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時開始，菅浩棟把心思都花在了電影上。他覺得這輩子就該幹這個。聊到那次算命，他總結說：「老天知道你是什麼命，出生的時候，你這輩子該幹啥就注定了，只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菅浩棟自己是知道的。
四
迷上拍電影後，菅浩棟一直想知道，真正的劇組到底是怎麼拍戲的。2012年，大二暑假，菅浩棟和常標坐上火車，第一次去了北京。臨行前，在網上，他們看到一個影視城招聘群眾演員，就忙不迭地報了名。臨走時，菅浩棟問家裡要了一千塊錢。
影視城在北京偏僻的郊區。劇組收了每人三百塊押金，就把他們帶到了宿舍。和想像中不同，宿舍是低矮的臨時板房，只有地鋪，北京的夏天三十多度，板房裡連空調都沒有。十幾個人住一間屋子，全是社會閒雜人員。菅浩棟覺得，像是進了傳銷組織。為了學電影，菅浩棟願意吃苦，但白天拍戲時，他發現劇組也很不正規，就連盒飯也潦草得不行。待了幾天，兩人要求退押金，卻被告知，必須做滿一個月。他們意識到，可能上當了，這是個騙錢的假劇組。
趁著夜裡，他們背著包，狼狽地逃了出來。身上的錢不多，維持不了太久，但沒學到拍戲，菅浩棟不願灰溜溜地回大同。焦躁地在北京逗留了幾天，菅浩棟聯繫到一個在製片廠工作的遠房親戚，雖然多年沒聯繫，但為了學戲，他厚起臉皮，請對方幫忙。親戚介紹他們進了一個真劇組，任務是在片場看管槍支道具。除此之外，還有劇組的賓館可住，標準間，有空調，菅浩棟覺得，一下子從地獄進了天堂。在片場，他一絲不苟地完成任務，借一切空閒觀察著。待了二十天，該回大同了，劇組給他們每人五百塊酬勞，算是回程路費。
此行菅浩棟除了見識到真劇組，還有一大體會——拍電影非常燒錢。回到大同，他已經讀到大三，採礦專科班馬上畢業，沒過幾個月，山西的大小煤礦就來招聘了。菅浩棟想接著拍電影，不想去煤礦做工人。當初他從中專升到大學，就是因為不想挖礦，折騰一圈，更不想走回頭路。也在此時，他開始構思下一部電影，一部不被團委書記審查的，反映農村現實的劇情片。
可是拍電影需要錢。除了採礦，菅浩棟想不出其他賺錢辦法。起初他猶豫著，遲遲不參加應聘，直到過了春天，招聘的企業越來越少，班裡同學已經簽了大小煤礦，家裡也催得緊，菅浩棟只好妥協。他開始畢業實習，並和位於長治的潞安煤礦簽了勞動合同。
2013年夏天，菅浩棟離開大同，第一次到長治。潞安煤礦盤踞在長治遠郊，像一頭沉默的黑色巨獸。礦井外面刻著四個大字：安全為天。菅浩棟吃飽了飯，換上黑色制服，戴上口罩、安全帽和礦燈，背上器械，坐進纜車，豎直下落，向著地下453米的黑色世界搖晃而去。
五
煤礦無處不在，似乎是菅浩棟生來就躲不過的囚籠。在菅浩棟老家河曲縣，也遍佈著大小煤礦。他的父親下井二十多年，半生辛苦，卻很早也要求兒子去讀中專學採礦——在他們看來，生在山西的小村子，就是該吃下井挖煤的飯碗，天經地義。老家坪山村裡，因為挖煤，地勢已有下陷，煤挖完了，沒有活兒干，村子裡年輕人爭相外出打工。
如父親期待的，菅浩棟終於成了煤礦工人。但他不喜歡「工人」這個身份。臨畢業前，一個學妹曾和菅浩棟有過一段戀愛，但來煤礦之後一個月，對方提出了分手，理由是父母不同意。除了工人身份，菅浩棟也在意自己的大專學歷。他說，在礦上，專科生就是工人，本科生就是幹部，永遠不一樣。
潞安煤礦在郊區王莊，交通閉塞，坐公交到市中心要一個多小時。剛來工作，有人就在網上建了個「王莊煤礦青年男女交友群」。菅浩棟被拉進群，但他從不發言。下井回來，睡醒了，室友張瑞強最喜歡的事情就是拿著手機一直「搖一搖」，終於搖到了一個女朋友，直到談婚論嫁。但菅浩棟不管這些，自顧自寫劇本，跟網上朋友聊電影。他不打算在煤礦和任何女孩發生瓜葛，「我只是來賺錢的，沒打算留在這，要是和人好，那不是坑人嗎？」下井回來，躺在床上，他喜歡聽崔健的歌，《一無所有》、《出走》、《假行僧》。其中，《假行僧》裡的一句，正是他的想法：「我不想留在一個地方，也不願有人跟隨」。
他的業餘時間用在電影上，有時在群裡聊劇本，有時是一個人去網吧，逢假期又去過一次北京，幾次大同。無一例外，都是去找拍電影的朋友。他很少去市裡，少有的一次，是崔健的《藍色骨頭》上映那天，菅浩棟去了市裡電影院，他記得清楚，全場只有三個觀眾。他的一切活動幾乎都圍繞著電影。
在礦上，菅浩棟一週三班倒，下井的時間分別是中午12點、下午6點和午夜12點，每次要待12個小時。有時，他下井前買一點火腿腸和方便麵，餓了就吃幾口，越快越好，吃慢了，吃進去的煤塵就多。井下的一切是黑色的，煤塵統治世界，相隔一米，兩個人只能看見頭上的礦燈。下井時，菅浩棟背著幾樣器械，長的接近五米，短的也有兩米，加在一起百十斤重，扛在肩上直打晃，像喝醉酒的人走不了直線。在井下，菅浩棟給礦壁打眼。採礦車往前推進，菅浩棟跟在後面，往牆上鑿出兩米深的眼，把長矛一樣的鐵管插進去，砸上鐵網，避免礦壁坍塌。
菅浩棟第一次下井是2013年9月，從夜裡12點干到第二天中午，他回到宿舍，母親菅采連打來電話，他張開嘴，攢攢勁，努力說了一句，媽，我好累。菅采連一聽就哭了。
菅浩棟連哭的力氣也沒有，倒頭就睡。工作第一個月，有人作業時掉了手指，工作兩個月，一起應聘的有人辭職走了。但菅浩棟不能走，為了攢錢，他一直堅持了15個月，經常每個月下井23天以上，在潞安煤礦，這是年輕人裡少有的高出勤率。每個月收入是六千塊，菅浩棟都分成兩份，三千留給自己花，三千轉給母親保管。
2014年底，他攢下了四萬多塊錢。那個時刻終於來了。菅浩棟從煤礦請假，離開了長治。
六
在山西省河曲縣坪山鄉，年輕人都在往外走，菅浩棟卻回來了。他給新電影取名《光盲》。電影說了村子裡一個盲人的故事，他在外打工多年，回到村子時卻發現鄉野衰敗，土地因煤礦而塌陷，自己的老宅已成危房，無所適從。
故事主角的原型叫菅廣順，六十多歲，年輕時在工地上砸傷了頭，成了盲人，只好去太原學按摩，一幹就是四十年。但眼盲的菅廣順卻是村裡少有見到了大世界的人。早年，菅浩棟還小，每到春節，總喜歡去找回家的菅廣順聊幾句，從他口裡，想像從未見過的遠方城市。前幾年，菅廣順從太原回了坪山鄉。
這個故事在菅浩棟的腦子裡盤旋幾年了。自從去大同讀書，每次回家，他見到的故鄉日漸凋零，好像一切都被煤車挖走了。離家的時間越久，回家時，就越像個闖入者。菅浩棟擔心，故鄉終將消失，他能做的只有把一切拍下來。
劇組一共13個人，除了舊友常標等幾個喜歡拍電影的朋友，還有幾個編導專業的學生，聽說有人自費在山村拍電影，坐上火車就趕過來了。十多個人在河曲縣城匯合，坐大巴進了村。為了節約成本，菅浩棟把家裡三間房子收拾出來，找出所有被子，十幾個人擠在三個大炕上。劇組伙食由母親菅采連負責，每天早晨6點不到，她就煮飯做菜，一天三頓。
2015年3月，《光盲》正式開機。第一天開拍，菅浩棟在家門口舉行開機儀式。菅采連搬出結婚時的嫁妝，上了香，一邊鞠躬一邊祈禱，祝兒子一切順利，夢想成真。
離開潞安煤礦，菅浩棟形如自己是「從監獄裡逃出來的囚犯」，一年多的計劃付諸實施，他沉浸在緊張和興奮裡。每次試聽背景音樂，剛把耳機戴上，他就手舞足蹈搖頭晃腦，像進入另一個世界。拍攝之初，他舉起酒杯帶著整個劇組喊加油，但心裡滿是忐忑。開機前一夜，他根本睡不著，擔心電影會因各種原因失敗——菅廣順是臨時演員，又是盲人，如果中途不能堅持，劇情就全黃了；劇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為主，熱情地參與可能只是一時興奮，第一次合作，如果中間鬧了矛盾，可能分崩離析；村裡條件差，如果拍攝太久，城裡來的人能不能一直堅持，也令人擔憂。
電影的絕大部分情節都真實存在。除了菅廣順的本色出演，其他角色都是村民臨時客串。大部分村民聽說要演維權的情節，擺擺手就不接話了。菅浩棟不敢把真實劇情告訴村民，拍到哪兒，臨時演員就找到哪兒。電影拍到一半，因為沒有合適人選，他和父母也上陣了。幾個場景都是在自己家裡。有人勸誡菅采連，兒子瞎折騰，最後可能是一場空。菅采連嘴上笑呵呵應付，卻並不理會他們：「我兒子不賭博不吸毒，想走自己的路，怎麼就是一場空了？」
無論劇情設置還是鏡頭、音樂的使用，菅浩棟只按自己的方式來，劇組人員常有意見，但沒人能說服他。「我不是固執。導演有自己的風格，我只是嚴格按照我的風格來。他們說的如果有道理，我自然會聽。」但在片場以外，菅浩棟盡力地照顧劇組感受。他本來不怎麼喝茶，這次為了緩解劇組壓力，從北京特意買了茶葉，每晚泡上，整個劇組圍著喝。
拍攝原計劃二十天，但實際速度快得多，只用了十天，電影就拍到了結局。和主要情節基本寫實不同，菅浩棟虛構了電影的結尾——盲人生病，到城裡醫院住了一段時間。當他病癒再回到村口時，卻發現故鄉已經搬遷，整個村子不知所蹤，取而代之的，只有一片黑壓壓的煤礦。
菅浩棟用一個長鏡頭注視著這片土地：菅廣順下了麵包車，拄著枴杖，一個人在電影字幕裡落寞地走向遠方。
七
「你相信命運嗎？」講算命故事前，菅浩棟先問了我這麼一句。他直視著我，等待答案。我們當時坐在公交車裡，前排乘客聽見這個發問，扭過頭來，瞥了我們一眼。菅浩棟不理睬這些。
這時，距離他的電影殺青已經三個月。雖然積蓄所剩無幾，劇組解散時，菅浩棟仍給每個人發了兩百塊錢，作為象徵性的酬勞。隨後他帶著素材，先去北京待了一個月，找朋友協助做後期剪輯。他住進北京褡褳坡的一間地下室，一個月租金600塊。外面春光明媚，地下室裡卻冷得打哆嗦。後期初步做完，剪出的片子124分鐘。朋友大都覺得太長，提議剪到90分鐘左右，菅浩棟拒絕了，他認為許多緩慢的長鏡頭是必要的，「如果是畫面來回切換，那麼觀眾只是旁觀者，只有我這樣的長鏡頭，才能有代入感。」
菅浩棟對這部電影充滿期待。依循著賈樟柯的模式，他決定把《光盲》送往電影節。他一口氣報了九個國內外的電影節，光報名費就花了三千多塊。其中，國外的電影節有五個：威尼斯、洛迦諾、溫哥華、多倫多和釜山。他覺得，自己的優勢是題材獨特：「我拍的是農村紀實題材，通過農村盲人的眼睛看農村的變化，這個題材，此前我知道的，只有婁燁的《推拿》。」
如果真在國外的電影節上拿了獎，他可能得出國，但他還從沒有辦過護照。2015年6月，半年沒上班的菅浩棟回到煤礦，為出國的這個「可能」做準備。
我見到他這天是週末。菅浩棟在煤礦已經待了四五天，辦護照需要的戶口手續差最後一個章沒蓋，但因為煤礦領導不在，手續卡住了。在微信朋友圈裡，菅浩棟很鬱悶：「想像《天注定》裡大海那般拿著獵槍也來一場暴力。」躺在賓館床上，他刷著微博，等待一個國內電影節公佈初選名單。
在菅浩棟報名的九個電影節裡，最早公佈名單的是中國的「First青年電影節」，官方微博上，主辦方貼出的公佈時間是6月14日。當天凌晨12點剛過，菅浩棟正和我說著話，突然抓起手機，看了一眼微博，隨後自嘲：「還沒出來。他們說是14號，我還以為過了零點就有。」放下手機他又說，因為風格不合適，評選規則也不太合理，他對國內獎項不抱希望。但第二天上午，他仍不時看著微博。過了中午，我們去吃飯，一直話多的他沉默著，不再看手機。我問他結果如何，他說，名單一個小時前就出來了，沒入選。「他們側重的確實不是我的類型，」他一邊說一邊習慣性地抖腿，「還是等國外的吧。」
吃完飯，我們坐上公交車，去他的宿舍收拾行李。公交車上，菅浩棟半天不說話，但一開口就跟我分析落選原因：「我的題材有批判性，反映的是農村現狀，對政府不好看，所以沒戲。」分析到最後，他又重複了幾句對國外獎項的期待：「看看國外的吧。」
宿舍裡剩下的東西不多了，菅浩棟打開鎖住的衣櫃，把一台相機拿出來，拆開檢查一下，又裝好，塞進書包。陽台上還曬著晾了很久的兩件衣物，他從晾衣架摘下來，在手上拍打著。迎著陽光，衣物上落下灰塵，他在手上團幾下，也塞進了書包。陽台的角落裡堆著下井的工作服，全被染成黑色。旁邊放著一個軍用水壺，包著塑料袋，也是通體黑色。菅浩棟拿起水壺，演示了一下自己在井下喝水的動作，告訴我，喝的時候越快越好，不然，嘴裡全是煤塵。
臨走時，樓層的管理員阿姨特意守在樓梯口，欲言又止，等我們下了半層樓梯，才朝菅浩棟喊了一句：「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