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認識宣傳的危害，首先是從它對個人獨立思想的限制和腐蝕來著眼的，而這種危害則最終又必然禍及整個社會的公共說理。宣傳為什麼對個人獨立思想有限制和腐蝕作用？為什麼會危害公共說理？到底對公眾會造成怎樣的傷害？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它們分別是：一、宣傳灌輸是與對話說服相對立的話語；二、宣傳是非理性的影響力；三、宣傳是欺騙和謊言；四、宣傳利用人們的心理弱點和認知缺陷。
宣傳是與說服、說理對立的話語
宣傳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說服是一種平等的交流和勸導。說服的平等勸說表現在它對說服對象的三種不同功能上面。第一種功能是學習。說服者必須耐心地向說服對像提供他需要但不具備的信息、知識。說服者像是老師，說服對像像是學生。雙方是平等的，因為雙方都有對方才能滿足的需要。說服對像需要的是真實信息和知識；而說服者需要的則是說服對像對他的正面回應（被說服）。
第二個功能是強化信念。當說服對像已經同意說服者主張的時候，說服所起的作用是增強信念和鼓勵行動。例如，說服對像原本就認為無償獻血、當義工、為弱勢群體捐助是好事，但自己並不一定有所行動。這時候，說服者成功說服，可以使他有所行動。
第三個功能是改變想法，這是說服最困難的一項功能。在死刑或人工流產的問題上，要說服對方改變立場是非常困難的，但不是沒有可能，有論者指出：「一般來說，說服者知道，在有爭議的問題上，說服對像能夠從反對的方面得到信息，也會瞭解反對一方的主張。換言之，說服者知道，說服對象的看法、認識和行為的變化必須是自願的。說服和被說服雙方都必須覺得轉變看法或主張對彼此都有好處。」
在雙方有實際利益衝突時，說服會變得愈加困難，例如，要說服人們心甘情願地拆遷，常常是非常困難的。說服者非常清楚，說服的改變功能是多麼有限。這與命令式宣傳一定要說服對像服從是完全不同的。宣傳可以用簡單的口號來命令，甚至粗暴地威脅。為了拆遷和發展有這樣的宣傳：「打死一切阻礙發展的『攔路虎』，粉碎一切前進中的『絆腳石』」。為了計劃生育，有這樣的宣傳：「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滅三胎」、「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出來！」宣傳是不需要理由的，說服必須要有理由，因為說服是說理，而宣傳則不是。
宣傳是一種體制性的話語，這種話語雖然看起來是從某些個人的嘴裡說出（以報告、指示、文章、標語、口號等形式），但卻是代表著體制、制度、機構對受宣傳群眾的指示、訓誡、要求和命令。宣傳發出的信息是不容協商的，因為它總是正確的；是不容提問的，因為它是居高臨下的。宣傳是聚合群眾社會中散沙般個體的黏合劑，宣傳的目標就是讓千千萬萬的群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本身就是「文革」時的一個宣傳口號）。成功的宣傳要代替群眾的想法、統一他們的思想、指揮他們的共同行動。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宣傳往往是不擇手段的，而其中最為人詬病的便是虛偽和謊言。宣傳的令人厭惡在於，你可以正當地迷惑和欺騙敵人，因為他們是你的敵人，但你不可以這樣對待你的朋友，你的人民。宣傳能成功欺騙群眾，不僅是因為伎倆高超，而且也是因為利用群眾自身的心理弱點：輕信、盲從、偏執、衝動、狂熱。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就曾問道：「為什麼宣傳挑動仇恨要遠比激發友誼來得成功？」希特勒期盼的就是這樣的群眾，他感歎道：「那些統治不會思考的人民的政府是多麼幸運啊。」正是由於希特勒充分掌握了群眾的心理弱點，他相信，「只要巧妙而持久地運用宣傳，就能讓民眾把天堂當成地獄，而把地獄當成天堂」。
宣傳運用的是非理性的影響力
許多對宣傳的理論分析和批評都強調宣傳的非理性作用。宣傳訴諸感情，窒息理性思考，進而從心理上操控、愚弄受眾。這種消除理性的宣傳方式可以掩護宣傳，讓宣傳者說謊而不被察覺。愚弄與謊言成為同時發生的事情。這種看法有相當的歷史根據。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就說過，「宣傳必須訴諸感情」。訴諸激烈的情緒和感情，這樣的宣傳讓受眾陷入不思考、無理性的被動接受狀態。許多觀察極權和一般宣傳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這個特點，民主主義理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認為，宣傳主要是運用象徵手段，將感情與思想分離，並加以控制。20世紀30年代為美國學校教育抵禦宣傳做出重要貢獻的「宣傳分析學院」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並指出，「宣傳家利用的是人們的感情」。
宣傳利用群眾的非理性、好衝動而起到蠱惑的作用，法國社會學家勒龐早在19世紀末出版的《烏合之眾》（1895）中就已經作了經典的闡述。他把「斷言、重複和傳染」這三種手段確認為是給群眾洗腦，並徹底控制群眾的宣傳良方。斷言就是「作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一。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瞭，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衛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產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重複與斷言同樣重要，「如果沒有不斷地重複斷言——而且要盡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侖曾經說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重複。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複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作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傳染也是宣傳所必須的，「如果一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複，在這種重複中再也不存在異議……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啟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病菌一樣強大的傳染力」。
勒龐強調的是群眾的衝動和由此而生的愚昧。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認為，群眾因感情衝動而被愚弄，這只是宣傳有害的必要原因，但並不是充分原因。感情衝動與理性思考並不能決然分離，一個人動情、激動，不一定就等於已經被操縱、被愚弄。人衝動的時候確實常會失去理智，需要冷靜下來，恢復理智。然而，接受宣傳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並不能在一瞬間完成。任何人都不可能總是處於衝動的狀態，總會有冷靜下來的時候，衝動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
宣傳挑動感情有害，是就它挑動有害的感情而言的。這些有害的感情包括蠱惑和煽動階級、民族或別的仇恨。仇恨是一種最強烈、最盲目的感情，也是發動暴力群眾運動最必不可少的，如鬥爭地主、仇視外來思想、殘害各種各樣參與者自己心目中的「敵人」（「文革」中的當權者、老師、生活優越者等等）。仇恨的反面往往是另一種同樣強烈的感情，對領袖的無條件的「忠」或「無限熱愛」。愛和恨是普通的人類感情，感情過分強烈會使人陷入不理智，更重要的是，由於群眾被導向了盲目的仇恨和崇拜，他們會成為非理性暴力的行使者和殘害無辜者的工具。
因此，有必要分辨感情衝動的兩種不同情況：一是過度，以致喪失理智和對他人暴力殘害；二是對像有誤，恨不該恨的，愛不該愛的，如「文革」中的盲目個人崇拜和紅衛兵的暴力行兇。過度和對像有誤的感情還會讓人不能分辨不同對像間的區別，例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本身並不壞，但一經誤導，變得過度和對像有誤，就會變得分辨不清國家與政權的區別，也分辨不清民族和政黨的不同，更有可能因此而變成一種仇外、排外、盲目自大的集體性歇斯底里。
宣傳是欺騙和謊言
宣傳被稱為一種對朋友甚於對敵人的欺騙。越是本來對宣傳者有好感的人，越是本來就可能接受宣傳的人，就越是成為宣傳蓄意欺騙的對象。對宣傳有反感，本來就不信任、不相信的人們，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準備接受宣傳，所以反而不是宣傳的重點對象。
人們討厭和拒絕宣傳，一般是因為他們以為，宣傳是不實之言或全假的謊言。但他們仍可能對「什麼是謊言」和「謊言為何有害」缺乏瞭解。其實，謊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故意不說真話，說話者自己知道說的是假話，但卻還是在故意說假話。第二種情況是，說話者並不想說謊，他自己並不知道所說的內容是虛假的。這兩種謊言的區別是「故意說謊」和「所說不實」。
有宣傳意圖和有說謊意圖是不同的。是否故意說謊或者在什麼程度上故意說謊，可以用來幫助區分極權宣傳和後極權宣傳。極權宣傳往往是「所說不實」。例如，相比而言，極權宣傳者（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和他們的信徒）基本上還是相信自己所說的那一套的，當然也不能排除故意說謊。宣傳者自己可以說是「真正的相信者」（true believers），他們要爭取別人也與他們有同樣的想法，也成為同樣的真正相信者。一般而言，「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許多幹部、黨員、政治積極分子中有眾多的真正相信者，他們宣揚黨的政策路線（不管怎樣變來變去），都是為了爭取普通群眾能夠和他們自己一樣去真正相信。因此，他們會細緻耐心地做別人的思想工作。他們所相信的那一套可以是謬誤的，但他們自己相信，因此並不是故意引誘別人去相信他們自己所不相信的東西。
這種情況在「文革」後發生了變化，趨勢是越來越從「所說不實」向「故意說謊」轉化，只要看看某些學校裡學生幹部的情況便可見出端倪，陳偉先生在《學生會：大學最陰暗的一角》中有專門的論述。青年學生一般是比較真誠、誠實，有血性、有抱負、有正義感的社會群體，學生幹部不是不說謊，但往往說的是他們自己相信的那一套，一向成為大學裡宣傳理想和主義的主要力量。但今天有些大學的學生會卻被一些世故、老成、虛偽、自私、腐敗和投機鑽營的奸詐之徒佔領，他們口頭上談的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看起來也還在宣傳，但其實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不相信的事，還照樣像真的似地拿來作宣傳。在甚至不指望別人真的受騙的情況下繼續行騙，這是一種非常犬儒、非常無賴的蓄意說謊。在比學生會幹部更有權勢的人物那裡，蓄意說謊更是隨處可見。普通的說謊者指望別人上當，而這樣的說謊者甚至都不指望別人上當。這是一種徹底非理性的說謊，但卻有它自己的理性，那就是，只要我有權力不讓你公開說出我在說謊，我就不是在說謊，我不在乎你心裡怎麼想，我要的就是你不敢說。當然，他們也並不完全放棄使人相信的意圖，他們也會改變宣傳策略，用不同方式加強軟實力，比以前的宣傳更加有意識地利用普通人的心理弱點和認知缺陷。
宣傳利用人們的心理弱點和認知缺陷
說謊是一種話語行為，但並不是所有的話語形式都可以拿來說謊。那些有認知缺陷的話語才是最適宜說謊的話語。有認知缺陷的話語可以讓謊言「聽上去挺有道理」。聽上去挺有道理可以起到誘使人們相信謊言的作用。
我們說，宣傳傳遞的是一種有認知缺陷的信息，不只是說它「虛假不實」。認知缺陷與虛假不實是不同的，因為一個內容不假的話也可以拿來作有認知缺陷的宣傳。不妨拿一則貝爾阿司匹林的廣告為例：沒有比貝爾是更有效的阿司匹林了。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事實」對這個陳述證偽，但這句話卻是傳遞了一個不實（有認知缺陷）的信息:貝爾阿司匹林是阿司匹林中最好的。事實是，所有的阿司匹林的成分是一樣的，效能也是一樣的，別的阿司匹林確實不比貝爾阿司匹林好，但貝爾阿司匹林也不比其他阿司匹林好。
貝爾阿司匹林的誤導是怎麼發生的呢?因為一般人都會憑經驗錯誤地以為，一句話只要是「真」的，就不可能是「假」的。內容不假（無法用經驗證偽），就自然不會在目的上有虛假和有欺騙。
認知缺陷是一個比一般真假辨析更深入的概念。因為，即使是「真」的東西，也可以被宣傳拿來起誤導和蒙騙作用，這就是宣傳的可怕之處，也是我們對它必須有充分思想防範的根本理由。揭露認知缺陷是進一步的揭偽。它要揭示的是一些隱藏得更深、變得更精緻也更難察覺的「偽」，包括有瑕疵的推理（bad argument）、不道德的命令（immoral commend）、不確當的類比等等。這裡有一個例子，汶川地震一週年時的宣傳標語:命運不怨父母，災難不怨政府，自力創造財富。每句話都對，但是，「命運」與「災難」，「父母」與「政府」都是不能類比的。這樣的類比給災情不實報、有關部門推逶責任製造了借口，這就是有認知缺陷的有害宣傳。
有認知缺陷的話語往往出現在宣傳對事情給出的理由和解釋中，甚至只要給出理由，就能達到說謊的騙人目的。這是因為，人有因為需要理由，而變得容易接受任何理由的心理特徵。心理學家朗格（Ellen Langer）曾經做過一個實驗，讓一些人在一台複印機前排隊等候，一個一個地印，再讓另外幾個人去插隊。實驗結果發現，在那些沒有提出理由，只是要求插隊的人當中，有60%的人成功。在那些用「好理由」要求插隊的人當中（如「我上課要遲到了」），有94%的人成功了，而在那些用「蹩腳理由」要求插隊的人當中（如「對不起，我需要印幾張，讓我先印好嗎?」），有93%的人成功了。朗格得出的結論是，理由的好壞區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理由與沒理由的區別。宣傳起作用主要就是因為提供了理由，至於理由的好與不好，那是其次。例如，林彪在黨的「九大」上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不久因為「謀害偉大領袖不果而倉皇出逃，自絕於黨和人民」。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樣的理由已經足以讓他們繼續相信偉大領袖的永遠正確。
人們相信，或者至少不深刻懷疑關於領袖絕對正確的神話宣傳，因為他們有這個心理需要。這樣的宣傳至少讓他們覺得，不管現在出現什麼問題，發生什麼災難，未來都還有希望。「文革」當中，許多人飽受冤屈，仍然相信黨和毛主席會弄清真相，這證明當時的宣傳是很有效的。在納粹德國，也常有人說「要是元首知道這件事就好了」。希特勒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事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下面出現錯誤狀況總是難免的。同樣，宣傳總是有理由堅稱，「大方向是正確的，錯誤只是局部的」、「看問題要看主流」，或是只有「一小撮」壞人在興風作浪。在極權垮台前的東歐，宣傳使用的也是同樣的手法，大多數人徹底認識到這種政權的邪惡和外強中乾都是在它已經垮台以後。一直到1989年東德政權垮台前不久，東德還呈現出一片全體擁護政府的景象。據1989年春「國安部」的統計，全東德只有2500名異見者和60個「死硬分子」。這麼高度的全民統一，使得心存懷疑的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定是我自己錯了。
東德的宣傳極其重視選舉投票所展示的全體一致，17次國民議會的選舉中，有16次都是超過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垮台前最後一次選舉中，才稍微下降了一點，僅達到98.85%。幾個月之後，這個得票率如此之高的政權就垮台了。這麼高的全體一致，讓所有的外國觀察家對東德政權的突然崩潰都覺得不可思議。東德的共產黨刊物《青年世界》編輯舒特（HansDieter Schutt）說:「我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就像扣外套的紐扣，第一顆就扣錯了，但要扣到最後一顆，才知道錯了。即便如此，有外套還是比沒外套來得暖和。」
一個東歐作家說，知識分子的愛國心使他們有了接受政府宣傳的理由，在這些知識分子眼裡，他們那個積弊叢生的國家就像是自己的殘疾兒，「聽到別人提到這孩子的殘疾，他們就會生氣，並出於本能地加以袒護」。人們由於抵制和不滿外來的批評，感情用事地袒護他們本來並不滿意的國內制度。看到這一類心理弱點和認知缺陷的危害，就不應當過分強調感情之害，感情與理智之間並不像人們常想的那樣涇渭分明，在宣傳面前上當受騙，往往是由於感情和理智的雙重原因，而其中特別應該引起重視的便是認知缺陷。
從認知缺陷來認識宣傳對人的思維、認知和公共話語的危害，我們就必須通過學校的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和社會啟蒙來提高公民理性分析和思考的水準，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公共說理的規範。有了這些教育和啟蒙，宣傳的謬誤邏輯和其他欺騙手段是可以被普通民眾識別的。這樣的啟蒙教育還可以同時幫助民眾瞭解和重視自己與接受宣傳有關的心理特徵。既充分瞭解和警惕宣傳慣用的手法和伎倆，又深刻地知曉和反思自己的心理定勢和偏見，有了這兩條，民眾獨立思考和防禦宣傳控制的能力就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