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莉·姆溫德瑞（Angeline Mugwendere）的父母是津巴布韋的農民，家境貧寒。她總是打著赤腳、穿一件破爛衣服去上學，同學奚落她，老師則會板起面孔，命她回家把拖欠的學費補上，雖然大家都知道她家根本付不起。但是安琪莉寧願忍受這樣的羞辱與嘲笑，也要懇求校方讓她繼續留在學校。她買不起學習用品，只好想盡辦法跟人乞討。
“下課後，我會到老師家裡問，‘可以幫你洗碗嗎？’”她回憶道，“他們有時候會給我一支筆。”念完小學，她參加全國性的六年級畢業考試，成績不只是全校最高，也是全區最高——事實上在全國也數一數二。但是她沒有錢上中學，這讓她傷心欲絕。看來安琪莉注定要成為另一名農婦或村莊小販了——又一個人才被白白浪費。對於這樣的情況，當地人如此形容：南瓜收成最多的人，偏偏沒有鍋可以煮。換句話說，最聰明的孩子往往出生在缺乏教育資源的家庭中。
然而，安琪莉的學業與安·科頓（Ann Cotton）的事業有了交集。安是威爾士女子（用她的話說，是“地道的威爾士人！”），現在卻一心想幫助津巴布韋的女孩。她在威爾士首府加的夫（Cardiff）長大，對於採礦和政治角力的家族故事耳熟能詳，她的社會良知也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漸養成。她對教育產生了熱情，為有行為障礙的女學生成立幫助中心，不過直到一場悲劇降臨之後，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層的方向。
那次懷胎十月後，安順利地產下一名女嬰，取名凱瑟琳。這是她的第二個孩子，看起來健康無恙。十天大時，助產士來家裡給嬰兒例檢，例檢完卻叫安趕快把她送去醫院，說女嬰可能性命不保。送到醫院後，凱瑟琳立刻被放進了便攜式氧氣帳裡。
原來凱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氣不夠，無法充分地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臟和肺部正在逐漸衰竭。接下來的六周，凱瑟琳一直待在氧氣帳裡。那段時間，安、安的丈夫和兒子簡直是以醫院為家，他們也與許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輕父母越來越熟悉。
“那時候好痛苦！”安回憶道，“我從來沒有感到過那麼無助。我身為一個母親，卻沒能力幫助自己的女兒。那是我經歷過的最大的痛苦。”醫護人員全力以赴，但最後還是沒有救活小凱瑟琳。
“她夭折後，我們只是一心想要紀念她的生命，以及實踐她教我們的所有事情，”安說。但是要如何紀念，當時還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養育三個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後來安的丈夫在波士頓的高科技產業區找到一份工作。因為美國簽證的相關規定，安無法在那裡取得工作許可證，她索性註冊了波士頓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專業。她的學術興趣被喚起了，之後她又在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攻讀人權與教育方面的碩士課程。
根據課程要求，後來安前往津巴布韋特別貧窮的地區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訪問，研究為何當地女孩的就學率和到課率如此之低。一般人會認為，許多非洲家庭基於文化習俗的考慮，不願意把女兒送去上學。於是安帶了好幾沓問卷和便簽紙，準備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點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學校。在跟學生、家長和學校高層職員談話後，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戰不是文化，而是貧窮。家庭沒錢為所有的子女購買課本和支付學費，所以只能把優先權給兒子，因為男生受過教育後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津巴布韋女孩求學的決心，讓安深受感動。她遇到一對十幾歲的姐妹——西西利亞和瑪卡利塔，她們天天步行60英里到莫拉村，因為這裡學校的學費比家附近的便宜。這對姐妹邀請安到她們搭建的臨時茅屋參觀，坦白地說她們不知道下學期還交不交得起學費。這讓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爾士所經歷的困苦。她覺得跟津巴布韋窮鄉僻壤的湯加族女孩有一種親切感，不禁想像要是自己的孩子處於這種環境該怎麼辦。
“這種程度的貧窮，是我前所未見的，”安說。她跟當地居民保證，自己會找到方法來支持女孩的教育。村莊長老和學校高層職員熱情響應，他們開了一次小區會議，制訂了用民間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夠幫忙支付費用。
安回到英國劍橋的家中後，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津巴布韋認識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請親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這樣並不夠。安本來不喜歡烹飪，也從來沒做過買賣，但是為了賺錢，她開始在自家廚房裡製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後拿到劍橋市場去賣。這沒有為他們的財務狀況帶來什麼起色：在一個天寒地凍的二月天，安和兩個朋友在寒風中站了一整天，只賺到30英鎊。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籌集到足夠的錢，讓32名女生讀上了中學。她們的父母也承諾支持女兒，確保她們好好上學。兩年之後，安把她的努力化為一個正式組織，叫作“女性教育運動”（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頭幾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繼續上了中學，不出所料，表現優異。
“女性教育運動”從津巴布韋擴張至贊比亞、坦桑尼亞和加納，備受讚譽之餘，也使它能夠籌集到更多資金，規模進一步擴大。相較於大型機構，“女性教育運動”的經費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萬美元），但是該運動現在每年能幫助超過40萬名孩子就學。打一開始，“女性教育運動”在每個國家就只僱用當地職員。他們非常重視當地社群的支持，至於哪些女孩能夠榮獲獎學金，是由當地社群組成的委員會來評選的，“女性教育運動”的職員負責審查委員會的決議，以防止貪污。此外，“女性教育運動”還刻意避開了可能危害救援組織的個人崇拜。他們的網站是關於女學生的，而不是關於安，對於啟發這一切的女兒凱瑟琳，上面也隻字未提。那是我們從安身上挖出來的背後故事。
安在她資助的一家位於贊比亞的學校裡為孩子們讀書。
（圖片由“女性教育運動”組織提供）
這種民間努力所取得的成就，通常遠勝於得到更多關注的大型聯合國會議。我們特別強調“女性教育運動”，部分原因是我們認為，任何一項國際婦女運動，應該少把精力放在舉辦大型集會或遊說新法成立上，而應該多花一點時間下鄉援助，比如到津巴布韋的鄉村地區，聆聽社群的心聲，幫助他們把女孩送到學校。
“女性教育運動”的支持往往從女孩讀小學的時候就開始了，這是資助窮困學生的廣大方案之一。當女孩從小學畢業時，“女性教育運動”會提供就讀中學的全套支持，若有必要還包括鞋子和一套制服。如果學生家離中學太遠，“女性教育運動”會幫她們安排宿舍並支付費用。此外，他們也向所有女孩供應衛生棉和內衣褲，讓她們不至於在生理期無法上學。
安和其他人還必須面對來自老師的性侵害這個問題。尤其在非洲南部地區，有些老師會利用性來與學生交換好成績：半數的坦桑尼亞女性以及將近半數的烏干達女性表示，她們曾被男老師強迫發生性行為；而在南非，受害者為15歲以下女孩的強暴案當中，有1/3的強姦犯是老師。“要是女孩覺得自己私底下找老師談話會被非禮，她就不會好好用功，”安說。她也指出，西方人贊助的獎學金如果由老師或校長來頒發，有時候也會出現問題。獎學金得主有時候是最漂亮的女孩，作為回報她會與校長上床。“女性教育運動”讓委員會挑選女孩，而不給予校長這個權力，借此避開這個問題。“女性教育運動”輔導女孩在中學畢業後創業，學習技術（如護理）或是教書。如果她成績夠優秀，就會資助她上大學。
“女性教育運動”也提供小額金融貸款，資助一些女孩經營乳製品農場或做其他生意。受惠於“女性教育運動”的畢業生也會組織社會網絡，彼此交換心得，還會參與女權的公開倡議活動。
比如在津巴布韋，畢業生團結合作，呼籲大家採取更強硬的行動，來減少女孩遭受的性侵害。畢業生也呼籲停止例行的處女檢驗（這是提倡貞潔的傳統習俗），此外她們還發起運動反對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加納，有一名受惠於“女性教育運動”的畢業生名叫阿妃薛杜，在2006年參與地區議會選舉時，她是唯一的女性，而且高票當選。現在她的目標是進入國會。
或許最大的驚喜是，接受“女性教育運動”資助的畢業生也變成了慈善家。雖然就西方的標準來看，她們的收入相當微薄，但是她們依然在支持其他女學生。安表示，“女性教育運動”資助的中學畢業生，不管在任何時候，平均每人在幫助五名女孩，這還不包括她們資助的自家人。
“她們成為小區的真正慈善模範，”安說，“要是鄰居的孩子因沒有裙子而無法上學，她們就會送她一條裙子。她們還會支付女孩的學費。這是我們當初完全沒有料想到的，這顯示出教育的力量。”
談到慈善模範和教育的力量，津巴布韋的“女性教育運動”現在出現了一名活力十足的新任執行長。這名年輕女子深知堅持的辛酸，也親身體驗到希望的力量——因為，往往幾美元的學費資助，就能夠影響一個女孩的一生。
她就是安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