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這座漢墓的墓室中，微茫的光線從我身後傾瀉而下，如針，如箭。外面熱烈的陽光被延綿的墓道過濾了一下，似乎產生了異變，慘白冰冷，將我這個闖入者的影子牢牢地釘在了墓室的牆上。
黑暗亦有陰陽冷暖之分，黑夜的黑暗，因為有著地上的燈火熠熠，有著天上的朗月明星，給人的感覺卻是流動而溫暖；而墓室或廢棄屋院中的黑暗，卻粘稠如實質，徹骨的冷，如霧如靄，如跗骨之蛆，讓偶然的闖入者似乎能消融進這萬古不滅的永恆之中，成為這墓牆上千年之前鑿下的道道疤痕之中的一絲新瘢。
王之漣，攝影師、愛好駁雜的藍領、ADHD症自愈者、職業王老虎。
2007年末和X去塘沽玩。去往海邊的公路泥塵漫天，離開洋貨市場商圈後，城市迅速退化為巨大的泥塘，其中散落著扭纏鋼筋和石英的巨大石塊；棕黃色葦草長不過人高，為處理過地基的區域劃出清晰的邊界。那時候的我對城市周邊蠻荒帶景觀十分著迷，我倆迅速架好相機，按動快門。眼前長條狀的泥碇被某種龐大機械 碾得平整茨實，穿透塵霾低角度射來的日光下泛著鏡面般的光。
今年大爆炸後翻出照片來比對，原來拍攝地就在會展中心附近。似乎情況並沒有變得更糟。
熊小默，攝影師，工作居住在上海，但是一有機會就到處跑。
在倫敦地鐵上攤開一張報紙，看看當地的柴米物價和冷熱笑話，哪怕只是半讀半猜，也有一種和上千萬陌生人同命運共呼吸的錯覺。在像我這樣自命不凡的遊客看來，不動聲色地融入本地生活，是短期旅行的最高境界，因此拿起一張《每日郵報》翻到中間，擋住懵懵懂懂的遊客臉是非常必要的。但連篇累牘挖苦保守黨的刻薄專欄，字裡行間看輕切爾西的尖酸球評，都讓我讀得跌跌撞撞。不僅是另一種語言，那些掌故、引用、包袱都毫無意外地屬於另一個世界，以至於但凡看見一些略知一二的東西，我都會超出常規地興奮。我必須接受自己是一個語言上的異鄉人，而這一點，星巴克的營業員、地鐵售票處、酒店前台和餐館服務生都已經告訴我了。
游莉，攝影師，工作生活在中國瀋陽。（照片拍攝者不明）
9月初我接受ZUCZUG/的委託去四川拍攝一組照片，想順路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但期間唯一的休息日卻因故未能成行，只在臨行當天一個人怏怏轉了一圈。時過晌午，熊貓們已吃過飯，睡得東倒西歪。因為趕著去機場，也來不及排隊參觀熊貓寶寶，總之有點遺憾。回來沖洗完膠卷，我卻發現一卷認不出的底片，其中包括很多張大熊貓吃竹子，熊貓寶寶滾來滾去的照片，那種遊客對大熊貓的憧憬，這個膠卷裡都有了。我認定是沖印店搞錯了，裝錯了底片袋，然而我突然記起，今年3月，成都朋友馮立在香港機場撿到一個奧林巴斯mju2相機，隨手就送給了我。相機裡的膠卷被我混在這次四川之行的膠片中一併沖洗出來。那個陌生人所遺失的影像卻正是我想要卻沒有見到的。
張文心，出生於合肥，工作生活於中美兩地，作品探討敘事多種可能性和現實與虛擬的邊界。
我2013年的冬天是在一個名叫Wassaic的小鎮上度過的。這個小鎮的名字在印第安語裡是「難以到達的地方」的意思。它常住人口幾百，沒有超市也沒有飯店，只有一間兼賣披薩的桌球酒吧。小鎮的冬季會下很多雪，我每天穿著很厚重的雪地靴出門閒逛，希望能偶然發現找到一些神秘的地點，但直到在那兒的最後一周還是一無所獲。正心灰意冷時，一個從未謀面的朋友突然到訪，我帶著他沿著小鎮旁邊的山路散步，我突然發現山路的圍欄有一處凹陷了下去，順著凹陷往下，是一條隱秘的小路，我們沿著小路走，就發現了這個巨大的冰瀑布。來年夏天我再次造訪小鎮，想看看瀑布夏天的樣子，但同一位置卻一滴水也沒有。原來這是個以冰凌形式存在的不會流動的瀑布。
朱英豪，自由攝影師，偶爾的旅行寫作者。
哈瓦那，一群孩子在一個院子裡排練經典芭蕾舞劇《吉賽爾》選段。在哈瓦那國家芭蕾舞團觀看《吉賽爾》時，每逢女主角出場，總有幾個男青年在場下狂吹口哨帶頭鼓掌。我一度以為，這是其朋友或是愛慕者的極端做法，直到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是芭蕾舞演出應該有的禮儀傳統，特別是當舞台上的舞者是俄國人。想到古巴和前蘇聯的關係，我於是恍然。一直保持沉默，顯然不是對美好藝術的最高獎賞。我學會了裝矜持，卻沒學會奔放。如何觀賞芭蕾舞？先默默地欣賞，然後耍點小流氓。
訪談
思想比生存更好。
——佩索阿
張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