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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彷彿一片魔法之境。」戰地畫家威廉·奧爾彭[111]爵士第一次看到法國索姆河那曾經的戰場上熱烈盛放著的虞美人時，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對我們而言這句話很難理解，但在極難得的某些時刻，戰場看上去也並非地獄，英國士兵們能在這裡看到一片野生花園。好像雜草們要在一瞥之間告訴你生命是多麼頑強不屈，即便周圍發生的種種都在說著完全相反的故事。泰德·威爾遜上尉是一名29歲的老師，他在給母親的家書中描寫了暮春時節壕溝裡的五光十色：
在鎮子和我們的駐紮地之間是一個村莊，這裡已經被毀得不成樣子——教堂的塔尖殘破不堪，房屋牆壁被炮火轟得像馬蜂窩一般。後來這裡長了一片極為燦爛的黃色花朵——應該是某種芥菜或白芥——陽光下它們的味道像極了焚香的香味，天上還飛著百靈。有一塊空地扯上了帶刺鐵絲網——網都銹成了橙紅色——就在剛才，有一隻野兔從裡面鑽出來，直直坐著，眼裡帶著驚恐，耳朵被透過的陽光照成紅色。還有壕溝。人造與自然混合在一起，難以用語言形容。土堆上長著千里光和耀眼的蒲公英，還有繁縷，以及琉璃繁縷，這些花全都放肆地開著。
如果說軍官在家書中對戰場上這勃勃生機表現出的喜悅常常是一種單純的「因物而喜」，那麼普通士兵更多的則是因景傷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來自鄉村，戰場的混亂中長出的野花與他們在家鄉土地上看到的是完全一樣的品種。於是它們以一種最為奇特也最為悲切的方式——壕溝花園——成了人們在恐懼中與故鄉溫存的載體。一名《花園》雜誌的前編輯寫信回家，告訴家人像白屈菜和疆南星這樣的雜草是如何被從周圍的地裡移栽到壕溝中，人們又是如何沿著壕溝邊緣辟出一小塊一小塊的地方，並拿炮彈殘片圍住，用來種植它們。一名士兵則描述了一條只有47碼（約合43米）長的壕溝佈滿了「編織籃和格子牆……看著旱金蓮爬上格子牆，地道與連接點都有了一種家的氣氛」。
倘若在一些人看來戰場只能算是個象徵意義上的花園，作為農田它可是實實在在的，而戰爭本身則是一種對農耕的怪異倣傚。伊瓦爾·坎貝爾上尉在1915年的家書中寫道：「放眼向鄉村望去，平坦、寧靜、一片祥和，我看到的是一片看起來像被巨人的犁翻耕過的土地。」詩人約翰·梅斯菲爾德給妻子的信中有一段苦澀而真實的描寫，記述了一座真正的法國農場如何變成了一堆腐敗之物：「我們把這片農場和磚瓦和池塘和大部分堆糞場以及所有的樹所有的田都炸成了塵土、碎片和空洞，直到什麼都不剩……屍體，老鼠，舊罐頭，舊武器，步槍，炸彈，腿，靴子，頭骨，彈藥筒，木屑和錫和鐵和石頭，腐爛的身體和潰爛的頭的殘部散佈在每一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詩人們注意到，用來說服士兵們上戰場的理由是「為了保護並以某種方式擁有英國鄉村的自然之美」，而這卻要通過破壞同樣美麗的法國北部鄉村來達成，詩人們看出了其中的諷刺。艾弗·格尼目睹著法國——「一片可愛的土地，幾個世紀的美好生活造就了它溫柔和仁慈的秉性」——被變成了一片荒野。埃德蒙·布倫登將農業上的類比與共鳴引向了合理的結論，他的詩作《鄉村經濟》以一個農民的口吻講述戰爭，講述他如何播種鋼鐵又以血肉灌溉它們。
為什麼，即便是這沉思的農民所熟悉的
樹林和田野
也淪為鋤下的泥土，被耕犁，
如果要他來計劃，他也會這麼做；
這田野和林地，都是被骨頭滋養的沃土，
會很快帶來大豐收。
首先，這大豐收是雜草的豐收。威廉·奧爾彭造訪索姆河戰場時，距離41.5萬人在此喪命只過了六個月，他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在他的回憶錄《一個在法國的旁觀者：1917—1919》中，他寫道：
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看到的夏日的索姆河。我把這記憶放在一片泥污之中，那裡什麼都沒有，只有水、彈坑和污泥——這是一個人所能想像出來的最昏暗、最陰鬱的令人憎惡的荒涼；而現在，1917年的夏天，這裡卻美得找不到字句形容。那片憂鬱陰沉的污泥被炙烤得潔白而純淨——是那種耀眼的白。紅色的虞美人和一種藍色的花，大片大片開著，不知綿延多少英里。天空是純淨的深藍色，整個空中直到約40英尺（約合12米）高的地方，有許多白色蝴蝶在上下飛舞著。這裡彷彿一片魔法之境；但在這片仙境中，豎著成千上萬的白色小十字架，每一隻都代表著一個無名的英國士兵。
但欣欣向榮的不僅僅是雜草。1915年夏天，伊珀爾[112]曾經的戰場上收穫了更豐厚的利潤。戰爭結束後沒幾個星期，法國農民們便拿回了他們的土地。他們填平壕溝和彈坑，開始犁地。在人們的記憶中，莊稼從沒長得這麼好過。在幾個月前還是戰場的地方，如今雜草和小麥卻豐茂得反常，《鄉村生活》雜誌聞訊對此評論道：「戰爭的大潮退去後，許多記者都注意到農業收成豐饒到令人稱奇，彷彿連土地也急著要一掃因戰爭造成的荒涼。」雜誌十分聰明地指出這次豐收與「戰爭中的紅雨」——即死去的英國士兵——沒有任何關係，並把原因全歸結到了敵軍營地的身上：「化肥和軍火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爆炸物中含有大量硝酸或硝酸鹽以及鉀鹽……德國人從農業中提取的用來殺死法國人的化肥成分，最後竟真成了滋養法國良田的化肥，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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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看到虞美人的人感觸最深的是它們那種重生後的絢麗燦爛，並且因此造就了一個直到近一個世紀之後還能引發人們共鳴的象徵符號。從古時候起虞美人就是生與死的象徵。聖彼得提到它們時強調的是它們生命的短暫：「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但在基督教傳統之外，它們更常作為多產和新生命的象徵，血紅的花瓣彰顯著大地的生命力。與索姆河戰場情況完全一樣的先例是滑鐵盧，滑鐵盧戰場被翻耕後長出的虞美人，被認為是來自於遭到屠殺的戰士的鮮血。
但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中，這種植物的頭頂縈繞起了一種更為多愁善感的光環。有一段時間它成了一個村莊的代表元素，這是諾福克郡北部海岸靠近克羅默的一個小地方，因為《每日電訊報》的戲劇批評家克萊門特·斯考特[113]的緣故還獲得了「虞美人之鄉」的稱呼。斯考特是在19世紀80年代時開始來這裡訪問的，他住在一個當地的磨坊主家，遠離那些受遊客歡迎的海岸景點。他愛上了磨坊主的女兒，也愛上了當地的景色，他認為自己是在這些開遍田埂與路沿、開滿懸崖峭壁的鮮紅的花朵中頓悟的。他開始為自己的「虞美人之鄉」寫狂熱的專欄文章，把這裡描繪成了一片古時那種往來耕作、怡然自樂的世外桃源。虞美人之鄉很快名聲大噪，斯考特一直想避開的那些城市觀光客蜂擁來到這些小村莊，他們來時搭乘的火車線很快被大東方鐵路公司重新命名為「虞美人線」（如今這個名字仍在沿用）。
斯考特為虞美人之鄉所寫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一首以塞德斯特蘭德崖頂教堂的墓地為背景的詩，後來這首詩還成了一首暢銷的流行歌曲，歌名叫《長眠之園》。這首詩極為傷感，並且部分借用了一個常見的錯誤概念，即虞美人有著和罌粟一樣的催眠作用。但在我們這些已經知道30年後將要發生什麼[114]的讀者看來，這首詩不免讓人覺得像是某種可怕的預言。
在懸崖的草地上，在峭壁的邊緣，
上帝種下了一座花園——一座長眠之園！
在天空的碧藍下，在穀物的翠綠中，
高貴的紅色虞美人就此誕生！
短暫而充滿渴望的日子裡，綿長而快樂的夢境中，
當我第一眼看見我的虞美人之鄉時，它們就都是我的。
在遠處傳來的音樂聲中，我雙眼泛著淚光，
是那裡讓我銘記，也是那裡讓我遺忘！
哦！我心所屬！我正在靜默的田地裡，
在虞美人誕生之地，等著你。
安睡吧！長眠吧！
在我的長眠之園，開滿紅色虞美人，
我獨自與死者一起等待活著的人！
這首歌會勾起人們內心深處對失去的愛人和英國的夏天的回憶，也許30年後另一座長眠之園[115]中的人們還會記得它。但這其中很可能不包括約翰·麥克雷[116]，因為正是此人的詩激發了定立榮軍紀念日的想法。麥克雷1872年出生於加拿大，後就讀於多倫多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內科醫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自願成為了一名加拿大軍醫，軍銜為中校，1914年底他正身處西方戰線。第二年5月，他在給母親的信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兩軍互相炮擊的場面：「然後大型榴霰彈——這是種在空中爆炸的武器——會發生兩次爆炸，好像一個巨人抓住一張濕了水的帆抖了兩下；第一次會冒出深綠色的煙，第二次則有一股顏色較淡的黃煙從炮筒中央向前噴出。」而他也記錄了紅色虞美人的大爆發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含義。
那年12月，對伊珀爾發起的第二次攻擊異常猛烈，他負責治療戰鬥中受傷的士兵，此時他回憶起那片紅色花海前的所見所想並寫成了一首詩，匿名寄到了《笨拙》（英國著名幽默雜誌）。雜誌在1915年12月8日刊登了這首詩。
在佛蘭德戰場，虞美人正盛放
開在十字架之間，一排排一行行
標示我們斷魂的地方
百靈依舊高歌，展翅在藍藍的天上
可你卻難以聽見，因為戰場上槍炮正響
我們死去了，就在幾天前
我們曾經擁有生命，沐浴曙光又見璀璨夕陽
我們愛人也為人所愛，可現在卻安息在
佛蘭德戰場
繼續和敵人戰鬥吧
顫抖的雙手拋給你們
那熊熊的火炬，讓你們將它高舉
你們若辜負死去的我們
我們將不會安息，儘管虞美人
染紅佛蘭德戰場[117]
這首詩後來在世界各地轉載。在美國，一名叫作莫伊納·邁克爾的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人員深受感動，於是發誓餘生都會佩戴一朵虞美人。1918年11月——此時距離麥克雷在濱海布洛涅協約國醫院逝世（死因為肺炎）已有十個月——邁克爾的一位朋友發起了一個計劃：在法國用布製作虞美人，售出後所得收入用來幫助難民重返被戰爭破壞的家園。1921年英國皇家退伍軍人協會成立時，她成功說服協會接納她的這一計劃，而且在當年第一個榮軍紀念日，退伍軍人協會全員佩戴了法國製造的虞美人。布制虞美人售得10.6萬英鎊，退伍軍人協會立即制定計劃，將生產線轉移到英國。近一個世紀後，最後一名倖存的「一戰」老兵去世，武裝衝突還在世界各地繼續著，但人們依舊用佩戴虞美人的方式來紀念那場「為了結束戰爭而打的戰爭」。榮軍紀念日的虞美人不僅代表著希望戰勝了經歷，在這個充斥著朝生暮死的人造品牌形象的世界裡，它們還成了最為常青的自然像征符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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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毀滅也孕育了虞美人，但這次戰爭的標誌性雜草是柳蘭，它們在倫敦大轟炸後的那些夏日裡，將紫色花海鋪遍英國各大城市中被炸毀的區域。它被倫敦人命名為「炸彈草」，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此前從沒見過這種植物。
這是這座首都城市在300年中第二次幾乎被燒為平地。而這一次佔領廢墟的是一種大火後生長極快的「火雜草」、植物中浴火的鳳凰——至於對這種佔領是喜是憂，則取決於你的角度了。1666年的倫敦大火曾在這古老城市的中心為中世紀的雜草們創造了一個天堂。原本生長的植物付之一炬。燒焦樹木上的層層煙灰被衝到了倒塌建築物的縫隙中。原本潮濕的地窖和下水道都暴露在了太陽之下。這次趕來澤被廢墟的植物——當然數量也十分龐大——是一種開著金黃色十字小花的平素不起眼的芥菜。它被取名為「倫敦火箭」。
這個名字其實源自植物學概念：火箭（rocket）是對eruca的訛用，eruca是十字花科一種辛辣植物的拉丁名。可「火箭」似乎很適合這神秘的入侵者，大火使得它們的數量如火箭般迅速攀升。不過儘管它的俗名中有「倫敦」二字，它卻不是土生土長的倫敦品種，而是一種原本長在地中海多石丘陵上的植物。當然，在17世紀時幾乎沒有倫敦人知道這一點，但它的突然出現引發了許多好奇和推測。評論家、植物學家羅伯特·莫裡森[118]總結說：「這種又辣又苦、有著四片花瓣和角果的植物不是由種子長成的，而是在大火產生的灰燼與鹽和石灰的混合物中自然生成的。」
但植物生長一定是有種子的。也許這些植物就生長在倫敦附近，但數量一直很少且不引人注意，直到周圍環境變得與地中海的家鄉類似，才開始大爆發。也許這些種子是跟國外進口的乾草一起來的，馬廄著火後它們便隨著煙灰被吹散到各處。出於某種原因，它們長得最茂密的地方就是聖保羅主教座堂的周圍。
柳蘭以前的知名度不比大火時的「倫敦火箭」高多少，而身份也絕對不是四處肆虐的城市雜草。約翰·傑勒德知道它是一種分佈在英國北部的罕見的林地植物，並從約克郡拿到了一些種子種在他倫敦的花園裡。（他認為柳蘭具有很強的觀賞性，還寫下了一段至今仍是寫柳蘭的文字中最好的描述之一，見第92頁。）大部分18世紀早期的記錄都把柳蘭描述為一種生長在山地岩石地帶和茂密森林中的罕見植物。諾森伯蘭郡的第一段記錄尤為生動：「在哈德良長城腳下、瞭望塔西側的石頭和灌木中，在克拉格湖邊，在斯萊基福德村旁邊的南泰恩河河岸上，在納斯戴爾村裡，有許多這種植物……它以『法國柳』的名字被引入了我們的一些花園；但它善於逃脫，在石頭縫隙這種狹窄得多的空間里長得比在花園種植時更好……它被認為是一種稀有植物。」這不是唯一一份提到柳蘭在種植時和在野外時行為特徵極為不同的資料。（而且請注意它們的名字「法國柳」，這個標籤含有雙重意味，即這種植物的優雅——和侵略性——很不符合英國風格。）
柳蘭害羞的名聲一直保持到了19世紀。在W. H.科爾曼的《赫特福德郡植物誌》（1848）中，它被記錄為一種生長在林間沙質土壤上的罕見植物。差不多同一時間，一位女士繪製了一幅細節一絲不苟的柳蘭，作品準確表現了花瓣的深紅色和褶皺——但品種被錯誤地鑒定為「柳葉菜」。這位來自格洛斯特郡塞文河畔弗蘭普頓的克利福德家族的女士為他們當地的花草畫了許多作品，十分精美且植物形象通常都可信。而在漢普郡，C. A.約翰斯牧師在他的經典作品《田野之花》（1853）中，將柳蘭描述為「在野外不常見，但在花園中很尋常」的植物。伊麗莎白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的柳蘭看上去與後來開遍倫敦廢墟的雜草柳蘭在外型上並無二致。但它的行為模式卻變化很大。過去的柳蘭總是被描述為隱居的、罕見的植物，躲在陰影中的幽靈。是什麼把這種害羞的林地花朵變成了最成功的城市雜草之一，以至於到20世紀末，它已開遍了英國每一座城市停車場和鐵路的路堤？
這種改變始於19世紀的最後25年。植物學家們注意到這種植物正在擴散，並且似乎是按照與牛津千里光一樣的模式，即沿鐵路系統前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它數量劇增。它開始大片地出現在因戰爭而被砍伐的森林中。突然間人們明白了為什麼整個北美洲都把它叫作「火雜草」。無論哪裡有森林被砍伐，有灌木被焚燒，第二年夏天這裡就會長出一整片柳蘭。到了1948年，格洛斯特郡植物誌編輯H. J.裡德斯德爾已經基本確定了正在發生的狀況，也能肯定，鑒於這種植物數量上的激增，人們在審美上對它的喜愛應該降溫了——而就在這裡，就在50年前，柳蘭還在以稀有之物的面目迷惑眾人。「這種植物自1914年前後便由於森林砍伐而開始兇猛散播……它的種子無疑是極易傳播的，並且鐵路成了它傳播過程中一個絕佳的媒介。這種植物只有開花時節才鮮艷美麗，一旦到了結籽時，它會讓整個地區看起來蕭索又醜陋。」20世紀60年代，就在這個郡，愛德華·索爾茲伯裡評論說：「我看到9月初的格洛斯特郡森林彷彿正經歷一場夏日暴風雪，大量帶著絨毛的種子飛舞在空中。」
20世紀90年代，一名來自白金漢郡的記者告訴我：「本地的獵人在狩獵幼狐時不喜歡讓獵犬進入這樣的林子，因為毛茸茸的種子會粘到獵犬的鼻子上，使它們聞不出味道。」這種曾被約翰·傑勒德稱讚「漂亮且端莊」的植物已經成了一種社會公害。
但這是同一種植物嗎？本土物種的行為特徵和對生長地的偏好通常不會改變得如此劇烈迅猛。迅速佔領混亂的土地正是初來乍到且有侵略性的外來物種的典型特徵。在《英國島嶼植物誌》（第三版，1989）中，湯姆·蒂坦[119]教授推測可能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柳蘭——macrocarpum變種隱居在森林和多石的高山上，而brachycarpum變種則來自加拿大或斯堪的納維亞，後者鍾愛被破壞和焚燒過的土地，進入英國的渠道可能是19世紀進口的木材（不過這樣就無法解釋18世紀這種植物被移栽到花園中後所表現出的侵略性）。但他無法在來自不同生長地的植物間找到穩定可靠的結構差異。更近的DNA（脫氧核糖核酸）檢測技術也沒能找到兩者在基因層面的不同。
不過，最近針對進化機理的研究正在揭示一些無法從單個基因上追蹤的變化特徵。很早以前人們就知道許多植物——比如刺柏和藜——能以不同的形態生活在不同的地區，但彼此之間並沒有基因上的差異。看起來似乎這些表觀遺傳效應也能在幾個季度或幾代的時間內出現在個體植物身上，而發生的條件可能只是移栽這麼簡單。這種適應性行為中，有一些是受到重要的基因復合體的調控，這些基因復合體十分古老且在整個生物界中都有分佈。龐大、侵略性強、「雜草性」十足的柳蘭實際上可能是在冰川期後開闊、混亂的大地上生長的原始種，而小巧清秀的柳蘭則是通過表觀遺傳學方式產生的適應陰暗和森林的種類。當人類重現了這種植物的原始環境後，原始種便被再次「激活」。
我之前提到過，不同的雜草之間並沒有親緣關係，幾乎任何植物科屬中都可能出現雜草。但演化遺傳學的最新發現表明，許多雜草種類之間可能存在著同樣的基本基因復合體，這種復合體使雜草們傾向於——比方說——快速生長、迅速適應。拉斯金曾經對雜草做出古怪且反科學的評價，說它們是「一種天生就傾向於進入錯誤地點的植物」，但現在看來他的觀點可能會被分子生物學證明。
然而柳蘭個性的改變引發了人們對它出身的懷疑。當它將紫色花海鋪向英國各個城市的廢墟時，沒人想到並提出它也許是德國人丟下的植物。但即便如此，當時的公眾反應也並非單純的喜悅（例如「廢墟上有了新的生命！」），半個世紀後的我們之所以喜愛這樣的場景，是出於浪漫的情愫和對生態的瞭解。柳蘭生長在人們曾經居住的地方，這是令人難以容忍的。英國廣播公司的口述歷史檔案《第二次世界大戰：人民的戰爭》中，一位來自謝菲爾德的受訪者這樣回憶自己的感受（而且，他的感受很有代表性地表現了柳蘭並沒有被當作本土植物，而是被當作一種從花園逃出的入侵者）：
這些長在野外的柳蘭被認為是從花園中逃脫的栽培植物。它在花園裡看著還不錯，可一旦到了狹小的空間裡，它那活力十足的匍匐根就特別討厭……回想起來，那些夏天似乎都很炎熱，小小的降落傘一樣的柳蘭種子被夏日的微風吹在空中。穿過市中心時我媽媽會緊握著我的一隻手，我就用另一隻手擋開這些種子。但不可避免地會有一顆掉進我眼睛裡，然後我就使勁想把它弄出來。我媽媽手裡拎著買來的東西，沒法幫忙，她就會說：「不要再揉眼睛了，一會兒都揉酸了。」我討厭那些破敗的地方，它們像傷疤一樣穿過家鄉的中心，我也討厭柳蘭躲藏在這些傷疤裡。
在倫敦，對野生綠色植物最洞若觀火的記錄是一部虛構作品——羅絲·麥考利[120]的小說《世界是我的荒野》（1950）。故事背景設在1946年的倫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二年。但這部作品的靈感在五年前便已閃現。1941年5月10日，麥考利的住處——包括她的所有藏書——在一次轟炸中被徹底摧毀（這次轟炸也毀壞了大英博物館中很大的一片區域）。從那以後她的作品中總是瀰漫著茫然和悲痛的情緒。她給朋友寫信說：「我沒有書，沒有家，什麼都沒有，只餘一雙用來哭泣的眼睛。」這一經歷很快在短篇小說《安斯特拉瑟夫人的信》中得到了宣洩，這個故事的女主角也失去了她所有的書——以及愛人寫給她的所有的信。
麥考利真正好轉始於一份來自出版商維克托·格蘭茨的禮物——一部完整版《牛津英語詞典》。「我的《牛津英語詞典》曾是我的《聖經》，我的牧羊人之杖。」她這樣寫道，詞典雖不能替代一切，但至少讓她重新振奮起來了。與此同時，她還在進行著一個更為腳踏實地的恢復過程：與她的朋友、同為作家的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121]一起探索倫敦的廢墟，菲茨傑拉德時年二十八九，年齡只有麥考利的一半。她們被轟炸遺址豐茂的野生植物迷住了，這些地方的雜草使它們成了綠色的世界，不像倫敦的其他地方只有單調的灰色。但麥考利看著這些在倫敦古老文明（正如她的藏書室一樣，這古老文明也已化為灰燼）的正中心重生的野性世界，也不免覺得感傷和矛盾。長勢難擋的柳蘭和它們對人類文化的視而不見給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理髮廳，」幾年後她將在《世界是我的荒野》中寫道，「柳蘭就是從那個裂口衝進了伊尼戈·瓊斯的審判室。」
這部小說從許多方面來說都是麥考利在城市廢墟間遊走時所思所得的精華，它的中心人物是一對異父異母的姐弟——17歲的巴爾巴裡和14歲的拉烏爾，這兩人不受管教，跑去加入法國南部的愛國者組織，戰爭結束時被監護人送到倫敦教養。他們從心理上無法適應傳統的英國社會，因此轉而喜歡上了轟炸遺址的灌木叢，那裡魚龍混雜，有非法居住者，有逃兵，還有小偷小摸。而且，他們發現這裡的無政府氛圍和居住地環境與法國南部的野生灌木叢林很相似，與抵抗運動中的激進主義也遙相呼應：
（它們）為自己在塌毀的、雜亂的荒地中走出一條路，沿著殘破的牆壁，潛入地窖和地下街的房間，這裡曾是許多商人貯存酒的地方，鋪著華麗瓷磚的房間彼此連通並在巨大的地面下形成地道。這裡有溝渠和下水道，它們帶著明亮的金盞花，長滿薊草，進入了從前的商務大廳，而黃色的千里光將它艷麗的花朵撒在死去商人的屍體上。
利奧·梅勒在他那精彩的20世紀40年代倫敦廢墟相關文獻的研究報告中，將這些植物叫作「折疊的綠色」，在這裡大自然「在重生中重新佔領被人類破壞的城市」，這是一種「大自然健忘症」。但我卻覺得這更接近於一種「大自然的回憶」，麥考利這樣敏銳深刻的人不屑於使用這些模糊的、綠色的抒情詞彙。那些早已消失的古老生意被她寫得如紀念碑上的名字一樣準確——「馬具商，定制服裝裁縫，日用雜貨商，打蠟匠，理髮師，啤酒製造商，箍桶人和馬車製造商」；被摧毀的教堂也是——「聖維達斯特，聖奧爾本，聖安妮，聖艾格尼絲，聖伊萊斯—跛子門教堂」；還有城市裡新來的雜草們：「一座被摧毀的商業城市，如今長滿了綠色和金色的小茴香、千里光、款冬、千屈菜、柳蘭、蕨菜、黑莓和高高的蕁麻。」
麥考利和菲茨傑拉德深入城市荒原的徒步行走並不只是浪漫的漫步。菲茨傑拉德回憶這是「走在她身後的危險經歷……在她爬下彈坑時，或彎腰拂草從一些危險的碎窗玻璃下走過時，我得時刻保證她瘦削的身影在自己的視線中」。她們會在所到之處採集和標注雜草，1948年整整一年，在麥考利寫作《世界是我的荒野》一書時，她還將剪下的花和灌木寄給她的朋友——作家、業餘植物學家弗蘭克·斯溫納頓[122]辨認。從她在書中所寫的長長的植物名單來看，她很可能也熟讀了愛德華·索爾茲伯裡那份權威的1945年126種轟炸廢墟植物列表。
麥考利傾注在這些城市廢墟的雜草身上的心血表明,她把它們看作另一種文字，一種當原來的文字化為灰燼時暫時取而代之的文字，並且這文字時刻用讓人興奮但又令人不安的語氣提醒你，文明背後的野性從未走遠。
所有這些傷痕纍纍且陰森的綠色植物、石頭和長滿黑莓的荒野躺在8月的太陽下，嗡嗡的蟲聲，神秘的疾飛聲，穴居的生物，它們用以迎接歸來的旅人重新安頓的是一種被毀壞的、一視同仁的平靜。它的懸崖、裂縫和洞穴似乎在說：這裡是你的家；這裡是你的歸宿；你無法擺脫，也不想擺脫，因為這是那片長在被摧毀的世界邊緣的灌木叢，而這裡就是你停下腳步的地方；在這裡你會找到不可補救的蠻荒，有從大地深處來的蠻荒，也有你在其他地方所知道的蠻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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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考利充滿矛盾的、關於「傷痕纍纍且陰森的……荒野」的作品，只是人們長久以來對廢墟的狂熱迷戀的一個例子。自18世紀以來，崩塌的建築物——尤其是雜草叢生的那些，雜草似乎助長了或者至少是突出了它們那種破敗感——便有一種雙重的浪漫吸引力。它們可能是生命有限、世事無常的悲傷見證，但也可以是人的自大與虛榮的寓言。綠色植物的生長可能會破壞一種美感，但卻能帶來另一種美感。尤維達爾·普賴斯[123]——如畫美學運動[124]中的核心人物——曾在1794年描述了時間是如何改變一切的：
時間是善於改變的大師，它將一個美麗的事物（在本文中指一座古典建築）變成一幅如畫的美景：首先，借助天氣的變化，部分裝飾物、苔蘚等，都會被剝離原本統一的表面和顏色；經過這個過程，建築物就會帶上某種粗糙感，以及顏色上的變化。接下來，各種偶發的天氣狀況會讓石頭鬆動；它們以不規則的形狀跌落在原本平整的草地和階梯上，或精緻的人行道和精心修剪的灌木叢上——如今這灌木叢長滿了野生植物和匍匐植物，匍匐植物會爬進跌落的建築物碎塊中。景天、糖芥和其他一些植物能夠忍受乾旱，能夠從開裂的水泥中找到營養——在這個過程中，石頭也解體了；鳥兒會在裂縫中覓食，然後紅豆杉、接骨木和其他結莓果的植物會從旁邊長起來；常春籐會覆蓋在其他植物身上，爬到最高處。
普賴斯相信這種「如畫的」過程部分表現了「大自然的精神與生氣」，部分體現了一個地方的歷史。
60年後，謝菲爾德的植物學家理查德·迪金寫了《羅馬鬥獸場植物誌》，並為這本書畫了插畫。這是一本製作精良的書，書中包括420種生長在這座有2000年歷史的廢墟上的野生植物。其中有56種是草類，41種是豆科植物，有些植物在歐洲西部十分罕見，它們的種子可能是躲在野獸的皮毛中從北美洲遠道而來。其中最打動迪金的是濱棗（Paliurus spina-christi），這裡的古代犧牲者們曾佩戴這種植物。作為進入了一個人造文化景觀的野生入侵者，它們都算是雜草，但迪金把它們看作一種證據和救贖。鬥獸場的花朵「形成了一條記憶的紐帶，在經年累月的悲傷中，教給我們許多充滿希望和撫慰我們心靈的東西，對它們那靜默的感染力無動於衷的一定是一顆冰冷的心；它們無聲地向我們講述了重生的力量，這力量讓這巨大廢墟中的小小塵埃都有了生命力」。
15年後，加裡波第的新政府將羅馬鬥獸場的管理權交給了專業的考古學家，然後幾乎每一株植物——包括那些比沉默的石磚更能訴說鬥獸場歷史的植物——都被從牆壁上清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