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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世界崩壞時，
我會從高低不平的柵欄中窺視……
當我踢到一塊老舊的路緣石，
我就會看到你，真實又羞澀的肖迪奇的蘭花，
長在路邊草地上
從舊電線、碎瓷片、鉚釘和彈簧中間鑽出，
以鐵路的軌枕為養分。
——摘自彼得·丹尼爾斯[147]的《肖迪奇的蘭花》
即便是在英國，也可以輕鬆找到前面章節中提到過的雜草地獄。隨便望向哪個路邊綠化帶，就會發現斯蒂芬·邁耶對世界將到處都是「適應性強的多面手」的陰鬱預言已經成真，黃花九輪草和歐報春被豬殃殃、蕁麻和那些施肥過度的茂盛草地替代。「生物，」邁耶寫道，「它們的多樣性越來越低，來自異鄉的物種越來越少，越來越沒有新意。」在那些苦苦掙扎但面積依舊不斷縮減的耕地的角落裡，會看到尼爾·阿捨森筆下廢棄的農業機械被黑莓和毒參吞沒的場景。走在康沃爾郡的懸崖上，會看到本土的海石竹和春綿棗兒被大叢大叢的南非食用日中花（儘管它們很美麗）湮沒。這就是屬於我們的「野性未來」嗎？這就是雜草將繼續對我們、對幾千年來和我們親密相伴的古老植物產生的影響？抑或是我們繼續對它們產生的影響？
我們甚至可以進入艾倫·韋斯曼構想的那個忽然沒有了人類的世界，看看一棟幾年前才空出來卻已經被虎杖和新生的接骨木叢攻破的房子。但你也可以過幾十年再來看看這樣的地方，到時對我們星球不可避免會被雜草佔領的想法便會開始動搖。在寫下這段話時我就身處這樣一個地方——埃塞克斯郡一個荒棄的人類居住點的遺址。此時距離最後一個居民從這裡搬離還不到30年，但這片遺址已經比某個1000年前被森林吞噬的印加城市還要殘破不堪。這裡有幾種侵略性的雜草——幾片山羊豆和一枝黃花，還有躲在矮樹叢中的栒子叢；但我感覺基本上像是漫步在一片野生的——儘管物種組成上稍嫌不協調——新生林地。這裡長著濃密的山楂樹和稀稀落落的梣樹。其中有一棵身上爬滿了厚厚的攀援植物，還綴著啄木鳥啄出的小孔，忽然之間光線一變，我才意識到我眼前其實是一根老舊的電線桿，上面垂下來的是生銹的電纜。沿著小徑再往裡走，有一隻廢棄的郵筒、一個被蓬勃生長的女貞和接骨木掩映的通信站，以及深埋在柳樹叢中的孤單的消火栓。在本土樹木中——尤其是在比較開闊的區域——隨處可見小型且全無侵略性的花園灌木和果樹。
在這裡我必須介紹一些背景知識。這裡是曾經繁榮一時的流動人口暫住區，位於巴西爾登附近，全盛時期住宅超過8500座。流動人口遷移始於19世紀末的農業大蕭條期間，那時土地所有者們開始小塊小塊地出售多餘土地，巴西爾登周邊開始出現一片規模不小的棚屋區。這裡的住宅基本上由拖車和舊的火車車廂組成，但漸漸地，越來越多的暫住者自己建起了小棚屋和小木屋（20世紀50年代時數量已達到5000座左右），有些人甚至蓋起了齊整的磚房。最重要的是，每座臨時房屋都有一座花園，裡面種著大量的蔬菜、灌木、果樹和小片的草地。
不幸的是這片世外桃源的發展很快超出了供水和排污系統的承受力，在戰後極端謹慎和官僚主義氣息濃厚的氛圍中，當局開始對這裡產生不滿。1949年，一家開發公司成立了，隨後暫住區的流動人口被安置到了巴西爾登新城區。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家公司幾乎清除了所有棚屋，而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將這個地方還原成耕地。但這裡地勢太過陡峭，土壤也太貧瘠，沒人願意收購。於是，1989年，公司採取了一項史無前例的行動，宣佈把這座鬼城變成一個自然保護區。
之後發生的事情可謂是自然演替的實例中最奇怪也最振奮人心的一個。最開始幾年，草坪草和所有與其相伴而生的雜草四處蔓延。花園的多年生植物壯大到了驚人的規模。但隨後樹木便開始包圍上來，有李樹、蘋果樹和一些較高的花園灌木。本地的樹種——櫟樹、梣樹、山楂，甚至還有幾棵埃塞克斯郡的「郡樹」鵝耳櫪——緊隨其後，開始在鳥類的傳播下從廢棄的菜畦和草地中露頭。如今，歐丁香和毒豆的花綻放在5月的花叢中。絢麗的重瓣玫瑰與它們的野生親戚交纏在一起，野生葡萄籐則爬滿了壁爐的爐腔。茂密的黑刺李叢中四散著倖存下來的山梅花或卵葉女貞。但本地的闊葉樹正無情地擠走體型嬌小、較為孱弱的栽培植物。在草類比較豐富的區域，大部分之前已經適應了的花園植物都已經被像野胡蘿蔔和百脈根這樣的本地草地植物取代。在英國的氣候下，本土植物群落幾乎總是能趕走那些先驅雜草和外來入侵者，這個排擠過程基本只是時間問題。
而這才僅僅過去了30年。再有100年，這片曾經的流民暫住地將會變得跟一片普通的混合林地十分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其中會點綴著幾棵強健的蘋果樹、能夠忍受黑暗的黃楊以及路邊粉色的肥皂草——這些植物都在提醒著人們，這裡曾是一個充滿生氣的人類社區。同時它們還提醒著我們，至少在地處溫帶的英國，雜草對荒地的佔領幾乎從來不是永久的或不可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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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雜草而言，時代也在不斷變化。如今的它們正處在歷史上最成功的時期，同時受到的打擊也比任何時候都要嚴厲。這本書的目的從不是為了探討農民、園丁或保育工作者們在雜草控制上遇到的技術事宜，我關心的是人們在雜草控制上千差萬別的動機，以及這種控制對我們與植物世界、大自然的關係有什麼整體影響。但不同的控制技術會對文化產生不同的副作用。20世紀40年代，有機磷除草劑的使用對雜草數量（以及我們對它們的態度）產生的影響超越以前任何一種技術。化學性除草劑是如此成功，以致許多雜草如今都十分稀少難見，倘若被約翰·克萊爾知道，他大概會說這些雜草「從我們的知識中消失了」。但化學除草劑與最原始的史前徒手除草法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它們都只是選擇性地把不想要的植物從想要的植物中去除的過程。而正如鋤頭會給那些根系深且可以從斷根中重生的雜草個體帶來優勢，揚谷會幫助那些種子與農作物谷粒大小一樣的雜草演化，化學性除草劑也會積極推動那些生化系統獨特、對毒藥免疫的雜草植株進一步演化。第一種對有機除草劑表現出抗性的雜草，它的脫穎而出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1990年，在美國華盛頓，與園丁們素有淵源的千里光中有一批對廣泛使用的除草劑西瑪津出現了抗性。千里光從萌發到結種只需6個星期，一年中可以繁殖5代——這就像是在現實世界中進行的大型新物種培育實驗。20年後，又有50個物種對大量除草劑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抗性。
隨著除草劑的毒性和有機程度越來越高，雜草中也演化出了更頑強的種類，這種無盡的化學對弈所產生的文化效應就是使公眾們對除草劑產生了牴觸情緒。現在許多園丁都會容忍甚至樂見豐富多彩的雜草在他們的花園裡出現。整個未經開發修整的花園角落可能都會被留給雜草，以及被它們吸引來的昆蟲和鳥類（這樣一來雜草們就被放在了「正確」的地方，從而使它們也不再是雜草了）。膽子更大的人還會把蕁麻、蒲公英和繁縷採來做野菜吃。
在鄉村，一些農民也在形成類似的溫和態度，他們會在自己的田間地頭為雜草留下6英尺寬（約合1.8米）的生長帶。平心而論，這一做法主要是為了讓另一種農產品——雉雞受益。但這些雜草帶也為雀、倉鴞和昆蟲提供了庇護，而這些生物又有利於植物傳粉和害蟲防治。如今英國生物多樣性計劃中包含了20種雜草，這意味著政府會為增加它們的數量提供支援，或為它們建立保護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名單中有一些雜草——如矢車菊、側金盞花和田野毛茛——直到300年前還被認為是有害的植物。
「綜合雜草管理」系統正在重新啟用類似於威廉·埃利斯在18世紀初使用過的一些措施，比如在玉米下套種一種有用的「雜草」（如三葉草），以抑制危害性更大的雜草並提高氮元素的含量。甚至還有人在試驗將雜草種子故意播撒到耕地中，以期它們與已經對除草劑產生抗性的同種雜草雜交，提高其後代對除草劑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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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雜草的文化態度轉變最大的還是城市。在廢棄的工業區和鐵路路堤，還有殘破住宅區的邊緣地帶，並沒有高產的農田或原始的生態系統可供外來入侵者破壞。這些地方被認為是荒地，或者用政客和開發商愛用的貶義術語來說叫作「棕地」[148]——這真是一個奇怪的誤用，因為這些地方明明是城市中最多彩、生物資源最豐富的區域。
在沒有本地植物競爭的情況下，這些地方還見證著真正的城市生態系統的演化過程，以及這星球上以前從未出現過卻完全契合城市中建築林立之地的全新植物群落的形成。1993年，來自謝菲爾德大學的奧利弗·吉爾伯特為英格蘭自然署寫了一份關於這些植物群落的報告，報告的名字叫作《城市中的花》。它的副標題——《「城市公地」上的自然植物群》——使這個原本只在城市植物愛好者圈子中使用的詞彙進入了官方的語系。這些戶外場地就像是非官方的公地，因為它們是大部分城市中僅存的非正規的開放空間：週末來散步的人會採些黑莓，孩子們在這裡建起自己的基地，旅行者們不但在這裡住下，還帶來了馬和羊。
吉爾伯特在幾座英國城市調查了城市公地上獨特的植物群落，展現了每座城市迥異的雜草植物群，以及這些植物群的構成是如何與每座城市的社會史聯繫在一起的。伯明翰有許多一枝黃花，這可能是因為一枝黃花是一種常見的花園植物，而這座城市的「幾尼花園」[149]和私家小花園有著悠久的歷史。曼徹斯特和斯旺西地處西部，氣候濕潤，這兩座城市中都長著大量的虎杖。在格拉斯哥，「曾經被達爾馬諾克發電廠佔據的大片土地如今長滿了樹木，其中包括垂枝樺、歐洲赤松、灰赤楊、普通赤楊、金雀兒、黃花柳和栒子（部分植物來自附近的沼澤地）。這樣的植被在英國是獨一無二的。」謝菲爾德——吉爾伯特自己所在的城市是英國最美麗多彩的城市之一。蒂斯河的河岸上長著整齊的虎杖叢，虎杖下面開著各種林地花朵，城市周圍的小山頂上則長著一片片山羊豆、短舌匹菊、菊蒿和紫菀。吉爾伯特從一個當地的礦工那裡瞭解到，20世紀初小販們曾到城中比較貧困的區域將這些幾乎從未被人工種植過的植物作為花園新品種兜售。然後還有布里斯托爾，這裡簡直是最受我們喜歡的外來入侵植物——醉魚草在英國的生長中心。醉魚草是在19世紀80年代從中國中西部的山地引入歐洲的。它是一種長在山麓碎石上的植物，與牛津千里光一樣，它也覺得鐵路下鋪的碎石是個熟悉且適宜的生長地。它那輕盈有翅的種子被火車攪起的氣流牽引著，從鐵路路堤的大本營一路擴散到了轟炸遺址、牆壁、花園和停車場。有時它的種子還會被吹到空中，然後長在煙囪裡。在布里斯托爾，醉魚草的灌木叢會長在橋上，長在建築物的窗台上，有時還會與灌木柳和垂枝樺一起形成一種獨特的城市林地。布里斯托爾的一面牆壁上塗鴉著這樣一句話：「這裡是醉魚草的地盤。」（抑或應該把開頭兩個字換成英國？）
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對於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言，這些雜草群落的生態形象和文化形象總是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它們是面熟的鄰居，非法定居的植物居民，一種有生命的塗鴉——無禮粗魯，通曉城市的生存技巧，永遠比開發商和尋釁於它們的人領先一步。班克斯的精神就活在它們身上。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懷特島桑當鎮的後端一座殘破的小花園卻變成了一個生態宣傳的舞台。一叢極為罕見、受到保護的純本土農業雜草——馬丁煙堇在這裡被發現了，這裡的小花園主人們利用這種植物受法律保護的地位成功阻止了本要對此處進行的開發。2009年，在倫敦市巴比肯畫廊進行了一場題為《激進的自然：一個變化中的星球的藝術與結構》的展覽，概念藝術家西蒙·斯塔林展出了一個放置在浮筒上的三維景觀。這件作品叫作《雜草之島》，是一隻「隔離筏」的成比例模型，筏上是入侵植物杜鵑花，這只筏會帶著杜鵑花漂向一個湖的中央，為的是讓杜鵑花可以在野外生存但又不會造成危害。它讓我想起了中世紀那個為動物辯護的律師巴塞洛繆·沙瑟尼，他為象鼻蟲入侵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為這些小蟲子找到另一片草場安家」。
居於倫敦的毛里求斯藝術家雅克·尼姆基為2009年的諾福克和諾維奇藝術節設計了一套以城市雜草為主題的明信片圖案——《諾維奇植物集錦》，每張明信片背後都有一段新奇的說明文字。這些文字會講明植物的名字、起源、天敵、分佈、最喜歡的音樂和最好的夥伴。這些字讀來就像是微醺的約翰·克萊爾在為一個瞭解植物的諾維奇觀眾表演獨角喜劇。尼姆基作品中的所有植物都是真實的（但名字是虛構的），它們被勾勒得姿態迷人，並且——這一點又會讓人想到約翰·克萊爾——被恰如其分地和這座城市親密融合在了一起。
明信片中有「喝醉的傑克」，它更常見的名字叫鑽果大蒜芥。「分佈：你可以在國王大街的藍色圍牆外找到52株，它們像個小黑幫似的佔領著這地盤。這是這種植物在諾維奇最有代表性的植物群。天敵：光系統II抑制劑。最好的夥伴：在諾維奇有時會看見它們和紅色奶酪碗或醜鬼鮑勃，可能還有斯瓦晨，長在一起，但領地意識有點強烈。」還有「震震草」，即稻槎菜。「分佈：這座城市中隨處可見。最有代表性的在倫敦大街32號，這個商舖的上方偏左邊。如果你從谷歌地圖上看，剛過斯旺巷的人行道上有一片這種植物形成的陰影。這個商舖正要粉刷，所以如果這種植物已經不見了，可以去隔壁34號看看，依然還是在商店頂上。另兩個美麗的植物群長在諾維奇火車站自行車棚後面的牆上。用途：宇宙無敵超強侵略性植物。很難去除，有史以來一直位居最棘手的植物之列。」
同一年，倫敦東部德特福德區以南100英里處，一個叫作「粉色搜尋隊」（這個名字是植物愛好者們才能看懂的玩笑：俗名叫「德特福德粉紅」的擬花石竹其實從未在這一區生長過，並且被約翰·傑勒德錯誤鑒定過）的組織把雜草塗鴉的想法進行了進一步的演繹。他們開始在德特福德的人行道和舊牆壁上給生長著的雜草做「標記」——方法是在路緣石或牆壁石磚上噴印雜草的名字。在他們眼中，這些雜草也像是它們生長地的「標記」，他們還發佈了帶有雜草「標記」的谷歌地圖，上面附有這些植物的說明。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像尼姆基的「植物集錦」那樣充滿著荒誕的機智，但這樣一些小小的別出心裁的舉動像是給植物們掛上了雜草版藍色紀念牌匾，從而讓有好奇心的人們更仔細地觀察這些植物：「藥用牆草。一個牆壁愛好者，這種植物標記著整個倫敦的牆壁。它們也會長在石頭地面和美麗的棕地上。植物的俗名pellitory和學名parietaria分別源自古老的法語和拉丁語，意思都是『牆』。所以也許我們應該叫它『牆上的牆』，或者就叫『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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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德特福德、詩人想像中的蘭花所在地肖迪奇和瓦森斯陶的沼澤地（這裡是我20世紀70年代午休探險地的東北邊界）三點相連，我們會得到一個三角形，這個三角形裡發生過許多令人感慨、曲折糾結的植物故事。這裡有被轟炸過的教堂殘骸，羅絲·麥考利曾像個著了魔的探礦者一樣在這裡遊走。倫敦塔對1666年倫敦大火中浴火重生的「倫敦火箭」水蒜芥來說，是最後的避難所之一。沃平和萊姆豪斯周圍有閃亮的、嶄新的船塢，它們的牆壁上還覆蓋著染料植物歐地筍，倫敦城早期的市井之徒會用這種植物來抹黑自己的臉，希望別人以為自己是來自東方的未來預言者。幾個還在苟延殘喘的垃圾場如今已經幾乎長不出什麼植物，更不用說孕育出一片繁花盛開的植物群落。斯特拉特福沼澤附近的河岸是我迄今為止徒步行走得最開心的地方。海克尼河道旁的纖道已經變成了一條植物叢生的小徑，被木籐首烏遮去了一半。岸邊長滿了矮接骨木，它的葉子有牛肉汁味，葉上開著一簇簇尖端綴著一點粉色的花朵，莖卻是飽滿的血紅色。（在民間故事中，這種植物是從被英國人打敗的丹麥人的血泊中長出來的。）這裡有高大的大豬草，還散落著倫敦的特色雜草之一——來自地中海地區的魚鰾槐，它長著巨大、膨脹的種莢，藍山雀會把種莢撕開並把腦袋探進去找蟲子吃。
如今這整片地方——斯特拉特福沼澤和利亞谷地的大部分地區，倫敦東部野生植被的中心——已經被奧林匹克公園吞沒。佔地500英畝（約合2平方公里）的草場、野生灌木叢林、花園再加上2000幢房屋，全部被剷平。這是倫敦大轟炸以來倫敦東區最大規模的環境劇變，從地質學角度來說，劇變持續的時間可能也是自冰河時期之後最長的。我很想見證雜草們是如何應對這場人造地震的，畢竟它們一直以來的演化正是為了應付這樣的情況。但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那裡還是禁止遊客入內的。奧林匹克籌建局的理由是健康、安全和安保等因素，但我想他們也不能容忍東看西看的作家們到處尋覓那些他們花大價錢想要清除的植物吧。
所以我只能從遠處看看奧林匹克公園。差不多每個月我都會乘火車從諾福克郡到倫敦利物浦街一次，途中有一段路距離剛剛開始施工的場館只有幾百碼遠，從地面上慢慢升高的建築物看起來像是《第三類接觸》中的母艦正輕輕停放在那裡。我看到了雜草閃現的光芒與顏色，沿著潮濕的採石場小徑開出的黃色，圓錐形的垃圾堆頂上頂著的模糊的綠色帽子。我無法判斷它們是什麼植物，而一個月以後它們就會消失，被另一批雜草替代。一些看起來像是牛津千里光的植物纏繞在籬笆上，一叢叢矮接骨木沿著利河的岸邊延伸出了一片。斯堪的納維亞的外包商們應該小心這些接骨木。我感覺像是在目睹一場快進版的植物演替——只不過這種快進本就是雜草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節奏。它們的演化是為了衝刺，為了應付山體滑坡，為了應付像火山爆發一樣的可控爆炸。但是在這裡，變化發生的速度如此之快，它們中的許多植物甚至沒有繁殖的機會。那麼這種短暫的入侵、這種曇花一現的存在有什麼意義？看著它們來來往往，與推土機一般忙碌，我搜腸刮肚想找到合適的比喻來理解它們的意義。我想到了螞蟻，但這些昆蟲太有組織性，太有改變世界的決心，更像是挖掘機。然後我忽然想到，它們是一種免疫系統，當出現損傷時它們會介入修復受傷的組織，此情此景下受傷的組織就是被剝去了原有植被的大地。
但這並不意味著雜草比其他任何生物有什麼更多的「目的性」。一種生物存在的理由，除了它能夠存在、並且能找到機會讓自己存在以外，並無其他。地球生命美妙到近乎超驗的一個特點，就是為了生存它們必須與彼此、與地球緊密相連，因此它們會有一個——如果不能說是目的，那麼比較接近的說法應該是角色。雜草們快速、機會主義的生存模式意味著它們的角色——它們的所作所為——是去填補大地的空白空間，去修復幾百萬年來被山體滑坡、洪水和森林大火自然破壞的植被，以及如今被侵略性農耕和嚴重污染摧殘的植被。在修復的過程中，它們穩固了土壤，保持了水分，為其他植物提供了庇護，也開啟了植物演替的過程以形成複雜穩定的植物系統。我想，一個合理的假設是，倘若一萬年前農耕剛剛出現的時候人們成功除掉了雜草，那麼農業就會成為迅速消亡的傳說故事。一旦開始耕種，中東地區乾燥的土壤就會被風吹走。農作物會因為沒有一點遮蔽地直接暴露在陽光之下而枯萎。如今在對待雜草時，可能正確的理解和適當的妥協比清除它們更有利於我們，就像它們現在在生態友好型農作物管理系統的實驗中所帶來的益處那樣。
但與雜草——以及它們的不可避免性——形成友好關係永遠都會是一個讓人頭昏眼花的過程。這個過程要將切實可行的控制手段與文化接納結合在一起。在近代以來的大部分時間內，我們一直都在向相反的方向努力，而我們越是徒勞地——但暫時成功地——清除了雜草，我們就越懶得去瞭解這些植物。從農業誕生到農業革命開始，雜草們一直被當作是對自然生命和人類生存而言麻煩但必需的組成部分。它們可能需要被從土壤中清理出去，但同時也是土壤肥力的標誌。它們被用於祈求生物快速生長的儀式。它們被認為是強大的藥物，從更實用的角度看它們還是持家的好幫手。《聖經》堅稱它們是對人類原罪的一種懲罰（這一理論一直持續到19世紀），其中隱含著的想法是雜草也是一種生態上的懲罰。它們只是我們為破壞大地而付出的代價中的很小一部分。
可是，一旦我們可以用機械和後來的化學物質攻擊雜草，它們便漸漸淡出了我們的思考。如今它們的出現引發的不過是直覺反應，而不再是理性思考。它們被認為是無法解釋的、粗魯無禮的入侵者，與我們的生活方式根本不相干。隨著觀念的劇烈變化，如今的我們只知道歸罪於雜草，而不再歸罪於我們自己。但我們給它們起著帶貶義的名字，給它們機會在荒野之外行使自己的修復能力，修復我們破損的世界。每一株擾人的雜草——從過度翻耕的英國綠草帶上長著的寬葉羊角芹，到偶然被進口、如今阻塞了佛羅里達大沼澤地的池塘植物鳳眼藍，再到湮沒了曾經被轟炸過的越南雨林的絲茅——都是未經深思熟慮的、有時甚至是故意造成的對自然系統的破壞。雜草就是我們培育出來的最成功的作物。
美國作家卡爾·薩菲納[150]指出，信天翁這種大規模捕殺的受害者卻在民間文化中演變成了帶來厄運的不祥之物。俗語「脖子上有一隻信天翁」的意思是背負著沉重的社會包袱。一切都是這該死的鳥的錯。實際上在引出這種說法的那首《老水手之歌》中，作者柯爾律治的本意完全不是這樣。詩中這名水手在錯亂中射死了信天翁，「一種神聖的吉兆之鳥」。結果他的船完全停滯了，他那受盡折磨的船員將死去的鳥掛在了他脖子上。脖子上有只信天翁本應指一種由自己造成的困境。我們遇到的雜草都是我們應得的懲罰，是我們的植物信天翁。
在本書的開頭我提出，雜草是我們硬要把自然世界拆成野生與馴養兩部分所造成的結果。它們是邊界的打破者，無歸屬的少數派，它們提醒著我們，生活不可能那樣整潔光鮮、一塵不染。它們能讓我們再次學會如何在自然的邊界上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