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的夥伴們。一切就像兒童遊戲一樣開始了。可惜的是，玩這場遊戲的少年們還沒來得及長大成人，便為自由獻出了生命。
首先應該讓你瞭解一下我們的生活背景。對於一個個句子來說，背景是很重要的元素。脫離了背景，句子的含義常常會大不相同。而在未來的幾年裡，無數句子將被抽離於它們的背景，被人當作片面評價以及直接定罪的說辭。這是人們的一種習慣，從來都是如此。
9月初，希特勒的軍隊侵佔了波蘭，法國宣佈加入戰爭。所有人都相信，法國軍隊將把敵人攔截在國界之外。然而，比利時被潮水般呼嘯而來的德國裝甲兵一掃而過。短短幾個星期，就有數以十萬計的法國士兵在北方戰場和索姆河戰役中犧牲。
貝當元帥被任命為政府首腦。翌日，堅決反對投降的戴高樂將軍在倫敦號召法國人民奮起抵抗。貝當讓我們的所有希望化為了泡影：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法國便輸掉了戰爭。
貝當元帥與納粹德國的媾和將法國帶入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法蘭西共和國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傀儡政權。法國版圖被一分為二，北部是敵占區，南部是所謂的自由區。但這自由是非常狹隘的：每天層出不窮的法令讓兩百萬生活在法國的外國人從此失去了自由的權利。他們無法繼續工作、上學和四處行走，不久，他們甚至連生存下去的自由也將被剝奪。
這些外國人來自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我們的國家竟然如此健忘：就在二十五年前，當一百五十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生時，我們是那麼需要移民的支持。外國人，我的所有夥伴幾乎都是外國人，他們多年來在各自的國家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德國的民主人士早已看清希特勒的嘴臉，西班牙的抵抗者們對佛朗哥的獨裁再熟悉不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統治則令意大利人深惡痛絕。他們便是這場大災難最早的見證者。仇恨像瘟疫一般席捲了整個歐洲，所到之處無不瀰漫著死亡的痛苦氣息。所有人都知道，法國的失利只是悲劇的開始，未來將會更加慘烈。但貝當的法國聽不得半點壞消息，於是，從東歐或南歐避難而來的外國人紛紛被逮捕、關押。
貝當元帥不僅放棄了抵抗，還向歐洲的獨裁者妥協。在這個老人家的周圍，是一片沉寂的國土，我們的政府首腦、部長、警察、法官、憲兵、民兵……已經忙不迭地在虔誠地為白色恐怖服務了。
三年前，1940年11月10日，一切如遊戲般拉開了序幕。在幾位“功勳卓著”的長官的陪同下，我們這位可悲的元帥從圖盧茲開始了他在“自由區”的巡視。所謂自由區，不過是在一個戰敗國內設置的禁區罷了。
圍觀的人群本來有些驚慌，但當元帥將權杖高高舉起時，他們又開始發出嘖嘖的驚歎聲。這權杖標誌著貝當重新回到了權力巔峰，建立了他的新秩序。隔離、告發、驅逐、謀殺、野蠻……這便是貝當元帥的新秩序。
在我們即將組建的兵團中，有幾位成員瞭解集中營的詳細情況。法國政府將外國人、猶太人及共產黨人關押其中。這些集中營包括古爾、阿熱萊斯、諾埃和裡沃薩爾特，裡面的生活苦不堪言。可以想見，對於有朋友或親人被囚禁起來的他們來說，元帥的到來無疑掐滅了最後一絲自由的希望。
看著對元帥山呼萬歲的人群，我們感到了自己的責任。我們應該敲響警鐘，去喚醒因恐懼而放棄抵抗、接受失敗的人們。他們選擇沉默，只因為周圍的人都已懈怠。放棄，便以這樣的方式像瘟疫一般傳遍每一個人。
然而，科薩（我弟弟最好的朋友之一）、貝特朗、克盧埃和德拉古從未想過放棄或沉默。圖盧茲街道上這場罪惡的巡遊，便是他們莊嚴宣誓的戰場。
如今真正有意義的，是那些揭露真相、鼓舞人心與充滿尊嚴的話語。儘管這些傳單的文筆還稍顯稚嫩，但它們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揭露了應當為人們知曉的事實。文章中講到了什麼，或者沒有提到過什麼，所有這些隱晦的表述方式，都是為了在避免被權力機關發現的同時，將真相公之於眾。
但我的夥伴們無所畏懼。巡遊開始前幾個小時，他們抱著一大堆東西橫穿埃斯基羅爾廣場。警察在四處巡視，不過，誰會去留心一幫舉止無辜的青少年呢？於是他們順利地來到了理想的行動地點：梅茲路轉角處的一棟建築。四人迅速溜進樓梯間，一邊往樓頂爬一邊祈禱著上面沒有人在監視。幸運的是樓頂上空空如也，一眼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他們腳下。
科薩開始組裝和夥伴們一起設計的小工具。他沿樓頂邊緣放上支架，在上面鋪了一塊小木板，擺動起來就像蹺蹺板一樣。木板的一端放上一沓打印好的傳單，另一端放上滿滿一桶水。他們在桶底挖了個小洞，讓水慢慢流出來，然後飛快地下樓，回到了馬路上。
元帥的車快要到了，科薩抬起頭，露出了笑容。敞篷禮車緩慢地行駛著。樓頂上的水桶已經差不多空了，木板隨即倒向一邊，傳單開始如雪片一般飄向人群。1940年11月10日，這是叛徒貝當元帥第一個瑟瑟發抖的秋日。紙片滿載著這群勇敢機智的流浪兒的喜悅，從天而降，有幾張甚至落到了貝當元帥的帽簷上。人們紛紛彎下身去撿傳單。警察們一頭霧水，只能漫無目的地四處搜尋。四個孩子像其他人一樣大聲歡呼著，當然，沒有人知道，他們並非為元帥的到來歡呼，而是在慶祝自己的第一場勝利。
他們各自散去，但沒想到從此天各一方。科薩當晚安全地回到了家中，但三天後被人告發，被逮捕後在尼姆監獄裡度過了兩年時光。德拉古幾個月後在阿讓教堂被法國警察殺害。他曾在這裡逃脫過追捕，不幸的是，這一次，這座教堂沒能再給他帶來好運。克盧埃第二年在里昂被槍決。至於貝特朗，一直下落不明，沒人知道他究竟被關進了哪座集中營。兩年後從監獄走出的科薩，雖然一直被嚴重的肺結核困擾，但他毅然重新回到了兵團隊伍中。然而厄運再一次降臨，這次被逮捕後，他被送去了地獄般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去世時只有二十二歲。
這就是我的夥伴們。一切就像兒童遊戲一樣開始了。可惜的是，玩這場遊戲的少年們還沒來得及長大成人，便為自由獻出了生命。
我想要向你講述的，就是這些人的故事。在未來的日子裡，有許許多多孩子加入了科薩他們的行列：馬塞爾·朗傑、詹·傑拉德、雅克·英塞爾、查理·米夏拉克、何塞·裡納雷茲·迪亞茲、斯蒂芬·巴索尼……他們組建了第三十五兵團，成為第一批為自由而戰的孩子。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抵抗到底！他們的故事才是真正值得一聽的。如果我的記憶稍有偏差，或者將他們的名字弄錯了的話，敬請諒解。
我的夥伴烏爾曼曾經說過，名字無關緊要，我們的人數並不多，而且始終是一體的。我們過著提心吊膽的地下生活，根本不知道明天會是什麼樣子。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很難清晰地回憶起這段日子裡某一天的情形。
請相信我，真正的戰爭和電影裡的完全是兩碼事。我的夥伴們沒有一個長著羅伯特·米徹姆美國電影演員，曾出演過講述諾曼底登陸的影片《最長的一日》。那樣英俊的臉。不過說到奧黛特，我真應該好好擁抱她，而不是像個傻子似的戳在電影院門口，雖然她長得一點也不像勞倫·白考爾好萊塢老一代女明星。。但一切都晚了：某日下午，她在金合歡路被兩名納粹分子殺害。從那以後，我便開始憎惡金合歡這類植物。
對我們來說，最困難的事情是找到抵抗組織。
科薩和其他夥伴被抓之後，我和弟弟成天憂心忡忡。在學校裡，史地課老師滿口排猶主義，學哲學的學生們對抵抗運動冷嘲熱諷，日子真的很難熬。我每天晚上都會坐在收音機旁，聆聽來自倫敦的消息。開學那天，我們的課桌上都擺上了印有“戰鬥”字樣的字條。發字條的男孩輕手輕腳地溜出了教室。他叫貝裡霍爾茨，是從阿爾薩斯來的難民。我飛快地跑出去，追上了他。我說願意和他一起發放有關抵抗運動的宣傳單，他只是笑了笑，一副不相信的樣子。在之後的一段日子裡，我每天一下課就去路邊等他，每當他走到拐角處，我就加快步子跟上他。然後我們一起把一份份戴高樂派的報刊塞進人們的信箱裡。發現異常的時候，我們會把報紙扔在電車站，撒腿就跑。
可是，某一天晚上，我放學後沒有等到貝裡霍爾茨。第二天晚上，他也沒有出現……
此後，我每天下課便和弟弟克勞德一起搭乘沿莫薩克路行駛的小火車，偷偷前往秘密“莊園”。這是一處很大的宅子，裡面住著三十幾名父母已被押送到集中營的孩子。他們是被一群善良的童子軍帶到這裡來照顧的。我和弟弟來這裡幫忙耕種菜園，有時也給小朋友們上上數學課和法文課。每次來莊園，我都會懇求童子軍的負責人若塞特，希望她能夠為我們指引一條可以找到抵抗組織的道路。可每次她都兩眼空空地望著我，好像根本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直到有一天，她把我拉進了辦公室：
“我想我有辦法幫你了。你明天下午兩點去巴亞爾街25號門口等著，會有一個過路人來問時間。你告訴他說你的表壞了，如果他說：‘您是不是讓諾？’那他就是你要找的人了。”
一切就是這樣開始的……
我帶上弟弟，在圖盧茲巴亞爾街25號門口第一次見到了雅克。
這天他穿著灰色大衣，頭戴氈帽，嘴邊叼了一個煙斗。我看著他把一份報紙扔進了固定在路燈上的小簍子裡。但我沒有走過去，因為這不是我們接頭的暗號，我應該等他來問時間。果然，他向我們走了過來，把我們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然後開口問我現在幾點。我回答說表壞了，於是他接著說他的名字是雅克，問我們誰叫讓諾。我往前站了一步：是的，我就是讓諾。
雅克自己招收了一批兵團成員。他不信任任何人，我覺得他的這種態度相當正確。千萬不要感到奇怪，在我們當時的大背景下，的確應該懷疑一切。
此時此刻，我還不知道在幾天後，一名叫作馬塞爾·朗傑的兵團成員會被某位法國檢察官判處死刑。檢察官先生以為他想要誰死，誰就不得不死。但他料想不到的是，在週日準備去做彌撒的時候，會在自家門口被我們的人幹掉。從那以後，在法國的任何地方，不管是自由區以內還是以外，再也沒有法庭敢判處兵團成員死刑了。
我接到的任務，是幹掉一名保安隊的高級負責人。這個大渾蛋告發並殘殺了許多年輕的抵抗者。其實他本來有可能死裡逃生的，因為我舉起槍的時候已經嚇得快要尿褲子了，幾乎連槍都拿不穩。可是這個渾蛋大叫一聲：“可憐可憐我吧！”可憐？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何曾可憐過任何人？！怒火中燒的我朝他的肚皮連開了五槍。
我殺人了。許多年以後，我才敢再提起這件事。被我殺死的那個人的面容永遠那麼清晰。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殺過無辜的、手無寸鐵的人。這一點很重要，我要自己牢記，也要讓子子孫孫都知道。
雅克不停地打量著我，像動物一般嗅著我身上的味道，他對自己的直覺深信不疑。過了一會兒，他傲慢地站回到我面前。他接下來要說的話將改變我的一生：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和倫敦取得聯繫。”
“那我幫不了你。倫敦太遠了，我聯繫不上任何人。”
我本以為他會轉身就走，但是沒有。他的眼睛一直看著我，於是我想抓住這最後的機會：
“您能幫我聯繫上抗德游擊隊嗎？我想跟他們一起戰鬥。”
“這也不可能。”雅克一邊說，一邊點著煙斗。
“為什麼？”
“因為你說你想戰鬥，但是游擊隊並沒有參加戰鬥。他們只是收集物資，傳遞信息，做一些消極的抵抗運動。如果你想戰鬥，那就跟我們一起幹。”
“你們？”
“你敢打巷戰嗎？”
“我想要做的，是在死之前親手幹掉一個納粹分子。給我一把手槍吧！”
我說這話時的語氣是驕傲的，但雅克哈哈大笑起來。到底有什麼好笑的？我還覺得很有戲劇效果！不過，恰恰是這點讓雅克樂不可支。
“你看書太多把腦子看壞了吧。讓我教教你該怎麼做。”
他的話讓我感到很惱火，但我克制著自己的情緒。幾個月以來，我一直在為聯繫上抵抗組織而努力，但現在似乎要把事情搞砸了。
我想不出應該怎樣讓人相信自己是一個值得兵團成員們信賴的人。雅克似乎猜到了我的想法，他朝我微笑，眼神中閃過了一絲溫暖。
“我們戰鬥不是為了死亡，而是為了活下去，你明白嗎？”
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這是戰爭開始以來，也是我拋開自己所有的真實身份、權利和地位以來，聽到的第一句充滿希望的話。我想父親、想家了。過去那段日子都發生了些什麼？我的生活完全消失了，只因為是猶太人便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便有那麼多人希望我死。
弟弟一直站在我身後。也許是不想錯過任何重要的事，他衝我咳嗽了幾聲，讓我留意他的存在。雅克把手放到了我的肩上：
“走吧，別停在這裡。你要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永遠不要原地不動，否則我們很容易被發現。如果有人一直站在同一個地點四處張望，那他一定會被懷疑。”
於是我們一起沿著人行道拐入了一條昏暗的小巷中，克勞德跟在我們後面。
“我可能有個任務要交給你們。今晚你們去魯依梭街15號的杜布朗太太家過夜，她會接待你們的。告訴她，你們倆都是大學生。她一定會問你們熱羅姆怎麼樣了。你們就說他去北方找自己的家人了，你們是來接替他的。”
我感覺手裡攥著一把通往舒適房間的鑰匙。誰是熱羅姆？如果杜布朗太太還想知道我們哥倆更多的事情，該怎麼辦？雅克接下來便告訴了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熱羅姆前天已經死了，就在離這裡兩條街的地方。如果你想要直接投入戰鬥，繼續他的工作就是最好的方式。今晚會有人來敲你的門，他會說自己是雅克派來的。”
聽他這麼說，我已經很清楚了，雅克並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明白，從加入抵抗運動的那一天起，我們從前的人生便不復存在了，名字當然也隨之一起消失。雅克悄悄將一個信封塞到我手裡。
“這是房租。只要你們付了錢，杜布朗太太就不會再問什麼了。趕緊去拍照片吧，火車站裡就有一家照相館。現在就出發，我們以後還會再見的。”
雅克走了。在小巷轉角處，他的身影漸漸消失在濛濛細雨中。
“我們走吧。”克勞德對我說。
我帶著克勞德走進了一家咖啡館。兜裡的錢只夠買兩杯熱咖啡。我們坐到靠窗的位子上，看著電車穿過馬路。
“你確定了嗎？”克勞德一邊喝咖啡，一邊問我。
“你呢？”
“我確定自己會死，除此之外，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加入抵抗運動不是為了死，而是為了活著。你明白嗎？”
“你從哪兒聽到這句話的？”
“雅克剛才對我說的。”
“既然雅克都這麼說了……”
隨後我們閉上嘴。兩名保安隊隊員走進來，坐下，沒有注意到我們。我以為克勞德會做什麼蠢事，還好他只是聳了聳肩。
“我餓了。”他的肚子在咕咕叫，我自己也餓得不行了。
居然沒辦法讓十七歲的弟弟填飽肚子，我為自己的無能感到愧疚不已。但想想看，或許今晚我們就能參加抵抗組織了，到時一切都會不一樣的。就像雅克說過的那樣，春天終究會回來的。到時我一定會帶弟弟去麵包店，把全世界的麵包都擺在他面前，讓他撐到再也不想吃為止。這將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春天。
離開咖啡館後，我們在火車站大廳短暫停留了一會兒，然後便朝雅克告訴我們的地址走去。
杜布朗太太沒問什麼問題。她只是說熱羅姆就這麼走了，看來也並不在意落在她家的東西。我把房租交給她，她遞給我一把房間鑰匙，是底樓朝街的那一間。
“這是單人房！”
我急忙向她解釋說克勞德是我弟弟，他是來看望我的，只住幾天而已。我想杜布朗太太可能懷疑我們不是大學生，不過只要收到了房租，她對房客的其他事情就不熱衷了。我們的房間非常簡陋，只有一套舊床具、一隻水桶和一個臉盆。大小便得去花園深處的小屋解決。
我們從下午等到傍晚，終於聽到了敲門聲。只是輕輕的兩聲而已，不是保安隊來抓人時那種震耳欲聾的敲法。克勞德開了門，我們第一次見到了埃米爾。從他一進門我便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我們一定會建立深厚的友誼。
埃米爾個子不高，但他討厭別人說他矮。他從事地下活動已經一年了，看起來已經完全適應了這樣的生活。他很冷靜，嘴邊時常掛著奇怪的笑意，似乎對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顧。
十歲時，埃米爾與家人逃出了波蘭，因為在那裡，無數猶太同胞被迫害至死。十五歲那年，看著希特勒的軍隊在巴黎列隊行進，看著那些曾經將他的祖國和家園變為廢墟的渾蛋如今又來到這裡橫行霸道，埃米爾的眼中充滿了無法撲滅的怒火。也許正是這樣的經歷讓他的表情中總是帶著那種奇怪的微笑。埃米爾並不矮小，相反，他無比強大。
向埃米爾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一位看門的太太。我們為此感到無比慶幸：在這樣一個哀鴻遍野的法國，居然還會有這麼多好心人，他們從來不對我們另眼相看，他們並不認為我們僅僅因為宗教信仰不同就活該受死。對許多婦女來說，孩子，不管他們來自何方，都是上帝賜予的禮物。
當時埃米爾全家住在巴黎第十區的聖馬大街。有一天，埃米爾的爸爸收到了警察局的郵件，通知他去買小黃星，並要求他們全家人都在外衣胸前的醒目位置佩戴。於是他去了維爾福路的警察局，為妻子、四個孩子和他自己各買了一顆黃星。回到家的他十分沮喪，手裡的黃星就如同在動物身上烙下的印記那般刺眼。埃米爾戴上了黃星，納粹對猶太人的大搜捕行動也在不久後展開了。他曾經想過反抗，讓父親摘下那個可惡的標誌。可他的父親是一位尊重法律的君子，他信任這個收容了自己的國度；他認為在這樣的國家裡，沒有人會去傷害誠實可靠的平民。
後來，埃米爾在外面租了一個頂樓的小房間自己一個人住。有一天，當他準備下樓出門的時候，看門太太飛快地從後面衝出來攔住了他：“趕快回去藏起來！外面到處都是警察，他們已經瘋了，見到猶太人就抓！”她讓埃米爾待在房間裡，關好門窗，不要發出任何聲音，每到吃飯時間就去給他送飯。幾天後，埃米爾摘掉他的黃星，準備出門去看看。他回到聖馬大街的公寓，但家中空無一人：爸爸不見了，媽媽不見了，兩個妹妹（一個六歲，一個十五歲）不見了，前兩天不聽他勸告執意要回到這裡的弟弟也不見了。
埃米爾從此一無所有。他的朋友全部被抓走了。他的兩個同伴本來正在聖馬丁門參加示威遊行，德國兵突然騎著摩托車衝了過來，並向人群開了槍。他們從蘭克裡街逃走時被逮捕，並在一堵牆邊慘遭槍決。第二天，一位名叫法比安的抵抗分子在巴爾貝斯地鐵站殺死了敵方的一名官員。此舉雖然解氣，但埃米爾的親人和朋友們再也無法回來了。
在走投無路之時，埃米爾想到了安德烈——和他一起上過幾堂會計課的同學，這或許是他最後的希望。他去找安德烈，希望能得到一點幫助。安德烈的母親為他開了門。當埃米爾告訴她自己的家人都被帶走了，只剩下他一人時，她把自己兒子的出生證明交給了埃米爾，並且建議他盡快離開巴黎。“帶上它，把你能辦的證件都辦出來，說不定你還能搞到身份證。”安德烈的姓氏是貝爾德，他不是猶太人，因此，對埃米爾來說，這張出生證明就是他的免死金牌。
在奧斯特利茨火車站，埃米爾等待著去圖盧茲的火車，他在那邊有一個叔叔。火車一到站，他便鑽了進去，藏到座椅下一動不動。車廂裡的乘客都沒有發現：就在他們腳下，一個小孩正面臨性命攸關的時刻。
列車開動，埃米爾就這樣紋絲不動地待了好幾個小時。當列車駛入自由區的一剎那，他突然從座位底下冒了出來。乘客們無比驚訝地看著他。當他承認自己沒有任何證件時，一位先生讓他馬上藏回去：“我很熟悉這條路線，憲兵馬上就會再來巡查一次。你聽到我的通知再出來。”
你看到了嗎？在這樣一個滿目瘡痍的法國，不只有好心的看門太太，還有善良的母親、慈悲的乘客，有許多無名氏聽從自己良心的召喚，有許多普通人拒絕遵照無恥的法規行事。
就在杜布朗太太租給我的這個小房間裡，埃米爾來了，帶著他所有的故事與過往。直覺告訴我，即使對他一無所知，我們也會成為摯友。
“你就是那個新來的？”埃米爾問我。
“是我們。”我把弟弟拉到身邊，我知道他最不喜歡受冷落了。
“你們拍過照片了嗎？”埃米爾從兜裡掏出兩張身份證、一些配給券和一個圖章。幫我們把證件造好之後，他站起來將椅子掉了個頭，再騎坐上去：
“現在說一下你的第一個任務。哦，不對，你們有兩個人，所以，是你們的第一個任務。”
弟弟的眼睛在放光，我不知道他是因為太餓而眼冒金星，還是因為聽到有任務而激動不已。總之，我看得很清楚，他的眼睛裡閃著光芒。
“你們要去偷自行車。”
克勞德聽了這話後，倒在床上，神情沮喪：“這就是抵抗運動？去偷自行車？我們歷盡千辛萬苦來到這裡，就是為了當小偷？”
“難道你認為應該開著小轎車去執行任務？自行車是我們抵抗分子最好的朋友。好好想想吧。沒人會注意到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你只是一個去工廠上班的普通人。有了自行車，你可以輕易地混入人群。在執行完任務之後，又可以迅速地騎車離開現場。等人們反應過來的時候，你早已經逃之夭夭了。所以，你要是想執行重要任務的話，就得從偷自行車開始！”
一切已經解釋得再清楚不過了，現在我們需要知道應該去哪裡偷車。埃米爾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他已經踩過點，告訴我們在某棟建築的走廊裡停著三輛自行車，從來不上鎖。他要求我們馬上行動，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到晚上七八點時去一個朋友家與他會合。那位朋友住在離這裡幾公里遠的圖盧茲郊區，一處由魯貝爾地區的小火車站改建的住所。我必須把他的地址背下來。“趕快行動吧！你們一定要在宵禁之前趕到那邊。”這是春日的一天，離夜幕降臨還有一段時間，停自行車的樓就在不遠處。埃米爾離開了，而弟弟還在生氣。
我勸克勞德，埃米爾講得沒錯，而且這可能是對我們的一次考驗。弟弟還在抱怨，但答應跟我一起去偷車。
這第一項任務我們算是完成得相當順利。我讓克勞德藏在街角，自己走進了樓裡：畢竟，偷自行車可能會被判兩年監禁。走廊裡空蕩蕩的，正如埃米爾所說，停著三輛自行車，緊挨著，沒有上鎖。
埃米爾讓我偷前面兩輛，但是剩下的靠牆擺放著的那輛是運動型自行車，車架是鮮紅色的，把手還是皮的。於是我把前面的那輛放到了一旁，但一不小心發出了聲響。我趕緊抬頭望向看門人的房間，還好，房間裡空無一人，沒人會發現我。我看中的這輛車並不好拿，特別是緊張的時候，我的手腳就更不聽話了。好不容易安全地把兩輛車偷了出來，我又發現自行車的踏板緊緊纏在一起，怎麼分都分不開。在無數的嘗試外加心臟一陣劇烈跳動之後，我終於把分開的兩輛車推到了弟弟面前。克勞德已經等得兩眼發直了：“你怎麼才來啊？！我的天！”
“別吵了，給你車。”
“為什麼不給我紅色的那輛？”
“因為它對你來說太大了！”
克勞德不停地嘀咕著什麼。我警告他，我們正在執行任務，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他聳聳肩膀，騎上了自行車。我們沿著廢棄的鐵路飛快地朝魯貝爾的老火車站趕去，一刻鐘後來到了約定的地點。
埃米爾開了門。
“埃米爾，快看我們的自行車！”
他的表情很奇怪，好像並不想見到我們。隨後他讓我們進了屋。詹瘦瘦高高的，微笑著看著我們。雅克也在屋裡。他先是祝賀我們倆順利地完成了任務，但一看到我選的紅色自行車，就開始放聲大笑：“查理會處理的，要讓它不那麼顯眼才行。”
我還是搞不懂到底有什麼可笑的地方，大概埃米爾也一樣，因為他看起來很不高興。
一個穿著運動衫的人從樓上走了下來，他就是這個房子的主人，也是我們的機械師。他負責裝配自行車、製造炸彈、在火車站站台搞破壞，他向我們解釋如何對組裝線上的駕駛艙做手腳，還有剪斷戰鬥機機翼上的線路。等它們被運回德國組裝起來後，也沒法在短時間內起飛。這就是查理，我們不同尋常的夥伴。他在西班牙內戰中被打掉了幾乎所有門牙；他的口音自成一派，混合了他所到國家的各種語言，所以沒人真正聽得懂他到底在講什麼。查理是我們隊伍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沒有他，我們接下來幾個月的行動就不可能展開。
這一晚，就在這間老火車站改建的屋子裡，我們這群十七歲到二十歲的年輕人積極地做著戰鬥的準備。剛剛還因為看到我的紅色自行車而爆笑不已的雅克，現在的表情充滿了憂慮。我很快就明白是為什麼了。
又有人敲門。這次進來的是卡特琳娜。她長得很漂亮。從她與詹的對視中，我猜測他們是一對戀人。但這不現實。詹坐在桌子旁，一邊為我們講解方向盤的操作方法，一邊解釋說，地下抵抗運動的第一條準則就是不准談戀愛。因為這太危險了，如果一方被捕，另一方很有可能為了拯救自己的愛人而洩露機密。“抵抗運動者必須滿足的條件就是，互不相干。”詹嘴上這麼說，實際上，他的命運已經與我們這裡的每一個人緊緊相連了。弟弟什麼也沒聽進去，他正對著查理做的煎蛋大快朵頤，我要是不上前阻止的話，他應該會把叉子也一併吞下去。盤子裡的吃完了，弟弟的眼睛偷偷瞥向鍋裡。查理笑了笑，站起身來，又給他盛了一些。他做的煎蛋的確好吃，對於飢腸轆轆的我們來說，更是如此。他在火車站後面有一個菜園子，裡面養了三隻母雞，還有幾隻兔子。園丁便是查理日常的身份。這一帶的居民都很喜歡他，也不介意他那濃重的外國口音，因為他會常常送蔬菜給大家，而他的菜園無疑也是人們慘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詹說起話來非常穩重。他只比我大一點點，但看上去成熟得多，冷靜的外表讓人不禁肅然起敬。他的話語總能讓我們精神振奮，我彷彿可以看到他身邊圍繞著光環。他給我們講述了馬塞爾·朗傑及兵團第一批成員完成的任務，聽起來真是恐怖。馬塞爾、詹、查理和何塞·裡納雷茲一年前就來到圖盧茲加入戰鬥了。一年的時間裡，他們往納粹軍官的晚宴上扔過手榴彈，點燃過一艘滿載汽油的小艇，燒燬過一個德國貨車車庫……他們完成的任務多得一個晚上都說不完。詹用的字眼很恐怖，但語氣異常柔和。這種溫暖的感覺正是我們這群流離失所的孩子最需要的。
接著，詹不再講話了，因為卡特琳娜從城裡帶來了兵團首領馬塞爾的消息。他被關押在聖米迦勒監獄。
馬塞爾被捕的過程聽起來好像很簡單。他是在聖阿涅火車站從一名女兵團成員手裡取箱子時被抓住的。箱子裡裝有炸藥和直徑二十四毫米的防凍爆炸物。這些六十克重的炸藥棒是在保裡爾採石場工作的熱情的西班牙童工們偷來的。
負責這次取箱行動的是何塞·裡納雷茲。他不同意讓馬塞爾爬上比利牛斯地區的城際列車去取東西，而是決定讓女兵團成員和一名西班牙同伴帶著箱子乘坐前往呂雄的列車，箱子的交接地點定在聖阿涅火車站。這座火車站很不起眼，它坐落在很偏僻的鄉村一角，鮮有大量人群走動。馬塞爾等在車站的柵欄後面。兩名憲兵在來回巡邏，監視那些可能將食品運往黑市的乘客。女兵團成員下車時，眼神正好對上了一名憲兵的目光。她嚇得立刻往後退了一步，這一舉動引起了憲兵的注意。馬塞爾知道她的箱子馬上就要被搜查了。於是他大步走到了她前面，示意她走近柵欄，把箱子拿了過來，然後輕聲命令她趕快逃走。可是憲兵把一切都看在了眼裡，他快步追上了馬塞爾。被問及箱子裡裝的是什麼時，馬塞爾一開始說自己沒有鑰匙，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但當憲兵讓他跟自己走一趟的時候，他回答說這是給抵抗組織的東西，請務必讓他通過。
憲兵沒有相信他的話，把他押到了中央警察局。後來刊登出來的報道說，一名持六十根炸藥棒的恐怖分子在聖阿涅火車站被逮捕。
這是一次很嚴重的事件。一名叫科西耶的警察接手了工作。接下來的幾天裡，馬塞爾遭到嚴刑拷打，但他咬緊牙關，沒有透露抵抗組織的任何信息。科西耶感覺這個人的身份不一般，於是前往里昂請示上級。法國警方和蓋世太保最終掌握了他的情況：除了是一名持有炸藥的外國人之外，馬塞爾還是猶太人、共產黨員。對他們來說，用恐怖分子的名義逮捕馬塞爾，完全可以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讓人們不敢再妄想進行什麼抵抗行動。
馬塞爾被圖盧茲法院特殊案件法庭控告。代理檢察長萊斯皮納斯是個極右分子、狂熱的反共派，對維希政府推崇備至，對貝當政府絕對忠誠。他無疑是當局最理想的執法者。在他的眼裡，法律只是政府恣意妄為的遮羞布，可以罔顧任何切實的環境和證據。就這樣，自大的萊斯皮納斯很快做出判決：在法院前面將馬塞爾斬首。
就在馬塞爾被捕後，那名逃掉的女兵團成員迅速將情況通知了抵抗組織。隊員們馬上聯繫了阿納爾，他是律師公會會長，也是最優秀的律師之一。對阿納爾來說，真正的敵人是德國人，他非常願意幫助這群因為奮起抵抗而遭到無禮對待的人。兵團雖然失去了馬塞爾，卻迎來了一個深受尊敬的、有影響力的人物。當卡特琳娜跟他談到時薪時，他搖頭拒絕了報酬。
1943年6月11日的早晨是恐怖的，尤其在每位兵團成員的記憶中。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在某些時刻，命運會有交會之處。馬塞爾待在牢房裡，透過天窗可以感覺到新的一天的到來。今天他就要被審判了，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判死刑，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在離牢房不遠處的一所公寓裡，年邁的阿納爾律師正在整理辯護資料。清潔婦走進來問他要不要吃早餐，但在1943年6月11日的這天早上，阿納爾一點餓的感覺都沒有。此前的一整夜，代理檢察長要求將馬塞爾斬首的聲音一直在他耳邊環繞；他無數次從床上起身，寫下一句又一句措辭激烈但無比正義的辯護詞。他要打敗他的對手——萊斯皮納斯代理檢察長。
就在阿納爾反覆斟酌辯詞之時，可怕的萊斯皮納斯正坐在他那奢華的飯廳裡，一邊看報紙，一邊喝著妻子準備的咖啡。
此時的馬塞爾也在牢房裡喝著獄卒給的熱飲。圖盧茲法院特殊案件法庭的傳票已經到他手上了。天窗外，太陽比剛才升得又高了一些。此刻的他，異常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她們遠在山脈的另一頭，住在西班牙的某個地方。
萊斯皮納斯太太起身同丈夫吻別，她要出門去參加一場慈善聚會。代理檢察長也穿上了外套，不停地在鏡子面前打量著自己，一副自信滿滿的樣子。所有陳詞他都已經熟記於心。很矛盾吧？他不是沒有心肝的嗎？隨後，一輛黑色雪鐵龍載著沒有心肝的代理檢察長前往法院。
在城市的另一邊，一名憲兵穿上了自己衣櫃裡最漂亮的襯衫。襯衫的顏色白得耀眼，領口異常挺括。正是他逮捕了馬塞爾，今天他也被傳喚出庭。年輕的憲兵卡巴納克整了整自己的領帶，手心裡緊張得冒出了汗。他知道一會兒將有醜陋的事情發生，他知道的。如果再給他一次機會，他或許會放走那個提著黑色箱子的人。真正的敵人應該是德國鬼子，而不是像馬塞爾那樣的年輕人。但為了法國政府，為了自己的行政機構，他只能這麼做。他只不過是機構中一個小小的零件，不能出半點差錯。卡巴納克很熟悉政府機構，父親將它的組織構架和行事精神都告訴過他。每個週末，他都喜歡在父親的車棚裡檢修自己的摩托車。他明白一個道理：如果機構中任何一個小部件出了問題，全局都會受到影響。懷著這樣的信念，卡巴納克緊了緊領帶，走向了電車站。
黑色雪鐵龍從電車軌道上飛馳而過。阿納爾坐在電車後排的木長凳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著自己的辯詞。偶爾，他會抬起頭來略加思索，然後繼續閱讀。辯詞雖然簡潔緊湊，但面面俱到。法蘭西的法院竟然會判一位愛國者死刑，實在令人難以想像。馬塞爾是一個勇敢的人，從他第一次在監獄裡看到馬塞爾開始，他便對此堅信不疑。當時馬塞爾的臉已經完全變了樣，顴骨和臉頰上到處是被重拳擊打過的痕跡，嘴唇發紫，而且腫得很厲害。阿納爾很想知道在沒有遭受這番血腥的迫害之前，馬塞爾長什麼樣子。這幫畜生！他們居然這樣對待為了我們的自由而努力奮戰的人！馬塞爾他們的目的，不是顯而易見的嗎？如果法院的人連這點都看不出來，他們真是瞎了狗眼！如果法院為了保全顏面硬要把馬塞爾關上幾天的話，還勉強說得過去。但是死刑，絕不可以！這將是法國全體法官的恥辱。伴著帶有金屬摩擦聲的剎車，電車到達了法院站。阿納爾對自己的辯護充滿信心：他將與萊斯皮納斯代理檢察長正面交鋒，他一定會贏得訴訟，挽救馬塞爾這個年輕人的性命。他一邊往前走，一邊反覆念叨著馬塞爾·朗傑這個名字。
阿納爾律師在法院走廊裡前行的同時，被憲兵戴上了手銬的馬塞爾正等候在一間小辦公室裡。
審判過程禁止旁聽。馬塞爾站在被告席上，萊斯皮納斯站起來開始陳述。他根本不屑於看馬塞爾一眼，對自己要控訴的對象毫無興趣。在他面前擺著的，不過是寥寥數頁的記錄，馬塞爾的“滔天罪行”他早已背得滾瓜爛熟。我們的代理檢察長首先向憲兵隊致意，高度讚揚了他們面對恐怖分子時表現出的敏銳洞察力。然後，他向法院重申了自己的職責：遵守法律，並確保法律得到人們的廣泛尊重。再然後，萊斯皮納斯開始列舉被告的罪狀了。他那長長的受害者名單裡全是德國人的名字。他表示，法國已經與德國簽署了停戰協議，而被告甚至連法國人都不是，當然沒有任何權利質疑法國的國家權威。談及可減輕罪行的情況時，他搬出了元帥的“名言警句”幫忙，並且總結說：“元帥簽訂停戰協議完全是為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這份功勞不是一個危險的恐怖分子可以否定的。”
檢察長先生還不無幽默地說，馬塞爾·朗傑所攜帶的可不是國慶日要燃放的煙花，而是試圖摧毀德軍設施的炸藥，也就是說，他企圖擾亂人民的安定生活。馬塞爾微微一笑：國慶日的煙花表演，那是多麼遙遠的事情。
阿納爾在辯護過程中反覆提到了馬塞爾的愛國情懷，希望為他贏得從輕發落的機會。但萊斯皮納斯向法官指出，被告是一個無國籍的人，他將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遺棄在西班牙，並且不顧自己原本的波蘭人身份，作為一個外國人，在西班牙進行了一系列破壞活動；是我們法國向他敞開了寬容的懷抱，我們收留他並不是為了讓他將混亂帶進來。“一個沒有祖國的人，怎麼可能為了他所謂的愛國主義而行動呢？”在瀟灑地完成了自己的指控後，好像生怕法官忘記了什麼，萊斯皮納斯緊接著宣讀了控告所依據的法律條款，整個過程可謂一氣呵成。最後，他終於轉向了被告，第一次正視馬塞爾的眼睛：“您是外國人、共產黨員和抵抗分子，僅憑這三條，我就可以要求法院判處您死刑。”於是，他面對法官，用平靜的語氣請求判處馬塞爾·朗傑死刑。
阿納爾律師臉色慘白地站起來，與此同時，完成發言的萊斯皮納斯心滿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年邁的阿納爾眼睛一直半閉著，下巴微微向外突出，雙手緊握著放在嘴前。整個法院裡一片寂靜，記錄員輕手輕腳地放下筆，連憲兵們都屏住了呼吸，每個人都想聽聽他要說什麼。可是此時，阿納爾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只覺得一陣噁心。
很明顯，他是這裡最後一個知道真相的人。法律條文早已被篡改，法院在開庭前便已有了決定。早在監獄裡時，馬塞爾就對他說過，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自己難逃一死。但當時的阿納爾依然相信法律和正義，他還一直勸慰馬塞爾，讓他不要絕望，他一定會竭盡全力為他辯護，他堅信自己可以贏得這場訴訟。可是現在呢，他彷彿感到馬塞爾在他身後悄聲地說：“您看到了吧，我早就說過了。但我不會怪您，因為我知道您無能為力。”
老律師舉起了手臂，他的衣袖似乎在空中飄動著。深吸一口氣之後，他做出了最後的辯護：當我們看到憲兵隊在被告臉上留下的無數條慘不忍睹的疤痕時，怎麼還能對他們的行為大唱讚歌？在您拿國慶日來開玩笑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們早已被剝奪了慶祝自己祖國生日的權利？代理檢察長先生，您對自己指控的這些外國人又到底真正瞭解多少？
自從在監獄裡認識馬塞爾，阿納爾就發現，像他們這種所謂“無國籍的人”，對這個收容他們的國家是那麼熱愛，愛到甚至可以為了保衛它而犧牲自己。被告根本就不是代理檢察長所說的那個樣子。他是一個誠實而真摯的人，他深愛自己的妻子和女兒。他在西班牙並不是搞破壞，而是在為了全人類的自由和權利抗爭。法國不也曾是個有人權的國家嗎？判處馬塞爾·朗傑死刑，就是掐滅我們走向美好世界的希望。
阿納爾辯護了一個多小時，用盡了自己最後一絲力氣，但他的聲音並沒有在這個死氣沉沉的大廳裡激起半點回音。1943年6月11日，無比悲傷的一天。判決下達了，馬塞爾很快就會被送上斷頭台。當卡特琳娜在阿納爾的辦公室聽到這個消息時，她雙唇緊閉，悲痛欲絕。阿納爾並沒有放棄，他決定前往維希進行上訴。
這一晚，在查理這間由小火車站改建的住所和車間裡坐滿了人。馬塞爾被逮捕後，詹成了兵團的指揮官。卡特琳娜坐在他旁邊。從他們互相交換的眼神裡，我可以肯定他們是相愛的。但卡特琳娜的眼神裡充滿了哀傷，她用顫抖的雙唇告訴了我們城裡發生的一切。她讓我們瞭解到，是一個法國代理檢察長要求將馬塞爾處決的。雖然不認識馬塞爾，但我同所有圍坐在桌邊的夥伴一樣，心情異常沉重。我的弟弟也是，現在的他，什麼也吃不下去了。
詹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大家都不說話，等著他的決定。
“既然他們做得那麼絕，我們就想辦法整死萊斯皮納斯，讓他們不敢再做蠢事。否則這幫渾蛋會把所有逮捕的兵團成員都處死的。”
“阿納爾在上訴的同時，我們就可以準備行動了。”雅克說。
“可準備工作需要很長時間。”查理用他那奇怪的口音小聲說。
只有卡特琳娜能聽懂他的話：“那我們就這麼等著，什麼都不做嗎？”
詹想了想，接著說：
“現在就要採取行動。他們要處決馬塞爾，我們就先弄死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再說。明天，我們先去襲擊一名德國軍官，然後趁亂發放討伐法院的傳單。”
我雖然沒有什麼政治鬥爭的經驗，但腦袋裡突然靈光一現，於是鼓起勇氣說道：
“如果我們真的想讓法院的人知道厲害，就應該先發傳單，然後再襲擊德國軍官。”
“這樣的話，德國軍官們個個都會提高警惕，我們就很難得手了。你還有更好的主意嗎？”埃米爾好像很不贊同我的想法。
“這個主意就很好啊，只要兩邊的行動錯開幾分鐘進行，並且順序正確就可以了。先襲擊德國鬼子再發傳單的話，我們會被看成卑鄙小人。在民眾眼中，馬塞爾是先經過審判，然後才被定罪的。”
“我想《快報》肯定不會報道說，一位英勇的兵團成員被隨意定罪了。他們會說，一名恐怖分子被法院判處死刑。那我們就按照他們那套來做吧，這樣整座城市都會站到我們這一邊的。”
埃米爾想打斷我的話，但詹示意他讓我繼續說下去。我的理由相當充分，只要用合適的語言說給夥伴們聽就行了。
“我們從明天早上開始就印傳單，在上面寫明，作為對馬塞爾·朗傑判決的報復，抵抗組織將判處一名德國軍官死刑，並且註明，處決行動將在當天下午執行。我負責去殺軍官，你們同時四下發傳單。人們馬上就會知道傳單上的信息，而軍官被殺的新聞要隔天才會傳開：只有第二天的報紙才有時間刊登頭天發生的事情。這樣的時間安排應該可以做到萬無一失。”
詹向每個人徵詢了意見，最後，他的目光與我對上了。我知道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只是當我提出自己去殺德國人時，他稍微顯得有點驚訝。
不管怎麼說，他沒辦法拒絕我的要求，因為這是我的想法，而且我也有了自己的自行車，已經是一名名副其實的兵團成員了。
詹看了看埃米爾、阿隆索和羅伯特，最後又看了一眼衝他點頭的卡特琳娜。查理明白了他的意思，起身走到樓梯下方，取出一隻裝皮鞋的盒子，從裡面拿出一把左輪手槍交給我：
“今晚你最好和弟弟一起睡在這裡。”
詹走到我面前：
“你是射手。你，”他對著阿隆索說，“西班牙人，你負責放哨。你呢，小不點兒，負責在逃跑的路線上看好自行車。”
一切都佈置妥當。詹和卡特琳娜在午夜時分離開了。我手裡多了一把手槍和六顆子彈，弟弟在旁邊纏著我，說要看看槍到底是怎麼用的。阿隆索問我詹是怎麼知道他是西班牙人的，他明明一句話都沒有說過。我聳了聳肩回答說：“那他是怎麼知道我是射手的？”雖然沒回答他的問題，但阿隆索不再說話了，因為顯然我的問題比他的難得多。
這晚，我們第一次睡在查理的飯廳裡。躺下的時候雖然已經筋疲力盡，但我的胸中充滿一種神聖的力量。弟弟的頭一直粘在我身上，自從離開父母，他就養成了這個壞毛病。更糟糕的是，手槍放在我左上方的衣袋裡，雖然裡面沒裝子彈，但我還是怕自己會在半夢半醒中把弟弟的腦袋打開花。
等所有人都進入夢鄉以後，我爬起來，踮著腳走到了屋子後面的花園。查理在花園裡養了一隻憨態可掬的狗。
之所以會想到它，是因為這天晚上我非常需要它熱情的親吻。我坐在晾衣繩下面的椅子上，望著天空，從口袋裡掏出了手槍。那隻狗跑過來不停地嗅著槍管。我一邊摸著它的頭，一邊告訴它，它是唯一在我還活著的時候就能聞到我槍管的動物。和它說話的同時，我的心情也開始慢慢平靜下來。
就這樣，在某個傍晚，我偷了兩輛自行車，然後加入了抵抗組織。聽著弟弟鼻中發出的呼吸聲，我慢慢回過神來：我的名字叫讓諾，馬塞爾·朗傑兵團中的一員，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將會炸飛火車、搗毀電線桿、破壞飛機引擎和機翼。
我和夥伴們騎著自行車就能幹掉德國鬼子，沒人比我們更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