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舊時的方式，成為21世紀的奴隸主：我們支付現金，換取兩名女奴和兩張收據，接著就可對這兩名女孩為所欲為。
然而，把女孩從妓院解救出來是容易的，困難之處在於：防止她們再回去。女孩們獲得自由後，回到社會卻時刻感受到恥辱，再加上依賴毒品或受到皮條客的威脅，種種這些情況，往往導致她們重回紅燈區。善意的救援人員不辭辛苦監視警方突擊檢查妓院，把女孩救出，帶回收容所，給她們提供食物和醫療護理，最後卻看到她們攀爬後牆逃出去，這不能不讓人心灰意冷。
在柬埔寨西北部賣淫猖獗的地區，尼可與當時擔任《紐約時報》攝像師的那卡·納撒尼爾（Naka Nathaniel）有過兩次不尋常的購買經驗。到波貝鎮後，他們登記住進一晚八美元的賓館兼妓院。這次的採訪焦點是兩名十幾歲的少女娜思和茉姆，她們在不同的妓院賣淫。
娜思相當美麗，個子矮小、膚色較白，看起來十四五歲，但是她認為自己年紀還要大些。她不知道自己確切的生辰年月。被老鴇帶到尼可的房間後，她坐在床上，恐懼得發顫。她來到妓院才一個月，這是她的第一個外國客人。尼可需要口譯同時待在房間，這讓老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還是隨了他們的意思。
娜思黑髮過肩，粉紅色的緊身T恤，同樣緊身的牛仔褲，腳上配雙涼鞋。她雖然臉頰豐腴，但是全身纖細，看起來弱不禁風。她臉上塗了一層厚厚的化妝品，跟整個人極不相稱，像是個偷偷把媽媽的化妝品拿來胡亂塗抹的小女孩。
尼可通過口譯詢問娜思的成長背景及家人情況。生澀的對談進行了一陣子之後，她逐漸平靜下來，不再顫抖，眼光大多時候瞟向牆角的電視，尼可剛才打開了電視，好遮掩他們的聲音。她簡短地回答著問題，一副意興闌珊的模樣。
娜思坐在家門口。我們剛把她從妓院帶回家不久。
（拍攝：尼可拉斯）
頭五分鐘，娜思表示她是自願賣身的，堅稱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地來來去去，但當她明白這不是老鴇安排的測試，講實話並不會挨打時，才娓娓道出了她的故事。
一個堂姐把娜思帶出村莊，告訴家人她在鎮上幫娜思找了個賣水果的活兒。但一到波貝鎮，娜思就被賣到妓院，並遭到嚴密看管。醫生檢查證實她的處女膜是完好的，於是妓院把她的初夜拍賣給一名泰國賭場經理。經理把她鎖在旅館房間裡好幾天，跟她上床三次（後來他死於艾滋病）。現在娜思被幽禁在賓館裡，因為年紀夠輕、膚色夠淺，嫖客找她必須出高價。
“我可以在波貝鎮走動，但是一定要有老闆的近親跟著。”娜思解釋，“他們密切監視我，不讓我單獨出去，擔心我會逃走。”
“那為什麼不晚上逃走？”尼可問。
“他們會把我抓回來，那我就慘了，可能會被打。我聽說有幾個女孩試圖逃跑，被抓住後鎖到屋子裡一頓毒打。”
“那麼警方呢？女孩可以向警察求救嗎？”
娜思不感興趣地聳聳肩。“警察不會幫我，他們都被妓院老闆收買了。”她像機器人般面無表情地說道，眼睛依然盯著電視。
“你想離開這裡嗎？要是得到自由，你想做什麼？”
娜思突然把目光從電視上轉開，眼睛亮了一下。“我會回家，”她說，似乎在判斷這個問題是認真的還是在開玩笑，“回到家人身邊。我想開一家小店。”
“你真的想離開嗎？”尼可問，“要是我把你買下來，帶你回家，你百分之百確定不會再回來？”
娜思無精打采的樣子一掃而光，目光完全離開了電視，眼中的呆滯也煙消雲散。“這裡簡直是地獄！”她不屑地哼了一聲，第一次顯露出了心中的激動，“你以為我想做這行？”
茉姆在她工作的妓院房間裡。
（拍攝：尼可拉斯）
於是，尼可和娜思私下裡仔細研擬了計劃。一陣討價還價之後，老闆以150美元將她售出，給了尼可一張收據。
我們在另一家妓院認識了茉姆。她是一個瘦弱的女孩，眼睛大得有點不合比例，從業五年，似乎因為身心過勞而瀕臨崩潰。茉姆這一刻還在說說笑笑，下一刻就情緒激動地啜泣。她請求我們把她買下，給她自由，帶她回家。我們與茉姆的擁有者協商，最後以203美元把她買下，有收據為憑。
我們把這兩位女孩帶出波貝鎮，讓她們回到家人身邊。娜思的家比較近，我們留給她一些錢，讓她在村莊裡經營一家小型雜貨店，一開始生意興隆。美國對柬埔寨援助機構同意照顧並協助她。娜思才離開六周，家人能夠接受她出去賣蔬果的故事，毫不起疑地歡迎她回家。
茉姆就不同了。她住在柬埔寨遙遠的另一邊，在這一趟長途車程中，離家愈近，她就愈加擔憂，拿不準家人是會接受她還是抗拒她。她離家已經有五年了，這期間一直都沒有跟家人聯絡過。當我們終於接近茉姆的村莊時，她緊張得如坐針氈。突然間，她尖叫了出來，車子還在開動，她就猛力把車門打開，跳了出去，朝一名納悶地打量我們車子的中年婦女飛奔過去，接著這位婦女——茉姆的姑姑，也開始尖叫，兩人相擁而泣。
不一會兒，似乎整座村莊的人都尖聲大叫地奔向茉姆。茉姆的母親在一英里之外的市場看攤兒，一名小孩跑去跟她說茉姆回來了，她一聽，連忙衝回村莊，邊跑邊流淚。她緊緊抱住女兒，女兒試著跪下來請求原諒，結果兩人都跌到地上。一兩個鐘頭之後，尖叫喧囂聲才慢慢停歇，淚水也漸漸干去，大家臨時辦了一場宴席。家人可能懷疑茉姆當初是被人販子給賣了，但是當她模糊表示這幾年一直在柬埔寨西部工作時，他們並沒有繼續追問。家人決定讓茉姆去市場賣肉，就在她母親的攤位旁。尼可也留下一些錢，用來資助這個計劃。美國對柬埔寨援助機構同意照看茉姆，協助她轉換人生跑道。接下來幾天，茉姆一再打電話報告進度：“我們已經把母親旁邊的攤位租下來了，我明天就會去工作。”
她告訴我們：“一切都很順利，我再也不會回到波貝鎮了。”然而，一周之後，我們的口譯洛·錢德拉（Lor Chandara）發來一封令人痛心的電子郵件：
超級壞消息。茉姆小姐的父親說她已經自願回到波貝鎮的妓院了。我問她父親是否有人打她或責怪她，但他說茉姆沒有遭到任何負面的對待。茉姆星期一早上八點就不告而別，但是把手機留給了家人，昨晚打電話跟他們說她在波貝鎮。
就像許多妓女一樣，茉姆染上了甲基安非他命8的毒癮。妓院老闆常給旗下娼妓注射甲基安非他命，讓她們聽話，並因依賴毒品而無法離開。她回到村莊之後，毒癮發作無法自拔，不得不回到妓院注射毒品。
但一旦注射了毒品，她就想離開妓院。美國對柬埔寨援助機構的伯納德·克裡捨又把她送到金邊兩次，並且資助她在那裡安定下來，但是她每一次都在幾天之後逃走，拚命想回到毒品的供應處。茉姆絕非“難纏的女人”，她很甜美，甚至甜到令人有點厭膩。她總是買禮物送給朋友，天天在佛龕前為朋友祈福。她渴望永遠離開妓院，但是無法克服毒癮。
我們再到波貝鎮時，已經是整整一年之後了。尼可走進茉姆的妓院時，正好撞見她，她流著眼淚連忙跑開了。直到冷靜下來後，她才出來跪在地上請求原諒。
“我從來沒撒過謊，但是我騙了你。”她楚楚可憐地說，“我說我不會回來，但是我回來了。我不想回來，但我還是回來了。”
娜思和茉姆的例子表明，許多娼妓既非自願，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個介於這兩種極端之間的灰色地帶。茉姆回到妓院之後，老闆准許她自由地和嫖客離開，她要是想逃跑，也很容易做到。但就因為毒品和欠債，她想走也走不了。
幾年過去了，茉姆年紀越來越大，接客價降至一回1.5美元。後來她多了一名室友，不接客的時候，兩人就共享她在妓院的小隔間。這名新室友名叫溫柔，年方十六，她是離家出走的：有一天她騎著家裡的摩托車出去，結果摩托車失竊，她無法面對父親的責罵，就跑了。人販子說幫她在波貝鎮找個旅館清潔女傭的工作，卻把她賣到茉姆待的妓院，她在那裡被毒打，直到同意接客。茉姆成為她的看守者，確保她不會逃跑。
茉姆在妓院裡被虐待了多年，現在卻似乎不知不覺地滑入了管理者的角色。如果繼續下去，她就會成為年輕女孩進入情色行業的推手——或是打手，就像她自己曾經被打那樣。奴隸晉陞為監督者。
然而那樣的命運並沒有實現——警方強制取締妓院，結束了茉姆的經理之路。茉姆的老闆是名中年婦女，叫作娑蔻兒，她總是抱怨這個行業艱辛。“賺來的錢僅能餬口，要做的活兒可多啦！”她坐在妓院兼全家住所的門廳裡，總是這樣哀歎，“再加上那些醉漢總是酒臭熏天又討人厭，而警察只會伸手討紅包。”娑蔻兒的美夢幻滅了。一來是她丈夫在妓院裡從不做事，只會沒完沒了地和妓女上床，這讓她怒不可遏，最後終於跟他離了婚。此外，她也替13歲的女兒擔心，女兒在門廳做功課時，隨時都有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大搖大擺地闖進來，只要看到是女的，就不分青紅皂白地亂摸亂抓。2008年，柬埔寨當局因西方逐漸增強的施壓而強制取締了性交易，這導致人販子或妓院引進新女孩的成本提高，警方也開始向妓院老闆索求更大的紅包。附近任何一名警察都會順道進來，勒索五美元。這樣一來，波貝鎮大約一半的妓院倒閉了。娑蔻兒氣憤地表示她會改行試試看，說：“既然沒賺頭，不如早點收手，也許可以開個小雜貨店。”
其他妓院也沒有一家要買進女孩。茉姆突然發現自己自由了，這讓她既興奮又恐懼。她嫁給了一名警察恩客，兩人在男方家安定下來。2008年的聖誕假期，我們帶上三個小孩，全家五口一起去柬埔寨，在波貝鎮與茉姆愉快地相聚。“我現在是家庭主婦了，”她春風滿面地跟我們說，“我再也不用接客了，我永遠擺脫那樣的日子了！”
至於娜思，一開始因為村裡沒有其他店面競爭，她的雜貨店生意很好。但喜上眉梢的日子並沒有過太久，後來其他村民看到娜思財源廣進，也相繼開起店來。很快，村裡就有了五六間店面。娜思的生意萎縮不少。
更糟的是，娜思的家人還是把她當沒有權利的傻ㄚ頭來看，家裡任何一名男丁只要需要東西，就直接去她店裡拿——有時候付錢，有時候沒有。有一次過節，娜思家族的男丁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來準備盛宴，就去她的店裡洗劫一番。娜思抗議了。
她母親後來說：“娜思氣瘋了，她說我們整個家族都不准再靠近店舖一步，否則就完蛋了。她說她需要錢來進貨。”但是在柬埔寨的農村，沒有人會聽一個沒上過學的女孩說話，大家繼續我行我素，她的店很快被掏空了，她也沒有錢再補貨。店面開張四個月，她的經商計劃宣告失敗。
娜思覺得很丟臉，她跟幾名閨友計劃去城裡找工作。人販子答應幫她們在泰國找份洗碗的工作，但是要偷渡到那裡得交100美元，她們沒有這筆錢，只好欠人販子的債。這是掌控女孩的經典方式：借她們高利貸，要是無法償還，就把她們賣到妓院。
娜思擔心這樣的風險，但是賺錢是當務之急。她父親患了肺結核，不時會咳血，他們急需錢給他治病。娜思決定放手一搏。當她和她的閨友正要動身去泰國時，美國對柬埔寨援助機構的一名救援人員順道來訪，得知了娜思的情況。救援人員擔心她們中了人販子的圈套，勸娜思不要冒這個險。但是她還能怎麼辦呢？
該機構的伯納德·克裡捨嘗試了另一個方法。他安排娜思搬到首都金邊，在莎波美容院學習理髮，那是該市一家頂尖的美容院。娜思住在援助機構的大樓裡，一邊學習英文，一邊在美容院工作，學習剪頭髮和修剪指甲。在一次化妝比賽上，她得了第三名，這鼓舞她更踏實地生活，把一切精力都投注在學習上。
“我很滿意娜思小姐的表現，她學得很認真。”老闆莎波·藍道說，但他覺得娜思有一個問題，“她不想幫人按摩，我已經跟她講了好多次，但是她非常牴觸。”娜思從來不敢跟莎波解釋她畏懼按摩的原因。在“莎波”這樣體面的美容院，按摩是跟性無關的，但是對於有娜思這種經歷的女孩而言，想到要替人按摩，不管是哪一種，都會激起可怕的回憶。
慢慢地，娜思更柔和了。她原本瘦，帶著些憂鬱，但現在圓潤了些，也鬆弛了下來，有時候還很活潑，喜歡咯咯傻笑。她回到了一個少女該有的樣子，男孩子也注意到了。他們喜歡逗她，她則一概視而不見。
“我離他們遠遠的，”娜思冷冷地說，“我不想跟男生打情罵俏，我只想學做頭髮，想有一天能自己開美容院。”
娜思打算等學業完成之後，先在一家小型美容院當美容美發師，積累些經驗，一兩年之後，她要在家鄉附近的馬德望市（Battambang）開自己的美容院，這樣既可以照顧父親，也能賺錢給父親治病。
沒想到的是，娜思的健康狀況開始下滑。她莫名地發燒和頭痛，持續了好幾個月，好不容易增加的體重又降了下來。她去馬德望的診所檢查，醫護人員給她做例行的艾滋病篩檢。半小時後，他們交給她一張紙條，檢驗結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陽性。
娜思如遭晴天霹靂。她走出診所，那張紙在手中被揉成一團。在柬埔寨鄉村，被確診艾滋病有如被判了死刑，娜思不知道她還有多少日子可活。她日日以淚洗面，徹夜失眠。她這種人不習慣跟別人透露心中秘密或表達情感，但是壓力在她內心愈積愈大，最後她終於告訴了我們。美國對柬埔寨援助機構試著安排她接受治療，但是她認為自己已經無藥可救了。她的神經因為強烈的自我否定和憤怒而緊作一團。她打算回到村裡，好在家人身邊死去。這時，一名叫作索西亞的男子開始追求她。對於娜思這樣的鄉下女孩來說，他真是魅力四射：上過大學，會說英語，身材高挑，文質彬彬。他比娜思大，看起來更成熟。能找到娜思這樣漂亮的姑娘，他也歡喜無比。但是造化弄人，娜思沒有辦法，只能板起臉把他打發掉。這對一個陷入愛情的男人來說，可沒那麼容易。
“我愛上了娜思小姐，她卻要我打退堂鼓。”索西亞說，“她跟我說：‘我很窮，又是農村的（他來自首都金邊），別愛上我。’但我跟她說我依然愛她，至死不渝。”
娜思也愛上了他。不久之後，索西亞求婚，她同意了。娜思跟索西亞說她曾經在波貝鎮工作，跟一位美國新聞記者是朋友，但是她不敢承認曾經當過妓女，更不敢說她艾滋病病毒檢驗呈陽性。心中的秘密時時啃噬著她的良心，但她還是沒有勇氣說出實話。
婚後不久，娜思懷孕了。帶菌孕婦要是在分娩前服用衛滋這種藥物，生完孩子後也不喂母奶，就可以大幅降低母體垂直感染的風險。但這樣一來，她就得告訴丈夫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且是在從妓時感染的。看著娜思和索西亞夫妻經歷這些，我們感到非常心痛，因為索西亞是如此深愛著這個秘密危害他及他們孩子性命的女子。
一天下午，我們坐在他們家外頭聊天，索西亞跟我們說他父母瞧不起娜思，因為她曾經在餐廳工作過，他們認為女孩子做這種工作是很沒面子的事情。“我父母氣瘋了，因為我告訴他們我會愛娜思一輩子。”索西亞說，“父母永遠不准我回去了，說：‘選娜思還是選我們，你自己看著辦！’我父母想把我們分開，把我送去馬來西亞，但是在馬來西亞雖然吃得好住得好，我還是非常想念娜思，我必須回到她身邊。就算惹上麻煩，也永遠不會離開她——即使挨餓，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聽到這一番公開示愛的表白，娜思看起來心事重重，但是當他們四目相對時，便一起笑了起來。這原本該是娜思人生的巔峰，但是她骨瘦如柴，滿臉病容，似乎已經進入艾滋病晚期。
“她變得越來越虛弱了，”索西亞擔憂地說，“通常孕婦會想吃東西，但是她食慾沒那麼好。”
索西亞走開的幾分鐘，娜思轉向我們，滿臉憔悴。“我知道，我知道，”她低聲說，聽起來內心正經歷一番天人交戰，“我想跟他說，我試著跟他說，但是他那麼愛我，他該怎麼辦啊？”她搖著頭，哽咽了起來，“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愛我，我開不了口。”
我們跟她說她要是愛索西亞，就得跟他明說。索西亞回來時，我們試著把話題導向娜思的健康。“你們夫妻倆都應該在生產前做艾滋病病毒檢查，”尼可建議道，語調故作輕鬆，像是隨意地提起，“感染方式無奇不有，現在檢查是最好的了。”
索西亞溫和地微微一笑，不屑地表示：“我確定我太太沒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從來不和其他女孩出去，也沒上過妓院，她怎麼可能感染？”
我們後來又去拜訪過娜思好幾次，給她帶食物和奶粉，讓她吃得有營養一些，但是我們每一次看到她都心如刀割。在妓院短短的那段時間，帶給她一個無藥可救的絕症，而這個絕症正在讓她、她丈夫和他們未出世的孩子步入窮途末路。她的生命似乎剛有好轉，卻又立刻跌入了谷底。
後來產期將至，娜思同意再做一次檢測。不可思議的是，這次的檢驗結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陰性。這次的檢測比上一次還先進可靠，娜思之前確實看起來病重憔悴，但可能是結核病、寄生蟲或精疲力竭之故。無論如何，她沒有艾滋病。
結果一出，娜思立刻覺得好了起來。她體重眼看著增加，很快地看起來更健康了。索西亞的父母因為孫子即將出世，原諒了他們夫妻，全家再度團圓。
2007年，娜思生了一個大胖兒子，看起來強壯又健康。娜思在院子裡抱著他時，眼裡散發出喜悅的光芒。2008年年底，我們全家順道再次拜訪娜思和她先生，她把她兒子抱出來給我們的孩子看，小傢伙搖搖晃晃地走路時，娜思樂不可支。她回到學校，修習美發的最後課程，她婆婆打算買下一間小店面，讓娜思經營美容美發的小生意。“我知道店名要取什麼，”她說，“就叫作‘尼可與伯納德9’。”在經歷了那麼多的波折與障礙後，她又重拾了生命的重心。那名曾經在妓院裡恐懼得發顫的女孩，已經被永遠埋葬了。
對我們而言，這則故事有三個教訓。
一、把女孩從妓院解救出來不僅複雜和困難，未來也是個未知數。解救她們有時候的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把重心放在預防及終止妓院運營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棄。幫助他人是困難重重且變量很多的，我們的介入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這些勝利之舉無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廣泛的社會問題無法全面解決，能夠減輕和緩和也是值得的。我們可能無法教育貧窮國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婦女死於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裡的“所有”女孩解救出來，但是我們想到娜思的經歷，就想起一則夏威夷寓言，這是曾經擔任《紐約時報》攝影師的那卡·納撒尼爾告訴我們的，他本身是夏威夷人。
一名男子到了海灘，發現到處都是被潮汐沖刷上岸的海星。一個小男孩在海灘上邊走邊把海星撿起來丟回海裡。“小子，你在做什麼？”男子問道，“海灘上有多少海星你知不知道？你怎麼做都沒用的啦！”男孩若有所思地停頓一會兒，又撿起一隻海星，把它丟回海裡。“至少對這只是絕對有用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