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食人族瀕臨饑荒，無限仁慈的上帝就會送給他們一位肥美多汁的傳教士。
——王爾德
一天下午，26歲的肯尼亞婦女羅絲·汪潔拉出現在婦產科診所。她身旁緊跟著一名小孩，肚子裡是另一個即將出世的嬰孩。羅絲身無分文，沒有做過產前健康檢查。她是貧民窟診所裡一位特別的客人，因為她上過大學，又會說英語。她坐在骯髒、昏暗的診所一隅，一邊等，一邊跟我們訴說幾星期前野狗是如何把她丈夫咬死的。護士終於叫到了她的名字，她躺上折疊床，醫生幫她檢查，聽診腹部，然後告訴她受了感染，她和胎兒的性命都有危險。醫生幫她登記參加了安全孕產計劃，好讓她得到產前護理及分娩協助。
羅絲就診的這家診所是救援組織聯盟設立的特殊前哨，專為難民婦女提供生育健康護理。她們往往是地球上最孤苦伶仃的人。這個聯盟包括國際救援組織“關懷”（CARE）、“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以及艾倫·羅森菲爾德在哥倫比亞大學成立的“孕產婦死亡殘疾防範組織”（AMDD）。這家診所由聯盟的另一個成員運營，即“瑪麗斯特普國際”（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但是後來小布什中斷經費，不再支持瑪麗斯特普和整個聯盟在全世界的運營了，只因為瑪麗斯特普在中國幫助提供墮胎服務。這種行為令人髮指。
由於經費削減，瑪麗斯特普不得不放棄原定幫助索馬裡及盧旺達難民的推廣計劃，關閉肯尼亞的兩家診所，並解雇了80名醫生護士——正是照顧羅絲的那些醫護人員。該政策斷絕了羅絲健康護理的唯一來源，她成為美國墮胎政治的無數受害者之一。“這些診所針對的是貧民窟中最貧窮、最邊緣的人，”瑪麗斯特普肯尼亞分部主任西普裡安·阿威提（Cyprian Awiti）表示。
這個事件反映出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上帝鴻溝”。在制定人口及家庭計劃政策時，宗教扮演特別重大的角色，非宗教的自由派人士和保守的基督徒總是定期宣戰。雙方本意雖好，但是彼此之間皆懷著深沉的猜忌——這樣的嫌隙，恐怕難以促成兼容並蓄的左右派聯盟，否則，在打擊人口販賣和解決淒慘至極的貧窮問題時，效果將大大不同。這些衝突的大戰場，向來與是否資助瑪麗斯特普這類關注墮胎議題的組織有關。
部分受迫於保守的基督徒，共和黨籍的總統（包括老布什和小布什）制定了《全球禁制通令》（Global Gag Rule）。通令規定，任何援外團體只要提供婦女墮胎選擇的咨詢，或是跟墮胎有任何關係，包括使用其他來源的經費從事墮胎相關服務，美國政府都會禁止提供經費。加納的醫師尤妮斯·布魯克曼·阿彌薩（Eunice Brookman-Amissah）表示，“與法令所聲明的意圖恰恰相反，全球禁制通令反而造成更多的意外懷孕，更多的不安全墮胎，以及更多的婦女死亡。”
保守派主要攻擊的對象之一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該組織致力於推廣家庭計劃、孕產婦健康護理及新生兒救助。聯合國的機構往往程序繁多，效率欠佳，靈活度及成本效益原則都遠低於私人援助團體。聯合國機構最大的受惠者可能是複印機產業，而非世界最貧困的人——但是聯合國機構還是無法取代的。我們想想尼日爾津德爾地區的手術室就好，那名醫生拯救了拉瑪多和她的孩子，而那家醫院的設備就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提供的（詳見第六章）。相反，普魯登斯之所以無法被救活，原因之一可能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喀麥隆執行的孕產婦健康計劃資源不足，無法支撐她就診的醫院（詳見第七章）。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1969年成立時，總統尼克松的行政團隊是強力支持者，美國政府是最大的捐助者。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反墮胎運動人士開始把攻擊目標鎖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然而以下模式一再出現：反對墮胎的保守人士雖然出於一片好意，但是他們在生育健康方面所採取的立場實際上卻傷害了他們試圖幫助的人，結果導致了更多的墮胎。支持墮胎的“選擇派”（pro-choice）陣營與反對墮胎的“生命派”（pro-life）陣營，儘管各自的主張不同，但也應該找出共同點，在各方面團結合作，尤其在降低墮胎數量的議程上更需如此。在愛沙尼亞，墮胎已成為一種節育方式，被廣泛採用，有些婦女甚至經歷過十次以上的墮胎，這導致了高度不孕症和其他併發症。在貧窮國家，墮胎有時候不只殺死了胎兒，也會讓母親喪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每150起不安全的墮胎中，就有一名婦女喪命；而在美國，母親墮胎喪命的風險不到1/100000。因此，關於預防意外懷孕的措施，自由派和保守派應達成共識，共同降低墮胎的頻率。
然而事與願違。21世紀初期的醜聞之一，就是全世界1.22億女性想要避孕卻無法達成。不管你對墮胎的看法如何，全世界有高達四成的懷孕是意外或不想要的，而且其中將近一半以人工流產為終——這實在令人悲痛。如果沒有意外懷孕，1/4以上的孕產婦死亡是可以通過一些措施避免的。
過去十幾年來，先進國家提供的家庭計劃少有進步，在非洲尤其如此，真是丟臉丟到家。今天，只有14%的埃塞俄比亞婦女使用現代形式的避孕法。
“我們落後了十年，”英國生育專家約翰·克萊蘭（John Cleland）教授在2006年向一個國會研究團體如此表示，“過去十年來，採用避孕措施的非洲已婚婦女的數量幾乎沒有增加，這是個大災難。”
抑制人口增長並不像西方人所以為的那麼容易。20世紀50年代，一項由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哈佛大學贊助的家庭計劃方案在印度肯納（Khanna）推行，旨在幫助8000名村民學習避孕。五年之後，這裡的人口出生率卻高於沒有採用避孕法的對照組。更常見的情況是，雖然避孕方案在降低生育率方面有適度的效果，但依然比支持者預期的低。
一項在孟加拉國馬特拉區（Matlab）操作嚴謹的實驗發現，在三年之後，家庭計劃方案讓目標區的平均生育數降至5.1人，而對照區的生育數是6.7人。這並不是革命性的轉變，不過卻反映出家庭計劃方案的重要影響。
來自人口委員會的彼得·唐納森（Peter Donaldson）斷言，貧窮國家的生育率在1960～1990年間下降了23%，這要歸功於家庭計劃方案。
抑制人口增長的關鍵，往往不在於有無提供避孕措施這樣的技術問題，而是如何應對推廣小家庭模式所面臨的社會挑戰。縮小家庭人數的方法之一是降低兒童死亡率，好讓父母安心，知道即便孩子生得少也無妨，因為每個孩子都可以存活。也許鼓勵小家庭的最有效方式是推廣教育，尤其是女孩的教育。舉例來說，英國在19世紀70年代生育率大幅降低，很可能正是因為通過了呼籲義務教育的《1870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of 1870）。這個例子反映出提升教育水平和減少家庭人數兩方面的強烈相關性。看來最有效的避孕方式是教育女孩，而節育用品顯然也是需要的。
證據顯示，男女傳宗接代的策略是根深蒂固地對立的。民調往往證實進化生物學家的理論：在傳宗接代方面，男性往往像個到處播撒蘋果種子的美國拓荒英雄“蘋果佬約翰尼”（Johnny Appleseed）15，認為未來要有收成，最佳方式就是種下的種子愈多愈好，而之後卻不怎麼照顧。由於生理的不同，女性傾向於少生孩子，但對每個孩子都投入極大的心血。因此，抑制生育率的方法之一，可能是讓女性在家裡有更多的發言權。
暫且不談家庭計劃方案能否為經濟發展打下基礎，就是在打擊當今的艾滋病方面，家庭計劃也是至關重要的。對婦女而言，艾滋病病毒特別令人頭疼，部分是因為生理關係：女性跟艾滋病病毒檢驗呈陽性反應的異性伴侶性交時，感染概率是男性的兩倍。這是因為精液比陰道分泌物具有更高的病毒載量，同時在性交時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黏膜暴露在危險環境當中。
過去30年來，全球最大的一項道德及政策失敗，就是對艾滋病蔓延的漠視態度。之所以漠不關心，部分是因為道德說教者假裝清高。1983年，帕特裡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16如此宣稱：“可憐的同性戀啊——他們向自然宣戰，現在自然對其嚴加懲罰，讓他們得到可怕的報應。”現在看來，20世紀80年代最令人不齒的不道德行為，不是發生在舊金山的公共浴室裡17，而是在權力走廊上——在那裡，自以為是的領袖對於艾滋病的蔓延視若無睹。
抑制艾滋病病毒的挑戰之一，是許多保守人士對於保險套持懷疑態度。
他們擔心，即使只是討論如何讓性交更安全，也會讓性交更可能發生。這樣的想法看似有幾分道理，但事實是，保險套無疑也拯救了生命。現在大批購買保險套，一個只要兩美分，在降低性病傳染方面非常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加州大學的一項研究指出，通過保險套分送方案所拯救的每一條性命，一年成本是3.5美元，而通過艾滋病治療方案一人一年則是1033美元（當然當時的艾滋病藥物較為昂貴）。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保險套上每付出100萬美元，就能省下4.66億美元的艾滋病治療相關成本。然而，就算保險套這麼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其配給卻無比吝嗇。在世界銀行公認的最貧窮國家布隆迪，捐助國提供的保險套是每個男人每年不到三個。在蘇丹，男人平均每五年得到一個保險套。有朝一日，人們回顧歷史時會納悶：他們是怎麼想的？一些保險套批評者散播垃圾學說，說什麼保險套孔隙的直徑是十微米，而艾滋病病毒的直徑不到一微米。那是不正確的。針對一方染上艾滋病病毒而另一方未染病的夫妻或長期性伴侶的調查顯示，保險套在預防艾滋病方面相當有效，雖然效果不如禁慾。在薩爾瓦多，天主教教會幫忙促成了一項立法，規定保險套的包裝要印有警告標示，聲明保險套無法預防艾滋病。但在這項立法之前，也只有不到4%的薩爾瓦多婦女在第一次性交時使用保險套。
小布什政府團隊有許多人曾發起反保險套運動，但小布什從來沒有完全認同過，美國也繼續向薩爾瓦多捐贈保險套，比其他任何一國捐贈的都多，而且每年數量會有些微增加。諷刺的是，大幅裁減美國保險套捐贈數量的是克林頓政府（以及當時共和黨佔多數的吝嗇國會）：從老布什時代每年捐贈的8億個保險套，降至1999年的1.9億個。小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間，一年也會捐贈4億個以上的保險套。
布什政府把艾滋病預防運動的焦點放在“婚前完全禁慾”（abstinence-only）的教育宣傳上。有證據顯示，如果搭配保險套、避孕法和生育健康的討論，禁慾教育是有幫助的。但是布什的方案不只是支持禁慾教育，而是堅持年輕人要“完全禁慾”，這意味著校內不允許討論保險套（雖然布什的艾滋病防治方案倒是樂意分發保險套給高危險群，比如非洲的娼妓和卡車司機）。事實上，有1/3的艾滋病預防經費依法撥給了“婚前完全禁慾”的教育宣傳。其方法之一，是分發心形棒棒糖，上面印有以下字樣：“別當傻瓜！婚前不上床。”18接著，課程導師會請女孩吸吮棒棒糖，並解說道：
你的身體就像個包裝良好的棒棒糖。你和男人上床時，他會剝開並吸吮你這個棒棒糖。當時可能感覺不錯，但不幸的是，他一旦跟你玩完了，你能給下一個伴侶的，僅剩一個包裝破爛、被臭口水玷污了的棒棒糖（傻瓜）。
對於“婚前完全禁慾”教育宣傳的影響，研究並無定論，而且某種程度上結論如何似乎依賴於研究者的意識形態。但是總體來說，證據顯示該方案稍微延緩了性活動的起始時間；然而青少年一旦有了性經驗，其使用避孕措施的可能性會比較小。研究顯示，如此會導致更多的懷孕、更多的墮胎、更多的性病，以及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國際婦女健康聯盟等倡議團體英勇地為有實證根據的性健康政策奮戰，聯邦眾議員卡羅琳·馬洛尼女士也堅持不懈地為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方案奮鬥，但是白宮並沒有聽進去。最終，奧巴馬總統繼任不久之後，宣佈他會終止禁制通令，並且恢復給予家庭計劃團體及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全額經費。
“婚前完全禁慾”教育宣傳的前提之一，是認為非洲的艾滋病問題是淫亂的結果，但這不見得是正確的，對非洲婦女而言更不合事實。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埃米莉·奧斯特（Emily Oster）指出，美國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比率約為0.8%，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成年人感染率高達6%。當她檢視數據時，無法找出任何跡象顯示非洲人更為淫亂。事實上，美國人和非洲人呈報了相似的性伴侶人數（雖然有些專家認為，在非洲，性伴侶比較可能是同時存在而非接續存在）。歐斯特發現，最大的差異在於非洲的傳染率遠高於美國。假如都在不使用保險套的情況下與感染者發生性關係，非洲人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概率是美國人的四或五倍之多。如此高的概率，部分原因是美國人的生殖器皰疹會得到治療，而非洲人往往沒有。在任何時候，都有11%的非洲人感染生殖器皰疹卻得不到治療，而這些皰疹讓病毒容易傳播。
公共衛生專家公認，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艾滋病病毒治療法之一，是提供性傳染疾病的免費檢查和治療。歐斯特指出，如果把預防艾滋病的資源撥出一些來治療性傳染疾病，那麼，每年從艾滋病拯救回來的每一條性命的費用只需3.5美元左右。無論如何，對女性而言，有致命風險的因素往往不是淫亂而是婚姻。在非洲和亞洲，女性在結婚前通常是沒有感染危險的，結婚後就從丈夫身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在柬埔寨，一名曾經當過娼妓的27歲少婦跟我們訴說了她對抗艾滋病的過程。一開始我們以為她是在妓院感染病毒的。“噢，不是，”她說，“我是後來從丈夫身上感染的。在妓院裡，我一定用保險套，但是結婚後就沒用了。有丈夫的婦女比妓院裡的女孩危險還大。”這話是誇張了，但也凸顯了一個重要的現實情況：艾滋病經常是性別不平等的疾病。尤其在非洲南部，面對未採用保護措施的性行為，年輕女性往往沒有權利拒絕。舉例來說，少女經常成為中年男人的廉價裝飾，因此艾滋病病毒持續蔓延。如同前任聯合國艾滋病特使斯蒂芬·劉易斯（Stephen Lewis）所說：“性別不平等是大流行病的驅動力。”
有一項方案，在14歲少女塔邦所面臨的挑戰面前得到了試驗。塔邦住在南非東北部的瓜姆藍加村（Kwamhlanga），她身材修長，喜歡賣弄風情和濃妝艷抹，是個叛逆的青春期少女。她會給任何一項方案帶來挑戰。塔邦的父親是電工，長期與艾滋病抗爭，耗光了家裡的積蓄，最後還是死去了。塔邦的母親葛楚·多貝拉身上的艾滋病病毒也呈陽性，顯然是被丈夫傳染的，後來在分娩時又垂直感染了最小的孩子維特。葛楚是全家第一個上過高中和大學的人，他們此前也一直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但很快，葛楚病得無法工作，全家只好靠著每月22.5美元的政府補助維生。在他們居住的簡陋小屋裡，氣氛令人絕望。
塔邦聰明有天分，就跟任何青少年一樣，也渴望玩樂、溫暖和愛情。她懼怕佈滿愁雲慘霧的小屋，不願回家，整天在鎮上閒晃。她留著時髦的髮型，穿著性感的衣服，總去找男孩消磨時間。她厭倦了母親的束縛，想要獨立，渴望長大。不幸的是，她還特別迷人，所到之處總能吸引男人的注目。在南非，成功的中年男人常找少女做情婦，許多少女視這種“甜心老爹”為通往優渥生活的階梯。
塔邦恐懼地站在她位於南非的小棚屋前。屋子裡，母親因患艾滋病而奄奄一息。
（拍攝：尼可拉斯）
一開始，塔邦開始與男人打情罵俏時，母親會罵她打她。塔邦是家裡唯一沒有艾滋病的人，而一想到她可能感染，葛楚就驚駭萬分。但是母親的打罵惹怒了塔邦，她原本就懷疑母親痛恨她，現在更證實了這一點，這也激得她想要離家出走。深受艾滋病折磨的母親身體虛弱又身無分文，塔邦似乎覺得相當丟臉，母女之爭也讓葛楚更加疲憊和憂鬱。葛楚講到自己和小兒子死期逼近時神態鎮靜，但是談到塔邦時則完全崩潰了。
“女兒離開了我，她想要自由，”葛楚嗚咽地說，“她性生活太多，成天在酒吧和租來的房間裡鬼混。”看到塔邦喜歡化妝、穿緊身衣服，母親備感恐懼，一想到艾滋病可能會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她就無法忍受。至於塔邦，她說或許她朋友跟男人上床是為了金錢或禮物，但她自己絕對不是。
“不管我母親怎麼說，我還是處女。”塔邦說，接著也哭了起來，“她從來不相信我，就只會對我大吼大罵。”
“你母親很愛你。”尼可跟她說，“她罵你，完全是因為她愛你，關心你的情況。”
“她一點也不愛我！”塔邦憤怒地回道，眼淚從臉頰滾落下來。她站在家外頭，離母親有15英尺遠。母親也在流淚。“要是她愛我，她就會好好說而不是動手，她就不會這麼說我壞話，她就不會不接納我的朋友。”
毫無疑問，當地學校應鼓勵像塔邦這樣的女孩禁慾守貞，而且那些教育方案也不應該就此打住，還要繼續向人們解釋保險套能夠大幅降低艾滋病病毒傳染的風險，同時應該示範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政府應鼓勵男性割包皮，這能大幅降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而且應推廣性病的免費篩檢和治療服務。艾滋病病毒檢測應成為常規，讓居民都參與，這樣一來，幾乎所有成人都會知道自己的艾滋病病毒狀況。這點非常重要，因為人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被感染時，是很難控制這個傳染病的。這種全面性的預防之道，能夠最有效地降低像塔邦這樣的女孩所面臨的風險，而且這些預防方法比長期治療一名艾滋病患者便宜多了。
關於艾滋病預防的大多數研究都不甚嚴謹，但是麻省理工學院“搶救貧窮實驗室”（Action Lab Poverty，他們作了一些跟世界各地發展有關的研究，質量一流）的學者在非洲進行了嚴謹的試驗，檢視了四種不同的艾滋病對抗策略。每一個策略皆在隨機挑選的地區測試，測試出結果後與對照區相互比較。具體的方式是看懷孕避免了多少艾滋病病毒感染風險（與對照區比較），因為懷孕反映出未採取保護措施的性行為數量，而這些性行為都可能傳染艾滋病。
策略一是給小學老師普及艾滋病教育，成本僅是每名學生2美元，但是對於減少懷孕卻沒有影響。第二個策略是鼓勵學生針對保險套和艾滋病進行辯論和撰寫論文，成本是每名學生1美元，但也沒有顯示懷孕數量降低。第三個方法是給學生提供免費校服，鼓勵他們留在學校久一點，費用是每名學生12美元，這的確降低了懷孕數量。相較於對照區，研究者估計每防止一次懷孕，成本是750美元。第四個方法是目前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也是最簡單的：警告學生“甜心老爹”的危險性。讓學生觀看短片，讓他們認識到少女與老男人出去約會的危險，並清楚年紀較大的男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遠大於男孩——之前很少有學生知道這一重要事實。
這樣的警告並沒有減少女孩的性活動，但她們是與同齡的男友上床，而非與年紀較大的男人。男孩們用保險套的可能性更大些——他們顯然是從學校的演講中得知少女更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所以也害怕。這個簡單的方案大獲成功：每個學生不到1美元成本，而且只要91美元就能夠防止一次懷孕事件。這也提醒我們在研發政策上需要精勤不懈地實驗。保守派認定預防艾滋病的關鍵是“婚前完全禁慾”教育，自由派把重點放在分發保險套上，但是在非洲的試驗結果顯示，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介入並不是這兩種，這點雙方都應反思。
宗教保守人士雖然反對分發保險套以及資助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卻也通過支持和經營在非洲及亞洲最窮困地區的診所而拯救了無數生命。當你在非洲最貧窮國家的首都或大城市旅行時，能頻繁地看到外交官、聯合國職員和救援組織。然而當你到了最需要協助的偏遠村鎮時，會發現救援人員驟然變得稀有。在偏遠地區，雖然“無國界醫生組織”和一些非宗教團體在英勇地從事救援工作，但是你能遇到的援助者，幾乎都是傳教士醫生和教會資助的救援工作者。
有一次尼可飛往剛果中部時飛機出了故障，之後他決定自己開車過去。他花了將近一周的時間橫穿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唯一遇到的外國人來自兩個天主教布道團。其中一個布道團的神父剛死於瘧疾；另一個布道團由意大利神父主持。他們分發食品和衣物，試著在內戰之中維持一家診所的運營。
同樣，“天主教救濟服務組織”正在全世界範圍內打擊貧窮——尤其是支持印度蘇妮塔的娼妓收容所。目前，全世界總計有1/4左右的艾滋病護理服務是由教會組織提供的。“在非洲大多數地區，這是健康體制的基石，”國際救援組織“關懷”的執行長海倫妮·蓋爾（Helene Gayle）博士在談到天主教運營的診所時表示，“在一些國家，他們服務的人數，比政府醫療衛生體制服務的還多。”
此外，整體而言，地方天主教教會一向比梵蒂岡教廷更支持使用保險套。地方的神父和修女往往不理會羅馬教廷，只是默默地盡力來拯救教區居民。在薩爾瓦多西南貧窮地區的松索納特（Sonsonate），天主教醫院鼓勵婦女使用子宮內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藥，並呼籲她們使用保險套。“主教人在首都聖薩爾瓦多，從來沒到過這裡，”瑪莎·艾莉卡·迪·雷加拉達（Martha Alica De Regalada）博士解釋，“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惹上過麻煩。”她也不擔心講得這麼坦白後會惹上麻煩。
傳教士在一些最貧窮國家運營著不可或缺的健康及教育網絡，這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要是把他們的學校及診所推廣成全球運動，用來提升婦女的自主權，其效果將會非常可觀。這些傳教士有無價的實地經驗。救援工作者及外交官們來了又去，但是傳教士深耕社會，學習當地語言，把他們的子女送到當地學校就讀，有的甚至能待上一輩子。沒錯，有些傳教士的確會虛偽或假清高。任何一個團體都會有這種人。但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傳教士在努力遵照社會公道及個人的道德信念來行事，就像剛果那家醫院的哈珀·麥康奈爾（詳見第五章）。
為貧窮國家女性爭取利益的運動要成功，就得在上帝鴻溝上搭橋造路。非宗教界善心人士和宗教界善心人士應為共同目標而努力。那正是200年前廢奴運動的情形。當時自由開明的自然神教論者和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團結起來，合力推翻了奴役制度。這也是激發政治意願而使目前隱形的婦女問題登上國際議程的唯一方式。
把五旬節運動融入全球女權運動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比其他信仰普及得更快，尤其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現在，全歐洲做禮拜人數最多的教會，是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五旬節派超大型教會。該教會於1994年由一位蒙受靈恩的尼日利亞人桑戴·阿得拉加（Sunday Adelaja）成立。根據最高的估計，現在每十人當中就有一人是五旬節派教徒。這個數值可能誇大了好幾倍，但是五旬節派在貧窮國家的普及化是毫無疑問的。之所以這麼普遍，一個原因是部分五旬節派教會表示，上帝的恩典會讓信徒此生富有。有些教會也傳授大同小異的信仰治療法，或是宣稱耶穌會保護信徒不受艾滋病的感染。
雖然我們對於五旬節派的發展速度有些許懷疑，但是毫無疑問，它對女性角色的轉變有正面的影響。五旬節派教會通常會鼓勵所有會眾在禮拜儀式上發言並傳道，因此，有史以來第一次，許多普通婦女發現自己能擔任領導角色，並能在道德及宗教事務上表達立場。每逢週日，婦女會聚在一起交換意見，看看如何運用社區的力量好把誤入歧途的丈夫拉回正軌。同樣重要的是，五旬節派和其他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都不鼓勵喝酒和通姦。要知道，男人喝酒和通姦的風氣對婦女（尤其是非洲的女性）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晚期，保守派基督教徒都在孤軍奮戰，他們擔心（如同現代美國保守運動領袖赫爾姆斯所說）外交援助等同於“把錢丟到老鼠洞裡”。但是在葛福臨19、參議員布朗巴克和其他許多人的影響下，基督教福音派和其他保守基督徒開始把焦點放在艾滋病、性販賣和貧窮等議題上。現在，美國福音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是推動人道目標和對外援助的重要力量。正因為白宮前首席撰稿人邁克爾·格爾森（Michael Gerson）等基督教福音派的鼓勵，小布什發起了打擊艾滋病的總統倡議——這是他做過的最好的一件事，相信共拯救了超過900萬條性命。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邁克爾·霍羅威茨（Michael Horowitz）是人道目標的推動者，他廣召宗教保守分子，共同支持修補產科瘺管的新方案。現在，基督教福音派與自由派的善心人士站在前線並肩作戰，一起爭取救援資金來解決問題。這跟10年前或20年前相比，是個劃時代的轉變。
“以前貧窮和疾病不在我的議程上，”加州馬鞍峰教會牧師、《標竿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作者華理克（Rick Warren）告訴我們，“我遺漏了艾滋病這種事，當時不瞭解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問題。”後來在2003年，華理克前往南非培訓牧師，發現一座帳篷裡有一小群信徒在照顧25名艾滋病孤兒。“我那時才明白，他們為窮人所做的，比我們整個超大型教會還多，”他愉悅而誇張地說，“那感覺，就像一把刀插入了你的胸口。”
從那時起，華理克激勵他的教會在全球68個國家打擊貧窮和非正義。該教會超過7500名信徒自費到貧窮國家擔任志願者——他們一旦近距離看到貧窮現狀，就想要做得更多。
許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自願繳納什一稅（每年捐出收入的10%贊助慈善事業），此舉值得自由派人士倣傚。根據《全球慈善事業索引》（Index of Global Philanthropy）的估計，美國宗教組織每年捐贈54億美元給發展中國家，這是美國非宗教基金會所捐助款項的兩倍以上。經濟學家阿瑟·布魯克斯發現，有1/3的美國人每週至少參加一次禮拜，相較於另外2/3沒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他們在“每個可以衡量的方面絕對是更為慈善的”。他表示，他們不只是捐的更多，也比較可能抽出時間擔任義工。然而布魯克斯也發現，自由派人士雖然自己沒那麼慷慨，但是政府若撥出經費從事人道活動，他們也比較可能去支持。
兩派人士可以更加努力，確保他們的慈善捐款確實幫助了窮人。保守基督徒非常慷慨地捐助人道事業，但是很大一部分的捐款是用來興建宏偉教堂的。同樣，自由派的捐款往往流向了精英大學或交響樂團。這些目標也許是良好的，但不是人道方面的。希望能夠看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皆擴大捐助範圍，好讓更多經費真正用在幫助貧民上。
如果義工有更好的機制，這也會很有幫助。“和平工作團”是個難能可貴的方案，但是需要付出27個月，時間上有點讓人望而卻步，而且時間表與學年安排不一致，無法符合那些想晚一點去讀研究生的學生。“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方案在有意從事公共服務的年輕人當中引起過很大的反響，但那是國內性質的。我們需要籌募資金成立“為世界而教”（國際版的“為美國而教”），好把年輕人送去國外一年，期滿可以再續約。這會提供一個重要的對外援助新渠道，來支持貧窮國家的女孩教育，也能讓美國青年接觸到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遇到可能轉變人生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