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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界限無處不在，其中一條就離我現在寫字的地方只有約50碼。我們在諾福克郡的花園的前邊線與路邊的草地是連在一起的。從法律上來說這裡是屬於我們的，但這所有權也存在些爭議，因為馬路邊緣同時也是公共空間，行人們不但可以看見，附近有車時還可以上來臨時躲避一下。我們打理花園的方式也基本上跟對待道旁草地一樣。我們喜歡春天的峨參和歐報春，喜歡比它們遲一些冒出來的大簇的蓍草和車前草，而盛夏那雜亂的種穗和一束束瘋長的草一點也不讓我們心煩。我猜我們一年最多就只修剪兩次草坪，而這個頻率正是鄉村道旁草地的標準修剪頻率。
但有一位鄰居對此很不滿意。夏末的一天，我們收到了行政區委員會的一封信，它告訴我們有人投訴我們的草地不夠整潔、雜草叢生，並要求我們更好地打理它，使它能與鄰居門前的草地達到同一水準。這封信十分嚴肅地暗示我們，公民自豪感和公共設施質量都已受到了威脅。我寫了一封頗為傲慢的回信，當然也將我的情況進行了一些誇大。我辯稱那些檯球桌似的草地可能很「合乎禮儀」（de rigueur），但放在鄉村的路邊並不相宜，而且被我們的匿名鄰居認為是雜草的植物與那些開在無人問津的路邊的野花是同樣的植物，它們是生物多樣性的一部分，就連政府也敦促我們要保護生物多樣性。我的回信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我贏了，我想。可我們幾個星期以後度假歸來時，發現我們的草地被修剪了。那些看不過眼的人為我們代勞了。我想，在這種情況下，打官司追討損失應該勝算不大。
這只是雜草戰爭中一次很小的邊界衝突，但它卻提醒著我們，我們對野性和馴化之間的界限不但敏感性十足，這種感覺還會被各種細微的社會現象所左右——時尚風潮、社區團結、身份階層、園藝潮流等等。這一事件過去兩年，另一個關心植物的替天行道者出現在了村中，用了三個夏夜燒光了這裡幾乎所有的雜交金柏的樹籬。他可能只是個當地的年輕人，發現松柏針葉的易燃性很好玩。但只攻擊單一物種的強烈針對性很難掩飾。雜交金柏是一種用於喪葬的樹木，它會竊取陽光，也不受其他物種歡迎，是英國最有爭議也是最受歡迎的灌木種類。而且，它是栽培植物中唯一一種在高度上受法律特別規定的，彷彿它是休斯敦的一種後院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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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前花園」——儘管在英國人眼裡那稱不上是「花園」——從設立之初就屬於公共領域。在整個美國郊區，房子和馬路之間的空間幾乎都鋪設著草坪。每座房子的門前草地都與鄰旁的草地完美融合，整個街區的草坪會連成長度常達幾英里的大片草地。整個美國的草地加起來佔地約5萬平方英里（約合13萬平方公里），與整個艾奧瓦州面積相當，而每年人們花在草地維護上的錢超過300億美元。在美國，每英畝草地消耗掉的化學除草劑和化肥比其他任何作物都多。
遵守正統的完美草地標準所帶來的壓力是巨大的。完全沒有敷衍的可能。你對一叢車前草的容忍，不僅反映了你個人的懶散，還是一種對鄰居的冒犯。你的草坪是他們的草坪的可見延伸，也是整個社區引以為榮的、精心護理的草坪的延伸。它還是全美國草坪的一部分。如果你沒有按時保養，就是自動退出了這個社會契約。
在邁克爾·波倫的著作《第二自然》中，他講述了紐約州水牛城一個特立獨行的草地主人的故事。這名草地主人是研究梭羅的學者，他把自己的前院完全變成了一片長滿野花的草甸。他憤怒的鄰居將這片雜草全部推平，於是他豎起了一塊告示牌：「這片草地不是因為主人的懶惰而變成這樣。它是一片自然的庭院，會依照上帝的意願生長。」一位當地的法官援引了一條與休斯敦雜草法令類似的法令，裁定他的「野花」實際上是「有害的雜草」，並命令他將其割除，否則他將面臨每天50美元的罰款。他拒絕修剪草坪，截至上次報道，他的民事違抗行為已經給他帶來了超過2.5萬美元的罰款。
一個驕傲地自詡為個性捍衛者的國家，何以對本國草地再自然不過的生長狀況——以及上面生長出的適宜的植物——持有如此激烈的集體主義觀點？波倫認為，「就如同州際公路系統，如同快餐連鎖店，如同電視，草坪已經成為全美統一的標誌性風景」。但這些限制重重的草地上還是綻放出了更多樣的花朵，遠比統一規格的大草地絢麗得多。其中緣由既關乎美國對待自然的歷史態度，也關乎美國對公民責任的概念，是兩者複雜交織後共同作用的結果。
1868年，景觀設計師弗雷德裡克·勞·奧姆斯特德[108]在芝加哥城外設計了美國第一個統一規劃的城郊社區，並制定了後來成為全國通用制度的一些基本法則。每棟房子都要離馬路30英尺（約合9米）遠，禁止任何形式的室外分界線，包括牆、樹籬、籬笆。這一規定半是為了嘲諷英國文化中的「高圍牆」（指高而沒有任何通風口的牆），奧姆斯特德認為這種牆會讓一排房子看起來像「一串單人瘋人院」。美國的前院應該是民主且人人平等的。19世紀70年代弗蘭克·J.斯科特[109]繼承了奧姆斯特德的衣缽，並發表了《小面積郊區住宅庭院的裝點藝術》一文，他宣稱：「一片光滑平整、貼地修剪出來的草地是到目前為止郊區住宅庭院中最必不可少的元素。」它將成為社區景致的一部分，並且「大家一起打開並連接前花園所得到的美是一種卓越的品質，每一個參與者都會受益，不會厚此薄彼」。斯科特還努力想把一種獨特的「自然」觀變成社區文化的一部分。他聲稱，「用樹籬將自然之美與他人相隔絕」是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而創造或守護自然之美是我們莫大的榮幸」。草坪就是每個普通的美國人分到的一小片曠野。它綠意盎然，所以它依舊還算是「自然」。它被修剪過、噴過除草劑，所以它也是文化，是我們「創造或守護」的。這種集體草地成了「意見統一」的一種表現形式，象徵著美國人對土地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態度：土地是寬廣的、沒有圍欄的、共有的資源，擺脫了歐洲人那種唯利是圖的個人主義；但同時它也是一個競技場，人的開拓精神要在這裡實現抱負，得到發揚。
問題在於，草坪一旦成形便會產生一套自己的標準。給主人們造成直接壓力的，不僅僅是美國和緊盯著你的鄰居。草地本身也會帶來壓力，它獨特而完美的造型在要求著你，它靜默的堅持彷彿在告訴你，假如沒能幫它保持這天鵝絨般的質感，就是一種背叛。社會學家保羅·羅賓斯為身負國家傳統、鄰里挑剔、商業壓力和保持草地本身水準幾大壓力的郊區居民們造了一個術語。他叫他們「草地奴隸」。
但讓我們轉換一下時空，把空間推到芝加哥以東800英里的小鎮——位於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時間則從奧姆斯特德第一次在美國草坪撒種回溯20年。這裡有一位作家正在苦苦思考一種不同的對待雜草的態度——150年後他將啟發一位紐約的歷史學家去為「有害」的、玷污了他草地的植物們辯護。1845年，亨利·梭羅已經開始在瓦爾登湖邊建造自己一居室的小棚屋。他住在這兒，自己種糧食吃，以基本上算是自給自足的方式生活了兩年多，他捕捉思緒、積累經歷，後來這些思考彙集成了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瓦爾登湖，或林中生活》（此書最終於1854年出版），是對他這兩年試驗性生活的記錄。但這本書真正講述的是做一個最充分意義上的公民意味著什麼，如何簡樸而從容地生活在一個地方，如何與各個物種的鄰居夥伴和平共處。他想要近距離地體會他口中的生活的「精髓」。
而《瓦爾登湖》的精髓之一就是一篇短小且出名的文章，它叫作《種豆》。這是作者1845年暮春時節的經歷，那時他對著自己的豆子沉思良多。他估計他們那裡種的所有豆子連起來長度要超過7英里（約合11公里），而他已經鋤豆子鋤到著魔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著魔的原因，但他似乎已經變成——將保羅·羅賓斯的說法稍做改動——一個「豆子的奴隸」。用他的話說，這與自尊有關，但也與對豆子的尊重有關。他愛他那一行行的豆子，而豆子們種下時的順序和狀況也需要繼續維持。於是在他不遺餘力的鋤頭下，黑莓、貫葉連翹和委陵菜都被剿滅，但他卻依舊困惑，無法為這種「赫拉克勒斯的勞役」找到一個合理的原因。他種了遠超需求量的豆子，而且也不喜歡吃豆子。他的快樂存在於那種勞動的儀式中，即便他開始意識到他只是把一種雜草換成了另一種：
大清早，我赤腳工作，像一個造型藝術家，在露濕的沙土堆中弄泥巴，日上三竿以後，太陽就要曬得我的腳上起泡了。太陽照射著我鋤地，我慢慢地在那黃沙的岡地上、在那長十五桿的一行行的綠葉叢中來回走動，它有一端延伸到一座矮橡林為止，我常常在樹蔭下休息……我除草根，又在豆莖周圍培新土，幫助我所種植的作物生長，使這片黃土不是以苦艾、蘆管、黍粟，而是以豆葉與豆花來表達它的夏日幽思——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
愛打探的鄰居「悠閒地坐在馬車上」，經過這赤足的勞作者身邊，竊竊私語，議論著他播種太遲、他的地裡如何凌亂。梭羅則更喜歡看鳥兒在他頭頂盤旋的景象——夜鷹和鷂鷹「一上一下，一近一遠，好像它們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化身」。「當我停下來，靠在我的鋤頭上，這些聲音和景像是我站在犁溝中任何一個地方都能聽到看到的，這是鄉間生活中具有無窮興味的一部分。」
第二年夏天，他決定完全不種豆子了。這些豆子——以及為它們鋤地——已經變成了一個單純的習慣，分散他的精力，讓他無法領會土地更根本的一些教誨。他意識到，太陽對雜草和農作物是一視同仁地照耀著的。「我望了這麼久廣闊田地，廣闊田地卻並不當我是主要的耕種者，它撇開我，去看那些給它灑水、使它發綠的更友好的影響。豆子的成果並不由我來收穫。它們有一部分不是為土撥鼠生長的嗎？……難道我們不應該為稗草的豐收而歡喜，因為它們的種子是鳥雀的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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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梭羅看來，只要不是在最關乎利益的商業場合中，人們對雜草的看法都只是一種內部矛盾，同時也是社會和文化壓力作用下的一個結果。私人花園中，雜草的狀態和命運則受個人品味與偏見、家族傳統和一時的心情左右。它們，或者說清除它們，對營造「家」的氛圍所起的作用與門前草坪的成色一樣重要。不速之客可能受到歡迎，也可能被人厭惡。園藝中最複雜、講究之處，歸根結底說來基本就是關於自家地盤裡什麼可以發揚、什麼必須剷除的甄選過程。
坐落在諾福克郡南部的我們的小花園也不例外。我和我的伴侶波莉所採取的雜草政策（儘管我們也不是總能達成一致）十分隨性，有時候還很虛偽。我們的政策服從於烹飪需要和幾條社會慣例，但又會因多愁善感和對這裡歷史的強烈感情而打折扣。我猜想這花園首次建成應該是在1600年前後，和木質結構的主屋差不多同一時間落成。那時這裡是一座小農場，地理位置對主人而言十分便利，它位於村裡一塊公地的旁邊，公地裡開滿了像硫磺三葉草和紅芒柄花這樣迷人的野花。我能找到的最古老的詳細地圖出品於19世紀初，上面顯示——就像一座小農場通常安排的那樣——這裡是一座有實實在在的種植功能的花園。房前有兩行果樹，屋後有一個水塘。我們現今的草地當初位於一片被測量員標注為「大麻地」的土地的東邊角落。這裡一字一句寫著：「一塊用來種大麻的地。」那時住在這裡的兩個單身漢竟然在我們的草地上種大麻。不過他們種植的是用來製作布料的無麻醉劑效果的品種。這是這山谷裡最受小農場主們歡迎的作物。這裡濕潤的沙質土壤與大麻在中亞的原生長地相似，而在那裡大麻最初只是一種一年生的雜草。種植大麻是一檔非常普遍的生意。夏天將大麻的莖收割後，這些莖會在池塘中浸泡一個星期（這個過程叫作「浸漬」），以便將長長的纖維與木質的外皮分離。然後人們會拍打這些莖，用一把鋒利的木質刮刀將它「打散」以去除外皮。最後，這些纖維會被「櫛梳」——捋直和梳理——直到可以放到手工提花織布機上織成上好的亞麻布。這是我們山谷——可能就是我們家花園裡——最出名的出口品，擁有大量老主顧，其中包括肯辛頓宮和伊頓公學。
儘管大麻歷史悠久、蜚聲全國，為當地文化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如今這裡似乎已經沒有大麻地的遺址了，至少我們這一區是沒有的。隨著大麻纖維的優良質量被重新提起，時不時會有一塊長著這種8英尺（約合2.4米）高的植物的土地出現，這些地通常都躲在非常高的籬笆後面，但完全無法掩飾——至少在溫暖的日子裡完全無法掩飾——那濃烈的香氣。不過在其他場合裡，大麻如今被歸類到最壞的雜草中。它是有毒的外來入侵者，若無政府批准就在自家種植是違法行為。我曾向內政部申請執照，想種一片迷幻效果沒那麼強烈的大麻品種，亦即兩個世紀前就種在這裡的那種，而且我強調了我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興趣。對方十分清楚地回復我說，家庭種植正是立法所要杜絕的情況。奇怪的是，謹慎寫明的獲批條件似乎更偏重於將被偷竊的危險降到最低，而非以防止藥物濫用為重點。但在字裡行間我可以感覺出那種害怕禁忌植物污染靈魂和土地、應使其遠離易感人群的古老恐懼。「由種植者決定最合適的種植地點，」條例中做出了讓步，寫道，「但要保證只能種植在那些將吸引可能盜竊這種作物之人的注意力的風險降到最小的地方。」嚴禁將其種植在「繁華的道路旁，或靠近住宅、工業區、度假村的地方，（也不能種在）例如，地面有褶皺可以遮擋住作物的地方……」這裡的「褶皺」（fold）一詞竟與牧羊人尋求遮護的草棚（fold）巧妙地呼應上了。
最後我發現，有沒有許可證竟完全無關緊要。一個溫暖的夏天，一棵大麻逕自從花壇中鑽了出來，它那蒼白的、著名的手指狀的葉子在天藍繡球和克拉花中間頑皮地搖擺著。它長到大約3英尺高（約合0.9米），10月時綻開了一朵暗黃色的花，又在第一場霜降時倒下。我寧願相信它的祖先就是19世紀那兩個單身漢種來給倫敦人做時髦亞麻布的大麻，它是它們沉睡了很久的後裔。但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它只是一個偶然的產物，像從鳥食中跌落到附近的雜谷那樣，它還提醒了我們，雜草總可以找到辦法去它們想去的地方。
一座花園中很難有什麼植物上的延續。新的主人總是帶來新的品味，花壇被重新設計、重新種植，喜歡的植物留下，不喜歡的植物丟開，時興的新品種被從遙遠的地球另一邊引進來。我們的花園肯定曾經有一株花貝母長在那棵大麻發芽處的附近，因為每到4月下旬花貝母開花的時節，準能在這同一個位置聞到那股濃濃的狐狸味道。但從來沒有花貝母出現過。這是一個植物幽靈，一塊嗅覺化石，可能是由某截休眠著的根散發出來的。最有可能在歷史巨變後存活下來的植物就是非常古老的樹和非常靈活的雜草。長在我們車道邊的艾草和歐蕁麻可能是兩個世紀前長在大麻地裡的雜草的後裔。長在萵苣田中的千里光可能屬於一個古老的世系，其歷史可追溯至3000年前，那時青銅時代的農民剛剛來這山谷裡耕作。至於那在茅草中放肆地生長的苦苣菜，我對它的來頭完全沒有頭緒，但它表達出了雜草們的心聲：你來之前我們就來了，你在時我們整日為伴，你不在了我們繼續生活。（彷彿是為了證明這段心聲，世上確實存在著一種專門長在茅草屋頂的雜草。作為一種避開閃電的迷信做法，肉質葉叢貼地而生的長生草曾被專門種在房頂。它們在屋頂待了許久，並基本上適應了那裡的環境，於是伏在那裡的它們得到了所有植物俗名中最長、最難懂的一個：「歡迎回家，丈夫，但別再喝得這麼醉了」。）
我們習慣性地將雜草定義為入侵者，但準確說來它們也是一個地方傳承與遺產的一部分，它們是一種祖傳之物，是一個歷經歲月的基因庫，與這個基因庫相比，我們的房屋建築都是曇花一現。雜草礙我事的時候我依舊會拔掉它們，但這只是一種隨性的破壞，其中還帶著我對它們的敬意，而且我常常因為心頭浮現的浪漫情緒而手下留情。雜草的那種懷舊感，也反映了一個人一生中與它們熟稔了多久。它們總在一年中的同一時間出現，每一年都會出現，像那些你巴不得他們住得更遠些的嘮叨的親戚。它們是草做的時鐘和沙漏。對一個園丁而言，頑固守時可能是它們最惡劣的品質，但這也是一種讓人心安的提醒，告訴你生活還在繼續。
我們剛搬來這裡的時候雜草並不多。即便以挑剔的眼光來看，那時的花園也算得上整齊乾淨。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人為它鋤地、割草和修剪。旁邊小屋裡留下的那一大堆除草劑表明，作為入侵者的雜草們一直處境窘困。我們來的第一年夏天，因為除草劑都收進了箱子，並且我們的精力都集中在房子的內部裝修上，「屋外」（de la maison）的雜草們（法國人把雜草叫作mauvaise herbes，意為「壞植物」）大爆發，就像沒了貓以後無法無天的老鼠。2003年的夏天熱浪滾滾，它們卻彷彿卸掉了壓在身上的大石，神氣活現。大地似乎在噴吐熱氣之時將它們一起呼了出來，彷彿每一次吐出的都是捲著植物的水汽。琉璃繁縷散佈在碎石上，總在早飯時間綻放，午飯一過就收起花瓣。一株巨大的菊蒿在油桶邊盛放。常綠五舌草（原產於西班牙）是整座花園里長得最歡的，在土豆地裡、小徑上、花盆裡四處亂竄。在粗糙的草叢中，它們清亮的藍色花朵點綴在峨參的白色蕾絲大花旁，彷彿鈷藍色的紐扣。
最奇怪的雜草在6月出現了，舊菜園中出現了零星幾棵神秘的紅脊幼苗。直到盛夏它們才露出身份，原來是豐茂的曼陀羅——這種植物打從我在米德爾塞克斯荒原上到處採集植物時就一直緊跟著我。到7月時，它們淡藍色的花朵嬌美地綻放在一行行灰頭土臉的四季豆和番茄苗中（番茄與曼陀羅還是同屬茄科的親戚）。到了8月末，它們就結出了帶刺的板栗似的果實。天知道它們是怎麼到了我的花園裡的。如今最常見的種子來源就是來自南美洲的成包的花園肥料。但古時人們會種植曼陀羅以獲取生物鹼類藥物阿托品和東茛菪鹼，用來治療哮喘和消化系統紊亂，並且曼陀羅的種子已被證明可以長期休眠。要是我們那種大麻的先人們也曾在花園裡種了曼陀羅，我可一點都不會吃驚。
我想也存在那麼一點微弱的可能性，是我自己無意中把它們帶來的，種子可能來自一顆30年前被採摘下來的、一直躲在箱子一角的果實，也可能被夾在了書頁間——可能就正好夾在畫有曼陀羅的那一頁。漸漸地，我發現雜草的出現根本不是偶然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我們這些花園的使用者和勞作者「造就」了它們——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說成是「培育」了它們——途徑就是我們的個人喜好和行為。許多雜草之所以會出現在這兒，是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自己的過去和經歷所造就的人。它們可以反映出我們挖土和割草的方式，我們走的是哪條人行道，我們去哪裡度假。根本無需特意帶它們來這裡，只需在它們到來時給它們一點寬容。
不然如何解釋這種一個夏天就遍佈碎石之上的奇異植物的來源？它看起來有些眼熟，於是我沒有多想就以為它是一棵原本長在附近沙地上的無精打采的藍薊（Echium vulgare，俗名viper's-bugloss，直譯為「毒蛇的牛舌草」）——直到8月末，它越來越像一窩藍花紋的蛇。蛇一般的形態並非這一類植物獲得「毒蛇」之名的原因，這個名字是指它的種子與蛇頭形狀類似（屬名Echium來源於希臘語中的echis，意為「毒蛇」）。尋常的藍薊在生長時是筆直挺立的。於是我不再漫不經心地把它當作印象派畫作中被抹成一片霧靄的夏日雜草，決定好好觀察這碎石上的不速之客。透過放大鏡，我發現它佈滿褶皺的藍色花朵中間雄蕊較短，高度沒有超出花瓣——植物學家把這叫作「內藏」（included）。常見的藍薊長著長長的粉色雄蕊，看起來像是正從花的口中探出並且不停顫動——這是它另一個像蛇的特徵。這是一個不同的品種——小花藍薊（Echium parviflorum），一種長在地中海地區田地和乾燥荒地中的一年生雜草。是不是我們上個假期去普羅旺斯，踏過繁茂的農田時有幾顆種子藏在我們的鞋底，跟我們一起回來了？無論它們經過什麼路線抵達這裡，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把它們帶到我們家的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麼抽像的植物傳播種子的原理。它們是為我們量身定做的雜草。
馬鞭草可能是另一個例子。它細長結實的莖上開著小小的明亮的淡紫色花朵，彷彿慢慢燃燒著的煙火。它時不時地出現在我們的石磚路上，跳進我們的花盆，或躲在低矮的豆子中間。在附近幾處沙質土壤的路旁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可能它就是從那裡來的。不過它可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聖草之一，中世紀時人們認為它可以抵擋巫術、治癒瘟疫，波莉在自己幫忙照管的諾裡奇主教座堂藥用植物園中虔誠地種著這種植物。她在植物園中用的工具與她在我們家沒那麼神聖的土地上翻耕的工具是同一套，於是小塊零星的土壤便在兩座花園間穿梭著、交換著。如果愛德華·索爾茲伯裡爵士依然在世，他很可能可以從我們輪胎上粘著的植物線索中推測出我們每天的活動。
我喜歡這種把雜草當作考古物件來挖掘的想法，它們像箭頭或舊書信那樣呈現歷史，描繪著我們的習慣與信仰。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們與博物館中的藏品一點也不一樣，它們還生機勃勃地四處活躍和搗亂。在發現有一行香蜂斗菜長在了我們停車位旁的樹籬下時，我們倆都感覺到了一種寧靜的喜悅。這是一種分佈在英國部分地區的惹人討厭的道旁雜草，但它有著有趣的身世背景和迷人的性情。在歐洲這種植物直到18世紀晚期才為人所知，被發現時它長在法國中央高原皮拉特山的山腳下，它有著淡紫色的柱狀花序，冬天開花，簇擁在馬蹄形葉片上的花穗散發著香氣。它被巴黎貴族採下種在花盆裡，擺放在他們冬天的花園中，並於1806年來到了英國。它的俗名winter heliotrope（直譯為「冬日向陽花」）中的heliotrope一詞意為「向日植物」，很有誤導性。香蜂斗菜的花並不像向日葵那樣隨著太陽轉動；但它們跟真正的「向陽花」——抱莖天芥菜（summer heliotrope，直譯為「夏日向陽花」，學名為Heliotropium arborescens，原產於秘魯）有著一樣的誘人的杏仁糖和香草的香味，這種香味使得香蜂斗菜得到了另一個名字——「櫻桃派」。它們最早在臨近冬至時就開花了，給這一年中花香最為匱乏的日子帶去了芬芳，也使得這香味既帶有聖誕氣氛，又裹挾著春日氣息。我剛搬到諾福克郡時，獨自借住在一座寬敞的16世紀的農舍裡，那年冬天我的書架上就一直擺著一瓶香蜂斗菜。
但從資源有限的地中海故鄉一躍來到北方肥沃的土壤，香蜂斗菜失控了。因為橫行霸道，它被大部分花園驅逐，並在潮濕的路旁安頓了下來。它們大片大片地散播（有些植株甚至不會開花），用自己常綠的葉子拼接成一片令人窒息的大傘，把低矮的花草遮蔽在身下。但在陰冷的12月沒有其他任何花朵開放，它還是可以輕易觸動你的心弦。
倘若花園裡沒有白屈菜，我就會覺得少了點什麼。這種難看的開黃花的雜草古時便被人從地中海地區帶來，它也是帶我進入植物間文化關聯這一複雜領域的植物。最開始引起我興趣的，是它的俗名（greater celandine）竟然與跟它幾乎沒有親緣關係的榕葉毛茛的俗名（lesser celandine）大小對應。celandine一詞來源於knelidon，希臘語中指「燕子」，而白屈菜（Chelidonium majus）之所以得此俗名，可能是因為它開花的時間正是燕子歸來的時節。約翰·傑勒德卻不相信這個說法，他認為原因是「有些人認為失明的母燕若服用這種草，便能重新看見自己的孩子，這純粹是無稽之談」。我順著這個線索查找，發現這一說法來自中世紀時的草藥醫生，他們顯然不認為這是無稽之談，並推薦用這種植物來清除「粘在眼球上的黏滑物」。（這是一味猛藥。它分泌的橙色乳液腐蝕性很強，可以用來燒灼皮膚上的疣。）我聽說在建於1289年的牛津基督堂主教座堂裡聖弗麗德絲維德的神龕上可能就刻著這種植物，親見之下發現它的裂片葉被準確無誤地雕刻了出來，旁邊還有以同樣寫實手法雕刻的楓樹、山楂和常春籐。白屈菜的出現可能並非單純做裝飾用，或出於巧合。聖弗麗德絲維德是牛津的守護聖徒，同時也是盲人的恩人。她是12世紀一位麥西亞國王的女兒，因不願接受包辦婚姻而出逃。她那不幸的求婚者後來失明，出於悔悟弗麗德絲維德隱居到了一座修道院中。不久她就在牛津上游的賓謝伊村召喚出了一口聖井。這口井裡的水被認為對眼疾有奇效，而似乎也是這口井奠定了她崇高的地位，因此白屈菜——一種主要用來治療眼疾的藥草——才會出現在她的神龕上。
白屈菜如今已成了牛津的代表性雜草之一。我曾看到它出現在停車場邊上，長在這城市歷史悠久的牆壁上，又在名校的樓梯下發出芽。我希望終有一日我來到賓謝伊村時能在那裡看到它。古井依然在，半掩在村中教堂背後幾級長滿苔蘚的階梯下。但這裡沒有白屈菜，只有一小叢榕葉毛茛，但它開花的時間比燕子的歸期要早上兩個月，而它之所以擁有一個與白屈菜類似的名字，可能僅僅是因為兩者花色相近。
古怪的偏好可以引發許多遠在你花園之外的結果，這是雜草中的多米諾效應。我十分喜歡雙花白屈菜的古怪模樣，在我還住在奇爾特恩時，有一次我從邱園那一大片茂密的雙花白屈菜中偷了一個蒴果。它在我的小花園裡順利發芽，第二年我們那水泥人行道的裂縫裡也冒出來了一些。兩年後它蔓延到了隔壁鄰居那兒，到我搬往諾福克郡時，我已經能沿著雙花白屈菜的軌跡走出1/4英里（約合402米）遠了，這軌跡沿著我們這條街一直向前，穿過主幹道，進入了一座工廠的停車場，到這裡後它們便向一堵高牆攀爬，因此停住了前進的腳步。我家在諾福克郡的花園裡也長出了單花品種的白屈菜，但它們完全沒有雙花白屈菜那種大膽冒險的活力。
大部分「新晉」雜草都是以逃離花園為起點的。最忘恩負義的是，你花園裡的植物哪怕足不出園，也能搖身一變，成為肆無忌憚的雜草。它們兇猛的擴張趨勢彷彿在嘲笑你之前的精心護養。它們攀上牆壁，鑽進牆中，讓原本整潔利落的四方形菜畦變成了立體派畫作般的五顏六色、七零八落。雄黃蘭的球莖到處安家，有時甚至就長在我們為了燒掉、剷除它們而點燃的火堆旁。薄荷侵入了草坪。連草坪自己也變成了可怕的雜草，不屈不撓地向毗連的土地滲入，而這些土地我們本想用來種些別的。我弄來幾噸碎石灰石，想要打造一座地中海式花園，結果這一做法實在太成功，以至於在我的精心照料之下度過嚴冬的那些植物如今開始互相侵略，而我不得不花上比除雜草更多的力氣來拔掉牛至和大戟的幼苗。
我將一種植物引入這片已雜草遍地的草地中，以控制那些雜草中的「雜草」——像是匍匐披鹼草和黑麥草這樣長得過於茂盛的草類——結果這種植物自己反倒成了一個侵略者。小鼻花（yellow-rattle，直譯為「黃色的發出嘎嘎聲的花」）之所以得名如此，是因為有風吹過時它的種子在鼓脹的種莢中會嘎吱作響。它是一種半寄生植物，長有綠葉，可以自己製造一部分食物。但它的根上有吸根，可以附著在其他草的根部吸取營養，使寄主喪失活力。那些野生植物園藝手冊會讓你把它種在即將失控的草地上，以控制草類的長勢，同時給美麗的野花更多生長空間。但這些手冊沒有告訴你的是，小鼻花也可以寄生在其他很多物種身上。它這來者不拒的習性是我的朋友克裡斯·吉布森博士的研究課題。他逐寸逐寸理清了這種植物根部的寄生過程，發現它的寄主至少包括十幾科不同的植物。因為它，我家草地上的三葉草和蠶豆已經虛弱到跟草一樣矮小。在它長得密集的地方根本看不到草類生長，我甚至懷疑它們是不是開始自我寄生了。但沒有什麼生態系統是一直穩定不變的。2010年初那場可怕的寒潮使得小鼻花的種子大量萌發。之後那段持久乾旱的日子中，幾片已經很虛弱的草開始死去，很快它們的寄生者也開始死去。到仲夏時節，草地上已經出現了零星的幾塊不毛之地，這些地方很快被更加傳統的雜草佔領了。小鼻花看上去只是個吃白食的討厭植物，可它也能用自己的方式締造出生態系統裡的生物多樣性呢。
但我們找到了和我們的雜草抗衡的方法：只需要轉換一下角度，心理學家們稱之為「重構」。所以，偶爾從土豆中冒出來罌粟和麝香錦葵，就由它們生長，還能把它們當作觀賞植物。它們不會造成什麼傷害，反而會把原本灰暗的菜畦裝點得讓人眼前一亮。若旋花爬上山楂樹或簾子，然後得意洋洋地開出耀眼的白花，十分歡迎，要是有誰說它不如圓葉牽牛美麗，那絕對是違心的。不過倘若它跑進巖薔薇叢中，我們就會把它那長而捲曲的籐拔掉——這真是一個讓人無比舒心的除草工作，因為旋花籐不像線球，自己不會纏亂打結（不過它們可以被打成結，所以素有急智的波莉會拿它們當臨時草繩用）。
而且雜草也是昆蟲們生存的必需品。鉤粉蝶會從開花早的毛茛花中採集蜂蜜。蕁麻蛺蝶、孔雀蛺蝶和紅蛺蝶的幼蟲以蕁麻葉為食。而對於「雜草為何而生」這樣一個問題，其中一個答案可能就是「蛾類」。官方名單中以雜草為食的蛾類裡，有四分之三的種類我都沒有見過，但它們的名字卻帶著渾然天成的詩意：斑點栗色夜蛾，黑夜蛾，紅絲線尺蛾，黃線素色夜蛾，雅弄蝶，大理石紋尺蛾，乳白波紋姬尺蛾，黑紋雙點潢尺蛾，地衣展冬夜蛾，豹燈蛾，黃綠灰蝶，綠組夜蛾，灰琴夜蛾，懷特島波紋姬尺蛾，大展冬夜蛾，暗褐潢尺蛾，棕白波紋姬尺蛾，樺霜尺蛾，細棉玻燈蛾，三葉窄眼夜蛾，石冬夜蛾，波特蘭緞帶波紋姬尺蛾，老木冬夜蛾，旋姬尺蛾，亞麻籬燈蛾，綢緞波紋姬尺蛾，八字白眉天蛾，球菜夜蛾，雙點小柄尺蛾，白紋草叢古毒蛾，車前燈蛾，金黃貝殼尺蛾。
我想，我們對雜草產生最大影響的地方就是草坪了，並非因為我們清除了它們，而是因為我們的割草方式是齊齊地修剪掉它們和草類的頂端。這一做法，依雜草的生存規律，意味著我們給那些喜歡去除頂端和已經演化成葉片貼地生長的品種帶來了優勢。所以草坪上一年到頭都長著茂密的車前草和蒲公英。早至1月——此時離修剪草坪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第一波雛菊就已經在草地中零星探頭（人們說，當你一隻腳踩下去可以踩到三朵，或者七朵，或者一打——此數字因人而異，就算是相鄰的兩家人標準也不統一——雛菊時，就說明春天來了）。3月裡綻開的是金錢薄荷，它的花把一抹藍色和紫色鋪到了草尖下方。倘若山毛櫸遮在了一小片草地上方，那麼只要幾個月時間，它們就能把樹蔭下的草地置換成一片屬於自己的、閃著金屬光澤的藍色。
但最出眾的草地雜草當數榕葉毛茛，它的花朵帶有一種「這裡就是春天！是新的太陽！」的決絕氣勢。我們花園裡的榕葉毛茛頗為挑剔，只有在櫻桃李下一個潮濕的角落裡才會真正茂盛起來，這裡我們一年最多只修剪三四次。但每年從2月中旬開始的大概六個星期裡，它會讓那片樹下的空地閃閃發光。這是唯一可以用的詞語。榕葉毛茛的花瓣與毛茛類似，似乎有反射光線的能力，彷彿它們是黃色金屬，或者油，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融化的黃油做成的。約翰·克萊爾講過一個遊戲，遊戲中孩子們會把盛開的榕葉毛茛花端放在下巴下方（如今的小朋友會用毛茛），看看金色的反光是不是預示著光明的前途。一個生活在現代的沃裡克郡的小朋友聽錯了它的名字，把它叫作「檸檬眼睛」。
這些花朵模仿起太陽可真是一絲不苟，天氣溫暖時它們就盛放，寒冷的日子裡則合攏花瓣。在多塞特郡，榕葉毛茛被稱作「春之信使」，這名字簡單明瞭。我小時候曾每年都試著采一把盛開的榕葉毛茛做情人節的花束，但有一年的2月實在太冷了，我不得不用取暖燈照著它們催開花苞。華茲華斯[110]注意到了它早開的花，奇怪為什麼這樣燦爛奪目的花朵沒受到更多讚美。在為雜草而寫的一首詩前，他寫了一段簡短的說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花開在如此早的初春，如此明亮美麗，如此飽滿豐茂，應該更早地被英國詩歌留意到。更為它增添趣味的是它那會隨光照和溫度開合的習性。」
我們這些與華茲華斯有同感的人，不明白為什麼大部分草地都不歡迎榕葉毛茛，也不明白為什麼人們更喜歡純綠色的天鵝絨般的草坪，卻不喜歡多彩的花幔。不過這當然不只是一種審美上的偏好。我懷疑大部分園丁都喜歡榕葉毛茛、雛菊和婆婆納。但要是它們出現在別的地方——在草甸上，在路邊，在孩子手上的那捧野花裡——就更好了。英國的草坪也許不像美國草坪那樣象徵著社會的統一性，但它也在形成一套自己特有的標準，使它與其他種類的草地都不一樣；可一朵野花就會把它變成另一種類別的草地，變成草甸。這朵野花，就像其他所有站錯了隊伍或者跑錯了位置的植物一樣，因此符合了雜草的定義，變成了雜草。
但也有一些植物因其高貴的血統，幾乎讓所有割草者都止步於前，只有最決絕的人才能做到對它們一視同仁。我們的國產蘭花與一些世界上最美麗的花卉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這一科外來植物魅力十足，它的純種後代是當代花卉商人們的主要產品之一。它們外形美麗，珍貴罕見，血統出身更是無懈可擊。一旦認出它們的品種，就知道它們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成為雜草的植物。但我們本土的兩個品種喜歡長在低矮的草地上，因此經常入侵草坪。於是一個經典衝突產生了：難以抵抗的入侵者，也是地位穩固的貴族。
旋花綬草生長在英國南部白堊土質的鄉村。它主要見於已經被羊和兔子啃食的較矮的丘陵草地，但也經常在老舊的草坪上冒頭。我曾在肯特郡看見一座網球場上長滿了它們細長的莖和白色的小花，花很不起眼，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會多看它一眼，但實際上它們以螺旋形排列在莖上，聞起來還有一股丁香水仙的香氣。
但沒有人會忽略蜜蜂蘭。我記得第一次見到這種花是在奇爾特恩白堊丘陵上的一次傍晚野餐中，那種感覺就像我已經在植物學的儀式中獲得了某種隱秘的圓滿。這不僅僅是因為它那不可思議的外形——粉色的精靈翅膀與棕色的蜜蜂身體相結合，充滿了奇幻感；它們看起來似乎超越了整個植物界，彷彿它們本來是瓷器和絲絨上的圖案，卻在太陽的照射下神奇地成真。它們衝擊了我心目中關於一朵花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概念，讓我意識到那些概念是多麼地人類中心主義，多麼孤陋寡聞。
我不是唯一一個被蜜蜂蘭似蟲似花的外表搞暈的人。根據進化生物學家們的說法，這種花形成這麼奇特的外形是為了欺騙真正的蜜蜂。理論上蜜蜂會把這種花錯當成自己的同類，滿懷希望地與它進行一種叫作「假交尾」的行為，並無意中將花粉蹭到腿上，然後當它與下一朵花再次假交尾時，花粉就會被傳播過去。問題是這種花並不想扮演達爾文理論中的那個角色。它是一種完全自花傳粉的植物，而在英國甚至從沒人見過哪只蜜蜂試著對它跳求偶舞。
蜜蜂蘭還具備一些我們熟悉的雜草技能。它的花會產生數千粒塵埃般的種子，它們乘著風可以飄出很遠，如果掉落在已被開發過的白堊土地上，就能長成巨大的花叢。老舊的採石場是蜜蜂蘭的典型生長地。它們還會成群出現在更顯眼的地方，比如化工廠的廢土堆上、希欽鎮外新落成的十字路口圓形花壇裡、米爾頓凱恩斯電話局停車場的邊緣和牛津郡一所私立學校的跑道上。
蜜蜂蘭從發芽到開花需要長達八年的時間。但在第三或第四年時，它們的幼苗會長成像車前草那樣扁平的叢狀，這樣不但不怕輕微程度的割草，甚至還能因割草除掉了競爭者而受益。在我們家的晾衣繩下就長出了一叢蜜蜂蘭，而這塊地方的草的高度我一直控制在1.5英吋（約合3.8厘米）以下。我在1月就注意到了這叢植物，但不太肯定它是什麼物種。到5月時它們的身份已經確定無疑，7月中旬它們便完全盛開了。我猜這顆種子一定是從離我們最近的那個蜜蜂蘭群落吹過來的，它們生長在距這裡只有半英里遠的一個蜜蜂蘭喜歡的典型的地方：變電站周圍的沙質土壤，當地的孩子們常在這裡玩自行車。
它們是那一年最讓我們驕傲的花卉，有客人來時我們會第一時間向客人炫耀，那叢有年頭的玫瑰則被它們擠到了後面。但對於恪守完美草坪標準的人來說，蜜蜂蘭可能會造成一種棘手的兩難境地。我還住在奇爾特恩時，曾有一位女士聯絡我，原因是她家草坪上長出大量不明植物。按照她的描述可以肯定那是蜜蜂蘭。當我前去調查時，我竟在那片小小的草地上數出了超過一百朵盛放的蘭花。不過不知道她用了什麼方法將花叢之間的草地全部修平了（用的可能是電動剃鬚刀，因為修剪的位置實在太精確了）。這些沒有葉子的蘭花，孤零零地站在光禿禿的草坪上，看起來像是一個個塑料小風車。
但有一種雜草，即便是像我們這樣採取放任策略的人也無法忍受。寬葉羊角芹不會騷擾你種的蔬菜，也不會出現在草坪上。但花園邊上的綠草帶是它們寸土必爭的地方。它們不只會填滿種植花卉之間的空隙。它們會將這些花擠開，用自己蚯蚓般靈活的白色地下莖巧妙地包圍或插進任何擋在前面的根系。寬葉羊角芹基本對除草劑免疫，也很難用手動除草的方法處理。任何留在土壤中的根的碎屑都能長成一叢新草。為何它至今還沒從花園中走出去（比如要從我家花園走出去只有50碼距離），成為所向披靡的農業雜草之一，真是個謎。
由於寬葉羊角芹的行為特徵和對已開發土地的偏好，它常被界定為外來入侵者，是一種很早便從歐洲內陸引進的植物。在對史前遺址的挖掘中從未找到過它們曾存在於英國的證據。羅馬人很珍視這種植物，因為它既可以做草藥（主要用來治療痛風）又可以做蔬菜，很可能正是羅馬人把它和小茴香、亞歷山大草——兩種很快便適應了英國環境的烹飪用植物——引入了英國。它很快就為人們所熟悉，有了各種俗名。「痛風草」一目瞭然，正如此名的一個變種「主教草」一樣（眾所周知，主教大人們易患這種病症）。「跳來跳去的傑克」出現於16世紀，這個名字暗示了寬葉羊角芹的一個行為模式，這一模式後來被約翰·傑勒德確認，他以不尋常的絕望語氣寫道：「它一旦在哪裡生根，就很難再被去除，每年都會毀掉、佔領更多土地，去攪擾那些更好的植物。」「每年都會毀掉、佔領更多土地」是對它的擴張模式的準確描述。只要一個夏天的時間，每株寬葉羊角芹都可推進多達3英尺（約合0.9米）的距離，因此每叢植物佔領的面積超過1平方碼（約合0.8平方米）。它的根也會向下延伸到空前的深度。20世紀90年代，在肯特郡的一座採石場，一個工人發現，即便是到了離地面30英尺（約合9米）的深度，寬葉羊角芹的根也依然在向下鑽。
它傳播的方式與蕁麻和旋花類似。形成網絡且帶有新芽的地下莖在地下分叉，不僅向空閒的土壤中滲透，而且連其他植物根系的夾縫也不放過。每一根莖都能在一個季度的時間內伸長3英尺，莖的末端是幾個長有葉子的分枝，有些分枝著實讓園丁們氣惱，倘若它們丑到能讓人毫無保留地憎惡也就罷了，偏偏它們到了6月又會開出傘狀的美麗的乳白色花朵。並且，就像旋花一樣，它們堅韌的根系或芽若被鋤頭、鏟子斬下任何一點碎片，這碎片都能再形成一株新的植物。
在我們剛搬進來的時候，花園寬闊的綠草帶裡已經長了許多寬葉羊角芹。頻繁的鋤草和拔草會使它們看起來變少了，但幾周以後又有更多植株冒出來。它是波莉在她的園藝生涯中最痛恨的災星，她還靈光乍現地給這種彷彿永生不死的女巫之草起了個簡稱，以便出口時更有力地表達她的怨恨。於是寬葉羊角芹的俗名ground-elder被她簡化成了Grelda，她叫它格雷爾達。
最後我們不得不採取更加激烈的措施，才能把它們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我們決定把寬闊的多年生植物綠草帶寬度減半，以減少寬葉羊角芹帶來的除草工作量以及其他各種工作量。所有現存的花都被連土挖出放在一邊，然後波莉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淨化過程，相比之下，梭羅種豆時那「赫拉克勒斯的勞役」就像整理窗邊的花箱一樣輕鬆。她將土地挖到2英尺（約合61厘米）深，在其中篩找細小的白色地下莖。她把每一株花的根都在水中浸洗，然後用小刀和叉子一點點清理，直到所有糾纏在上面的寬葉羊角芹的根都被清除。繳獲的所有根莖都被聚攏在一起一把火燒掉，花朵則被重新種回土中。
第二年春天，寬葉羊角芹只零星可見。但現在就慶祝全面勝利可能還太早。在各處，在花壇邊緣，我還能找到幾片正逐漸展開的寬葉羊角芹。我小心地拔掉這些植株，盡量不把根弄斷，想看看它們是從哪里長出來的。每一棵植物似乎都是從一小片殘根上發芽，而這些殘根太過纖細，很容易在大清洗中被忽略。新芽並不是從蛇一般的根部殘片的突起節點上生出來的，而是從殘片尖端的球狀突起中再生。在顯微鏡下觀察時，整個生長點、下一代的發源處看起來恰似四處探尋著的精子，這是巫女格雷爾達的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