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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全球貿易、世界大戰和大眾的多疑，20世紀不但為我們帶來了新的雜草，還讓人們對雜草可能是什麼樣、可能造成什麼後果有了新的想法。雜草焦慮症就此產生。這些四處流浪的植物不再只是惱人的小煩擾，而成了會主動出擊的危險因素。它們可以入侵城市，顛覆建立了文明的生物，成為現代戰爭中的一種武器。
1947年夏天，人們在多金附近的博克斯希爾發現有大量地中海雜草長在一個彈坑裡。雜草共計30種，其中有許多在英國境內是從未在花園以外的地方出現過的。這些雜草中有4種毛地黃（包括黃花毛地黃和銹點毛地黃）、土木香、菘藍、灰原益母草和1種來自土耳其的巖薺。從一些種類的數量上判斷，它們在這裡生長的時間已經有三四年了——這意味著它們是在戰爭期間來到這裡的。於是開始有傳言說這些雜草是隨一顆炸彈一起投放下來的，它們也許是無意中粘上去的，或者猜測得更險惡一些，它們可能是某種早期的生物武器，用以在倫敦周圍各郡引起一場外來雜草大爆發（這一理論無視了一個事實，即無論什麼種子都幾乎肯定會在爆炸中化為灰燼）。最後，有人站出來承認是自己為了做個試驗而將雜草種子種在那裡，以為這麼隱蔽的地方沒人會發現。
這種對外來植物被用作入侵手段的擔心並不新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肯特郡一棵櫟樹下的大馬勃[125]就被人懷疑是一種新型炸彈 （後來它被人稱為「希特勒的秘密武器」，還被四處展覽以為戰爭募集資金）。後來冷戰開始，隨之而來的是公眾對共產黨員滲入的恐懼，於是暗中為害的生物就成了當時欣欣向榮的科幻小說中常用的主題。潛伏的紅色勢力被充滿想像力地改換成了後院中的外來植物。最可怕的情況是滲入者通曉變形，因此可能被誤認為是普通人。在電影《天外魔花》（1956）中，無固定形狀的肉質外星生物會從豆莢中孵化，然後奪取離它們最近的那個人的身份。英國廣播公司製作、奈傑爾·尼爾[126]執導的六集系列劇《誇特馬斯實驗》（1953）以第一艘人造太空火箭返回地球的場景為開頭，但機上有兩名宇航員失蹤。他們好像被某種外星力量同化到了第三個人的體內，而在開始一段時間裡，這名宇航員的樣貌與出發時並無兩樣。但在一次採訪中，他抓起了一棵仙人掌並開始與其融合。這個融合出的怪物跌跌撞撞地向西敏寺走去，一路上不斷變大，人們也很快發現這棵仙人掌可以讓它體內的外星寄生蟲繁殖。怪物吊在詩人角上方的拱廊上，它垂落著的根須像是某種巨大的風茄，此時它的孢子塊開始成熟。最後時刻，誇特馬斯教授懇求封閉在怪物體內的人類靈魂用他們的意志力掙脫出來。他們做到了，這棵巨大的雜草死了。但在影片的倒數第二個場景，一大堆葉子和樹幹在一個基督教聖地的走廊裡不停搖動，在1953年，這絕對是電視上出現過的最恐怖的鏡頭。
科幻小說中最傑出的雜草題材的冒險故事，毫無疑問當屬約翰·溫德姆[127]的《三尖樹時代》，這本書出版於1951年，剛好是太平洋上進行第一次氫彈試驗的前夕。這部作品創造出了一個無法超越的植物惡魔形象，還為英語引入了一個新詞。就許多方面而言，《三尖樹時代》都是一個標準的末日後寓言，描述了一個在突如其來的全面社會崩潰中苦苦求生的世界，儘管這本書中的大災難既非核技術也非外星生物。因為目睹了一場神秘離奇、令人震驚的流星雨，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雙目失明了，隨後這些人成為了另一種地面攻擊的脆弱目標，施放攻擊的是一群可以移動的肉食性植物——這是溫德姆諸多預言中的一個——基因改造植物。
《三尖樹時代》寫得細膩聰明，遠不僅僅是一個描寫可怕的植物怪獸的故事。小說對三尖樹的構想——它們如何出現，如何生存——體現了作者對新崛起的植物是如何不可避免地捲入人類需求及文化偏見這一問題的卓越見解。
三尖樹的背景是由書中的敘述者、曾是三尖樹種植者的比爾·梅森介紹的。這種植物首次顯露出細微的存在跡象與一個南美洲騙子翁貝托·帕蘭古茲有關，那時他正試圖將一部小說的版權和一些貴得離譜的植物油賣給一家大型的國際食品公司。在對方開出的高價下，他承諾會提供一些種子。他曾經見過結種植物的照片，但並未透露太多，只是說了一段彷彿不祥之兆的話：「那裡並非沒有向日葵、沒有蘿蔔，也不是沒有蕁麻和蘭花。但我的確想說，假如這些都是這品種的父輩，那麼這些父輩誰也不認為那是自己的孩子。」[128]他跟那筆錢後來一起消失了，而這種油再次出現是在幾年後，一個俄國黑幫分子來到公司，保證會從堪察加半島偷一箱這種三尖樹的種子出來。比爾此時已預感到，這種油應該是「鐵幕」的另一邊某個植物培育項目的產物。
在經過了許多的雞鳴狗盜和兩面三刀之後，一隻木製箱子被秘密運出了俄國。但運送它的飛機在太平洋上空消失了，飛機及機上的貨物可能是被安全部門炸成了碎片。寫至此處，溫德姆第一次展現了他對雜草生態學的深刻理解：「我確信，當碎片從高空緩緩地向海面墜落的時候，它們的後面還拖著一種乍看像白色水汽的東西。這並非水汽，而是一團種子。它們太輕了，即使在稀薄的空氣中也能飄蕩。幾百萬顆輕如蛛絲的種子懸浮在空中，隨風到處飄灑……」
一段時間之後，這種神秘植物油的知情者才開始把世界各地的荒地中冒出的奇怪植物與這起事故聯繫起來，而此時這些外來雜草已經成了每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比爾·梅森家的花園裡就有一棵，長在「樹籬後面，掩蔽著垃圾堆」。但隨著這棵植物慢慢長大，它的樣子也越來越古怪，越來越「異形」得讓人不安。它那根筆直的莖從一個木質的主幹上抽出，莖的周圍長著三根光禿禿的小枝。莖的頂端是一個圓錐形的漏斗或杯子，裡面有一個類似新生蕨類緊緊捲起的葉片的結構。杯和葉上都覆蓋著一種黏黏的物質，可以粘住小蟲。
「又過了一小段時間，」梅森回憶道，「才出現了第一棵拔起根部開始行走的三尖樹。」——不過說是行走，其實更像是拄著枴杖跌跌撞撞地前進，兩條前「腿」先向前滑，然後整個植物前傾，後「腿」幾乎抬到水平。沒過多久，當年輕的梅森想小心地為他後院裡的三尖樹鬆一鬆根部時，他被狠狠地刺了一下，暈了過去。它莖頂部那片黏黏的葉子舒展開來，從梅森臉上抽打了過去，留下一道紅腫的痕跡。
這些走路滑稽的植物竟能造成嚴重的刺傷，公眾一開始因此恐懼不已，等最初的恐慌慢慢過去，人們對這種植物的興趣又逐漸減弱，直到大家意識到一棵成熟的三尖樹頭上的鞭葉可以達到10英尺（約合3米）長，產生的毒素足以殺死一個成年人。一開始這一情況導致人們到處屠殺三尖樹。後來它們鞭葉上的刺毛變短了，這些植物也被安全地圍在了柵欄內，它們就又變回了時髦的花園奇景，植物中的羅威那[129]。但在野外，三尖樹的移動能力（以及演變出的「埋伏」能力）使它們成了一種災禍。另外一個越來越明瞭的恐怖態勢是在這些偏遠地區有大量人類被刺死，這清楚地表明三尖樹已不再是一種無關人類痛癢的捕蟲植物。它們是肉食者。它們帶刺的捲鬚還不夠有力，無法從剛剛殺死的獵物身上撕下皮肉，但它們可以從腐爛的屍體上取下碎塊，放進消化杯的液體中。
到這時，人們已經知道這些不祥的植物就是十年前從俄國走私出來的營養極為豐富的油的來源，於是三尖樹開始被大量種植。它們被養在種植場裡，每一棵都被拴在一根鋼棍上，以使它們能大致排列成行——這個方法還能確保它們遠離大眾，以保安全。直到三尖樹被關進這重重的柵欄以後，它們那三條「腿」的功能才清晰顯露出來。它們會時不時用這三根枝條撞擊鋼棍，發出咯咯聲，有時也會發出一種連續的咚咚聲，這種情況在幾棵植物聚集到一起時尤為明顯。梅森懷疑這是天氣溫暖有風時，風吹動乾枯枝條發出的聲音，或者可能是某種傳粉時的求偶聲、一種雄蕊發出的聲波。可他的同事沃爾特——一個比他更敏銳的三尖樹看守者提出，它們發出這些聲音是在交談。
在流星雨災難發生的那晚，這一觀點似乎得到了證實。當傷亡慘重、精神崩潰、大部分個體已失明的人類試圖為自己尋找生路的時候，三尖樹逃離了它們的圍場，它們利用嗅覺和聲音追蹤人類、伏擊人類，殺死他們，然後在屍體上大快朵頤。那些失明的人毫無還擊之力；極少數沒有失明的人必須靠機警和自製步步為營，但人類的這些能力與那些耐心等在每一道柵欄、每一扇門的怪物們極其靈敏迅速的反應相比，完全不是對手。
即使作為一部單純的驚悚小說來閱讀，《三尖樹時代》也足夠恐怖，確切說來這種恐怖源於小說細節的生活化和普遍性。這些細節很容易讓現代人產生緊張不安的共鳴：為花園垃圾堆增色因而頗受家人喜歡的植物是潛伏的殺手；營養豐富的食物來自有毒的作物；一種植物從野外怪胎變為家養寵物，再變為掠奪成性的有害植物，一路跨越種類範疇——這也正是從古至今許多雜草的發展軌跡。但三尖樹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單純地從一個身份跳到另一個身份，它把這所有身份都融合到了一起，變成了一個兼具動物性和植物性的怪物（《誇特馬斯實驗》也是如此），因此這部作品可以毫無疑義地躋身最讓人類恐懼不安的故事之列。
溫德姆創造出了一種真正的超級雜草。三尖樹可能看上去就是個純屬虛構的生物，不合邏輯也不太真實。但它的每一種能力都是以真實的雜草的行為特徵為原型的。刺毛不消多說，是一種很普遍的特徵，肉食性則沒那麼常見。但捕蠅草就是一種會主動出擊的獵手，有蟲子飛入後會合上兩瓣葉；還有一些熱帶地區的豬籠草可以消化大至老鼠的獵物。植物也可以移動，只不過不是靠假足（這一點是溫德姆設計得最不精緻的細節），而是通過無根植物的蜿蜒滑行——比如菟絲子，或是通過匍匐莖的大肆擴張——比如木籐首烏（這種植物又被稱作「日行千里草」）。至於靠聲音互相交流，在植物界還沒有發現過這種現象，但植物們可以靠化學信號互相溝通是毫無疑問的，而且許多植物都能感覺到附近出現的其他生物——尤其是捕食者和傳粉者——並會將情報傳達給近鄰。三尖樹是一種想像出來的真實雜草的融合體，而且在極為焦慮的人看來，未來的生物技術可以做到這一點。正如翁貝托·帕蘭古茲第一次看見這種植物時的感受：「那裡並非沒有向日葵……也不是沒有蕁麻和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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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一種現實版的三尖樹進入了公眾的想像中。那一年夏天，醫院的急診科開始出現大量的孩子，他們的嘴唇、手和眼睛上都帶著少見的紅腫劃痕和圓形水皰。在持續晴朗的日子裡，水皰症狀就會更加普遍，且容易留下持久不消的炎症疤痕。這個問題的來源被追溯到了一種高大的傘形科植物身上，它叫作大豬草。它並不像小說中的三尖樹那樣會猛烈擊打人類。但它含有一些叫作夫喃香豆素的光敏化學物質，這些物質在陽光下會被激活，於是那些砍倒大豬草粗壯中空的莖，拿它來做吹管和望遠鏡的孩子們就會感覺皮膚疼痛。後來有證據表明這種植物是「鐵幕」另一邊來的移民，並且觸覺過於靈敏，於是這個故事成了熱門新聞。大眾媒體馬上稱它為「三尖樹」，還用整版的篇幅刊登它的照片，展示它長有斑點、高達15英尺（約合4.6米）的莖和車輪大小的花序。他們還刊出了消滅這種蘇聯害人草的訣竅：毒藥，噴火器，挖土機，挖出根部然後在坑裡灌入松節油，甚至還有炸藥。可這些訣竅都不十分奏效，大豬草也繼續著自己走遍英國的旅程。
奇怪之處在於，經過了很長時間人們才注意到這種植物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影響。大豬草在19世紀初被首次從高加索引入英國，它被廣泛認為是從熱帶成功帶回並在溫帶生長良好的大型植物典範。維多利亞時代園藝品味的仲裁者之一——約翰·勞登不吝溢美之詞地在1836年的《園丁雜誌》上稱讚這種「Heracleum asperum……西伯利亞大防風草」：
這種華麗的傘形科植物，若種植在優質的土壤中，可以高達12英尺（約合3.6米）。即便是在我們位於貝斯沃特的擁擠的花園中，去年它開花時也已經有12英尺高……它的種子現在（7月29日）已經成熟；我們準備把這些種子分贈給我們的朋友：不是由於這種植物有實用價值，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它能用來做什麼；而是由於它生長之迅速、它五個月就能達到的規模讓我們覺得極為有趣……據我們所知，沒有其他植物比它更適合種在教堂庭院不用的角落，或林間的空地上；因此，我們已經把種子給了一位將去英格蘭北部和愛爾蘭旅行的朋友，以及另一位去了挪威的朋友，讓他們把這種植物種在合適的地方。
（這位不知名的去了斯堪的納維亞的朋友是不是如今這種植物在挪威大肆氾濫的始作俑者，我們不得而知。但挪威人對大豬草——在挪威北部被叫作「特羅姆瑟棕櫚」——可比英國人對它們有感情多了，它們還作為當地的一個標誌被印在了旅遊明信片上。）
到1849年，這些Heracleum giganteum——「世界上最華麗的植物之一」的種子開始在莫爾登的「哈迪及其子」公司進行商業銷售。公司的廣告中稱，只要買幾便士的種子，普通園丁也能在室外種植和富人溫室中一樣壯觀的外來植物。1870年，大豬草得到了村舍花園之王威廉·魯賓森的認可，但他也警告，這種植物有成為一種「巨大的雜草」的危險。
在20世紀初，大豬草（如今它有了一個更華麗的拉丁名H. mante-gazzianum，以紀念它的意大利發現者）開始逃離種植它的優美的水榭花園和莊園林地。白金漢宮花園裡的一叢大豬草慢慢長到了倫敦御苑，然後從這裡又進入了倫敦西區的運河系統。漂浮的種子沿著水道自由散播，許多早期出現的大豬草群——尤其是位於蘇格蘭的那些——其來源都可以追溯到建有河畔花園的鄉村大宅。一幅1963年的大豬草分佈地圖顯示，這種植物已經散佈在英國河流系統的沿岸，此時距離它登上報紙頭條還有七年。作為一個入侵物種，它們那似乎來自更高階層的出身（雉雞也是如此）對它們的壞名聲而言可謂是雪上加霜。
一直以來，對於這種雜草會導致光敏性皮炎的特性，人們似乎沒什麼疑問。可是在20世紀70年代這些特性上了新聞以後，情況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大豬草被寫進了1981年的《野生生物和鄉村法案》的附錄，種植它或者在知情的情況下任由它在野外生長成了一種違法行為。一些地方上的權威人士甚至比法律條文更進了一步，要求住戶們毀掉他們花園裡所有可見的大豬草。我在米德爾塞克斯郡的路邊看到了一棵大豬草，它周圍被圍上了柵欄，上面寫著「禁止入內」，彷彿這是一個犯罪現場。
它被1981年的法案列為不受歡迎的外來植物還有另一個原因。那時它已經頗具侵略性，尤其是在河流和濕地附近；所以保育工作者中有人擔心它那巨大的帶有鋸齒的葉子會遮蔽我們本土的物種。比如在東英吉利，它如今已經長滿了諾福克湖區的河岸和奧爾德堡海邊一片生有大量蘭花的沼澤地。這些大豬草群在本土植物中間無疑顯得「格格不入」——不過我自己的印象是，它們也並沒有給長在它們葉影下的植物造成多少傷害。
儘管大豬草是種外來植物，但它也是英國最高大、最有建築感的非木本野生植物，它身上注定會一直縈繞著強烈的倒錯感。在大豬草迷眼中，地標性的大豬草植物群遍佈英國，只為看那規模龐大的白色花冠，這些地方值得人專程前往，比如諾丁漢市郊收費橋的兩邊、康沃爾郡朗塞斯頓回收中心的周圍，還有阿伯加文尼附近的尤斯卡河河岸。最古老、知名度最高的大豬草群之一位於倫敦西區胡佛工廠外的那片潮濕荒地，那裡的大豬草葉——彷彿古典時代葉狀裝飾物的粗野現代版——完美地襯托了胡佛工廠那些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物。（我第一次看見這群大豬草的場景極具戲劇性，當時旁邊的A4公路施工處掛起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此處有重型機械」[130]。）規模最大、最壯觀的大豬草林當屬長在格拉斯哥的克萊德河河岸上的那片。20世紀90年代，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植物學高級講師的吉姆·迪克森說，這片巨大的、鋪滿凱爾文橋下游河岸和荒地的植物是「格拉斯哥地區最非凡的自然史景觀之一」。
由於蘇格蘭人與大豬草相處的時間比其他英國人長得多，他們似乎更喜歡用一種帶著謹慎尊重的方法來對待這種植物，而非不假思索地喊打喊殺。許多父母都沒有妖魔化這種植物，而是教孩子辨認並遠離它。在格拉斯哥，那些較為古老的有階梯的排屋天花板都很高，使得屋主們可以用曬乾的豬草莖製作插花而不必擔心屋內擺不下。
受到這一做法的啟發，2006年，我們兩個也把一些豬草枝擺到了屋裡。那時有幾棵大豬草正長在附近田地裡的一個農民的垃圾堆旁，於是深秋時我們小心地戴上手套，剪下乾枯的大豬草枝，並把它們偷回家代替聖誕樹。這些花枝和傘狀花序（上面還結著種子）出乎意料地強壯堅硬，讓我們可以為它掛上小球、星星和幾個貓頭鷹模型做裝飾。春天時我們把這些大豬草莖拿上樓，收進了一隻大箱子裡，而在外面的花園裡，受大豬草的形狀啟發，我們把廢品廠找到的廢鐵架在一個楓樹樁的頂上，做成了一個彷彿在射出傘狀星光的喂鳥器。
但我們沒料到的是雜草種子不屈不撓的傳播力。2008年秋天，一叢神秘的鋸齒葉植物出現在距離我們前門2英尺（約合61厘米）的碎石地上。我對它的種類來源完全沒有頭緒，但到第二年春天，它已經明顯長成了一株稚嫩的大豬草，到了6月，它的花已完全盛開。最後它長到了房頂下邊緣的高度，我們需要不斷修剪它的葉子並把它的莖綁起來，才能為到訪者——尤其是我們親愛的郵差小姐——讓出一道可以安全通過的門。但它與我們張牙舞爪的草地所受的待遇完全不同，從沒有鄰居向行政區委員會投訴過它，而大豬草——它儘管如此壯麗雄偉，壽命卻只有20個月——後來再也沒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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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們在末日和社會瓦解題材的小說中還扮演了其他一些有建設性的角色。理查德·傑弗裡斯[131]的小說《倫敦之後，或野性英倫》（1885）描繪了一場大災難後英國文明的突然崩潰。（作者並未明確說明這場災難是什麼，但看起來應該是一場淹沒了倫敦並且把泰晤士河谷變成了一個巨大湖泊的大洪水。）小說的第一部分「重歸荒蠻」是一個博物學家對自然條件下「大森林」重現過程的細緻準確的記述。這一部分將生態學上的變化一步步地清楚描述了出來。
所有的農田都已被荒棄，在「倫敦終結後」的第一年春天，耕地裡長滿了匍匐披鹼草。到夏天時，以前的大路與小徑都被長出邊界的草薄薄地覆蓋了。第二年夏天，經過了一個多雨的冬季之後，雜草們開始大展拳腳。鳥類播下的小麥和大麥從無人修剪、浸飽雨水的稻草中鑽出，旁邊還有茂密的酸模、薊草、法蘭西菊、白芥和蕁麻。每年都會有幾種農作物再次出現，但整體上來看，它們的數量越來越少，並且很快就被侵入田地的大型多年生雜草覆蓋。
傑弗裡斯對植物演替的過程理解得分毫不差。可能在家鄉威爾特郡他曾親眼目睹這一過程發生在赤貧農民的荒田里。他知道下一種從樹籬入侵田地的植物是黑莓，再之後是野薔薇。樹籬的寬度很快會長到原來的三四倍，大約20年後，即便是最大的農田兩邊的樹籬也會在田地中央合攏。在比較潮濕的地方，像「菖蒲和蘆葦旁邊，會長出大量高大的牛防風或五六英尺高的『吉克斯』薔薇，那莖部矮壯、幾乎像灌木一樣的柳蘭鋪滿了每一條道路」。到30年時，所有的溝渠裡都填滿了枯死的葉子和掉落的枝丫，溝渠裡溢出的水會把地勢最低的田地變成沼澤。比較乾燥的地方已經變成了一片櫟樹、梣樹和金合歡組成的天然林，這林中「沒有一絲空地（僅丘陵例外），除非跟著野生動物踩出的小徑或自己砍出一條路，不然人根本沒法在其中穿行」。這整個變化過程勢不可擋，從一馬當先的雜草發展到密不透風的喬木林僅用了短短30年的時間。
這部作品出版20年後，在愛德華七世時代的貧困艱難中，肯尼思·格雷厄姆[132]寫作了《柳林風聲》，其中也描寫了一個類似的最後形成了「野樹林」的過程。獾先生解釋了樹木是如何在崩塌的城市裡「讓自己生根發芽並長大」。（格雷厄姆本人住在倫敦市，同時還是英格蘭銀行的秘書和異教協會的忠實會員。）書中有線索表明獾先生的窩是建在那座消亡的大都市的廢棄地窖和隧道裡的。他向鼴鼠解釋了森林緩慢重生的過程：「這城池就往下陷，陷，陷，一點一點地坍塌了，夷平了，消失了。然後，又一點一點往上長，長，長，種子長成樹苗，樹苗長成大樹，黑莓和羊齒植物也來湊熱鬧。」[133]
在社會和政治處於緊張狀態的時期，總是會出現文明將與「雜草和荒原」一決勝負的預言，並且自然總被認為是更有勝算的一方。20世紀80年代末那場關於歐洲農產品剩餘的激烈辯論中，文筆犀利的《觀察家報》專欄作家尼爾·阿捨森[134]就描繪了一幅反烏托邦的場景，藉以說明假如農田休耕或故意「被閒置」會造成什麼後果。他的預言與理查德·傑弗裡斯的很相似，但結尾更具有現代的諷刺性：
若擱置不理，這些田地就會長滿雜草，先是長到齊腰處，然後便長到一人高。接著是灌木，灌木之後是小型樹木，最後——在英國的大部分低地——會長滿茂密矮小的次生林。由於田地的排水系統已毀，這片土地大部分會變回浸水的沼澤。這對鳥類來說是件好事，但也有利於老鼠、蚊子和雜草花粉的積聚，這些花粉會讓全國上下噴嚏不斷，長出的雜草還會湮沒覆蓋我們的花園。那時在昏暗的、糾結在一起的樹叢中，會埋藏著數百萬廢棄的汽車、冰箱和——尤其是——農業機械，就如一場已被忘卻的戰爭遺留下的殘骸。
彷彿被某種交感巫術牽引著，植物垃圾總是會吸引人類垃圾。雜草不僅僅是荒廢遺棄造成的一個結果，也是它的一個成因，矛盾的是還是消除它的方式。
威爾·塞爾夫[135]的宏大幻想作品《戴夫之書》（2006）是以氣候變化作為末日原因的未來主義小說之一。故事發生在約500年後的未來。石油已經耗盡，上升的海平面淹沒了泰晤士盆地和泰晤士河支流周圍所有地勢低窪的地區（與《倫敦之後》設定相同）。文明社會的倖存者大多撤退到了像「考特」和「奇爾」這樣的丘陵地帶。倫敦東部只剩下一個叫作漢姆的島，這裡生活著一個以狩獵拾荒為生的貧困部落，他們信奉《戴夫之書》——一本被挖掘出來的出自一個精神錯亂的21世紀出租車司機之手的簡短筆記。這部作品一個不同尋常的特色（以及它的書後詞彙表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塞爾夫為後城市社會發明了一種語言，這種語言由倫敦方言和異化的民間記憶中的品牌名稱混合而成。（比如早餐就是「星巴克」，「A2Z」則是地圖。）漢姆部落一年一度的儀式中有一個就是突襲位於倫敦市摩天大樓（「疊高樓」）遺跡中的海鳥聚居地，抓「油海鷗」（鹱鳥）、「漂亮嘴」（海鸚）和「黑翅膀」（大鰹鳥）。當地有一個傳說，如果攀登者從疊高樓上摔下來，會有一種叫作「鳥飛機」的海鳥編隊來救他。
塞爾夫的這個流浪冒險故事發生在一片植物之中，現實生活中如今長在倫敦東區或埃塞克斯郡泰晤士河口環境多變地區的雜草，可能真能長成那樣的一片植被。那些曾經的高宅大院周圍是「杜花」（杜鵑花）生得最濃密的地方，花叢中還混雜著「刺灌木」（荊豆）。但被水漫至旁邊的廢棄已久的工業區和荒地上覆蓋的才是真正的城市灌木林：「火雜草」（塞爾夫用柳蘭的傳統俗名在新語言中指代它），「水皰草」（為大豬草所造的巧妙名稱，應該很容易流行起來），指代峨參的「漢堡芹」和指代醉魚草的「醉魚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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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艾倫·韋斯曼[136]在其震驚世人的非虛構作品《沒有我們的世界》中，將所有這些信息豐富但只存在於想像中的語言進行了合理的分析評價。這本書的前提條件，即文學假設，有些古怪但十分好用。韋斯曼讓整個地球上的人類「在一眨眼間」消失，就像宗教右派人士的「被提」[137]。然後他以人類荒棄之地的真實事例為證據，嘗試在此基礎上理清沒有了人類——沒有了我們每天對自然的無情攻擊——這個星球會發生什麼。
他從一棟房子講起。在植物的幫助下，一幢廢棄房屋的解體速度十分驚人。第一年冬天，雨水開始銹蝕露在外面的釘子，並滲進釘子周圍的縫隙。霉和真菌侵入潮濕的木頭，將其分解。地板也是同樣的狀況。在木材開始破裂腐敗時，屋外的大型雜草和樹木的根開始進入房內，刺穿碎裂的木頭並對其造成進一步的破壞。沒有了屋內的暖氣，水管會在第一場寒流降溫中凍裂，漏出的水形成的小水窪會很快滋生出浮萍、蕁麻和小樹苗。此時很可能已暴露在外的地窖裡堆滿了殘骸碎片，黑莓則開始進攻剩下的水管。如果這棟房子有游泳池，現在它已經成了一片室內水景，長滿了外來盆栽植物或一直躲在房屋角落、靜待時機重奪領地的雜草。不出50年，這棟房子就會變成一堆蓬亂的地面突起物、一座後工業時代的墳墓，上面點綴著無法降解的塑料和瓷磚碎片，並且長滿混雜在一起的樹木和適應了環境的花園植物。
在紐約，人們已經證明，只要城市維護人員幾個月不管，街道就會變成一大片生機勃勃的臭椿林。它們帶有翅膀的種子會嵌進人行道裂縫，跑進地鐵隧道。它們發芽和生長的速度都很快，它們的英文名Chinese tree-of-heaven（直譯為「中國的天堂樹」）並不是指它們具有什麼天堂般美好的品質（它的花朵很難聞），而是指它幼苗的生長速度快到彷彿一飛沖天。幾個月以後，傳播出去的一叢叢臭椿會從人行道排水口的格柵裡鑽出來，它們強有力的根系（上面還會長出吸根）會頂起人行道上的石板、撐裂露天的排水溝。十年之內這些樹的高度就能超過30英尺（約合9米）。而人行道石板下久不見天日的土壤一旦暴露在陽光、雨水和污水的營養物質中，地面上的雜草就會趁機入侵，在蓬勃生長的樹苗下形成一層下層植被。
這就是實實在在發生在曼哈頓紐約中央鐵路一個廢棄路段上的事情。這段軌道於1980年關閉，然後臭椿樹立即侵入，很快，綿毛水蘇和一枝黃花也加入了這支隊伍。在一些地方，這條高架鐵路會經過一些二樓倉庫，為它們運送貨物，如今停運的鐵軌把由鳶尾、月見草、紫苑和野胡蘿蔔組成的綠色植物帶也送到了高高的二樓。這些植物中有許多都是從歐洲和遠東來的移民，一如這座城市的居民，所以後來發生的事可能並不算出人意料：「許多紐約人從切爾西藝術區的窗口往下看，被眼前天然的、由花組成的綠色緞帶所感動——它們佔據著這座城市已經死亡的一角，並對未來做出預言。這個地方就是紐約高線公園。」[138]
近代的底特律就像是放大版的高線公園。20世紀20年代時，它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靠著福特汽車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產品日益興旺。但汽車城正如只栽種單一作物的農田一樣脆弱。80年代開始的石油危機使得汽車行業開始走下坡路，最終它們全都離開了底特律。這座再沒有其他大項收入來源的城市開始崩潰。被廢棄的工廠和曾在工廠裡工作的人們遺棄的住宅開始逐漸被大自然佔領。草原雜草佔據了停車場和荒廢的高速公路。像葛籐這樣的野生籐類向牆上攀爬，30英尺高的臭椿在工廠屋頂迅速生長。全城有6.6萬塊空地，佔地139平方英里（約合360平方公里）的內城有40平方英里（約合104平方公里）已經被野生植物佔領，這些植物的活躍擴張正在毀掉這個曾是美國第四大城市的地方。
但這裡的人類居民的反應卻十分出人意料。人們沒有驚慌失措地抵抗植物的入侵，也沒有試圖拿大自然為這個城市的根本問題——經濟和政治策略的愚蠢——做替罪羊。相反，雜草被當作一個寓言，一個教訓，告訴人們單一的、依賴石油的城市文化在21世紀是無法持續性發展的，告訴人們也許在城市中有其他對生態環境更溫和的謀生手段。因為太窮而買不起新鮮食物的家庭在被毀的街區上建起了街坊有機農場。來自美國各地的年輕人——音樂家、環保主義者、社會先鋒人士——大量擁入被廢棄的區域，熱切地想要實驗城市生活的新模式，即接受大自然——包括那些開疆拓土的雜草們——而非試圖將它從生活中趕走。優秀的電視紀錄片《底特律安魂曲》的導演朱利恩·坦普爾[139]寫道：「在汽車城的廢墟間，也許能找到第一幅描繪出正等待著我們所有人的後工業化未來的先鋒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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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文學賦予雜草的角色與其說是矛盾的，不如說是模稜兩可的。它們可能是摧毀文明的因素之一，但也可能是重建文明的先鋒。在兩種情形下，起主要作用的都是一個不法之徒，一種來自另一個地方或另一種文化的生物，它們遠勝過生活在這個慘遭破壞且正在崩潰的世界的不幸人類。
在現實世界中，兩種情況都有大量的例證。在熱帶地區破壞是一種常態。生長迅速的植物從故鄉被移栽到這裡，當作——比如說——飼草植物或成材時間短的木材用樹，結果卻變成了破壞整個生態系統的雜草。生態學家喬納森·希爾弗通將它們形象地描述為「伊甸園裡的惡魔」。美國佛羅里達州——炎熱、潮濕，因城市發展常年處在劇變之中——受害尤為嚴重。20世紀30年代，澳大利亞的千層樹被引入佛羅里達大沼澤地，人們希望它們能充分吸收沼澤的水分，以便土地乾燥後可以種植糧食、建造公寓。種子是直接從飛機上撒進這片原始的沼澤地的，在這裡它們也確實比本地樹木多吸收了5倍的水分。在千層樹的原產地澳大利亞，它們整日受大群的昆蟲侵襲，但在佛羅里達州沒有生物以它們為食，於是這些樹木開始瘋狂生長。它們長到2歲時便可結出靠風傳播的種子，每一棵樹一年能釋放2000萬粒。在千層樹入侵的全盛時期，它們在一些地方的密度接近每平方英里800萬棵。在佛羅里達州的另一些地方，作為花園灌木從南美洲引入的巴西乳香逃到了野外，它們形成的巨大灌木叢扼殺了所有的本土植物，這種植物之所以會成功，除了它能產生大量易傳播的種子，還有部分原因是它很善於攀爬，且似乎能通過接觸對許多植物產生毒性。
佛羅里達大沼澤地的其他開闊水域長滿了外來的水生雜草，其中有一些是花園池塘和水族館的棄兒。最讓人頭疼的——也是如今令熱帶及亞熱帶共56個國家的濕地和河流系統阻塞的雜草——是鳳眼藍，一種原產於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植物。鳳眼藍十分美麗，它那一枝枝紫色花朵、一簇簇波浪般的光潔葉片玉立於水面上，不難看出它當初為何會成為深受歡迎的觀賞植物。在故鄉濕地的時候鳳眼藍很是循規蹈矩，可一旦到了其他地方它們每14天就會數量翻倍。每一株鳳眼藍都是自由漂浮在水面上的，有下方中空膨大的葉柄作為支撐，再加上有著跟風帆一樣功能的葉片，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在水上遊走，用種子和出芽兩種方式製造後代。使用除草劑可以控制這種雜草，但卻會不可避免地殃及其他本土水生生物。
再稍微向北一些，就會碰上可能是美國最可怕的惡魔雜草——19世紀70年代從東南亞引進的葛籐。一如引入很多其他植物，引入這種植物本是出於好意。在1876年的費城百年博覽會上有一座日本花園，裡面全是日本本土的植物，其中就包括葛籐。這個展台很受歡迎，美國園丁們開始把葛籐作為觀賞植物種植。最開始時它向外擴散的速度相對較慢，但到了20世紀20年代，一座佛羅里達州的飼養場發現牛在啃食葛籐，於是他們開始將葛籐作為飼料進行推廣。10年後美國土壤保護局開始種植這種籐類，以幫助控制「黑色風暴」期間的土壤流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土壤流失本身就是過去一個短視的農業構想造成的結果。到了20世紀40年代，美國政府以每英畝最高8美元的價格僱傭農民種植葛籐。沒過幾年這種植物的生長勢頭已銳不可當。
被描述成侵略性攀援植物的葛籐，聽起來像是一種很有活力的玫瑰花——攀援玫瑰（Rambling Rector），而非什麼邪惡的惡魔。但在葛籐生長的高峰季節，它們12小時就能長長1英尺（約合30厘米），一個在美國南方各州流行的玩笑就是說晚上睡覺一定要關窗戶，不然一夜之間葛籐就會爬進來。廢棄的建築物在一層厚實的葛籐的覆蓋下可以很快消失不見，甚至整座本土森林也能被它們吞沒。它們可以爬到90英尺（約合27米）高，而那時被它們攀援的樹已經因光照不足開始漸漸死去。目前似乎還沒有什麼方法能驅除它們。葛籐無視神聖的生態法則，讓自己站穩腳跟並成為了一個似乎十分穩定的頂級植物群。
如今在美國南部，葛籐覆蓋著200萬英畝（約合8094平方公里）的林地，它已經被美國農業部欽定為非法植物。但統計數字無法說明生活在這些不停蔓延的森林遮光布旁邊的感受。如果不去多想被葛籐掩埋的森林，那麼這種景象倒確實有一種怪異的美感。它營造出一種原始的氣氛，彷彿有一座古老的城市被埋藏在這密林之中。林中的樹木看上去像是被綠色的岩漿石化了，又像是一片單色的珊瑚，或是長滿海藻的海底沉船。有些美國人在這鋪天蓋地的綠意中覓得了慰藉。為躲避颶風古斯塔夫來到阿拉巴馬州的作家弗朗西斯·拉姆就被眼前的葛籐驚呆了：「電線上長著葛籐，樹上長著葛籐，房子上長著葛籐，連葛籐上也長著葛籐。每隔幾分鐘我們就會看見一片地裡長滿茂盛的籐類，每次看到都感覺像是從一場暴風雪中醒來，看見整個世界都被包裹其中。這場景太美了，我心裡暗生感激，它緩解了我們因躲避颶風而產生的緊張感。」在南方，儘管葛籐肆虐，它們依舊被用來控制水土流失，它們的莖也會被採來編織籃子。將它們用作日常飼料——這也是它們最初被推廣種植的原因——被認為是控制其擴散的最經濟的方法。
一種具有如此超自然擴張力和神秘氣質的雜草，一定會催生出關於其起源的傳說故事——正如過去那些外來雜草們的故事。其中最誇張的版本（發佈在美國網站Mindspring上）是一個陰謀論故事，其情節離奇到讓人不禁懷疑這可能只是個惡作劇之作，但儘管如此，這個故事還是準確概括了人類對植物入侵者的多疑與猜忌。
Mindspring網站爽快地承認了葛籐的亞洲出身，但堅稱它被引入美國其實是由「日本秘密特工」策劃的意圖摧毀美國經濟的陰險計策的一部分。網站把矛頭指向了美國林務局，認為他們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應該為土壤流失尋找對策。故事發展到這裡，一個在外來植物神話中常見的角色出場了：一個巧妙安全、讓植物可以在各大洲間穿梭的運輸工具。葛籐的種子是裝在一隻沒有寄件人地址的信封裡被匿名送到美國的。它們被感激不盡的林務局種下，然後這場綠色危機就開始擴散。30年後又有人寄來了更多信封，這次裡面裝的是由日本秘密實驗室研發的一個更具侵略性的葛籐亞種。到了20世紀40年代，當局才終於意識到整個國家的森林正在被毀滅，一項集合了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部隊兵力的清除項目被提上日程。日本人知道他們必須得採取點大舉措——一個大到足以分散所有這些兵力的行動——來破壞這場對葛籐的屠殺。答案呼之欲出。他們轟炸了珍珠港。美國將兵力集中到了最顯著的威脅上，從而忽視了那些在暗處的日本人的秘密武器。從那以後，葛籐便繼續在美國橫行，而日本人則在城市裡大量購買房地產。「也許你我是看不到了，」Mindspring網站總結道，「當最後一角藍天被這些勢不可擋的瘋狂植物遮蔽之時，我們孩子的孩子會是在葛籐令人窒息的恐懼中發出最後一絲無聲的尖叫的人。」
這個理論可能純屬妄想，但它的措辭和內容都比得上澳大利亞關於外來植物入侵的嚴謹的科學報告。只是南半球尤其是澳大利亞受雜草之害如此嚴重的原因十分複雜。其中的影響因素有很多：這個大洲與其他大洲互相隔絕，這裡的植被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植物幾乎沒有基因或生物化學上的聯繫；這裡的氣候濕熱交替；這裡的土壤薄且貧瘠，也沒有經過有蹄類動物的長期打磨、促進植物演化出對侵擾的抵抗能力（即形成本土雜草）。但這片土地承受的折磨已經足夠澳大利亞改革派生物學家和作家蒂姆·洛寫出一整本書——《野性未來》——講述外來入侵者對澳大利亞本土植物造成的災難性影響。這是一本憤怒的書。洛指出，這個國家如今有超過2500種外來雜草橫行，每年造成的損失有40億澳元，並且他認為這些雜草進入古老的澳大利亞文化既是全球化的一個實例，也是全球化的一個結果。他的用詞在溫和的歐洲人讀來可能會有些不舒服，特別是歐洲人對他描述的那種規模的植物入侵可能毫無概念。在他筆下，這些入侵植物彷彿就是罪魁禍首。這些入侵者們「偷偷潛入」我們的森林，「污染」我們的河流。雜草們會「潰爛」。貫葉連翹是一種有效的抗抑鬱劑的原料，但被他描寫成「惡毒」的植物；含羞草是「令人厭惡地霸佔著3萬英畝（約合121平方公里）濕地的惡霸」。對於長久以來與自然植物和栽培植物關係都較為和諧融洽的歐洲人而言，實在不容易對「阿德萊德周圍的橄欖樹把整個山坡變成了巨大的灰暗叢林」這樣的句子產生共鳴，也不太能理解受歐洲人喜愛、被早年的英國移民者特意種下的黑莓為何在作者筆下是「更為昏暗的灌木」，如今又怎麼成了澳大利亞最「有害」的雜草之一，每年要耗費政府4000萬澳元進行管控。想要從文化上理解一種植物如何遠渡重洋，跨越1.2萬英里（約合1.9萬公里）來到一個錯誤的地點，成了一種構成威脅的雜草，需要很大的努力。洛情緒化的措辭並沒有讓他的表達更為清晰有效。他在提到歐夏至草（19世紀中期作為一種藥草從英國引入澳大利亞）時說它現在僅在維多利亞州一地就「侵擾」著2.5萬平方英里（約合6.5萬平方公里）土地，他的意思是歐夏至草散佈的範圍有這麼大，還是說它獨霸這麼大的面積？這個差別非常重要。
但我們沒有立場挑剔。澳大利亞的大部分早期外來入侵植物都來自英國，這一點與美國狀況相同。畫家瑪麗安娜·諾思[140]1881年到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旅行時，就曾抱怨過薊草、酸模和蒲公英：「這國家一點也不吸引我；太英國了。」關於這座離島的生物是如何受到外來生物的全面影響，早年有一個例子十分生動，但這個故事中的主角是一種來自南非的雜草。金盞草是一種原產於好望角的黃色菊花，它於19世紀中葉來到澳洲，可引起的生態波動一直持續到今時今日。不到20年的時間，它就把淡檸檬黃的花朵「開遍山坡，開遍每一處空隙」。「路邊的金盞草長得有膝蓋那麼高。」植物學家J. E.特尼森—伍茲[141]略帶警覺地這樣報告。隨後在1889年，一種本土蝴蝶——愷撒紅蛺蝶（Vanessa kershawi）的幼蟲發現它們可以以這種植物的葉為食。金盞草的數量太充足了，導致這種蝴蝶數量劇增，在維多利亞州遮天蔽日。有報紙報導，火車不得不在一條鐵路隧道中停車，因為被碾碎的蝴蝶使車輪嚴重打滑，幾乎抓不住鐵軌了。
與美國的狀況一樣，在澳大利亞造成最多麻煩的是新植物與新動物的組合效應。堅韌的草原草類——水牛草最早可能是隨駱駝一起從非洲引入澳大利亞的，但它是一種十分優良的飼草，所以人們很快便開始種植它。但若不是羊群的大量增加，這種植物也不會爆炸式地劇增。澳大利亞的本土植被很不適應貪吃的有蹄類家畜，完全敗給了不但已經適應了啃食，還會在啃食下生長更快、播種更廣的植物們。另一種草原植物——一種亞洲的蒲葦——則沉睡了近一個世紀，因為生長在這裡的全都是長著白色絨毛的雌株，無法結種。到了20世紀70年代，有人引入了此種植物的一個纖柔新品種，這一品種剛好是會結花粉的雌雄同株植物。它與原來的單雌植株雜交後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澳大利亞雜草。
幾乎任何外來植物到了澳大利亞都能變成雜草：水仙、香豌豆、薰衣草、桃樹、橄欖樹、柳樹、葡萄樹、無花果樹、胡蘿蔔、銹紅薔薇、西洋菜、腰果樹、薄荷……這個名單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增加著。只有極少數的入侵者得到了成功且持久的控制。在20世紀20年代，仙人掌（來自美洲亞熱帶地區）被評價為很可能是地球上分佈最廣的雜草。洛報告說，在昆士蘭州和新南威爾士州有2500萬英畝（約合10萬平方公里）土地被其「侵擾」。後來發生的事對支持用生物手段控制有害物種的人而言簡直就像《聖經》中的寓言故事。1925年，一種原產於阿根廷的蛾類——仙人掌螟蛾（Cactoblastis cactorum）的幼蟲被一名關注仙人掌氾濫的昆蟲學家引入澳大利亞並放至野外。這種幼蟲馬上開始在仙人掌上大嚼特嚼，「等到第二年年末時，鄉村地面上到處是幾英吋厚的腐爛的仙人掌和一種黏滑的膠狀物」。
仙人掌的敗退至今仍是生物控制法的傑出案例。但這種方法是一把雙刃劍。仙人掌螟蛾已經散佈全球，並開始破壞大量野生的本土仙人掌。生物除草劑也能變成跟它們所除之草一樣大的問題。
澳大利亞外來入侵物種問題簡直複雜到無法想像。但若想把澳大利亞或其他任何國家撥回到某種理想的、穩定的「自然」狀態，也不切實際。生態系統是——若想保持系統的適應能力也必須是——極易受影響的，不停地適應氣候變化和物種滅絕的。我們也不可能靠著怒氣或猛噴除草劑就將外來入侵者們從大地上抹去。我們能做的只有努力尋找能把目前的狀況融入我們生活和生態系統的方法，並嘗試阻止並無裨益的新移民進駐。
洛引用了植物學家傑米·柯克帕特裡克所做的一個有趣的實驗：「只需一個正常人1.1—1.4天的尿液就可以為1平方碼的土壤提供足夠的肥力，使這塊地從只能長出低矮灌木的貧瘠土壤變成能供大部分作物和大部分雜草生長的沃土。」值得記住的是，第一批抵達澳大利亞的外來生物、第一個在這片處女地上撒尿的人和整個生物遷移的創始者，並不是歐洲的殖民者，而是4.5萬年前踏上還無人類居住的澳大利亞的美拉尼西亞探險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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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植物給英國造成的問題遠不及它們給澳大利亞造成的嚴重。我們這裡氣候涼爽，大部分在溫暖地帶大搞破壞的亞熱帶入侵者在英國都不易傳播。我們的本土植被適應了被啃食、被修剪、被粗暴對待的狀況，與原始的生態系統相比，它們對其他植物的滲入產生了更好的抵抗力。正如我們下面會講到的，虎杖和喜馬拉雅鳳仙花也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問題，但絕大部分的新雜草只是給環境帶來了一些滋擾，而非像澳大利亞的葛籐和水牛草那樣摧毀生態系統。一株閃耀在樸素的針葉林中的火把蓮，一棵躲在郊區委員會喂鳥器下的大麻，並不是外來植物入侵的不祥之兆，只是植物們頑皮的惡作劇。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恐怕我從未忘記20世紀60年代在米德爾塞克斯的荒地上發現一大片瘋長的城市雜草時的興奮，以及在瞭解它們如何來到此地後的驚歎。從那以後，我總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出奇怪的植物，而且我感覺——儘管這麼說聽起來可能像是在美化我的那些「植物貧民窟」之行——我找到了一些線索，可以解釋為什麼外來植物在英國沒能造成它們在炎熱地區所造成的威脅。
我在企鵝出版集團時的那些午休探險後來成了一本叫作《非正式的鄉村》的書，再後來還成為一部電視電影。這些作品中講的並不僅僅是古怪的雜草，還涉及整個都市自然，野性與城市——人類文明的最高成就——共存時兩者之間表現出的令人振奮的不統一。它們講述的是在摩天大樓窗台花盆上做巢的紅隼，是在白廳街上漫步的狐狸，是英聯邦首腦們的花園派對結束後出現在白金漢宮的熱帶衣蛾。但這城市的野生植物一直都在背景中，它們無處不在的茂盛豐饒讓人興奮。
柳蘭無疑是夏日的常駐背景，尤其是在貝克頓廢舊煤氣廠那焦黑的荒地上，柳蘭的枝頭總停棲著許多赭紅尾鴝。但通常雜草們不必做背景，它們自己就是故事情節。在威爾斯登交會站的鐵路路堤上，我們拍到了一座令人驚歎的野生花園，其中生長著豐茂的水果和蔬菜，這些幾十年前被人栽種的植物如今已被遺忘，在很不相宜的地點長成了雜草。這裡有直徑達6英尺（約合1.8米）的蘆筍叢，枝丫糾纏的羅甘莓，結著果的黑穗醋栗灌木叢。它們的歷史十分有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為勝利而掘土」這一口號的鼓舞，那些房子背靠著鐵路路堤的居民們認為鐵路旁的土地也應為戰爭出力，於是便把他們的菜畦擴張到了鐵路線邊緣。這些臨時菜園在戰後便被廢棄，但這些作物（至少是其中的多年生植物）卻繼續活了下來。
一種雜草若想入專業人士的法眼，必須具備三種要素：起源、頑固和獨特。以前達格南福特汽車廠的後面有一片規模可觀的風滾草，這種植物的枯枝形成的球在荒原上滾過的情景是西部電影中烘托氣氛的經典鏡頭。（不用說，風滾草這種便於四處流浪的習性是一種典型的雜草策略，是為了適應荒原的廣袤而演化出來的。親代植物開花後便會幹枯，然後被風連根拔起並四處滾動，走到哪裡就把種子撒到哪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類鏡頭其實是電影年代錯位的經典例子之一。風滾草——別名俄國薊（Salsola kali，ruthenica亞種）——原產於歐洲東部和亞洲的乾旱地區，它們作為雜草抵達美國（混在烏克蘭移民的亞麻種子裡）的時間是19世紀70年代末，此時經典西部片中描繪的拓荒全盛期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
在英國，俄國薊首次被發現的時間是1875年，地點是牛津郊外的一座花園。它很可能是混在廢羊毛肥料中來到這裡的。達格南的那一片風滾草是在20世紀30年代被發現的，它的祖先當初可能就躲在從美國福特公司進口的產品中。它們成功萌發和傳播的關鍵在於它們找到了一個與俄羅斯草原或美國西部那種乾旱平原極為相似的棲息地。工廠的後面是一片很大的空地，用來堆放鑄造廠丟棄的灰燼質地的垃圾。這裡是一片溫暖、乾燥、具有流動性的工業荒原，風滾草見到這樣的地方就像小孩子見到了沙堆，再也挪不動腳了。
到1934年時，這個植物群已經有了幾百株植物。我們1974年前來拍攝的時候，大部分垃圾場已經被填平，改造成了一個用以停放新出廠的福特車的停車場。但這裡留下了一片雜草，而我們去的那天恰好有風——那種沙漠裡的微風，於是我們拍到了一組特別的鏡頭，鏡頭中埃塞克斯郡的風滾草試圖完成它們基因中寫下的使命，跌跌撞撞地擠進嶄新的科爾蒂納轎車周圍的防護欄。
那時的我對外來植物很有興趣，一部分原因是它們抵達的方式通常都離奇有趣，但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們對植物秩序的毫不理會、它們那純粹的機會主義作風。我喜歡那些要麼幾乎不可能出現、要麼十分合宜的雜草毫不挑剔地便把可用空間填滿，眾所周知，我們的大自然是多麼討厭空白。有時我也擔心我的偏愛只是一種經不起推敲的詭辯。我所知道的長在錯誤地點的植物中最極端的例子，是在醫學期刊的一篇文章中讀到的，文中有一棵紫花苜蓿竟然在一個病人濕潤溫暖的眼瞼上發了芽。還有一個令人不適的程度輕得多的例子發生在牛津聖十字教堂，那裡的一座墳墓上逕自長出了一棵顛茄。我傾向於認為，這棵植物應該與1913年沃特福德公墓中一座墳墓上長出的那棵著名的「無神論者的無花果」來源相似。（「無神論者的無花果」這一典故，講的是當地一名非宗教信徒要求死後躺進棺材時在他手裡放一顆無花果，他說，如果人死後會進入另一個世界，他就會讓無花果發芽。儘管後來真的長出了無花果樹，但其來源更有可能是死者生前吃的最後一餐。）
我偶爾也會參加由不列顛群島植物協會組織的「外來植物搜捕行動」。這個活動聽起來很豪華，實際上就是乘車去遊覽倫敦東部的那些垃圾場；在沒有垃圾回收分類的年代，這些垃圾場裡堆滿了各種垃圾，從屠宰場的邊角料到塑料玩具，應有盡有。初秋，我們會步行穿過一大片剛扔掉的牛腸、被風吹亂的紙、碎玻璃和無數堆臭烘烘的廚房垃圾。整個地方都瀰漫著刺激性的煙霧，那是讓人窒息的燃燒的橡膠和冒著熱氣的生物垃圾釋放出來的。卡車往來穿梭，帶來新的垃圾，而推土機則把垃圾壓平夯實。我懷疑地球上沒有任何自然棲息地能像老式垃圾場這樣，既整日處於混亂變化之中，又有集中的外來生物種子來源。這裡就是雜草的溫床。
雜草們以成千上萬的規模冒了出來，這是一個由食用植物、觀賞性植物和躲在進口盆栽中偷渡而來的南半球植物組成的怪異組合。它們從丟掉的色拉、亞洲餐館的垃圾以及每年進口幾千噸的鳥食中萌發。它們在剪下的樹籬、沾滿泥的輪胎或進口包裝裡的果實上生根。每一粒能發芽的種子，每一片根或莖的碎片，都有機會在這溫暖的垃圾堆旁長成一棵植物。我們找到了蕎麥、草、芫荽、黃瓜、孜然芹、大麗菊、一棵舊時農田的瘟疫植物——毒麥（可能是混在進口大麥裡來的）、蒔蘿、小茴香、胡蘆巴、葫蘆、天仙子、鳶尾、尾穗莧、金盞花、大麻、茄科植物（5種）、馬鈴薯、木籐首烏、假酸漿、向日葵、番茄（已經結果了）、西瓜和刺蒼耳（Xanthium spinosum）——一種原產於南美洲的、連載漫畫中常出現的蒼耳，它們是掛在羊毛上然後跟隨羊毛廢料來到垃圾場的。
每當找到這樣特別優良的品種，隊長就會吹響哨子，然後所有成員都會放下手中的事，從四面八方跑過來，聚集在這棵植物周圍。大家拍照片，認真討論物種鑒別的細節。如果鑒別時存在爭議，大家就會決定由一個人先「繼續養著」這棵植物，直到它的身份被揭曉。這個過程包括將這棵植物挖出來（反正留在這裡的話，不出幾周，它也會被新的垃圾埋葬），裝入一隻濕潤的塑料袋，帶回去種在家裡的溫室或植物園裡，然後照顧它，直到它出現可以準確辨認物種的特徵，如開花或結種。有一次，我們在垃圾場間穿梭時，車內溫暖的氣息竟讓才挖來的假酸漿綻放了（採到的時候花還是閉攏的），美麗的藍色花朵靜靜開在塑料袋裡面。想著這種植物奇怪的名字[142]，我記起波西·西蒙茲有一部惡搞漫畫，將植物的民間英文名和20世紀鄉村的新品種聯繫在了一起。她的說明文字出奇地契合圖片中的情景。「水道河岸上那片灰色是『丟薄片』、『毒膠』和『黃麥仙翁』，路邊停車帶角落裡的是一叢叢『黃色尖肺屁股』。在這裡，我們還看到了第一棵從草中鑽出的『小妖精護指套』，它們要麼是蠟質的金色，要麼是透明的粉色……」
我們的「外來植物搜捕行動」不一定有什麼科學價值，倒與觀鳥愛好者們追尋稀有鳥類的做法頗有相似之處。但看著「搜捕者」們對植物起源和垃圾場歷史如此著迷，我覺得他們更像是拿著金屬探測器的尋寶者。這些遠足活動能讓人感覺更敏銳，還能讓人對植物的交通方式大開眼界。而且植物學書獃子們可能不是唯一對這些雜草感興趣的人。一個週六，在巴金[143]垃圾場時，我們發現同在這裡的還有一群遊客的孩子，他們正在垃圾中翻找更有趣的旅行紀念品。他們專心聽我們介紹，圍著我們問東問西，還把要鑒別的植物拔出來。沒過一會兒他們就各自散開，並把找到的植物交給他們的領隊，再由他轉交給我們。其中一個年紀較小的孩子塞給領隊一枝亞洲香料植物——細葉糙果芹，它的學名叫作Trachyspermum ammi。這是一種難認的傘形科植物，對我來說也十分新鮮少見，但對這個進步神速的小分類學家而言卻不再陌生。「艾米（Ammy），」他努力用帶著倫敦腔的拉丁文說著植物的名字，「他們已經認出這個了。」
要是從雜草的定義「出現在錯誤地點的植物」出發，把這些垃圾場植物稱作雜草也許並不恰當。作為被驅逐者，它們所處的地方再「正確」不過了，這裡把它們和曾經帶它們來到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動有效地隔離開了。它們的壽命很短暫。它們被卡車傾倒下來以後只有一個月時間，隨後便很有可能會被下一批新土掩埋。幾乎沒有植物有機會結種，更不用說散播出去給放逐它們的世界帶來麻煩。對於長在這裡的植物們而言，垃圾場是它們的最後歸宿，而非新物種入侵的陣地。
幾年以後，我對雜草的遷移和滲入依舊興趣不減。它們的進駐過程令人驚歎。我曾在洞穴裡的電燈旁看見過碎米薺的嫩芽，它的根就紮在潮濕的石灰岩裂縫中；我還在布魯斯托的三層樓房房頂看見過醉魚草。有一次，在康沃爾郡「伊甸園計劃」園區的潮濕熱帶生物群系中，我看到一株荊豆長在進口的石頭基底上，它一定是從群系外面茂盛的荊豆叢中悄悄潛入這密封並不算嚴格的環境裡的。
機會主義最為重要。那棵著名的、在1973年清潔工人罷工期間頂開沒倒的垃圾桶桶蓋鑽出來的臭椿幼苗，我並沒能親見。但我曾看到過在倫敦地鐵環線地面段的鐵軌路堤上密密長著的一片臭椿幼樹。臭椿是在1751年第一次被人們用種子種在切爾西藥草園中的，它那結著種子的翅果很容易被風以及過往列車攪起的氣流吹散。如今在歐洲南部的一些地方，它已經完全適應了當地環境，看起來就像本土灌木叢中的一員。
外來物種的潛入可以極為隱秘且精確。我常看到一小片亮藍色的半邊蓮從城市人行道的縫隙中長出來，而它們的種子就來源於正上方懸掛的花籃。有時它們的潛入又廣泛而難以捉摸，每當這時植物學就會費盡力氣想要搞清這些世界上最成功的雜草是如何進行環球旅行的。我曾看到過一棵如今被叫作黃花酢漿草的植物開著它明亮的檸檬黃色小花，孤零零地長在葡萄牙辛特拉一家畫廊外的一個浴缸裡，這個浴缸是用來盛放一尊出自一位南美洲藝術家之手的雕塑的。黃花酢漿草起源於南美洲（在那裡它被叫作「海角黃花」），如今是一種遍佈全球的猖獗雜草，出沒於錫利群島的花田、澳大利亞的柑橘園和加勒比地區的種植園——它的英文俗名Bermuda-buttercup（直譯為「百慕大毛茛」）正是來源於加勒比地區。這個讓人困惑的名字像是對雜草本身旺盛、多變的特性的一種比喻。
可是，作為感官敏銳且反應迅速的環境變化風向標，雜草們的那種進取精神偶爾真會讓你覺得深受鼓舞。20世紀90年代，英國皇家空軍格林漢姆基地不再作為核基地之後不久，我曾造訪此處。那時大自然已經開始了再次佔領基地的進程。蝙蝠棲息在導彈發射井內，黃條背蟾蜍躲在舊彈藥箱裡。巨大跑道兩邊的草地已經長出了野花。最讓人驚歎的是，格林漢姆基地腳下的土壤明明是酸性的海綠石砂，卻長出了許多偏好白堊土壤的植物，為首的就是常見於鐵路路堤和舊採石場的堅毅雜草野胡蘿蔔，它們收攏的種球看起來像是蜂鳥的鳥巢。跑道上的水泥慢慢滲入土壤之中，使這裡的土質變成了鹼性。甚至還沒等被挖掘，這條極速跑道就已經開始降解，並慢慢變成一片草地。
在追蹤英國外來雜草的這30年中，我學到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於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植物而言，生命雖然美好卻很短暫。每年來到英國的新植物有幾百種，可用的土地卻很少，環境也並不適宜，環境變化的速度又往往比它們那已經很快的生命週期更為迅速，並且大部分非耕地的地表已經被古老而強大的本土植物佔據。（從這個意義上說，外來入侵物種十分符合雜草能在生態真空中興旺繁榮的特徵——這裡的生態真空即沒有捕食者、疾病和本土植物釋放的防護性生化手段。）只有很少幾個新物種能順利存活到成為雜草景觀中的一員，能成為環境滋擾分子的就更少了。垃圾場就像是其他那些失敗者命運歸宿的一個隱喻。它們可以在這場本質上而言就是植物畸形秀的表演中熠熠生輝，但若想逃脫迅速滅亡的命運、成為一個成功的入侵者，幾率很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大部分成功站穩腳跟的外來物種走的都是另一條路徑：進入花園，被喜愛、被培育，被一個園丁散播給另一個園丁，直到它們達到一定的數量，在這個數量下偶然的逃脫或有意的放逐都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就是讓英國保育工作者擔心不已的十幾種「侵略性非本地植物」進入野外的途徑。其中8種為水生植物，它們都是水族館或觀賞性池塘的棄兒。像黑樂草、加拿大伊樂藻和粉綠狐尾藻（原產於南美洲）這樣的物種，其葉子能在水面上形成緻密的一層，可以導致其他水生植物（有時也包括水生動物）缺氧。與陸生植物不同的是，它們沒有紮在泥土中的根系來限制它們的生長。
危險程度緊隨其後的恐怕就是杜鵑花了，這種植物具備入侵古老林地——尤其是英國西部林地的罕見能力。究其原因，可能是假如我們把時間軸拉得足夠長，杜鵑花並不能算得上是一種外來植物。在英國西部形成極為密實的灌木叢的品種是彭土杜鵑（Rhododendron ponticum），人們曾在愛爾蘭的沉積物中找到過這種杜鵑的花粉，其年代可以追溯到上一次間冰期。那時這個品種已明顯適應了大西洋林地的生長環境，因此可能保留了一些關於如何應對這種棲息地環境和競爭物種的基因「記憶」。但在那以後的三萬年裡，它並沒有自然而然地再次生長在英國大地上，目前所有的野生杜鵑都被認為是從花園中逃出去的。幾乎沒有蟲子以它為食，即便是在不適合它播種的較涼爽的夏天，它們也能靠著吸根大肆擴張。在蘇格蘭西海岸那片獨特的櫟樹林裡（有時這裡也被稱作「凱爾特雨林」），杜鵑能夠爬上那些因常年吹風而較為矮小的櫟樹，擠走樹上稀有的地衣和青苔——對它們而言，這片樹林是最後的也是在世界範圍內都很重要的避難所了。
喜馬拉雅鳳仙花是最受保育工作者喜愛的入侵物種了，這心情大概與狐狸獵人們最喜歡的動物是狐狸差不多。讓工作小組們玩得精疲力竭的「抽打鳳仙花」活動，可能是保育志願者們最喜歡的娛樂項目，儘管（或者可能就是為了）過程中瀰漫著壓扁的枝條的氣味，鳳仙花的種子還會不停射出來。至於這種狂歡活動是否合理，或是否會產生任何生態影響，還有待討論。
喜馬拉雅鳳仙花是在1839年從喜馬拉雅山脈引入英國的，它被作為裝飾性植物種在花園的潮濕角落，到19世紀末時，它們已在野外廣泛分佈，尤以西南各郡的河流沿岸為多。1901年，植物學家A. O.休謨[144]在康沃爾郡的露谷看到了這種植物，為其寫下了一段最早、最生動的描述文字。他強調，至少在它還比較罕見的時候，它算得上是一種引人注目的美麗植物：
長在溫暖的西南部、莖的基部沒入清澈溪水的鳳仙花是一種極美的植物。它高5—7英尺或者更高，恰好露出水面的那部分莖直徑有1—2英吋，十分健壯；它筆直、形態對稱，開著許多團花朵，中央的大花可以有一個人頭那麼大……不同的植株開出的花朵也大小不同，顏色也可有十幾種變化，從你能想像出的最淺的粉紅色到深紫色；大而優雅的深綠色披針形葉子長得鬱鬱蔥蔥，其中有些葉子的長度足有15英吋。
在20世紀50年代，喜馬拉雅鳳仙花的傳播速度大大加快了，到80年代時，它長遍了大部分河流系統的沿岸，但密度最大的依舊是西部。它迅速擴散的原因和其他所有鳳仙花一樣：它緊繃、有彈性的蒴果能像彈弓一樣把種子發射出去（它們形象的屬名Impatiens意為「沒有耐心的、無法忍耐的」），然後種子就會順水漂流。喜馬拉雅鳳仙花是英國最高大、生長最快的一年生雜草，它們形成的超大規模植物群是一種非常吸引人的景觀，常能沿河岸綿延數百碼，開出成片的紫色和粉色花海。到20世紀末時，它們已經具有相當的知名度，有了一些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安妮·史蒂文森[145]為這種植物寫了一首很美的情詩，與保育工作者們將它的氣味比作清潔劑不同，她筆下的鳳仙花有著「成熟蜜桃的香氣，彷彿一個姑娘擦著口紅的芳唇間吐露的氣息」。它們開始有各種俗名——警察的頭盔、窮人的蘭花（得名於花的形狀）、跳躍的傑克（得名於會發射種子的蒴果）。一個薩默塞特郡的記者告訴了我一個極為有趣的鳳仙花俗名，以及一個杜威爾頓的保育工作者們一定不會愛聽的故事：「（喜馬拉雅鳳仙花是）我最喜歡的植物。我不太確定它是不是這裡的本土植物，因為我的那株是從別人的花園裡得來的。我遛狗時常把它的種子撒在各種樹籬和壕溝裡，所以它很快就會變成本土植物啦！……我以前聽說它在當地被叫作『蜜蜂屁股』，也注意到它很吸引蜜蜂，原來它的花朵形狀導致蜜蜂採蜜時只能看見它們的屁股，我覺得這個名字簡直太妙了。」
我也曾見過蜜蜂們在「蜜蜂屁股」上忙碌的情形，那時我正在秋日的埃克斯河上漂流，兩岸濃密的喜馬拉雅鳳仙花使得整條河流充滿一種與眾不同的亞洲風情。鳳仙花上覆蓋著圓蛛的蛛網，空氣中飛舞著許多蜜蜂，有些蜜蜂的肚子上掛了太多黃色花粉，幾乎都要飛不起來了。無論喜馬拉雅鳳仙花還造成過什麼影響，在這暖意漸消的季節裡，它們為本土的無脊椎動物營造了一片樂園。但那裡已看不到太多其他植物，我的同伴堅持認為是鳳仙花排擠和破壞了當地河岸上的植被。
但十年過去後，一個簡單如外來植物大部隊無情扼殺可憐的本地植物的故事是無法說服我的。喜馬拉雅鳳仙花是一種一年生植物。它也許只需一個夏天的時間就能長到10英尺（約合3米）高，但冬天它就會和自己的根一起死去。從生物學角度來說它無法建造一個根深蒂固的植物群。作為將機會主義發揮到極致的雜草，它的生存和傳播靠的是入侵沒什麼植被的開闊泥地和在已有的河岸植被中見縫插針，它尤其喜歡臨近城鎮的環境。並且現在已經弄清，在國內的許多地方，對鳳仙花傳播最有利的條件實際上是人對河流進行的入侵式機械清淤。鳳仙花對本地植物造成影響，可能是由於這些植物被它們夏天的濃密葉影籠罩了一段時間，變得比較虛弱。（但這種植物間的影響不是必然的，比如在黑莎草沼澤區域，沼澤中的黑莎草與喜馬拉雅鳳仙花相似，一個夏天可以長到6英尺以上，而群落構成豐富的春天開花的多年生植物——蘭花、剪秋蘿、纈草——就不受其影響。）可我還從沒見過哪裡的本地植物群落確確實實被喜馬拉雅鳳仙花所替代的。在東英吉利，它們甚至無法進入河邊穩定的蘆葦植被，遑論入侵了。
喜馬拉雅鳳仙花既可以讓鄉村河岸變得單調，也能讓城市荒地更加多樣。它的存在對英國到底是好是壞，並沒有一個簡單分明的裁斷。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安妮·史蒂文森寫給鳳仙花的情詩的最後一節——在一個環境劇烈變化且充滿不定因素的時代，扼殺任何充滿希望的綠色生物都是危險的：
愛，是你說，「殺死那個我們不得不稱作生命的殺手，
然後我們就會生活在死氣沉沉的太陽下
一個荒涼的星球。」
於是我照舊用十月的溫柔渴望愛你，
會接納即將來臨的冬天
並喜歡鳳仙花誘人香氣的十月。
不過，虎杖作為一種值得人們認真謹慎處理的入侵者是毫無爭議的。它不像鳳仙花，可以用作週末與小馬俱樂部或當地保育機構狂歡娛樂的由頭。它也不像大豬草，這種高大健壯的兩年生植物一生中基本不挪窩，且開花以後就會死去。虎杖一旦在自己喜歡的地方落腳，每年推進的距離超過20英尺（約合6.1米）。它那多年生的根部會不斷擴張，並遏制其他植物的整個根系。虎杖的身份並不是普通雜草中某個較為惡劣的品種，而是被看作、被當作生物公害和植物傳染病來處理。它產生的主要文化影響就是催生了一整個對抗它的行業。
虎杖的早年經歷與許多其他入侵雜草很相似。虎杖在原產地日本和中國北部的生長環境是像河邊碎石灘和山麓碎巖這樣較為混亂、易受侵擾的地方，也是典型的潛在雜草喜愛的環境。它是凝固熔岩上長出的第一批植物之一，可以忍受極端的酸性環境和礦物污染。虎杖於19世紀中期被引入歐洲，它那幾乎在同一平面上水平排列的心形葉精緻且充滿東方韻味，乳白色的花穗錯落有致地立於葉片上下，這些特點使它成為大受歡迎的花園灌木。1870年，它得到了園林設計師威廉·魯賓森的讚譽。20世紀初，一個謝菲爾德礦工還聽到了自己家虎杖的故事：父親如何買回了一株虎杖，如何邀朋友前來參觀，友人們對它佈滿斑點的莖和典雅的葉如何交口稱讚，這株植物後來又如何被分作幾盆與大家互贈交換。
我們依舊可以在植物學家的筆記中找到虎杖勢不可擋的傳播情況。人們首次在倫敦野外發現這種植物是在1900年，兩年後它便抵達了白金漢郡蘭利的一個垃圾場。1908年，它來到了埃克塞特；1924年，它到了薩福克郡。在20世紀30年代的康沃爾郡，人們送了它一個名字——「漢考克的詛咒」，因為虎杖從中散播出來的那座花園的主人就叫漢考克；據說康沃爾郡有一棟房子因為虎杖肆虐，售價已經降到了100英鎊。到了20世紀60年代，虎杖已經遍佈整個英國，從英格蘭最西邊的蘭茲角一直到最北端的劉易斯島。
此時情況已非常明瞭，虎杖的侵略性與英國其他外來雜草全然不可同日而語。它單棵植株的根系縱向可伸長至6英尺深，水平方向上的根攜同其上生長的芽每年都可推進至少20英尺。這就是虎杖擴張的主要手段。英國的所有虎杖都是雌株，其最初來源可能是幾棵無性繁殖出的個體，所以這裡的虎杖並不會結種（除非與親緣關係相近的植物——如木籐首烏——的雄株雜交）。正如旋花和寬葉羊角芹那樣，虎杖的小塊斷根也能很快形成新的植株。剛剛切下的一小段莖若放在水中、置於溫室條件下，只需六天就會開始長出新芽和新根。還有一點，虎杖的春芽——其中有一些是直接從龐大的地下莖上生發出來的——可以穿透瀝青、頂開水泥板，四個星期內就能長到5英尺（約合1.5米）高。
難怪人們開始覺得虎杖是個大麻煩。被從花園驅逐後，它沿著鐵路路堤、河岸、混亂的人行道邊緣和路邊的壕溝一路擴散。它入侵了教堂庭院和公墓。在一些地方它開始形成密實的灌木叢，不但人類無法進入，下層的植物也完全被覆蓋扼制。而且與其他大部分多年生雜草不同的是，它的根似乎可以壓制其他植物（甚至包括蕨菜）的地下莖。但幸運的是，目前它還沒有表現出入侵古老樹林或草地的傾向，也沒有要變成農業雜草的跡象。
對虎杖的抵抗始於1981年，其模式和備戰某種生物危害的溢出或嚴重的流感爆發一模一樣。虎杖被寫入了1981年的《野生生物和鄉村法案》，從此「種植或以其他方式使其於野外生長」變成了一種「違法行為」。在1990年的《環境保護法案》中，虎杖的「身體部位」（即剪斷或挖出的根）被列為「管制垃圾」，根據《環境保護法案》的規定，這類垃圾只能丟在具備許可資格的垃圾填埋場。
管控虎杖的大量可用公共經費催生了一整個撲滅虎杖的行業。公司生意興隆，客戶名單越來越長——最常見的有市議會、大型建築公司和房地產經紀人——並且遍佈各地。人們召開會議，出版供土地所有者和憂心忡忡的住戶使用的手冊，教他們如何處理這種兇惡的植物。有時候這些手冊讀起來更像是驅魔儀式，而不是除草指南。整個處理流程十分嚴格。各個程序必須在一年中的正確時段按順序執行。外洩污染是個很實際的危險，所以要遵循防護程序。不推薦簡單的挖掘，因為這只會讓根的碎片更為分散。對於大型的虎杖群，推薦使用深挖的方法，被虎杖污染的土壤也要帶到有許可資格的地點丟棄。可以在土壤中插入障礙物作為抵擋入侵者的藩籬（兼具這個詞字面和比喻的雙層含義），多一重保障。對較小的植物群，可以在它們長到約1米高的時候（通常是每年的5月）噴灑除草劑，此時的葉片面積已足夠大，可保證化學物質被良好吸收。若在這一季末、虎杖還未出現枯死跡象前噴灑，也被認為是有效的，但「要注意保護花上的蜜蜂和其他昆蟲」。在一些較敏感的區域，在春秋季之間進行反覆的修剪、翻土和放牧也可起到一定作用，但所有剪下的植物組織必須被安全處理，比較好的處理方法是就地焚燒。
剿滅工作在2009年春天進一步加速了，因為此時出台的《財政法案》中有一項條款規定，每年可免去相當於虎杖清除費用150%的稅款。不出所料，各公司抓住了這天賜良機，將每平方米的清除價格推到了50鎊以上。截至2010年初，全國每年用於清除虎杖的費用已經升至1.5億英鎊以上。
但2010年春天，一種更低廉、更安全且少了些瘋狂的控制方法進入了人們的視線。非營利性農業研究組織CABI的科學家們宣佈，他們一直以來都在虎杖的原產地日本對虎杖的天然捕食者——一種叫作木虱（或虎杖虱）的體型極小、吸食植物汁液的昆蟲進行試驗，並且已經獲得政府批准在一些地區進行實地試驗。可能鑒於仙人掌螟蛾的前車之鑒，再加上考慮到生物控制法可能帶來的副作用，研究者們將會盡量將試驗田與其他地方隔離開來，並在試驗田中納入其他與虎杖有親緣關係的英國野生植物（如蓼屬植物和蓼科的酸模），以確認木虱不會誤傷到它們。
***
並非所有人都同意外來入侵植物——即便是「三巨頭」：大豬草、喜馬拉雅鳳仙花和虎杖——造成的威脅有反對者們堅稱的那麼嚴重。這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建立在有偏差的數據上的外來物種恐慌？2010年，英國植物分佈的開創性著作《英國和愛爾蘭植物地圖新編》（2009）的合編者戴維·皮爾曼和他的植物學家同事凱文·沃克從一個新的角度——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個不同的尺度——分析了入侵植物的出現頻率。首先，他們提出，我們可能因為這些雜草的「都市性」而對它們的存在產生了錯誤的印象：「我們會把外來植物看得比在實際情況中更『普通』，因為它們在我們生活圈裡很常見。於是我們就不假思索地認為它們無論在哪裡都很普通。」我們從它們在城市中的混亂環境——路邊、水道、廢棄的工業區裡的數量推斷，它們在更廣闊的鄉村也一定以相近的密度生長。於是作者們進行了一次所謂的反推。他們先給出了面積單位為100平方公里（即10公里乘10公里，英國將這個單位稱作hectad）的入侵雜草數量的數據，然後將這些面積單位按一個小得多的單位——4平方公里（即2公里乘2公里，英國將這個單位叫作tetrad）進一步細分，並在這個比例上再次分析這些雜草的數量。（整個數據庫十分龐大，記錄了400萬個4平方公里上出現的4400種植物。）兩個數據間的差異令人吃驚。100平方公里尺度上虎杖分佈的面積為83%，但細分到4平方公里的尺度以後，虎杖的分佈率只有29%。杜鵑花的這兩項數據分別是70%和22%，喜馬拉雅鳳仙花則是34%和6%。這些植物的數量似乎都集中在相對較小的面積上，其中大部分區域是城市或城郊。當皮爾曼和沃克將鄉村地區，尤其是生態資源最豐富的區域的數據也如此細分分析後，外來入侵植物——用他們的話說——「稀少到難以察覺」。他們繪製了雜草首惡虎杖在多塞特郡——英國鄉村面積最大的郡之一的分佈圖。100平方公里尺度上，虎杖在每一個單位面積裡都有分佈，表明它在這裡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危險生物。在郡內1280個重要自然保護區中，只有8個長有虎杖。
看著美國佛羅里達州和澳大利亞的狀況，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在外來物種問題上放鬆警惕。但外來入侵植物也具有所有雜草的共性，即能讓它們真正繁榮發展的只有混亂不穩定的環境，或缺乏長期穩定植物群落的地方——否則在這些植物複雜龐大的根系和長久以來形成的化學秩序的影響下，外來者通常難以立足。把大豬草的種子種在一片古老的林地中，它們很可能無法萌發；而在約克郡峽谷中溫和規矩的柳蘭一旦被引入肥沃、常翻新的花園綠草帶，就會搖身一變，高大兇猛起來。一種植物雜草化的傾向與其說是與生俱來的性格特徵，不如說是不同環境下的隨機應變。
但機會總會出現在某時、某處，外來入侵者們也會一直存在，即便有時我們會誇大它們帶來的威脅。它們蓬勃發展，有時候是因為它們已經紮穩了根：比如虎杖，硬要徹底根除它們，只會搞得國家破產、兩敗俱傷。有時候是因為它們傳播的路線已經連續流暢：每一種新的作物——大豆、補血草、琉璃苣——被引進時都會帶上些新的雜草親戚。還有些時候只是因為我們喜歡它們：不管歐洲七葉樹——一種不到400年前從巴爾幹半島引入的外來植物——被同樣外來的樹木病害摧殘得多麼嚴重，作為英國鄉村植物的標誌，它會受到人們的守護，哪怕只剩最後一棵。外來植物為我們的國家和地域文化貢獻良多，有時對地方生態都多有裨益。而在未來它們可能需要做出更大的貢獻。氣候變化對本土植物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它們在傳統分佈區域——它們的舒適區，數量可能會慢慢減少，變成植物中的「少數民族」，甚至最後在當地滅絕。它們留下的空白只能由可以更好地適應新環境的植物填補。這些植物中有些可能就來自更溫暖的南方，若只是因為它們並非原住民便斷然將它們驅逐，會讓我們這座小島的植物群背上更加貧瘠單調的風險。
因此，我想知道，在衡量外來入侵植物時有沒有一種不那麼武斷的方法，能將它們做出積極貢獻的可能性也計算在內。我覺得「適應」（naturalisation）這一概念可以作為一種衡量它們可容性的簡單有效的標準。在嚴格的科學定義上，「適應」指的是一個外來物種已經在野外環境中建立了足夠穩定的地位，不需人類幫助就可以繁殖與傳播。在英國符合這一定義的植物有近1500種，其中有約150種是公元1500年前到來的「古代雜草」，另外1300種則是之後抵達的「新雜草」。
文化層面的「適應」可能也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判斷，其深層含義中強調的是人們的接受度和文化上的「相合」。這種「適應」在字典中的定義是「被承認與土生土長的事物或居民享有一樣的權利和待遇」，或「以一種自然的方式定居」。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國民議會宣佈：「我們，通過法案，接受國際人權之友的領導者成為法國公民。」在這些定義中有一個予與取的概念，即外來者要對其適應的文化做出一些貢獻，同時嘗試著融入其中。
這個標準該如何應用到一些著名的外來植物身上呢？有些植物，如歐洲七葉樹（新雜草），在文化層面已經被廣泛接納並完全適應了。這種樹為英倫景色、孩童遊戲甚至化妝品行業（它的果實能夠用來生產洗髮水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此同時，它們帶來的壞處不過就是在幾片本地林地中不成氣候地散播了些種子。另一個例子是雪花蓮（除西部少數地區外英國全境都有分佈的古代雜草）。它具有很強的侵略性，並且能在其逃脫的花園外形成巨大的植物群，但大部分人都以為它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英國野花。
大量外來花園植物都能與我們的本土植物和睦共處，甚至常常相處得非常愉快。我前面提到過蔓柳穿魚、紫菀、常綠五舌草和糖芥所做的貢獻。新來物種中有一些最為優良的品種都起源於地中海地區——花朵散發著康乃馨香味的歐亞香花芥；黃色花朵周圍圍著一圈綠色萼片、以「唱詩班少年」的名字廣為人知的菟葵；還有距藥草，它耀眼的紅色花朵使英格蘭西南部的石頭建築充滿了生氣。針葉婆婆納是19世紀30年代作為岩石花園專用植物從高加索引進的，如今它們在粗糙的草坪上開出了一片耀眼的藍色花海（當然是在允許它們生長的地區），與之相伴的是毛茛和落下的櫻花。木本羽扇豆1793年從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遠道而來，如今已經適應了東部和南部海岸的沙質海岸線，盛夏裡它們的黃色花朵會為海邊的微風增添蜂蜜般香甜的氣息。寧夏枸杞（Lycium barbarum）無害地遊蕩在英國南部的樹籬當中，哪怕只是因為它背後的故事，也值得將它留在這片土地上。18世紀初，第三代阿蓋爾公爵、植物收藏家阿奇博爾德·坎貝爾收到了一株茶樹（Camellia sinensis）和一株來自中國的枸杞。但它們的標籤被弄反了，不知是出於無意還是出於幽默，公爵就繼續讓它們頂著錯誤的標籤生長。這個故事在1838年才為人所知，此時公爵已過世多年，但是枸杞卻留下了它的戲謔性稱呼「阿蓋爾公爵的茶樹」作為英文名。
更有爭議的是如今開遍全英國路邊和草地的各種亂七八糟的花園水仙。許多人都覺得冬天過去後有些鮮亮的花朵裝點一下挺不錯，於是當地議會和便民組織出於好意，把水仙種到了交叉路口的圓形花壇、道路兩旁和離本區已經很遠的綠地中。（即便種在這些地方，水仙們也會造成問題。薩福克郡植物記錄員馬丁·桑福德指出，儘管這些花被認為「為環境增色不少」，但「它們也被用來在公共土地上劃地為界，而且可能導致這些區域被改造成更為正規的園藝區」。）出人意料的是，許多粗莽的現代培育種和雜交種水仙似乎能產生大量的種子，於是在距離人類聚居地幾英里的林地和田邊也會突然出現水仙群。我在諾福克湖區的沼澤中央和約克郡谷地1000英尺（約合300米）高的小河河岸都曾見過水仙花叢。
由於水仙的葉子在5月底就會凋零，目前來看它們對本地植物的威脅還很小（不過4月裡它們能夠完全遮住黃花九輪草和歐報春）。但在自然景觀中，它們是最具有美學破壞性的雜草，與喜馬拉雅鳳仙花這樣頻受抨擊的植物相比，長在本地野生植被中的水仙花要不協調得多；它們完全來錯了地方，把城市花園的氛圍一路帶到了鄉村。
另一種極端情況是有些入侵物種永遠都不該留下。例如，被南美洲驅逐的精緻的水生植物粉綠狐尾藻，如今正慢慢淹沒水塘和沼澤區域的開闊地。虎杖、杜鵑花和桂櫻可能也應歸為此類。或許還應包括一些更本土的植物，如英國培育的油菜，它們正不斷衝出種植它們的田地，入侵周圍的道旁植被。植物本土化——獲得准許光榮成為本土植物的一員——應當以植物行為的可接受程度和適當與否為標準，而不應取決於原產國家。
邊界區域也會出現問題，界線兩邊植物的行為和分佈可能會突然改變。亞歷山大草是（或者說，曾經是）一種深受人們喜愛的古代雜草。它作為一種烹飪用植物，被羅馬人從地中海沿岸帶到英國並廣泛種植於花園中，直到味道相似的芹菜出現。很快它們就在野外扎根，適應了（包括文化和生態上的雙重含義）海邊荒地的生長環境，與許多地中海植物一樣，它們似乎很喜歡海岸邊溫和的冬天和鹹鹹的空氣。它翠綠的葉和黃色的花是初春路邊最早出現的風景之一，它的莖煮熟後是一種挺不錯的食物。但做了2000年備受喜歡、中規中矩的海岸植物典範後，它忽然性情大變，侵略性十足，並於20世紀90年代開始迅速向內陸擴散。一開始人們以為這可能是路邊鹽含量驟增的結果——就像丹麥巖薺那樣，但亞歷山大草的新植物群主要出現在並未撒鹽的鄉村路邊以及與路面並不接近的位於高處的河岸，所以一定有其他原因——可能與氣候有關。到2000年時它開始出現在赫特福德郡南部的主幹道邊，這裡距離海邊超過100英里。與此同時，本已佔據了諾福克湖區東北部大部分道路路旁的它們，又開始進一步在諾福克郡最南端的A143公路兩側湧現。亞歷山大草的真面目還在諾福克郡博物學家協會中引起了一場小爭執，此前這個協會剛剛將它選作諾福克郡的郡花。一種雜草的形象搖擺於受人喜愛的標誌性植物和初露凶相的惡棍之間，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雜草的形象會在它們遷移或擴大地盤時改變，會在它們入侵新領地時改變，還會隨著大眾審美的改變而改變。就像曾經數量充足的家麻雀，100年前捕到它們還可領賞，如今它們卻成了稀少且受人尊重的花園奇景，所以亞歷山大草的形象可能也會很快惡化，從倍受憐愛的初春第一抹綠意、植物史的一枚活化石，墮落為不斷攻城掠地、霸佔勤懇的英國植物的領地的外來物種。雜草不僅可以是出現在錯誤地點的植物，還可以出現在錯誤的時間。
從文化適應性的角度來看看另一種被妖魔化的外來植物——挪威楓，情況便一目瞭然。那些說它壞話的傳說故事威力強大。它是一種真正的雜草，有侵略性且粗鄙。它那數量龐大的幼苗可以鋪滿整個地面，擠走本地樹木。它那大而不美的樹葉亂七八糟地落在地上，然後慢慢腐爛，形成一層滑膩的覆蓋物。這些「不合宜的樹葉」以每年秋天都會導致火車打滑然後被迫停車而著稱。在2009年9月，英國東英吉利國家快運公司頒布了一份「秋季落葉」特殊運營時刻表，時刻表的標題處就是一張挪威楓葉的照片。
當然，絕大部分這樣的指控也同樣適用於許多本地樹木——梣樹會長出大量樹苗，山毛櫸的落葉腐敗速度極慢。但挪威楓比它們多具備一個污點，一個難以抹去的植物野獸的標記——它是個外來者。它應該是從歐洲中部引入的，媒介未知，時間為16世紀——可能就在這之後沒多久，1664年，約翰·伊夫林[146]便在從倫敦周圍各郡寄出的信中，寫下了對挪威楓的最早的抨擊，其中所述種種，現在的人們已十分熟悉：「挪威楓……出名的樹蔭完全言過其實，它那會滴下蜜露的葉子很早就會凋落……變成一種黏液和害蟲，從當季的第一場雨便開始腐爛；它們就這樣污染、玷污了我們的走道；因此我認為應該把它們從所有的花園和道路驅逐出去。」
三個世紀後一個記者寫信給我，信中對挪威楓之於郊區風景的貢獻給出了一個樂觀積極的看法：
挪威楓常被稱為雜草。它確實有一個雜草的特質——成熟時會釋放大量的種子。那些帶著翅膀、靠空氣動力學傳播的果實被叫作「鎖與鑰匙」。如果你希望你的花園裡有一棵樹，那麼附近的挪威楓會義務幫忙，完全不用你動一根手指……沿著城郊鐵路進入倫敦的它，再次無視了路堤和城市荒地上瀰漫的柴油氣息。這種樹對英國適應得如此之好，幾乎有一種喜劇效果。後來居上的新丁在幾乎每一種境況中，都比本地物種更本地化。
但挪威楓真的是「新丁」嗎？牛津基督堂主教座堂（其歷史可追溯至1282年）裡聖弗麗德絲維德的神龕中，清清楚楚刻著它的葉子，旁邊還有田園楓（應為本地物種）和白屈菜（應是外來物種）。當然，這可能是某個在歐洲大陸見過野生挪威楓的石匠所刻，但它確實使挪威楓的外來性蒙上了一層疑雲。2005年，最富盛名的樹木史權威之一——泰德·格林發表了一篇論文，一石激起千層浪。文章以安妮·史蒂文森為喜馬拉雅鳳仙花寫詩的精神為野樹正名，提出氣候變化應使我們「重新思索對本土與非本土（即雜草型）樹木的教條定義是否合適」。他舉出挪威楓為例——也許提它只是故意唱反調——認為應把它當作一種可能的本地物種對待。他指出，古代沉積物中可能存在挪威楓的花粉，它只是因與田園楓花粉太過相似而未能被辨認出來；他還指出，挪威楓與梣樹、榆樹和櫟樹一樣，都能供古老樹林中的地衣在樹上生長。他最有趣的觀點是，目前挪威楓演化出的策略可能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產生的一種歷史性回溯——同時也是一種貼合現代的螺旋形的進步。黑孢皮病是對挪威楓打擊最為嚴重的病害，過去1000年中這種病幾度興衰。「挪威楓迅速扎根和快速再生的能力，」格林問道，「在酷熱乾旱時期是不是為了對抗由病害引起的不可預測的數量銳減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
時光的流逝往往才是入侵植物之命運的決定因素。耕地雜草原本的生長環境若常受侵擾，它們就只能待在原來的地盤而無法進駐耕地。四處肆虐的雜草只有在某種昆蟲或微生物學會以其為食時才會停下腳步。至於挪威楓，它們很少有機會能長到成熟，因此很難知道那時的它們是不是會溫和起來。在有機會讓它們成熟的環境裡，它們的表現與本地樹木毫無二致。我最近在奇爾特恩偶然看到了一棵。這棵樹約有150歲，在山毛櫸林的一個空隙中長了起來。這裡舒適通風，地面遠不像坊間傳言所說的那樣被結塊的半腐爛的葉子掩埋，而是長滿了古老林地裡的那些花：藍鈴花、酢漿草和櫟林銀蓮花。至少在這裡，這種雜草般的樹的下方並沒有它繁衍再生的跡象。從可見的幾棵樹苗來看，幾百年後下一棵長在這裡的樹應該是一棵梣樹，而它的本土性可是毫無爭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