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帕特裡克·肯尼迪是理性經濟人的典範。25歲時，他成為美國最年輕的銀行總裁。他向某報記者誇口說：「我希望在35歲時成為百萬富翁。」這在1915年可謂志存高遠，因為當時的美國人均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一塊麵包的價格是9美分。然而，肯尼迪最終實現了他的遠大目標——他成為華爾街的交易員，1922年僅憑一單交易就賺了650 000美元。即使在那場載入史冊的股市暴跌中，肯尼迪依然好運不斷（之前他恰好適時地賣出了自己持有的股票）。1933年，他再次顯示出在時機把握方面無可挑剔的能力——恰逢禁酒令即將終止之際，他與帝王公司（Dewar』s）簽訂了向美國進口酒類的條件優厚的合約。而當好萊塢電影產業蒸蒸日上時，他又與人合作創辦了雷電華影業公司（RKO Pictures），其資產超過8 000萬美元。
約瑟夫·肯尼迪在個人生活中也顯示出其強烈的理性利己主義精神。他與漂亮的女影星格洛麗亞·斯旺森（Gloria Swanson）曾有一段情史，不過在她的電影嚴重超出預算後他就甩了她，還讓斯旺森自己收拾爛攤子。後來，他的野心又從金錢轉向政治權力，成為美國駐英國大使，並策劃讓自己的大兒子成為美國總統。
然而，這位愛爾蘭人的幸運並沒有傳給他的後代。他英俊迷人的大兒子小約瑟夫（Joseph Jr.，就是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美國總統的那一位），29歲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次轟炸行動中陣亡。他美麗的女兒凱瑟琳在嫁給德文郡公爵的繼承人威廉·卡文迪什後，看似即將過上美滿的生活，可就在婚後4個月，卡文迪什就在一次行動中喪生，之後凱瑟琳也在1948年的一次墜機事件中遇難。約瑟夫的二兒子約翰·肯尼迪當選了總統，世人皆知，但他於1963年11月22日在達拉斯遭到暗殺。之後，他的三兒子羅伯特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遭到槍殺；而他最小的兒子特迪在1969年死裡逃生——他在查帕奎迪克島駕車時衝下一座橋，車上的乘客瑪麗·喬·科佩奇尼當場溺亡。
再下一代的肯尼迪家族似乎運氣更糟。1984年，約瑟夫的孫子戴維在邁阿密一家酒店中因服用過量的毒品導致身亡。戴維的兄弟邁克爾1997年在一次滑雪事故中喪生。而在1999年，約翰·肯尼迪總統那帥氣逼人的兒子小約翰·F·肯尼迪的生命也以悲劇終結——他駕駛的飛機在某個夜晚墜入長島附近冰冷的海水中。故事講到這裡，你應該可以聽到那幽怨的風琴曲在背景中飄蕩，這些資料足夠供一位前《紐約時報》編輯寫成一本《肯尼迪家族的詛咒》（The Curse of the Kennedys）。
為什麼約瑟夫·肯尼迪一生做出了各種英明的決策，而他的後代卻好似被某種神秘的力量驅使著，總是做出不幸的選擇呢？肯尼迪家族之謎生動地演示出一個更寬泛的問題：人們的決策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在這個問題上，專家們持有嚴重的分歧。一些專家斷言我們的選擇是非常理性的；而另一些專家則認為我們的決策常常是非理性的，有時甚至是非常愚蠢的。
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顯示，人類行為與其他動物行為之間存在聯繫，因此我們在本書中提出了第三種觀點：雖然人類的決定常常看似愚蠢，但如果你透過表面去深入探究，就會發現它們往往是深度理性的。
不過，為了透過表面看到實質，需要徹底重塑我們對人類大腦的看法。我們不要探討大腦是否善於解決諸如華爾街投資或是SAT考試（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之類的現代問題，而是應該思考人類的大腦是如何解決千百年前人類祖先所面對的核心問題的。透過廣角的進化鏡頭觀察現代行為，我們就可以獲得關於人類決策的最新認識。這種新的思維方式會轉變我們看待理性決策的方式，揭示出在那些看似愚蠢的決策背後隱藏的驚人智慧——包括肯尼迪家族的決策、同事的決策、家人的決策，以及你的股票經紀人的決策。
我們將會發現，通過對肯尼迪家族不幸的更深層次的理解，能夠讓我們看到自身、朋友、鄰居乃至人性中某種根本性的東西。接下來，我們將從3類不同的研究領域，再仔細看看約瑟夫·肯尼迪及其後代的選擇。
理性的經濟人
對於肯尼迪家族的幸運與不幸，一種解釋基於研究已超過一個世紀的古典理論：理性經濟學。如果你讀過商科或經濟學課程，那麼只要仔細閱讀報紙的金融版面，就會很熟悉這種理論。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對其觀點進行了諷刺，劇中冷酷無情、精於算計的角色戈登·蓋克宣稱：「貪婪是好事！」（Greed is good!）而揮金如土的羅傑·巴恩斯則提出了那個經典的問題：「這對我有什麼好處？」（What』s in it for moi?）
理性經濟學家都認為人類是理性的。要對理性經濟學家的形象有更貼切的感覺，你可以想像一個人穿著剪裁精良的西裝坐在計算機前，頭頂上閃著股票走勢。典型的理性經濟學家大都紮在海量的數據中，鑽研數字，在紙片上寫滿數學方程式，茶歇時會喝三杯濃縮的咖啡。雖然現實世界中的理性經濟學家並非都穿著正裝去華爾街上班，但他們大多基於理性自利的原則去分析和決策。任何決策——不管是要鼓勵大一點兒的孩子還是小一點兒的孩子競選總統、做進口酒生意還是搞演藝業、跟好萊塢小明星談情說愛還是甩了她，所有決策最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這對我有什麼好處？
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做決策時是超級理性的「經濟人」。一般人都會像約瑟夫·肯尼迪或戈登·蓋克那樣善於獲知哪種選擇對自己的利益最有好處，比如約瑟夫·肯尼迪決定賣出股票或是結束跟女友格洛麗亞·斯旺森的關係時一樣，我們做出選擇時是基於最佳的可得信息。當然，我們不能確切地預知未來，意料之外的隨機事件也確實會發生。儘管這些隨機事件在統計中最終會正負相抵，但就股市和墜機事件而言，有些平時看似很有道理的選擇卻會導致不幸的結局。從古典理性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發生在肯尼迪家族第二代和第三代成員身上接連不斷的家庭悲劇並不是什麼神秘的詛咒，它更像是一連串不走運的賭博——談不上神奇，只是碰巧倒霉而已。
非理性的傻瓜
然而對於肯尼迪家族的災難，還有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約瑟夫·肯尼迪的後代不是運氣太糟，而是判斷力太差。《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桑迪·格雷迪認為，「肯尼迪家族的詛咒」源於「他們祖傳的富有男子氣概的勇猛，以致變成了魯莽」。這當然適用於第一場悲劇——小約瑟夫之死。這位肯尼迪家族的長子當時已經執行了足夠的飛行轟炸任務，原本有資格撤退，但他自告奮勇，駕駛著一架載滿炸藥的飛機，直接飛向一處防禦森嚴的德國加農炮陣地。同樣魯莽的決策風格也體現在其孫輩邁克爾的身上，導致他在滑雪時莽撞地衝下一段樹木叢生的山坡而意外身亡。至於特迪的汽車衝下查帕奎迪克大橋，更是隨機的壞運氣，當然一夜狂歡和一點兒糟糕的判斷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種糟糕的判斷力理論，與當前最流行的決策理論一拍即合，即我們的判斷和決策常常是有瑕疵的、不理性的。
請想像以下情形：
A君排隊買電影票。當他到達售票窗口時，得知自己恰好是第100萬名顧客，並因此獲得了100美元的獎勵。
B君在另外一家電影院排隊。排在他前面的那個人到達售票窗口時，恰好是第100萬名顧客，因此那個人獲得了1 000美元的獎勵；而B君作為緊隨其後的顧客，只得到了150美元的獎勵。
那麼，你願意做A君還是做B君？
理性經濟學家的預期是，除非你對錢過敏（就像有的人碰到硬幣皮膚會癢一樣），否則任何正常人都會選擇做B君，因為他比A君多得了50美元。可事實上，大多數人都寧願自己是A君。人們做出這種非理性的選擇——放棄額外的50美元，只是為了迴避那種只差一點兒就拿到1 000美元的沮喪感。
這種非理性偏見被稱為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指人們對損失的關注往往甚於對收益的關注。這種偏見的發現者是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及其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他們是行為經濟學領域的先驅（行為經濟學是經濟學與實驗心理學聯姻的產物）。行為經濟學家是嚴謹的科學家，他們一般在實驗室裡工作，就人類行為做各種實驗。雖然嚴謹，但典型的行為經濟學家也頗具幽默感，他們喜歡挖掘人性的弱點並予以曝光，再對我們共有的非理性特徵竊笑一番。你可以想像一個人身著實驗室白大褂，裡面卻穿了件滾石樂隊的T恤——就是將「大紅舌頭」伸出來的那件。
從行為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大腦是一個有缺陷的複雜裝置。理性經濟學家把大腦看成是一輛閃亮的勞斯萊斯汽車，配備了強勁的12缸發動機和先進的導航系統；與此相反，在行為經濟學家眼中，大腦更像是一輛行動遲緩的三汽缸南斯拉夫Yugo牌汽車，只有方向顯示幫助導航。行為經濟學家已用無數研究證明，我們那不堪重負的大腦常常無法做出理性經濟學家所期待的富有邏輯的選擇。人們也許都渴望理性，但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所做的日常選擇恰恰有悖於那些冰冷生硬的理性經濟學原理。
暴露我們思維缺陷的書籍和科學論文已經足夠裝滿一個圖書館了。如果你在維基百科上搜索「認知偏見（cognitive bias）列表」，就會發現迄今為止專家已經確認了97種不同的心智缺陷（mental defect）。不如趁坐在拋錨的Yugo汽車裡面等待救援拖車的好空當，先讓我們來瞭解幾個好玩兒的心智缺陷吧。
首先，來看一下「賭徒謬誤」（gambler』s fallacy），即人們認為過去的事件會影響未來概率的非理性傾向。比如，如果一個人連續拋5次硬幣都是正面，那麼他極有可能猜測下一次是反面，這就是賭徒謬誤。這當然很愚蠢，因為無論之前發生過什麼，下一次拋幣的結果是正面和反面的概率都是50%。在約翰·歐文的小說《蓋普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中，主人公蓋普就犯了這樣的錯誤。當一架小飛機墜毀在一幢房子上之後，他立即決定購買這處物業，因為他認為另一架飛機撞上這幢房子的概率已降到了零。再比如，當他的妻子在連生了兩個女孩後，又要生第三個孩子時，很多人都相信她這次「肯定」會生男孩。
其次，還有「後見之明偏見」（hindsight bias），即得知新的信息時那種內心認為「我早就知道」的非理性傾向。在總統大選前，人們都比較相信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會獲勝。可是幾個月之後，當公佈票選結果時，那些曾支持米特·羅姆尼或是約翰·克裡的人都說自己早就知道他會輸！
此外，我們的大腦還被「群聚錯覺」（clustering illusion）這樣的偏見所困擾，即傾向於看到根本不存在的規律。例如，人們普遍認為籃球隊員連續投中三分球就說明他是「熱手」，儘管統計結果已說明那只是隨機發生的幸運事件。你可以在家試試這一招：拋20次硬幣，按順序記下每次是正面還是反面，然後問問你的朋友能否發現其中的「規律」。如果你的朋友跟大多數人一樣，那麼他們很快會在這個序列中找到「有意義」的規律，儘管這只是隨機事件。
賭徒謬誤、後見之明偏見和群聚錯覺只是非理性冰山的一角，除此之外還有基率謬誤（base–rate fallacy）、錯誤共識錯覺（false–consensus illusion）、合取謬誤（conjunction fallacy）、巴納姆效應（Barnum effect）、假確定性效應（pseudocertainty effect）、終極歸因謬誤（ultimate–attribution error）、鴕鳥效應（ostrich effect）等90多種心智缺陷。基於所有的證據，行為經濟學家強烈反對將人類描述為理性的、像計算機一樣的經濟人的觀點。他們認為，並非只有肯尼迪家族才會做出糟糕的決策。大量研究已經證明，人們的決策常常讓他們自己顯得頭腦簡單、缺乏理性，弄巧成拙，即使那些所謂的專家也是如此。所有這些與生俱來的心智缺陷都說明，我們這些人不僅不是超級理性的經濟人，而且更像是一群愚蠢的傻瓜。
深層理性：動物與人
然而，人類真的是笨手笨腳的傻瓜，一直做著違反自身利益的愚蠢決策嗎？對肯尼迪家族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他們的決策倒也沒有那麼愚蠢。在導致小約瑟夫和小約翰殞命的兩次墜機事件之間的半個世紀中，雖然發生了那麼多悲劇，但也很難說肯尼迪家族就是遭到了詛咒。在墜橋事故之後，特迪·肯尼迪成為美國歷史上在任時長排名第四的參議員，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影響巨大，直到77歲壽終正寢。下一代肯尼迪家族的成員中也不乏美國眾議員、副州長，以及成功的商人、電影製片人和慈善家，似乎這些後代都被「詛咒」擁有充足的財富、機遇、權力及地位。因此，雖然偶有判斷失誤，但約瑟夫·肯尼迪的後代似乎也做出了很多正確的決策。
肯尼迪家族雖然未必是超級理性的經濟人，但顯然他們也不是傻瓜。我們亦是如此。儘管我們的個別決策讓人匪夷所思，但總體上我們還算混得不錯。想想看，我們的父母有時不太負責任，他們的祖先也是沒受過教育的粗人，可是退一萬步講，正是因為他們的決策足夠好，所以我們現在才能坐在這兒談論他們。眼下的你正在平靜地讀著這本書，而不是在森林裡覓食，也不用擔心被野獸吃了，這個事實就證明了人類大腦的精密性與複雜性。現代智人是龐大猿族裡最成功的一個分支，他們恐怕也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種——擁有相當強大的大腦，才使得人類可以在各種複雜的環境中繁榮發展。既然如此，現代科學怎麼會宣稱這些地球上最富有創造力的生物是一群不理性的傻瓜呢？
關於人類決策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辯論，還因其中一個關鍵的局限性而存有缺陷：它們大多忽視了人類是動物王國的成員這個事實。我們只關注自己屬於高貴的物種，卻忽視了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但如果我們端起相機以廣角觀察，看看智人在其他靈長類動物、哺乳動物，以及動物王國的其他成員中處於怎樣的位置，就能夠對自己有個全新的瞭解。
採用這種廣角觀點的就是所謂的第三類科學家：進化心理學家。基於實驗心理學、人類學和進化生物學等方面的學習研究，進化心理學家放眼全局，從全球各個角落觀察動物與人類的相同之處與不同之處。可以想像，一個人穿著卡其布襯衫，舞弄著雙筒望遠鏡，破破爛爛的背包裡露出一本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進化心理學家都符合這種形象（有的人就會西裝革履地教授市場營銷學），但他們都跟達爾文的思想有重要的關聯，正是這種思想啟發他們以進化生物學家研究動物的方式去研究人類。
生物學家認為，所有動物其大腦的設計都是為了使進化的成功率最大化，他們稱之為「適應性」。進化心理學家把同樣的假設應用於人類動物，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總是有意識地思考：這個選擇如何能讓我的繁殖更成功？但是它的確意味著，跟其他動物一樣，自然選擇賦予現代人大腦的決策方式，曾經使我們的祖先擁有更多繁衍後代的機會。你、我和肯尼迪家族成員的決策是基於一種發展了幾千年的潛在智慧之上的，在這幾千年中，我們的祖先成功地解決了生存與交換的問題。這就是說，在現代人的顱骨中，裝著石器時代的大腦，其設計功能是為了適應人類祖先生活的環境，其決策方式曾經解決了人類祖先經常遇到的問題。
進化心理學家認為，古典理性經濟學家和現代行為經濟學家的理論都有對有錯。行為經濟學家的正確之處在於，我們的決策是有偏差的，雖然有時我們會做出愚蠢的選擇，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決策總是愚蠢的。而理性經濟學家的正確之處在於，我們的決策也是深度理性和睿智的，但並不總是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理性和睿智。
猴子與人的損失厭惡
以下哪種情況會導致你產生更強烈的情緒反應？在街上撿到了50美元，還是發現錢包裡少了50美元？如果你跟大多數人一樣，那麼丟錢對你的影響會更大。人們撿到錢時都會有點兒高興，可丟錢的時候卻是極其沮喪。這就是損失厭惡背後的理念：損失對人造成的心理影響比等量的收益更大。對於經濟學家來說，損失厭惡是不理性的，因為50美元的價值就是50美元，不管是得到的還是失去的。但是，損失厭惡真有那麼愚蠢嗎？讓我們從進化的角度思考一下。
不久以前，大家還認為只有人類才會產生「不理性」的厭惡損失，但是新的證據表明，損失厭惡可能在我們的進化體系中有著更深的淵源。耶魯大學的文卡特·拉克希米納拉亞南、基斯·陳和洛裡·桑托斯做了一系列實驗，給卷尾猴一些代幣，它們可以用來「購買」美味的蘋果片。雖然從未上過經濟學入門課程，但猴子們很快學會了如何使用代幣。不過接下來，研究人員增加了一個有趣的環節：他們給卷尾猴一個選擇，可以分別向兩個人購買蘋果片：甲總是給猴子一片蘋果，然後跟它換一個代幣；而乙總是讓猴子看到兩片蘋果，但只給它一片，然後換一個代幣。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兩個人提供的是完全一樣的交易：一個代幣換一片蘋果。但是，乙展示兩片蘋果卻只給出一片，這讓猴子關注到了自己的損失——第二片蘋果。因此，這些猴子明顯更喜歡跟甲做交易，儘管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乙提供了同樣的交易。由此可見，猴子跟人類一樣，也痛恨損失的感覺。
假如損失厭惡曾經一直導致我們的祖先做出糟糕的決策，那麼人類（以及猴子）的大腦會預設這種心理偏見嗎？可能不會吧。更合理的解釋是，我們的大腦之所以會預設這種偏見，是因為它在歷史上促成的決策曾經提高了人類的適應性。自然選擇是個相當有效的過程，因此如果你發現一種行為在人類和其他物種中普遍存在，那麼最好首先猜測這是一種適應性的表現，而不要認為只是出於愚蠢的決策。
因此，當我們從進化成功的角度去思考時，人類做出的很多看似不理性的選擇可能也就沒那麼愚蠢了。大多數動物（包括人類的祖先和現代卷尾猴）都處於生存的邊緣。研究早期人類文明的古生物學家發現，我們的祖先要面對經常性的乾旱期和封凍期。當你在飢餓中掙扎時，食物儲備量的略微減少要比略微增加造成的差別大得多。人類學家對仍然生活在狩獵、採集和簡單的農耕社會的人群研究後發現，他們很多習慣性選擇的目的並不是創造獲得充足食物供應的最好機會，而是為了盡量避免出現食品供應不足的風險。換言之，所有人都具有避免生活水平降至危及自身及家人溫飽線以下的強烈動機。如果我們的祖先不曾如此厭惡損失，而是過於冒險去追求高收益，那麼他們很可能滿盤皆輸，沒有機會成為任何人的祖先。
雖然我們生活的環境與冰河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但我們的大腦確實遺傳自那時的人類。因此，理解我們在現代社會的行為方式，拓寬視野非常重要。進化心理學家試圖彙集多方線索，綜合運用心理學、經濟學和人類學、生物學的各種發現進行研究。當我們縱觀整個動物王國更深層的決策邏輯時，就會清楚地看到，所有動物（包括人類）的決策，都是為了實現深層次的進化目標。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說明我們的很多決策偏見、謬誤和判斷失誤可能未必是設計缺陷，而是設計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