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死亡危險時能有萬全準備是最合理且最合時宜的事情，你現在就要身體力行。
——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
講到那些士兵虐待狂般用尖棍戳裂迪娜器官的殘酷行徑，閱讀本書的人是無法體會的，至少我們希望如此。然而，漠然也是一種殘酷，只是更加溫和也更加廣泛而已。正是因為全球性的漠視不理，才會有300萬名婦女像迪娜一樣糞尿失禁。像迪娜那樣的瘺管病患，在發展中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但是在剛果之外的國家，造成瘺管的主要原因不是強暴，而是難產及分娩時缺乏醫療護理。因為對孕產婦的健康與分娩傷害重視不夠，這些產婦大多都沒有做手術修補瘺管。
每有一名迪娜，就有幾百名瑪哈苞巴·穆罕默德。瑪哈苞巴出生在埃塞俄比亞西部，身材修長，膚色淺棕，一頭細卷長髮繫於腦後。今天，多數時候她都能輕鬆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偶爾會自嘲地笑笑，但有些短暫片刻，往昔的傷痛會從她眼裡閃露出來。瑪哈苞巴出生在季馬鎮附近的一座村莊，從小父母離異，由姑姑撫養長大。但是姑姑並沒有讓她接受教育，平時把她當僕人般使喚。於是瑪哈苞巴和妹妹一起逃到鎮上，靠做女傭來換取食宿。
“後來鄰居說能夠幫我找到更好的工作，”瑪哈苞巴回憶道。“他用80比爾（相當於10美元）把我賣了。他拿到了錢，我卻一毛也沒分到。我以為要我到買主家工作，沒想到他卻強暴我、打我。他說他用80比爾把我買下來，不可能放我回去。我當時大約13歲。”
買主賈得有60歲了，他買下瑪哈苞巴做二太太。在埃塞俄比亞鄉間，女孩有時候仍會被賣去做工，或是給人做二太太、三太太，雖然這種情況越來越少見。瑪哈苞巴希望大太太能溫柔相待，不料對方卻以打她為樂。“她總是趁他不在時打我，大概是嫉妒心作祟。”瑪哈苞巴憤憤不平地回憶道。一時間，舊時苦痛湧上心頭，她停頓了一會兒。
賈得夫婦擔心她會逃跑，不准她離開房屋。她的確試了幾次，但每一次都被抓回來，連吃無數記的棍棒與拳頭，弄得全身一塊紫一塊黑，還流血不止。不久之後，瑪哈苞巴懷了身孕，分娩將近，賈得放鬆看管，她終於在懷孕七個月時成功逃跑。
“要是留下來的話，可能會跟孩子一起被打死，”瑪哈苞巴說。“我逃回鎮上，但是當地人說要趕緊把我帶回賈得身邊，我只好繼續逃，回到老家。但親人已經不在了。我是別人的老婆，又大著肚子，沒人願意幫我。我想乾脆跳河自殺算了，結果叔叔找到了我，讓我住到他房子旁的一間小茅屋裡。”
瑪哈苞巴請不起產婆，只能試著自己生孩子。不幸的是，她的骨盆開口太小，胎兒卡在了產道裡。這是少女生產常見的問題。七天之後，她陷入了昏迷，才有人請接生婆過來。那時，因為時間太久了，胎兒頭部和瑪哈苞巴骨盆之間的組織已經失去了血液循環並開始腐爛了。瑪哈苞巴恢復意識時，發現胎兒已死，她的膀胱及腸子也失去了控制。她無法走動，甚至站都站不起來。這是神經損傷的後果，是瘺管常見的併發症。
“人們說這是詛咒，”瑪哈苞巴回憶。“他們說：‘你受了詛咒，不應該再待在這裡，你得離開。’”叔叔想要幫助她，但是嬸嬸擔心幫助遭受上帝詛咒的人就是褻瀆神明，力勸丈夫把瑪哈苞巴帶到村莊外頭，讓野獸吃掉她。叔叔內心天人交戰，最後他給瑪哈苞巴準備了食物和水，讓村民把她移到村子邊上的一間茅屋。
“接著他們把門拆掉，”她平靜地說，“好讓土狼來吃我。”果然到了晚上，土狼進來了。瑪哈苞巴雙腿動不了，她吼叫著，瘋狂地朝土狼揮舞手中的棍子。一晚上，瑪哈苞巴都在與把她團團圍住的土狼生死搏鬥。
她才14歲。
曙光初現時，她的求生慾望更強烈了。她明白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離開這裡。她曾聽說鄰村有個西方傳教士，就開始往那個方向爬。一天下來，當她到傳教士家門前時，已經半死不活了。被嚇得目瞪口呆的傳教士連忙把她抬到屋裡，救活了她。再次去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時，傳教士帶上了瑪哈苞巴，把她送進了位於城市邊緣的亞的斯亞貝巴瘺管醫院（Addis Ababa Fistula Hospital）。
在那裡，瑪哈苞巴發現有幾十名同病相憐的婦女。入院後，她接受了檢查，沐浴，換上新衣服，學習如何清洗自己。瘺管傷員的腿部常有傷口，那是尿酸腐蝕皮膚造成的，經常洗滌能夠消除這樣的疼痛。醫院裡的女孩穿著夾腳拖鞋到處走動，聊天時不斷有尿液滴下，醫院職員開玩笑說這裡是“水灘城”。地板一小時要拖好幾次，而女孩們全都忙著交友聊天，並不會覺得有什麼丟臉的。
該醫院由婦科醫生凱瑟琳·哈姆林（Catherine Hamlin）經營，她是名副其實的聖人。她把大半輩子都奉獻給了埃塞俄比亞的貧窮婦女，雖然歷經危險又困難重重，卻也改變了無數像瑪哈苞巴這樣年輕女性的人生。又高又瘦的凱瑟琳，頭髮已經花白，她平時熱愛運動，熱情，溫柔——除了人們稱她為聖人的時候。
“我熱愛這份工作，”我們初次見面時她不高興地說，“我來這裡並不是因為我是聖人，或是在做什麼高尚的事情。我非常享受自己的人生。我來這裡，是因為我覺得上帝要我在這裡。我覺得自己在做好事，在幫助這些婦女。這是非常令人滿足的工作。”凱瑟琳和已故的先生雷格·哈姆林（Reg Hamlin）於1959年從祖國澳大利亞來到埃塞俄比亞做婦產科醫生。在澳大利亞，他們沒碰到過一起瘺管病例，但在這裡卻時時碰到。“這些是世界上最應該得到同情的婦女，”凱瑟琳斬釘截鐵地說。“得了這種病會很自卑，她們非常孤獨。麻風病或艾滋病患者都有組織幫助，但是這些女性，沒人知道也沒人幫助她們。”
在西方瘺管一度也很普遍。曼哈頓曾經有一家瘺管醫院，就在現在的華爾道夫飯店（Waldorf-Astoria Hotel）所在地。後來隨著醫療進步，這種疾病幾乎消失了。在發達國家，哪還有女性會陷入四天的難產——早在難產之前，醫生就會做剖宮產。
1975年，凱瑟琳和雷格成立了亞的斯亞貝巴瘺管醫院。醫院坐落在山丘旁，是一組美麗的白色建築群，中間辟有綠意盎然的花園。凱瑟琳是醫院負責人，住在建築群中央的一間溫馨小屋裡，她打算死後與丈夫一起長眠於此。凱瑟琳主持了超過2.5萬次的瘺管手術，也培訓了無數醫生。她技術高超，不過依然有些病患由於身體所剩的組織不足以用來修復，只能幫她們做結腸造口術，把糞便從肚子上開的洞裡取出來，儲存在一個小袋子裡，定時丟棄。手術後的病患還需要持續看護，於是她們被安置在醫院附近的一個村莊裡。
瑪哈苞巴就是其中之一。物理治療後她能夠再度走路了，但還得接受結腸造口術。即便如此，一恢復行動能力，凱瑟琳就讓她在醫院工作了。起先瑪哈苞巴只是換換床單被套，或是幫助病人洗澡。但是醫生們漸漸發現她聰明伶俐，又急切地想要做更多事情，就給她安排了更多任務。她學習讀書寫字，進步神速。她終於找到了生命的價值。今天，如果你拜訪那家醫院，很可能會看到瑪哈苞巴——而且是穿著護士服——她如今已晉陞為高級護士助手了。
修補一個瘺管，大約要花300美元，而有九成左右是能夠修補的。但是得了瘺管的大部分女性都是貧窮的鄉下婦女，從來沒看過醫生，也沒接受過醫療救助。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婦產科教授劉易斯·沃爾（L.Lewis Wall）馬不停蹄地到處辦活動，呼籲在西非設立瘺管醫院。他估計，光是在非洲，每年就有3萬～13萬的瘺管新病例。12
瑪哈苞巴在亞的斯亞貝巴瘺管醫院的空地上。
（拍攝：尼可拉斯）
這些年輕的女性——通常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少女，一般患病後就會認定生命已經無望了，而不會去主動就醫。她們因為身上散發排泄物的惡臭而遭到丈夫遺棄，或者像瑪哈苞巴一樣被隔離。最後，不是餓死，就是因產道感染擴散而死。
“瘺管病人是現代版的麻風病患者，”在瘺管醫院與凱瑟琳共事的英國助產士魯思·肯尼迪（Ruth Kennedy）說。“她們無依無靠，她們的聲音沒有人聽到。這些婦女因為身為女性而被社會遺棄。要是男人碰到這種狀況，就會有來自全世界的基金和補給品。”
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歐普拉在採訪了凱瑟琳後，非常受觸動，後來親自參觀了瘺管醫院，還捐錢蓋了一間新病房。然而，即便如此，孕產婦得到的關注依然很少，因為那些受到傷害或死於傷害的婦女，幾乎一出生就受制於三項不利因素：身為女性、身為窮人、生活在偏遠的農村。“女性在發展中國家遭到邊緣化，”凱瑟琳表示。“她們是消耗品。”
的確，在貧窮國家，甚至連男性都缺乏健康護理。世界有11%的居民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他們得了世界上24%的疾病——而世界健康護理的花費中，只有不到1%是用來治療他們的。其中孕產婦護理特別受到忽視，從來就沒有得到過足夠的資金。
2009財年，小布什總統竟然提議把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在孕產婦和兒童護理方面的經費降低18%——也就是說僅剩3.7億美元，平均下來每年每名美國人約1.2美元。
保守派強烈反對強制墮胎，自由派激烈爭取墮胎權利，但是女性因難產而死的問題，一直缺乏群體的支持。民眾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這可以算是我們新聞工作者工作的缺失。每天有數量相當於五架波音747乘客數量的婦女死於分娩，但是新聞幾乎從來沒有報道過這項議題。如何解決？我們應大聲疾呼，領導起全球產婦拯救運動。現在，美國人花在孕產婦健康上的經費，還不到軍事經費的0.05%。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05年有53.6萬名婦女在懷孕或分娩時喪命，這樣的死亡人數30年來幾乎沒有退減。兒童死亡率已大幅下降，人類的壽命已延長不少，但是生育的致命程度依然跟以前幾乎一樣——每一分鐘就有一名孕產婦死亡。
孕產婦死亡有99%發生在貧窮國家。最常見的衡量方法是孕產婦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io），即每10萬個活產當中，有多少名產婦死亡。不過統計數據通常非常貧乏，只能概略地估計。愛爾蘭是世界生育最安全的地方，孕產婦死亡率是1/100000。美國有較多女性沒有得到適當的醫護，孕產婦死亡率是11/100000。相較之下，南亞（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孕產婦死亡率平均是490/100000，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是900/100000，而塞拉利昂的孕產婦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達2100/100000。孕產婦死亡率所計算的是單次懷孕的風險，而貧窮國家的婦女一生懷孕多次，因此統計學家也計算了死於生產的終身風險。世界上終身風險最高的是西非國家尼日爾，該國婦女死於分娩的概率是1/7。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死於生產的終身風險概率是1/22。印度雖然建了那麼多宏偉壯麗的高樓，一名印度婦女的一生，依然有1/70的概率死於生產。相較之下，美國死於生產的終身風險概率是1/4800，意大利是1/26600，而愛爾蘭只有1/47600。
由此可見，貧窮國家孕產婦死亡終身風險高於西方國家1000倍，這真應是一項國際醜聞。更糟的是，這樣的差距還在一天天地拉大。世界衛生組織發現，在1990～2005年之間，發達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大幅降低了孕產婦死亡率，但是非洲的死亡人數幾乎沒有減小。事實上，由於人口越來越多，死於生育的非洲女性人數，從1990年的20.5萬人升高至2005年的26.1萬人。
孕產婦傷病（分娩時所受的傷）比孕產婦死亡發生得更加頻繁。死於生育的婦女，與承受瘺管或嚴重撕裂傷等重大傷害的婦女，二者比例至少是1:10。不安全的墮胎每年造成7萬名婦女死亡，另外有500萬名婦女嚴重受傷。照顧那500萬名婦女的經濟成本，估計每年是7.5億美元。證據顯示，婦女若死於分娩，她的孩子早夭的可能性也大。
坦白說，對於列出一堆數據我們相當猶豫，因為就連具有說服力的數字，也沒辦法激發世人採取行動。越來越多的心理研究顯示，統計數據會讓人愈看愈麻木，鼓動人們行動起來的反而是個人的故事。在一項實驗裡，研究對像被分為幾個小組，研究者請每個人捐助五美元來減輕國外的飢餓問題。第一組被告知捐款會送給馬裡的一名七歲女孩羅琪雅；第二組被告知捐款會用來幫助解決2100萬非洲人的營養不良問題；第三組跟第一組相同，被告知捐款會送給羅琪雅，但是在這一組裡，還加了一些統計數字帶出了全球性的饑荒問題。結果顯示，人們捐助羅琪雅的意願，遠大於幫助2100萬個饑民。甚至第三組，也降低了大家幫助這個女孩的意願。
另一組實驗，要求實驗對像捐助一個30萬美元的專項基金來對抗癌症。一組被告知捐款會用來拯救一名兒童的生命，另一組被告知捐款會用來拯救八名小孩的生命。結果，拯救那一名小孩的捐款，幾乎是後者的兩倍。社會心理學家認為，這些實驗反映出我們的良知和倫理系統是基於管理個人故事的大腦，而非管理邏輯和理性部分的大腦。實驗對像若被要求先解決數學問題，在激活了掌管邏輯那部分的大腦之後，他們的確不會那麼大方了。
因此，我們寧願放下統計數據，來講講席米·西佳耶（Simeesh Segaye）的故事。如果有更多人認識這位待人溫柔、聲音輕柔的21歲農村女孩，我們保證“孕產婦健康”會一下子成為他們的首要之務。我們第一次看到席米時，她正躺在亞的斯亞貝巴瘺管醫院主病區盡頭的病床上。她跟我們講起她的故事，助產士魯思·肯尼迪替我們翻譯。
上學時，她曾讀到八年級，這在埃塞俄比亞鄉下是很了不起的事。她19歲結婚，發現懷孕時欣喜若狂，她的女性朋友們也都來道喜，祝願她生個男孩。
沒想到進入分娩時，胎兒卻出不來。難產了整整兩天之後，席米幾乎不省人事。鄰居花了幾個小時把她抬到最近的公路上，好不容易等來了一輛巴士。他們把她放上車，巴士又花了兩天時間才抵達最近的醫院，這時已胎死腹中。
出院後，席米回到村裡療養，身體好轉時卻發現自己瘸了，身上還不停地散發著惡臭，流出尿液和糞便。她如遭晴天霹靂，覺得丟臉至極。父母和丈夫攢了10美元的車費，想把她送回醫院修補瘺管，可是上了巴士，其他乘客一聞到她身上的氣味，都嚷嚷：太沒道理了！我們也付了車錢——你不能逼我們忍受這樣的臭味！叫她下車！
巴士司機把10美元還給席米，趕她下車。修補瘺管的希望就此破滅。後來丈夫拋棄了席米，父母雖然支持她，還是蓋了一間獨立的茅屋給她住。就連他們也受不了那種氣味。每天父母都會把食物和水帶給她，安慰她幾句。席米住在那間茅屋裡，孤單，羞愧，又無助。一項調查顯示，九成的瘺管病患曾經考慮過自殺，席米也決定一死了之。她變得憂鬱，麻木，分裂。得了抑鬱症的人有時候會回到胎兒姿勢，席米就是這麼做的——只不過她幾乎完全不動。
“我把自己蜷成一團，”她說，“兩年來都是這個樣子。”一年有一兩次，她父母會將其帶出茅屋，但是其他時候她躺在地上躲藏起來，只求一死了之。她幾乎不吃不喝，因為吃得越多，就有越多的排泄物從大腿流下來。她開始慢慢絕食。
席米的父母不是不愛女兒，但不知道這種病能否治好，更何況也沒錢治病。席米沒有提出過任何請求，她很少說話，只是躺在茅屋裡等死。兩年來，父母心如刀割地看著女兒受苦，最後下定決心把牲畜賣掉——那是他們所有的資產。由於沒有巴士願意載她，他們付了250美元雇了一輛私家車，花一天時間到了伊爾加阿萊姆市的醫院。
醫生發現席米的病情太過複雜，把她轉診到瘺管醫院。當瘺管醫院的醫生向她保證能夠解決她的問題時，她很受鼓舞。她開始走出陰影。起先還只是遮遮掩掩地輕聲細語，漸漸地她重新與周圍的人互動起來。在醫生幫她修補瘺管之前，還有其他問題必須先解決。有整整兩年席米躺在地上縮成胎兒的姿勢，腿部已經萎縮、彎曲。她動不了雙腿，更不用說伸直，而且她也虛弱得無法用腳支撐身體。醫生們給她補充營養，做物理治療，期望能讓她伸直雙腿。
後來醫生發現她有七厘米的恥骨聯合關節不見了，顯然是遭到了感染。醫生給她做了結腸造口術——由於憂鬱退去，席米已能敞開心胸接受這樣的治療；經過無數次漫長又痛苦的物理治療之後，她終於能夠再度站起來了。後來她的腳患了應力性骨折，又在醫院接受了密集物理療法。幾名已康復的病患幫她按摩，在療程中協助她。她們總是很小心，只要席米疼痛難忍，就會立刻停止。經過月復一月的艱辛治療，席米終於能夠伸直雙腿站起來，最後她甚至可以自行走路了。同樣重要的是，她恢復了自尊以及對生命的熱情。待到恢復力氣，外科醫師給她做了瘺管修補，後來她完全康復。
席米·西佳耶在瘺管醫院，彎曲的雙腿已經動彈不了了。
（拍攝：尼可拉斯）
像席米這樣的女性幾乎被世界遺忘了。但是幾十年來，有一名美國醫生一直在帶頭呼籲大家關注孕產婦健康。患了致命退化性疾病的他，身體逐漸衰弱，但依然為降低生育死傷人數而奮鬥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