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理的首要前提是願意說理。有的人不說理，不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麼說理，而且更是因為仗著有權、有錢、有壓制別人的手段，乾脆就不願意講理（俗稱「耍流氓」）。這種極端強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經超出了話語邏輯討論本身的範圍。講理的弄不過不講理的，說正經道理的弄不過講蠻理的，再怎麼說理，也是白搭。如果這成為現實，社會也就會陷入一種普遍的非理性、無是非狀態。
當然，就是堅決不講理的，有時也會做出講理的樣子，例如，吵架中常有使出這樣手段的——「你親眼看見了？」這就是裝出似乎「實事求是」的說理樣子。你說「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過許多人，他就問：「你親眼看見了？」連北大教授在公共論壇上也能使出這樣的手段，孔慶東在《第一視頻》中說：「誰說朝鮮人民正在挨餓了？我剛剛從朝鮮回來，朝鮮人民沒有挨餓啊。朝鮮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們，但是並沒有挨餓啊，朝鮮人民生活水平相當於咱們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餓了嗎？你80年代的時候挨餓了嗎？我任何時代都沒有挨過餓，我從小長到這麼大都沒有挨餓，而且也沒有看到周圍一個人挨過餓。從60年代到現在，中國人民吃得好好的，紅光滿面的，你看我身體，哪塊兒像挨過餓的樣子？」說自己從小到大都沒挨過餓，堅持別人也都個個吃得紅光滿面，一口咬定，死活不鬆口，這已經不是邏輯的問題，所以也就不能當作是邏輯謬誤。
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邏輯說理謬誤
在說理中，我們需要特別關注並且要學會分析的，主要是非形式邏輯的謬誤。這種謬誤與形式邏輯的謬誤是不同的。形式邏輯的謬誤主要是由於破壞了形式邏輯的規則，如三段論推理，所造成的。形式邏輯具有明確的規則，一旦出現謬誤，很容易識別。非形式邏輯謬誤則比形式邏輯謬誤要來得曖昧不明，所以也就比較難以察覺。形式邏輯謬誤不難察覺，從下面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
共產黨都是好人，
國民黨不是共產黨，
所以，國民黨都是壞人。
希臘人是沒有禿頂的，
立陶宛人不是希臘人，
所以，立陶宛人都是禿子。
這兩個例子中有相同的形式邏輯謬誤，它們都違反了三段論推理的規則——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必須保持一致與連貫。按照形式邏輯規則，大前提與小前提的主語必須具有同類的類群與個體聯繫，不能出現別類的主語。正確的三段論邏輯推理形式應該是：
共產黨都是好人，
林彪、「四人幫」是共產黨，
所以，林彪、「四人幫」是好人。
希臘人是沒有禿頂的，
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是希臘人，
所以，埃斯庫羅斯不會是禿子。
要形成有效的三段論形式邏輯，必須遵循一些基本的規則，不然的話，所說之理，所得出的結論就一定是「不當」（不合理）的，不僅如此，不符合形式邏輯規則的結論也一定是「推不出」的（得不出這個結論）。這樣的說理，它的「不當」不一定等於結論「不真實」，例如，立陶宛人可能真的全是禿子（當然，這並不太可能）。然而，即使所有的立陶宛人真的全是禿子，那也是一種巧合，是偶然說中而已，而不是從正當說理邏輯正確地推導出來的結論。
一切包含了形式邏輯謬誤的不當說理都是推導不出正確結論的，但是，形式邏輯無誤的說理未必就一定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例如，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就以大禿頂而聞名，傳說也因禿頂而死。烏龜是老鷹的美食，為了打破烏龜堅硬的外殼，老鷹會將烏龜帶上天空，然後再拋回到岩石上，砸碎硬殼享受美餐。那天埃斯庫羅斯正在路上散步，不幸被老鷹丟下的「午餐」砸在他酷似岩石的禿頭上，倒地死亡。再拿「共產黨都是好人，林彪、「四人幫」是共產黨，所以，林彪、「四人幫」是好人」這個三段論來說，它雖然沒有邏輯的謬誤，但結論未必就正確或真實。如果在它的小前提中，用「彭德懷」替換「林彪、『四人幫』」，結論也許會正確一些，但那也不過是碰巧正確而已，並不是由三段論說理本身推導出來的正確結果。這是因為，三段論要得出正確的結論，必須具備正確的大前提，而這不是形式邏輯本身能確定的。「希臘人是沒有禿頂的」或「共產黨都是好人」這兩個大前提都是錯誤的。
在公共說理中，可以用形式邏輯本身來確定並推導的絕對正確結論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有不同意見或異議辯論的說理中，每一方都有可能就對方的說理提出異議、疑問和反駁。在說理過程中，人們得到的永遠是不同程度上具有說服力的主張和看法，而不是絕對正確或真實的最終結論。
在對說理的邏輯謬誤分析中，非形式邏輯的謬誤要比形式邏輯的謬誤來得難以識別。形式邏輯是否符合邏輯推理的規則，一般人一眼就能看出來，也容易形成共識，要麼符合規則，要麼就不符合規則，所以是明確的。然而，非形式邏輯的謬誤卻並非如此，這種謬誤有不同程度的差別，有的顯然不對，不難看出來；有的看起來有些不對，但是覺得不對，卻又說不出哪裡不對；有的看不出有什麼不對，或者根本就像是對的；有的聽上去有道理，但卻仍然令人不能接受。而且，人們對非形式邏輯的覺察能力還往往與誰在說理和所說何理有關。許多人對另一方的說理謬誤能有所察覺，但對自己一方的說理謬誤卻不知不覺。這不是因為對說理謬誤的知識不足，而是因為利益或情感的原因，會對同樣的謬誤有不同的包容度。
分析說理中的邏輯謬誤往往指的是邏輯謬誤中比較困難的那一部分，也就是非形式邏輯謬誤。識別這類謬誤需要分析者對不同程度的謬誤能有所察辨。然而，這種察辨能力的養成會受到不同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的限制，也會有不同的表現。例如，經常被宣傳洗腦的人們就比接受過反宣傳教育的人對某些謬誤說理或歪理感覺遲鈍，甚至還會樂於接受，在自己的說理中有樣學樣。受到這樣的影響，當然會使得察覺和分析說理謬誤變得更加困難。
說理中的邏輯謬誤範圍到底有多大，有多少種類，並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過13種〔他稱之為「反駁」（refutations）〕，現在的邏輯謬誤分析所運用的歸納方式和總結種類都與亞里士多德已經不同。許多修辭學家、研究者、教科書作者對邏輯謬誤作出不同的區分，有的分得粗一些，有的分得細一些，往往使用不同的名謂，不少類別之間也有所重疊。我們在此不可能一一列舉說理中所有的邏輯謬誤，而是只能舉出一些比較常見的例子。對謬誤的種類區分和名稱不必太拘泥，以能察覺說理的謬誤為要。為了介紹方便起見，在此按照古典修辭說理的三個因素，把常見的非形式邏輯謬誤大致分成三類：「情緒性謬誤」、「形象性謬誤」和「邏輯謬誤」。不便于歸入此三類的，則姑且稱它們為「其他」。當然，這些分類並不是絕對的，同一謬誤完全可以同時歸入不同的類別。
情緒性謬誤
第一類可稱之為「情緒性謬誤」，主要與古典修辭學所討論的pathos有關，特徵是在說理時有意無意地利用聽眾的情緒、心理、認知等方面的弱點。
1大家都這麼說
借用眾人（「多數人」）的偏見（ad populum），如果許多人都這麼認為，那一定是對的；又可以稱之為「老百姓的話」，用無名無姓、沒有面孔、無法核實的「老百姓」來做主語，造成一種大家都這麼說，所以一定正確的假象。這種假象就是謊言的誘騙效果。例如，「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勞動人民喜愛的春節晚會」、「中國人民絕不答應」。
利用「人民」的名義，人多勢眾。自己喜歡的就說「廣大群眾」支持；自己不喜歡的就說「一小撮壞人」反對。又如，「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都說……」、「劉少奇要復辟，廣大人民不答應！」「大伙紛紛表示……」、「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官員說：「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贏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2訴諸無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這是一種以未知的可怕將來作為恫嚇手段的宣傳。它以人們目前還不知道或者根本無法證明一定會發生的未來結果，來論證自己現在的做法是正確的。例如，「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沒有某某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我們要反對西方式民主，中國再也不能亂了」、「這些人要求民主不懷好心，中國不能再亂了」、「階級敵人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受二茬罪」。
3歷來如此
一貫或傳統如此，所以是正確的。老祖宗定下的規矩，一定有它的道理。堅持某某光榮傳統本身就成為一種合理性的理由。
4 轉移論題
轉移論題是指在論證過程中偏離正題，轉向某一次要問題，從而轉移聽眾對要害問題的注意力，而之後的論證往往再不回歸原題。轉移論題利用的是聽眾的不專注和情緒變化。例如，美國副總統拜登於2011年8月訪華期間，在美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的陪同下，和孫女一起到鼓樓附近的一家飯店品嚐北京炸醬麵。5個人5碗炸醬麵，10個包子，加上拌黃瓜、涼拌山藥、涼拌土豆絲和可樂等，總共才花費了79元（合十幾美元）。中國民眾反應熱烈，許多人有意識地將拜登的節儉和一些中國官員的奢華進行對比。對此，有人反駁說：「拜登雖然只吃了十幾美元，可中國成百上千人的『保安費』可不得了！」這種反駁便是偏離了正題——一些中國官員講究排場，奢華成風。如果要批駁那些民眾的聯想，就需要對兩國官員的普遍生活作風作出切實的比較，並證明中國官員與美國官員同樣不講究排場。而且，生活作風與保安費不是同一個話題。如果要扯到保安費的話，那麼就需要問一下，花在兩國高官身上的保安費又究竟會比較出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5訴諸偏見、愚昧和無知
這種宣傳往往用一些高調、抽像，普通人無法用經驗證實或證偽的「知識」來愚弄和欺騙聽眾。例如，有教授說：「中國面對危機，我們各個階層是沒有區別的，哪怕犧牲本單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來應對危機。西方國家就很難，華爾街的金融企業家有想法，下層人員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別的。我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矛盾協調起來方便，所以我們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不僅經濟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要相信這位教授的話，就必須對自己國內的貧富懸殊和利益衝突一無所知，必須是一個十足的無知愚民。又如，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論調：「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和個人中心論上的，美國的媒體都是操控在大財團手裡，哪裡能有獨立的輿論。」相信這樣的論斷必定不知道美國也有人重視家庭、社區、社會，也有人關心社會正義和弱者權利、福利。當然也不能知道美國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獨立媒體。
6以我為中心、隨我需要的「辯證」
對我有利的，就大肆渲染；對我不利的，就全盤否認；實在無法否認的，就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例如：「透過現象看本質」、「形勢大好」、「困難是暫時的」、「看主流」、「看發展」、「提拔幹部要看『大節』」。有一個堪與黑色幽默媲美的黑白顛倒辯證法的例子。有人問毛澤東的攝影師陳石林，為什麼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顯得那麼白？陳石林回答：「剛解放時，主席抽煙抽得牙齒顏色很深，拍照的時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來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齒的黑色修掉的。」還有人問，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呀？陳石林說：「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主席工作那麼忙那麼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這樣做！我們搞技術工作的，要體諒主席，給照片簡單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要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齒修掉才是真實的效果。」
7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對一般民眾有好處的計劃，來掩護對他們不利的、有傷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掃黃」、「反低俗」為名義來控制公共言論和群眾文化空間。
8扯開本題
把主要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例如有這樣的說法：「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絕不搞西方式民主」。多黨、分權、民主，本來是政治學的重大討論議題，在中國討論這些議題，提出有關建議和設想，與西方不西方沒有必然的取捨關係。
9所謂的「某國特色」
有一篇《莫讓「中國特色」成為既定利益集團攫取財富或是逃脫罪責的借口》的文章指出，「現在的社會，不管是什麼樣的怪狀都會被他們貼上『中國特色』的標籤，就有了理所當然的存在理由；什麼困難被他們打上『中國特色』的烙印，就成了難以克服的痼疾；什麼『從來如此』的規矩被他們加上『中國特色』的大印，就成了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是否堅持『中國特色』，何時使用『中國特色』，不需看客觀實際，只需看這些人的個人旨意和利益權衡。」韓寒有一句挖苦的話說：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叫邏輯，另一種叫「中國邏輯」。「中國特色」是一種「中國邏輯」，一種在世界別的地方說不通，而只有在中國才有人在硬說的「道理」。
10利用聯想轉換
利用暗示和聯想，把表面真實的現象轉化為實質虛假的意義引申。例如有這樣的報道，「焦裕祿、孔繁森——一個，長眠在為之耗盡了心血進行治理的沙丘下；一個，獻身於帶領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的事業中。兩個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名字，如同兩顆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時空，交相輝映，光彩照人……從焦裕祿到孔繁森，中國共產黨湧現出了如此優秀的領導幹部，感動了、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民眾，絕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它深刻地反映了黨的本質，鮮明地體現了黨的主流，同時也充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所以能英雄輩出的歷史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上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但是，許多幹部並不是這樣，《當代順口溜》（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年出版）指出，不少幹部是「『私』字當頭，吃、喝、嫖、賭、貪、佔六毒俱全，為人卑鄙猥瑣」。因此民間順口溜諷刺道：「群眾學孔繁森，幹部學王寶森」。
形象性謬誤
第二類謬誤可稱之為「形象性謬誤」，與古典修辭學所討論的ethos有關，這在說理時故意造就有關人物的或好或壞的形象。這樣的形象會造成聽眾非理性的信任、喜歡或厭惡、害怕和不信任，因此影響他們對說理的接受方式和意願。
1 因人廢言
因人廢言的正式稱謂是ad hominem（反對那個人），因為不喜歡一個人，所以就反對他的看法。「文革」中最常引述的一條語錄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因人廢言的另一種表現是「因為你沒做過這事，所以你沒有資格說這個事」。例如，「神父有什麼資格與信眾談婚姻的道理，他自己又沒有結過婚，能懂什麼？」同樣，碰到外國人士及媒體的批評，就一律以「指手畫腳」、「不瞭解情況」、「干涉內政」來全盤否定。不管人家說得對不對，在理不在理，一概斥之為「無知」或「動機惡毒」，概不認賬。再一種表現是公域和私域不分，用私生活來攻擊對手。美國作家沃爾夫（Thomas Wolfe）、詩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傳記中都有不好的生活記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是受人尊敬的大作家。在公共說理中，情況稍有不同，一個人的私德會影響他的可信度，有的私德與公德是有聯繫的，如「誠實」。因此，什麼是因人廢言，需要在閱讀時作具體的分析。
2動機論
先把對方說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或者就是追究動機，以「動機不純」來攻擊對方。例如，陝西定邊縣群眾反映該縣森林公園大量樹木枯死。有人批評說，該公園園區道路綠化死亡率估計已過半，部分地方綠化死亡率達90%，但縣林業局長在回應此事時說：「老百姓就是事兒多，是吃飽了撐的。」在「吃飽」和「提出批評」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因果關係。局長的謬誤推理是：吃飽了沒事幹的人，都是無事生非的蠢人，這樣的蠢人，他的批評意見哪裡會有什麼道理可言？蠢人的話，不值得理會。
又例如，一位北大教授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沒完沒了地鬧，你怎麼和他解釋都不成」。這番話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們的話，當然不能當真，不值得理會，不僅不值得理會，還要強制關押起來！再例如，《南方週末》發表王彬彬的文章，質疑汪暉涉嫌剽竊，馬上就有人說王彬彬「動機不純」。汪暉抄沒抄，是一個事實判斷，跟王彬彬的動機不應扯上關係。如果抄了，王彬彬動機再不好，也是抄了。如果沒抄，王彬彬動機再好，也是沒抄。
3誤用權威
用權威來支持自己的看法，但對權威說法是否值得信賴，或證據是否與問題有關聯，缺乏思考或分析。「文革」時，許多人一碰到事情，就會用「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再加一段語錄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利用權威必須先樹立絕對權威（永遠正確的黨和領袖），然後要求絕對服從。例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在毛主席無產階級衛生路線的光輝指引下」、「在某某路線光輝照耀下」，為了樹立權威，甚至還有《毛澤東思想治好了聾啞人》這樣的新聞宣傳片。許多被利用的權威都是虛假的，例如，電影明星在電視上充當某藥品的廣告代言人，可電影演得再好，也不是醫藥的權威。
4我錯你也錯
不講是非、對錯，而是用挑別人的錯，或者找看上去類似的事情，來堵別人的嘴。你批評孔慶東罵人，他就問你為什麼不批評美國副總統切尼說粗話。你說恐怖主義不該濫殺無辜，他就責問你為什麼不揭露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罪行。你說他人權有問題，他就說別人也有問題，他還指責你雙重標準，根本就是居心叵測。這是一種變相的賊喊捉賊：我骯髒，你也不乾淨，我說你不乾淨，看你還敢不敢說我髒。據1977年3月3日《紐約時報》報道，卡特總統批評蘇聯的人權紀錄，蘇聯的外交官回答道：「美國今天的人權紀錄非常糟糕：成百萬的人民失業、種族歧視、婦女社會不平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犯罪率攀升等等。」
5稻草人
樹起一個容易攻擊或者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威脅的靶子，拚命攻擊，卻是完全不著要領。例如，相曉冬在《警惕駱家輝帶來的美國「新殖民主義」》一文中說：「60年一個甲子，一個輪迴。60多年前，毛澤東曾以一篇《別了，司徒雷登》送走了一位美國駐華大使；如今，我們應該以一篇《向駱家輝學習》歡迎新時期的華裔駐華大使了。這前後的兩個大使，標誌著中美關係的兩個時代——司徒雷登的離開，標誌著工業時代美國舊式殖民主義的破產，標誌著中國殖民地時代的結束；而駱家輝的到來，則標誌著信息時代新式殖民主義的高潮，標誌著中美在意識形態層面衝突的全面爆發。」駱家輝真有那麼可怕嗎？覺得駱家輝可怕的是些什麼人呢？普通中國人有什麼好害怕駱家輝的呢？
6極度簡單化（往往為此製造一個絕對的權威）
對複雜和多種因素的事情進行單一、膚淺的解釋，並將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質總結」的模樣。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大躍進」時代的共產主義宣傳口號：「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隊」、「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一句頂一萬句」。又例如，有官員激情解讀「不折騰」三字的含義說：「這表達了全黨、全國人民總結30年的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樣一個道路，不是別的什麼道路，就是這樣一個理論體系，不是別的什麼理論，我們中國在下一個30年、下一個50年就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夠發展得更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三個字能解決一個國家30至50年的發展和穩定，這比「一句頂一萬句」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極度簡單化是一種過度誇張，它會削弱說服的力量。
7豪言壯語式泛論
把自己說得非常了不起，以顯示自己的絕對正確。這種建立在情緒高漲之上的正確是根本用不著理性思考和邏輯論證的。政治口號中有許多例子：「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大造人造糞，氣死小日本」（不買日本化肥）、「東風壓倒西風」。
8耍橫
你說我不對，我不對你能拿我怎麼辦！？你說得不對正是我說得對，對錯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說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沒辦法，就算是我對。動不動就嚇唬別人，說自己「不是好惹的」，這是一種政治流氓話語。
9替罪羊
把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誤責任推給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政府的責任推給「自然」，或推給「蘇修逼債」。又例如，儘管「四人幫」必須對「文革」承擔重大責任，但如果把「文革」完全歸咎於他們，他們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禍首的替罪羊。
10. 自我吹噓
把自己說成是某個問題的研究權威，用自己的特殊經歷，而不是相關說理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例如，在一次論文答辯會上某教授不滿意考生對《了不起的蓋茨比》（1925）中「美國之夢」的解釋（許多美國人相信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位教授說：「我20世紀20年代就在美國，知道所謂的『美國之夢』是資產階級欺騙美國人民的宣傳。」什麼時候到過美國，這與如何理解作家菲茨傑拉德在小說中描述美國之夢並沒有關係，擺老資格嚇唬學生更是虛張聲勢的無聊之舉。又例如，北大前校長周其鳳曾說：「我認為美國的教育一塌糊塗，他們的每一任總統都不懂得尊重人，總是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別人，如此看來，他們的教育是一塌糊塗的。」「美國總統都不懂得尊重人」，這本身就是一個沒有得到證明的說法，以此理由並不能證明美國教育是好是差。北大校長說美國教育一塌糊塗，在無法提出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利用的是他自己是北大校長的身份和權威——堂堂一位北大校長，對美國的教育還能不瞭解嗎？以這樣的權威身份斷定美國教育「一塌糊塗」，還不是一言九鼎嗎？這是一個典型的利用權威身份亂髮謬論的例子。
邏輯性以及其他謬誤
第三類可稱之為「邏輯性謬誤」，與古典修辭學所討論的logos有關，這些是非形式邏輯謬誤中最為狹義的邏輯謬誤。
1草率概括與以偏概全
在證據不夠充分時，就下普遍結論。例如，因為某些專家不講事實，就把專家全部稱為「磚家」。許多的成見或偏見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見或偏見就是在握有充分證據之前，便先有了確定的意見和看法。許多社會、政治、人生的「迷信」也是草率概括的結果。迷信的定義就是「在存在反證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人堅信，就算毛澤東在反右、大饑荒、「文革」等運動中犯下了錯誤，今天也仍然「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就算根本得不到醫學上的解釋，也相信紅歌可以唱醒陷入腦昏迷的病人。草率概括還包括不同形式的以偏概全，例如，因為民主制度中的一些問題就否定民主，或者在討論這種制度時專挑壞的來說。
2推不出
推不出包括多種不同的理由與主張之間的脫節或缺乏聯繫。有的推不出是因為邏輯跳躍，例如，「這個學校的師資是全國最強的，因為有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這裡任過教」。有的推不出是因為使用了與主張無關的理由，例如，「我不該在這門課得C，因為我在別的課上得的都是A和B」。還有的是推理缺乏可靠中介，例如，「戴鼻環的人真噁心，應該立法禁止在公共場合戴鼻環」，「靡靡之音令人意志消沉，應該加以禁止，引導人們唱紅歌」。除非說話的人能證明「我不喜歡的，法律都應該禁止」的合理性，這類要求就是犯了推不出毛病的謬論。
3不可靠的因果關係
又稱「事後歸因」、「假性因果」，由於一件事發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所以成為另一件事的原因。因為雞叫了天就亮了，所以天亮是因為雞叫。許多迷信也是由於對真正因果關係缺乏知識而造成，例如大年初一說了不吉利的話，一年都要倒霉。這種低級錯誤不是只有沒文化的人才犯，有學者就提出前30年後30年的理論，堅持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前30年是之後30年改革開放的預備階段。
4 錯誤類比
許多的類比都是描述性的，斯泰賓（L.Susan Stebbing）在《有效思維》中說，比較的目的「不是為了解說或說服，而是為了讓人欣賞的」。在說理中運用的類比並不是理由或證據，而只是說明與解釋，「用類比做論據，主要是用來勸說別人接受一個結論，或者啟發對方，讓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當前的情況」。好的比喻讓人覺得愉快，並印象深刻，英國哲學家培根很擅長於這麼做，他說：「金錢如廄肥，鋪開才有用」，「懷疑在思想中間猶如蝙蝠在眾鳥中間，總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飛舞」。約翰遜博士（Samuel Johnson）說：「好的比喻既能說明一個道理，又能抬高這個道理。但粗俗不雅的類比則會削弱說理的說服力，因為它會同時造成不良的信譽和不快的情緒」，例如，「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或者把人比喻為「蒼蠅」、「豺狼」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5非此即彼
亦稱黑白謬誤，只考慮極端，而故意隱去所有中間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例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又如，「用中華武德壓倒軍隊國家化」，中華武德和軍隊國家化這二者為什麼非要互相壓倒不可？為什麼不能相互並存？
非此即彼經常與敵我對立兩分論結合在一起，例如，有的後殖民理論持「非中即西」的觀點。其實，這個世界並不是按中西劃分的，有許多非中非西的國家，「兩方」中的各一方也不是鐵板一塊。又如，「堅決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好像民主一沾上西方，有道理也變成了沒道理，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欺騙手段」，不可能對人民有保護作用。
連一些學者的所謂的「中西比較」也都落入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陳套，例如，一位教授在《中國的「三和文明」應與西方的「三爭文明」互補》一文中寫道：「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中國文化是一種和諧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究竟是什麼？在我看來，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體社會中是和諧，在國際間是和平！但中國文化已經被邊緣化了，這導致『三和文明』的聲音不僅沒有放大成為國際的聲音，反而成為中國落後僵化保守的說法，進而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理由。」
中國真的有什麼「三和文明」嗎？中國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嗎？西方就沒有和睦的家庭了嗎？中國的群體社會真的是一派和諧而沒有矛盾衝突嗎？中國人不喜歡打仗嗎？與別國之間也都只是和平相處嗎？一口咬定中國「不是好戰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筆抹去血腥內戰的歷史，一下子變成一個與喜歡侵略和戰爭的「西方」完全不同的愛好和平國家？
6滑坡推論
常常用於預言災難性的未來——「如果……那就……」。例如2011年10月，《南風窗》採訪《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一書的作者，這位作者斷言，中國不能接受普世價值，因為「實行普世價值的後果就是分裂」，「有人作過研究，178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搞普世價值成功了的」。且不論這178個是哪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普世價值指的是哪些價值，不成功的標準又是什麼，單就預言中國會「分裂成七塊八塊」而言，就可能有這樣的滑坡推理。稱之為「滑坡」，是因為每一步都還沒站穩，就急著走下一步，一路滑向結論，打滑的每一步都包含某些缺乏解答的疑問：
1. 不接受普世價值（疑問：指哪些價值？中國人的所有價值都與普世價值無關嗎？）
2. 「普世價值不符合中國國情」（疑問：中國人不喜歡普世價值中的任何一種價值嗎？普世價值是捆綁成一堆的，還是可以分別並加以選擇的？）
3. 「所以普世價值必然對中國造成破壞」（疑問：為什麼一定不利於或會傷害到中國？具體會造成怎樣的政治、社會、文化傷害？）
4. 「傷害必然造成分裂」（疑問：什麼是分裂？不同意見、不同看法，甚至不同政治見解就是分裂嗎？）
7乞求問題
乞求問題就是論證的前提裡偷藏了一個不可靠的結論，把一個本來有問題的看法當作確實的結論，這也是一種循環論證。如：「西方民主絕不能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不是西方」。又如，
前提： 放鬆對社會中自由言論的管制，就會讓污泥濁水沉渣泛起。（已經把自由言論與污泥濁水悄悄聯繫在了一起。）
理由： 不應該讓污泥濁水沉渣泛起。
結論： 所以，必須對社會中自由言論進行管制。
8隱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結論）和「論證」（理由）之間會有一些隱而不見，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這個理由和結論之間其實有一個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麼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會不公和腐敗，不管多麼專制獨裁，都是好政府。這個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標準嚴重單一化了。《中國不高興》作者之一說，「中國GDP增長比美國高，所以中國比美國更有活力」，就是從這種不可靠的假定出發的。
9籠統泛論
這是一種一句話全部概括的「斷言」。例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又如，「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難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0循環論證
這是一種原地打轉、永遠正確的自說自話「論證」方式。經典的例子是「《聖經》上說神存在。由於《聖經》是神的話語，故《聖經》必然正確無誤。所以神是存在的。」有一個循環論證的笑話，一個瘦子問胖子：「你為什麼長得胖？」胖子回答：「因為我吃得多。」瘦子又問胖子：「你為什麼吃得多？」胖子回答：「因為我長得胖。」對「為什麼要走某國道路」的問題，也有類似的回答。「為什麼不能學習別國的長處？」「因為我們要走自己的路。」「為什麼要走自己的路？」「因為我們是我們，與別人不一樣」。
11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種偶爾的巧合，卻把它當作一種必然。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秦始皇能統一中國，必定是他那個時代最正確的君王。在修辭學中，「雪是白的」不能換位為「白的是雪」，「人能坐」不能換位為「能坐的是人」。但是，在政治宣傳語言中，卻照樣有人說，甲曾經是領導，所以領導非甲不可。
12 常見就是必然
經常有美國槍擊事件報道，可見美國人權狀況很糟糕。經常有美國人因買大房子而負債的報道，可見美國人全都很貪婪。美國常出頭干預別國事務，可見美國是世界警察。有沒有想過，儘管人們不喜歡警察，沒有警察的社會是更安全一些，還是更不安全一些？誰最怕警察？沒有「警察」干預的世界一定會比現在好一些嗎？
13半真話，全假話
以表面「事實」，掩蓋實質謊言，例如，「反右運動」中，說右派分子有言論，那是半真話，因為這麼說「不假」。但是，有言論就上綱上線，說是「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全然的假話。同樣，說中國「公民權利受憲法保護」，那也是一句半真話，因為中國雖然確實有憲法條文（不假），但公民的有些權利卻並沒有總能受到憲法的有效保護。
除了與聽眾情緒、說話者形象、話語邏輯這三個方面有關的謬誤之外，還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謬誤，下面是一些常見的例子。
1叫你兩頭不討好
這是一種常用來攻擊對手的宣傳手段，目的是讓對手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就說英國是「隨從」；如果兩國意見不一，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要麼斥之為狼狽為奸，要麼嘲笑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就說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就是不負大國責任。又如，美國歷史上民主選舉權曾不包括婦女、黑人，就說是假民主，當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選，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國式民主」，仍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兩頭不討好」還可以利用圈套式的問題，例如，看到一個人在喝酒，就責問他：「你什麼時候才能停止酗酒？」喝酒並不就是酗酒，不管他怎麼回答你，他都已經背上了酗酒的惡名。
2更改真相
對真實信息作手術切除。例如，連《開國大典》這樣的歷史文獻畫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開國大典》第一次改動是在「高饒事件」之後。當時有人通知原畫作者董希文，去掉畫面中高崗的畫像。《開國大典》中的第一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使畫面不受損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後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畫像。「文革」爆發後，「四人幫」在美術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將《開國大典》中的劉少奇去掉。這時董希文已身患癌症，不得不拖著被病痛折磨的身軀去中國革命博物館作畫面修改。經過修改後，劉少奇畫像的位置換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
3大膽說謊
膽子越大越好辦事，謊言越大越是有氣派、聽上去越是有真理性。意識形態是最不容易證偽的大膽謊言，因為那本來就是一個與經驗不沾邊的神話。意識形態的神話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關係連接起來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構成一個封閉的、自我完足的邏輯秩序結構。它的正確性和合理性無須，也根本不可能從人的經驗得到證明。意識形態所代表的「歷史」先進性，顧名思義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現世經驗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時一地的經驗去證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
有媒體在2009年3月12日報道，某名人做客理論論壇，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談中國特色民主政治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充分體現人民性、人民的權益，體現程度不同，體現性質也不同。優越性不是空洞的，我們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議員那樣是某一個黨派的代表，我們的人民代表，個人屬於某黨派或者屬於某一階層，屬於企業、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但一旦作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人大代表單純從個人所屬的群體階層或者地區來說話。」
此名人所說的「西方議員是某一個黨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個「西方國家」？就以美國而言，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是選民直接選出來的，選民雖支持某個政黨，但並不是黨員，許多選民根本就是對競選議題進行投票。眾議員代表選區，參議員代表各州，雖有政黨分別，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表決，並不代表黨。共和黨的可以投民主黨的贊成票，民主黨的可以投共和黨的贊成票。加州的共和黨州長施瓦辛格就與共和黨的布什總統在許多政策上意見不同，也沒有聽說施瓦辛格因為不代表黨而受到什麼黨內紀律處分。
4推諉、抵賴不認賬
拒絕對發生過的歷史錯誤承擔責任或表示悔過，用種種方法推諉、抵賴。例如，「汶川地震遇難學生人數仍在認定」、「遇難學生最終的數字，我上次在新聞發佈會也通報過，它與我們整個汶川地震死亡人數的最終確定是聯繫在一塊的，汶川地震最終的死亡人數的確定，我們必須按照國家有關部委對死亡人數特別是失蹤人數的最終確定的有關規定來進行，涉及很複雜的工作和過程」。變「過失」為「評功擺好」：不是不公開數字，而是在積極準備公開數字。在過失和錯誤無法否認的時候，強調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能力」，不但沒了缺點，反而增加了優點。
5利用證詞、反正都有理
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挑選和利用所謂的「客觀報道」，來證明某項宣傳的「客觀真實」。這是某類出版物所起的主要宣傳作用。它們選擇性地引用西方報紙的材料，用來說自己不方便直接說的話，即所謂的「連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而在西方媒體有不利消息的時候，就說是「惡意攻擊」，或用作「西方有關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國內政」的證明，即所謂的反面教材。
6文化絕對相對論
取消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道德標準，代之以價值相對論和不可知論，其結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別是非和對錯的必要，可以為所欲為。例如，《羊城晚報》報道，近年來，常有媒體報道，中國人出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形象，「丟了中國人的臉」。可是有官員卻為之辯護道：「這是一種習慣而已。例如喜歡聚眾、喜歡大聲說話。你看，在機場裡、餐廳裡，大家聚一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一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嘀嘀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說到中國人到美國華爾街「騎銅牛」的時候，這位領導說：「如果那個銅牛不讓騎，就應該立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禁止攀爬』……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並不能說誰對誰錯，也不能單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雙方共同溝通，相互理解。」報道稱讚這位領導很「幽默」。的確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試問，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街道，如果不立一塊「禁止大小便」的牌子，農村人進城，是否可以用「文化差異」來解決找廁所難的問題呢？
文化絕對相對論是說給國人聽的「理」，在國外只會被當作笑話一樣的無理取鬧、強詞奪理。例如，網上有三幅關於中國人在國外公德的廣告，題材十分新穎，分別是三張不同的海報，海報的主題均是外國的中文告示。第一則廣告的背景圖案是一個港灣，中央的旗桿飄著美國國旗，確切的地點是美國珍珠港，而廣告的主標題是「垃圾桶在此」，副標題是「在美國珍珠港這句話只寫給中國人看！」第二則廣告的背景圖是一座宏偉的教堂，它的名字是巴黎聖母院，廣告的標題為「請保持安靜」，副標題是「在巴黎聖母院這句話只寫給中國人看！」最後一則廣告的背景圖是一群廟宇式建築物，標題是「請便後沖水」，副標題是「在泰國皇宮這句話只寫給中國人看！」
7數字簡化
這是一種「你不要多想，只要記住這幾點，能照樣重複就可以了」的宣傳手段。它的「化繁為簡」手段很適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眾，同時也使得這樣的群眾能滿足於最簡單的信息，成為非常容易控制和駕馭的群氓和愚眾。
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五」「四」「三」，具體指什麼？數字還得挑簡單的。章立凡說，「數碼以三、四為多，絕少過五，蓋因簡單好記」：「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紅旗」、「四個第一」、「四個現代化」、「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三支兩軍」、「三結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項指示為綱」、「兩個凡是」等等。
大躍進口號：「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傾家蕩產大搞鋼鐵」、「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更有追求修辭效果、易記上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山東菏澤的計劃生育：「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安徽某縣：「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雄辯症」和「厚皮邏輯」
王蒙先生有一篇小小說，叫《雄辯症》，說的是一個患上「厚皮邏輯症」的人去看醫生，醫生對他外科手術後無效，改用內科治療，給他配了《邏輯學》的藥，不料服用後出現新的症狀。病人又去看醫生，於是有了下面這樣的對話：
醫生說：「請坐！」
此公說：「為什麼要坐呢？難道你要剝奪我不坐的權利嗎？」
醫生無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過的事情，於是倒了一杯水給他，說：「請喝水吧。」
此公說：「這樣談問題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攙入氰化鉀，就絕對不能喝。」
醫生說：「我這裡並沒有放毒藥嘛。你放心！」
此公說：「誰說你放了毒藥？難道我誣陷你放了毒藥？難道檢察院的起訴書上說你放了毒藥？我沒說你放毒藥，而你說我放了毒藥，你這才是放了比毒藥更毒的毒藥！」
醫生毫無辦法，便歎了一口氣，換一個話題說：「今天天氣不錯。」
此公說：「純粹是胡說八道！你這裡天氣不錯嗎？即使是天氣不錯，並不等於全世界的天氣不錯，比如北極就在刮寒風，漫漫長夜，冰山正在撞擊……」
醫生說：「我說的今天天氣不錯，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這麼理解的嘛！」
此公說：「大家都理解的難道就一定是正確的嗎？大家認為對的就一定是對的嗎？……」
王蒙先生描述的大概是「文革」中那種熟練運用「辯證法」的「厚皮邏輯」，這是一種很難治癒的惡疾，病根不在於缺乏邏輯，而在於濫用邏輯，當然是那一套可以讓人無休無止「雄辯」下去，並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詭辯邏輯。
雖說是「厚皮邏輯」，但其實「厚皮」的不是邏輯（邏輯只有正確與謬誤之分），而是無羞恥地運用謬誤邏輯的人。精神心理病研究者們把「厚臉」解釋為一種與羞恥防衛有關的「自戀個性失調」。蓋巴德（Glen Gabbard）在《兩種自戀個性失調症》（「Two Subtype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中把這類失調歸為兩種，一種是「厚皮」，也就是以傲慢、囂張、潑皮、強詞奪理來進行自我護衛（自戀）；另一種是「臉薄」，也就是特別敏感、害羞、害怕與別人起衝突，因此以躲避和隱藏來進行自我保護。厚皮和臉薄的人格心理失調都會妨礙一個人與他人的正常交往，也都不能勝任人際正常交往所需要的理性清明的公共說理。這兩種人格失調的人都會把被別人說服或者承認別人比自已說得在理看成是「丟臉」、「失敗」或「屈服」。運用厚皮邏輯的雄辯者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無理取鬧，而是因為有不適當的自我防衛心理需要，所以會不擇手段地阻止他們想像中的丟臉或失敗。
在一個習慣於用高度敵情和戰鬥觀念來看待個人意見和言論的國家裡（這樣的國家總是不能容忍言論自由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把不同意見之間的關係看成是一種不可調和的衝突或敵我對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識的一種常態和過程。對言論之間的不同，他們習慣於因異而仇，並且「仇必仇到底」，拒絕「仇必和而解」。這種情況在「文革」口誅筆伐式的大批判、大辯論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也是「雄辯症」和「厚皮邏輯」的病根所在。
受敵我意識主導的「雄辯證」和「厚皮邏輯」似乎並沒有隨著「文革」的過去而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繼續蔓延，官方和民間話語中都不鮮見。例如，美國駐華大使館不斷發表北京空氣質量低劣的報告，對此有發言人表示：「根據國際公約，眾所周知美國使館區是美國領土，他們在那裡監測到的數據只能說明美國空氣質量不好。」這個雄辯的論證從一個「眾所周知」的前提出發，用邏輯推理代替現實，得出近於無賴和潑皮的厚皮結論。這種潑皮式爭辯在一些網民中也很常見。例如，「『文革』武鬥殺了太多人？怎麼你沒死啊？怎不說你們美國乾爹殺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人？你家裡死了幾口人？你爹媽又怎樣生下你的？」這樣的「雄辯」在網絡上「五毛」與「美狗」之間的對決和對罵中每天都在發生，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惡疾。
李承鵬在《聖奴隸》一文中舉了不少網上流行的「比爛邏輯」和「變換話題邏輯」的例子，都可以說是「厚皮邏輯」的亞種。比爛邏輯如，「我說中國空氣污染，你就說怎麼不說倫敦曾經也污染。我批評國產毒牛奶，你就說大爺的怎不去批評日本曾經也有毒牛奶。我批評中國官員貪污腐敗，你馬上鏈接出美國某某市長也貪污過幾萬元。前兩天我對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擔憂，你也在問候過我全家後，舉例英國瘋牛病、法國禽流感還有土耳其口蹄疫」。變換話題邏輯如，「我說油費太高，你說瑞典更高。我說瑞典公路不收費，你說日本收費。我說日本工資高，你說俄羅斯也不高。我說俄羅斯全民醫保，你說印度沒醫保。我說印度沒強拆，你說伊拉克還挨炸。我說伊拉克有自由，你說朝鮮更慘。我說朝鮮有廉租房，你說阿富汗還住山洞。我說阿富汗人有選票，你說你再說我碾死你！」這些例子雖然有些誇張，但確實是人們如今已經在網絡上見怪不怪的「雄辯症」現象。
「雄辯症」（包括它的厚皮邏輯）為什麼是一種公共話語的惡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裡呢？英國哲學家洛克在《教育片論》中談到了這些問題和與兒童說理教育的關係。
首先，雄辯症混淆了說理和辯論的目的。它錯誤地認為雄辯不是為了明理，而只是為了在口角中爭勝。洛克說：真正的說理用途和目的「在於獲得關於事物的正確觀念，對事物作出正確判斷，區分出真與假，是與非，並依此行動。那麼，切不可讓您的兒子在爭辯的技術和形式中長大……不可讓他羨慕別人爭辯。除非您真不想他成為一個能幹的人，而是成為一名無足輕重的口角者，在與人爭辯中固執己見，以駁倒他人為榮，更有甚者，就是懷疑一切，認為在爭辯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類的東西，找到的只能是勝利」。
其次，雄辯症使人思想阻滯，變得看不到也不願服從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論據，「不管別人已經給出了多麼完善和令人滿意的答覆，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語言,他便繼續與人爭辯，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爭出個高下來」。爭論的一方患有雄辯症就已經非常糟糕，要是雙方都患有此症，爭論便成為一場必須戰鬥到底、消滅對方的口舌肉搏戰，「反方從來不同意正方的答覆，正方亦從來不屈服於任何的證詞。即便是合乎真理和知識的事情，辯論的雙方亦不會屈服，否則的話他會被人說成是可憐的戰敗者，蒙受別人的羞辱」。
再者，雄辯症的結果是越善辯越不文明，善辯成為一種對別人進行刁難和傷害的手段，成為「最不真誠、最不適當的行為」。你說「文革」武鬥，他就硬說你有「美國乾爹」，你說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媽也捎帶進去。雄辯症的不文明在於它的爭辯總是對人不對事，而不是對事不對人，而且對人的態度還特別惡劣，尖酸刻薄，充滿了敵意。它的目的不是要說服你，而是要叫你難堪，逼得你知趣地閉嘴，終於啞口無言，繳械投降。
中國人不善於公共論理，由來已久，原因是缺乏對自由言論應有的認識，也極少有民主政治環境的培養。蕭公權先生在1937年3月2日的《大公報》上發表《施行憲政之準備》一文，談到當時人們的言論「意氣用事之談，偏狹無容之見」觸目可見。這樣的言論「無理智之修養為根基，則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亂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觀其欲以一人之私見，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與獨裁者之統制思想何以異？」這樣的言論黨同伐異，「異己者勢欲打倒，同調者奉若神明，圓通寬大之風度，渺乎其不可尋。此種人入主出奴……以較壓迫者之器識與見地，實無異一丘之貉」。語言的運用是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有機部分，對個人思維、觀念和交際方式有著深刻的影響，與此同時，如果大多數的個人都對這種文化影響的不良部分渾然不覺、習以為常、不加察辨，他們的日常言論則會不斷地在複製和再生這樣的文化。
四分之三個世紀過去了，蕭公權先生早已逝去，他的憲政夢和國民說理期待仍然離我們非常遙遠，經過幾十年一次又一次蠻不講理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蕭公權先生憂慮的那種黨同伐異的「欲以一人之私見，易天下之耳目」的強蠻話語在21世紀的中國仍然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許多人從小在大批判、大辯論中學會了胡攪蠻纏、強詞奪理、言辭囂張，長大成人後，他們仍然以為辯論或公共話語就該是這個樣子，渾然不知這種形同潑皮的厚皮糾纏根本就不是有教養、有思想的說理邏輯。洛克在《教育片論》中提出，對於兒童的教育來說，專門學習辯論並沒有好處，他建議將與說理有關的「修辭和邏輯這兩門學科」隨著增進語言思考能力來學習。這是因為，「真理是需要經由成熟的、適宜的思考才能發現，並獲得支持，而不是經過人為的激烈措詞和辯論的方法得到的」。公共話語需要人學會如何把成熟的、經過明辨的思考結果清楚地表達出來，而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辭和邏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