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Homo sapiens）
“未來學從來不是一個得到廣泛認同的研究領域。”作家喬納森·捨爾曾經這樣寫道。[2]心存這一告誡，我出發前往動物保護研究所。它是聖迭戈動物園位於市區以北50公里處的一個分支機構。驅車赴研究所途中，經過了若干塊高爾夫球場、一座葡萄酒廠以及一個鴕鳥農場。到達研究所的時候，我發現這裡安靜得就像是一所醫院。一位專業領域是組織培養的研究人員瑪利斯·霍克（Marlys Houck）帶著我走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來到了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她先是戴上了一副像是加強版的隔熱手套，然後撬開了一個大型金屬罐的蓋子。一股如同仙氣一樣的水霧從開口處溢了出來。
罐子底部蓄有一汪液氮，溫度是-196℃。懸吊在液氮之上的是一盒又一盒的塑料小管。這些盒子像塔一樣堆疊起來，盒中小管全都直立放著，就像是一顆顆螺栓，各有各的孔位。霍克首先定位到要找的盒子，數了幾排，又倒回去。她取出兩支小管，當著我的面放在鋼製平台上。“這就是了。”她說道。
這些小管裡收著的就是地球上僅存的毛島蜜雀，舊稱黑臉蜜雀。這種生活在夏威夷毛伊島上的矮胖小鳥長著一張可愛的小臉和奶油色的胸膛。有人曾對我說，毛島蜜雀是“世界上樣貌不算浮誇的鳥類之中最美麗的”。2004年秋天，聖迭戈動物園和美國魚類與野生動物管理局對這種蜜雀實施了最後的救助努力。在此後一兩年內，它就徹底滅絕了。在那次救助行動的時候，已知仍然存活的毛島蜜雀還有三隻。人們的本意是捕捉它們並進行人工繁育，但是最終只成功捕獲了一隻毛島蜜雀。大家本以為它是雌鳥，結果卻發現是只雄鳥。這一情況令魚類與野生動物管理局的科學家們懷疑，僅存的毛島蜜雀可能只剩一個性別了。捕獲的這隻鳥是在感恩節的第二天死去的，屍體立即送往聖迭戈動物園。霍克以最快的速度趕回研究所處理屍體。“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了。”她回憶著自己當時的想法，“這就是渡渡鳥。”最後，霍克成功地培養了這隻鳥眼睛裡的一些細胞。這次努力的成果如今就裝在我面前的這兩支小管裡。她不想讓這些細胞受到損害，所以只過了一分鐘左右，她就把兩支小管放回盒子裡，重新裝入液氮罐中。
這間讓毛島蜜雀以某種方式繼續存活的無窗房間被稱為“冷凍動物園”。這個名稱已經進行了商標註冊，其他機構也想用的話，就會被提示違法。這個房間裡有6個液氮罐，每個都跟霍克打開的那個一樣大，在那極寒的氮氣雲霧間，存儲著近1000個物種的細胞系。（實際上，這只是這個“動物園”的一半。另一半液氮罐存放在另一處建築裡，但具體地點在哪裡卻是個秘密。所有的細胞系都一分為二，兩家機構中各存一半，以防其中一家遭遇意外的斷電。）冷凍動物園維護著世界上最大的冷凍物種庫，不過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單位在組建自己的冷凍小動物園。比如辛辛那提動物園就運行著一座“冷凍生物銀行”，而英格蘭的諾丁漢大學則有一個“冷凍方舟”。
目前為止，聖迭戈幾乎所有處於深度冷凍之中的物種都還存在有血有肉的同伴。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植物和動物走上了毛島蜜雀的不歸路，這種情況可能就要發生改變了。當霍克忙著重新密封液氮罐的時候，我想起了在風神洞的地上收集到的數百具蝙蝠屍體，它們都被送去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冷凍庫。我還試著計算需要多少個小管和液氮罐才能把所有處於全球變暖、物種入侵、棲息地碎片化等威脅之下的各式各樣物種的細胞保存起來，包括處於壺菌威脅之下的蛙類，處於酸化威脅之下的珊瑚，還有處於盜獵威脅之下的犀牛與大象。但很快我就放棄了。我腦子裡需要計算的數字太多了。
這是唯一的出路嗎？對於世界上最華美的生物，以及那些最不華美的生物，最後的希望真的就只存在於那一汪汪液氮之中嗎？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會傷害到其他物種的那些行為方式，就不能採取一些行動來保護其他物種嗎？窺見未來的根本目的不就是為了看到前方的危險，然後改變路線來避開危險嗎？
人類當然可以是破壞性的、短視的，但人類同樣也可以是有遠見的、利他的。一次又一次，人們已經證明了他們在乎蕾切爾·卡森所說的“與其他生物共享我們的地球這一問題”，[3]他們也願意為了那些生物做出犧牲。阿爾弗雷德·牛頓描述了當年在英國沿岸地區發生的鳥類大屠殺，結果促成了《海洋鳥類保護法案》的立法。約翰·繆爾用筆記錄了人們對於加利福尼亞的山脈所造成的破壞，約塞米蒂國家公園得以建立。《寂靜的春天》曝光了化學農藥的使用所帶來的危險，在此後10年之內，DDT的使用基本遭到禁止。（這一情況帶來了許多令人欣喜的結果，其中之一就是美國如今還生活著白頭海雕[4]，且其數量在增長之中。）
DDT禁用兩年之後，美國國會於1974年通過了《瀕危物種保護法》。從那以後，為了保護這部法案中開列出來的瀕危生物，人們所做努力的程度遠遠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可舉例子太多，以下只是其中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加州神鷲的數量已經減少到22只。為了拯救這個北美洲最大型的陸生鳥類物種，野生動物學家使用禿鷲玩偶來撫育加州神鷲的雛鳥。他們還製作了假的高壓電線來訓練這種鳥，讓它們學會不要觸電。為了教它們不吃垃圾，科學家們給垃圾堆通上電，給加州神鷲一個溫和的電擊警示。他們還給多達400只加州神鷲接種了疫苗，用以對抗威脅它們健康的西尼羅河病毒。值得指出的是，對於這種同樣會威脅人類健康的病毒，用於人的疫苗都還沒有被研發出來。科學家們還常常檢驗加州神鷲的鉛中毒情況，因為它們在吃被獵殺的鹿的屍體時往往也會吞下鉛彈。為此，他們已經給許多只加州神鷲做了螯合療法的治療，有的加州神鷲還接受了不止一次的治療。對於美國鶴的拯救努力則耗費了更多的人力和時間，大多是由志願者完成的。每年都有一隊飛行員會駕駛著超輕型飛行器[5]，教一群人工繁育的美洲鶴從威斯康星州遷徙到南方的佛羅里達州去越冬。飛行全程達到2000公里，耗時3個月，中間要經停數十站，全都是熱心人為這些鳥無償提供的私人土地。還有數百萬的美國人雖沒有直接參與這類行動，卻以間接的方式給予了支持，比如加入諸多的公益組織，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美國國家野生動物聯合會”“野生動物守護者”“野生動物保護學會”“非洲野生動物基金會”“大自然保護協會”以及“保護國際”。
專注於我們為了物種保護能夠做什麼以及正在做什麼，比起悲觀地推測一個把生物圈縮小到小小塑料管中的未來，無論從實踐上還是從倫理上來看，前者不是都要強於後者嗎？在阿拉斯拉的一個保護組織負責人就曾經這樣對我說過：“人們需要心懷希望。我需要心懷希望。這才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動力。”
在動物保護研究所的隔壁有一棟樣式差不多但顏色稍暗的建築，是一家獸醫院，同樣由聖迭戈動物園管理運作。醫院的大多數動物都是過客，但也有永久性的住客：一隻名叫奇諾希（Kinohi）的夏威夷烏鴉。夏威夷烏鴉在當地土語中稱為阿拉拉（ˈalalā），目前僅存約100只，全都生活在人造環境之中。在聖迭戈期間，動物園繁殖生理學主任芭芭拉·達蘭特（Barbara Durrant）帶我去看了奇諾希。有人告訴我，達蘭特是唯一真正理解奇諾希的人。在我們去看鳥的路上，達蘭特在一處像是物資供應站的地方稍做停留，挑了幾樣奇諾希喜歡的小吃。其中包括麵包蟲；一隻還沒長毛的新生鼠，通稱“粉粉”；還有一隻成年鼠攔腰截斷的下半身，一頭是兩條後腿，另一頭是一團腸子。
沒有人確定夏威夷烏鴉到底為什麼會在野外滅絕。或許原因與毛島蜜雀一樣是多重性的，包括棲息地的喪失、被貓鼬等入侵物種捕食以及蚊子等其他入侵物種帶來的疾病。無論原因是什麼，最後一隻住在森林中的夏威夷烏鴉被認為死於2002年。奇諾希是20多年前在毛伊島上的捕獲繁育中心出生的。無論怎麼看，他都是一隻奇怪的鳥。由於從小在隔絕的環境中成長，他不覺得自己與其他夏威夷烏鴉之間有什麼聯繫。不過他也沒有把自己當成人類。“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達蘭特告訴我，“他還曾經愛上過一隻琵鷺。”
奇諾希是在2009年送到聖迭戈的，原因是他拒絕與其他人工繁育的夏威夷烏鴉交配。於是，人們決定必須要嘗試點什麼新鮮方法，才能說服他為這個物種本已有限的基因庫做出貢獻。最後，責任落到了達蘭特肩上，要搞清楚怎樣才能贏得這隻鳥的芳心，或者更準確地說，贏得他的生殖腺。由於烏鴉沒有外生殖器，達蘭特只能輕撫洩殖腔的部位。奇諾希幾乎是很快就接納了達蘭特的“慇勤”，但是直到我去參觀的時候，他仍沒有成功完成一次達蘭特所說的“高質量射精”。又一個交配的季節正在來臨，達蘭特決定要再試試，每週3次，堅持5個月。如果奇諾希能夠成功射精，她要爭分奪秒地把這些精液送去毛伊島上的繁育中心，用於給那裡的某只雌鳥進行人工授精。
來到奇諾希的籠子前，我發現那其實更像是套房，一間前廳大得足以讓幾個人一起站進去，一間裡屋滿是繩子和其他的烏鴉娛樂設施。奇諾希蹦過來跟我們打招呼。他從頭到爪都是烏黑的顏色。在我看來，他跟美國常見的普通短嘴鴉非常相像，但達蘭特向我指出，奇諾希有著更厚的喙和更粗的腿。他的頭向前低著，就像是在避免與我們的眼神接觸。我心中好奇，當他看到達蘭特的時候，是不是會有某種鳥類式的下流想法？達蘭特把帶來的小吃給了奇諾希。他回應了一聲沙啞的呱呱叫聲，聽著有種詭異的熟悉感。烏鴉是能夠模仿人類說話聲的。達蘭特說奇諾希剛才的叫聲意思是說：“我知道。”
“我知道。”奇諾希又一次重複著，“我知道。”
奇諾希悲劇式的性生活更加證明了人類對於物種滅絕的問題有多麼重視——雖然這其實已經無須再證明了。我們願意給犀牛做超聲檢查，願意給烏鴉手淫，這些其實都是單一物種滅絕帶來的痛苦。像特·羅思和芭芭拉·達蘭特這樣的人，以及像辛辛那提動物園和聖迭戈動物園這樣的研究機構所做出的努力，當然可以被當成抱持樂觀態度的原因。如果這本書要講的是別的事情，我自己也會這麼想的。
雖然前面的很多章節都著墨於單一生物物種的滅絕或瀕臨滅絕，比如巴拿馬金蛙、大海雀、蘇門答臘犀，但我真正的主題是這些物種所參與其中的一個宏大趨勢。我努力在做的事情是要追蹤一場大滅絕事件的蹤跡，你可以稱之為全新世大滅絕，或是人類世大滅絕，或是更順口一點的說法——第六次大滅絕；同時還要把這次滅絕事件放在生命歷史這個更為寬廣的背景上來考察。生命的歷史既不是均變論的，也不是災變論的，而是兩者的混雜。這部跌宕起伏的歷史揭示了生命是極有韌性的，但並非沒有極限。在生命的歷史上有著平安無事的悠長階段，也有著非常非常偶然才會出現的“地球表面的大變革”。
這些變革背後的原因，在我們所能確知的程度上，是極為多變的：冰川化引發了奧陶紀末期大滅絕，全球變暖和海洋化學組成變化引發了二疊紀末期大滅絕，在白堊紀最後幾秒鐘內發生的小行星撞擊也引發了大滅絕。而當前這次滅絕又有了屬於它自己的全新原因：不是小行星，也不是大規模火山爆發，而是“一個像野草一樣的物種”。就像沃爾特·阿爾瓦雷斯對我說的那樣：“我們當下正在親眼目睹，人類足以引發一場物種大滅絕。”
這些全然不同的滅絕事件卻有著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改變，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改變的速率。當世界改變的速率快於物種適應的速率時，這些物種大都會崩潰。事實就是如此，無論那個致命因素是從天上拖著一條火龍飛下來的，還是在地上開著一輛本田車去上班的。有人主張，當前的大滅絕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人們更關心身邊的環境，並願意為之做出犧牲就行。這種說法並不全然錯誤，但根本沒有說到重點所在。人們關心與否，這並無所謂。真正有所謂的是，人們改變了這個世界。
人類的這種能力早在人類的現代性之前就已經顯現了。當然，現代性其實是這種能力的最全面體現。實際上，這種能力可能與那些令我們開始成其為人類的品質是無法分割的，比如我們的不安於現狀，比如我們的創造力，比如我們合作解決問題並完成複雜任務的能力。一旦人類開始使用形象和符號來呈現這個自然世界，他們就已經超越了這個世界本來的界限。“在很多方面，人類語言與遺傳編碼都是很相像的。”英國古生物學家邁克爾·本頓曾經寫道，“信息可以儲存其中，並在經過修改之後一代又一代地傳下去。通訊交流保持了社會的完整性，也讓人類得以逃脫演化的束縛。”[6]要是人類真的漫不經心，或是自私，或是暴力，也就不會有動物保護研究所這樣的機構，甚至都沒有這樣的需求。如果你想知道人類對於其他物種是多麼的危險，你可以想像一位在非洲手持AK-47步槍的盜獵者，或是想像在亞馬孫手持一把大斧的伐木工人，或是更簡單一些：你可以想像你自己，膝上擺著一本書。
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生物多樣性大廳中央，有一些嵌入地板之中的展品。這些展品全都圍繞著中央的一塊展板，上面說自從5億年前複雜動物演化出來以後，曾經發生過五次主要的物種大滅絕事件。據展板上介紹，“全球氣候變化和其他一些原因，可能包括地球與地外天體之間的撞擊”是導致這些滅絕事件的主要原因。展板上還評論道：“現在，我們正處於第六次大滅絕之中，這一次的原因僅僅只是人類對於生態地貌的改變。”
從這塊展板向四周輻射出來若干塊厚重的樹脂玻璃板，在它們下面就是滅絕事件中一些代表性受害者遺留下來的化石遺跡。這些樹脂玻璃板每天都被來此參觀的數萬名遊客從上面走過，或許他們之中大多數人並不在意踩在腳下的是什麼東西。但蹲下來仔細觀看的話，你就會發現每塊化石的旁邊都標了物種的名稱，以及導致其種系走向末日的滅絕事件名稱。這些化石都是按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的，來自奧陶紀的筆石離中心最近，最晚的雷克斯暴龍（Tyrannosaurus rex）則遠離中心。如果你站在這些展品的邊緣，即唯一可以縱觀整個展覽的地方，那你就恰好站在了第六次大滅絕的受害者們所該處的位置上。
在我們親手製造的滅絕事件中，我們自己會有怎樣的結局？可能性之一正是生物多樣性展廳所暗示的這種可能性：我們自己也將最終被我們“對於生態地貌的改變”所消滅。這種想法背後的邏輯是這樣的：雖然逃脫了演化的束縛，但人類仍要依賴於地球的生物系統和地理化學系統。我們擾亂這些系統的行為，比如熱帶雨林砍伐、大氣組成改變、海洋酸化，也令我們自身處於生存的危險之中。在地質學記錄呈現出來的許多教訓之中，或許最能讓人冷靜下來的就是：生命就像一支投資基金一樣，過去的表現並不代表未來的結果。物種大滅絕發生時，既清除了孱弱的物種，也會幹掉強壯的物種。V字形筆石曾經到處都是，後來卻哪裡也找不到。菊石在海洋中遊蕩了幾億年，後來卻消失不見。人類學家理查德·利基就曾警告說：“現代人類可能不僅僅只是第六次大滅絕的推動力，同時也有著成為其受害者的風險。”[7]在生物多樣性展廳中的一塊牌子上引用了斯坦福大學生態學家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的一段話：“在把其他物種推向滅絕的過程中，人類也在忙著鋸斷自己棲息的那根樹枝。”
而其他一些更為樂觀的人認為會有另一種可能性：人類智慧可以戰勝人類智慧所引發的任何災難。例如，有重要科學家主張，如果全球變暖變成一種過於嚴重的威脅，我們可以通過工程方法來改造大氣，逆轉這一趨勢。有些計劃牽涉到向平流層中釋放硫酸鹽，把更多的陽光反射回宇宙空間中；另一些計劃則要向太平洋上空發射水滴，形成更明亮的雲層。如果這些計劃都不起作用，形勢越來越糟的話，只要有辦法能讓人類存續下去就行，比如我們可以撤到其他的星球上去。最近出版的一本書就建議，“要在火星、泰坦[8]、歐羅巴[9]、月亮、小行星還有任何其他我們能找到的無人居住的天體上”建造城市。
“不用擔心，”那本書的作者寫道，“只要我們不斷探索，人類就能生存下去。”[10]
顯而易見，我們自己這個物種的命運才是我們更操心的事情。但是，哪怕冒著聽起來有點反人類的風險——要知道，我的好朋友之中可頗有幾個是人類！——我還是得說：到了最後，這並不是最值得關注的事情。在當下這個我們稱之為“現在”的偉大時刻，我們無意間決定了哪條演化之路要繼續走下去，而哪條演化之路要永久關閉。沒有其他生物曾經做到這一點。不幸的是，這恰恰將成為我們留存最久的遺產。在所有那些由人類撰寫、繪製與建造的一切統統歸於塵土之後，無論是不是巨鼠接管了地球，人類所製造的第六次大滅絕仍將繼續決定著生命的發展進程。
[1] 語出美國著名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詩作，原句為“希望是個長羽毛的東西/它在靈魂裡棲息”。譯文參考《狄金森全集》，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一卷，第175頁。——譯者
[2] Jonathan Schell，The Fate of the Earth（New York：Knopf，1982），21.
[3] Carson，Silent Spring，296.
[4] 白頭海雕是美國的國鳥，因此在美國人心目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中期，美國的白頭海雕數量急劇下降，最後達到了局地滅絕的程度。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寂靜的春天》中所寫的DDT的使用，經由食物鏈進入白頭海雕體內累積，干擾其鈣質代謝，導致其產下不正常的蛋。——譯者
[5] 在美國，超輕型飛行器的定義不包括一般的輕型飛機，專指機體沒有蒙皮，大小接近三輪車的飛行器，且不按飛機註冊，駕駛無需飛行執照。——譯者
[6] Michael Benton，“Paleont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Life，”in Evolution：The First Four Billion Years，edited by Michael Ruse and Joseph Travi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84.
[7] Richard E.Leakey and Roger Lewin，The Sixth Extinction：Patterns of Life and the Future of Humankind（1995；reprint，New York：Anchor，1996），249.
[8] 即土衛六，太陽系第二大衛星。有著比地球還厚重的大氣層，以氮氣為主，還含有甲烷等有機氣體，衛星表面既有陸地也有冰層。——譯者
[9] 即木衛二，木星的第四大衛星。有極為稀薄的大氣層，主要由氧構成，衛星表面全被冰層覆蓋，冰層下有液態海洋。因為有液態水，被認為是除地球之外最有可能具有生命的太陽系天體，但目前還沒有相關的直接證據。——譯者
[10] Annalee Newitz，Scatter，Adapt，and Remember：How Humans Will Survive a Mass Extinction（New York：Doubleday，2013），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