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這個意象來自於李霄峰的另一名文學策劃。那個女孩本是山東勝利油田一個造油廠的會計，生活在東營一個縣城中。她讀了《失敗者之歌》，給李霄峰寫郵件，李霄峰被她的文筆和文學素養嚇著了。有一天，這個女孩早上8點鐘騎一輛破自行車去上班，縣城的主幹道上全是拉煤的大貨車，塵土飛揚。騎著騎著，她突然看見馬路對面有一匹白馬，就栓在電線桿子上。她停下車，看了很長時間，然後騎著車又走了。回到辦公室她給李霄峰寫了封信，描述那匹白馬，訴說心中的難過。她寫：「我很後悔，為什麼沒有上前去把它放了。」李霄峰回信，告訴她：「你是看到了生活中的奇跡。」
「在普通平常的生活，日復一日的枯燥裡，忽然看到一個活靈活現的東西，而且還美，這不是奇跡嗎？」李霄峰說，「所以很多人問我白馬是什麼東西，我說你管。你看到它，不就夠了嗎？還要怎麼樣，難道你非要看到它撒歡著跑才高興嗎？」
在《少女哪吒》的結尾，終於有一個女孩走上前，解開了那條韁繩。
沮喪的法官
文_陳曉舒
一
田麗麗是個黑白分明的摩羯座，她把世間萬物劃分為正確的和錯誤的兩類，永遠堅持自己認定的正確。但命運有時候陰錯陽差，考大學那年，田麗麗報考了她認定正確的新聞專業，卻被調劑到了法學。
我不瞭解田麗麗在得知這個消息後是否重新做出了判斷，總之，她成了我的同班同學。她和我說起她人生的第二個原則：做了選擇就不再去後悔。
田麗麗毫不猶豫開始重新安排人生。本科畢業她考了法學研究生。幾乎每個週末，田麗麗會搭乘北京731公交車，穿過小半個城市來找我打牌，她會住上一兩晚，趕在週一上課前回學校。
我想田麗麗在頂尖的法學學校裡每日並未頭懸樑錐刺股，她每週和我講的學校趣聞，大多是班級裡又開展了哪幾場80分升級比賽，女生寢室又贏了男生寢室。給我的感覺，在校研究生們的主線是打牌，輔線才是學習。
直到田麗麗畢業時，我才知道她的學習並未落下，她的畢業論文拿了獎，連她幫別人寫的論文都得了獎。她拿著獎金請我們吃了頓麻辣香鍋。她並不太發愁自己的工作，擺在她面前最明確的兩個選擇是：考公務員和做律師。對於法學專業的學生來說，除了那些有極其明確目標的人，絕大部分畢業生在找工作時都是懷抱著能錄取哪個是哪個的心態。
田麗麗參加了兩場公務員考試，一場報考了北京中級法院，一場報考深圳基層法院。最後，她被深圳法院錄取。兩個負責政審的公務員來到田麗麗的學校，審閱她的檔案，和她的同學訪談。向田麗麗介紹了她即將工作的地方剛建成了新辦公樓，那將是全亞洲最現代化的法院，擁有最現代化的法庭。
田麗麗很是期待。她開始一遍遍規劃要做一個好法官，再一步步做成大法官。她匆匆和我們告別，離開她生活七年的北京，在2010年的七夕情人節落地深圳。
深圳對田麗麗而言是個完全陌生的城市，她清楚地記得，去法院報道的第一天因為不認路早下車了一站地，只好步行前往。一站地的距離，田麗麗越走越心涼，道路兩旁都像是臨時搭蓋的房屋，充斥著各種五金店和小賣部，她邊走邊問自己：「這就是我以後要生活的地方？」
走到法院門口，一個中年婦女坐在大門邊的花壇上嘮嘮叨叨，咒罵案子如何不公。田麗麗隔著三四米聽了好一會兒，她猶豫著要不要進去報到。
很多年後，田麗麗還記得那一刻的糾結。最後她還是進去了。新人報到後，最先進行的是職業培訓。新進公務員的職業起點是法官助理，培訓就圍繞著怎麼做好這個職位——請了資深的法官教導工作流程，也進行政治教育課，提醒不能枉法裁判，不能司法腐敗。
培訓結束後，田麗麗被分到距離院本部僅一公里的派出法庭。那是個獨立院子，一共七層樓，和博物館共用辦公室。一樓有接待大廳、調解室、監控室。審判區和辦公區用玻璃幕牆隔開，四個審判庭，每個辦公室容納一到兩人，法官獨立一間。
田麗麗所在的法院是深圳最早的司法改革試點單位，目的是實現法官精英化。法院給每個新人都安排了一個師傅，師傅是稍有資歷的法官。田麗麗分到一個快50歲的資深法官。第一天，師傅交給田麗麗一個剛審完的交通案件的案卷，師傅很靦腆，並未多說，只是讓她試著寫寫判決書。他似乎也沒指望新人能寫出完整的判決。
那是一起非常普通的交通案，但作為法院新人，田麗麗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交通案件的地域性很強，需要判多少錢與當地工資水平有關。田麗麗只知道法理怎麼判，卻不知道判多少。上班第一天，她在法院案庫裡按照案由檢索，查看最近的交通案子，看了大約七八十宗案卷，瞭解這一類型要判賠多少項目，每個項目怎麼計算，務工費、傷殘賠償金、精神賠償、被撫養人生活費等等，以及保險公司的責任分擔。
第二天早上，田麗麗按照正常上班時間9點到達法院，打開電腦開始寫判決書。這個案子她寫了一天半，寫了十幾頁。田麗麗把判決書交給師傅，他看完後挺滿意，大概修改了一下，算是大概瞭解了徒弟的水平。接下來，就是徒弟學師傅。
田麗麗仔細觀察後發現，師傅每天會提前半小時到達法院，在日常工作中，一周要開十多個庭，短的一小時，長的需要一整天。師傅每週五和週六就會開始閱讀下周要開庭的案卷，他會用鉛筆在紙上寫下開庭要問的問題，夾在卷裡。因此，每週六他會到辦公室加班一天，從不間斷。
田麗麗所在的派出法庭，每年需要審結1300到1500宗案子，分到每個法官頭上，一人一年需要審理兩三百個案子。田麗麗一開始覺得這個工作量實在無法承受，幾乎每個工作日都要寫出一個判決，還得庭審和處理其他事務。
普通程序案件的合議庭，多由一個法官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人民陪審員是從陪審員名冊中選出來的，他們基本上都是公務員、老師、醫生和退休人員，每次陪審的報酬是50塊錢。人民陪審員在庭上很少會提問，庭後的討論也只是個人觀感：「這個人太差勁了，連自己孩子都不養。」人民陪審員從不左右判決的結果，但由於法官人手不足，缺了這兩個人民陪審員，普通程序的案子就沒辦法開庭。
師傅庭審很仔細，問題總是問得很細，遇到情緒激動的當事人，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老說重複的話，師傅也很耐心地讓對方說下去，常常一個庭審會沒完沒了地開上一天。
開完庭後，師傅一般都會得出結論，是支持原告還是被告。如果田麗麗的意見和他相左，兩人就會仔細討論。田麗麗是法官助理，不需要參加開庭，她根據師傅庭審的案卷寫判決。
她從上班寫到下班，平均兩天寫三個判決。我們那時都覺得，用不了多久，田麗麗就會按照她所規劃的那樣，成為一個優秀的大法官。
二
2012年，我到深圳看田麗麗。她的宿舍樓在一個老舊民宅裡，三個同事共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每人一個房間。樓上樓下都住著她的同事，大家一起坐班車，一起上班下班，三餐都在一起吃，飯桌上討論的都是案子，和學生時代並沒有太多差別。
田麗麗正忙著全國法院的徵文比賽，前一年她選了民事審判的題目，這一年她在寫一個銀行卡盜刷的案例研究。我發現田麗麗工作起來得心應手，而且很有規律。每週五下午是她自己規定的學習時間，那個下午她不寫判決，會學習最新的法規和判例，總結審理過的案子。她發現自己審的銀行卡盜刷案都沒有被改判，說明思路和上級法院是一致的。她認真研究每個案子，總結出銀行卡盜刷的重點是舉證責任的分配，就此寫了篇論文。
但田麗麗開始有了抱怨，經常嘮叨工作中的瑣碎。她遇到了一個交通案，肇事人是個外地打工的年輕人，他的麵包車在紅綠燈路口撞了人。田麗麗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實，傷殘事故的賠償近十萬，年輕人沒有上交強險，又是外來務工者，這筆費用著實不小。
田麗麗在內心是有偏向的，她希望能幫年輕人調解，或者爭取少判點錢。但在法庭上，年輕人要求調取監控錄像，這時距離他撞人已經超過半年，而此前他對交通認定書並沒有異議。田麗麗向他解釋：「第一，你沒有在法定期限內提出調查取證，第二，你提出的取證對我們沒有意義，我們不能去修改責任認定書。」還有一點，田麗麗沒說出來，法院調查取證很難得到配合，他們根本調取不到這個錄像。
年輕人不聽，又要求重新做傷殘鑒定。「他要求患者完全痊癒後重新做鑒定，這不符合法醫學的意見。」田麗麗向我抱怨。
不管田麗麗怎麼向他解釋都沒用，年輕人非常激動，甚至說法院偏向原告，這讓田麗麗很受傷。事情發展到後來，年輕人天天帶著他七八十歲的母親來法院鬧，在開庭過程中衝撞書記員，還打了書記員。田麗麗最後秉公判決了這個案子，年輕人上訴後，上級法院維持原判。
法院前輩們給田麗麗的意見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個人你都會覺得很可憐，但其實並不值得可憐。久而久之，你見怪不怪，變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麗麗並不希望變成這樣。她告訴我，她想回北京。
她開始到處托人在北京找工作。問及原因，她說：「基層法官並不是一個有尊嚴的職業。」她講了她遇到的另一個勞動爭議案子，當事人是個IT公司的員工，在公司的國外駐地打架被調回國，他開始鬧事，公司就把他開除了。案子到田麗麗的法院，判了這家公司違法解除。這名員工又回去上班，但他同時提出一個勞動爭議案件，要求公司補發他被開除後的工資，法院支持了他。員工勝訴後，在博客上天天辱罵公司領導，公司受不了了，與他談了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協議，賠償他60多萬元，讓他離開。
但他簽完協議就後悔了，又到法院起訴，要求認定這份協議無效。這一次，法院並沒有支持他。他開始在博客上辱罵法官和書記員，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包括要求公司公開道歉。
最後，這名員工跑到法院大鬧，罵哭書記員，在電梯裡辱罵田麗麗的師傅。師傅的脾氣是出了名的好，也忍不住寫了申請，希望以擾亂法庭秩序的名義拘留這名員工。院長沒批，副院長接待了員工，談了兩次，要求他刪除攻擊語言。他卻變本加厲到法院鬧，師傅再次提出申請拘留他，院長還是沒同意。
「太失望了，對這種人不能讓步，這個時候院長沒有維護審判人員的尊嚴，整個庭都非常洩氣，我們都覺得，遇到事情，根本沒有人會為我們撐腰，」田麗麗抱怨，「在求穩這件事情上，我們吃了很多悶虧。我覺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腳的，經得起檢查的，就不應該讓步。」另有一次，一個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車撞死，政府賠了死者父母八九十萬，結果錢拿回老家被兒媳婦佔了，老兩口又跑回深圳法院，躺在法院門口，要求幫他們主持公道。法官們出來解釋：「你們應該回河南打繼承官司。」但他們說，河南的法官不會管的。正好那年趕上大運會，法院趕緊給老兩口安排了住處，只要他們出門吃飯，就得派人跟在後面買單。
「到最後，就好像是我們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田麗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