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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犀牛做超聲

蘇門答臘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

我看到蘇吉(Suci)的第一眼,是她驚人的巨大背影。她體寬約一米,長著暗紅色的粗糙毛髮。她紅棕色皮膚的質地就像是在鵝卵石路表面鋪上油氈一樣。蘇吉是一頭蘇門答臘犀,2004年出生於辛辛那提公園,並一直生活在那裡。我前去訪問的那個下午,其他一些人也圍在她令人生畏的屁股跟前。他們都在充滿愛意地輕拍著她的屁股,於是我也上前去撫摸了一下。那感覺就像是撫摸一根樹幹。

特麗·羅思(Terri Roth)博士是動物園「瀕危動物保護與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她穿著消毒服來到了犀牛的圍欄裡。羅思個子瘦高,長長的棕色頭髮打了個圓髻別在腦後。她戴上一隻透明塑料手套,覆蓋了她的整個右前臂,超過了手肘,幾乎到達肩部。蘇吉的飼養員之一用某種塑料薄膜似的東西把犀牛的尾巴包了起來,拉到旁邊。另一位飼養員拿著一個桶守在蘇吉的嘴旁。從蘇吉的屁股這邊幾乎看不到嘴那邊,但他們告訴我那個飼養員在給犀牛喂蘋果塊。我能聽到她咬碎蘋果的聲音。當蘇吉因此而分神的時候,羅思又拿了第二隻手套戴在第一隻外面,並在手裡抓了一個遊戲機手柄似的東西。然後,她把那條胳膊塞進了犀牛的肛門裡。

在犀牛現存的五個物種當中,蘇門答臘犀是最小的一種,但也可以說是最老的一種。雙角犀屬(Dicerorhinus)起源於約2000萬年前,這意味著蘇門答臘犀的種系一直追溯到中新世都沒有什麼變化。遺傳分析表明,蘇門答臘犀是與披毛犀親緣關係最接近的現存物種。[1]披毛犀在最後一次冰川期時生活在從蘇格蘭島直到韓國的廣大區域。E·O·威爾遜曾經在辛辛那提動物園與蘇吉的母親度過一個夜晚,並且在書桌上保留著一縷她的毛髮。他形容蘇門答臘犀就是一種「活化石」。[2]

蘇門答臘犀是一種害羞的獨居生物,在野外總是尋找茂密的低矮灌木叢。它們有兩隻角,一隻大的位於口鼻部的尖端,一隻小的位於其後。它們還長著尖尖的上唇,供攫取樹葉和樹枝之用。這種動物的性生活極其不規律,至少以人類的視角來看是這樣。雌性蘇門答臘犀是所謂的誘發性排卵者,除非她們感覺到附近有合適的雄性,否則她們是不會排卵的。就蘇吉的情況來說,距她最近的合適雄性位於萬餘公里之外,這也就是為什麼羅思此時此刻要站在這兒,把胳膊伸到犀牛直腸裡。

約一周前,人們給蘇吉做了一次激素注射,以刺激她的卵巢。那之後又過了幾天,羅思嘗試著給她做了人工授精。這個過程要用到一根又長又細的管子,穿過蘇吉子宮頸的褶皺,然後向裡面打進去一瓶解了凍的精液。據羅思當時做的筆記上寫,蘇吉在這個過程中「表現得非常好」。現在,是時候做一次後續的超聲檢查了。在羅思的手肘附近支著一個電腦屏幕,上面出現了帶著雪點的圖像。羅思找到了犀牛的膀胱,在屏幕上顯示為一個暗泡。然後,她繼續往前找。在人工授精的時候,蘇吉的右側卵巢中已經有一個卵子可以看見了。羅思的希望是,這個卵子在那之後就被排出來了。如果的確如此,蘇吉就有可能懷孕。但是,那個卵仍舊還在羅思上次看到它的地方,位於一片灰雲之中的一個黑圈。

「蘇吉沒有排卵。」羅思對著聚在周圍幫忙的六位動物園飼養員宣佈道。此時,她的整條右臂都已經消失在了犀牛的身體裡。這群人共同發出了一聲歎息。還有人說:「哦,不!」羅思拔出了她的胳膊,除去了手套。雖然她很明顯對於結果感到失望,但她顯然並不吃驚。

蘇門答臘犀的活動地域曾經從喜馬拉雅山麓的不丹和印度東北部,一路向南延伸到緬甸、泰國、柬埔寨以及馬來半島,乃至蘇門答臘和婆羅洲的島嶼。在19世紀,它還很常見,甚至被當成一種農業害獸。隨著東南亞森林的砍伐,犀牛的棲息地不斷縮小,並碎片化。到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蘇門答臘犀的種群數量已經減少到了幾百頭,多數位於蘇門答臘島隔離起來的保護區內,其餘則在馬來西亞。1984年,當一群環保工作者聚集在新加坡試圖搞出一個拯救策略時,這種動物似乎已經不可阻擋地走向了滅絕。按照這些環保人士的計劃,為了保護這個物種,在其他行動之外還要呼籲建立捕獲繁育計劃,以對抗其個體數量的下降。於是,40頭蘇門答臘犀被捕獲,其中7頭送到了美國的動物園。

捕獲繁育計劃有一個災難性的開始。在不到3周的時間裡,馬來半島的繁育中心有5頭犀牛死於錐蟲病,一種由蒼蠅傳播的寄生蟲所引發的疾病。在馬來西亞婆羅洲東邊尖角處的沙巴州捕獲了10頭蘇門答臘犀,其中2頭死於捕捉過程中所造成的傷害。第3頭死於破傷風,第4頭死於不明原因。到了1990年前後,沒有一頭蘇門答臘犀產下任何後代。在美國,死亡率甚至還要更高。動物園給蘇門答臘犀餵了乾草,但實際上這種犀牛不能靠乾草存活,而是需要新鮮的樹葉和樹枝。等到有人搞明白這一點的時候,送到美國的7頭犀牛中只有3頭還活著,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裡生活。在1995年,《環保生物學》期刊發表了一篇關於這個捕獲繁育計劃的論文,其題目是《幫助一個物種走向滅絕》。

那一年,在一次放手一搏的最後努力中,紐約市布朗克斯動物園和洛杉磯動物園各自把他們僅存的犀牛(2頭均為雌性)送到了辛辛那提,那裡有美國唯一倖存的雄性蘇門答臘犀,名叫伊普(Ipuh)。羅思被雇來搞清楚到底該拿他們怎麼辦。作為獨居動物,他們不能被放在同一個圍欄裡,但是不弄到一起的話顯然是不可能交配的。羅思全力投入了對犀牛生理的研究,採集了血液樣本,分析了尿液,還檢測了激素水平。她對這種犀牛瞭解得越多,反而覺得挑戰的難度越大。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物種。」當我們一起回到她的辦公室時,羅思這樣告訴我。這間辦公室的裝飾是滿架子的犀牛,有木頭的,有黏土的,也有毛絨做的。來自布朗克斯的那頭雌犀牛名叫萵苣公主(Rapunzel)。後來發現她太老了,已經過了生育年齡。埃米(Emi)是來自洛杉磯的雌犀牛,正處於合適的年齡,但似乎從未排卵。這個難題花了羅思近一年的時間去解決。當她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也就是雌犀牛需要感覺到一頭雄性在附近,她開始給埃米和伊普安排簡單但是受到了嚴密監控的「約會」。經過了一兩個月的無所事事之後,埃米懷孕了,但接著又流產了。她後來又一次懷孕,又一次同樣流產。這樣的模式不斷重複,前後共計5次。此時,埃米和伊普的眼睛都出了問題。羅思最終確定,是在太陽下待的時間過長所造成的結果。在野外,蘇門答臘犀生活在森林樹冠層的陰影之下。為此,辛辛那提動物園投入了50萬美元建設了一座人工涼棚。

埃米在2000年秋天再次懷孕。這一次,羅思給她補充了激素,方法是把麵包片泡在含孕酮液體中,再餵給犀牛吃。最終,在經過了16個月的孕期之後,埃米產下了一頭雄性犀牛,取名叫安達拉斯(Andalas)。在他之後又有了蘇吉,這個名字在印度尼西亞語中的意思是「神聖的」。再之後又是一頭雄性,名叫哈拉潘(Harapan)。在2007年,安達拉斯被運回蘇門答臘島位於韋坎巴斯(Way Kambas)國家公園的一家捕獲繁育設施。2012年在那裡,他當上了爸爸,有了一頭名叫安達圖(Andatu)的小犀牛。這也是埃米和伊普的孫子。

在辛辛那提出生的3頭人工繁育犀牛以及在韋坎巴斯出生的第4頭顯然不足以補足在這個過程中死去的那許多頭蘇門答臘犀。但那實際上已經是在過去30年間世界各地出生的全部蘇門答臘犀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野外的蘇門答臘犀數量已經驟減。目前據信全世界僅存不到100頭。諷刺之處在於,正是人類把這個物種帶到了如此之低的數量水平上,以至於似乎只有英雄式的人類努力才能拯救這個物種。如果蘇門答臘犀還有未來的話,那肯定要感謝羅思,以及少數像羅思一樣懂得如何把一隻手臂伸到犀牛直腸裡做超聲檢查的那些人。

事實上,蘇門答臘犀所面臨的情況,或多或少也是所有犀牛共同面臨的問題。爪哇犀曾經生活在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如今已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動物之一,可能只剩下不到50頭個體,全都在一個爪哇自然保護區內。(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已知的最後一頭爪哇犀於2010年被一名盜獵者殺死於越南。)印度犀是5種犀牛中體型最大的,看起來就像是披著一件有褶皺的厚外套,正如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故事中所描寫的一樣。印度犀的數量如今已經減少到了約3000頭,大多生活在印度阿薩姆邦的4個公園之中。在100年前,非洲的黑犀牛數量達到100萬頭。從那以後,這個數字被減至約5000頭。同樣來自非洲的白犀牛,是唯一目前還沒有列入受威脅物種的犀牛。在19世紀,這種犀牛被獵殺到已經快被人們忘卻了,卻在20世紀完成了異乎尋常的東山再起。現在到了21世紀,它們又重新受到來自盜獵者的壓力。盜獵者盜得的犀牛角,每公斤在黑市上可以賣到超過4.5萬美元的價格。犀牛角與你的指甲一樣是由角蛋白組成的,卻長期被用於傳統中藥材,[3]而近年又成為高端聚會中的「藥粉」而受到追捧。[4]在東南亞的夜店裡,犀牛粉像可卡因一樣被人吸食。

當然,犀牛絕不是個案。對這些「有著迷人魅力」的巨大哺乳動物,人類往往能感受到一種深切而近乎神秘的聯繫,即使它們身處牢籠之中。這就是為什麼各地的動物園願意投入如此之多的資源,用於犀牛、熊貓以及大猩猩的展覽展示。(威爾遜曾經把他與埃米在辛辛那提共度的那個夜晚描述為他生命中「最為難忘的事件之一」。)但是在它們沒有被關起來的地方,這些有著迷人魅力的巨大動物幾乎都會陷入麻煩。在全世界8個物種的熊當中,6個被列為「易危」或「瀕危」。亞洲象的數量在過去三代內已經減少了50%。非洲象好一些,但也和犀牛一樣,正日益受到盜獵的威脅。一項近期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僅在過去10年間,非洲森林象的數量就減少了60%以上。[5]這種象被很多人認為是不同於普通非洲象的獨立物種。大多數的大型貓科動物,比如獅子、老虎、獵豹、美洲虎,都在數量下降之中。從現在再過一個世紀,熊貓、老虎和犀牛或許只能好好地活在動物園裡,或者就是像湯姆·洛夫喬伊所說的那樣,在如此之小、重重護衛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內,可以被稱為「類動物園」的地方。[6]

蘇吉做超聲的第二天,我又一次去看她。那是個寒冷的冬日清晨,所以蘇吉被關在了她的獸房裡。稱之為「獸房」是很委婉的說法,這其實是用煤渣磚砌成的一座低矮建築,裡面佈滿了監獄似的小房間。我在上午7:30左右抵達的時候,正是餵食時間,蘇吉正在一個獸欄裡大口嚼著某種無花果葉子。犀牛首席飼養員保羅·萊恩哈特(Paul Reinhart)告訴我,平常她一天能吃掉差不多50公斤的無花果葉子,都是從聖迭戈專門空運過來的。(每年的全部運輸成本就接近10萬美元。)她每天還要吃掉相當於幾個禮物果籃總量的水果。這個早上的精選搭配包括蘋果、葡萄和香蕉。蘇吉吃東西的決然態度在我看來有點悲哀。一旦葉子吃完了,她就開始吃無花果的樹枝。這些枝椏有幾厘米粗,但她能輕鬆吃進去,就像一個人類在吃椒鹽卷餅似的。

萊恩哈特告訴我說蘇吉是她媽媽和她爸爸的「完美混合體」。媽媽埃米死於2009年,而她的爸爸伊普仍舊生活在辛辛那提動物園。「埃米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惹麻煩的機會。」他回憶道,「蘇吉就很愛玩。但是也更死腦筋,像她爸爸。」這時另一位飼養員從我們身邊走過,推著一輛獨輪車,裡面裝滿了熱氣騰騰的棕紅色糞便——那是蘇吉和伊普昨天夜里拉的。

蘇吉非常習慣於人類圍在她身旁,有的人可能餵她吃東西,而有的人可能要把手臂塞到她的直腸裡。所以萊恩哈特很放心地去忙別的工作了,把我一個人留在蘇吉身邊。當我輕撫她長著毛髮的肋部時,我想到的是一隻長過頭的狗。(事實上,犀牛與馬的親緣關係最近。)雖然我不能說撫摸的過程令人感到有趣,但我似乎感覺到了她的溫柔。當我望向她漆黑的眼睛時,我發誓在那眼眸的深處看到了物種之間的心靈之光。與此同時,我想起了一位動物園官員的警告,他告訴我,如果蘇吉突然晃晃她巨大的腦袋,很容易就可以把我的胳膊弄骨折了。過了一會兒,該是這頭犀牛稱體重的時間了。旁邊一間獸欄的地板裡安裝了一個盤秤,秤前面擺了幾根香蕉。當蘇吉吃力地走過去吃那些香蕉的時候,秤上的讀數是684公斤。

如此巨大的動物之所以如此巨大,當然是有原因的。蘇吉剛生下來就有30多公斤重。如果她是出生在蘇門答臘島,就有可能成為一隻老虎的腹中餐。不過,如今蘇門答臘虎也處於極度瀕危的境地。但是,她也有可能得到母親的保護,而成年犀牛是沒有天敵的。這一情況對於其他一些動物也是適用的,也就是所謂的巨大食草動物。完全長大的象和河馬都太大了,沒有什麼動物敢去攻擊他們。熊和大型貓科動物也同樣不會被別的動物捕食。

這就是尺寸巨大的優勢,或許可以稱為「大到不用怕」策略——從演化的角度上來講,這是很好的計策。實際上,地球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都曾經被極其巨大的生物所佔據。例如在白堊紀末期,暴龍(Tyrannosaurus)只是巨大恐龍之中的一類,其他還有體重達到約7噸的薩爾塔龍屬(Saltasaurus);最大能長到近10米長的鐮刀龍屬(Therizinosaurus);以及甚至更長的櫛龍屬(Saurolophus)。

在近得多的歷史上,到了最後一次冰川期末期,身軀龐大的動物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能找到。除了披毛犀和洞熊以外,歐洲還有原牛、愛爾蘭麋鹿以及體型超大的鬣狗。北美洲的巨獸包括乳齒象、猛犸和擬駝(Camelops),它是現代駱駝健壯的表親。這塊大陸還是以下動物的家園:體型相當於今天棕熊大小的河狸;劍齒虎(Smilodon),一類牙齒像刀一樣的貓科動物;傑氏大地懶(Megalonyx jeffersonii),體重近一噸。南美洲也有其自己的大地懶,此外還有箭齒獸(Toxodon),在犀牛一樣的身體上長著河馬似的腦袋;以及雕齒獸,這種犰狳的近親有時能長到菲亞特500S[7]的大小。最為奇特,也是變化最大的巨型動物存在於澳洲。這之中包括了雙門齒獸,一類笨重的有袋類動物,通俗地被稱為犀袋熊;袋獅(Thylacoleo carnifex),一種像老虎一樣大的有袋類食肉動物;以及巨型短面袋鼠,身高能達到近3米。

甚至在許多相對較小的島嶼上也有自己的巨獸。塞浦路斯有一種侏儒象和一種侏儒河馬。馬達加斯加是三種倭河馬的家園,還擁有一科巨大的不會飛的鳥類叫作象鳥,以及若干種巨大的狐猴。新西蘭的巨獸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特有鳥類。澳大利亞古生物學家蒂姆·弗蘭納裡曾經把這種鳥描述為思想實驗走進現實的產物:「它向我們展示了,如果6500萬年前哺乳動物和恐龍都滅絕了,讓鳥類繼承了全世界的話,地球將會是什麼樣子的。」[8]在新西蘭演化出了不同物種的恐鳥,填充了那些在地球其他地方被犀牛和鹿所佔據的生態龕。恐鳥中體型最大的是北島巨恐鳥和南島巨恐鳥,能長到3.5米高。有趣的是,雌性恐鳥的體型幾乎比雄性大一倍。[9]據信孵蛋的任務應該是落到了恐鳥爸爸的身上。新西蘭還曾有一種巨大的猛禽,稱為哈斯特鷹。它們以恐鳥為食,翼展寬達2.5米。

所有這些大人國的動物後來究竟發生了什麼?最先認識到它們已消失的是居維葉。他相信,這是最近的一次大災變所造成的:「地球表面的變革」就發生在有記錄的歷史開始之前。後來的博物學家反駁了居維葉的災變說,卻留下一個難題。為什麼如此之多的巨獸會在相對較短的一個時期內消失呢?

「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物學意義上非常貧瘠的世界裡,而其中最巨大的、最兇猛的、最奇怪的動物最近都消失了。」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評論道,「毫無疑問,它們的消失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是件很好的事情。然而,有一個奇特的事實幾乎沒有人仔細思考過,那就是如此之多的巨大哺乳動物的突然滅亡不僅僅發生在一個地方,而是發生在佔地球表面一半的陸地面積上。」[10]

巧合的是,辛辛那提動物園離大骨舔只有約40分鐘的車程。正是在那裡,隆格伊找到了乳齒象的牙齒化石,而這些化石又啟發了居維葉,令他發展出了物種滅絕的理論。作為州立公園,大骨舔給自己打的廣告是「美國古脊椎生物學的發源地」。網站上還有一首詩來頌揚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在大骨舔,最初的探險家

找到了他們說是象的骨架,

找到了真猛犸的肋和獠牙。

這些骨頭

似乎像是非凡之夢的殘骸,

墳墓之中的一個黃金時代。[11]

在蘇吉那兒做客的一個下午,我決定去那個州立公園看看。這裡早已不是隆格伊那個時代連地圖都沒有的邊遠地區了,而是正在逐步被辛辛那提市吞沒的近郊地區。在開車過去的路上,我經過了各種各樣的常見連鎖店,然後是一棟棟開發之中的房產,有些剛剛開建的房屋還在搭架子。最後,我發現自己身處馬場之中。剛過了一個叫作「猛犸林場」的地方,我就拐進了公園的入口。第一個牌子上就寫著「禁止捕獵」。其他牌子上指示著去往不同地點的方向:一座宿營地、一面湖、一家禮品店、一塊迷你高爾夫場地、一家博物館,還有一群野牛。

在18世紀至19世紀初期,從大骨舔的泥沼中拖走了難以計數的標本,包括乳齒象的股骨、猛犸的獠牙還有大地懶的顱骨。有些去了巴黎和倫敦,有些去了紐約和費城,還有一些則丟失了。(有一整船的標本在基卡普族印第安人攻擊殖民商販時丟失了,另一船標本則沉到了密西西比河底。)托馬斯·傑斐遜曾把白宮的東廳改成了一個臨時博物館,驕傲地向人們展示了來自大骨舔的骨頭化石。萊爾在1842年來美國時專程到這裡參觀,還給自己買了一塊幼年乳齒象的牙齒化石。[12]

現在,大骨舔已經被化石收藏者們徹底撿乾淨了,幾乎沒剩下任何大骨頭。公園的古生物學博物館只有一間大部分空著的展廳。一面牆上是一幅壁畫,描繪了一群樣貌哀怨的猛犸在一片凍原之上艱難跋涉。牆對面有幾具玻璃櫃,展示了一些散碎的獠牙殘塊以及大地懶的脊椎。與博物館幾乎一樣大的是旁邊的一間禮品店,裡面出售木製硬幣、糖果,還有印著「我不胖——只是骨頭大!」的T恤。我走進禮品店的時候,一位歡快的金髮女孩正在操作收銀機。她告訴我,大多數人不太在乎「公園的重大意義」。他們來這裡是為了那個湖,為了迷你高爾夫場地。不巧的是,迷你高爾夫在冬季是關閉的。遞給我一張公園地圖之後,她鼓勵我沿著店後面那條有指示的小路走走。我問她能不能帶著我走一走,但她說不行,因為這會兒太忙了。就我所看到的情況,我和她是這個公園裡僅有的兩個人。

我出了禮品店,沿著那條小路向前走。就在博物館後面,我看到一頭跟真實大小差不多的乳齒象塑料模型。它頭低著,好像是要發起衝擊一樣。旁邊是一頭3米高的塑料大地懶,用後腿站著,一副嚇人的樣子。還有一頭猛犸,似乎正驚恐地陷入泥沼之中。另外有一頭塑料野牛,不過是死去的,半腐爛的樣子。再有就是一隻塑料禿鷲,幾塊塑料骨頭,共同組成了這幅恐怖的場景。

走得更遠一些,我來到了已經徹底結冰的大骨溪。在冰層之下,溪水懶洋洋地冒著泡。小路的一條岔道伸向一片沼澤邊的一處木台。這裡的水沒有結冰,聞起來有硫磺的味道,表面覆蓋著一層粉筆末一樣的物質。木台上的一塊牌子上解釋道,在奧陶紀期間,海洋覆蓋了這個地區。正是這處遠古海洋積累下來的鹽吸引了動物們到大骨舔來喝水,並在很多情況下死於此處。第二塊牌子上寫道,在大骨舔發現的古生物遺跡之中,「至少有八個物種是在約一萬年前滅絕的」。當我沿著小路繼續前行的時候,遇到了更多的牌子。它們對於巨獸的消失給出了解釋——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解釋。一塊牌子上是這樣寫的:「大骨舔的滅絕動物在整個大陸範圍內的消失是由從針葉林到闊葉林的轉變引起的,或者也可能是導致這種轉變的氣候變暖所引起的。」另一塊牌子上則把罪責推給別的事情:「在人類到達這裡之後的1000年裡,大型哺乳動物就消失了。史前印第安人很可能也在它們的消亡中起了一定作用。」

早在19世紀40年代,對於巨獸滅絕的這兩種解釋就已經被提出來了。萊爾是支持前一種解釋的人,並認為冰川期帶來了「巨大的氣候改變」。[13]達爾文也習慣性地站在萊爾一邊,不過在這件事情上有些勉強。他曾寫道:「關於冰川期和大型哺乳動物滅絕的問題,我總覺得沒那麼輕鬆。」[14]華萊士本人最初也傾向於氣候的解釋。「這一重大改變一定有著某種外力的原因。」他於1876年評論道,「這一原因存在於近期發生的稱為『冰川期』的重大自然變化之中。」[15]後來,他又改變了心意。「再次審視整個問題,」他在自己的最後一本書《生命的世界》中評論道,「我相信如此之多的哺乳動物的迅速滅絕實際上是借由人類之手完成的。」[16]他說,這整件事情實在是「非常顯而易見」。

自萊爾以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忽左忽右,其影響已經擴展到了遠遠超越古生物學之外的領域。如果氣候變化的確導致了巨獸的滅絕,那麼這就給出了全球變暖確實值得我們擔心的另一個理由。如果是另一種情況,人類應當承擔責任,那麼物種入侵就更值得憂慮——實際上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才是史前巨獸滅絕的罪魁禍首。這也就意味著,當前的物種滅絕早在最後一次冰川期中期就已經開始了。這還意味著,人類從一開始就是個殺手,或者用更文藝的話說是個「過度殺戮者」。

有若干條證據更傾向於,或者應該說指證了,是人類導致了巨獸的滅絕。其中之一是事件發生的時間點。現在已經清楚,巨獸的滅絕並非像萊爾和華萊士所認為的那樣是全部同時發生的,而是分不同批次發生的。第一波發生在約4萬年前,澳大利亞的巨獸滅絕了。第二波於大約2.5萬年前衝擊了北美洲和南美洲。馬達加斯加的巨大狐猴、倭河馬和象鳥則一直存活到了中世紀時期。新西蘭的恐鳥則活到了文藝復興時期。

很難想像這樣一系列事件全都是由單一的氣候改變造成的。然而,這些衝擊波的序列與人類遷移定居的序列幾乎完全重合。考古學證據表明,人類最先於大約5萬年前到達澳大利亞。此後很久他們才到達了美洲。又過了數萬年,他們才到了馬達加斯加和新西蘭。

亞利桑那大學的保羅·馬丁發表了一篇在這個領域具有開創性影響力的論文,題目是《史前的過度殺戮》。他在文中寫道:「當把滅絕的年表與人類遷移的年表進行嚴密的對比時,人類的到達已經成為了唯一的合理答案,可以來解釋」巨獸的消失。[17]

沿著類似的脈絡,賈雷德·戴蒙德曾經評論道:「就我個人來說,我無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亞巨型動物在澳大利亞幾千萬年的歷史中何以歷經無數的乾旱而不死絕,後來卻決定幾乎同時倒斃(至少在幾百萬年這個時間範圍內),而時間又正好和第一批人類到達的時間碰巧一致。」[18]

除了時間點之外,也有強有力的實際證據暗示了問題出在人類身上。其中一些證據是以糞便的形式出現的。

巨型食草動物會產生巨大的糞便,任何一個曾經站在犀牛屁股後面的人都會清楚這一點。這些糞便為一種叫作小莢包腔菌(Sporormiella)的真菌提供了養料。小莢包腔菌的孢子非常微小,裸眼幾乎是看不見的,但卻有著極強的生命力。它們在沉積物中包裹了數萬年之後,仍舊能被鑒別出來。有很多的孢子就意味著有很多的大型食草動物在到處吃到處拉。有很少的孢子或沒有孢子則意味著巨型食草動物的缺失。

幾年前,一隊研究人員分析了澳大利亞東北部林奇(Lynch)火山口的沉積岩心樣本。他們發現5萬年前小莢包腔菌的數量驚人。後來,在4.1萬年前,小莢包腔菌的數量突然就減少到了零。[19]緊接著這次銳減,整片地區都燃起了大火(證據就是沉積核中微小的炭顆粒)。在此之後,這個地區的植物發生了改變,從能在雨林找到的植物變成了更適應乾旱的植物,比如金合歡。

如果是氣候導致了巨獸的滅絕,植物的改變應該發生在小莢包腔菌的減少之前:先是陸上的植物發生了改變,然後依賴於原有植物的動物才會消失。但實際情況卻是恰恰相反。這個團隊的研究者得出結論:唯一能與這些數據匹配的解釋就是「過度殺戮」。小莢包腔菌數量的下降發生在陸地植被改變之前,這是因為巨獸的死亡導致了植被的改變。當沒有大型食草動物在森林裡進食之後,可燃物質就會堆積起來,導致更頻繁、更嚴重的火災。這反過來推動了植物朝向耐火型物種的轉變。

巨獸在澳大利亞的滅絕「不可能是由氣候所引起的」,克裡斯·約翰遜(Chris Johnson)如是告訴我。他是塔斯馬尼亞大學的一位生態學家,也是上述沉積岩心研究的領導者之一。當我打電話給他時,他在自己位於霍巴特的辦公室裡對我說:「我認為我們可以確定無疑地下結論了。」

來自新西蘭的證據甚至更為清晰明確。當毛利人在但丁的時代到達新西蘭的時候,他們發現在北島和南島上一共生活著9個物種的恐鳥。當歐洲定居者於19世紀伊始來到這裡的時候,一隻恐鳥都看不到了,留下的只有恐鳥骨頭堆成的巨大垃圾堆,還有巨大的室外烤爐留下的廢墟——都是巨大的鳥類燒烤留下的殘跡。一項近期的研究得出結論,恐鳥可能是在幾十年內就被消滅光了。毛利人留存至今的一句諺語側面描述了這場殺戮:「Kua ngaro i te ngaro o te moa.」意思是說:「像恐鳥一樣一去不返。」

那些堅持相信是氣候改變殺死了巨獸的研究人員認為,馬丁、戴蒙德和約翰遜把確定性搞錯了。在他們看來,對於這些事件的研究中沒有什麼是「確定無疑的」,而前面幾段中談到的問題都被過度簡化了。滅絕的日期並不是明確的時間點,它們也並不全然恰好與人類的遷移相吻合。而且,無論是在任何情況下,相關並不等於因果。他們提出的最為深刻的反駁意見,或許是他們對於人類的致命性所持的懷疑——而這正是所有這一切成立的大前提。在澳大利亞或是北美洲這麼廣闊的地域上,一小群在技術上極其原始的人類怎麼可能殺光如此之多巨大強壯甚而兇猛的動物呢?

如今在澳大利亞的麥誇裡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工作的美國古生物學家約翰·阿爾羅伊已經花了很多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在他看來,這是個數學問題。「一種非常大型的哺乳動物就其繁殖速率來說,其實是生活在一種邊緣狀態中。」他告訴我說,「例如說大象的懷孕期是22個月,它們也從不生雙胞胎。小像要長到十幾歲才能夠繁育下一代。這些問題極大地限制了它們的繁殖速度,就算一切順利也不會有多快。它們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當它們達到一定的體型大小之後,就不再會有天敵能夠捕獵它們。它們不再易於受到攻擊。這在繁殖方面成了一個糟糕的策略,卻在避免被捕食方面有著巨大的優勢。可是,當人類出現後,這個優勢徹底不存在了。因為無論這種動物有多大,我們人類對於食物的大小可是沒有任何限制的。」這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說明一個已經成功應用了數千萬年的方法策略如何就在一夕之間失效了。就像V字形筆石或是菊石或是恐龍一樣,巨獸什麼也沒做錯。只不過當人類出現以後,「生存遊戲的規則」發生了改變而已。

阿爾羅伊使用計算機模擬來驗證了「過度殺戮」的假說。[20]他發現,人類只要對巨獸施加適度的影響,就將導致它們的滅絕。「如果你已經有了一個物種可以提供持續的收穫,那麼其他物種任其滅絕也不會讓人類餓肚子。」他如此評論道。例如在北美洲,白尾鹿有著相對較高的繁殖速率,因此即便在猛犸數量下降的時候,仍能保持著較高的個體密度。「猛犸變成了一種奢侈的食物,是你隔上一段時間才能吃到一口的東西,就像是大塊的松露一樣。」

當阿爾羅伊對北美洲的情況進行模擬的時候,他發現即便是只有很小一群人類,比如100人左右,過了1000多年之後就會增長到相當多的人口,足以完成歷史記錄的任何一次巨獸滅絕。這一結果的前提還是在假設這些人類只不過是中等水平獵手的情況下。他們所要做的只不過是當機會出現時,拿下一頭猛犸或一頭大地懶,並照此堅持幾個世紀就行了。這就足以讓繁殖速度低的物種形成數量上的下降,爾後最終走向滅絕。當克裡斯·約翰遜對澳大利亞的情況進行模擬時,他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如果每10個獵人每年只殺死一頭雙門齒獸,在差不多700年的時間裡,方圓幾百公里範圍內的所有雙門齒獸都將徹底消失。(由於澳大利亞不同地區可能是在不同時間裡掃蕩完的,約翰遜估計全大陸範圍內的滅絕可能花了幾千年的時間。)從地球歷史的角度來看,幾百年時間,甚至是幾千年時間,其實根本就算不上什麼。然而從人類的角度來看,這是極其巨大的時間跨度。從身處其中的人的角度來看,巨獸數量的下降更是慢得難以覺察。他們不可能知道就在幾個世紀以前,猛犸和雙門齒獸還是如此常見的動物。阿爾羅伊把巨獸的滅絕描述成為一場「在地質學的一瞬間發生的生態災難,其速度又太緩慢,以至於一手造成它的人類卻幾乎察覺不到」。他曾寫道:這就證明了人類「實際上有能力讓任何一種巨大的哺乳動物物種走向滅絕,雖然他們也同樣有能力保證它們在盡可能長久的時間裡不滅絕」。[21]

人類世通常被認為始於工業革命,或者可能還要更晚一些,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人口爆炸式增長才開始的。在這種認識中,是渦輪機、鐵路、鏈鋸等現代化工具的引入才讓人類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進而開啟了人類世。但是巨獸的滅絕說明事實並非如此。在人類出現在地球舞台上之前,體型更大、繁殖率更低本來是個成功的策略,這讓特大號生物主導了這顆星球。後來,在地質學上的某一瞬間,這個策略成了失敗者的把戲。至今仍是如此。這也就是為什麼象、熊以及大型貓科動物陷入了麻煩之中,也是蘇吉成為世界上僅存的少數幾頭蘇門答臘犀之一的原因。與此同時,消滅巨獸並不僅僅是消滅了巨獸。至少在澳大利亞,它引發了一場生態連鎖反應,最終改變了地貌。雖然我們或許可以懷著美好的願望,想像人類與自然曾經有過和諧共處的時光,然而事實上我們並不清楚人類是否真的做到過這一點。


[1] Ludovic Orlando et al.,「Ancient DNA Analysis Reveals Woolly Rhino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28(2003):485-499.

[2] E.O.Wilson,The Future of Life(2002;reprint,New York:Vintage,2003),80.

[3] 我國作為《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的簽約國,早在1993年起就禁止犀牛角的貿易,並取消了犀牛角的藥用標準,在藥典中推薦以水牛角替代古方中的犀牛角。——譯者

[4] Adam Welz,「The Dirty War Against Africa』s Remaining Rhinos,」e360,published online Nov.27,2012.

[5] Fiona Maisels et al.,「Devastating Decline of Forest Elephants in Central Africa,」PLOS ONE 8(2013).

[6] Thomas Lovejoy,「A Tsunami of Extinction,」Scientific American,Dec.2012,33-34.

[7] 20世紀50年代推出的迷你車型,車長3米,以大眾甲殼蟲為競爭對手,在歐洲有著出色的銷量。——譯者

[8] Tim F.Flannery,The Future Eaters: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New York:G.B raziller,1995),55.

[9] Valerie A.Olson and Samuel T.Turvey,「The Evolution of Sexual Dimorphism in New Zealand Giant Moa(Dinornis)and Other Ratite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80(2013).

[10] Alfred Russel Wallace,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with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Living and Extinct Faunas as Elucidating the Past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vol.1(New York:Harper and B rothers,1876),150.

[11] Robert Morgan,「Big Bone Lick,」posted online at<http://www.big-bone-lick.com/2011/10/>.

[12] Charles Lyell,Travels in North America,Canada,and Nova Scotia with Geological Observations,2nd ed.(London:J.Murray,1855),67.

[13] Charles Lyell,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with Remarks on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Variation,4th ed.,revised(London:J.Murray,1873),189.

[14] Quoted in Donald K.Grayson,「Nineteenth Century Explanations,」in Quaternary Extinctions:A Prehistoric Revolution,edited by Paul S.Martin and Richard G.Klein(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4),32.

[15] Wallace,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of Animals,150-151.

[16] Alfred R.Wallace,The World of Life:A Manifestation of Creative Power,Directive Mind and Ultimate Purpose(New York:Moffat,Yard,1911),264.

[17] Paul S.Martin,「Prehistoric Overkill,」in Pleistocene Extinctions:The Search for a Cause,edited by Paul S.Martin and H.E.Wrigh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115.

[18] 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Norton,1997),43.〔譯文參考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修訂版),謝廷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12頁。——譯者〕

[19] Susan Rule et al.,「The Aftermath of Megafaunal Extinction:Eco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Pleistocene Australia,」Science 335(2012):1483-1486.

[20] John Alroy,「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Science 292(2001):1893-1896.

[21] John Alroy,「Putting North America』s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Extinction in Context,」in Extinctions in Near Time:Causes,Contexts,and Consequences,edited by Ross D.E.MacPhee(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1999),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