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7年畢業以來，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們如今大多已辭職。理由大多相似：沒錢、忙、沒有上升空間、沒有職業尊嚴。
陳靖忠辭職後，發了瘋似的想賺錢，他需要養家，孩子要上學，老婆要買新衣服。在法院工作的那五年，他去超市只挑帶黃色標籤的特價品，從來沒有離開北京旅行，不是沒時間，是真的沒錢。他老罵自己的老婆，不工作還這麼敗家，其實她只是偶爾去動物園批發市場買幾件衣服。他告訴我，他每月工資4200元，每3個月發1500塊錢獎金，年底有1萬元獎金。光是法院給他租的房子，每月就要3000多元房租。他展望了一下未來，即便熬到庭長，每個月也就7000多元工資，哪怕院長也就1萬多元。
宋純峰是在2014年從北京海澱區法院辭職的，他選擇去大公司做法務。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很多，他開玩笑說，剛進法院時，庭長語重心長說，你們好好幹，我們這裡成長得非常快。五年後，一照鏡子，果然成長得快。外面世界的誘惑很大，工作滿五年的法官找個年收入二三十萬的工作並不難。
宋純峰也試圖尋找過法院內部的上升空間，「但中國的現實是，判決書好壞換不來法官的聲譽，更別提經濟利益。」法院內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官職的變化，幾乎所有還有職業追求的人，都在競爭副庭長，一個庭配備兩到三個副庭長，海澱法院不超過15個庭。但即便競爭上了副庭長，從副庭長到庭長這段路，95%的人走一輩子到達不了。
這些離職的法官們，有人成為公司法務，也有去做律師。法官圈裡把法院稱為「北京律師培訓學校」。儘管法官轉行做律師，有一定的從業限制，但並沒有讓這些辭職者畏難。
「即使後來做了律師，在法庭上被法官呼來喝去，會想起自己曾經也在這麼一個審判崗位，和台上坐著的人曾經一起戰鬥過，但理性想想，也不會後悔。」宋純峰說。法官圈裡，還流傳著一句話：「辭職了的法官沒有一個是後悔的。」
但在這股辭職風潮中，我的法官朋友李君則選擇了另一種需要秘密進行的解決方案：他開始學佛並皈依。最初的原因是工作壓力和感情不順，後來他告訴我，他發覺佛法高級多了。
「佛法要求破我執，原來很多東西我放不下，現在就可以放下了，原來我會覺得我要努力去做，每年拿優秀，往上走，當專家型法官。現在我不會把這些東西看得太重，」李君說，「我說不清楚這是學佛的原因，還是我權衡利弊之後做出的選擇。」
我想起他最初做法官之時，總是半開玩笑展露自己的野心，「我要做個公正無私的好法官」，「我想當院長」。他那時總在尋找正當向上的路徑，遴選高院或者最高院，競聘崗位，但最後都發現此路不通。
在法院，常常有各種關係戶來打招呼，方式千奇百怪，有領導私聊，也有領導在卷宗裡夾紙條要求偏袒的。時間長了，連普通同事都會來打招呼。李君起初置之不理，然後開始困惑。在同學聚會上，他嚴肅地問我們：這該怎麼辦？大家開玩笑讓他守住底線。
但法官們也說，許多案子都是可左可右的，法院內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守住底線。法院的老前輩會告誡新法官，碰到這種困惑，「幫人不害人」。李君為了守住底線，似乎已經斷送了領導的信任。
2016年，中國開始全面推行法院司法改革的員額制，要求法官員額不高於法院工作人員的39%。每個地區根據不同情況調配具體比例。在上海的試點是，法官人數不超過法院人數的33%。這個規定出台後，許多法官將被降級為法官助理，沒有審理案子的資格。李君也開始擔心，他將失去法官這個崗位。
王簫聽說在基層法院內部，只有2013年之前成為法官的人，才有資格去參加這個考試。「我都有點灰心，考了估計也是炮灰。」她說。
在北京，離職的法官們組建了一個微信群，取名「守望的距離」，已經快有500人。這些前法官們在群裡面每天進行業務探討，有群員把大家每天的聊天記錄整理出來，分成各個章節，分別是：股份回購，戶口遷移，合同詐騙，案件的民事保全問題，等等。這些從不後悔離開法院的法官們，似乎只是換了一個身份，繼續守望著法庭。
應受訪者要求，田麗麗、王簫、李君，皆為化名。本文提到的其他法官，皆為真名。
瘋子遇見佛陀
小河的「音樂肖像」
文_李純
一
小河今年41歲了。他看起來既年輕又蒼老。蒼老的是頭髮，他少白頭，頭髮像一簇雪花。但他的面孔很年輕，有時會突然拿起一副玩具眼鏡扮鬼臉。他穿衣服總是破破爛爛的，由於身板過於精瘦，衣服晃來晃去，走起路來像個出身山野的浪蕩閒人。他說話柔聲細語，碰上熟悉的朋友，會叫「親愛的」、「寶貝」。
十年前，如果你在北京的無名高地或者新豪運酒吧遇見小河，他也許身上貼滿飯盒，正眼也不瞧你，只盯著吉他上的琴弦，然後突然一句嘶吼把你震懾；又或者某個夜晚，在北京的地鐵上，你看見一個人，畫著京劇臉譜，穿著奇怪，正趴在座椅上睡覺，你走過去推他一把，那個人可能就是小河。
那時候的小河，有人說他是個天才，有人說他是個瘋子，但他們都會告訴你：「操，這哥們，就是為音樂而生的。」
關於他的瘋狂，大多數和喝酒有關。而他喝酒幹的事，可以寫成一本荒誕故事集。有一次，小河喝完酒和桌上所有人舌吻了一遍；冬天，他和朋友們喝完酒，帶著所有人把衣服脫光，出去裸奔，回來身上凍得青一塊紫一塊；有一次，他從飯桌突然跑到街上，攔了一輛出租車，把司機拉下來，要和司機跳舞，司機急了要和他打架；還有一次，他突然消失了，後來大伙在飯館後面的草坪上找到了他，「小河你在幹嗎？」「別吵，我在和小草對話呢。」
他的天才，當然是關於音樂。
小河總這樣介紹自己：「小河，原名何國鋒，1975年生於河北邯鄲，是田巧雲和何萍所生的第三個兒子。」1995年，何國鋒在部隊當了三年兵之後，和戰友跑到了北京，組樂隊搞音樂。那時候別人開始叫他「小何」，後來變成了「小河」。小河的音樂難以歸類，民謠、實驗、搖滾、噪音……什麼都有，又什麼都不是。他對自己身上的各種標籤不以為然，常常有意地打破界限，嘗試各種可能，音樂在他身上，像無比認真又無比癲狂的遊戲。
很多人是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認識小河的。在舞台上，小河有一種天賦的掌控力。有時，他先清唱，低低地念，手一伸，喊「一、二、三」。觀眾知道，這個時候樂器要進，大伙就特別high。High了一會兒，他突然停住，又開始念。於是所有人都被調動了起來，沉浸在一種很神奇的快樂當中。有時，他歌唱一個縣城青年的街頭生活，「野孩子」樂隊的手風琴手張瑋瑋說：「他幾乎能把那條街的氛圍唱出來，你能感到那天空氣的溫度、氣味、心情，甚至你那天穿的衣服——你對自己的形象很滿意。」
二
2010年，小河開始了一項計劃，叫「音樂肖像」。每個月，他去全國各地見一個陌生人，和他（她）相處一兩天，然後為這個陌生人寫一首歌。
「音樂肖像」的初衷，是小河希望尋找另一種創作音樂的方式。他感到自己正在遭遇創作的困境，大部分時候，他等待靈感來臨。有時，他在夢中寫歌，夢裡面，歌詞像鋼蹦一樣一個個蹦出來，醒來以後，他趕緊把歌詞記下來。他想，要是永遠這麼等，估計會「瘋了」，「抑鬱症不就這麼得的嗎？」
「音樂肖像」是另一回事。遇見一個陌生人，就要完成一首歌。創作的方式從被動變成了主動，小河說：「你必須要寫這個歌，無論你喜不喜歡他，你都要寫歌。」
他在豆瓣上發了一個活動邀請，很快接到許多郵件申請。2010年1月，他來到安徽穎上，見了第一個陌生人——一名叫王剛的鄉村教師。
王剛是個80後，教語文，愛好文藝，敏感又多情。他聽過小河的第一張專輯《飛不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很奇怪專輯名字怎麼這麼長。他最喜歡的歌手是周雲蓬和左小祖咒，能見到小河，使他感到離偶像的距離一下子變近了。
臨見小河前，他把這事告訴了村裡的人。「小河？沒聽過。」「這個人上過魯豫有約。」「噢，魯豫，知道。」
初次見面，有點生分，但距離感很快消失了。小河一點兒也沒有他想像中歌手的「范兒」——留長髮，穿皮衣，帶金屬鏈子。相反，他穿了一件軍大衣，看著和縣城青年沒什麼兩樣。他們一塊抽煙，小河掏出一盒白沙，王剛挺奇怪：「你們北京的文藝青年不都抽中南海嗎？」
王剛帶小河去學校聽他上課，中午坐在院子裡聊天曬太陽，晚上，一塊去縣城吃大排檔，王剛執意叫上兩個女老師：「有女老師陪氣氛好。」吃完飯，他們去KTV唱歌。
那晚，倆人都喝醉了。他們合唱了一首《女兒情》，唱完情緒激動，互相擁抱。王剛對小河訴說了縣城的苦悶無聊。大學畢業後，為擔起撫養年邁父母的責任，他回到家鄉做了一名鄉村教師。他說：「有一天，我和一個同事走在街上，不知怎麼搞的，我們聊到了巖井俊二，這是我知道這個人以來第一次有人跟我提他，我覺得挺好的。小河，我們倆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特別想把你當成普通朋友看待，你會不會有一天想到我？還是我只是你作品裡的一個元素？」
「我怎麼才能忘掉你呢？這是一個問題。」小河說。
回到北京之後，小河又見了一些人：失聰的想當模特的女設計師、在麗江開咖啡館的老闆、礦工、女同性戀和行為藝術家。每個月，他「從自己的小花園走出來，走進別人的小花園看一看」，很多場景讓他意外。
4月，他去山西陽泉見了一名叫侯存栓的礦工。侯存栓有一身西裝，在從租住的窯洞到工廠的更衣室這十幾分鐘的路上，每天他都認真整齊地穿上它。小河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考慮到，假設有一天走出這門就再也沒機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