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我有時間在父母家多待兩天，我想應該花些時間和外婆在一起，陪她說說話。我和母親一起坐下來跟她聊天，我經常需要母親大聲重複我那蹩腳的老家話，外婆才能聽懂。
外婆的神情又開始恍惚起來。她對著媽媽說：「我該回去了，在這已經住了好長時間了。」她指回舅舅家。知道外婆又犯糊塗了，媽媽用略帶嗔嗲的語氣大聲說：「你什麼時候來的呀？昨天才來呀。」
「昨天才來呀，」外婆輕輕重複了一遍，點點頭，並不理會，兀自說道，「這麼我也該走了。昨晚上做夢，閻王爺說，我該回去了，他說他不會為難我的，因為我做了很多好事……我死了，你們不用哭，只要叫我幾聲就可以了，叫多了會把我叫回來的。」
「你看看，又說胡話了。」媽媽對著我說。我沉默著。心中掠過一陣難過，卻並不強烈。
那天外婆又提出來要跟我一床而睡。她幾乎是用懇求的語氣說，她睡覺很安靜，不會打擾我的，也不用占很大地方。我的心像被電著一樣。其實我已經打定主意在離開前的那晚要跟她同睡，無論我會怎樣地睡不著。
＊＊＊
三歲那年，我被放到外公外婆家寄養。我的父親高中畢業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雖然他的高考成績很好——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上清華也沒問題，但他選擇了參軍，因為在部隊裡可以解決吃飯問題。他先後在不同的地方服役，最後被調到上海東海艦隊後勤部，母親帶著比我大五歲的姐姐到上海先和父親團聚；我因年幼被留在老家，那時，我的爺爺奶奶已經過世。
外公外婆的家在一座深山裡。我一直不知道那山叫什麼名字，而且似乎也不在乎它的名字。我後來問過家人，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是一座綿延不絕的山脈，盤山公路蜿蜒陡峭，常有險峻之處令人屏息。途中會經過南山水庫，景色秀美。外婆的家便在這座深山裡的一個小村，名叫石頭嶺村。
那個村子非常小，小到大概只有不到10戶人家。它在一個開闊的山坳裡，從外婆家的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遠山和梯田。緊挨著村子底下有一個池塘，是全村人洗米、洗衣服、洗馬桶，甚至夏天游泳的地方。小時候我喜歡做的事情之一是看日落，我會趴在小表舅房間的窗口呆呆地看著夕陽在遠處的山峰一點一點地沉下去，直至全無——天忽然就黑了，炊煙升起了。
我的童年記憶是從石頭嶺村開始的。那時，四姨、小姨還沒出嫁，舅舅也還沒對象。家裡就我一個外孫女，自然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睡。印象中外公外婆的房間黑極了，似乎沒有窗戶。有一天晚上，我肩胛癢癢，就在被窩裡向外公發號施令，但他撓的不對，我不滿地嚷著說：「角角嶺啦，角角嶺啦！」
角角嶺是離外婆家不遠的一個小山脊的名字——似乎也不是正式的名字，只是一個俗稱。從汽車站往外婆家走的路上，爬上那個山脊，就能遠遠地看到外婆的房子了。上坡下坡都非常陡峭。我記得後來長大回老家探親，有一次是我姐騎車帶我下坡，我嚇得魂飛膽破，心立刻從嗓子眼裡飛了出去，幾乎要魂魄分離。我和我姐的性格是兩個極端：她的膽子賊大，我的賊小。
我不知道怎麼突然冒出來「角角嶺」這個叫法，可能是肩胛的那個曲度讓我聯想到它。總之，村裡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對外公頤指氣使撓「角角嶺」的事。後來我每次回老家，村里長輩總少不了嘲笑我小時候在外公外婆家的蠻橫無理。
我那時確實是有些蠻橫無理的。我特別粘外婆，我要求她做什麼事都要帶著我：去地裡幹活帶著我，挑井水帶著我，外出買東西要帶著我……有一天外婆在我睡午睡的時候沒有叫醒我，私自去上面的一個鄉里買了米。我醒來得知後，大發脾氣，要她再帶著我去買一遍。外婆被纏得實在沒辦法，只好空著手帶我走了一遍，我心滿意足了。
我後來常常自責小時候對外婆太不講理。不知是缺少安全感的表現，還是對愈親的人愈會無理要求？
我出生的時候「文革」還有兩年才會結束，但我對那個年代沒有任何記憶。那時整個中國是貧窮的，農村就更窮了。但是我的童年記憶並沒有太多的飢餓。外婆常常能從地裡拿回家吃的東西：紅薯、花生、玉米、蘿蔔，不一而足，還有各種蔬菜。外婆還自己養雞養鴨。外公是木匠，農活基本上由外婆一個人做。那時的外婆精力充沛。記得有一次我背著小竹筐跟著外婆去採茶葉，生產隊裡的其他組員都誇我採得好，外婆很高興，也在別人面前誇我，其實我是在那瞎采，但我小小的虛榮心得到了很大的滿足。
六歲那年，我回到上海父母身邊去上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適應，每天都想念著外公外婆和石頭嶺村。或許是從農村到大城市的巨大環境變化，或許是父母在童年時期的缺失，我一下子變得內向敏感孤僻自卑起來，和父母的關係也處得不好。每當我感到被冷落，被傷害，傷心自艾時，我便提筆給外公外婆寫信。這些信並沒有寄出。外婆也並不識字。
我總是盼著放假，因為一放假就可以回外婆家了。那時從上海到石頭嶺村，要先坐八個多小時的綠皮火車，再轉長途汽車，中間還要再倒車，差不多要花一天的時間。那時的汽車車頂上有一個行李架，行李都放在上面，用繩子捆綁著，開進汽車站後，有人站到高台上把行李一件一件扔下來。我是那樣喜歡回老家的旅程，以至於有一段時間我的理想是當列車員，為此我還在日記本裡貼了一個橡皮泥的鐵路徽標。
一直到上高中，只要沒有意外，我幾乎每個假期都要回外婆家。過年更是雷打不動的行程。我喜歡在老家過年的氣氛。那時冬天還經常下大雪。一大家子三代十多口人聚到一起非常熱鬧。外婆會給我們這些小輩們準備嶄新的壓歲錢。記得早年是幾角，後來經濟條件好了變成幾塊。初一早上起來，外面是一片銀裝素裹，外婆已經準備好用蜜棗、白糖泡的甜水，是吉利的意思。
＊＊＊
有一年夏天，還是上小學的時候，我在外婆家過暑假。印象中那個夏天有些安靜，表弟表妹們都沒有回來。舅舅已經結婚生子，吳家香火後繼有人。舅舅子承父業，跟外公學木工活，在村外開了一個小廠子。他是外婆六個孩子中唯一自由戀愛結婚的。舅媽來自另外一個不太遠的村。她和舅舅相識緣於小姨。小姨是姊妹中讀書最多、也最愛讀書的一個，她從小字寫得很好，性情頗為清高，但命運不濟，高中畢業後進入當地的一家標牌廠工作，舅媽是她的同事。
我記得我還在外婆家住的時候，舅舅和舅媽就已經談上戀愛了。印象中舅媽到外婆家來過幾趟。我對她沒有產生特別的印象，只記得她似乎梳著一個大辮子。外婆並不喜歡這個未來的兒媳，似乎嫌她過於精明厲害，怕敦厚老實的兒子吃虧。但舅舅沒有聽從外婆，雖然也曾鬧過分手，但後來又和好了，結了婚，很快生了一個兒子。
那個夏天，上小學的我在外婆家過暑假。我第一次看到外婆和舅媽當著我的面吵架，吵得很凶。我不記得她們為什麼爭吵了，只記得那個一直深深留在我腦海裡的畫面：她們在堂前（帶天井的廳堂）面對面站著，外婆穿著青色斜襟布衫，一邊手裡幹著活，一邊聲色俱厲地說著；舅媽則一隻胳膊夾著才一歲多的兒子，身子向前傾著，另一隻手在空中揮舞著，激烈地回應。她們互相咒罵著，唾沫在照射進來的夏日光線中飛舞。我站在一旁，茫然無措，心裡很是害怕。多年後，我每每回憶起這個畫面，就像看一個默片，聽不見她們的聲音，只看見她們快速張合的嘴唇和燦爛陽光下揮舞的手臂和橫飛的唾沫。而我是唯一的觀眾。
此後，無論時間流逝，我對舅媽在心理上總或多或少有了隔閡。外婆無疑也是強勢的。聽母親說，那時家裡吵得如此厲害，以至於溫和的外公想搬出去圖個清靜，被外婆斷然阻止。外婆說，為什麼要讓著她？同樣溫和的舅舅夾在中間常常是無能為力，無所作為。如今，年事已高的外婆也不得不依靠媳婦照顧了，但中間仍隔了層東西。
那時的外婆仍是強壯有力的，雖然年過五十，但下地勞動，裡外持家，都靠她一個人。「我什麼都能種，做出來的蘿蔔這麼大。」在今年年初的那次談話中，她一邊用手比劃著一邊說。她說外公總是把錢交給她的。她對著母親說：「他對我很好，我就很平心，很知足。他有什麼吃的都帶回來給我。我理家，把家理得好好的。你爹把錢給我，我知道應該買什麼東西，我每天想著怎麼用這點錢。我知道買什麼糕點給兒孫們。你爹不懂這些。」
外公是一個溫和的人，內向，不愛多說話，晚間興致好的時候他喜歡獨自飲一盅黃酒。他抽煙抽得很厲害，因此常常咳嗽。他只是在農忙的時候偶爾幫外婆做點農活。大部分時間，他在堂前刨木頭，用墨盒畫線，或者就是坐在那裡抽煙。他瘦弱的身軀因劇烈的咳嗽而愈發顯得單薄。外公並不是一個輕易表露自己感情的人，和大多數農村裡的男人一樣，他也重男輕女，但他對我是好的。
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回老家，我們在小姨家做客。小姨之前出來打工曾住在我們家，我父母幫她在部隊的招待所找了一個前台的工作。我經常感慨她的大材小用和人生際遇的不平，但小姨自己似乎已經不再抵抗命運。她一直過了三十還沒找對象——她對人仍是要求高的。後來在家裡人的各種壓力和介紹下選了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小姨父來自我父親的那個鎮，務農之外，他以踩人力車拉客賺點外快，但賺得很少。我想小姨終究決定向命運妥協。她跟著小姨父回到鎮上，幹起了農活。收入少得可憐。他們生了一對龍鳳胎，經濟壓力更加沉重。我們常常想在財務上給她一些幫助，但她總是拒絕，並會千方百計地還回來。孩子們考上大學後，自尊要強、拒絕資助的小姨終於向親戚們開口，她說這些錢以後會慢慢還的。
那一次回老家，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記。我記得我站在小姨房子的門檻內，外婆站在門檻外，旁邊還有小姨和母親。外婆顯得心神不寧。她說，她剛從廟裡回來，她去給外公求了一個簽，算了一卦，說是如果能熬過這個年關，就暫時不會有事了。我很是震動。我竟不知外公的身體狀況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我被一種親人要離去的恐慌和生命的不確定性攫住，忽然害怕起年關的到來。
外公熬過了那個年關，我們都鬆了口氣，外婆也愈發心誠地念佛——她是整個家庭裡唯一信佛的人。
然而，外公終究沒有熬過太長的時間。1990年4月的一天，我上高一，老家忽然來電話說外公快不行了。父母立即趕回去了。三天後，外公走了。母親後來告訴我們，外公死前非常痛苦，渾身癢得厲害，都撓出了血。我聽了很難過，想起小時候讓外公給我撓「角角嶺」，他總是撓不對，我就撒野。
然而，外公去世帶來的震動很快在與老家隔絕的世界中消逝了。自從上高中後，我就不怎麼回老家了。我的生活被其他的東西佔據了：備戰高考、成長的煩惱、人生的困惑、對未來的憧憬和迷茫。老家的山水人情似乎都在慢慢離我遠去。及至到北京上大學，就更少回外婆家了。
外公去世後，石頭嶺只剩外婆一個人（舅舅一家於80年代末去了杭州發展），子女們便經常接她出來住，怕她一個人沒人照顧，又寂寞。不過，外婆習慣了農耕生活和自己的家，出去住不了多久就要回去，特別是清明時節，必然是要回去給外公掃墓，以及挖春筍的。
很久以後，我已經工作了，有一次我回到石頭嶺，驚訝地發現這個充滿童年記憶的村莊，已近消亡。老年人離世的離世，年輕人則全部出去打工了，只剩下兩個常住人口——我的大表舅和他愛人，繼續著農耕生活。他們的三個孩子也都在外地。（如今就連他們兩口子也在山腳下的鎮裡買了帶現代衛生間和廚房的新房，只在採茶季節回石頭嶺了。）外婆一年只回來住幾個月。除了外婆和大表舅家的房子，其餘的大都坍塌了，底下的池塘水也幾近乾涸。不過是二十餘年間，人和物就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外婆年紀愈來愈大，但常年的農作生活令她身體健康。倒是在城裡住的時候，她很不習慣。那裡，她不認識任何其他人，又有語言障礙。大部分的時間她只能坐在屋裡，無事可做。她常常閒不住，想在飯後幫忙收拾碗筷，或是洗洗衣物，但總是被兒女們阻止。
七八年前，外婆終因體力不支幹不動農活了，被子女們說服完全離開石頭嶺。從此石頭嶺的老屋迅速地衰敗下去，先是做飯的灶頭倒了，後來半間廚房整個倒塌了。外婆知道很著急，讓舅舅去修。但懶散的舅舅總是拖著，因為修起來也沒人去住，總不能讓外婆一個人住那。於是，到今天為止，修繕工作仍未啟動。
這兩年，隨著外婆越來越多地說「要走了」這樣的話，把老屋修起來的事重新被提起。外婆是想回到老屋去離開這個世界的，只有石頭嶺的那個家才是她真正的家，讓她內心安寧的家。但每次和母親說起這事，她也總說不現實。不是修繕難，而是修起來了也不可能有人陪外婆回去度過她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聽到這裡我也只能是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