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陸陸續續寫過一些關於公共說理的文章，先是登載在報刊上，後來又在網絡上轉載，多次有讀者和朋友表示，希望我能對這個或那個涉及的問題多談一些或談深一些。現在有機會，讓我終於能把與公共說理有關的一些主要方面放在同一本啟蒙的小書裡，使它們能夠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參照，也算是了卻了一樁夙願。
兩年前，一位朋友贈我一冊英國邏輯學家L.S.斯泰賓的《有效思維》，前面一部分是呂叔湘先生翻譯的。劉培育先生在此書的後記中說，1988年年底，呂先生84歲時，將此書譯出三分之二後，就停下了。1994年，呂先生得了一場病，此後想譯完也譯不成了，所以最後是由別人代為完成的。劉先生在呂先生的原書裡發現了一張不大的紙條，上面有呂先生寫的幾段文字，很能見出當年呂先生翻譯此書的初衷。其中有這麼一段：「我翻譯這本書，是有鑒於常常看到一些說理的文字裡頭隱藏著許多有悖正確思維的議論，希望能通過這本書的譯本使發議論的文風有所改進，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80多歲的老人把已經極其有限的工作時間用在這個譯本上不為無益了。」
我讀到這段文字，很有感慨。呂先生告訴劉先生，他是從1986年開始翻譯這本書的，紙條上說，他翻譯此書，「一天翻千兒八百字，斷斷續續三年」。他如此執著於此書，大概是有感於「文革」過去10年後，說理在中國仍然是一種尚未實現的有效思維吧。又過了25年，今天我們還在談公共說理，仍然還是一件普及和啟蒙的工作。
記得我少年的時候，父親讓我好好閱讀呂叔湘和葉聖陶兩位先生的文字，稱讚他們樸素、洗練、乾淨、邏輯的文風。我當初感受不深。因為寫這本小冊子，想起一些往事，所以又把少年時代讀過的呂先生翻譯的《我的名字叫阿刺木》找來讀了一下，不禁心裡有了一個疑惑。呂先生翻譯美國作家威廉·薩洛揚（William Saroyan）的這本書，或許是因為他喜歡薩洛揚。呂先生只能翻譯薩洛揚，因為他不能代替薩洛揚去寫他的小說。可是，翻譯斯泰賓的《有效思維》就不同了。憑呂先生的見識和文字、邏輯思考功力，憑他對中國無效思維的深刻觀察和沉痛感受，他為什麼不自己直接為中國讀者寫一本關於有效思維的書，而偏偏選擇翻譯呢？
平心而論，斯泰賓的《有效思維》並不太適合於今天的中國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我想，呂先生在翻譯時是知道的，他在紙片上說：斯泰賓這本寫於1933年後不久的書，「其中舉例很多今人不熟悉，但講的道理是不受時代限制的」。斯泰賓這本書裡的單篇談話，原先是為英國廣播公司的專題節目而寫的，舉的是當時英國人熟悉的例子，今天的中國讀者不但不熟悉，而且也不感興趣。
更重要的是，1933年納粹剛剛上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對青年人和知識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它們都被宣傳成為人類世界的世俗福音，在當時也都有相當的說服力。那時候的人們對納粹和斯大林主義的宣傳還幾乎沒有認識。20世紀30年代英國人的不講邏輯，與後來被極權主義洗腦的那種不講邏輯，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呂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維藥方，來治療80年代「文革」以後中國無效思維的毛病，他難道真的不知道，這可能不是他要尋找的有效治療嗎？1988年年底，他在翻譯了三分之二的《有效思維》後，停頓下來，離他1994年得病還有將近6年的時間，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終於沒有完成那後面的三分之一呢？
翻譯外國人的著作，用以思考中國人的問題，運用曲筆一般的翻譯，來言說在寫作中無法自由言說的道理，用別人的嘴來說自己要說的話，這些往往是一種無奈之舉，有其不可為外人道的苦衷。我在美國大學教論證與說理20多年，用過許多不同的教科書，其中不乏非常精彩的，但這些教科書都是為美國大學生編寫的，用的例子大部分是中國學生不熟悉，也不會太感興趣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學習說理的環境與中國學生不同，面臨的許多相關問題當然也不同。
有朋友建議我翻譯介紹，我也動過這樣的念頭，但終於沒有付諸實施。我很慶幸自己沒有這麼去做，要不然，也許我也會像呂先生一樣，先是決定有目的地去翻譯一本書，但後來終於發現翻譯不能幫助我達到那個目的。我更慶幸的是，現在終於有機會為我心目中的讀者們，寫成了一本我自己想要寫的書，至於能否比翻譯更好地達到目的，那就留給讀者們去評說吧。
2011年12月1日，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