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娜·阿丹（Edna Adan）一開始因學會閱讀而轟動了全村，從那時起，她就一直讓鄰居們吃驚不已。現在，她又一次震驚了那些到非洲之角冒險的西方人。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在這裡有一座如此美麗的婦產醫院，它在混亂中熠熠閃光。
西方人對於第三世界的貪污和無能感到非常悲觀，有時候他們甚至認為做慈善支援非洲是不值得的。但埃德娜和她設立的婦產醫院證明這種悲觀是錯誤的。這座豐碑式的建築由埃德娜和幾名美國捐助者合力完成，少了誰都不行。
埃德娜在哈爾格薩（Hargeisa）長大。那是個沙漠小鎮，環境嚴酷，當時屬於英屬索馬裡蘭（Somaliland），後來改為索馬裡（Somalia），現在是分離出的索馬裡蘭共和國。那裡的人民生活窮困，社會謹守傳統，女性享有的自由還不如駱駝多。
“在我們這一代，女孩是沒有學可以上的，”埃德娜坐在自家的現代客廳裡說道，“大家認為教女孩讀書寫字是有害的，因為女孩要是受了教育，長大後談的都是生殖器。”她眼裡透著頑皮，表示這是開玩笑——有那麼一點點。
埃德娜在一個獨特的家庭中長大。父親阿丹是名醫生，後來成為該國的醫療之父。阿丹在索馬裡蘭英國總督家的網球場認識了埃德娜的母親，她是郵政大臣的女兒。然而就在這麼一個優秀的上層社會家庭裡，埃德娜剛出生的弟弟卻因為產婆失手導致頭部墜地而夭折。埃德娜大約八歲時，她母親施行了索馬裡的傳統習俗：在所謂的“女性割禮”中切除埃德娜的外生殖器。割禮的目的是降低女孩的性慾，防止她水性楊花，這樣女兒才嫁得出去。
“他們沒有問我的意見，”埃德娜說，“我被抓住按著，然後就完成了。我母親認為這麼做是正確的。父親那時候在外地。他回來才聽說。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眼眶裡有淚水。那淚水帶給我勇氣。他覺得這是錯的，對我而言這就夠了。”
埃德娜與父親一向很親密。埃德娜外陰切除後，父母大吵，關係每況愈下。這也是埃德娜極力反對外陰割除的理由之一。在家裡，埃德娜繼續接受啟蒙式教育。家裡給男孩們請了一名家教，父母讓埃德娜在後面旁聽。埃德娜很快證明了自己的天分，於是父母把她送去附近的法國殖民地吉布提上女子小學。不過那裡沒有女子高中，畢業後她回到哈爾格薩鎮，擔任一名英國醫生的口譯。“我的英文進步了許多，也踏入了醫療領域，這讓我更渴望從事醫療工作了。”埃德娜說。
1953年，另一個鎮上設立了女子小學，15歲的埃德娜前去擔任實習教師。她上午給女生們上課，下午找高中男生班老師給她做私下輔導（因為埃德娜跟男生同處一室學習是不妥當的）。學校每年都會有一些獎學金讓索馬裡人前往英國深造，毫無疑問，大家認定這些獎學金是給男生的。但是埃德娜獲准參加了考試（她一個人在一間教室裡，跟男生分開考），不久，她成為第一位到英國唸書的索馬裡女孩。她在英國待了七年，學習了護理、助產學和醫院管理。
埃德娜成了該國第一位合格的護理助產士，第一位會開車的索馬裡婦女，而後成為索馬裡的第一夫人。她嫁給了索馬裡總理易卜拉欣·埃加勒（Ibrahim Egal）——在前英屬及意屬索馬裡領地合併後，埃加勒於1967年成為索馬裡總理。埃德娜和先生曾到白宮拜訪約翰遜總統（Lyndon Johnson），埃德娜拿照片給我們看，照片裡的她美麗活潑，約翰遜總統笑容燦爛地聳立在她身旁（她身高1.58米）。
埃德娜後來離了婚，受聘於世界衛生組織，過起了作為一名聯合國官員的優裕生活。她奉令被派駐世界各地，但最大的夢想還是在自己家鄉創辦醫院——“一所我父親會想在裡頭工作的醫院”。20世紀80年代初，她開始在索馬裡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著手建立自己的私人醫院，但是後來戰爭爆發，興建計劃被迫放棄了。
接著，埃德娜升職為坐鎮吉布提的世界衛生組織高層官員，聯合國為她配備了舒適的辦公室和奔馳轎車。但是她希望給世人留下的不是一輛奔馳，而是一座醫院。這個夢想在她心裡揮之不去。雖然沒有精確數據可以證實，她知道索馬裡是世界孕產婦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因為沒有人記錄死亡。1997年從世界衛生組織退休後，埃德娜向索馬裡蘭政府（當時該國政府已贏得了內戰，脫離了索馬裡）聲明，她要賣掉奔馳，並把賣車的收益，加上自己的儲蓄和退休金拿來蓋一座醫院。“你已經試過了，”她前夫，也就是索馬裡總統說。
“我必須再試一次，”她回答，“現在比以前更急迫，本來我們有的兩三家健康中心，都被戰爭毀了。”
“那把鎮子邊上的一塊地給你吧，”他說。
“不行！”埃德娜執拗地說，“要是有人半夜兩點生孩子，她怎麼去醫院！”
如果地點選在哈爾格薩鎮內，只有一塊地可以用，那裡是前政府的閱兵場，常用來囚禁、鞭笞和處死人民。內戰結束後，這塊地廢棄了，索馬裡蘭人把它當成垃圾場。埃德娜去探查場地時，被那裡的髒亂差嚇了一跳，但她也看到了優勢：這裡位於鎮上的窮人區，靠近最需要她的人們。埃德娜拿出30萬美元（她的畢生積蓄）作為啟動資金，開始著手規劃自己的醫院。
這個夢想相當大膽，可能也很愚蠢。設於哈爾格薩鎮的聯合國觀察哨所的一名官員表示，埃德娜的願景是偉大的，但是對於索馬裡蘭來說，野心過大。他講得有理。非洲國家充斥著殘缺不全和半途而廢的計劃，因此對於一個驅動力主要來自夢想而非資金負債表的計劃，抱持懷疑態度是正常的。建這個醫院的另一挑戰是，像索馬裡蘭這樣不受國際承認、獨立出來的國家，聯合國和私人救援團體這類的潛在支持者不會非常積極地提供幫助。
醫院大體上興建完畢，但還沒蓋屋頂時，埃德娜的錢已經用完了。聯合國和其他捐助者深表同情，但是不願意提供資金。這時伊恩·費希爾（Ian Fisher）在《紐約時報》撰寫了一篇關於埃德娜和她夢想的文章。安妮·吉爾胡利（Anne Gilhuly），一名剛從美國康涅狄格州富人區的格林尼治高中退休的英文老師讀到了這篇文章。她當時在成人繼續教育班教授古典文學，同時繼續做她的莎士比亞和劇場研究。但是這篇文章觸動了她，照片上，埃德娜站在尚未興建完成的醫院旁邊，這也令安妮相當感動。安妮在格林尼治鎮的一位朋友塔拉·霍爾布魯克（Tara Holbrook）也讀到了這篇文章，她們通了個電話。
“我們討厭聖誕節送給孩子們那些塑料玩具，更願意通過這個方式為世界的孩子做點好事：幫助他們的母親活下來，”安妮回憶道，然後很快自嘲地加上一句，“聽起來是陳詞濫調，我知道。”
於是安妮和塔拉聯繫了埃德娜。她們也咨詢了各個領域的專家，評估埃德娜的目標是否切合實際，是否能夠達成。美國前大使羅伯特·奧克利（Robert Oakley）和其他專家表示可能性很大，這讓安妮更有勁頭了。不久，她和塔拉發現，明尼蘇達州也有群人讀到了伊恩的文章，想要助一臂之力。這群人當中有幾名索馬裡蘭人，牽頭的是做計算機主管的穆罕默德·薩馬塔（Mohamed Samatar）和精力充沛的旅行代理桑迪·彼得森（Sandy Peterson）。
桑迪的女兒六歲時曾遭鄰居強暴，接下來又經歷了從心理咨詢、進精神病院到自殺未遂的一連串後續事件。桑迪發現許多非洲女孩也遭遇過同樣的痛苦，但是沒有得到過絲毫的幫助。明尼蘇達人成立了名為“埃德娜醫院之友”（Friends of Edna's Hospital）的組織，申請了免稅資格。兩組人馬集中力量團結合作。第二年六月獲得免稅資格後，安妮開始對外呼籲。
“我和塔拉發送的第一批籌款信，主要面向我們這一代的婦女，我們認為她們應該會對埃德娜在父系社會中的成就感到光榮，”安妮回憶道，“她們的確回應了。”
埃德娜在她位於索馬裡蘭的醫院門口。（拍攝：尼可拉斯）
有了安妮和她朋友的幫助，醫院終於落成了。在興建過程中，埃德娜打破了索馬裡蘭營業的所有常規。首先，她禁止工人咀嚼卡塔葉，那是一種含有類似安非他命14物質的葉子，全區的男人都喜歡咀嚼。工人不相信她會來真的，後來她解雇了一些不服從的人，他們才乖乖聽話。接著，埃德娜堅持讓泥瓦匠教婦女製作磚塊。起先他們抗拒不從，但是誰付錢誰是老大，因此索馬裡蘭很快有了第一批女性制磚者。哈爾格薩鎮的當地商人也支持醫院，讓埃德娜免費使用建築設備，他們甚至捐助了860袋水泥。
最後，一座三層的白色醫院建成了，前方用英語寫著“埃德娜·阿丹婦產醫院”（EDNA ADAN MATERNITY HOSPITAL），完全看不出來它的前身是垃圾場。沐浴在午後陽光下的這家醫院，有著西方醫院的衛生標準和辦事效率。任何習慣了破破爛爛的非洲醫院的人，看到它都會驚歎不已。醫院有60張床位和76名職員，埃德娜住在醫院內部的一間公寓裡，以便能夠隨時待命。她不領薪水，甚至還動用世界衛生組織發放的退休金來補足醫院運營的開支。
“像這種東西對我們就非常珍貴，”她拿著外科手術口罩說，那是在索馬裡蘭買不到的。醫院的所有醫療用品都是進口的，也幸虧有來自四方的捐款和物資，醫院才得以運作下去。發電機是丹麥難民委員會送的；超聲波儀器來自曾經來訪的一位德國醫生，他把舊的送了過來；血液冷藏箱是一位索馬裡人捐贈的，他欠埃德娜人情；聯合國難民署捐贈了一輛救護車；荷蘭送了兩個嬰兒恆溫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建造了一座門診中心；英國捐贈了手術室的設備；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捐贈了疫苗；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輸血的檢驗試劑。
“埃德娜醫院之友”一開始是在美國搜集儀器設備和醫療器材，然後運到索馬裡蘭。後來漸漸變成純粹募款，好讓埃德娜就近購買醫療器材。該團體也資助了埃德娜的兩名護理學生就讀醫學院，將來她的醫院就能夠擁有兩名“自己的”全職醫生了。此外，“埃德娜醫院之友”也設法成立了捐贈基金會，好讓醫院在埃德娜去世後繼續運作。
不可思議吧，醫院就這樣建成了。一次，凌晨三點，一名男子用獨輪手推車把即將臨盆的妻子推來醫院。醫療團隊立刻行動，火速把產婦推進產房。另一次，一名遊牧婦女因在沙漠中分娩而得了瘺管，她丈夫無法忍受妻子的臭味和滴流不斷的尿液，拿刀往她的喉嚨一刺，刀子刺穿她的舌頭，卻卡在了上顎。其他牧民把她的喉嚨用針線簡單縫合後帶到埃德娜的醫院，一名瘺管手術客座醫生把這名婦女的傷口從喉嚨到膀胱都縫合了起來。
埃德娜在醫院裡巡視走動時，有如十月的天氣：時而激憤如風暴，時而溫煦如暖陽。她在醫院的主要工作是一撥又一撥地訓練助產士、護士和麻醉師，而且她不斷用英語盤問這些培訓生，希望他們全都能對答如流。在走廊上，這一刻，她停下腳步訓斥一名出錯的護理學生，確保她不會重蹈覆轍；下一刻，她跟一名瘺管病人談話，又展露出無比的同情心，聆聽病人哭哭啼啼地敘述丈夫如何逼迫她離開家裡。
“我也是女人啊！”埃德娜握著那名女孩的手，“我聽了也快哭了。”有一次，一名男子開車進入醫院大門，後座裡躺著即將臨盆的妻子。車剛停下，妻子就生了，於是丈夫立刻調頭要把車開回去。
“停下！停下！”埃德娜對他大吼，“你這樣會害死你老婆！胎盤要取出來！”
“我不會付你錢的，”男人吼道，“我要走了。”
“關上大門！”埃德娜大聲吩咐警衛，然後轉身面向那位先生，“不付算了，”她說，然後當場在後座把胎盤拉出來，才命人打開大門讓他離開。
索馬裡蘭人有個迷信觀念，認為火燒嬰兒的胸口就能預防肺結核，因此埃德娜必須時時予以防範。至少有一次，一名母親就在醫院廚房這麼幹過。
醫院建成後，美國贊助者們陸陸續續來到了索馬裡蘭，他們想看看自己的支持促成了什麼樣的改變。旅行代理桑迪·彼得森是前往哈爾格薩鎮的第一個，後來其他人也陸續到來，包括安妮·吉爾胡利和她丈夫鮑勃。他們幾年前拜訪埃德娜時，埃德娜還身兼兩職，除了在醫院行醫之外，她還擔任索馬裡蘭的外交部長。安妮在發給我們的電子郵件中寫道：
埃德娜在她的醫院幫一名婦女分娩。（拍攝：尼可拉斯）
我們跟她一起在伯貝拉市（Berbera）的亞丁灣（Gulf of Aden）游泳，當然是一件衣服也沒脫就下去游了（除了鮑勃，他是男的，可以穿泳褲）。我們在那溫暖的藍綠色海水裡暢遊，遠方是粉紅色的山脈，她的保鏢帶著機關鎗在空無一人的海灘上來回巡視。
這比在我們家附近的基督教青年協會打橋牌有趣多了。
安妮也看到埃德娜強悍的一面。有一次，一名資深護士過了很久才召喚醫生來做剖宮產手術。埃德娜認為護士危害了那名產婦的性命，當場勃然大怒，對著護士破口大罵，讓安妮和鮑勃相當震驚。後來他們認為埃德娜是正確的：要拯救病人和改變醫護人員的態度，她的確得來個下馬威。
“埃德娜認為醫護人員對產婦的處境不夠敏感，她不希望這樣的事再次發生，”安妮回憶道，“在她的醫院裡，每一名病患都要被給予全面關注。這次的經驗著實給我上了一課，彷彿心靈受到了洗滌，我這才瞭解到埃德娜承擔的是如此重任，而我們外人要真正感受到這一點，又是多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