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對我來說，法官這個職業是最近五六年才逐漸清晰起來的。我的奶奶曾經是名人民法官，印象中，她永遠是一身藍色制服，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說話理直氣壯。奶奶的原則性很強，很多時候，她的臉上就刻著「不可侵犯」四個字。在她60多歲時，還保持著每天早上起來誦讀法條的習慣。
小時候，我曾去過奶奶的法庭，那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房間，木質的舊椅子，有些小喧鬧。我讀了法學專業，在奶奶看來，是繼承了她的衣缽。我也曾經想像過成為一名法官，但我想像中的畫面，大多是外國電影和港劇裡的法官角色。而我第一次正式參觀法庭，是在大學，老師帶我們去旁聽法院的庭審。
那是位於北京的朝陽法院，方方正正的大樓和高懸的國徽讓我感覺肅穆威嚴，同學們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法庭給我的最初感覺，並不像是個打官司的地方，更像個神壇，而其中最顯目的就是法官。每次在法庭裡，我都會有種錯覺，認為法官們的身軀都異常龐大，他們似乎比正常人高大許多。我猜那是椅子的緣故，或者是法袍的緣故。
大學畢業後，決定選擇法官職業的同學都報考了研究生。我不想再讀書，便開始工作。我很難在學生時代把那些準備做法官的同學們，和這份職業聯繫在一起，對很多法學學生而言，法官太神聖了。
我的法官朋友們，大多是女生。她（他）們並沒有比正常人更高大的身軀，彼此也並不相似，有普通人身上所有的毛病，也常常腦子不清楚，有時候辯論起來，說話總是沒邏輯。
有時候，我會詢問她們一些熱門法律問題，比如某個法律修正案什麼時候出台？她們一臉怒氣：「這我上哪兒知道？」我拿報紙上的熱門案例請教她們，得到的答覆往往是：「我也不清楚啊，知道的和你一樣。」但我們一聊起某個離婚八卦，她們分析起財產分割和撫養權總是頭頭是道。
法官朋友們總是很窮。起初我不相信，因為她們衣食住行基本都是單位負責，根本沒有花錢的時間和地方。法官朋友們總是在加班，晚上在加班，週末也在加班，她們好像比任何職業都忙。
每次聚會，她們總會雞毛蒜皮地講一些瑣事，都是工作中遇到的小事，用法言法語的表達方式，讓人一頭霧水。當我身邊的法官朋友越來越多時，我覺得這真是個怨氣很重的職業。她們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抱怨，似乎每個人都幹不下去了。
四
王簫是田麗麗研究生時期最要好的同學，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我有時候會想，她們真是截然相反的兩個人。田麗麗渴望成功，王簫安於生活，田麗麗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娃也沒有這些計劃，王簫大學一畢業就按部就班開始解決這些人生難題，而且非常熱心地幫助別人去解決這些難題。
王簫進入法院工作，並沒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和老一輩人的想法一樣，認為女孩子應該去做公務員，有保障又穩定，錢的事情讓男人去愁。
剛入法院的頭兩年，王簫談得最多的是分房。這也是我的法官朋友們最熱衷談論的事情，從他們進入這個系統的第一天起，就翹首盼望能夠分到一套房子。2010年，和王簫同一批進入北京某基層法院的有近70人，他們住在法院的公租房裡，兩居的租金是4500元，一居租金大約2700元，據說這是周邊房租的八折。法官們需要一次繳完一年租金，而剛進法院的碩士生，每個月工資只有3600元左右。
法院朋友們的聊天話題，總是圍繞「大概什麼時候會分房？」。不幸的是，王簫所在的法院在2008年已經分過一次房，2005年之後入院的公務員都沒有資格享受。而他們所在的區域寸土寸金。我去過王簫的辦公室，六個人擠在一間不到20平米的房間裡，每人除了一張辦公室，還配有一個案卷櫃，平時走路都要側著身。
很快，王簫的話題轉變為「還會不會分房？」每次提及，她都一臉沮喪唉聲歎氣。在法院的第三年，王簫終於等不及了。她和家人在距離法院一個小時路程的地方買了房，開始準備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生孩子。
我從田麗麗口中得知，王簫的新階段並不太順利。後來我還聽說，這兩年，基層法院的很多適齡女法官在懷第一個孩子時，都會流產。大家私底下議論猜測，這也許和工作壓力太大有關。
王簫的工作狀態是，每天早晨七點半出門，九點換好制服開始上班。案多庭少，法庭不夠用，王簫需要和其他法官合用一個法庭，她的庭審時間都排在了下午。整個上午，王簫都在寫判決書，大多數案子光證據就有二三十份，她都要仔細閱讀。她還要見縫插針地打調解電話，聽聽各方意見和訴求，幫著分析利弊。
好幾次，我在工作日的中午去找王簫吃飯。她坐下之後第一個動作就是喝水，一口氣喝上兩三杯：「一上午忙得水都沒時間喝一口。」這完全顛覆了我對公務員們「喝茶看報」的想像。
王簫午飯的時間很短，她總是急著回辦公室閱卷。下午一點半，開第一個庭，她把第二個庭排在三點，但實際上每個庭審都會多用一些時間。等到所有的庭都開完，也已經快要下班了，許多同事會選擇在法院吃飯，再加班。但王簫需要趕回家做飯，晚上再加班寫判決。
經常加班，並不是因為王簫的工作效率有問題，她是一個辦事極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務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從2015年5月立案登記制實施後，要求「有案必立，有訴必應」，法院的案子一下子呈爆炸狀，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結完400多件案子，還會遺留300多件未結案。
為此，北京一些基層法院的規定是，每年9月份開始，每週二、四加班到8點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則規定，週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報批評。
即便如此，案子還是審不完判不完，當事人便常常打電話來催促，問題大多是：「為什麼還沒有結案？」「為什麼這麼慢？」王簫不得不一個個解釋：「這案子也有個先來後到，您再等等。」等久了，當事人總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來詢問。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時間每分每秒被電話轟炸，直接就拔了電話線，或者拿件衣服蓋住電話。找不到法官，當事人更急了，便開始投訴法官。田麗麗問過王簫：「遇到這種投訴，你們院會怎麼辦？」王簫說，會有相關部門去接待，不會反映到我們這裡。
但在深圳，田麗麗的司法改革試點法院，投訴的渠道五花八門。田麗麗形容說，她所在的法院就像個餐廳，是個服務機構。信訪辦就設立在立案大廳旁邊，全院脾氣最好的兩個人坐在那裡，一週五天工作。他們接待完投訴人，把投訴內容抄送所有與被投訴人相關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這條投訴信息會出現在被投訴人的OA辦公系統的待辦事項裡——如果你不處理，它就會隨時跳出提醒。
投訴人還可以去區政府、司法局、街道辦、檢察院、中級法院，幾乎到哪裡都能投訴到田麗麗。深圳市中級法院還研發出一個便民措施，直接撥打投訴熱線，熱線電話將自動生成一條短信發送到被投訴人的手機。如果收不到被投訴人的書面回復，就不斷發送短信提醒。
在北京，王簫的法院，有時候當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門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後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們就能直接犯焦慮症。
整個2015年，王簫身邊人心浮動，許多同事都想辭職。進入法院工作要簽訂一個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滿才能辭職。每年的7月，就是辭職高峰。2015年，王簫這一屆的法官入職剛滿五年，一下子就有17個人提出辭職。但北京基層法院的人手實在太緊缺，有些法院不批准辭職，有些則會壓到年底才批。
同事們離開的時候，王簫正在休產假，她的這一胎終於順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著孩子，還在擔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來，王簫顯然是很適合法官這個職業的，她沒有太多的慾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會擠佔她未來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麗麗也謀思著她的辭職。基層法院的工作其實是平凡普通的，但她發現自己最終記住的，都是那些傷害她的案子。起初她還好言好語，給當事人普法，時間長了，耐心也漸漸失去。而且，這些還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內部，圍繞著分工和晉陞，又有數不清的矛盾。
進入法院之前，田麗麗對我說，她期待有個途徑能夠晉陞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進入系統一兩年就發現，除了重新考試、進行遴選，根本沒有這個可能。整個法院晉陞的體系極其不健全——以前法官們靠熬年頭還可以晉陞，現在連熬年頭都不行了。
田麗麗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員額制試點得稍早。所謂員額制，極大程度地削減了法官隊伍，要求法官員額不高於法院工作人員的39%。這意味著，田麗麗這個法官助理晉陞為法官，需要更長的時間。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學們，工作兩年就已經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標準也讓田麗麗不服氣，其中之一就是上訴改判率。田麗麗說，在法院內部有個說法是「做多錯多」——「審得多的人肯定錯得多。不幹活的人，判決書永遠不會出錯，他們更容易晉陞。」田麗麗的師傅兢兢業業，直到快50歲才混了一個正科級。田麗麗後來改做法院領導的法官助理，對方的審判風格是每個庭審十分鐘完事，什麼問題都不問，讓寫判決的田麗麗去發補充詢問，書面再瞭解。
每年評法院先進，是田麗麗最受挫的時刻。頭兩年，她都是法庭同事們認可的先進人選，但領導一句「再考慮考慮」，就能直接把她淘汰，「不是說你是幹得最好的那個，就能得到一個公平的待遇，很多時候，你還要和領導的關係夠好。」
有一年，田麗麗來北京出差，提及法院辭職的前輩：「有個法官審理拆遷，兩次都沒能通過審判管理委員會，領導讓他再回去想想，後來他要求調離崗位，最後辭職了，這就是因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但也有人就忍氣吞聲了。」
我瞭解田麗麗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領導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還是秉公辦理。她說：「我遇到的也就幾次，領導把我叫到辦公室，意思是盡可能支持『他們』，我能做的就是對領導請托的人態度好點，多給他們一些建議。」
2014年，田麗麗終於辭了職，她決定回北京做律師。在提出辭職之後，她和第一個師傅長談了一番，聊到現狀和遇到的事情，兩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員工鬧訪的案子之後，師傅調離了審判崗位，從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麗麗又恢復了學生時期的熱絡來往。她常常會提及自己那幾年的法官生涯，但沒有一刻後悔離職。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