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黛安娜·韋伯的照片，海夫納28歲，雜誌出版的第二年。1953年，他編輯第一期《花花公子》雜誌時，得窩在廚房裡，與老婆和襁褓中的女兒共用一張桌子；不過如今他手下有30名員工，在芝加哥市中心附近租了四層樓房。此刻頂層的大辦公室裡，他正坐在現代感十足、L形的辦公桌後，眼前是黛安娜·韋伯的相片。
他輕快地一張張翻看照片，絲毫顯不出面對裸體時他曾經有多麼害臊，少年時代在嚴肅古板的家中做了春夢後又是多麼難堪。休·海夫納現在是情色雜誌年輕有為的出版人，和妻子分了居，同兩個年輕的女下屬睡覺，春夢已經變成了現實。他一手創辦的雜誌也重新塑造了他。
他真的每天就和銅版紙住在一塊兒，晚上睡在辦公室後面一間小臥室裡，不分晝夜地費心設計《花花公子》的顏色、版式、圖片、標題、新聞、文章，每一行字都要細細讀過，就像現在，他手拿放大鏡，認真鑒賞著黛安娜·韋伯的裸照。
第一張照片中，她裸著上身，站在芭蕾舞室裡，穿著啞光的黑色緊身褲，勾勒出有力而優雅的大腿、小腿和渾圓的臀部。她的腹部平坦，光滑、強壯的背部毫無瑕疵，沒有舞蹈演員容易長的那種多節的肌肉；而且，雖然她在運動，皮膚上卻沒有汗水的閃光。這讓海夫納印象頗深，他自己年輕時極易出汗，像在學校舞會上用手扶著女孩的腰或在電影院裡摟著女孩的肩膀時，出汗就尤其厲害。
他的視線緩緩掃過黛安娜·韋伯的乳房，接著是乳頭……他驚歎其形狀與尺寸的完美，想像著把這麼一對乳房握在手中的感覺，他知道一旦這些照片被選登上雜誌、發行流通，還有幾千個男人也會有同樣的想法。
海夫納與購買他雜誌的男人十分相像。從收到的讀者來信和《花花公子》飛速增長的銷量裡，他就知道，他喜歡的東西他們也喜歡；他時常把自己看作幻想供應商，在精神世界裡給男性讀者和雜誌女郎牽線搭橋的媒人。每月新刊在他的指導下出爐之後，他閉上眼都能想像出，全美孤獨的男人為他選擇的圖片慾火難耐的高潮時刻。他們中有汽車旅館房間裡的旅行推銷員，營地的大兵，寢室裡的學生，乘飛機的主管——雜誌如同秘密旅伴一般藏在手提皮箱裡。他們是得不到滿足的已婚男人，收入中等，志向平平，對生活早已厭倦，工作也無聊透頂。他們想要在虛擬的性愛冒險中獲得暫時的逃避，擁有更多的女人，那些在現實中他們因為沒能力、沒時間、沒錢、沒權力，或者根本沒有想要的勇氣而錯失的女人。
海夫納理解這種感覺，結婚的頭幾年也嘗過這種滋味，他半夜會從熟睡的妻子身邊溜出來，在城里長時間散步。他仰望著矗立在湖畔的豪華公寓，看到佇立在窗前的女人，想像著她們同自己一樣鬱鬱寡歡；他想要秘密地認識她們每個人。白天見到的女人，走在街上也好，在公園散步也好，正坐上轎車也好，他都會在頭腦裡脫掉她們的衣服，雖然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連眼神接觸都沒有，他還是感到內心一陣狂喜；幾周以後，在他劇場般的腦海裡，這些女人的形象依舊栩栩如生，他凝視著她們清晰的身影，就像現在凝視桌上裸體舞者的照片一樣。
透過放大鏡，他瞇著眼注視著黛安娜·韋伯高高抬起的下巴，肉感的嘴唇，她大大的淡褐色眼睛回看著他，神情既迷人又疏遠。他最感興趣的就是這一點：她率直地看著你，可又與觀者的反應相距甚遠，好像她是頭一次在人前展露身體，對男人還天真無知。海夫納想要雜誌裡的裸女傳達的正是這種感覺，不過很少有玩伴女郎能有這種表情。從1953年12月第一期雜誌刊登瑪麗蓮·夢露的照片以來，每一期《花花公子》的中央拉頁都是專業模特，表情老練，胸有成竹；她們都是見過世面的女人。不過，她們每個月都能吸引為數眾多的讀者，連海夫納也咂舌不已，《花花公子》初期的巨大成功很可能並非源於雜誌本身，而是要歸功於那些買雜誌的男人。
《花花公子》出版以前，美國男人鮮見裸體女性的彩照，他們在報刊亭買《花花公子》時興奮不已，又難抑尷尬，走路都要把封面捲起來。他們好像公然承認了自己糟糕的需要，長期壓抑的秘密，承認自己在現實中沒法得到滿足。雖然《金賽報告》說幾乎所有男人都會自慰，50年代早期這仍然是不能提及的秘密行為，而且也從沒人提起自慰會和照片有什麼聯繫；可現在這聯繫已是昭然若揭，因為《花花公子》大獲成功，發行的頭兩年內銷售量就從6萬份攀升到40萬份。如此得到讀者的鍾愛，很難說是雜誌裡文章的功勞，其他諸如卡通、諷刺作品、重新刊載安布羅斯·比爾斯和阿瑟·柯南·道爾爵士的小說也都沒什麼出彩之處。毋寧說是一手創辦起雜誌的海夫納，發現了數量巨大的作為追求者的讀者，看著每月刊登的性感又可親的裸女，以求在腦海中能擁有她。
她是他們精神上的情人。獨處時她能提供刺激，他們與妻子做愛時眼前也總能浮現她的形象。她簡直成了存在於觀者眼裡和心裡的特殊物種，滿足著所有的幻想。她能在床邊隨時待命，完全在掌控之中，知道怎樣觸摸私密的部位，在狂歡的一刻到來之前從不說掃興的話，不做掃興的事。
每月她都換一副新的面孔，滿足男人們對多樣性的需求，回應各式各樣的衝動與執念，從不要求回報。她的行為舉止都是真實女人所不會做的，這就是幻想的本質，也是休·海夫納功成名就的最主要原因。他創造出富有誘惑、容易到手的女人幻象，成了第一個靠著公開營銷自慰之愛而發家致富的人。只要有買本雜誌的錢，幾千個男人就能從海夫納那裡得到各色女人，這樣的女人在現實中瞧都不會瞧他們一眼。他給老男人年輕姑娘，給醜男人美女，給害羞的男人女色情狂。一夫一妻制度下，已婚男人想像的婚外情中，他是共犯；對於蟄伏沉睡的男人，他是提供刺激的鬧鐘；他與全美《花花公子》讀者的中央神經系統緊密相連，坐在辦公桌前用放大鏡為他們在激情開始前來點預備的求歡，而他位於芝加哥的辦公室便是這本終極服務雜誌的勃起中心。
對海夫納自己而言，他還有著更宏偉的目標。他不僅僅想要些裸體照片，還想擁有照片中擺姿勢的女人。他在性愛方面長期受挫的胃口，現在已然貪得無厭。他不滿足只是表現出性幻想，還渴望親身經歷，與之產生聯繫；渴望讓自己強烈的視覺想像力與身體機能同步運作；還渴望製造出某種情緒、某個情愛場面，讓他既能感受，又能觀察。
對他來說，這與其說是注意力的分散，不如說是思維的雙重狀態。他現在也好，過去也罷，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行動。他就是自己的偷窺狂。有時他行動就是為了觀看。一次他故意在酒吧裡被一個同性戀搭訕，就是為了看一看、而非享受和男人的性事。海夫納第一次出軌的時候，錄下了與女友做愛的過程，他把這卷16毫米的自製錄像帶保存了起來，連同成箱的個人文檔、紀念品、相冊和筆記本擱在一起，這些東西記錄、描繪了他的整個人生。
從很小的時候起，雖然十分害羞、不受歡迎，他還是有很強的自尊心，相信自己與眾不同，自己的存在早晚要成為公眾事件，因此任何經歷都得小心謹慎地記錄下來。他還留著小時候畫的畫，從小學到參軍時期、從大學到結婚再到創辦《花花公子》的照片也都精心保存。他還不斷地更新這些材料，收集平時的信件、筆記和照片，其認真細緻簡直像深知自己藏品價值的博物館館長。
沒有錄下和寫下的部分，海夫納都全神貫注地觀察銘記，他連周圍景物的質地也記得一清二楚，能看到自己站在中央。他13歲時，有天晚上去參加童子軍集會，透過隔壁一扇半開窗子的陰影，看到一個年輕的女孩正在脫衣服。那是他第一次見到除去衣服的女性身體，為之傾倒。幾十年後，他仍然能鮮明地回憶起當時的所見所感。
海夫納從未在家裡見過裸體。母親在家裡活動都會穿戴整齊，換衣服也要小心地把門關上。夏天，父親帶他和弟弟去公共泳池游泳的時候，在男更衣室裡穿泳褲都會背對著他們。海夫納把自己早年的羞澀歸因於父母在泳池裡那種不舒服的感覺，那麼多裸露的肉體，公然冒犯了他們傳統的謙卑態度。在海夫納對泳池的記憶中，還包括他一直沒學會游泳這件事。他早年對水極為恐懼，因為曾經被一個大幾歲的男孩哄騙著，跳下了沒過頭頂深的泳池，差點淹死。雖然游泳技術嫻熟的父親也試著幫他克服恐懼，年青的海夫納卻執拗不聽，有天父親挫敗又憤怒，打了他一頓。
父親這樣的情緒爆發十分少見，幾乎令他歡喜，這個冷淡克己的男人平時很少對家人表露感情，多數時間都在芝加哥一家大公司裡做會計。老海夫納一周工作六天，有時要工作七天，他覺得能在大蕭條期間有工作就是萬幸，能當會計更是交了好運。休和小他三歲的弟弟基思，基本上完全由母親格蕾絲撫養。母親身材嬌小，細聲細語，禮貌周全。和丈夫一樣，她19世紀末出生在內布拉斯加的農場，成長在虔誠的原教旨主義氣氛中。在20世紀的芝加哥，她也想延續這種虔誠。
她的家裡從來沒人喝酒、抽煙、罵街、玩牌。週六她偶爾會帶孩子們看場電影，但週日在海夫納家一定是禮拜上帝的日子。男孩們要是在屋內覺得憋悶，可以去坐在後院裡的工作台邊上畫畫，或是用她給的彩色黏土捏東西。休·海夫納對畫畫與雕塑駕輕就熟，這種活動在他眼裡有著異乎尋常的魅力——他經常是一副對黏土人物著了迷的模樣，傾注了別樣親密的感情，如果這會兒母親從後門那邊叫他，他也會聽不見。
在學校他整天做白日夢、游手好閒，對課堂進度毫不在意，老師把告狀的信件寄到他家裡，弄得母親難過又難堪。她自己結婚之前就在內布拉斯加州當老師，而且雖然她確信休的智力沒有缺陷，卻被他那種無精打采的態度搞得手足無措。她第一次注意到他逃避外部世界，是他4歲患了乳突炎的時候，他從自己感染的耳朵裡揪出藥棉，全神貫注地捏出各種奇怪的形狀。後來，他就完全沉迷於畫些怪物、瘋狂科學家、宇航員和調查局探員一類的東西；屋裡電話響了，他好像也聽不到，雖然聽力完全正常。他坐家裡的汽車會暈車。咬指甲。偶爾說話還結巴。在游泳池差點溺水的經歷更讓他深深退縮回自我之中。最後，母親終於帶他去了伊利諾伊州青少年研究所，請教兒童心理專家。經過一系列檢查，他們總結說休的問題十分特殊。休·海夫納是個天才，智商高達152。但是，醫生補充說，他在情緒方面存在缺陷，就年齡來說社交能力很不成熟，他們還建議，海夫納太太應該在家裡多表現一些溫暖、愛意和同情理解。
鑒於格蕾絲·海夫納十分端莊持重，連兒子的嘴都沒有吻過——後來她解釋說是因為害怕傳播細菌，醫生的建議無疑是種挑戰。但關於休智力超群的報告鼓舞了她，加上她是一個盡責的母親，她的確在家裡努力做到支持、理解兒子。讓她做夢也沒想到的是，幾年以後，她的支持和理解演變成了對休·海夫納臥室牆上裸體招貼畫的容許。
招貼畫的風格頗為獨特，是阿爾韋托·巴爾加斯和喬治·佩蒂登在《時尚先生》上的作品。40年代《時尚先生》在芝加哥發行，是當時美國最為傷風敗俗的男性讀物。休·海夫納去小學同學家裡玩的時候，第一次看到了它，因為同學的父親是廣告設計師，訂了這本雜誌。《時尚先生》裡的所有內容都讓年青的海夫納興奮不已——由菲茨傑拉德和海明威等作家寫的浪漫冒險小說、老爺車的照片、內涵深遠微妙的漫畫、風景名勝的遊記，還有每月拉頁上精美的彩色美女圖畫。
海夫納用這類淫靡的東西裝飾房間，母親雖然不甚贊成，也是默許的，因為他的功課突然間好了起來，似乎也決心開始追求某種模糊的藝術目標，母親不忍阻撓。他的繪畫和卡通畫以前都散落在家裡，現在則登上了由他編輯的初級中學的報紙，以及他精心編纂、時時更新、圖文並茂的大本私人日記裡，每天他對同學們和自我的觀察都記錄在冊。雖然海夫納不擅長運動，面對女生十分害羞，作為記錄者的他卻和同學們保持著緊密的社交聯繫。
高中的前兩年，他也這樣順其自然地度過了，後來他逐漸嶄露頭角，凸顯自己的存在感，既觀察，也參與。他參演班裡的話劇和諷刺劇，也幫著寫劇本。他當了學生會的主席，文學俱樂部的副主席。他為學校董事會做過廣播，也想過將來做新聞主播或電影明星。他習得了嫻熟的舞技，面對女孩也放鬆多了。他約會過的女孩裡，最近有一個的照片登上了學校報紙，她剛剛被選為斯泰因梅茨高中的學生代表。雖然當選以前她對他並沒多大吸引力，可當選這件事迅速影響了他，讓她變得魅力十足——她現在象徵著全體學生的渴望，成了崇拜的對象，他被她身上的光環吸引住了。他經常約她出門，一天晚上在黑漆漆的電影院裡，他開始觸碰她，手伸到她裙子下面，放在大腿之間。這是他高中時期最大膽的性舉動，他將會銘記終生，雖然之後並沒有做進一步的事情。
1944年他從斯泰因梅茨高中畢業，成績在212名學生裡排前四分之一，還被同學們選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第三名。他計劃著上大學，不過因為被徵召入伍推遲了。此時在亞洲和歐洲，「二戰」正在進行，還有一年才會結束。他母親知道自己要是待在家裡無所事事，只會無休無止地擔心兒子的安全，便在芝加哥一家油漆公司的研發實驗室裡謀了個職位。雖然休也多少對當兵感到惶惶不安，倒是很高興有了出遠門的機會，此前他都沒走出過芝加哥。不過就在入伍儀式兩周之前，他遇到一個姑娘，突然讓他想晚些再出征。
她是個淺棕膚色的美人，一雙棕色的大眼睛，身材苗條有風韻。她頭髮又長又直，剪著齊劉海，友好的舉止也讓他很快就放鬆下來。她叫米爾德麗德·威廉姆斯。而且，雖然他倆在斯泰因梅茨的畢業班裡是同學，以前卻一點兒不熟，海夫納對此驚訝不已，因為他特別喜愛這種渾然天成的美貌。好多次，他約她一起去派對跳舞，送她回家，抓緊沒入伍的時間同她約會。
1944年夏天，他在得克薩斯州的胡德堡接受基本訓練，常常寫信給她。他有時感到軍旅生活的無聊，有時又為此驚駭不止。作為一個理想化的18歲青年，不抽煙、不喝酒、不說髒話，性經驗極其有限，甚至連自慰也沒有過，休·海夫納很快就發現自己被軍營裡典型的粗俗與世故所包圍。他雖然努力適應，卻沒有過度放縱。他也去士兵俱樂部裡跳舞，但並不追求基地附近的女人。一閒下來，他就去看電影、畫漫畫和素描、給米爾德麗德·威廉姆斯寫充滿思慮的長信。雖然瞭解不深，但她已經深深存在於他的幻想與夢想的未來之中。
休假的時候他回家看她，她也沒有讓他失望。她在性愛方面嚴格遵守當時的社會道德，拒他於千里之外，這卻增加了她身上的挑戰性和神秘性。她篤信天主教，拒絕婚前性行為，作為剛上大學的年輕女孩子，她也怕被牽扯進複雜的問題，影響學習。雖然米爾德麗德有著美國女孩標準的無憂無慮的面孔，家裡卻愁苦、擁擠。她父親在芝加哥做公交車司機，掙的工資勉強才能養活自己的五個孩子，虔誠的母親也只能靠宗教信念苦苦支撐，覺得將來一切都會好起來，可惜並沒有。所以米爾德麗德很早就有獨立自主的意識，相信要過得好也只能靠自己。她從不偷懶，在學校發憤學習，傍晚和週末還為了上大學打工存錢。後來在伊利諾伊大學，她晚上在圖書館工作，計劃將來做老師。她沒有加入女生聯誼會，沒時間約會。暑假也每天工作，毫不懈怠，海夫納休假回來看她，她都不請假。他雖然不痛快、生悶氣，暗地裡卻佩服她的勤勉精神。她有點像他母親，多年以前通過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內布拉斯加農村的父母沒有說一句鼓勵的話，幫一點兒忙。
海夫納自己的野心也一點兒不小。1946年退役之後，他也進了伊利諾伊大學，決心每學期都要盡可能選最多的課，夏季學期也要上滿，這樣他兩年半就能讀完四年的課程。他想要補償那兩年荒廢的軍旅時光，戰爭在大洋那一邊打，他只是在美國各個基地之間轉悠而已。他通過《退伍軍人權利法》成了一名大學生，20歲的他急切地想要重整旗鼓，定下人生目標，同時繼續對米爾德麗德·威廉姆斯那近乎維多利亞式地追求。
目前為止他對她的瞭解，除了休假裡有限的那一點兒相處時間，大部分都來自她寫的信，信裡的語氣高度理想化，謹慎地表露出熱情，鼓舞人心——這些信讓他從軍營的孤寂中解脫出來，也令他堅信，她就是自己心中那個浪漫形象的化身。
但現實比他的理想還要美好。1946年他與她在伊利諾伊的校園裡重逢，每週末約會，每晚在圖書館的台階上碰面，與她牽著手慢慢地走在他人生中最光輝燦爛的一個秋天。她的相貌、她的動作，全都令他讚歎、驚羨，周圍的世界也讓他興奮不已：大學生活新鮮的自由，其他學生對他這個退伍老兵的另眼相看，還有潮水般洶湧的樂觀與自信——戰爭勝利後的第一年，許多美國人都受到了這種情緒的鼓舞。
作為每週末的娛樂活動，海夫納在學校附近的機場學習特技飛行，一年之內他就考取了飛行執照，駕駛著雙翼飛機在空中翻轉、熄火、繞圈。他模仿弗蘭基·連恩的風格，在學生舞蹈樂隊裡唱歌。他還創辦了本大學幽默雜誌，在心理學專業拿了很高的分數，而且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外貌也富有魅力。他的漫畫和文章發表在《每日伊利諾伊》上。為了活躍思維，他還寫了部話劇，講科學發現證明了上帝並不存在，話劇的結尾，政府認為公眾無法接受事實，警惕地壓下了這個消息。
海夫納寫這段情節的時候，是個不可知論者，後來也一直如此，與他所受的衛理公會原教旨主義教育頗為背離。但他認為，自己拒絕繼承家庭的傳統，只是周圍社會大環境變革的一部分。他在報上讀到，企業家兼製片人霍華德·休斯發行了名叫《不法之徒》的電影，挑戰了好萊塢的道德底線，片子裡性感風騷的女演員簡·拉塞爾和男人爬上了床。海夫納最喜歡的雜誌《時尚先生》，雖說郵政部想將其作為淫穢讀物清除出郵政系統，可它在最高法院打贏了官司，從此可以不受阻礙地散佈、傳播。最近發現盤尼西林可以治療性病，頓時減輕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放蕩生活的恐懼心理。而且《金賽男性報告》，這份基於12000多份採訪得來的數據報告顯示，美國雖然有清教徒節制的姿態，但其公民私底下可謂相當好色。一半的已婚男性在結婚期間與其他女性睡過覺，金賽報告還聲稱，85%的男人在婚前已經有過性經歷，90%的男人會自慰，另外還有一項震驚了許多讀者的數據——37%的男性至少有一次曾通過同性間性行為獲得過高潮。
等等如是的發現讓金賽教授陷入了神職人員、政客和社論作家的唾罵聲中，休·海夫納讀了這本書卻大為震動，他在自己創辦的大學雜誌《矛》裡評論這本書說：「這項研究揭露出有關性愛的道德與法律是多麼欠缺理解與實事求是的思想。我們的道德假面、我們對性的偽善態度已經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挫敗感、犯罪行為和不快樂。」
最後這句也適用於海夫納自己，雖然他在大學的前兩年成就不少，性愛上卻一直受挫。22歲的他還沒有過性經驗。他一次又一次想要引誘米爾德麗德，但每次她都含著眼淚哀求他再等等。她不僅僅是由於宗教原因和害怕懷孕才這麼想，還希望他們第一次做愛美妙絕倫，是在浪漫的環境裡一次秘密的慶典，而不是和別的學生一樣，是在借來的車裡鬼祟匆忙的例行公事。
起先，海夫納也同意她的觀點，讚賞她的態度。她和他母親一樣，理想化得不同尋常，是個嚴肅、堅強、值得信賴的年輕女人，他希望結婚後能完全獨佔這女人。不過幾個月過去了，海夫納難以遏制性衝動和好奇心，於是週末約會時他們在他父親的福特車裡彼此愛撫，後來又變成了用嘴愛撫。一個週六晚上，他們坐灰狗巴士回學校，在黑暗的車廂裡，兩人的愛撫和親吻變得愈加熱烈，他催促她就在座位上用毯子擋著親吻他的下體。雖然她對這種要求感到驚愕，但對毫無牴觸和彆扭就願意答應的自己感到更加驚愕，她那一刻是多麼渴望取悅他，要在一群絕無疑心的乘客背後做這種事，甚至覺得興奮。當她在黑暗中低下頭，把他的下體含在嘴裡時，不僅感到了愛情，也感到了戲劇性的自我覺醒。
即使不再定期去參加彌撒，她也沒覺得這是道德感消退的象徵，反倒覺得對未來的丈夫增加了忠誠，從他身上，她現在學到了許多給予和索取快樂的藝術。她驚歎於海夫納對性愛的廣博知識和關切程度。他孜孜不倦地讀著婚姻手冊、情色小說、裸體雜誌，以及有關性法律和性審查的書。從他嘴裡她第一次聽說「性敏感帶」之類的詞彙，也通過他的嘴經歷了第一次性高潮。
芝加哥的一個下午，父母都不在家的時候，他把她帶進二樓的臥室，拉上了窗簾；他從櫃子裡拿出閃光燈和照相機，稍加哄騙之後，米爾德麗德緩緩地脫下衣服，裸體站在他面前。靜靜地，滿心激動地，他開始拍照，她在床上的樣子，靠牆站著的樣子，以前那面牆上貼的全是性感招貼畫。很快她就跟在公交車上一樣，自然地回應起來，主動擺出姿勢，和他一樣欣賞著自己美麗的身體。不過她照樣對自己居然願意做這事驚訝不已，幾個月以前，這對她是不可想像、駭人聽聞的事情。
雖然她從未見過洗出來的照片，也不知道海夫納拿照片幹什麼用，她還是繼續對這些性愛片段懷有正面的情感，連仔細反思過之後也這麼認為。她覺得既然已經是大學畢業班的學生，對這些事情就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後來她也是這樣做好了準備，1948年春天考完最後一門試以後，她便去伊利諾伊州丹維爾的一家旅店裡找海夫納，當晚就與他做愛。
兩人相信這是天作之合，準備盡快訂婚。1948年夏天，海夫納回到了伊利諾伊大學的校園，米爾德麗德則在該州西北部一所小高中裡接受了第一份教職。由於兩人都沒有車，對工作和學習又十分專注，他們並沒有每星期都見面。見面一般都在芝加哥，在這裡他們的戀愛關係和將來的婚姻已經得到雙方家長的承認和支持。雖然為了這種皆大歡喜的局面，海夫納多少也在宗教觀點上讓了步：在米爾德麗德的要求下，海夫納跟一位神父學習了宗教知識，也答應將來讓孩子入教。這倒不是米爾德麗德宗教情感多深厚，而是因為她母親。海夫納一開始不願意，因為覺得天主教是反對性自由和個人隱私權的專制力量。從前他給米爾德麗德寫信時就總是表達這種觀點，他質疑教皇的無過錯地位，不同意教會在生育控制和流產方面的政策，譴責教會審查出版物的歷史，從中世紀至今，數以千計的情色書籍、圖片、電影和其他藝術形式遭遇禁令。雖然準備婚禮時他對天主教的態度絲毫未變，但功課太忙，他完全無心把這事鬧大；另外，他也清楚米爾德麗德內心早已脫離了宗教的控制，覺得結婚後完全不會有什麼問題。
於是他全身心撲在當下最重要的問題上——1949年2月要完成大學學業，6月與米爾德麗德結婚，然後要迅速成為成功的漫畫家、作家和編輯。大學裡他在這三項上都有天分，這讓他增加了不少自信，也發現自己能吸引年輕女性，但他並沒有利用這一點。米爾德麗德畢業之後，他也一直忠實於她。雖說他曾經認為孤獨終老是種富有詩意的活法，可現在他急切地盼著同米爾德麗德結婚，特別是1948年聖誕假期他們正式訂婚之後，他從米爾德麗德那邊感到了一絲猶豫，於是更加焦急了。
他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可是聖誕假期之後他們週末見面的時候，她有點憂心忡忡、緊張的樣子，春天他們第一次親密之後、她表露出的那種熱情也沒有了。他抱著教書給她帶來了新的壓力因此才會心煩意亂的希望，把自己輕微的煩躁壓下去，給了她很多理解和耐心。兩人獨處時，他偶爾也想引導她進行深入的長談，找到她煩惱的源頭，可輕柔的試探什麼也問不出，直接詢問她又會全盤否認自己有麻煩。
芝加哥一個寒冷的週末，他開著父親的車，把米爾德麗德從家裡接出來，去市中心看電影。電影名叫《暴劫》，主演是洛麗泰·揚。這部片子裡洛麗泰·揚演的是個漂亮卻拘謹的大學女教師，一個男學生來找她，說自己迫切需要指導和建議，於是她答應和他出去吃個晚飯。這天晚上，男學生開車把她帶到一個偏僻的地方，試圖引誘她，不成之後，又想要強姦她。但她摸到一個鋼質的東西，拚命打了回去，安全之後，卻發現學生已經死了。她嚇得要死，慌忙從現場逃掉，跌跌撞撞地跑到公路邊，搭上了一輛卡車。她強打精神，一點兒沒透露剛才發生的事情，安全回到家，第二天繼續教課。為了避免被認出和死去的學生吃飯的女人就是自己，她開始改頭換面，穿時髦的衣服，弄時髦的髮型，很快她就變得富有魅力、令人心動，和過去不可同日而語。結果，接受犯罪調查的時候，連公路上載她的司機都認不出來，負責謀殺案的警官和死者的律師也都深深迷上了她。
但最後罪惡感促使她說出真相。電影放到這兒時，眼裡一直含著淚水的米爾德麗德抽泣起來，讓海夫納送她回家。一上車，她哭得更厲害了，海夫納摟住她，溫柔地輕聲詢問，可她情緒愈發激動，近乎歇斯底里。
最後米爾德麗德還是控制住自己，從座位上轉過身來，面對著他，淚水映著車裡昏暗的光線。她坦白，她和任教學校裡的一個老師有了肉體關係。
海夫納難以置信。這事對他衝擊之大到了不真實的程度，像是還在看剛才那部電影一樣。他坐在方向盤後，覺得頭暈目眩、遭人背棄、孤獨刻骨。米爾德麗德突然變成了一個熟悉的陌生人，他不再瞭解的愛人。她開始用顫抖的聲音解釋事情的經過。她最早認識那個男人，是一個週五晚上，她要乘火車去芝加哥，他主動提出送她去車站。他們聊得很開心。她說，她從芝加哥度週末回來以後，工作日晚上他們有時就和其他老師一起玩橋牌。一天傍晚，在他的車裡，他探身過來吻她，她也立即吻了回去，他們不停親吻著，直到做愛。
後來他們又這麼做了許多次，她繼續說著，她覺得現在自己配不上海夫納，他絕沒有義務和她結婚。雖然敘述這些事情時她懊悔、難堪，卻也覺得卸下了重擔，甚至感到了自由。但她看到了海夫納的眼睛，看到他在哭泣。她靠過去抱住他，說自己十分愛他，同時也不停說著他應該選別人做妻子。
但海夫納搖了搖頭。不，他說，他只要她一人。即便不願承認，他現在比從前更加想要佔有她，其他追求者的競爭激發了警戒心。他求她不要再見那個男人；米爾德麗德滿心困惑和負罪感，答應了他的請求。她想相信這次短暫的出軌並非自己的本性使然，也很感激海夫納願意繼續籌備婚禮。
他們於1949年6月15日結婚，婚禮在芝加哥聖約翰·博斯克教區舉行。米爾德麗德穿著白色婚紗，得體地微笑著。後來與海夫納及家人的合影裡，她也是這種笑容。他們戴著蘭花、頭髮花白的母親和一身深色西服、神情嚴肅的父親，肩並肩站在教堂外，在陽光下瞇著眼睛，勉強裝出一家人的表情。
婚禮之後，海夫納開著父親的車，帶米爾德麗德去了威斯康星州的黑澤爾赫斯特，在斯泰沙開的伯奇伍德鄉間別墅度了短暫的蜜月。然後他們回到芝加哥，開始了共同生活，浪漫一去不返。
他們要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海夫納大學畢業後沒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他關於漫畫連載的種種想法遭到了報紙的冷遇，最後只得在一家卡通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就職。後來他發現公司拒絕僱傭黑人，便出於義憤辭了職。當時人才市場上擠滿了求職的退伍軍人，海夫納又不願勉強做不喜歡的工作，寧願待在家裡創作新漫畫。米爾德麗德要兼職好幾份工作，比如在海夫納就讀過的芝加哥小學教書，以換取維持生計的錢。
為了省錢，他們住在海夫納父母的房子裡，想著這只是權宜之計，等休·海夫納的漫畫大賣了，或者事業有了起色，就能搬出去。可兩年多過去，他們還住在那兒，芝加哥西北外圍一條安靜的街道上小小的兩層磚房，二樓老海夫納房間邊上的臥室裡。房子建於1930年，休·海夫納4歲時，花了1.3萬美元，是他唯一的家。可現在，擠在這個家的小角落裡，年輕時志向宏偉的夢想破滅了，同時妻子對他的性吸引也消失了不少。
不過米爾德麗德覺得這是自己的錯。她不太想同他在家裡做愛，因為床的聲響很容易被隔壁的公公婆婆聽到，她還覺得，自己和另一個男人的失態行為讓海夫納失去了浪漫的熱情，也喚起了她童年時對性愛和快樂的罪惡感。享受了罪惡的性愛，她自嘲地給自己解釋，現在要受到懲罰。懲罰就是毫無激情的婚姻生活，和公公婆婆住在幽閉狹小的房子裡，丈夫整天在房間裡畫漫畫，他從小如此，不過最近她注意到，他的作品有淪為下流的趨勢。他為了自娛，畫了「三明治與金髮女」的色情版漫畫。他往家買色情雜誌，都懶得從她眼前藏起來，而從前他肯定是、現在也是要避開母親的。
雖然婆婆禮貌周到、從不問東問西，但米爾德麗德這些年來仍繃著根弦，從沒有和海夫納的父母討論過婚姻問題。他們住得很親密，感情卻很疏遠。老海夫納夫婦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一早各自去上班，晚上回來趁著兒子兒媳不用廚房的時候去做飯。這個家裡極度地整潔有序、法度分明。米爾德麗德住在家裡這些年，從沒見過海夫納的父母情緒失控，哪怕一瞬間也沒有。她從沒聽見過他們喊叫、哭泣、爭吵或氣得跺腳；也沒見過愛情的流露，進門時溫柔地親吻，輕柔地觸碰，親切的話語，全都沒有。米爾德麗德倒不認為這是感情淡漠，而是極其抗拒表現感情。比起她感情外露、時常爭吵的父母來，海夫納夫婦便是節制、壓抑、克己的傑出代表。
米爾德麗德不清楚這種氛圍對海夫納家的小兒子基思有多大影響，他已經去外地上大學了，可對她丈夫的影響是一清二楚的。休·海夫納和父母一樣，想要嚴格控制周圍的環境，秩序井然他才最為舒心。從瑞典裔、虔敬派教徒的母親那裡，他繼承了完美主義和道德規範；從德國裔、做會計師的父親那裡，他繼承了一絲不苟與講求實際。與父母不同的是，他會表達情緒。米爾德麗德感受過他的憤怒，見過他的眼淚。她認為他創作的色情漫畫、買來的色情雜誌，是他對成長環境的反抗，她同時也感到了結婚後他內心的煩惱之深，於是勸他離家一陣，暫時不考慮事業，回到曾經令他快樂的大學校園裡，讀個碩士學位。
1950年，他這麼做了，去西北大學念社會學研究生。但他在那裡唯一的成果就是美國有關性的法律的學期論文，他認為大部分有關性的法律應當廢除，因為它們既過時，也難以施行。性行為十分私密，很難由政府監管，像當時很多州還有即使夫妻之間也禁止口交的法律。雖然海夫納廣泛的調查研究得了很高的分數，可他的結論教授並不十分支持。一學期以後，海夫納焦躁不安，離開了校園，想要在外面的世界找到感興趣的東西。
他先是在芝加哥一家百貨公司裡寫廣告文案，然後又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第一份工作他主動辭職，第二份工作又被解雇。然後他進了《時尚先生》公司的推廣部門，公司出版男性時尚雜誌，還有口袋大小的高雅文摘月刊《花冠》。海夫納迅速地想像著自己工作的地方充滿創造氣息，周圍都是溫文爾雅的編輯和漂亮姑娘。可工作之後，他發現辦公室呆板沉悶，女同事土氣又一本正經，男人們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完全找不到雜誌彩色拉頁裡的那種活力。一天下午，海夫納從口袋裡拿出女演員卡門·米蘭達的一張照片——她在舞池裡旋轉著，短裙高高飄起，沒穿襯褲，他把這張照片拿給《花冠》的主編看，可他轉過頭去，毫不動容。
1951年，公司宣佈要把《時尚先生》和《花冠》的推廣部門搬到紐約，海夫納加薪5美元的要求剛剛被拒絕，便辭職留在了芝加哥。他喜歡芝加哥，而且自我感覺也變好了一些，因為有家獨立出版商要把他描繪芝加哥的繪畫和卡通出版成書，發行5000冊。雖然這本書並沒賺來多少利潤，媒體的評價卻讓海夫納得到了本地人的注意。他預見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出一本銅版紙雜誌，專門講述芝加哥的城市生活。
在這段過渡期之後，海夫納找到了一份每週80美元的工作，比《時尚先生》那邊還多20美元，為芝加哥一個雜誌大亨做推廣經理。大亨名叫喬治·馮·羅森，是個精打細算、有遠見的男人，他去《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求職失敗，為幾家音樂雜誌做過營業主任，其中還有一本是迎合清教牧師口味的。就是這麼一個人，「二戰」之後決定起家做出版商，想在日漸興旺的大眾情色雜誌市場佔得一席之地。
戰爭期間，紐約的出版商已經掙了一筆錢，比如羅伯特·哈里森主編的雜誌——都叫《調情》《偷笑》《媚眼》或者《秀色可餐》一類的名字，對於美國內外孤獨的服役士兵真是魅力不小。但哈里森自己就不能接受裸體，1952年還在自己的新書《機密》裡面揭露了不少醜聞。他自己的性感雜誌上只能登黑白照片，年輕女人穿著泳裝、綢子睡衣和內衣，只比星期天《時報雜誌》女式內衣廣告稍微誘人一點兒——雖然諱莫如深，《時報雜誌》也是全國主要的供讀者私底下「打飛機」的雜誌之一。
喬治·馮·羅森進入市場之前，其他提供自慰可能性的雜誌包括刊登比基尼女明星的電影雜誌，偶爾描繪落難時衣衫不整美女的冒險雜誌，《陽光與健康》這樣的裸體主義家庭雜誌，還有發行量很大的《生活與服飾》：以十分誘人的方式，在呈現性喚起的照片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雜誌。
30年代末期，《生活與服飾》將其刊載的爭議照片定性為新聞圖片：女演員海蒂·基斯勒裸身游泳、露出一邊乳頭，是捷克斯洛伐克電影《狂喜》中的劇照。這部電影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轟動一時。後來《狂喜》在各地或被禁止上映，或被審查剪輯；海蒂·基斯勒搬去好萊塢接拍其他電影時改頭換面，把名字改成了海蒂·拉瑪。
1941年《生活》刊登了可能是「二戰」時期最著名的招貼畫：麗塔·海華絲穿著帶花邊的緞子襯裙，跪在床上；姿勢生硬，可是莫名地性感——人氣無可匹敵，除了一張貝蒂·格拉布爾的工作室宣傳照，拍的是她穿著貼身泳裝的後背，據說後來麗塔的照片被貼在了投向廣島的原子彈上。1943年《生活》上粲然微笑的金髮模特吉莉·威廉姆斯的照片上，圓點泳衣的襠部微微陷了進去，據雜誌社說，他們收到了10萬多封「狂熱的」讀者來信，她也收到了好萊塢一些小角色的試鏡。
雖然有些出版商認為美軍回國之後，招貼畫的熱潮就會減退，喬治·馮·羅森卻相信一絲一縷的幻想已經滲透了美國大兵的性意識；戰後的幾年，他發行了一系列雜誌，強調了他心目中的三個基本要素——槍炮、膽識和姑娘。這時有關色情雜誌的法律還不完善，還沒有後來經宗教團體和郵政部高官煽動而成的長篇大論的立法，專門針對《陽光與健康》這種堅持在報刊亭售賣，也通過郵政系統每月寄送未修版裸照的雜誌。郵政部號稱全裸即淫穢，可支持《陽光與健康》的那些裸體主義組織成員，自認是異教徒而非色情作者，堅信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他們精確描述裸體主義運動的權利，當然也包括在官方雜誌裡展示陰毛的權利。
非官方發行的裸體主義雜誌也要求類似的權利，其中一本——《現代日光浴與保健》——就是由喬治·馮·羅森出版的。他遵守了不能出現陰毛的郵政系統規定，可幾乎是獨家刊登了年輕女性豐滿身體上的乳房和乳頭。有些模特還違背裸體主義的傳統，擺出獨自處於室內的姿勢，與《陽光與健康》頌揚的那種田園詩般的家庭聚會相距甚遠——這也令關於喬治·馮·羅森的流言顯得有理有據，說他從合法途徑拿不到好看的裸照時，不反對用脫衣舞女做模特。
一看就像脫衣舞女的女人頻頻出現在馮·羅森的《藝術攝影》雜誌裡。不過，似乎是為了對審查者保證雜誌的立意高尚，裸體模特都像雕塑一般凝滯、暗啞，如同古典雕塑中大理石的裸體少女，她們面無表情，眼神單純無害，與隱藏著邪念的相機鏡頭沒有接觸。
馮·羅森對待其他更加火爆的色情雜誌可沒有如此小心謹慎，因為他覺得只要模特穿上點類似於衣服的東西，她們就能更自由地做表情，例如對鏡頭眨眼啦，拋媚眼啦，扭動臀部，或者半張著嘴微笑。
他最成功的色情雜誌在1951年創刊，不久休·海夫納就加入其中。這本雜誌叫《摩登男性》，它創刊號上的封面女郎是女星簡·拉塞爾，她微笑著坐在圍欄上，穿著邊緣磨損的短褲、緊身運動衫和皮靴。雖然《摩登男性》採用窺淫狂式的拍照視角，馮·羅森倒不認為自己是個色情狂，他覺得自己是敬業的商人，給一個渴求漂亮女人照片的市場注入效率。這種效率很超然，和他將練習曲賣給學鋼琴的學生、把《闡釋者》與《布道文評論》賣給傳道士沒什麼兩樣。在《摩登男性》中他首要面對的編輯問題不是男人想要看什麼，而是想要讀什麼。同時他還得想法討好審查員，在雜誌的正文部分加入但願能挽回社會價值觀的東西，以求中和雜誌中過多的乳房和臀部。
決意不在淫穢讀物和政治異見的邊緣走鋼絲，《摩登男性》的正文內容中規中矩，和與性無關的戶外男性雜誌（例如《真相》和《大商船》）的內容非常類似。在它的創刊號中，有關於熱愛登山運動的文章；有在演員達納·安德魯斯的小船上對他的採訪，他提供了許多如何駕帆船的建議；有介紹時髦的定制車（例如捷豹1913）的欄目；有一個關於巴黎皮加勒廣場的附圖隨筆；還有一個針對經典槍支收集者的購物指南。讀者對這個購物指南的熱烈反饋，加上對之後幾篇寫收集槍支和打獵的文章的反饋，最終促使馮·羅森又創辦了另外一些只講這些題目的雜誌。在《摩登男性》中唯一談得上創新的也許是馮·羅森決定既登載活潑可人的半裸美女，也登載嚴肅的全裸藝術模特。海夫納後來在《花花公子》中也效仿了這種組合。
馮·羅森在《摩登男性》刊印的第一年花了數千美元來買安德烈·德迪耶奈什——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攝影師——的作品，以求展現最體面的裸體藝術攝影。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曾在30年代拍攝了一系列在杜樂麗花園、盧浮宮和其他大博物館中展出的歐洲藝術和雕塑作品。戰前《時尚先生》刊載了杜樂麗花園的很多古典裸體雕塑攝影，但在馮·羅森創辦《摩登男性》時，《時尚先生》的編輯們已經逐漸取消了這種「小騷動」，儘管自1933年創刊以來這些就是雜誌中重要的調味料。不只是因為《時尚先生》的編輯們覺得男性雜誌在戰後的美國馬上就會過時——很多老兵已經通過《退伍軍人權利法》接受了高等教育，也因為雜誌社已經厭倦了在法庭上為自己的風流形象辯護。儘管它贏得了郵政部長弗蘭克·沃克——傑出的天主教徒以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提出的淫穢案起訴，打官司卻是既費錢又費時，從1942年一直持續到1946年。
此前，《時尚先生》的管理層就已經受到過教會成員的威脅。在其下屬的另一本雜誌《肯》中曾刊載了一篇貶損天主教會在西班牙內戰中支持佛朗哥將軍的文章。歐內斯特·海明威的這篇文章一付印，教廷就鼓勵神父們在禮拜日布道時抨擊《時尚先生》的出版物。不久，大範圍的抵制活動就在銷售《時尚先生》《皇冠》，尤其是《肯》的報刊亭展開，加速了《肯》的早早停刊。所以1951年時，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的裸體照就刊載在了《摩登男士》而非《時尚先生》上，此時美國最大膽的出版商毫無疑問是喬治·馮·羅森，直到海夫納在1953年後以《花花公子》超越了他。
從某些方面看，海夫納和馮·羅森非常相像。都是在中西部的清教徒式的家庭裡長大，父親都是有日耳曼——美國血統的會計；兩人都井井有條、野心蓬勃、沉迷自我。馮·羅森比海夫納大11歲，精瘦活躍，有一雙綠色的眼睛，健壯整潔的儀表看起來像一位海軍司令官，他也確實像管理一支艦隊一樣掌控著自己的雜誌。他要求下屬們絕對守時，辦公隔間裡要絕對整潔，要以正式禮節對待他。公司裡的氣氛幾乎是死氣沉沉的，他僱傭的那些來自中西部的保守男女職員對裸體照、排版等感情上都是漠然的——馮·羅森自己就是這樣，這點休·海夫納就很不一樣。對馮·羅森來說，雜誌僅僅是一種高效、有利可圖的商業運作；對海夫納來說，雜誌是他個人的熱情。
假如馮·羅森沒怎麼看出來這種區別的話，原因大概是他們共事時他並不瞭解海夫納，而就他瞭解的那點兒來看海夫納只是等閒之輩。他覺得海夫納的漫畫非常平庸，於是一張也沒有在雜誌中發表，而有天海夫納拿著個包裹進辦公室說這是一部非常棒的色情電影時，他還多少有點兒震驚。海夫納親切地提議為員工放這部電影，馮·羅森斷然拒絕了，他自己一點兒也不想看這樣的電影，也對海夫納竟然在上班時間提議放這種電影感到惱火。儘管海夫納在營銷部幹得還不錯，但他給人一種不安於一個職位、總有很多公司外的興趣和冒險的印象。這種態度不招喬治·馮·羅森的喜歡。要是馮·羅森完全知道海夫納是如何全神貫注於他的「興趣」的話，他會感到迷惑多過煩擾，大概也會確信海夫納在性方面確實有點兒古怪。
在這段時間米爾德麗德·海夫納懷孕了，他們也終於搬出了父母的房子，住進了芝加哥海德公園社區中一棟迷人的公寓。但是海夫納對婚姻生活仍舊不滿，與一個護士發生了婚外情，他不久之後就會和她拍一部性愛影片。這部影片在海夫納一個男同事的公寓裡完成，他把它當作個人的一次歷險，完全是為了樂趣和體驗拍的，沒幻想著將來自己會成為專業電影製作人，甚至是色情電影製作人。但是，他倒是知道自己未來的職業肯定和性有關，因為性越來越佔據他的頭腦。他拓展自己的好奇心，對別人的性生活幾乎和對自己的一樣興致盎然。他繼續讀了很多關於性法案和性審查的書，古代的社會習俗與儀式，還有國王、教宗，以及像加爾文這樣的神權領袖是如何宣稱某些給人快感的個人行為是被禁止且會受到懲罰的，以此達到控制大眾的目的。他讀了很多經典的小說，例如薄伽丘和亨利·米勒的——很多退伍老兵在「二戰」期間找到這些書，把它們偷運回了美國。海夫納在藝術書中研究大師們如何再現裸體畫，達·芬奇、拉斐爾、提香、安格爾、雷諾阿、魯本斯、馬奈、庫爾貝，以及很多其他人經常畫出裸露的性器、公然袒露的乳房，眼睛更直接地看著觀賞者，比馮·羅森在他的攝影藝術雜誌裡允許印出的更甚。馮·羅森的雜誌裡是否出現過這麼挑逗的形象令人懷疑：比如馬奈1865年畫的幾乎是淫蕩的年輕裸女；庫爾貝畫的兩個肉感十足的裸女相擁而臥；或者戈雅的《裸體的馬哈》，斜倚在枕頭上，雙手扣在腦後，她的眼睛緊盯著觀賞者，陰毛裸露。
當然這些作品和男性雜誌裡圖片的不同之處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藝術。但是什麼被提升為藝術，什麼被貶低為淫穢，在不同時代總是根據受眾的不同而不斷變化。大博物館裡懸掛的裸體藝術是專為委託畫家作畫的貴族和上流階層創作的，但雜誌裡的照片是為街上的一般人印刷的，他們的博物館就是街角的報刊亭。
就是針對後者，審查者們希望能夠保護一般人免受淫猥的侵害，當然也為了控制他們。1896年美國最高法院維持了針對出版商盧·羅森的有罪判決，他的期刊《百老匯》中的女性照片被定義為「淫穢低俗」。這是在「考姆斯托克法案」下的第一個聯邦判決，此法案得名於美國歷史中最可畏的審查官安東尼·考姆斯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