的人，可能因為只有他願意冒風險，在雜誌上全版印刷電影女演員的彩色照片，其色情程度遠遠超過了藝術攝影雜誌上那些一臉凝重的裸體模特。購買夢露的照片之後，海夫納600美元的銀行貸款只剩下了100美元，但他也拿到了創辦雜誌所需的勁爆賣點。這張照片，連同他極具感染力的熱情，迅速令他從其他投資者那裡籌到了錢。
最早的一位投資人買了2000美元海夫納新公司的股票，他是前空軍飛行員，也是海夫納的好朋友，叫作埃爾登·塞勒斯，從前和海夫納合作拍過性愛電影。拍電影的時候，塞勒斯已經和妻子分開，為鄧白氏公司做信用調查員。買了股票之後，他成了海夫納的業務經理——正是塞勒斯建議雜誌名叫作「花花公子」的，因為他母親多年前開的一輛時髦汽車就叫這名字。海夫納本來已經確定雜誌名是《單身派對》——要不是從招貼畫雜誌《單身漢》的律師那裡寄來了威脅信，他可能會堅持用這名字，之後他馬上接受了塞勒斯的提議，認為「花花公子」這個名字能激起20年代以及他強烈認同的菲茨傑拉德時代那種蓬勃精神的想像。
另一位貢獻了500美元的早期投資者是海夫納的弟弟基思，基思和他一樣熱心研讀色情雜誌。母親雖然對大兒子選擇的事業大驚失色，卻沒說什麼，還交給兒子1000美元，他父親後來也做了雜誌的會計。
《花花公子》正式發行前，海夫納已經通過股票籌了接近1萬美元，請了幾個作家和插畫家，還有一個刻工，這些人都同意用公司股票代替報酬。看了海夫納的招股說明書和對夢露照片的描述之後，國內幾十家二級雜誌零售商——很多人都是他在馮·羅森手下工作時認識的——決定下大額訂單訂閱第一期雜誌。到1953年夏天，訂單總額已經超過了海夫納期望的3萬份。到了秋天，訂單已接近7萬份。雖然雜誌如果在報攤上賣不出去，都可以退回雜誌社，但這麼多前期訂單已經預示了成功，這也讓海夫納獲得了印刷公司的極大信任，能在芝加哥東北80英里的工廠裡印刷《花花公子》。
第一期的封面上是穿著衣服的瑪麗蓮·夢露，共48頁，如預料的一般，專為喜歡待在室內的城市男性打造。他們認為單身是福，對婚姻持懷疑態度。事實上，雜誌主打的文章叫作《1953年的淘金小姐》，對離婚後被迫付不合理高額贍養費的男人表示了同情。雜誌還重刊了薄伽丘有關通姦的故事，由金賽女性報告而創作的風俗插畫，一對年輕夫婦在起居室裡玩「脫衣猜謎」遊戲的照片——根據海夫納加的說明，這遊戲對「玩膩了」的人們是絕佳的消遣項目。海夫納自己就和米爾德麗德以及另外幾對夫妻在公寓裡玩過，但脫衣服的程度對他還不夠刺激。最近他想著讓米爾德麗德和另一對夫婦玩交換伴侶，雖然還沒對她提，但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既然願意與另一個男人分享她，那他對她的佔有慾、嫉妒心和深切的關注已然消失了。
除了中間插頁上瑪麗蓮·夢露的彩色裸照，那期雜誌上還有海夫納的一幅漫畫，一整頁派對笑話，一整版裸體女人在加利福尼亞進行日光浴的黑白照片，一篇足球評論，另一篇寫音樂團體多爾西兄弟的文章——海夫納上高中時，他們就開始出名了。雜誌裡最專業的一篇文章出自已去世多年的作家——阿瑟·柯南·道爾爵士和安布羅斯·比爾斯，他們的文章已經進入公共領域，版權有效期在1900年以前，不用付稿酬。
海夫納不得不重刊著名作家的舊作，不光是因為預算緊張；他也願意要現代作家的稿件，可這些人的經紀人和出版商都拒絕了。他向《紐約客》申請重刊詹姆斯·瑟伯[15] 的《世上最偉大的人》，被斷然拒絕，因為他不是「著名期刊」。斯克裡布納也拒絕了他刊登海明威短篇小說《北密歇根》的請求，因為《花花公子》還沒有「展現出品質」。他去找蘭登書屋買約翰·奧哈拉[16] 《日子》的重印權，出版方開價1000美元，遠遠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不過他生意興盛了之後，給作家的稿酬比美國別的雜誌社都高，只有《紐約客》可與之比肩。
但第一期雜誌發行之前，海夫納與那些已成氣候的出版商一樣，感到了雜誌未來的不確定性，特別是法律反應和公眾反響方面；這無疑影響了他，使他沒有在版權頁刊頭印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封面上也沒有印日期。如果雜誌頭一個月賣得不好，他希望它能在報攤上再堅持一個月，直到大多數雜誌賣出去為止。
1953年10月，《花花公子》即將送印，海夫納、埃爾登·塞勒斯和阿特·保羅——接受股票代替工資的設計師——開車到伊利諾伊州羅謝爾市的印刷廠做最後的修改，並看著7萬份雜誌中的第一批從印刷機上下來。海夫納由於狂喜和疲倦而處於興奮過度的狀態，也很沮喪：雜誌現在已經完全脫離了他的掌控。負責向全國分發雜誌的人以前也是馮·羅森的員工，叫傑瑞·羅森菲爾德——他也投了錢給海夫納——態度樂觀，覺得雜誌會大賣，但他和海夫納都不知道具體能賣多少。如果只賣了1萬到1.5萬份，超過三分之二被退回，海夫納會當即破產，《花花公子》也就終止在第一期。海夫納得重新找工作。還清貸款需要很多年，銀行還會收走他的傢俱。那晚海夫納回到家時，盡量不去想這事。
他必須相信能出第二期雜誌，那一周剩下的時間裡，他都在公寓裡設計新一期的版式。他已經有了下一期的中心插頁，一張性感卻不太出名的模特的彩色裸照。他也拿到了幾張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攝的藝術裸體照。在公版領域有相當豐富的虛構類作品可以選擇，還有幾篇非虛構作品已經完成，可供登載。當然了，他自己的漫畫也不限量供應。
這個時期米爾德麗德格外地支持、容忍他。她從不抱怨，雖然公寓起居室的地板上到處扔著裸體圖片，每天她在廚房一邊照顧孩子，一邊看著丈夫的同事進進出出，討論性愛和女人。
當月內，第一期雜誌抵達了芝加哥的報攤，海夫納離開家，開著車環繞全城，在路邊攤位調查銷售情況。他停好車，一家接一家地造訪報攤，遠遠地觀察著翻雜誌的人。他也會走近報攤，拿起一期《花花公子》，假裝是第一次看。如果攤主沒注意，他會把雜誌挪到好一點兒的位置，放到前排，或者挨著《紐約客》《時尚先生》，離《現代男士》遠遠的。他希望能自己去向過往的行人推銷雜誌，能自己在路邊演講、宣傳雜誌已經到貨。有時他看到有人拿起雜誌，手指捻著書頁。要是雜誌賣掉了，海夫納內心便一陣興奮。
雜誌上架一周之後，海夫納感覺他去的大多數報攤上，一摞摞的《花花公子》越來越低。兩周以後，他接到傑瑞·羅森菲爾德報告好消息的電話，說雜誌在全國都賣得很好，讓海夫納一定要繼續做第二期。繼而海夫納得知《時代》和《新聞週刊》都讚揚了第一期雜誌，《週六評論》說和新雜誌比起來，「從前的《時尚先生》，哪怕是最開放的時期，也跟W.C.T.U.[17] 的貿易公告一個樣」。月底，雜誌賣出了5萬多份，海夫納的舊車也徹底壞了，但他突然感覺十分富有，買了輛珵亮的斯圖貝克，再往羅謝爾的印刷廠送印第二期雜誌的時候，他在封面上標了日期——1954年1月——而且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了刊頭。他是《花花公子》的編輯和出版人，他想讓每個人都知道。
雜誌的急速躥紅讓海夫納離婚姻愈發遙遠，他躲進了誘人的自由和每月按期交稿的挑戰之中。第四期雜誌發行後，米爾德麗德很少能再看到他。他和七個員工一道搬進了教堂對面的樓裡，顯然對雜誌十分癡迷，沒日沒夜地工作，黑白顛倒地睡在辦公室後面的臥室裡。米爾德麗德對他說自己又懷孕了之後，他簡直毫不關心，不過他確實新租了湖邊一幢樓裡更大的公寓，自己卻沒有跟著妻子搬進去。
夜間他不再外出散步，數周都待在花花公子大樓裡。他把衣服放在那兒，吃的送進來，姑娘也送進來，就在那間臥室裡做愛，再回到辦公桌前讀原稿、想圖片說明、寫標題、檢查下一期玩伴女郎的彩照底片。
一天，有位攝影師拍了張他在桌前查看圖片的快照，海夫納顯得臉色蒼白、缺乏營養，高聳的顴骨下雙頰瘦削，黑眼睛下有陰影，一看就知道整晚沒睡。雖然他的黑頭髮剪成50年代年輕總裁的樣子，衣服卻很不合身。雖然拍照時戴著領帶，但他在辦公室最經常的著裝卻是運動衫、深色褲子、平底便鞋和白羊毛襪子。有些員工以為平底鞋和羊毛襪是他大學時期休閒的穿著習慣，其實穿羊毛襪是因為他參軍時期染上了腳氣。雖然就一本想吸引男性時尚類廣告的雜誌來說，海夫納這張照片真沒什麼作用，但它還是出現在了1954年12月的發行週年紀念刊上作為慶祝，這一期印了17.5萬份。
孤僻避世的海夫納開始在自己的雜誌中展示自己，不僅僅是挑選在雜誌上登哪張照片，寫宣揚自己觀點的專欄，後來，雜誌發行量和財富都翻了一番——在專為《花花公子》拍攝的裸照背景中，他開始嵌入自己存在的證據。在一張年輕女人淋浴的照片裡，海夫納的修面刷和梳子出現在洗臉池邊上，他的領帶掛在鏡子旁邊。雖然現在海夫納只是作為照片中女子情人的幻影出現，但他已經預見到了未來某一天，當雜誌社越來越強大，他會真正擁有這些女人的肉體和情感；他會實現雜誌讀者和自己的夢想，去觸摸、追求、最終穿透那些惹人慾火的當月玩伴女郎。
但首先，他得按自己的口味把她們塑造得更性感才行，讓插頁上她們的眼神和姿態滿足他對處女的特殊喜愛。他立即意識到這種愛好是很矛盾的，讓他和街對面教堂裡那些不贊成他的信徒有了奇怪的聯繫。但這種矛盾和複雜的激情是他的組成部分，他擁護性解放的理念，也受到聖母情結的折磨，從這個角度說，他也是當時很多男人的代表。
他們想要貞潔、奉獻、永遠忠誠的女人，又終其一生心心唸唸別的女人，在沙灘上、公園裡、街道邊看著她們，在腦子裡與她們調情，或是隔著院子、透過樓房窗玻璃偷看她們，讓她們出演各種獵奇的幻想。在海夫納成長的時代，美國把年輕女人分成兩類——與性毫無關係的「好女孩」，與性有關的「壞女孩」。他的性慾貪求著後者，卻無法想像與她們有浪漫的關係。但與米爾德麗德交往期間，他被迫要修改自己關於現代女性的性別定義。他知道端莊清秀的女學生——像米爾德麗德那樣，也能裸體在鏡頭前擺姿勢，在公交車裡給人口交，還能和一個男人有秘密性事，同時與另一個男人訂婚。
這就是50年代的新女人，外表正派，性慾卻不可捉摸。海夫納想通過圖像來展現——像金賽用統計學來揭示的那樣，他想讓《花花公子》揭開那些「好女孩」的面紗，可能的話，利用那些生計艱難的小明星、職業模特和交際花廣泛傳播這一形象。即便照片大獲成功，夢露還是被《花花公子》的批評者說成是落魄女演員的孤注一擲。接下來15期的《花花公子》裡，海夫納都很少標注中心插頁女演員的名字，雖然他基本都知道。比如簡·曼斯菲爾德，一頭白金色的長髮，急切想當下一個夢露；還有貝蒂·佩奇，黑頭髮梳成米爾德麗德一樣的劉海——但海夫納是從過去看的、私下裡對著自慰的地下照片裡記住她的。
可他現在想要能參與他公共生活的玩伴女郎，社交方面和性愛方面都能帶給他快樂的女人。唯一的問題是，他得去找願意為《花花公子》寬衣解帶的普通年輕女子。黛安娜·韋伯身上洋溢的那種加州戶外感是海夫納目前最滿意的，5月刊的插頁就會刊登她的照片，附註名字和簡要經歷。但海夫納知道黛安娜已經在別的雜誌裡出過鏡，她還不是他尋找的鏡頭處女。
海夫納想要發掘新人，贏得她信任後再說服她拍照，然後，如果有必要，以符合自己品味的方式重塑她。19世紀90年代有吉布森女郎，20世紀20年代有齊格飛女郎，30年代有戈爾德溫女郎，40年代有鮑爾斯模特，現在，他想創造50年代的海夫納女郎。[18] 她健康、不造作、不咄咄逼人，就是我們每天都能在大城小鎮裡看到的普通漂亮姑娘；是微笑的女秘書，是飛機上的空姐，是銀行家的女兒，是學校的啦啦隊長，是男生俱樂部裡的甜心，是鄰居家的女孩——他還想感到她屬於自己。
在第一次為《花花公子》拍攝裸照之後，他也不想讓她再為別的刊物拍照。他想讓她專屬於自己的雜誌，他會付豐厚的報酬；但為了保證她為己專有，他也訂好了對新玩伴女郎都實行按月付報酬、兩年付清的計劃。這段時間裡她，還有同她一樣的模特，都會與《花花公子》保持關係，還可以去廣告商和客戶那裡露露面、掙些外快，而且也能幫助海夫納塑造自己耽於享樂生活的形象。
由他自己挑選的第一個玩伴女郎，已經有了人選。她是自己手下新來的員工，在二樓的發行部工作。她是個20歲的金髮姑娘，一對藍綠色眼睛，臉頰光滑細膩。她總高高興興的，人挺機靈，雖然穿得不起眼，但海夫納一眼就看出她身材超級棒。她叫查蘭琳·卡拉勒斯。她這個月才來《花花公子》，是看了業務經理塞勒斯登的廣告來應徵的。塞勒斯的面試之後，海夫納向她做了自我介紹，很快地表白了他的個人興趣。他安排了一次晚餐約會，開著自己花6500美元現金剛剛買的古銅色凱迪拉克敞篷車帶她去了餐廳。
他們很喜歡彼此的陪伴，開始定期約會，也在他辦公室的臥室裡做愛。查蘭琳熱切地想以各種方式幫助雜誌社，而且特別想取悅海夫納。他的關注讓她受寵若驚，他的成功讓她敬畏，他來找她做7月號的當月玩伴時，她也不願讓他失望。相應地，他許諾親自監督攝影的全過程，照片出版前也會拿給她和她母親過目。他在業務部給她母親安排了工作，說題圖也不會寫查蘭琳的真名。他會給她另取名叫「珍妮·皮爾格林」[19] ，微妙地諷刺了五月花號上把清教帶進美國的朝聖先民。
在7月號她的照片介紹裡，海夫納寫道：「可能有很多人認為，貌美如花的當月玩伴只存在於遙遠的世界。其實，有潛質的玩伴女郎就在你身邊：辦公室新來的秘書，昨天吃午飯時坐在你對面、眼神迷離的美女，你常去的店裡賣襯衫和領帶的姑娘。7月小姐就是我們發行部的員工，處理著訂單、續期合同和過期刊物訂單。她的名字是珍妮·皮爾格林，業務過硬，長得也漂亮。珍妮以前從沒做過職業模特，但我們覺得她完全能和最棒的玩伴女郎相媲美。」
中心插頁上，她坐在臥室的櫃子上，長睡衣敞著，露著粉色乳頭的豐滿胸部，背景裡有個男人站在焦點之外，背對著鏡頭，穿著晚禮服，拿著高頂禮帽。他就是休·海夫納。
珍妮·皮爾格林的首次出鏡收到了數百封讚許的讀者來信，很快海夫納又開始慫恿她為下一期聖誕號拍照。她這次有點猶豫，因為她的親戚看了雜誌後表示很難堪，而且她自己也因為某些來信裡陌生人的親近口氣覺得有些惴惴不安。但她抗拒不了海夫納的魅力和口才，被說服再次出鏡。
這次海夫納讓她站在聖誕樹下，給她裸露的身體點綴上閃光的珠寶，肩上鬆鬆地圍上白色貂皮披肩，強調出胸部的輪廓。他還登了幾張抓拍的黑白照片，是她獨自一人在公寓裡休息，聽著弗蘭克·辛納屈的唱片、讀著《瑪喬麗晨星》[20] 、正要脫衣服睡覺的樣子。海夫納在說明文字裡還寫，珍妮·皮爾格林喜歡穿男人的睡衣——不過只穿上半身，褲子都扔掉了。
這一期出版之後，雜誌社收到若幹件男性讀者寄來的睡衣上半身，想換珍妮不要的睡褲，還有各種模特、電視節目和百老匯演出的機會來找她。不過她選擇留在《花花公子》。於是1957年，很大程度因為她做的推廣宣傳活動，雜誌印數從60萬份增加到90萬份。
作為《花花公子》銷售噱頭的一部分，她給每個花150美元終生訂閱雜誌的人都親自打了電話；她還去到全國各地，代表雜誌出席商務會展、交易會、賽車競速和大學校園裡的特別活動。她曾在週末作為榮譽嘉賓去了達特茅斯大學，參加了文藝展演，還為自己的玩伴女郎照簽了名。在學校裡，她覺得比平時參加商業展會、面對那些年紀大些的男人要開心多了。因為她拍了這樣的照片，那些人就覺得她可以狎近，他們跟著她到酒店大廳、尾隨她上樓梯，不斷向她求歡；她答應跳舞的時候，他們緊緊摟著她的身體；有時她為了拍照，答應和讀者親吻，他們還會試圖強行把舌頭伸進她嘴裡。
還有別的事讓她不高興，就是在她為雜誌做全國巡迴的時候，海夫納正在芝加哥辦公室的臥室裡勾搭別的女人。她從公司的朋友那兒聽說這事兒，又憤怒又沮喪。她小時候家庭不幸福，父母分居，18歲離開家，有過一段短暫而不幸的婚姻生活。她誤以為和海夫納的浪漫關係會第一次給予她安全和穩定。恰恰相反，她覺得更脆弱了，於是試圖對他採取漠然視之的態度，晚上也不接電話——但他會跑到她公寓外面使勁敲門，直到她開門為止。他想要確保她沒有別的情人。一天下午，在辦公樓附近的東方旅店酒吧裡，她正和一個年輕男人坐著喝酒，海夫納突然進來，抓著胳膊把她帶走了。她就像那個新取的名字一樣，是海夫納創造的產物，他覺得自己有隨時收回她的權利。
她辭職了兩次，每次都被海夫納的堅持勸了回來。她甚至又為插頁拍了照，對於海夫納在攝影室裡看著她拍照所感到的樂趣，她又愛又恨。他是個自私、令人不安，卻又無辜的少年，也是個喝著百事可樂、穿著白襪子的商業巨頭，正用讓人瞠目結舌的現實感建設他的帝國。他並不對她撒謊，但他的生活方式使她迷惑。海夫納告訴她，自己的婚姻一年以前就不行了——目前兩人確實分居了——之後她就聽說他妻子生了第二個孩子，一個男孩。珍妮有一天還在報紙專欄裡讀到海夫納和她在酒店餐廳裡吃晚飯的新聞，但她知道，實際上他是和一個很像她的金髮女郎在一起，那個女孩剛剛為《花花公子》拍了封面，打扮成了大學啦啦隊員的樣子。
這之後不久，珍妮·皮爾格林，這個在海夫納變幻莫測的世界裡待了兩年的人，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以前她從未表現過這種決心。她已經遇到了一個成功的年輕商人，與她有相契合的價值觀。他離婚後，她就與他結了婚，隨他搬到了紐約，在風景優美的城郊撫養孩子。
如今，31歲的海夫納繼續追求一個又一個女人，幾乎都是封面女郎或雜誌社的員工。這些辦公室的情事不僅沒有影響他工作，反而激發了他的活力，增強了他的自尊，激勵他冒更大的商業風險，增長了他的財富，也把他推到前台，讓他成了公眾人物。雜誌的推廣總監，一個溫文爾雅、離了婚的29歲男人，維克多·朗斯——他進入海夫納的世界，最開始是為《花花公子》的年輕總裁照片做模特，在其影響下，海夫納在穿著上花了更多心思，衣物也更昂貴，不再穿白色羊毛襪子，還買了部白色奔馳車。
海夫納受到全國性新聞雜誌的採訪，還上了電視，邊抽著煙斗邊貶斥著清教徒「消滅樂趣才能鑄造成功」的觀念。他巡遊全國的時候，看到《花花公子》不僅廣開銷路，而且已不再是地下商品，從報攤上買雜誌的男人們也不再顯得那麼尷尬——他們不再迅速把雜誌捲起來，或是藏進報紙裡了；他們覺得放鬆了一些，因為現在每月有接近100萬人購買《花花公子》，還有幾樣跟風的雜誌；而且對於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性，美國人如果沒有十分癡迷的話，至少也更加寬容。
在這個弗洛伊德式的時代，美國人更加開放，大膽承認自己的需求，而且隨著自動化的普及和每週工作時間的減少，人們有更多的時間來思考、尋求享樂。新開發的避孕藥片備受女性期待。從法國傳入的比基尼泳衣也開始出現在美國的海灘上。報紙上會講某些城郊社區裡換妻俱樂部的故事。全國的點唱機都放著貓王搖晃胯骨的音樂。人們聚到夜總會裡，聽語出驚人的新近喜劇演員倫尼·布魯斯[21] 說段子。
布魯斯的特色是言人所不能言，描繪某些個人行為和態度時讓聽眾紅著臉想到這就是自己。雖然布魯斯和海夫納都以各自的方式、出於不同的動機，延伸了性表達的範圍，但要不是50年代末法律本身也開始寬鬆化，這兩人都不可能擁有這麼多受眾。而那個促成法律發生變化、用叛逆的一生寫下60年代性解放序章的人，在美國卻不那麼出名，只有將其抓進監獄的那些權威人士知道他：全國最屢教不改的文學界法外之徒。
他的名字叫塞繆爾·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