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爾的輕木
我們的飛機飛越赤道以後，便穿過乳白色的雲層漸漸下降。在陽光的照射下，雲層彷彿一片耀眼的雪野；本來它在我們的腳下，但現在隨著飛機的下降，我們正穿過它，舷窗外不停地飄過縷縷輕紗般的雲氣；然後，雲氣完全消失了，那片雪野高掛於我們的頭頂。此時，飛機下出現的是連綿起伏的熱帶雨林，一片碧綠。於是我們進入了南美洲的厄瓜多爾共和國，在它的港口城市瓜亞基爾降落。
出發前一天我們穿上的外套、背心和大衣此時卻不得不全都脫下，搭在臂上。一下飛機我們就迎面進入了炎熱的溫室氣候。走在那些穿著熱帶服裝的鬧哄哄的南方人群中，我們熱得汗流浹背。在如此熱烈的情形下，當地海關和移民局的官員擁抱了我們。我們乘車來到城裡唯一一家豪華飯店，二話不說就直奔浴室，躺在冷水龍頭下面。我們終於算是來到了輕木樹的原產國，準備採買輕木，打造我們的木筏。
第一天，我們研究了瓜亞基爾的幣制，以及學了幾句必要的問路用的西班牙語。第二天我們就爬出浴缸，到處轉了轉，然後又爬回浴缸。我們的圈子越兜越大。赫爾曼終於摸到了他從小就想摸的棕櫚樹，而我則變為一桶能行走的水果沙拉。然後我們去辦理輕木的事。
可惜，這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困難重重。我們能夠買到大量輕木，但要買那種整根的樹幹卻沒有。如今海岸上這種樹已絕跡了。在上次的戰爭中，因為它的質地疏鬆輕巧，人們砍了成千上萬棵，用船把它們運到了飛機製造廠。聽說眼下只能在該國內地的密林裡找到這種樹。
「那我們只能自己去內地動手砍伐了。」我們說。
「不可能，」當地權威人士說道，「雨季現在才剛開始，洪水肆虐，河水氾濫，所有通往森林的道路都堵死了。你如果需要輕木，只能六個月以後雨季過了，內地的道路也干了，再到厄瓜多爾來。
我們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去拜見了厄瓜多爾的輕木大王唐‧古思塔沃‧封‧布斯沃爾德。赫爾曼打開他的木筏草圖，上面標注著我們需要的尺寸。身材瘦小的輕木大王忙拿起電話，派他的手下去尋找。他們在各個鋸木廠裡找到了厚板、薄板和鋸成一段一段的木墩，卻找不出一根可用的圓木樹幹。雖然唐‧古思塔沃的貨棧裡有兩根大圓木，可兩根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這番找尋顯然是徒勞無功。
「不過，我有一個兄弟種了一大片輕木，」唐‧古思塔沃打氣道，「他叫唐‧費德裡柯，住在內地森林中一個叫克維多的小鎮。雨季以後，只要我們去找他肯定行。現在實在沒辦法，內地森林正值雨季。」
如果唐‧古思塔沃說不行，厄瓜多爾所有輕木行家都會說不行，除非是過幾個月。如今我們既弄不到木材，又不可能自己去內地砍伐，等到雨季以後，一切就太晚了。
「時間不夠了。」赫爾曼說。
「我們必須搞到輕木，」我說，「木筏必須造得和古代的一模一樣，否則就不能橫渡成功。」
我們的飯店裡有一本小的學生地圖，圖上的森林、山脈和居民點都圈上紅線。從地圖上可以看出，大森林從太平洋邊一直延伸到高原安底斯山。我想出一個辦法。目下要穿過林海到克維多的輕木林，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從安底斯的雪峰往下直插森林呢？這是很有可能的，我們看到了唯一的可行性。
城外機場的一架小貨運飛機，同意載我們去基多。基多是海拔9300英尺的安底斯高原上的厄瓜多爾首都。飛機鑽進雲層之前，我們透過包裝箱和傢俱的空隙往外望，偶爾能看到一抹綠色林海和閃著波光的河流。鑽出雲層以後，茫茫的雲海擋住了地面。正前方霧海中的荒坡和光禿禿的陡峭山崖把晴空遮住了。
飛機似一輛無繩纜車，沿山坡一直往上爬去，我們雖處於赤道線上，到後來卻沿著刺眼的雪原飛著。然後我們翱翔於群山之間，飛過翠綠色的高原沃土。我們降落在世界上最特別的首都附近。
獵頭族與土匪
基多有十七萬五千個居民，大部分是純種或混種印第安山民。遠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這裡就是他們祖先的首都。這座城市隨處可見古代寺廟，裡面珍藏著價值連城的藝術瑰寶，在印第安人矮小土坯房的屋頂群中，矗立著自西班牙殖民時代以來所有的雄偉建築。羊腸小道般狹窄的街巷蜿蜒於泥坯牆之間，身披紅斗篷頭戴大氈帽的印第安山民來往穿梭於街道。有的趕著驢去集市，有的則頂著烈日背靠土坯牆打盹。西班牙血統的豪門貴胄坐在為數不多的幾輛汽車裡，不住按喇叭，好不容易才在狹窄的小巷，在兒童、驢和光著腿的印第安人中緩慢通過。高原上的空氣格外清明，群山看上去幾乎是近在眼前，與街景合而為一，使整個環境憑空多出幾分詩情畫意。
貨運飛機上的那位朋友喬治，綽號「瘋狂機師」，他來自古老的西班牙家庭。他安排我們住在一家古香古色別具一格的飯店，然後有時帶著我們，有時單獨去聯繫，想盡一切辦法送我們到森林中的克維多小鎮。我們總是晚上在一家古老的西班牙咖啡館碰頭，而喬治帶來的幾乎無一例外的全是壞消息：我們必須完全放棄去克維多的念頭。沒人帶我們翻山越嶺，也沒車，當然更沒人願意去雨季已來臨的森林，一旦車子陷入森林裡的泥沼中，就極可能被襲擊。去年就有十名美國石油技術人員被毒箭射死在厄瓜多爾東部，那個地區至今仍有赤身裸體的印第安土人，身背毒箭出沒於森林之中。
「有些人專門獵取人頭。」喬治低沉地說，看了看無動於衷的赫爾曼，就又揀了幾塊牛肉就著紅葡萄酒喝起來。
「不要認為我言過其實，」他繼續沉重地說，「儘管已完全禁止獵取人頭，可這裡還是有人以此為生，根本沒法禁止。直至今日，森林中的印第安土著還割取敵對部落的人的頭。」他們把頭骨打碎取出，在空頭皮中裝上熱沙子，整個頭就縮成貓頭大小，眉目依舊。這些縮小的敵人的頭顱從前是寶貴的戰利品，現在卻成了黑市珍品。經手這買賣的中間人通常是混血兒，他們有辦法找到賣主，這些人再以昂貴的價格賣給遊客。
喬治頗為得意地瞧著我們。他根本沒料到，就在當天，赫爾曼和我就被拉進一間門房，有人想賣兩顆這種人頭給我們，每顆1000蘇克爾。如今這種人頭多半是用猴頭做的贗品，但這兩顆卻是貨真價實的純種印第安人，栩栩如生，連最細微處都保留下來。這是一男一女的頭，只有柑橘大小；那女人相當美麗，只有眉毛和長髮保持了生前的長度。喬治的警告使我毛骨悚然，但我總覺得西部山區不一定有獵頭人。
「這可不敢肯定。」喬治憂慮地說。「如果你的朋友失了蹤，他的頭變成小人頭出現在市場上，你作何感想？我就有個朋友發生過這種事。」他補充道，一邊用眼睛緊緊盯著我。
「那你說來聽聽。」赫爾曼一面嚼牛肉，一面興趣十足地說。
我輕輕放下叉子，喬治就說了起來。他和老婆曾在森林邊上淘金，同時也收買別人的金沙。夫妻倆有個朋友是當地人，他時常帶金沙換貨。有一天這個朋友在森林中被害了。喬治追蹤到兇手，威脅要開槍殺死他。這人是個出賣皺縮人頭的嫌疑人之一，喬治答應如果他立刻交出人頭的話就饒他不死。兇手立刻拿出喬治朋友的人頭，這個頭已縮成拳頭大小了。喬治再見朋友時，見他面目依舊，卻變得非常小了。心中萬分難過，就把這個微型的頭拿回去交給他妻子。她一見就嚇暈了，喬治只好把他朋友藏在一口箱子裡。可森林裡太潮濕，這頭長滿了霉，喬治只好時時把它取出來在陽光下曬乾。每當他把這顆頭繫在繩子上晾曬，他妻子看到都會暈倒。直到有一天一隻耗子把箱子咬破，鑽進去把他朋友弄得面目全非。喬治十分難受，他隆重地把朋友葬在機場附近的小洞中。最後喬治說他畢竟是個人。
「飯不賴。」我換了話題。
我們摸黑回去時，赫爾曼拉下帽子，蓋住耳朵，我看著他的頭很不是滋味。其實，他只是為了抵擋夜風罷了。
次日，我們和挪威總領事布倫及夫人坐在他們城外寬闊的鄉間別墅的桉樹下面。布倫覺得我們的克維多之行，絕對不會造成我們腦袋大小的變化，但經常有土匪出沒於我們打算去的那個地區。他拿出當地的報紙剪下的新聞說，政府準備在旱季的時候，派部隊去懲治那些騷擾克維多的土匪。眼下要去那兒完全不現實，根本不可能找到嚮導和車輛。正值此時，我看一輛吉普從美國軍事參贊處開出疾馳而去，於是我們想出一個辦法。總領事陪同我們來到美國大使館，這樣可以見到軍事參贊本人。參贊是個身著卡嘰軍裝，足蹬馬靴，整潔講究，心無旁騖的青年。他笑問我們，當地報紙說我們要乘木筏出海，怎麼竟跑到安底斯山山頂來了。
我們告訴他，木頭還長在克維多森林裡，我們到達大陸屋脊後，無法下去，請求參贊或者能借我們一架飛機和兩個降落傘；要麼借我們一輛吉普車和一名識路的司機。
剛開始參贊被我們的堅決搞得無話可說；後來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微笑道：「好吧，既然別無選擇，他只好選擇第二條路了！」
乘吉普車翻越安第斯山
次日清晨5點15分，一輛吉普車停在我們住的飯店門口，一位厄瓜多爾籍機械兵跳下車向我們報告：他聽從吩咐。他得到的命令是，無論有多麼困難一定要把我們送到克維多。由於我們要走的地方沒有加油站，車上裝滿了汽油桶。我們的新朋友阿古爾托‧阿烈克謝‧阿爾瓦烈茨上尉聽說有土匪，便用刀和槍全副武裝起來。我們身著便裝到這兒，打算在海邊用現金購木材，我們車上的全部裝備就是一口袋食品罐頭和匆匆忙忙買的一架照相機，再加上每人一條結實的卡嘰褲子。剩下的就是總領事給我們的大左輪手槍和許多彈藥，以便消滅我們行程中一切障礙。吉普車奔馳在空無一人的街巷之中，清冷的月光照在刷著白粉的土坯牆上。我們驅車趕到城外，沿著路況良好的沙土公路飛速穿過山區向南疾馳。
我們依山飛駛到臘塔康加山村。沿途道路平坦，村廣場的棕櫚樹叢裡聳立著一座白色的教堂，周圍是一棟棟暗不見天日的印第安房子。我們在這兒踏上一條驢行小道，蜿蜒向西而去，穿過山川溪谷直奔安底斯群山。我們進入了平日完全想像不到的世界。這是印第安山民的家園，它位於太陽的東方月亮的西頭，超越了時空。途中沒有一輛馬車，一個車輪。只有披著五彩繽紛的披肩、光著腿的牧羊人來來往往，他們趕著一群群毫無秩序、直挺四肢、八面威風的駝羊，偶爾也有印第安人全家沿著小路逶迤而行。通常丈夫騎驢在前，嬌小的妻子頭上頂著帽子，背袋裡裝著幼小的孩子，騎著驢亦步亦趨，一邊騎驢，一邊拎著羊毛線。後面的驢子和騾子背上馱著樹枝，燈芯草和陶器悠悠然緩步前行。
越往前走，會西班牙語的印第安人越少，很快阿古爾托的語言能力也跟我們一樣派不上用場了。山上泥築的房子越來越少，而用樹枝和乾草搭的房子則越來越多。這些房屋和皺紋滿面的棕色皮膚的人如同破繭而出，是安底斯山石崖、烈日炙烤的產物。峭壁和岩石以及山間的草叢與他們系同一根源。山民們一窮二白，身體矮小、乾瘦，但筋骨強壯，具有原始民族那種孩童般的機警，越是沉默不語，笑聲也越爽朗。所到之處，隨處可見潔白的牙齒和開朗的笑臉相迎。在這裡完全沒有白人的蹤跡，也沒有廣告牌和路標，如果扔一個罐頭桶或一頁紙，立刻就有人當成有用的物件拾走。
我們越爬越高，翻過被烈日暴曬、寸草不生的山坡，駛入一片荒沙遍地，長滿仙人掌的峽谷，最後終於登上白雪冰封的頂峰，凜冽的寒風迫使我們的速度放慢，以免凍成冰塊。我們身穿襯衣坐在車裡，想像著森林的熱氣。我們必須在兩山之間，在山腳下的礫石灘上，在遍長青草的山樑上驅車行走，邊前進邊找能夠通車的小路。我們到了西坡，安底斯山從此處往下陡然下降，鬆散的巖壁上用人工開鑿出一條驢行小道，我們的周圍全是筆直的懸崖和峽谷。我們把性命托付給了我們朋友阿古爾托，他傴僂著俯在方向盤上，每當駛近懸崖，我們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往外傾斜。忽然疾風撲面，我們已經來到安底斯山脈面臨大海的外山峰。此時，山勢陡降，猶如瀑布般的峭壁層層疊落，直瀉至12000英尺深的森林中。我們沒能從令人眩暈的萬丈高空俯視下面的林海，因為剛到懸崖邊上，濃雲就像巫婆的藥鑊裡冒出的蒸氣一般源源而來。由現在開始，我們下山的路暢通無阻了。這條路—直通往山底下，沿峽谷、陡岸、懸崖盤旋而降，空氣越發溫暖潮濕，益發充滿從林海下方升起的令人窒息的溫室氣息。
這時下雨了，起初是濛濛細雨，接著便是傾盆大雨。雨點像棒槌一樣敲打著吉普車，不一會四周的岩石上開始流下咖啡色的水流。我們也似乎被水從身後乾燥的高山平原衝入了另一個世界，這兒的樹枝、石塊和泥坡柔軟無比，長滿苔蘚和草皮。我們見到了樹葉，葉子越來越大，像綠傘一樣懸空掛著，山坡上到處滾動著水球。然後稀稀疏疏地出現了第一批森林裡的樹幹，上面沉甸甸地滿是像麥穗和鬍鬚一樣的苔蘚，當然還有纏籐。到處都聽得見淙淙的水聲。山勢平緩處，森林像一支突然湧出來的身著綠裝的大部隊，把我們這在泥地中前進的小吉普給吞沒了。我們進入密林之中。空氣溫暖、潮濕，散發出一種沉悶的植物的味道。
當我們到達懸崖邊的棕櫚小屋時，天色已黑。我們渾身淌著濕乎乎的水走下吉普車，在裡面過了一夜。第二天茅屋裡咬過我們的那堆跳蚤讓雨水淹死了。吉普車被我們裝滿了香蕉和其他熱帶水果，穿越林海繼續前進，雖然我們自認為早已下到平原，可我們仍在不停地下降。道路越來越泥濘了，可我們未敢耽誤，也不知土匪們藏身何處，始終也不露面。
最後我們的去路被森林裡一條湍急混濁的大河擋住了，吉普車停住，我們一籌莫展地站立在河邊，既不能順流而上也不能逆流而下。開闊處有一個茅屋，幾個混種印第安人正在陽光下曬一張美洲虎的皮；幾條狗和家禽在水中嬉戲濺起無數水花，還有的在曬著可可豆的地上追逐奔跑。吉普車顛簸著開到時，人群活躍了，幾個會西班牙語的當地人告訴我們這是帕倫克河。河對面就是克維多。這兒沒橋，河水湍急而深不見底，不過他們願意用木筏把我們和吉普車載過去。這個別出心裁的東西就靠在岸邊，薄薄的木筏用植物纖維和竹子將胳膊粗細曲曲折折的樹枝捆在一起組成的，長寬都比吉普大一倍。我們小心翼翼地把吉普車從跳板上開到樹幹上。儘管木筏大部分浸在混濁的河水裡，卻能穩穩地托住一輛吉普、我們幾個人以及四個赤身裸體的棕色漢子，他們用長竿把木筏撐離岸邊。
「是輕木嗎？」我和赫爾曼幾乎同時問道。
「是的。」一個人一邊點頭，一邊用腳滿不在乎地跺了一下圓木。
我們駛入水流之中，河水把我們衝往下流，那些人在關鍵的時刻用竿子撐一下，使木筏保持一條均勻的斜線穿過水流，進入對面寧靜的水域。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輕木，也是我們在木筏上的首次試航，木筏安全到達對岸，我們成功地驅車駛進克維多！兩排塗了瀝青油的木屋，棕櫚葉頂上立著一動不動的大禿鷲，這就是街巷了，整個小鎮只有這麼大。鎮上的居民無論老小，無論何種膚色，無論手上拿的是何物，全都扔下手裡的東西，一擁而出。他們跑向吉普車，形成一股危險又嘈雜的沸騰的人潮。人們在車上爬上爬下，圍著它轉。我們緊緊抓住隨身攜帶的物品，阿古爾托則竭力控制著方向盤。後來有一隻輪胎爆了，吉普車傾斜了。無論如何我們已抵達克維多，沒必要為人們的過度熱情而心生煩惱。
密林中的十二棵輕木樹
唐‧費德裡柯的輕木林位於河岸下流。阿古爾托、赫爾曼和我坐著吉普車，從一條芒果樹夾道小徑艱難駛入院內，一位瘦長的森林老漢帶著與他住在一塊的侄子安吉羅，一路小跑來迎接我們。我們轉告了唐‧古思塔沃的口信，院子裡停著的吉普車已空無一人，此時，一陣熱帶細雨灑落下來。唐‧費德裡柯在平房裡擺開盛宴款待我們，乳豬和仔雞在火膛中畢畢剝剝地響，我們圍坐在盛滿熱帶水果的盤子四周，解釋此行的目的。屋外，細雨飄落下來，散發出一股芬芳的花香和清新的泥土氣息，透過窗紗瀰漫進來。
唐‧費德裡柯活像一個大孩子般活躍，是啊，他從孩提時代就瞭解輕木筏了。五十年前他住海邊時，秘魯的印第安人還是時時乘坐大木筏沿海北上到瓜亞基爾販魚。木筏中間的竹艙可裝兩噸重的干魚，還帶上妻子、兒女、狗和家禽。印第安人造木筏用的那種大輕樹，雨季裡恐怕很難找到，地上的泥水堵塞了通往輕木場的路，騎馬也不行。不過唐‧費德裡柯將竭盡全力幫我們，也許平房四周還有幾棵長荒了的樹，好在我們需要的也不太多。
雨在傍晚時分暫停了一會，我們到平房四周的芒果樹下轉了轉。唐‧費德裡柯在此處養了各種各樣的野生蘭草，這些蘭草養在半隻椰子殼做的花盆裡，從樹枝上垂下來。這些稀有的蘭草不同於家養蘭草，散發出一種罕有的清香。赫爾曼彎下腰，正準備把鼻子湊近一株蘭花時，一條細長的閃著亮光的鰻魚一樣的東西爬到他頭上。安吉羅用鞭子閃電般地抽了一下，頓時一條蜷曲蠕動的蛇跌落下來，接著用一根有叉的樹枝把蛇頸卡住，安吉羅過去砸扁了它的頭。
「是毒蛇。」安吉羅掰開蛇嘴，露出的兩顆彎彎的毒牙，表明他的意思。
經這一嚇，我們老以為每一片葉子後都埋伏著一條毒蛇，於是急忙逃回屋裡，用一根棍子把安吉羅那條嚥了氣的戰利品也扛了回來。赫爾曼坐下來剝了它的皮，唐‧費德裡柯談起有關毒蛇和巨蟒的鬼話。這時我們忽然看見牆上有兩個巨蠍的影子，龍一樣大小。它們相互廝殺，鬥得難解難分，它們舉螯、翹尾，尖上的毒針隨時準備置敵人於死地。我們瞧得心驚膽戰，最後挪動了一下油燈，才發現原來是鏡台邊上兩個拇指大小極其普通的蠍子在搏鬥。油燈的投影把它們擴大了數倍。
「別管它們。」唐‧費德裡柯大笑。「總有一隻會被殺死，就讓活下來的驅趕蟑螂吧。只要把蚊帳掖緊，穿衣服之前抖一抖，就沒事。我常被蠍子蜇，還不是活得好好的。」老人又大笑著補充一句。
這一夜我睡得極好，只是每當一隻蜥蜴或蝙蝠在枕邊弄的聲響太大時，我一醒就不由想起毒蟲。
日出以後，唐‧費德裡柯派他的手下騎馬沿小道分頭找尋可以接近的輕木樹。我、赫爾曼和唐‧費德裡柯裡一組，我們很快就到了一塊林間空地，唐‧費德裡柯知道這裡有一棵巨樹。這棵巨樹雄踞於周圍樹林之上，樹幹約有三英尺粗。按波利尼西亞的習慣，在砍伐之前要給它命名，我們把它命名為「庫」，這是一位波利尼西亞神靈的名字。然後我們掄起斧頭砍下了第一斧，四周響起了砍伐的回音。然而砍伐這種含有大量樹汁的輕木樹就好比一把鈍斧砍軟木一樣，斧頭一碰上去就彈回來，沒揮幾斧，赫爾曼就只好替下我。斧頭不住地換人，樹汁飛濺，森林的溽熱使揮斧者汗流浹背。
到傍晚時分，「庫」像一隻剩一條腿的公雞一樣站著，隨著斧頭的起落而渾身戰票，它很快就傾斜了，重重地砸在周圍的樹上，壓折了好多大樹枝和小樹。我們從樹幹上削去枝丫，正準備照搬印第安人的方法掃鋸齒剝掉樹皮，突然赫爾曼扔下斧頭，雙手捂著腿一彈而起，像在表演波利尼西亞人的臨戰舞一樣。他褲腿裡掉下來一隻晶晶亮的螞蟻，有蠍子那樣大，尾巴上還帶著一根長針。它的頭顱骨肯定和龍蝦的螯一樣硬，我們用鞋後跟踩了好半天才把它踩死。
「一隻巨蟻。」唐‧費德裡柯抱歉地說道。這種小昆蟲比蠍子厲害，但對健康人無害。
赫爾曼被蜇過的地方好多天連碰也不能碰，不過這並不妨礙他跟著我們沿林中小徑騎馬馳騁，繼續尋找輕木樹。偶爾我們會在原始森林中聽到一陣辟辟啪啪的聲音，樹木傾斜和轟隆落地的聲音。此時，唐‧費德裡柯就滿意地點了點頭。這意味著他的部下又砍倒了一棵做木筏的輕木樹。一周後，除了「庫」，我們又有了「卡尼」、「卡瑪」、「依洛」、「毛利」、「臘」、「蘭莖」、「帕帕」、「塔蘭加」、「庫卡拉」和「希提」十棵巨大的輕木樹，為了紀念波利尼西亞傳說中的人物，我們用了他們的名字來稱呼這十根樹幹，這些人全都在鐵基從秘魯渡海的事跡中。我們先用馬把這些渾身樹汁閃亮的圓木拉出來，然後唐‧費德裡柯用拖拉機把它們運到平房前面的河岸上。
滿含汁液的圓木比軟木重多了。它們每一根都有一噸重，我們急於知道它們如何在水中漂浮。我們一根根把它們滾到岸邊，用堅韌的攀緣植物擰成的繩子把圓木兩頭捆住，以免入水後順流漂走。然後我們把圓木一根一根從河岸推入水中，入水時水花四濺。圓木在水裡翻騰了幾下就漂起來了，但有一半浸在水裡。我們在圓木上來來往往，圓木紋絲不動。我們用森林樹頂垂下的堅韌籐條把木料臨時紮成兩個木筏，用一個拖著另一個。然後把以後要用的竹子、籐條全裝上木筏。我和赫爾曼以及兩個混血兒一起上了木筏，可惜語言不通，我們根本無法交流。
割斷纜繩後，木筏一下子衝進了洶湧湍急的水流之中，快速順流而下。在第一個轉彎處，我們透過漾漾細雨最後看了一眼那些與眾不同的朋友，他們正站在平房前的一塊凸起的岸邊向我們揮手作別。然後我們躲到用綠色香蕉葉搭的涼棚下，掌舵的事自然留給兩位棕色皮膚的朋友，他們一人一支長槳，一個立在船頭另一個則在船尾。他們若無其事地駕著木筏行走在洶湧急流之中，木筏迂迴曲折地穿過河裡橫七豎八躺著的樹木和沙洲之間，直奔下流而去。
神奇的河流
兩岸樹木林立。木筏所到之處，驚起一群群鸚鵡和另外一些不知名的色彩艷麗的鳥兒，他們驚叫著振翅飛出濃密的樹林。有一兩次，鱷魚縱身躍入河裡，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很快我們見到一隻更嚇人的水中怪獸。這是一隻鬣蜥，一種巨型蜥蜴，有鱷魚大小，頸部尤其大，背上還長有鬣毛。它臥在泥土岸上打盹，好像一直從史前睡到現在，當我們緩緩經過它身邊時，它一動也不動。舵手打手勢，讓我們不要開槍。過了一會我們又看到一條三英尺長的小鬣蜥。我們從船上伸出一根粗粗的樹枝，它飛也似的逃向船行的下面，直到它認為安全為止，然後待在那兒，渾身發出一種藍綠色的光，在我們經過時，它用蛇一樣咄咄逼人的目光瞪視我們。後來我們經過一座滿是羊蕨草的小山丘時，山丘頂端臥著一隻碩大無比的鬣蜥。它猶如一尊昂首挺胸的化石，背後襯托著藍天，就像一條背上長著長毛的中國龍石雕側影，我們從山丘腳下繞過，消失在密林中，它連頭都沒轉一下。
再向前，我們聞到了炊煙的氣息，沿岸開闊處有幾個草頂茅屋。岸上那些面目猙獰的人死盯著我們。他們是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所有缺陷的混合體。他們的幾艘大獨木舟都停在岸上。
吃飯時，我們接替兩位朋友操舵，他們在一個用濕泥控制火勢的火堆上烤著干魚和麵包果。我們在木筏上的食物還有烤仔雞，雞蛋和熱帶水果。圓木排就這樣載著我們飛速穿越森林奔向海洋。我們的四周浪濤滾滾，水花飛濺，可我們待在木筏上卻能安然無恙。雨越下越大，水流越來越快。
當夜幕悄悄降臨時，兩岸樂隊齊鳴，震耳欲聾。蟾蜍、青蛙、蟋蟀和蚊蟲，呱呱、唧唧、嗡嗡地一齊沒完沒了地唱。偶爾還會有一隻野貓的淒厲慘叫響徹夜空，不久又是被林中夜行猛獸驚起的鳥的尖叫。只有一兩次，我們在夜航時，看到了當地人茅屋裡透出的火光，以及喧鬧聲和狗叫聲。絕大多數時間夜空下只有我們和森林交響樂隊，我們一直坐到困頓和夜雨降臨，才會回到葉子搭的艙內，把手槍套的扣子打開，然後沉沉入夢。
越往下流漂，茅屋和當地人開墾的田地便越密集，不久兩岸村莊延綿不斷呈現在面前。這裡的交通工具是，用長竹篙撐的空心獨木舟，偶爾也能看到一支小小的輕木筏載滿香蕉駛向市場。
帕倫克河和瓜亞斯河交匯以後，水驟然深了許多。明輪汽船頻頻來往於文西斯與臨海的瓜亞基爾之間，為了節省時間，我和赫爾曼登上了船，弄到兩個吊鋪，乘汽船穿過人煙稠密的平原駛向海岸。我們的棕色友人乘木筏從後面趕來。
在瓜亞基爾我和赫爾曼分了手。他將在瓜亞斯河口等木筏到來時截住輕木。然後再用海輪把輕木運往秘魯，木筏將在秘魯由他指揮建造，要造得和古印第安人的木筏一模一樣。而我則坐上飛機往南飛向秘魯首都利馬，為建造木筏找尋一處適當的場所。
會見秘魯總統
飛機在太平洋上空升起。一邊是秘魯的荒山，另一邊則是波光粼粼的大海，這就是我們要乘木筏橫渡的大海。從飛機上俯視，茫茫大海向西延伸，直至海天一色。有個念頭一直盤旋在腦際：即便我們到達遠處的地平線，在那邊還有無數個這樣的海面，一個接一個沿地球曲面的五分之一直鋪過去，然後才是波利尼西亞。我想像幾周以後我們坐在小黑點般的木筏上漂泊於湛藍的大海上的景象，可我立刻止住思緒不再深想！這感覺就像坐在飛機上預備跳傘一樣。
到達利馬後．我乘坐有軌電車到卡亞俄港尋找能造木筏的地方。港口處處都有船隻、起重機和貨棧，除此之外就是海關關卡，港務局辦事處等。再往下走，海灘上擠滿了洗海水浴的人，只要我們一離開，這些人定會把木筏和設備拆得殘缺不全的。卡亞俄是這個有七百萬白色和棕色(1)人種的國家最重要的港口。我們這些木筏建造者認為，秘魯隨著時間的推移所發生的變化比厄瓜多爾大。我看到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到把軍港圍起來的混凝土大院裡面去，大鐵門有衛兵守衛。這些門衛以威脅和懷疑的目光盯著我和其他未經允許在牆邊閒逛的人。
我在華盛頓曾見過秘魯海軍參贊，他寫了一封推薦信給我。次日我懷揣此信求見海軍部長曼魯艾爾‧尼艾托。當天上午他在海軍部金碧輝煌的帝國會客廳接見了我。部長大人全副武裝步入會客廳，這是一位有著拿破侖般冷峻面容，身材矮小肩膀寬闊的軍人，說話簡潔明瞭。他問我有什麼事，我照直說了。我請他允許我們在海軍造船廠內建造木筏。
「年輕人」，部長說道，並不安地敲著桌子，「你這次走錯門了。雖然我很願意幫你，但我必須要有外交部下達的命令才行。我不能讓外國人在我們的海軍轄區，順理成章地使用我的造船廠。你去外交部遞交書面申請吧，祝你好運。」
可我只要一想到這中間諸多的繁文縟節就膽戰心驚。康鐵基生活的原始時代多幸福，那時候根本沒有申請這個說法。
由於挪威在秘魯沒有大使，估計要親自晉見外交部長很困難。我國領事巴爾將軍雖願鼎力相助，但他充其量只能帶我去見外交部參事而已。如今柯亨博士給秘魯總統的信可能派上用場了。我通過他的副官要求會見秘魯總統唐‧若瑟‧布斯塔曼台‧依‧裡維洛閣下。一兩天後我得到通知，要我在十二點到達總統官邸。
利馬是一座現代化都市，總共有五十萬人口，位於荒山腳下的一片綠色沃土之上。由於全市遍佈花園和莊園，利馬無疑是世界上建築最美的首都之一。利馬的外觀多山，有點像加利福尼亞或裡維埃拉，其中又夾雜著古老的西班牙建築。總統官邸位於市中心，由身著鮮亮制服全副武裝的衛兵把守著。在秘魯，身披閃閃發光的子彈帶的衛兵陪我上樓，走到長廊盡頭。三位文職人員登記了我的姓名。有人領著我穿過一道巨大的橡木門進了一間擺放著長桌子和幾排椅子的房間。一位身穿白制服的人接待我們，讓我坐下後就出去了。不久，一扇更為巨大的門敞開了，我被帶進一間更為富麗堂皇的房間，一位制服筆挺相貌堂堂的人向我走來。
「總統來了。」我邊想邊站起來，可這還不是總統。這位身穿金邊制服的人把我讓到一把老式直背椅子上就走開了。我在椅邊坐了不足一分鐘，另一房門開了，一個僕人躬身讓我走進一間陳設著鍍金傢俱，裝飾豪華，更為金碧輝煌的大廳。領我進門的人像來時一樣倏忽消失了，只留下我一人獨坐在一把老式沙發上，面對敞開房門的長廊。在這深宮宅院裡，幾間房子以外有人謹小慎微的咳嗽聲都聽得一清二楚。隨著一陣穩健的腳步聲，我連忙起立，試探著向一位身穿制服有著雍容儀表的人物致以問候。然而這一位也不是總統。我對他的話一知半解，我猜他說的是：總統向我致意，部長會議一結束，他就有空接見我。
十分鐘後穩重的腳步聲又起。這次進來的是一位披金飾帶，肩佩金章的人。我迅速站起身一躬到地。這人加倍還禮，然後把我獨自留在一間只有一把皮椅和沙發的斗室。一個全身白衣的人走了進來，我無奈地等待著他再度把我帶到某個地方。可他哪兒也沒帶我去，只是和藹地和我打招呼，立在原地不動。原來這是布斯塔曼台‧依‧裡維洛總統。
總統的英語比我的西班牙語要好一點，我們相互致意後，他打手勢請我落座，此時我們之間能夠溝通的詞彙已經用完了。手勢和示意可以說明不少問題，但要弄到在秘魯軍港建木筏的許可卻差之千里。我唯一清楚的是，總統完全搞不懂我在說什麼，對於這一點他比我更明白，不一會他出去找來了空軍部長。空軍部長裡維利多元帥是一位身穿軍裝體力充沛的運動健將。他說得一口流利的美國英語。
我為由於語言障礙造成的誤會表示歉意，並告訴他我要求准許進入的不是機場而是軍港，元帥笑著說他只是充當翻譯的。他把我的想法逐一翻譯給總統聽，總統聽得非常認真並通過裡維多利將軍提出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他最後說：「假如太平洋群島真是由秘魯這邊去人發現的，秘魯對這次探險表示極大興趣。如有需要幫忙的，請直言相告。」
我要求得到一塊在海軍轄區的圍牆內建造木筏的場地，並能使用海軍工廠，要求有一個存放設備的地方和把設備運到該國的各種便利條件，還要求使用干船塢和海軍協助我們工作，以及我們出發時有一艘船把我們拖離海岸。
「他要什麼？」總統急切地問，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意思。
「沒什麼。」裡維利多看著我，眼光一閃。總統放下了心，點頭表示贊成。
結束會見之前，裡維利多允諾說，總統會親自下命令給外交部，授權馬利內‧尼艾托外長放手提供我們所需一切。
「祝你們事事順利！」將軍大笑起來，同時連連搖頭。副官進來陪我們出去，一位禮賓人員在外面恭候。
最後一位隊員的出現
利馬當天的報上就公佈了挪威探險隊將乘木筏從秘魯出發的消息，同一天還刊登了瑞典芬蘭探險隊已結束在亞馬孫森林印第安人中間的研究工作。考察隊的兩名瑞典隊員乘獨木舟來到秘魯，已抵達利馬。其中一個是烏普薩拉大學的本奇特‧丹尼爾森，他準備留在秘魯研究印第安山民。
我剪下這段新聞。正當我坐在飯店裡寫信告訴赫爾曼關於造筏地點時，有人敲門。進來的是一個被陽光曬得黝黑的，身穿熱帶服裝的人。摘掉白頭盔以後，他的臉顯得紅彤彤的，像是被他的紅鬍子烤紅的，連頭髮也被燒得稀稀拉拉的。這個人從野外來，但顯然他的職業是教師。
「一定是本奇特‧丹尼爾森。」我猜。
「本奇特‧丹尼爾森。」這人自我介紹道。
「他準是聽說了木筏的事。」我邊想邊給他讓座。
「我聽說了有關木筏的計劃。」這個瑞典人說。
「他是來潑冷水的，因為他是一位人種學家。」我斷定。
「我來問一下我能否跟你們一道去，」瑞典人平和地說，「我對民族遷徙的理論很感興趣。」
除了他是科學家和他剛從原始森林回來這兩點外，我對他一無所知。不過，如果一個瑞典人敢孤身和五個挪威人共乘木筏出海，他決不會是神經質的人。雖然不修邊幅，卻依然遮掩不住他隨和的個性和豁達的氣質。
本奇特成為第六名探險隊員，因為這個位置一直虛位以待。他是唯一會講西班牙語的人。
幾天以後，當我坐飛機沿著海岸北上時，我再一次敬畏地俯瞰下面浩瀚無邊的碧海。大海就像懸在天空下面一樣搖擺不定。很快，我們六個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樣附著在下面海面上僅有斑點大小的木筏上。
寬廣無垠的海水看上去就似要從西方整個海平線上往外充溢一般。我們即將成為這孤寂世界中的一員了，每個人彼此之間只有幾步之遙的距離。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彼此還有活動的空間。赫爾曼正待在厄瓜多爾等木料。克那特‧郝蘭德和托斯坦‧雷阿比剛乘飛機抵達紐約。埃裡克‧赫斯勒伯格在由奧斯陸至巴拿馬的船上。而我自己正乘飛機前往華盛頓。本奇特住在利馬的飯店等待出航，同時等候其他人。
在此之前這些人素昧平生，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個性。正因為如此，我們登上木筏後，才不會感到枯燥乏味，單只熟悉彼此的身世就需要數周。航海期間，我們最怕的不是醞釀風暴的低壓雨雲和狂風巨浪，而是六個人擠在一張木筏上，久而久之，會從心理上產生一場狂風暴雨。此時，一句巧妙的玩笑常常可以像救生袋那樣可貴，從而化解業已存在的危機。
當我回來時，華盛頓正值寒冷多雪的二月。比恩已解決好無線電問題，並讓全美業餘無線電聯合會對我們產生了興趣，準備收聽木筏發出的報告。克那特和塔托斯坦正忙於準備發射台，一部是專為我們服務的短波發報機，另一部是戰時的特工電台。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簡直不計其數。
文件夾內公文越積越厚。軍方和政府的文件，白的、黃的和藍的，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樣樣俱全。在這個務實的年代，連一趟木筏旅行都得花費半棵木樹漿的紙！法律和規定處處束縛著人，我們必須依次解開這些結。
「我打賭這些文件有二十磅。」有一天，克那特一邊打字，一邊沮喪地說。
「二十六磅，」托斯坦不動聲色地說，「我已秤過了。」
我母親肯定深知當時搞籌備工作的困難，因為她信上說：「我就盼著你們六個人都能平安登上木筏！」
一日，我收到一封來自利馬的急電。赫爾曼被大浪沖走，又拋回岸邊，受到重創，他頸椎脫臼，正在利馬就醫。
我立刻派托斯坦‧雷阿比和歌特‧沃爾德乘飛機前去探望，沃爾德是戰時著名的挪威傘兵爆破隊駐倫敦秘書，現在正在華盛頓協助我們的工作。他們見到赫爾曼時，他已有好轉的跡象，醫生用帶子把他的頭吊了半個鐘頭才令他的第一椎復位。X光片顯示他頸部最上端的骨頭有裂縫，並且完全反轉過來。赫爾曼健碩的體格挽救了他自己的性命。不久他就青一塊紫一塊，直著脖子，忍著風濕的疼痛回到了海軍造船廠，原來他正在那裡收集輕木準備開始建造木筏。醫生連續護理了好幾周，他能否和我們一起出發也大有問題。儘管他首次和太平洋擁抱就被蹂躪成這樣，可絲毫沒動搖他的決心。
後來埃裡克從巴拿馬乘飛機來了，我和克那特也從華盛頓趕來，如此我們就在利馬的起點全部聚齊了。
海軍造船廠和輕木筏
海軍造船廠裡擺放著從克維多密林運來的巨大輕木。這景象實在令人激動。在一列列令人望而卻步的灰艇和驅逐艦之間，我們的造筏材料堆在那兒，有新砍的圓木、黃色的竹子、蘆葦和綠色香蕉葉子。六個白種人和二十個有著印加血統的棕色秘魯海員，揮動著板斧和長砍刀，拉緊繩子和繩結。身穿藍色飾金製服的海軍官走來，困惑地看著這些突然出現在他們引以為傲的海軍造船廠的白人和原始的植物材料。
這是幾百年來第一次在卡亞俄灣建造輕木筏。印加人的傳說證實，他們的先輩當年就是在這一帶，首次從康鐵基那些後來消失的族人那裡學會駕馭這種木筏的。和我們同文同種的人(2)禁止現代的印第安人建造這種木筏，因為平板式的木筏在航行中會造成不可避免的傷亡。印加人的後代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我們一樣，褲子上也有了褲線，而他們的安全則由他們的海軍艦艇上的大炮來保障。竹子和輕木已成為遙遠的過去；這兒的生活也在進步，正邁向裝甲和鋼鐵的年代。
高度現代化的造船廠給予了我們極大的支持。本奇特當翻譯，赫爾曼擔任總建造師，我們動用了木工和制帆車間，另外還有半座存放裝備的倉庫和一個小小的浮動碼頭，為的是方便我們動工時將木料從碼頭推下水。
我們選了九根最粗的圓木來築造筏體。為防止連接木頭的繩子滑落，我們在圓木上刻上了深槽。整個木筏的構成絲毫沒用鐵栓、鐵釘或鋼絲繩。我們先把圓木並排放在水裡，這樣，在綁牢之前它們會自動進入自然漂浮狀態上的位置。其中最長的一根有45英尺，放在正中間，它的兩頭比其他木材長出來許多。兩旁對稱排列的木頭則一根比一根短，木筏最外圍的長度為30英尺，頭部向前伸出猶如一把鈍犁。尾部被切得十分齊整，只留中間三根往外凸現，上面橫架一段釘上了用來固定長導向槳的錨固釘的粗短輕木。九根圓木用長短各異、直徑只有四分之一英吋的細麻繩綁得牢牢的，然後在九根木頭之上，每隔三英尺就橫綁著一根稍細的輕木。
捆綁木筏用了三百根左右長度不一的繩子，花費了很大力氣，每根繩都牢牢地打了結。筏體終於完工了。筏體上面鋪了一層劈開的竹子用來做艙面，艙面是用一塊塊長竹排組成的，分別固定在筏體，上面再鋪上竹葦編的蓆子。在木筏中心稍稍靠後的地方，我們用竹竿架了一間小小的四面透風的艙室，牆壁也用竹葦編的，屋頂架著竹條，上面用似皮革一般的香蕉樹葉子，照鋪瓦的方式一個疊一個地覆蓋著。艙室前方並排豎著兩根桅桿，桅桿是用堅硬如鐵的紅木製成，兩個桅桿頂靠在一塊，用繩子十字交叉綁在一起。帆檁上吊著巨大的長方形船帆，帆檁用兩根綁在一起的竹蒿構成，單根竹篙力量太薄弱了。
依照當地人造筏的方法，我們把九根圓木的一端排成矢簇形，矢尖指著前方，這樣木筏在水中移動的阻力就減少了，船頭水面上裝著低矮的分浪板。
圓木之間但凡有空隙就插入結實的樅木板，這種插板共有五塊，都豎立在木筏下端的水中，亂七八糟毫無規則。插板有一英吋厚，二英尺寬，插入水中五英尺。我們用木橛和繩子把它們固定起來，它們的用途相當於平行的小型龍骨式中心板。遠在發現新大陸以前，印加時期所有輕木筏都裝著這樣的中心板，大約是為了防止扁平的木筏被風浪吹得橫著亂跑。在木筏的四周我們沒有裝欄杆或其他保護措施，但我們船舷兩邊各架了一根細長的輕木，為的是有個地方落腳。
除了船頭低低的分浪板，我們的木筏在結構上同古代和厄瓜多爾的木筏分毫不差，後來事實證明那些分浪板完全是多餘的。筏體完成以後，在木筏上於大局無礙的地方，我們就隨意安排了，只要不影響木筏的行動和性質即可。我們明白，在即將來臨的日子裡，這張木筏是我們的所有。在海上，隨著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筏上的細枝末節都變得一天比一天重要。
所以我們盡可能增加艙面的多樣性。整個木筏並未全都鋪上竹條，僅在竹艙前部和兩舷沒有牆壁的地方鋪了竹條。艙室外面靠近左舷的地方被我們擺放成類似後院的樣子，裝滿了綁牢的箱子和貨物，只留一條小小的能走動的通道。木筏前部及竹艙後牆至尾部，九根大圓木完全沒有艙面。這樣，在我們繞艙室走動時，我們便從黃竹和葦席上直接走到後部的灰圓木上，然後再走到另一處堆放貨物的地方。這段路雖沒有幾步，可這種不規則感所產生的效果，使我們心理上感到有了變化，同時也讓我們在有限的活動空間所受的禁錮得到一種補償。我們在桅桿頂上架了一個木平台，這不僅僅是為了在我們到達目的地後作望台，並且是為了能在途中可以爬上去從另一角度觀海。
不吉利的預言
綠葉黃竹使木筏閃耀著金黃色且令人感到格外清新。當夾在戰艦群中的木筏初具規模時，海軍部長親臨視察。面對自己親手建造的那張停泊在水中的木筏我們覺得無比自豪。在令人望而生畏的戰艦群中，這只是一隻令人憶起印加時代人的勇敢的小小紀念品。可這幅景象卻令海軍部長頗為震驚。我被召到海軍部簽署了一個聲明海軍對我們在它的港口建造的東西一概不負責任的文件。我還被叫到港務主任那裡在另一份文件上簽了字，文件上寫明：如果我的木筏載著人和貨物離開港口以後，一切風險和責任均由我們自己承擔。
後來幾位獲准到船廠觀看木筏的外國海軍專家和外交官，同樣給我們潑了一桶冷水。一個大國的大使在幾天以後召見了我。
「你父母還在嗎？」他問道。我作了肯定的答覆後，他緊盯著我的雙眼，語調沉重地預言道：
「你父母一定會為你的死訊萬分難過的。」
作為個人，他懇切地請求我放棄這次航行，現在還為時不晚。一位看過木筏的海軍上將告訴他，我們絕對不可能活著渡過海去。首先，木筏的尺寸不對，太小了，一下海就會沉；木筏的長短剛好被一前一後兩個浪頭舉起，這時脆弱的輕木在人和貨的重壓之下會斷裂。更糟的是，這個國家的頭號輕木出口商對他說過，多孔的輕木最多只能漂過四分之一航程就會因灌滿水而沉沒。
情況不容樂觀。但是無法改變我們的固執己見，他們就只好送一本《聖經》給我們，讓上帝陪著我們出征。總之沒有任何一位見過我們木筏的專家給出鼓勵。一陣接一陣的風暴會把我們吹下海，把又矮又簡陋的木筏刮沉，大風大浪中根本無法控制木筏，只能任其隨波逐流。平常海上也是波濤不止，如果我們一直把雙腿泡在鹽水裡，腿會脫皮，木筏上的東西不斷受到海水的侵蝕會毀壞。如果我們把每位專家指出的重大缺陷一一相加，也就是說整個木筏上沒有一根繩子，一個繩結、一個尺寸、一塊木頭不是造成我們筏毀人亡的因素。木筏究竟能漂多長時間成了一些人打賭的目標。一位狂妄的海軍參贊下的賭注是：如果探險隊員能活著到達南海群島，那麼隊員們後半生喝的威士忌全部由他提供。
最糟的是，當一艘挪威船進港時，我們請來了船長和他最富經驗的一兩個老海員。我們急忙地想知道這些有航海經驗的人的反應。他們一致表示風帆根本推不動這種圓鈍的船頭和笨重的筏體，同時船長還補充，即便我們能漂浮不沉，木筏也至少要一兩年才能漂過洪堡德急流，聽到這些話，我們簡直灰心至極。水手長看了看我們捆綁的繩子搖搖頭說，我們不用急，不到兩周木筏就會解體，所有繩子都會磨斷，這些大樹幹在海裡會不停地搖動，繩子很快就會磨斷，除非我們是用鋼絲繩或者鐵鏈捆綁木筏，否則我們最好收拾東西走人。
這些理論是不容棄之不顧的，只要有一個論點被證明是正確的，我們就會完蛋。我曾捫心自問，我是否真的清楚自己在幹什麼。我不可能一一反駁這些意見和告誡，我不是水手。儘管如此我手裡還有一張王牌，這底牌正是整個航行的基礎，對於這一點我心裡一直很清楚，過去史前期的一種文明曾從秘魯渡海傳至島上，當時秘魯海岸一帶只有跟我們一樣的木筏。我的結論是，如若公元500年時康鐵基的輕木能漂浮不沉，繩索不斷裂的話，我們的木筏如能與他們的分毫不差，那麼結果會是一樣的。本奇特和赫爾曼曾進行過非常徹底的研究，當這些所謂專家惋惜唉歎之際，我所有的同伴卻泰然處之，他們在利馬度過了非常愉快的好時光。只是有一夜托斯坦曾擔心地問我，是否對航行的方向有把握。我們去看過電影，看見陶爾賽‧拉蒙(3)在風景怡人的南海島上的棕櫚樹下，穿著草裙在一群草裙舞孃中翩翩起舞。
「我們一定要去那個地方，」托斯坦說，「假如海流方向和你說的相反，就太遺憾了！」
「康鐵基」號命名儀式
快要起程時，我們依照慣例去護照簽證處獲准離境。本奇特站在最前面充當翻譯。
「你的姓名？」一位呆板的小個子公文員問，透過眼鏡框上方懷疑地盯著本奇特的大鬍子。「本奇特‧丹尼爾森，」本奇特恭恭敬敬地答道。那人在打字機上放了一張長長的表格。「您坐什麼船來秘魯的？」「哦，是這樣，」本奇特俯下身來對這位溫和的小個子解釋道，「我沒坐船，我是乘獨木舟來秘魯的。」
這人不解地看著本奇特不發一言，表格空白處打上了「獨木舟」幾個字。
「那麼您乘什麼船離開呢？」
「嗯，還是那樣，」本奇特很有禮貌地說，「我不坐船，我乘木筏走。」
「說得倒蠻像回事！」辦事員生氣地把紙從打字機上拉下來，「您能不能正經點回答我的問題？」
起程前幾天，木筏上堆滿了我們的裝備、口糧和水。裝著軍用份飯的小木筏異常堅固，這些東西足夠六個人吃四個月。赫爾曼想出一個主意，把瀝青熔化以後塗在每隻箱子上，等於蓋了一層薄膜，然後再撒上沙子以免粘連，再把箱子一個挨一個貯藏於竹條艙面底下，塞滿了支架著竹艙面的九根橫樑的空間。
一個晴朗的春日，我們上山，在五十六個水桶裡裝了275加侖飲用水。我們把這些箱桶也固定在橫樑上，以便讓不斷濺起的海水能時時冰著水箱。我們的裝備還包括一大筐水果、白薯和椰子，我們把它們捆在竹艙上面。
竹室的一角被克那特和托斯坦用來安放電台，室內地板下面的橫樑中間綁著八口箱子。其中兩隻專門放科學儀器和膠片，其餘六隻分給每人一個，各人攜帶的個人物品以自己的箱子能容納為限度。埃裡克帶的幾卷畫紙和吉他把箱子塞滿了，他只得把襪子放在托斯坦的箱子裡。本奇特的箱子由四名水手才抬上木筏的。他買的全是書，他把七十三本社會學和生態學的著作全塞進去了。在箱子上我們鋪上了葦席和稻草墊，如今萬事俱備只等出航了。
本筏先被拖船拖出海軍區到港口轉了一圈，看看貨物裝得是否平衡，然後被拖到卡亞俄遊艇俱樂部。出發前一天，我邀請了有關人士在那兒出席命名式。
1947年4月27日挪威國旗迎風招展。院子四周的旗桿上掛著曾用實際行動支援過探險隊的外國國旗。碼頭上全是觀看這艘怪筏命名典禮的人。這些人中好多人的膚色和面容特徵說明他們的祖先曾乘木筏在沿海一帶航行過。不過也有以秘魯海軍和政府代表為首的古西班牙人的後代，此外還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中國、阿根廷和古巴大使，太平洋英國殖民地前總督，瑞典及比利時的部長，以及以總領事巴爾為首的來自小小挪威殖民地的友人。當然不乏大批記者和卡嚓作響的電影攝影機，是的，除了管絃樂隊和一面大鼓以外幾乎是萬事俱備。有一件事我們都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木筏在海灣外面解體了，我們就是每人懷抱一根木頭用手劃，也得劃到波利尼西亞，再無臉面回來了。
探險隊女秘書兼陸上聯繫人歌特‧沃爾德將以一隻椰子的汁液來為木筏命的名作慶典，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更符合石器時代的現實，另一方面是因為香檳酒被托斯坦的私人箱子壓住了。我們分別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告訴我們的朋友：木筏以印加人偉大的先驅太陽神「鐵基」命名，他於1500年前由秘魯出發，隱沒在西方海上，而又出現在波利尼西亞。講完後，歌特‧沃爾德就命名我們的木筏為「康鐵基」。她把預先敲破的椰子用力摔在木筏的頭部，結果椰子汁和碎渣濺到莊嚴地站在周圍的所有人的頭髮上。
命名儀式一結束，我們就拉起帆檁，抖開帆篷，帆的正中是我們的畫家埃裡克用紅筆畫的康鐵基的大鬍子頭像。這個頭像是根據提亞瓦納科古城遺址的一座用紅石頭刻的太陽神頭像臨摹的。
「啊，丹尼爾森先生。」幫我們在造船廠幹活的工頭看到頭像興奮地喊道。
自從他看到一張畫紙上滿臉鬍鬚的康鐵基頭像後，兩個月來他一直叫本奇特「康鐵基」先生。如今他終於弄明白，本奇特的正確稱呼是丹尼爾森。
出發前我們一起去同總統告別，然後到青黝黝的遠山旅行，我們想在航海以前，再將岩石和鵝卵石看個飽。我們在海邊造木筏時，住到利馬城外的一棟棕櫚樹環抱的公寓，坐空軍部的車往返卡瓦俄。歌特‧沃爾德想辦法為探險隊借了一名私人司機，現在我們請他一直把我們載到山裡，用一天時間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我們驅車駛過荒無人煙的道路，沿著印加時代就存在的古老灌渠前進，一直到達高出木筏桅桿2000尺，讓人目眩頭暈的高度。我們把這兒的岩石、青峰和綠草用眼看了個夠，我們恣意欣賞眼前巍峨靜寂的安底斯群山。我們想辦法令自己相信，我們的確厭倦透了堅實的岩石和大地，我們要去出航，要逐步去瞭解大海。
【註釋】
(1)西班牙移民和印第安人混血的後裔。
(2)此處指的是白人。
(3)四十年代好萊塢電影明星，專門飾演熱帶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