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倫·羅森菲爾德（Allan Rosenfield），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並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布魯克萊鎮長大，父親是波士頓頗負盛名的婦產科醫生。他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曾被美國空軍指派到韓國服務。在韓國期間，他每週末去地方醫院做志願者。病房裡的所見所聞令他大為震驚：韓國的鄉村婦女在生育時承受了很大痛苦，其嚴重性是美國人無法想像的。回到美國後，艾倫還是無法忘懷那些默默受苦的人。
韓國的經驗使得艾倫對於貧窮國家的醫療需求問題深感興趣。他後來聽說尼日利亞的拉各斯（Lagos）有一所醫學院有職缺，就提出了申請。1966年，他帶著新婚妻子克萊爾到達拉各斯，夫妻倆在那裡開始了新生活。尼日利亞的情況，尤其是生育計劃及孕產婦護理方面的情況，讓艾倫大為驚訝，也疑慮重重。
“我開始覺得我們給予的護理模式不適合尼日利亞，”他回憶道。那次在非洲的親身經歷，開啟了他對公共衛生領域的終身興趣。他開始致力於預防疾病，而不只是等著病人上門。在西方，我們往往認為疾病和死亡是醫生的領域；但是到目前為止，在全球健康方面，進展最大的是公共衛生專家。公共衛生的解決模式包括天花接種計劃，拯救腹瀉嬰兒的口服葡萄糖電解質液治療法（ORT），以及鼓勵車輛安裝安全帶與氣囊的推廣運動。如果真的有心要降低孕產婦死亡率，也同樣要考慮到公共衛生的觀點——減少意外懷孕及提供產前護理，好減少緊急醫療危機事件。
有時候，最有效的方法可能跟醫療完全無關。比如說，一個不落窠臼減少懷孕的方式，就是為女生提供校服，這樣她們就會在學校待得久一點——也就是說她們會延遲結婚和懷孕，直到她們更有能力生育。一項南非的研究發現，每18個月給女孩發一次價值六美元的制服，能夠提升她們繼續上學的可能性，因此也會大幅降低她們懷孕的次數。
艾倫·羅森菲爾德努力把實務醫學與這種公共衛生觀點結合起來，成為孕產婦健康領域的社會企業家。艾倫原本只打算把他在尼日利亞的服務作為人生的一段插曲，就好像加入“和平部隊”（Peace Corps）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一樣。但面對週遭的強烈需要，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他申請了一份泰國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uncil in Thailand）的工作。夫婦倆在泰國待了六年，組建家庭、學習泰語，並全心愛上了這個國家。然而，泰國海灘之美跟孕產婦病房的恐怖有如天壤之別。此外，子宮內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藥丸只有醫生開了處方才能拿到，這表示99%的民眾無法採用最有效的避孕方式。於是艾倫與衛生部共同研擬了一項具有革命性的方案：讓受過訓練的助產士也有權開處方。首先，他列出一份問題清單，讓助產士在詢問婦女時有個參考，能夠迅速開出處方；不好判斷的，則轉診醫生。很快，該方案在全泰國3000個地方正式實施，最後助產士也有權幫婦女安裝子宮內避孕器了。今天，我們很難體會這個方法的顛覆性。但是在以前，內科醫師嚴加守護他們的特權，如果誰把醫療責任托付給微不足道的助產士，那簡直是異端。
艾倫·羅森菲爾德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
（拍攝：坦尼亞·布拉甘蒂）
“這個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如果在今天，要審核這樣一個方案一定很麻煩，”艾倫說。“但是當時我單槍匹馬，反而可以這麼做。”他的事業軌道已經定型，即致力於婦女生育安全的公共衛生工作。1975年，艾倫搬到紐約，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人口及家庭健康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Family Health）的主任。他發展了該領域的全球同盟網絡，並在1985年與同事德博拉·梅因（Deborah Maine）聯合發表了一篇劃時代的文章，這篇文章刊登於全球衛生議題方面處於最前線的英國期刊《柳葉刀》上。文章裡提出：
讓人費解的是，健康專業人士、決策者和政客們對孕產婦死亡的關注太少了。全世界的產科醫生在這方面尤其玩忽職守。大部分產科醫生疏於呼籲人們重視這個問題，也沒有遊說相關機構推行重要計劃、調整先後順序，而是把焦點放在強調高科技的次專科上。
這篇文章引發了全球孕產婦健康的倡議運動，同時艾倫也被任命為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長。1999年，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提供了5000萬美元的資助，艾倫利用這筆錢成立了“孕產婦死亡殘疾防範組織”（Averting Maternal Death and Disability, AMDD），成為推動全球生育安全的先鋒。
漸漸地，艾倫不只把孕產婦死亡當成公共衛生的焦點議題，也把它當成人權議題來處理。“光靠技術來降低孕產婦死亡率是不夠的。”艾倫在一篇論文中寫道，“作為基本人權，孕婦應能安全生產並得到悉心護理。我們必須利用人權‘體制’，亦即法律、政策和習俗，約束美國各州根據條約履行義務。”
最早前往國外時，艾倫算是開路先鋒，但是目前這個領域的其他人已經趕上來了。“在我那個年代，我們連全球健康護理是什麼都不知道，”他回憶道。“我那時是特立獨行，但是今天有很多年輕人想要投身這個領域。”在今天的醫學院裡，全球公共衛生是個熱門議題。在哈佛醫學院裡，像保羅·法默這樣把精力主要投注在經營海地和盧旺達的醫院，而不是位於波士頓那間辦公室裡的醫生們，都很受學生崇拜。
艾倫的人生在2005年發生了悲劇性的轉變。他被診斷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及重症肌無力，這兩種疾病都會影響運動神經。他原本是體育健將，熱愛戶外活動，但是現在他發現自己越來越瘦弱。他體重下降，走路及呼吸都有困難，後來醫生建議他坐了輪椅。他擔心成為家人的負擔，但還是每天工作，甚至參加國際會議。2008年1月，在出席“國際婦女健康聯盟”宴會時，他幾乎動不了了，但仍然是眾人矚目的焦點，深得世界各地景仰者的尊崇。2008年10月，他撒手人寰。
孕產婦死亡殘疾防範組織目前在50個貧窮國家拯救生命。我們順路造訪尼日爾東部津德爾地區的一家診所時，就親眼目睹了該組織帶來的影響。尼日爾是世界上孕產婦死亡率終身風險最高的國家，整個國家只有10名婦產科醫生，而在鄉村地區能找到任何一種內科醫生就很幸運了。看到來了兩個美國人，津德爾診所的醫護人員又驚又喜。他們開心地帶我們參觀，甚至還帶我們去看了懷胎十月的孕婦拉瑪多·伊索弗。她躺在擔架上，大口喘著氣，身體抽搐著。她抱怨自己快看不見了。
診所裡唯一的醫生是尼日利亞籍的歐本德·卡約德（Obende Kayode），他因尼日利亞對外援助計劃而被派到該診所駐診（如果尼日利亞可以把醫生送到國外作為一項國外救援，美國也行）。卡約德醫生說，拉瑪多可能患有子癇前症。在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懷孕併發症每年讓約5萬名婦女喪命。拉瑪多需要剖宮產，一旦嬰兒出世，痙攣也會停止。
拉瑪多37歲，育有六名子女，在這家小醫院的等候室裡她的生命日漸消逝。“我們剛才打電話給她先生，”卡約德醫生說，“等他提供醫藥和手術材料，我們就能手術。”
原來，這家診所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和孕產婦死亡殘疾防範組織為了根除孕產婦死亡而在尼日爾安排的試驗性計劃。因此，剖宮產所需的全部材料被收藏在密封塑料袋裡，只有支付42美元才能使用。這已算改善不少了。之前家屬要跑遍整個城鎮，這裡買繃帶，那裡買紗布，還得買手術刀，加起來花的錢更多。不過，要是湊不出42美元呢？
那她可能會死掉。“要是家人說他們沒錢，那事情就嚴重了，”卡約德醫生承認。“有時候你會幫忙，期望他們將來還錢。一開始我幫了很多人，但是後來他們沒還。”他聳聳肩說，“這要看心情。如果醫護人員覺得沒辦法幫了，那你就只好靜觀其變。有時候孕婦就這麼死了。”
即便如此，診所的醫護人員還是不希望拉瑪多在我們面前死去。護士們把她推進手術室，擦洗她的腹部，然後一名護士給她打脊髓麻醉。拉瑪多躺在輪床上，呼吸沉重不均，全身動也不動，看來是昏迷了。卡約德醫生走了進來，快速切開拉瑪多的腹部，舉起一個有點像籃球的大器官，那就是她的子宮。他小心地把子宮切開，捧出一名男嬰，交到護士手上。男嬰相當安靜，沒辦法立刻辨認是否活著。卡約德醫生縫合完子宮，又把它放回腹部縫好。整個過程中，拉瑪多一直昏迷。20分鐘之後，拉瑪多醒了，雖然看起來憔悴無比，但是已不再痙攣或呼吸困難了。
“我很好，”她擠出這幾個字。護士把男嬰抱過來——現在他正在尖聲哭號，充滿了生命力。拉瑪多面露喜色，伸手把寶寶接了過去。這一幕真像個奇跡，也再一次表明如果我們把孕產婦健康列為首要之務，會帶來什麼樣的可能性。在尼日爾沙漠中央一間設備不佳的手術房裡，一名醫生和幾名護士讓一個婦女起死回生，也拯救了她的嬰兒。艾倫·羅森菲爾德遺留人間的公共衛生組織與精神，又多拯救了兩條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