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亨特（Zach Hunter），12歲，與家人住在美國亞特蘭大。在學校聽到今日世界依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奴役時，他非常震驚，開始查找這方面的數據。他看得越多，就越覺得驚駭萬分。雖然還只是個七年級學生，但他認為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他成立了一個團體，叫作“零錢，零捆鎖”（Loose Change to Loosen Chains），簡稱LC2LC，這是學生推動的反現代奴役運動。他在第一年籌募了8500美元，此後該運動蓬勃發展。
扎克現在是高中生，他不停地在國內奔走，向學校及教會團體解說人口販賣的狀況。在My Space網頁上，他定義自己的職業是“廢奴主義者∕學生”，他的偶像是18世紀提倡廢除奴隸制度的英國鬥士威廉·威伯福斯。2007年，扎克向白宮提交10萬人聯署的請願書，呼籲政府對於打擊人口販賣採取更多行動。他也出版了一本給青少年看的書，叫《推動改變：終止奴役及改變世界手冊》（Be the Change：Your Guide to Ending Slavery andChanging the World），同時在全國各地的學校與教會醞釀籌組LC2LC分會。
“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這個運動正在爆炸性地成長，扎克是其中一分子，他們提出新方法來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一般的救援工作者在救援官僚體制中運作，而社會企業家成立新組織、公司或開展運動來創造自己的環境，用創意十足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社會企業家對於資本主義並不抱持傳統的懷疑態度，他們有不少人收取服務費用，利用商業模式來達到永續經營。
曾經擔任過管理顧問及政府官員的比爾·德雷頓（Bill Drayton）是推廣社會企業家精神的重要人物，他說：“社會企業家並不滿足於送魚給人吃或教他們怎麼釣魚，他們非得要把釣魚產業徹底改革一番不可。”德雷頓是社會企業風險投資組織“阿育王”（Ashoka）的創辦者，該組織扶持和培訓全世界的社會企業家，這些被稱為“阿育王夥伴”（Ashoka Fellows）的社會企業家，目前超過2000人，其中許多投身到了女權運動中。德雷頓簡述了社會企業家興起的歷史：
農業社會僅產生少量的盈餘，因此只有一小群精英可以遷居城鎮，創造文化及有自覺意識的歷史。這樣的模式持續了很久：少數人壟斷主動權，因為只有他們才擁有社交工具。這就是為何從羅馬帝國衰亡到1700年左右，西方的人均所得一直沒有起色。不過到了1700年，北歐開始發展出一個新結構：在更開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企業性∕競爭性商業模式……帶來的結果之一，是西方經濟從歷時1200年的停滯狀態中破繭而出並急速躥升，很快地超越了世界有史以來的紀錄。18世紀的平均個人所得增加了20%，19世紀增加了2倍，20世紀增加了7.4倍。然而，大約在1980年之前，這樣的轉變始終繞過了社會這一半……到了1980年左右，冰層才開始破裂，整個社會競技場才產生結構性的驟變，進入現在這種新的企業式競爭性結構之中。然而，冰層一旦破碎，隨之而來的改變就如排山倒海，除了一些主政者膽小畏怯的國家之外，可以說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如此劇變。這第二撥大轉變的優勢在於：不必擔任先驅和獻身者，而是跟隨商業的步伐，因此這種企業型社會機構在解決社會議題的同時，能夠一直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從這方面來看，這就類似泰國這種成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根據“阿育王”的最佳估計，每10～12年，社會領域所釋放的生產力水平與商業領域生產力水平之間的差距就會縮小一半。
想想看，要是女權運動有一大群社會企業家撐腰，其效果能夠增加多少。在對抗貧窮及奴役等方面，聯合國及救援機構已開始努力不懈地尋找技術上的解決之道，包括改善疫苗及引進新的鑽井技術——這些很重要。但是行動過程也有賴於政治及文化上的改進，同時，坦白說，還有賴於個人的號召力。通常，關鍵在於一位具有領導力的領袖，例如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印度的甘地以及英國的威廉·威伯福斯。投資在這些新興領袖身上，跟投資在行動過程上是同樣重要的。這就是德雷頓通過“阿育王”所推動的理念，這是大多數救援組織沒有領會到的。
“這的確是救援團體促進發展及政府施力的一大盲點。”《如何改變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這本關於社會企業家的精彩好書的作者戴維·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表示。大型捐助者，不管是政府救援團體還是大型慈善組織，都想採用效益可測量的系統來介入，這麼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會因為沒有設立網絡來認同及扶持大有可為的個別領袖，而錯失了改變社會的良機。捐助者一般不會設立具有針對性的、以社群為單位的小筆補助金——雖然這樣的補助金可以成為改變的重要工具。當然，一些團體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以風險投資者之姿，支持那些海外的小規模計劃，事實上，這正是支持“阿育王夥伴”的“阿育王”組織在做的事情。同樣，雪莉的研究生同學卡薇塔·朗達斯（Kavita Ramdas）所負責的“全球婦女基金會”（Fund for Women Global），從1987年起已經資助了167個國家的3800個以上的婦女組織。總部設於紐約的“國際婦女健康聯盟”（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以倡議運動而出名，但是也把獎金頒予全球支持婦女的小團體。
扎克是傑出的社會企業家，魯奇拉·古普塔和烏莎·那拉亞尼也是。雖然全世界的女性在政治領域的職位一般沒有那麼高，但是社會企業家的較高層經常由女性擔任。即便在男人獨掌政治權力的國家，女性也已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團體來發揮影響力，成功地推動改變，而許多女性已晉陞為社會企業家，領導反性交易的新廢奴主義運動。其中一人就是蘇妮塔·克裡希南（Sunitha Krishnan），她是印度的“阿育王夥伴”，是性交易打擊者中的傳奇人物。我們聽過關於她的很多故事，真正見到時，卻沒想到她如此嬌小。本來她不到1.4米，又因為先天性裂足所導致的跛腳而顯得更小了。
蘇妮塔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幼兒園時，她經常拿著一塊寫字板，把當天在學校所學的知識教給一群貧窮人家的孩子。那個經驗深深印刻在她心裡，在整個成長過程中都難以忘記。她決定長大後去做社工。她在印度的大學及研究生院皆攻讀社工專業，焦點放在提升人們的讀寫能力上。有一天，她和一群同學在組織村莊裡的窮人學習時，一幫男人出現了。
“他們不喜歡我們，想教訓我們。”蘇妮塔回憶道。目前她經營的收容所位於海得拉巴市（Hyderabad），其東北方將近1000英里處，就是魯奇拉·古普塔為米納奮戰的那個比哈爾村莊。蘇妮塔在收容所小而簡陋的辦公室裡跟我們娓娓道來，用的是上流社會優雅的印度式英文，聽起來比較像是大學教授，而非社會運動分子。她態度超然、條理分明，但是講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時，依然面有慍色：那幫男人強暴了她。蘇妮塔沒有報警，“我知道根本沒用。”最讓蘇妮塔震驚的是，她發現大家竟怪罪在她頭上，她家人也覺得很丟臉。“強暴本身對我沒有那麼大的衝擊，”她說，“影響我更大的反而是社會對待我的方式、人們看我的眼神。沒有人追問那些男人為何如此，所有人都在質疑我為何去那裡、我父母為何給我那樣的自由。後來我發現，我的遭遇是僅有的一次，而對許多人來說卻是每日發生的。”
蘇妮塔在她設立的收容所前與孩子們交談。
（拍攝：尼可拉斯）
這件事之後，蘇妮塔決定把事業重心由提升人們的讀寫能力轉向反對性交易上。她走遍印度，盡量找機會與娼妓談話，試著瞭解商業性交易的世界。她在海得拉巴定居，不久之後警方發動突擊，強制取締了該市的一個紅燈區——也許是因為那些妓院老闆平日賄賂金給得太少，警方需要展現一下威力。結果這場突擊取締釀成了個大災難。一夕之間，該區的妓院關門大吉，在那裡工作的女孩沒有了食宿供應，娼妓這一行名聲又是如此之差，她們無處可去。
“許多失業的妓女自殺了，”蘇妮塔回憶，“我幫忙把屍體火葬。死亡讓大家團結一心。我回去找那些女人，問她們：‘請告訴我，你們到底希望我們幫什麼忙？’她們回答：‘我們不需要，幫我們的孩子吧。’”
蘇妮塔和天主教傳教士喬·維提卡托（Joe Vetticatil）是密切的合作夥伴。目前，他已經過世，但是蘇妮塔在辦公室裡掛著他的照片。她對他的信仰印象深刻。“我是虔誠的印度教徒，”她說，“但是基督濟世救人的方式啟發了我。”蘇妮塔和喬修士在一個曾經是妓院的建築裡興辦學校，為妓女的孩子提供教育。一開始，有資格就讀的孩子有5000名，但是只有五人註冊。不過慢慢地學校越來越壯大，不久蘇妮塔又成立了收容所，收容兒童與從妓院裡拯救出來的婦女。她把組織取名為“普拉瓦拉”（Prajwala, www.prajwalaindia.org），意思是永恆的火焰。
紅燈區雖然關閉了一處，但是海得拉巴市還有其他風化區。蘇妮塔開始籌劃行動，把女孩從妓院解救出來。她深入該市最為污穢的街巷，無所畏懼地跟娼妓談話，試著激勵她們團結合作，告發皮條客。她挑戰皮條客和妓院老闆，搜集證據呈報警方，逼著警方增加突擊檢查。這些行動都惹毛了妓院老闆，他們無法瞭解，為什麼一個跟松鼠差不多大小的女人（其實是個女孩）要處處跟他們作對，讓他們無利可圖。心懷怨恨的妓院老闆組織起來，開始還擊。暴徒攻擊了蘇妮塔和她的同事。蘇妮塔說因為耳膜已經破裂，她的右耳聾了，此外還斷了一隻手臂。
蘇妮塔的第一位員工是阿卡巴。他曾經當過皮條客，後來良心發現，改邪歸正。他英勇無畏地幫助囚禁在紅燈區的女孩，妓院老闆為了報復，把他刺死了。蘇妮塔懷著沉重的心情把阿卡巴慘遭謀殺的消息告訴了他的家人，她認識到自己得更加小心謹慎。
“我們後來明白這樣的方式無法持續。”在談到早期的手法時她表示，“我發現如果要長期待在這裡，就必須為我的團隊和他們的家人負責，我不能期望每個人都像我一樣瘋狂。”“普拉瓦拉”開始加強與政府和救援團體的合作，提供康復、咨詢和其他服務。蘇妮塔培訓這些不再當娼妓的婦女製作手工藝品及書籍裝幀（其他救援組織也提供這種培訓），除此之外，她還培訓她們當焊工和木工。“普拉瓦拉”提供6～8個月的職業培訓，幫助她們學會一項生存技能。到目前為止，培訓課程已讓1500名左右的年輕女子恢復了正常生活。這些康復中心成為印度的一個奇景：年輕女子敲打鐵釘，搬運鋼條，操作機械，鐵錘的敲打聲和人們的叫喊聲讓中心朝氣蓬勃。“普拉瓦拉”也幫助一些女孩回到家人身邊，或是結婚，或是自力更生。蘇妮塔表示，到目前為止，85%的婦女能夠遠離賣淫，但還有15%的人會重操舊業。
蘇妮塔淡化這樣的成效。“現在賣淫的人數比我們開始打擊性交易時更多了。”她沮喪地透露，“我會說我們失敗了。我們拯救了10個人，可是又有20人進入妓院。”這樣的評估未免也太悲觀了。
在海得拉巴市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裡，蘇妮塔離開辦公室，向她的學校走去。那個在辦公室裡忙忙碌碌、講究效率的她消失了；那個在政府官員面前不苟言笑、嚴厲剛強的她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溫柔。面對學校裡嘻哈吵鬧地圍聚過來的學生，她一一呼喚她們的名字，詢問課業進行得如何。
午餐是簡單的燉豆子糊配印度薄餅，裝在破舊磨損的錫盤裡，校園裡人人有一份。蘇妮塔一邊小口吃著薄餅，一邊和一名志願者聊天。這名年輕女志願者叫阿巴斯·拜，黑色頭髮，淺棕色皮膚，牙齒潔白。阿巴斯十二三歲時被帶到德裡，她以為是去做女傭，卻發現自己被賣到了妓院，老鴇用板球棒毒打她，好讓她乖乖聽話。三天之後，阿巴斯和妓院的全部70名女孩被召集起來，觀看皮條客拿另一名少女殺雞儆猴。那名少女對抗嫖客，並且帶頭造反。她們看到少女全身被脫個精光，然後五花大綁，接著是一頓毒打，最後肚子被刺了一刀，在阿巴斯和眾人面前流血至死。
警方突擊檢查妓院後，阿巴斯終於成了自由身。蘇妮塔鼓勵她來“普拉瓦拉”學習職業技術。現在，阿巴斯正努力學習書籍裝幀，同時也教導其他女孩如何避免遭拐賣。蘇妮塔安排阿巴斯接受艾滋病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蘇妮塔正在試著幫她找一名同樣呈陽性的男人，好讓兩人結婚做伴。
蘇妮塔和阿巴斯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妓院都消失，而不只是由法律管制。蘇妮塔的聲音在該區越來越有份量了。十幾年前，要是想到一名個子嬌小、腳部畸形的年輕女社工能夠對海得拉巴市經營妓院的暴徒有任何影響，簡直是天方夜譚。救援團體太過理智，無法解決此問題。但是蘇妮塔天不怕地不怕地大步走進紅燈區，這種大膽作為正是社會企業家的正字標記。這些人可能很難搞、看似不講理，但是這些特質有時候正是他們成功的因素。
阿巴斯現在避難所工作。她試圖找一名艾滋病病毒檢測同她一樣呈陽性的男人結婚。
（拍攝：尼可拉斯）
但如果僅憑一己之力，反妓院運動也很難持久，蘇妮塔得到了美國捐助者的支持，這讓她的影響力倍增。其中，“天主教救濟服務組織”（Catholic Relief Services）更是蘇妮塔及“普拉瓦拉”計劃的忠實擁護者。蘇妮塔成為“阿育王夥伴”後，比爾·德雷頓也為她引介人脈，進一步強化了她的聲音。這是第一及第三世界聯盟合作的雛形，而且是廢奴主義運動所需要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