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成堆的書籍證明奴役制度是極好的事，但我們從沒聽說過有人希望成為奴隸，好從中得利。
——亞伯拉罕·林肯
在拜訪完比哈爾的米納·哈西納與魯奇拉·古普塔之後，尼可6從印度的一座邊界村莊進入了尼泊爾。該村攤位林立，出售衣服、點心和極不人道的商品——數千名尼泊爾女孩就是從這個地方跨越邊界，被販賣到印度加爾各答的妓院裡的。在那裡，她們要是膚色較淺、面貌姣好、乖巧順從、不會說當地話（降低逃脫的概率），價值就會比較高。尼可在邊境檢查站填寫規定的表格單時，看到尼泊爾人大批湧入印度，並不需要填寫什麼入境單。
在簡陋的邊境辦公室中，尼可跟一位英文流利的印度官員交談了起來。官員表示他是情報局派來監視邊境的。
“那你到底在監視什麼？”尼可問。
“我們在看有沒有恐怖分子，或是恐怖行動的補給品。”官員說，他並沒有監視得非常仔細，一輛又一輛的卡車從眼前開了過去，“‘9·11’事件之後，我們這裡要嚴加管制，我們也查看有沒有走私或盜版的商品，要是發現的話，就會沒收充公。”
“那麼被販賣的女孩呢？”尼可問，“你們檢查嗎？一定很多吧！”
“噢，多得不得了，但我們不擔心她們，反正也無能為力。”
“你們可以逮捕人販子啊！販賣女孩難道不跟盜版DVD一樣值得重視嗎？”情報局官員哈哈大笑，舉手作投降狀，“賣淫是不可避免的。”他輕聲笑道，“各國一直都有賣淫活動，要不然男人從18歲以後，一直到30歲結婚之前這段時間要怎麼過？”
“可是綁架尼泊爾女孩，把她們囚禁在印度妓院裡，這真的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嗎？”
官員聳聳肩，不為所動。“的確是不幸，”他附和道，“但是只有犧牲這些女孩，我們的社會才能和諧，良家婦女才能夠安全。”
“可是這些尼泊爾女孩很多也是良家婦女啊！”
“噢，話是沒錯，但她們是農村女孩，完全不識字，是從鄉下來的，所以印度中產階級的好女孩就能安全了。”
尼可咬牙切齒地說：“我懂了！要知道，美國在社會和諧方面也有很多問題，所以我們應該來綁架印度中產階級的女孩，強迫她們在美國妓院工作！這樣一來，年輕的美國男人就爽了，你說是不是？那我們社會就更和諧了！”
接著是一陣不祥的靜默，但最後官員捧腹大笑。
“你真會說笑話！”官員咧嘴笑說，“我差點被你耍了！”
尼可只好作罷。
人們對於奴役鄉村女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跟200年前大家容許把黑人當作奴隸的原因是一樣的：受害者從不被視為一個完整的個人。印度政府派遣情報官員搜查盜版商品，因為他們知道西方國家在乎知識產權。只有當印度政府感受到西方對奴役的重視等同於盜版DVD時，才會派人到邊界逮捕人販子。
粉碎現代奴役的技術手段並不缺乏，缺乏的是政治意願。政治決心一定是任何廢奴運動的起點。我們並不是說因為這是西方的過錯，所以西方人要為此負責。西方男人並非大多數貧窮國家賣淫業的主角。沒錯，在泰國、菲律賓、斯里蘭卡和伯利茲，也有部分美國和歐洲的性觀光客，但他們依然只是嫖客中的一小撮，大多數畢竟還是當地男人。此外，西方男人通常是跟多少出於自願的妓女在一起，因為他們想帶她回到旅館房間，而被迫賣淫的妓女一般是不能離開妓院的。因此，並不是因為西方人是禍源，所以西方人有責任帶頭處理。我們之所以特別點選西方，是因為我們雖然處於奴役的外圍，但我們的行動在克服可怕的人口販賣方面是必要的。
一個柬埔寨少女站在她工作的房間前。她曾遭綁架並被賣入妓院中。
（拍攝：尼可拉斯）
現代廢奴主義運動的效果有限，原因之一是處理賣淫的政治立場分裂不合。20世紀90年代，美國左右兩派並肩合作，共擬了《2000年人口販賣受害人保護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這是在全球議程上提升國際反販賣意識的里程碑。當時的反販賣運動裡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兩黨合作，該運動同時受到了已故參議員保羅·韋爾斯通（Paul Wellstone）等自由派民主黨人士以及參議員薩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等保守派共和黨人士的強烈支持。希拉裡·克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也是這項議題的領導者，而最偉大的鬥士非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卡羅琳·馬洛尼（Carolyn Maloney）女士莫屬。此外，小布什時代留下來的少數幾項具有正面力量的國際方案中，其中一項就是大力抵制人口販賣。“生命之聲”（Vital Voices）和其他自由派團體在反對性交易方面也堅毅不屈。“國際正義使命團”（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和其他保守福音派教徒團體同樣毫不遜色。然而，左右派雖然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都有重要貢獻，但大多時候是各自為政。要是他們能在廢奴主義運動中團結合作，其效果將遠大於現在。
不合的一項原因，是兩方對於如何看待賣淫各持己見。左派經常是不帶批判性地稱其為“性工作者”，並且只要是彼此自願的法定成年人，左派往往能夠容忍這樣的交易。至於右派人士，當中有些女性主義者參與，傾向於稱之為“妓女”或“賣淫婦女”，認為賣淫本身就是有損尊嚴和道德的。兩方爭吵不休的結果就是無法並肩合作、共同打擊人人皆深惡痛絕的事情：強迫賣淫和雛妓。
“在大學裡，這方面的辯論正在理論架構中進行。”創辦“世界自救婦女”的魯奇拉·古普塔一邊說一邊翻白眼，這時她正坐在比哈爾的家裡。她白天已經在紅燈區忙了一整天。“那些理論家很少來到基層看看問題有多棘手。辯論這個問題該怎麼稱呼，根本無關緊要，重點是孩子正被逼著賣淫。”
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來杜絕性奴役？一開始，我們同意這個觀點：20世紀20年代美國禁酒效果不彰，現在禁止賣淫行為，效果也不會更好。我們當初認為不應該徒勞無功地禁止賣淫，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合法化並立法規範。那種務實的“減害”模式是許多救援團體喜歡的，因為能夠讓醫護工作者分發保險套，抑制艾滋病的擴散，此外也准許當局進入妓院，因此更容易檢查是否有雛妓。
後來我們改變了想法。在賣淫通常是受到強迫的國家裡，那種合法與管制的模式一直效果不好。一來是那些國家的政府通常管理無力，因此立法規範沒什麼用處。二來是合法的妓院往往也會吸引類似的少女買賣及強迫賣淫等非法勾當。相反，如果結合職業再訓練及戒毒等社會服務，倒是有實證表明強制取締是可以成功的，這也是我們後來喜歡的方式。在人口販賣猖獗的國家，我們偏好執法策略，推動警方態度上的根本轉變，以及警方定期檢查是不是有雛妓或強迫賣淫的問題。也就是說，政府的責任除了立法之外還要執法，緊盯著有多少妓院遭到強制取締、有多少皮條客遭到逮捕。監獄般的妓院應該關閉；對於購買少女初夜者，警方應發動誘捕行動；政府應向全國各地的警政首長施壓，要他們致力於打擊貪污腐敗的風氣，因為貪污與販賣息息相關。這些行動的目的，都是要減少妓院老闆的不當收益。
我們很難消滅賣淫活動。在伊朗，妓院是被嚴格禁止的，首都德黑蘭市市長向來以遵紀守法聞名，直到有一天，伊朗新聞報道警方突擊檢查一家妓院時，發現市長正與六名一絲不掛的妓女在一起，他被當場逮捕。強制取締雖非最佳手段，但往往會導致收保護費的警方忐忑不安，他們向妓院索要更高的紅包，這樣一來就降低了皮條客的收益，或是警方至少會關閉那些沒有警員包庇的妓院。通過這種方式，那些關在牢籠裡直到死於艾滋病的14歲少女的人數，必定能夠降低。
“這是可行的。”國際正義使命團負責人加裡·豪根（Gary Haugen）表示，“你不必逮捕每個人，只要取締足夠的數目，就能帶來漣漪效應而改變結果。這會影響皮條客的行為，也會驅使買賣農村處女的人販子轉換跑道，比如改成買賣偷來的收音機。”
許多自由派人士及女性主義者對於我們提倡強制取締的“大棒”手法大為震驚，認為這只會驅使性集團地下化。他們主張合法與管制的模式、賦權性工作者，最後還援引成功案例：索納加奇計劃（Sonagachi Project）。
索納加奇的意思是“黃金樹”，指的是加爾各答市不斷蔓延的紅燈區。在18、19世紀，這裡是包二奶的著名地區。今天，這裡有幾百家沿著窄巷搭建的多層樓妓院，容納的妓女超過6000人。20世紀90年代初期，衛生專家對於印度艾滋病的擴散憂心忡忡，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支持發起了索納加奇計劃。該計劃的一個關鍵要素就是成立性工作者聯盟，即“杜爾巴行動”（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通過鼓勵使用保險套來降低艾滋病病毒傳染率。
這項行動似乎相當成功。向民眾宣傳使用保險套的重要性，這是實際解決賣淫所衍生的公共衛生問題的好方法。一項研究發現，索納加奇計劃使得從業者持續使用保險套的行為增加了25%。2005年，另一項研究指出，參與索納加奇計劃的性工作者中，只有9.6%感染艾滋病病毒。相較之下，在沒有性工作者聯盟的孟買，有五成的妓女受到感染。杜爾巴行動懂得利用媒體，他們籌辦觀光團，帶領旅客遊覽索納加奇紅燈區，強調聯盟的成員裡杜絕了雛妓或非自願娼妓，而賣淫至少是沒有專長的女性勞工賺取像樣收入的一種方式。索納加奇模式也得到國際救援組織“關懷”及“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間接支持，這都是我們非常敬重的組織。許多專家也贊成這樣的模式。
不過當我們細探數字時，發現它並不像乍看之下那麼嚴謹周密。剛來到索納加奇工作的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莫名其妙地高——20歲或以下的性工作者中有27.7%攜帶艾滋病病毒。研究也顯示，一開始，索納加奇接受訪談的所有性工作者都聲稱幾乎每一次都使用保險套，但是在進一步逼問下，她們承認頻率沒那麼高：只有五六成的人表示與最近的三位恩客自始至終都使用了保險套。此外，與孟買的比較有誤導之嫌，因為印度南部與西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直都比北部和東部高得多。的確，根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索納加奇計劃在加爾各答發起時，孟買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經高達51%，而加爾各答只有1%。杜爾巴行動雖然鼓勵使用保險套，但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受益，似乎比擁護者宣稱的還有限。
尼可在博客上批評杜爾巴行動，一位印度人如此回應：
照理說，你算是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但當女性真的在性與工作上有選擇權時，你卻經常成了軟腳蝦。
這點一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性工作者都想為自己創造安全的工作環境，現在終於有了些進展，你卻利用她們的悲慘故事，把這些當作是反對性工作這個行業的論據，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你的立場顯示西方在把棕色皮膚的野蠻人從他們的宿命裡解救出來方面，是採取男上女下的傳教士姿勢。
許多印度的自由派人士贊同上述看法，但是我們從一些女性那裡聽到了相反的觀點，而她們都擁有在加爾各答的紅燈區長期打擊販賣人口的經驗。其中一位是魯奇拉·古普塔，另一位是娥米·芭蘇（Urmi Basu）。娥米是“新光基金會”（New Light Foundation）的負責人，為目前從事及曾經從事賣淫的娼妓奮戰。魯奇拉和娥米皆表示，杜爾巴行動已成為妓院老闆的“門面”，出於善意支持杜爾巴行動的西方人反而為人販子提供了掩護。
娥米帶我們認識了吉塔·高希。吉塔描繪的索納加奇，跟參加杜爾巴行動觀光旅遊團所見所聞的開明景像有天壤之別。吉塔在孟加拉國的貧窮村莊長大，11歲時，為了逃離施暴的父母，她離開了家。一位朋友的“阿姨”提供了幫助，把吉塔帶去索納加奇，她後來才知道這位阿姨是老鴇。吉塔從來沒看到任何跡象，顯示杜爾巴行動確實在阻擋人販子販賣像她這個年紀的女孩。
起先，阿姨對吉塔不錯，但是吉塔長到12歲時，有一天阿姨幫她梳妝打扮，做了個新髮型，換了緊身洋裝，然後把她鎖進一個房間，跟一名阿拉伯客人關在一起。“看到面前這麼高大魁梧的男人，我嚇壞了。”她說，“我一直哭，還跪在他腳邊求他，但是沒辦法讓他理解我。他把我的衣服扯掉，連續一個月，他都這樣強暴我。他要我脫光了睡在他旁邊，他喝酒喝得很凶……那是個痛不欲生的記憶。我流了很多血。”
在索納加奇賣淫的頭三年，吉塔不能踏出妓院一步，完全沒有杜爾巴行動宣稱的人身自由。她不時會被棍棒毒打，還會遭到屠刀的威嚇。
“屋裡有個巨大的污水排水管。”吉塔回憶，“嬤嬤說：‘你要是膽敢逃跑，我就把你碎屍萬段，丟進這個排水管裡。’”就吉塔來看，杜爾巴行動推行的杜絕人口販賣運動只是騙騙外人的假象。就連當她好不容易獲准站在妓院外頭的街道上招徠客人時，也一樣受到嚴密監視。跟一般的觀念相反，這些女孩並沒有得到像樣的收入，吉塔從來沒有拿到過一盧比的工資。這是奴役，而且還在死亡的威脅下執行。在杜爾巴行動開展之後來到索納加奇工作的其他婦女，也告訴過我們類似的故事。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晚上穿過索納加奇時親眼看到雛妓。尼可走訪索納加奇好幾次，佯裝客人進入妓院。他看到許多少女，但是老鴇不准他把女孩帶出去，應該是害怕她們趁機逃走。此外，她們只會說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或印度語，而尼可不會說這三種語言，無法採訪她們。耶魯大學會說印度語的醫學系學生阿努普·帕特爾（Anup Patel）在2005年做過研究，調查加爾各答的保險套使用率。他發現，在索納加奇，性交的價錢是由顧客與妓院老闆（而非女孩個人）商談的，不僅如此，客人如果多付妓院老闆一些盧比，就有權不使用保險套。女孩毫無置喙餘地。
阿努普參加了杜爾巴行動的觀光旅遊團，一位老鴇告訴他，幾乎所有妓女都是自願來到索納加奇，自願踏入“性工作這個高尚的職業”。在一家妓院裡，阿努普和另外兩個研究人員坐在後方的一張床鋪上，旁邊有一名妓女，她正在默默聆聽老鴇對前來參觀的遊客誇誇其談。老鴇表示這些女孩都是自願選擇來這裡快速賺錢的，享有杜爾巴行動保證維護的人權。阿努普說：
在老鴇跟其他遊客滔滔不絕地講述該聯盟的成功之舉時，我們三個偷偷用印度語問那名妓女這些是否屬實。膽怯的妓女不敢作聲，我們向她保證不會讓她惹麻煩，她才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告訴我們，來到索納加奇的妓女幾乎沒有一個是以成為性工作者為抱負的，大多數人都像她自己一樣是被賣來的……當我問她想不想離開索納加奇時，她的眼睛亮了起來，但是她還來不及回答，杜爾巴行動的高層職員就把手放在我背上，說要準備動身了……
觀光團繼續參觀下一家妓院，一路上我們看到了幾百名妓女。有人問能否參觀青蓮妓院（Neel Kamal），傳言這家妓院依然有雛妓。那名高層職員立刻拒絕了，聲稱杜爾巴行動沒有事先爭取許可，不希望貿然闖入侵犯妓女的權利。但你知道，在印度，吹牛說大話是很有效的——這名高層職員在面臨要是不合作我們就會“打電話給相關人士”的嚴厲威脅下，還是被唬住了，只好帶我們前往惡名昭彰的青蓮妓院。
在這棟多層樓的妓院入口，五名皮條客守衛著上鎖的大門。一名皮條客解開大門門鎖時，其他四名迅速跑進去，用響亮的聲音喊道：“訪客來了！”我們團體衝進去，爬上階梯到一樓，卻在半途中剎住腳步：幾十名年紀小於16歲、塗著鮮艷口紅的少女正在昏暗的走廊上東竄西逃，然後消失在了密室之內。
杜爾巴行動的職員叫我們站著別動，而那四名皮條客繼續大呼小叫。我不管往哪裡看，都能看到女孩在奔竄。我好不容易堵住一個門口，只見裡頭有兩名不超過14歲的少女正張開雙腿躺在床上，看得到牛仔迷你裙裡頭的陰部。
索納加奇計劃雖然在防範艾滋病方面有些許成就，卻跟孟買採取的大棒策略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對比。孟買的妓院向來比加爾各答的情況更糟，並且以關在妓院監牢裡的“牢籠女”聞名。但是因為西方國家施壓，警方強制取締，孟買市中心的娼妓人數在過去幾年急遽下降。今天，孟買市中心紅燈區也許有6000名娼妓，但是十年前卻高達3.5萬名，而索納加奇的娼妓人數卻十年來保持不變。
孟買警方的強力取締，的確驅使一些妓院地下化，導致取締的功效難以判定，也更難為娼妓提供保險套和醫療服務。她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很可能上升，但是我們無從確知，因為我們無法檢查地下妓院的女孩。然而強制取締也讓妓院老闆無法獲取高利，使得孟買妓院買進或賣出一名女孩的價格大幅下跌，因此人販子開始把少女運到加爾各答，以便賣個更好的價錢。現在女孩被販賣至孟買的情況減少，至少代表了些許的成功。
荷蘭和瑞典的不同策略也凸顯了“大棒”手法及“合法與管制”模式的差異。2000年，荷蘭正式把賣淫合法化（大家原本就能包容），人們相信這樣一來，就比較容易提供娼妓健康及分娩檢查，防止未成年人及販賣受害者被迫賣淫。瑞典採取的是相反策略：1999年，政府把性服務的交易判定為犯法行為，但不是懲罰出售性服務的妓女，會被懲罰的（理論上會被判刑高達六個月）是付錢買性服務的男人。這種策略反映了一種觀點：娼妓是受害者而非罪犯。
十年之後，瑞典的強制取締似乎在減少人口販賣及強迫賣淫方面較為成功。根據一項統計，瑞典的娼妓人數在前五年下降了41%，性交易的價錢也降低了——這充分表明需求降低。瑞典娼妓並不喜歡這樣的改變。同時，由於價格下降，瑞典對人販子的吸引力減弱了。的確，一些人販子認為把女孩賣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圖，應該把女孩送到荷蘭。瑞典認為這個策略大為成功，雖然當初制定法律時備受爭議。一項民調顯示，81%的瑞典人贊同該法。
在荷蘭，賣淫合法化有助於替合法妓院的娼妓進行健康檢查，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性傳染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趨勢。荷蘭的皮條客依然在供應雛妓，販賣人口和強迫賣淫仍繼續存在。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非法妓女的人數是增加的，這顯然是因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觀光產業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議會發現，性觀光與犯罪確實令人憂心忡忡，他們在2003年停止實驗，不再讓街頭妓女於“容忍範圍”內拉客，但是依然允許合法妓院繼續存在。所以，重點是什麼？顧客可以輕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東歐來的雛妓，但是在斯德哥爾摩卻找不到。
其他歐洲國家論定瑞典的實驗較為成功，開始趨向於採用相同模式。我們也希望美國的一些州能夠試著評估這樣的模式在美國是否可行。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這種難以達成共識、造成兩極化分裂的辯論，大多只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嚴格來說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說，它們卻無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貧窮國家，法律通常無關痛癢，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們的焦點必須放在改變現實狀況上，而不是改變法律上。
美國國會在2000年往該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國會要求國務院發佈年度《人口販賣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據各國對付人口販賣的表現來排名，名次最低的國家就會受到國際制裁。這就意味著美國駐外大使館必須著手搜集人口販賣的相關資料，這還是頭一次。駐外大使要與當地外交部的官員展開討論，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販賣列入重大關切事項，與核武器擴散及恐怖主義等量齊觀。這樣一來，各國的外交部就會詢問他們的警政署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的成果。
光是詢問，就能把問題提上日程。各國開始立法，佈局突擊行動，匯整概要文件。皮條客發現賄賂警方的費用扶搖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實這個方式還可以更進一步。在美國國務院，處理人口販賣問題的辦公室已被邊緣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棟辦公樓裡。要是國務卿公開積極地支持該辦公室，比如有相關的出差就帶領辦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則能提升人口販賣的曝光率。總統前往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時，可以拜訪“世界自救婦女”這樣的收容所。當初歐洲商議是否該讓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時，應該把人口販賣當成一項議題；對於土耳其而言，這點還來得及補救。7
主張強制取締的“大棒”手法應特別應用在處女販賣方面。尤其在亞洲，這種交易在販賣收益方面所佔的比例極高，也是少女遭到綁架的原因。女孩一旦慘遭強暴，往往會認命地下海賣淫，直到死去。買方通常是富有的亞洲人——把這種人送一些去坐牢，就會形成良性循環：處女市場將快速萎縮，人販子集團將轉攻風險較低、利潤較高的營業項目，娼妓的平均年齡會提高，強迫賣淫的數量也會縮減。
我們在柬埔寨西瓦帕克村（Svay Pak）看到了上述的轉變。該村曾是全球性奴役情況最為嚴重的地方。尼可第一次到那裡時，在該村的妓院看見過七八歲的女孩。尼可假裝成客戶，獲准與一名被賣至妓院的13歲女孩交談，她正恐懼地等待售出初夜。後來美國國務院公佈了《人口販賣問題報告》，嚴厲譴責柬埔寨，媒體曝光了柬埔寨奴役女孩的惡行，而“國際正義使命團”也在該處設立辦公室，西瓦帕克村因此成了性奴役的典型，柬埔寨政府認為妓院老闆送來的紅包不值得惹上國際輿論的煩擾與因此帶來的難堪，於是下令警方強制取締了妓院。
尼可拜訪西瓦帕克的最後兩三次，妓院並沒有明目張膽地讓女孩們在門口招攬客人，妓院前門也上了鎖鏈。妓院老闆以為尼可是客人，緊張兮兮地把他從後門帶入，然後叫一些妓女出來，但是人數似乎只是之前的1/10。尼可要求看看小女孩或處女，老闆說他們必須安排一下，一兩天後才能帶一名來跟他會面。這個跡象顯示，實質的進步是可能的。某種程度的賣淫可能會繼續存在，但是我們已經不再默默地任由性奴役橫行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