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後窗」爆發了建版以來最大的一次論戰。
當時，LIAR受《21世紀環球報道》之約採訪賈樟柯，期間談及王超導演的《安陽嬰兒》。後來LIAR將兩萬多字的訪談原文貼到了「後窗」。「結果呢，」當時的LIAR、現在的李霄峰說，「就引起了一幫所謂的獨立電影界人士的憤怒，還有學院派的憤怒——兩邊都得罪了。」
論戰的起因，李霄峰回憶是「因為賈樟柯批了一句《安陽嬰兒》，我原原本本把這話給寫出來了，然後還附和了一句。他們就揪出我這一句話，上綱上線說我詆毀獨立電影」。不知為何，爭論的點又迅速轉移為「電影是否與政治有關」，一周內，每天都有數萬字的長篇大論發佈到論壇，各種註冊小馬甲出現，許多潛水ID浮出水面，更有人撕破ID以真身亮相，各種立場、利益、派別、關係錯綜複雜。
關於這場論戰，不同的當事人說法各不相同。有說是電影理念之爭，有說是年輕的民間影評人與學院派之爭，整個過程，張獻民曾評論：「像希區柯克的電影一樣驚悚。」據說，那時候的網民還比較有要求，想人身攻擊，也還先發一篇說理講事的長貼，然後在下面用馬甲開罵……LIAR就讀的學校和原名很快被「人肉」出來貼上了網，李霄峰說「那是最早的人肉搜索」。綠妖則記得自己懵懵懂懂地被拉去幫戰，聽見顧小白在電話裡問李霄峰：「你那邊還需要多少人？」
現在回憶，顧小白把它總結為「長者和不願意被束縛的年輕人」之間的論戰。這場空前絕後的論戰之後，LIAR及一批民間影評人出走，另辟版面，「後窗」步入式微。
2005年，「後窗」的精華文章結集出版為《後窗看電影》，內容簡介中寫著：「『後窗看電影』成立的這六年，正是網絡影評崛起、發展、成其規模的六年。而後窗網友這些文字，基本代表了這些年來的民間電影評論的正果。」
那個時候，BBS已盛況不再，曾活躍於論壇的民間影評人大多被吸納入傳統媒體。顧小白離開供職五年的鐵道部機房，去《精品購物指南》當電影記者，同時寫劇本。綠妖則早已開始更為嚴肅的純文學創作。
除了《後窗看電影》，「後窗」的「遺產」還有老六編撰出版的《獨立精神》、《家衛森林》等一批電影文化書籍。顧小白2005年出版的隨筆集也仍命名為《等待是一生最初蒼老》。
北京爆發「非典」那一年，「後窗看電影」的創始人衛西諦從京城回到了南京，養狗，寫文章，過起獨立撰稿人淡泊的生活。說起「後窗」，衛西諦說：「回頭看我自己那時候寫的，也就是認真而已。這是因為無知。大家知道的都很少，然後又很敢寫。然後，更多的是那種交流的渴望。」
2013年5月開始，衛西諦和兩三個年輕朋友合作，以南京為起點，在全國十幾個城市發起了每年一度的「後窗放映」項目——每個城市找一到兩家電影院談合作，放映一些小眾的藝術影片，以國產作品為主。
衛西諦說，他厭倦了以前獨立電影那種在咖啡館和大學裡放映的狀態，「後窗放映」要的是標準的影院放映，「因為他們本身拍的就是電影」。北上廣等大城市已存在所謂的藝術影院，電影節也不少見，「後窗放映」關注的多是二三線城市。項目做了幾年，許多媒體都有過報道，發展勢頭比較穩定。「這算是我做的比較符合影評人身份的一點事情吧。」衛西諦淡淡地說。
衛西諦的家離高鐵南京南站不遠，是個幽靜的小區，樓房旁邊種著大叢竹子。他的書架上放著自出版的攝影集Way Away，那是2013年夏天他在美國66號公路14天旅程的影像日記。照片是用膠片相機拍攝的。
除了Way Away、「後窗放映」的小宣傳冊，衛西諦的書架上還有他歷年來出版的電影文集：世界電影評論年鑒《電影+》系列叢書（2002年起）、《為希區柯克尖叫》、《未刪的文檔》、《華語電影2005》……也有《後窗看電影》。每年的「十大榜單」他仍然在做，但是他說，對寫影評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中國電影吧，我沒有太多評價慾望。但是一個中國影評人老寫外國片，不太靠譜，在媒體和大眾其實也沒市場。還有，即使是世界範圍內的電影，也不像我們當時剛喜歡電影的那個時候，因為有好多大師沒有看過，看到會刺激，會興奮。電影的黃金時代差不多，2000年以後，我覺得看到的好電影越來越少。然後，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些電影品位了吧？我覺得我越來越狹隘……每年我都會做一個小東西，就是年度十大，結果每年都很像，還是那幾個導演的新作品。我覺很無聊了，寫來寫去總是那些…… 雖然我還是一個電影愛好者。」
夏天過去後，衛西諦計劃去歐洲，也許會再出一本影集，也許寫一些小說一樣的東西。他沒考慮過做導演，他說自己「進入一個圈子的那種想法一向就很弱」。
這些年來，衛西諦與李霄峰幾乎沒有聯繫。《失敗者之歌》出版那年，他們在杭州正好碰上，兩人都挺高興。那之後，衛西諦去北京也會專門找李霄峰聊一聊。李霄峰最終當了導演在他看來是件挺順理成章的事。他說，李霄峰要拍電影，是好多年了吧？
《少女哪吒》的原著是篇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作者綠妖。那個「剔骨還母，徹徹底底把自己再生育一回」的少女哪吒曉冰，是以綠妖少年時的一個夥伴為原型，「寫完後，作為一個年少時拚命想要離開家鄉的人，」綠妖說，「感覺自己無意中投射了情感。」和李霄峰一樣，綠妖也出於「難道不借助別人的作品我就不能發光了」的質疑，逐漸脫離了影評寫作。但是當導演，哪怕編劇，對於綠妖來說根本不在考慮範圍內，「那太複雜了」。
2012年11月，李霄峰第一次讀到《少女哪吒》原著。讀完小說，他說：「我看到這倆少女，當場就已經活靈活現地戳在這兒了。再加上人物關係非常緊密，這種緊密是從內到外的，是在心靈深處建立的關係。這已經解決了一個電影最重要的問題。」他當即決定，放下手頭已經改到第九版的另一個劇本，籌拍《少女哪吒》。
李霄峰找到綠妖購買五年的小說改編權時，綠妖問他：「你想好了？真的要拍？」
在一分錢投資都沒有的情況下，李霄峰開始為《少女哪吒》看景。所有人都勸他說李霄峰你不要發神經病，你是不是瘋了？恰在此時，《哪吒》的第一稿梗概在上海電影節的創投單元拿到了最具創意項目獎。「我就知道，這個事兒可以做，沒有什麼退路了。」李霄峰說，「有一個瞬間，我感覺到四面八方的空氣呀，正在向我聚攏。」
三
2002年，李霄峰從比利時逃學回到北京，一時不敢告訴家人，也就沒地方住。他找到了在「電影紅茶坊」結識的老朋友馮睿。當時馮睿住在東直門的回遷房，一個月房租1800。李霄峰就在他的房間裡打地鋪。有天晚上兩人喝酒談心，馮睿說：「李霄峰有一天你做導演，我來給你當製片人。」
那時候馮睿的工作是《新京報》的電影記者，為一篇調查報道，馮睿把整個中國電影產業的底子摸了一遍，報道發表後得罪了不少人。因為對真實的限度產生了質疑，馮睿後來離開《新京報》，徹底進入電影業，做宣發和製片，自己接一些項目。他說：「說是站著掙錢趴著掙錢還是躺著掙錢，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覺得我是撅著掙錢，挺痛苦的。」
2014年春節，《少女哪吒》的試拍、建組、談演員都已經完成，李霄峰忽然發現，管母親借的40萬快花光了。就像剛從比利時回來那天一樣，他又找到了馮睿。馮睿想了想，建議他「停，先止損」。
但是馮睿知道，李霄峰是一個嘴上答應「好的好的，對對對」，但是絕對不聽建議的人。根據馮睿在電影業的經驗，《少女哪吒》有融資的先天缺陷：不夠商業，新導演，沒有明星——李霄峰堅持用符合角色設定的新人主演。馮睿告訴他：「你弄這麼一個東西目的一定要明確。第一次拍電影，你是想要作品成立還是想要賣大錢？口碑和票房你可能只能選一個，這個片子它先天不具備票房的潛質，那我們乾脆就放棄，就一心來撲口碑。多少導演第一部拍完就籍籍無名了，與其這樣不如用作品來把你抬出來。」
「這些都是我，一個製片人的嘴臉，」馮睿說，「製片人會比較功利，比較現實。」
實際上，馮睿當時手上正進行著一個自己的項目。考慮一周後，他決定賣掉手頭的項目，將錢挪過來投進《少女哪吒》。「第一，李霄峰是我朋友，還是投友誼嘛；第二有個承諾在那兒擺著——雖然是酒後的。」2014年初，馮睿正式進了《少女哪吒》劇組。
之後，就是無數人的錢在滾來滾去，拆了東牆補西牆，「今天找這個借40萬，明天找那個借30萬，先把前面這個還上」。最慘的時候賬上沒錢，而馮睿賣項目的資金一時還沒到，他覺得快完蛋了，「如果停機的話，李霄峰會損失，因為他前面自己墊了100多萬，我要給他停掉的話，這100多萬就打水漂了，怎麼辦呢？——我就哭。」哭完，又有朋友的錢剛好到賬，然後馮睿項目的買主也通情達理地打來了尾款。《少女哪吒》就是這樣在2014年5月18日殺了青。殺青後半年，所有資金才到位，投資方共計9名。
愉悅的創作過程告一段落之後，真正焦慮的階段就在眼前。
作為獨立製作的《少女哪吒》，9個出品方里面沒有一個懂發行。2015年春節，李霄峰拿出家藏的好酒，專門請發行界大佬們來吃飯，取經。大佬聽完情況，有的說：「霄峰，你這個片先擱一陣吧，我給你舉個例子啊，什麼什麼片，拍完以後擱了三年，現在發，成了！」還有的說，你們走節展啊，「長了一副得獎相兒」。李霄峰急了，整個項目開始了兩年，拍完都快一年了，「我必須得有個交代」。
在馮睿看來，飯等於白請，好酒也是浪費，「還不如給我喝了。」但他也承認，這情況正常。「李霄峰是用最難的辦法，辦了一件最難的事兒。」看過樣片的大發行公司直接跟李霄峰說：「我覺得你這電影不錯，你下一部戲想拍什麼？我願意跟進，劇本給我看啊，行，再見。」
最後，《少女哪吒》的發行交給了上海的「鑫岳」，一家小型發行公司，老闆是馮睿的朋友。馮睿找到他的時候，他說：「發行了那麼多恐怖片，也該為真正的電影還還債了。」
更改了無數次發行策略，走了無數彎路後，《少女哪吒》的上映日期最終定在2015年7月11日，正處於「國產片保護月」。馮睿預見到票房很可能不佳是在上映前的兩個月，但是真正感覺「要完蛋」，是在7月6日。
7月2日到19日，馮睿與李霄峰正在跑全國的院線，一家一家影院考察環境，見排片經理談排期。7月6日，馮睿在重慶見到了7月10號的排片：《小時代》48場，從早上10點排到晚上11點，7個電影院全部如此。「我就知道完蛋了。」
馮睿說，這與他兩三年前做第一部電影發行的時候，完全是兩個世界。「那個時候你還能影響到影院經理的排片，那時候片源少，哪怕是暑期檔也沒這麼多的大鯊魚……現在是一個死結，最終話語權在影院。」
在合肥的左岸影城，李霄峰走進排片經理的辦公室，親眼見到了掛在牆上的大圖表，每週、每月的票房清清楚楚寫在上面，影院經理直接對票房負責，他們的收入和影院績效也直接掛鉤。「他們的壓力很大，權力也很大——他願意為你做點什麼的時候，權力就會大，如果不願意，他就是正正常常的一個影院經理。」
這家影城的排片經理告訴李霄峰，他們特別向總部申請了《少女哪吒》，一天排一場，包括週末。「我覺得我們作為電影人，應該為電影做點什麼。」聽見經理這麼說，李霄峰差點從沙發上跳起來，「什麼情況？一個排片經理跟我說他是電影人？我當時驚詫莫名，特別感動。這個行業的很多人都不把自己當電影人，一個經理說他是電影人，把自己看成整個電影行業裡的一部分，把自己的事業看成比自己高的一個東西。」
當然，李霄峰也知道，這樣的人是沙裡淘金，少之又少。他和馮睿都很清楚，跑院線，見經理，其實不會得到任何正式有效的承諾——哪怕得到了也沒用。馮睿的目標和出發只是，讓李霄峰從一個不想跟觀眾交流的人，變得能夠將同樣的話在一個晚上面對不同的觀眾，在不同的影院說三遍。「我覺得他在成長。他知道和觀眾的關係是怎麼樣的，也會看到只有三四個人的一個場，這也是影院給的。他會明白在終端，面臨的生態是怎樣殘酷。」
在《小時代》和《梔子花開》的夾擊下，《少女哪吒》公佈的排片率是百分之0.12，據馮睿說，實際排片率更低。首映那天，《哪吒》排了104場，而發出的拷貝是2012份。
李霄峰說，所有人都在告訴他，要研究市場，要尊重市場。「我不認為這是個健康的市場。把這些事兒都說透了，就是金錢可以操縱一切，可以蹂躪一切。」
《少女哪吒》的總投資超過900萬，票房在100萬左右，加上賣版權等收入，總共虧損20%—30%。李霄峰說，9個投資人對他的要求都是「別虧太多」——所以，還湊合。但這與馮睿「打平」的期許有差距。目前他們在操作第二輪放映，準備進大學校園，盡量讓投資人「再少虧一些」。同時，李霄峰重新開始修改籌拍《哪吒》時放下的劇本，那將是一部接近類型片的犯罪電影，製片人仍是馮睿。開拍日期初步設定在2016年4月，「這取決於資金」。
顧小白和衛西諦都表示，這樣的結果已算是不錯。「品相很好。」衛西諦這樣評價《少女哪吒》。新晉導演的處女作往往是小製作藝術片，能夠做到品相好，業內有口碑，下一部的資金壓力相對就會減小，「之後，也許會逐漸融入一些類型片元素，慢慢探索藝術和商業的平衡，也是常見的情況」。
《少女哪吒》講述了兩個少女的故事。在影片中，一個女孩妥協於世俗生活，另一個選擇自毀，點題的話由這個十幾歲的女孩說出：「這個世上只有一種活法，那就是誠實地活著。」
像當年的LIAR一樣，許多看完《少女哪吒》的電影愛好者寫了觀後感。李霄峰收到很多郵件，有些人告訴他，被這部電影打動到落淚，也有人感到恐懼，還有人討厭它，甚至表示仇恨。回想為這部電影經歷的一切，李霄峰承認，有些時候，他會「輕微地厭惡自己」，也有些時候，「我在想，可能都是我當年罵過的，這事現在要報應在我們身上了，挺有意思的。」
在杭州的一次免費放映會上，李霄峰遇到了一名主動發言的女觀眾。她盯著李霄峰說：「你給我講講，白馬到底是什麼意思？你這電影，我沒看懂。」李霄峰回答，你看不懂正常。女觀眾很生氣，站起來拎著包走了。
事後很多朋友批評李霄峰處理得不好，勸他以後別這麼直接，「多講講你創作的艱辛」。李霄峰說：「我是很真誠的，我是真的覺得沒看懂特別正常，為什麼一定要看懂呢？」
幾天後，《少女哪吒》的一名文學策劃給李霄峰發來一條微信說：「你本身就拍了一個不為世人所理解的人，不要指望別人會接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