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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我有幸在多個場合跟世界植物學的中樞——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合作。20世紀80年代我創作了一部關於邱園歷史的電視紀錄片，片子主要講述的是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造物奇跡」（the Wonders of Creation）的濃厚興趣[76]，以及探險家們從殖民地源源不斷帶回來的新物種為何被視作一種天賜之福。幾年之後我去邱園採訪，報道1987年[77]的十月颶風是如何將邱園這一植物寶庫摧殘成支離破損的殘骸。但無論如何，生活仍要繼續。就在颶風發生的數日後，我親眼目睹邱園的科學家匍匐爬行在被連根拔起的樣本樹木之間，原本深埋地下的菌根全被掀出地面並交織在一起，使這些樹全都動彈不得。
在這兩次難忘經歷之間的某年夏天，我花了一個月寫了一本書，介紹邱園那蜚聲世界的植物插畫收藏。這些畫被收藏在園內的植物標本館，並按物種（而非作者）分類擺放在以同樣順序排列的標本旁邊。精美絕倫的18世紀玫瑰畫可能與曬乾的真玫瑰花瓣只有一紙之隔，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一齊呈現著鮮活的植物。
邱園的插畫收藏超過100萬件，令人歎為觀止。其中有像勒杜泰和埃雷這樣的大師的作品，有年輕的蘇格蘭製圖員為前往殖民地的探險者繪製的圖片，也有莫臥兒細密畫畫師按英國東印度公司指示統一繪製的風格一致的畫作。這裡既有顯微鏡技術人員極為細緻的圖解，也有十分清閒的退休大使館官員的印象派水彩畫。
正當我在邱園中瀏覽著這規模龐大、範圍覆蓋全球的視覺記錄時，一群礦物學家走進來想要查看一些來自非洲西部的植物標本。他們感興趣的，是一大類能從土壤中吸收金屬並將其沉積在葉子上的雜草。（英國北部的老鉛礦開採時會挖出不少棄土，上面長出的春米努草就能做到這一點。）即便是乾燥了很久的標本，葉子裡也依然留有微量的金屬，只要用化學分析法就能檢測出來。因此這些葉子就像試紙一般，若其中礦物含量高，就說明這株植物原來生長的土壤中也富含金屬。讓這些礦物學者對標本感興趣的還有另一個原因：植物標本館裡的每一件標本上都準確註明了採集地點，於是這些標本實際上就相當於現成的挖掘指示標。
這忽然闖入的商業氣息確實讓我有點吃驚。我覺得頗為諷刺的是，雜草這些本身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東西，竟然本可以自18世紀起就成為開採地球資源的助陣大軍中的一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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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帝國的擴張中，各種植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們是一支奇襲部隊，殖民者借助它們的力量，將自己的經濟優先項目強加在殖民地的文化之上。在18、19世紀，歷史學家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78]的「環境帝國主義」，其核心就是將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模式轉變為種植非本地經濟作物的模式，這些經濟作物包括用於出口的橡膠、麵包果樹、罌粟、劍麻，以及後來用於花房和花園綠草帶的外來植物品種。植物園，尤其是邱園，在這些項目中扮演了調度中心的角色，它們傳播科學信息，研究種植技術，篩選優良品種，同時自己也進行植物的進出口。比如在將金雞納樹從原產地南美洲擴散至全球的過程中，邱園就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金雞納樹的樹皮中含有奎寧，而奎寧是19世紀唯一可有效治療瘧疾的成分，倘若這種藥沒有充足的本地來源，歐洲對非洲和印度的殖民進程早就會因疾病而中止。
往小處說，邱園還參與了杜鵑花的普及，而這種植物後來成了英國最受歡迎的灌木。19世紀30年代邱園經歷了短暫的衰落期，1841年政府指派威廉·傑克遜·胡克爵士[79]為院長，並明確指出邱園應當擔負起將科學、公眾興趣和殖民地擴張結合在一起的責任。「一個國家植物園，」報告中寫道，「應該成為所有同樣性質的小型機構的行動中樞……接收他們供給的資源，並幫助祖國尋找植物王國中一切有幫助的東西。藥物、貿易、農業、園藝和許多製造業將從中獲益……」七年之後，威廉·胡克爵士派自己的兒子約瑟夫前往喜馬拉雅山脈東麓探尋和採集植物。約瑟夫發現並帶回了28種杜鵑花的種子。這在園藝界造成了轟動，恰好迎合了當時大眾對家用灌木日漸濃厚的興趣。沒人會料到這些杜鵑中的幾種日後會從花園中出逃，成為英國西部林地中最具侵略性的雜草之一。
當然，很少有雜草是被故意散播出去的。但永遠都有機會主義者，它們利用了這史無前例的橫跨半個地球的植物大遷移，乘著這陣東風四處遊逛（或者對愛德華·索爾茲伯裡而言，「乘著褲腳」更為恰當）。在各種有意無意的因素下，英國成了大量外來植物的登陸點，在18、19世紀，英國的雜草種類大概翻了一番。有些雜草是搭上了糧食和園藝植物的便車，讓自己的種子躲在植物的根球或容器中，但無論如何它們總能找到地方潛伏著。另一些雜草則是以珍貴的糧食作物或迷人的裝飾植物的身份被迎進來，但後來卻逃出或被丟棄在野外，因為造成了一些沒能被預見到的糟糕影響而「淪為」雜草。
植物喬裝潛入英國的經典故事中，有一個故事以偏僻的街巷和煙霧繚繞的火車車廂為元素，以植物園為重要角色。牛津大學植物園建於1621年，它是同類機構中唯一一個被寫入植物的英語學名中的。後來被叫作牛津千里光的一種其貌不揚的小黃花，據說就是由約瑟夫·班克斯爵士[80]——一位曾與庫克船長一起出海的植物學家、探險家——於18世紀中期首次發現的，1794年由牛津的植物學謝拉德教授[81]約翰·西布索普[82]正式登記在冊。沒人知道這種植物是如何來到英國的。它原本長在西西里島埃特納火山的熔岩石塊上，也許是在某次植物學壯游[83]中被帶回牛津的。它的種子可能也是躲在某種更有吸引力的地中海植物的根球中，然後自然而然地爬上了花園的石牆。但西布索普按照科學規程，為它的習性寫了一大段拉丁文說明，這段文字讀來像是在用輕柔的語氣描述一幅羅馬壁畫：「最後就在這城市的牆角里，罕見的植物映入眼簾，但它們的異國模樣讓我懷疑是否應該接納它們作為本地生物的一員……它們把自己遠遠地傳播出去，從每一個角落出逃，如地毯一般鋪向石塊和古老的牆壁。」
沒幾年牛津千里光就從植物園（位於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對面）逃走了，它沿著牛津大學古老的牆壁一路向西蔓延。它那長有絨毛的種子似乎在碎裂的石牆中找到了故鄉火山岩塊的熟悉感。它從墨頓學院跳到基督聖體學院，又跳上了基督堂學院威嚴的護牆，隨後又跳進了阿爾達特街狹窄的巷子裡。它藉著福利橋過了泰晤士河的伊西斯河段，然後到了傑利科那家老舊的救濟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認出這裡是窮人的地方，它留下了一個較小的奇怪的變種，花只有正常的一半大小。19世紀30年代前後，它抵達了牛津火車站，這裡是通往全國的入口，並且到處是埃特納火山岩般的石屑和石塊。一旦它踏上了鐵軌，便再沒有力量能夠約束住它了。來往火車的氣流將它的種子吹起，有時它甚至會坐在車廂裡前行。植物學家喬治·克拉裡奇·德魯斯[84]就曾描述過自己在20世紀20年代一個夏日的午後，與一些牛津千里光共乘火車的經歷。它們在牛津站飄進了他的車廂，然後「一直懸浮在空中，直到找到機會在泰爾赫斯特下了車」，至此它們已經沿著鐵路前行了20英里（約合32公里）。詩人傑弗裡·格裡格森在20世紀50年代為這種奇特的旅行經歷寫下了一段頗具美感的文字：「來往於斯溫頓和倫敦時，你可能經常會在夏天看到它們，陽光從車窗照進來，光束中它們在輕薄的香煙煙霧中飄浮著。」
牛津千里光1867年抵達了倫敦，1890年抵達斯溫頓。等到了1899年，根據索爾比[85]的《英國植物》記載，這種植物已經長到了德文郡比迪福德的古老牆壁、荒地和「沃裡克郡的阿勒斯教堂」。世紀之交，一個粗略的鄉村統計顯示，牛津千里光還抵達了薩福克郡、肯特郡、薩默塞特郡和赫裡福德郡。到了1915年，它已經北至克萊德河，西抵威爾士的卡那封。但此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城市中心都被轟炸得破爛不堪，與火山碎石的環境更為接近，這給了牛津千里光更上層樓的機會。20世紀40年代，在愛德華·索爾茲伯裡對倫敦轟炸廢墟的調查中，它已經成了分佈第三廣泛的雜草。到1944年，牛津千里光與它的近親黏性千里光雜交——雜草本身就具有易雜交的特性——創造了後來被稱為倫敦千里光的雜草種類。
像牛津植物園一樣，邱園也曾將一種植物誤放出去，最後這種植物幾乎遍佈整個英國。1793年，邱園收到了一件來自秘魯的雛菊樣品，這種植物叫作牛膝菊（Galinsoga parviflora），它是以享有盛譽的西班牙植物學家唐·馬裡亞諾·馬丁內斯·德加林索加的名字命名的。不過這種植物沒有植物學家的高大形象，只有髒兮兮的小白花開在軟軟的莖上。19世紀60年代它從邱園中逃走，在當地的排水溝和樓梯縫裡首先建立了陣地。有一段時間，這種植物甚至被叫作邱園草。但當它那靠空氣傳播的種子被越吹越遠，到了空氣不那麼清新的地方，它就需要一個更普通上口的名字了。它的屬名Galinsoga對倫敦南部的人來說太過拗口，於是他們把它加工了一下，變成了gallant-soldier，意為「英勇的士兵」——這名字之所以會流傳開來，想必部分原因是這稱呼中所包含的名不副實的諷刺感。（在非洲的馬拉維，這種一點都不英勇的雜草也覓得了一席之地，當地人稱它為Mwamuna aligone，意為「我丈夫在睡覺」。）
雜草們除了以植物園為跳板，還可以混在進口的農業種子裡，躲在時興食材根部的泥土中，藏在啤酒釀造和羊毛加工的原料裡。據說薩尼特菜——現在被叫作群心菜——就是在拿破侖戰爭期間一場發生於荷蘭瓦爾赫倫島的戰鬥中，找到機會潛入英國的。傷亡人員被放在塞滿乾草的草墊上運至拉姆斯蓋特（隸屬於薩尼特），而草墊的乾草中就混有這種歐洲北部雜草的種子。後來這些草墊中的草被丟給了一個當地的農民，農民又將這些草鋪在了他翻掘過的地裡。於是群心菜種子破土而出，適應了薩尼特的環境，並沿著英國南部的海岸線一路傳播，最終佔據了英國南部的大部分地區。如今遍佈全球的雜草小蓬草是17世紀時藏在一隻從北美洲進口的鳥的肚子裡才得以抵達歐洲。新西蘭芒刺果掛在進口羊毛上，從太平洋來到了歐洲。這是一種低矮而茂密的多年生植物，原本長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曠野上。它長著有趣的球狀花序，上面綴滿長刺，看起來像一支小狼牙棒。它會掛在動物的毛上，所以那些羊毛廢料被扔到哪裡做肥料，它就跟著去哪裡。如今新西蘭芒刺果完全適應了英國東部和南部的一些沙丘地帶，它會把種子牢牢地粘在嬉戲的孩子們身上，正如當年牢牢地掛在食草動物身上一樣。雜草們的傳播途徑還包括寵物食品商店的垃圾、被丟棄的壓艙石和吃完扔掉的亞洲菜外賣。散發著水果香氣的同花母菊是於1871年從美國俄勒岡州來到英國的，它的傳播路線與使用花紋汽車輪胎的地方剛好吻合，它那帶稜的種子可以輕鬆附著在這種輪胎上，就像附著在登山靴的鞋底上一樣。
藝術也是一種傳播新雜草的有力渠道，有效程度不亞於貿易。蔓柳穿魚那小巧的藍色和黃色的花朵與金魚草的花朵很相似，如今英國幾乎每個區的舊牆壁上都裝點著這種小花。可能只有吹毛求疵的市政機關才把這種植物認作是雜草，擔心它會影響牆壁的整潔——不過它確實來錯了地方。蔓柳穿魚原產於歐洲南部的山地，直到17世紀才來到英國。當時它的種子被包進了一些從意大利進口到牛津的大理石雕塑的包裝箱中，自此它便跟牛津另一著名雜草千里光一樣，翻出圍牆奔向了更廣闊的世界。（之後有一段時間它被人叫作「牛津草」。）約翰·拉斯金十分喜愛蔓柳穿魚的優雅和古典氣質。他於1876年造訪威尼斯的奧爾托教堂時，發現喬瓦尼·巴蒂斯塔·達·科內利亞諾[86]為一群聖徒所畫的肖像畫中，聖彼得旁邊那精緻的花朵正是外面大理石階梯上長著的「聖母草」。在9月16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今早我很疲倦，一直徒勞地嘗試著畫出聖馬可大教堂門廊柱頭上的那叢聖母草；它把自己鮮活的生命力注入葉狀的大理石中，而這古老的大理石當年定是目睹了腓特烈一世讓教皇把腳踩在自己頸上的景象。」從此以後，蔓柳穿魚就成了他的代表植物，象徵著大自然精巧的設計。
蔓柳穿魚那些更常用的英文名則沒有「聖母草」這麼富有宗教色彩。「旅行裁縫」和「多子的母親」反映出了這種植物身為雜草的特徵之一，即迅速侵入與原產地類似的環境的能力。它有一個有趣的技能，使它可以沿著牆壁向上傳播。當它開花時（在英國目前溫和的氣候下，它幾乎可以全年開花）花枝會向光彎曲，花謝後種莢又會背光彎曲，因此種子們很容易就會落進牆縫和灰漿的接縫中。〔它的形態構造深受孩子們喜歡。民俗學家雷·維克裡[87]曾記錄下1983年他在多塞特郡與一個小女孩的對話。女孩說：「這個（蔓柳穿魚）我們叫作牆兔子。」「為什麼這樣叫它？」「因為如果你把花倒過來拿，然後捏住兩邊，就像這樣，它看起來就像一隻兔子的頭。」〕
在另一次類似的出逃事件中，雜草借助丹麥雕塑家巴特爾·托瓦爾森[88]的作品逃離了意大利。托瓦爾森1844年在羅馬逝世，他的塑像被帶回了他的故鄉哥本哈根。當包裝完好的貨箱被打開時，少量的種子從箱子中的稻草裡掉了出來，第二年25種意大利雜草——其中有不少是地中海雜草——在這裡發芽了。這其中有幾種適應了哥本哈根的環境，有一些則被保護起來並被特別移栽到一座紀念托瓦爾森的花園裡。
丹麥巖薺在公路上搭便車的故事堪稱牛津千里光蹭火車的現代版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前，丹麥巖薺（Cochlearia danica）都只是分佈在英國附近海岸較乾燥地區的一種並不多見的植物。它長在山崖、海堤和鹽沼靠近陸地的一邊。它與普通巖薺一樣長著肉質的葉和小小的四瓣白花，但它的身體裡一定有著某種普通巖薺所沒有的野性基因，使得它願意忍受和適應與海岸類似的環境。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它開始出現在內陸鐵路線上的幾處地方，它的種子是跟著從海邊採集的碎石一起來的。隨後它開始出現在高速公路和主幹道的路邊。這種植物喜歡密密地長在一起，尤其是長在馬路中央隔離帶上的那些；於是一到它們開花的三四月份，路邊就彷彿下了一層厚厚的霜。
到了1933年，它們已經長遍了英國三百多個地方的主幹道。1996年，我曾做過一次粗略的書面調查，統計它們在全國的分佈範圍。調查結果看起來就像是旅行者的線路圖。在M4、M5公路（尤其是靠近切爾滕納姆和加的夫的地方）、M6公路和M56公路旁長有十分密集的丹麥巖薺；A1公路沿線的許多區域，安格爾西島的A5公路，薩福克郡的A11和德文郡的A30公路也是如此。這種植物已經跨過了蘇格蘭邊界，長到了鄧弗裡斯郡的A74公路路旁。
但愛爾蘭的路旁卻幾乎沒有丹麥巖薺的身影，儘管愛爾蘭海岸才是它們的老家。愛爾蘭道路系統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是使用石礫——而非英國使用的鹽——來處理道路結冰的。丹麥巖薺之所以能夠成功進駐內陸，無疑有許多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拖車攪動的氣流有利於種子的傳播，再比如公路旁光禿禿的且石頭很多，與佈滿鵝卵石的海岸線環境類似。但現代道路系統的含鹽度是個極為關鍵的因素：每個寒冷刺骨的夜晚，市政撒鹽車都會將散發著海岸氣息的鹽撒向馬路，即便是英國內陸也會採用這種做法。於是在這裡，人類的創意再一次被雜草抓住，迅速地收為己用。
丹麥巖薺繼續著它的公路入侵。它跟隨歐洲的卡車，滲透到了比公路系統更遠的地方——但還是沒能跳出鹽的掌控範圍。離我們在諾福克郡的房子幾百碼遠的地方，有一條南北走向的無分級的公路。幾年以前，這條路的一頭出現了一叢丹麥巖薺。這叢植物剛好長在這條路和另一條通往塞特福德的主幹道的相交處，南臨柏油馬路，北臨一片長滿蒲公英和黃花九輪草的草地。2009至2010年的那個嚴冬，這條無分級公路被撒上了鹽，於是巖薺抓住機會向北移動了幾英尺。再有幾年時間，它可能就會把整條公路的路旁都鋪滿白霜，在春天的黃花們閃亮綻放之前渲染最後一絲冬日的氣息。它需要一個聽起來更友善的、不像「丹麥巖薺」這麼古怪的名字。「路邊霜」可能是個不錯的選擇。
儘管這些闖入英國的雜草又爬古牆又上公路，真正給人類造成麻煩的卻屈指可數。大部分雜草儘管傳播得十分廣泛，卻依舊只待在邊緣地帶。牛津千里光在停車場和鐵路線上出沒，但牛津牆壁上的千里光已經基本被消滅。牛膝菊很少會從街道闖入花園中。小蓬草雖然把整個歐洲的荒地都填得滿滿的，卻也沒有變成農業危害。但與闖進舊大陸的雜草相比，從這裡走出去的雜草命運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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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裡，有一座花園是專為種植莎士比亞作品中出現的植物而設的。這座園子是1916年開闢出來的，是為了紀念莎士比亞逝世300週年，與19世紀的那次紀念活動——將莎士比亞提到的所有鳥類都引入美國——相比，這個活動的風險可謂小得多。但植物（至少是植物的種子）也有翅膀。提泰妮婭的「茴香」和「櫻草」都是循規蹈矩的植物，被種在哪裡就會一直待在那個地方。但李爾王的「牛蒡、毒參、蕁麻」可都是一有機會就會跳牆而走的物種——要不是這些歐洲植物幾個世紀前就已找到機會落戶美洲，園子裡種上這些雜草可能就會引出大麻煩了。
正如地中海的農民在向北、向西穿過歐洲大陸時不小心帶上了他們的雜草，歐洲人越過大西洋再次擴張時，也把他們的雜草帶到了美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溫帶地區（以及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歐洲移民們很有吸引力。這裡的氣候與歐洲相似，幾乎沒有危險的疾病或是大型的捕食者，可以種植歐洲的作物。這裡也很適合歐洲的雜草生長，它們藏在移民們的衣袖裡、谷種中以及動物的蹄子上，越過海洋來到新大陸。早在16世紀，西班牙作家們就報告過墨西哥草原上的雜草大爆發。他們給出的雜草名單我們一點也不陌生：薊、車前草、蕁麻、茄科植物、酸模、野燕麥。還有一些很受移民者歡迎的飼用植物，如三葉草和早熟禾，它們很可能是藏在家畜的身上或胃裡來到這裡的。白三葉草在大草原上傳播得如此之廣，以至於早在1555年阿茲特克人就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卡斯蒂利亞花（Castillan ocoxchitl）[89]。
雜草們跟隨西班牙人一路北上，而新一批的雜草則是與17世紀的英國移民者一同到來的。約翰·喬斯林曾於1638年和1663年到訪新英格蘭，他列出了一個「自英國人到來並養牛後在新英格蘭出現的植物」名單。這個名單實在值得全文呈現給讀者，因為它再現的物種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歐洲：
披鹼草
蒲公英
苦苣菜
龍葵
異株蕁麻
車前草
艾草
巴天酸模
瓶爾小草
繁縷
聚合草
牛蒡
薺菜
歐洲千里光
藜
錦葵
天仙子
刺酸模
紅脈酸模
萹蓄
春黃菊
毛蕊花
此時的寬葉車前被美洲土著人叫作「英國人的腳」，這是他們在目睹了這種植物跟隨白人腳步而呈現出的驚人的發展趨勢以後賦予它的最恰當的形容。
歐洲雜草中，英國雜草的成功造成了最為深遠的影響。有幾種雜草是被特意帶過來的。威廉·佩恩的記錄顯示，早在1685年他就在院子裡嘗試播種混合的植物種子。但無論如何，披鹼草、看麥娘和早熟禾的種子總會找到過來的方法——鉤纏在移民者家畜的尾巴上，粘在家畜的蹄子上——而一旦到來，這些雜草便會發現新大陸就是一塊白板，只待它們去擴張和佔領。移民者們沿著東部海岸，一路砍伐了大部分的森林。1629年，約翰·史密斯船長報告說，弗吉尼亞島詹姆斯鎮附近的大部分林地都已經「變成了牧場和花園，裡面種植的是各種在英國長得最豐美的草」。新來的喜光的草類在常年被樹蔭遮蔽的區域裡幾乎沒有競爭者，而與本地草類相比它們還有一個關鍵的優勢。在過去的幾千年裡，它們已經演化出了一套機制，可以很好地適應大食量的食草動物所帶來的壓力。牛羊們啃得越多，它們就生長得越旺盛：地下根不斷伸展，向周圍擴張，長得更加茂密，還能從多個芽上再生。17世紀末在賓夕法尼亞州寫作的托馬斯·巴德，對英國雜草不知不覺中就成功佔據優勢的過程描述得十分準確：「如果我們把一丁點英國草種撒在沒犁過的地裡，然後在上面放羊，很快這些草就會迅猛生長，整塊地都將佈滿英國草。」
但這種狀況對北美洲的草類而言就完全不同了。密西西比州東部的本土草類從沒經歷過像北美大草原上野牛群一樣龐大的動物群。它們平常會被鹿啃食，但這些動物重量很輕，吃草時也很有選擇性，與一大群奶牛或山羊的戰鬥力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它們在巨大的壓力下節節敗退，被啃食殆盡；頑強的歐洲草類趁機入主，被動物踩得泥濘的土壤更幫助了種子萌發。
新來的草類緊跟著移民者，向北、向南、向西，偶爾也會在商人或先頭部隊短暫停歇的地方先行駐紮，趕超一下移民者的行進速度。一名伊利諾伊州的拓荒者在日誌中寫道：「車隊穿越大草原時在某地紮營，並用包括這些多年生草類在內的乾草餵牛，從此這裡就會留下一小塊青草地為將來的新植物的到來和生長打下基礎。」有時這一小塊青草地會在酷暑中泛起藍色的光澤。在向南行進的移民者們翻越阿巴拉契亞山脈並到達肯塔基州後，一種英國雜草不但變成了當地主要的飼用植物，還成了南部鄉村的象徵。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是一種英國草原上常見的、分佈廣泛但並不起眼的植物。它能長到2英尺（約合61厘米）高，且有著有力的根系。開花時，它的花序彷彿一片淡藍色的薄霧。但在歐洲它們通常只會長成小叢，這種色調效果並不明顯。可一旦到了毫無競爭對手的北美洲，它們便能輕鬆開遍整片草地。這種黯淡的歐洲雜草何時榮獲「肯塔基藍草」的美名已不得而知，但這個標籤就此貼在了它的身上，它似乎準確把握住了某種當地人的時代精神。南方的提琴音樂以「藍草」為名，並自此成了鄉村和西部音樂的招牌之一。1936年，弗洛倫斯·格雷厄姆——伊麗莎白雅頓的創立者——將後來成為世界經典的香水命名為「Blue Grass」[90]，因為這種香味會「讓她的眼前浮現出故鄉弗吉尼亞州的景色」。
而在密西西比州的另一端，至少有一段時間裡，草原上的情形並非如此。本地的野牛草和格蘭馬草在大量野生食草動物的鍛煉下，已經演化出了能夠承受歐洲牛群的能力，沒有在這一點上輸給歐洲雜草。後來北美大草原古老的草地被翻掘成麥田，才使入侵植物們有了落腳之地，而這一過程在19世紀大規模的野牛屠宰之後又進一步升級。
到19世紀60年代，歐洲雜草已經侵入了美洲的最西部，可這一次它們卻意外地受到了歡迎。1849年的淘金熱使得這裡的牛肉需求暴漲，從而導致了加利福尼亞州草地的過度放牧。此後的1862年又發生了洪災，緊接著是兩年的乾旱。當雨水終於降臨的時候，最先鑽出地面並長勢洶湧的就是歐洲雜草，它們有效保護了大片良田的表層土壤不被沖走。此時在這個州落腳的雜草超過了90種。到20世紀來臨時，西部草原的植物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外來物種，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歐洲。到20世紀末，北美洲危害最大的500種農業雜草中，有258種都來自舊大陸。
有趣的是這種入侵十分「單邊」。儘管大量的美洲植物也在英國的荒地中安家落戶（紫菀和小蓬草都是著名的例子），其中卻沒有一種變成討厭的農業雜草，甚至沒有幾種能被界定為具有侵略性。這種不平衡使得19世紀的美國博物學家十分困惑，查爾斯·達爾文在這個問題上倒一反常態地收起了他的好奇心，並且忍不住拿他的植物學家朋友阿薩·格雷[91]打趣。「我們這麼輕而易舉地擊潰了你們，」達爾文在一封信中寫道，「是不是傷害了你們美國佬的自尊？我敢肯定尊夫人會為你的雜草說話。快問問她這是不是因為你們的雜草是誠實純良的好雜草。」格雷夫人的回信機智且具有準確的科學性。她在信中說，美國雜草是「謙遜的、喜居山林的隱居者，跟那些具有侵略性的、自命不凡的、專橫的外來者可沒法比」。
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將本章中的種種故事都寫進了他的著作《生態帝國主義》，他將雜草一步步佔據優勢的過程描述得十分生動。
在本書中「歐洲化」是什麼意思？「歐洲化」就意味著不斷的破壞：破壞耕地、砍伐樹林、過度放牧、焚燒草原，破壞廢棄的村莊和擴建中的城市，還讓本來互不干擾各自演化的人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突然扯到了一起。它代表著一個功利地期望著用越來越低的成本帶來更多收益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各種雜草將欣欣向榮，其他生命則只有在零星的封閉區域或特殊的公園裡才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