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以漢至清為經學時代，並說在此時代中的思想家，都將新酒裝入五經的舊瓶中，但到清末今文家把近代思想都裝進去時，瓶擴大到破裂的程度，以後不能再裝了，所以經學時代便告結束。這個譬喻相當地適合，但有人說他忽視了質的變化，只看到量的增加。其實所謂新酒是與舊酒有質的差異的，這在向來應用這譬喻者早已不言而喻。不過馮氏的解釋還不夠一點，似乎應該加一句：近代思想好像氟素之類，舊瓶是玻璃質的，自然沒有裝它的可能。
總之，經學這個名詞，到了現在，只應該是中國學術史上的，而不應該代表眼前學術的一部門了。因為五經或十三經的本身，應當作為古代史的史料處理；西漢今文學、宋學以及晚清的今文學，都只能作為漢、宋及晚清的思想史的內容看；至於東漢經學及清之樸學，則可以認為古文字學、古史學之一部分。
有人說，經書的內容，有關於理、化、博物的，有關於數學的，有關於社會學的……學者應善為研究，其實各種學術都以現代為精，我們決不能捨今從古，經書中的什麼什麼，那都不過是給學術史的一種資料罷了。如果不把它當作史料，而閉著眼睛講通經致用，想引用《春秋》斷獄，靠半部《論語》治天下，那就走入了魔道。如果把現代思想或自己意見假托孔孟之名來說出，以六經為我註腳，那更是厚誣古人，欺騙今人。
周予同說經學除今古文派、宋學派以外，還有一個新史學派（見周氏著《群經概論》），這是他的卓見。可是，如果說這些把經書當史料運用的新史學家就是現代的經學家，則過去所謂經學顯然地已經或正在被新史學所揚棄。同時，因為經書中有一部分是古代的文學作品（《詩經》），有一部分是古代哲學（《易經》、《四書》等），這些史料又當為研究中國文學或哲學者的研究對象，這是不必再加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