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
在華盛頓特區，到處觀光成了我們的習慣。每次我來到華盛頓，我們至少會在城裡逛上一天，去看那些波拉特感興趣的地方。「阿林頓國家公墓」是他名單上最後的幾個目標地之一。那天波拉特用他的本田車接了我，然後在一家戶外的餐廳停下，吃了午飯。那是6月裡美好的一天。
波拉特最近換了住處，也換了工作。他仍然住在6號街的唐人街上，但搬到了旁邊的那棟樓裡。他住在一個維吾爾族朋友的樓上；這比和那個中國房東住在一塊兒好多了。他還是幹著送外賣的活兒，但是現在替另外一家叫「香料」（Spices）的亞洲餐館工作，在那兒他能拿到更多的小費。那間餐館的老闆是個新加坡籍華人。這個新加坡人剛來到美國時，是在一家越南餐館洗碗；現在他成了百萬富翁，有自己的生意。當波拉特開始在那兒工作時，老闆特意把這個故事告訴了他。在「香料」餐館，送外賣的人每小時能掙5美元，另外還有小費。
過去兩個月，波拉特的本田車修了好幾回（用去1000美元），停車的罰單仍然不斷增加（又花掉300美元）。但波拉特的英語有了進步，每當有問題出現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更加自信了。最近有天晚上，他送了一趟外賣，叫外賣的那個男人企圖不付他錢。那個顧客只是拿了外賣，對波拉特說聲「謝謝」，然後就把門關上了。波拉特在外面等了一會兒，然後他開始敲門。男人終於又開了門，他解釋說自己沒有錢，又把門關上了。波拉特繼續敲門，後來他大聲喊道要叫警察來。他喊完以後，那個男人把外賣的錢給了他。那人說剛才「只是開個玩笑」。
在波拉特看來，在華盛頓特區所有的少數族裔移民之中，樣子長得像中東人或中亞人的日子最不好過，至少在9·11之後情況就是如此。「對那些正在找工作的維吾爾人來說，現在是越來越艱難了。」他說：「我有個朋友名字叫默罕默德，他最近申請了某家公司的一個職位。有個白人接過了他的申請表。那個白人看了看表格，隨即注意到上面寫的姓名，就抬起了頭：『哦——默罕默德。』他說會給我朋友打電話回復，但他根本就沒打。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我說大概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會變得容易一些，但波拉特搖了搖頭。
「像這種事情是不會被人完全遺忘的。」他說。「我不相信那些敵對的情緒會消失得乾乾淨淨。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越來越深地扎根在人們心裡。每次人們看到電視上的一些圖像，每次他們在新聞裡聽到『本拉登』或『伊斯蘭教』，都更強化了那些情緒。」
關於妻子申請來美簽證一事，他還是沒有聽到任何消息。移民局已經放慢了審批程序，好幾個月來情況都是一樣：波拉特每天深夜從唐人街往新疆打電話，安慰他緊張的妻子。
午飯吃到一半，波拉特起身到外面去看停車計費表。吃完飯後，我們坐在陽光下聊天，我問他來美國是否覺得有什麼遺憾。
「維吾爾族有一句話，」他說：「『一個有遺憾的男人不算是一個真漢子』。為這種事情煩惱是沒用的。我相信，每個來美國的移民剛開始都曾經度過一段艱難的日子。對每個人來說，最初那幾年都是很艱難的。」
中國政府一直在給美國施加壓力，要美國把主張獨立的維吾爾族群體（註：通常中國媒體稱為疆獨分子）列入反恐戰爭的對象。今年1月份，中國國務院發出了一份報告，宣稱一個叫「東突伊斯蘭運動」的組織——簡稱為ETIM，從奧薩馬·本拉登那裡得到了資助和武器。根據中國政府的說法，過去幾年在新疆發生的一系列恐怖行動，都是由ETIM組織的。
這份報告出現後第二天，ETIM的領導人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的電話採訪。這個領導人的名字叫做艾山·買合蘇木，他拒絕透露他所在的位置；總之他是在中亞的某處。在電話裡，他強調說，他的組織沒有從奧薩馬·本拉登或蓋達組織那裡拿過任何財政援助。「我們和塔利班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繫。」買合蘇木說。「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已經夠多了。」
人們對買合蘇姆、ETIM組織、還有中國國務院指出的其他很多維吾爾族群體，都幾乎一無所知。過去十年裡，新疆境內的恐怖襲擊都是不定時出現的，且不知道行動的個人；也沒有正式組織宣稱對此負責，這讓人們很難分析那些恐怖襲擊的真實情況。只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且它們常常無法構成意義。古怪的是，一個假定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組織，卻選擇了一個美國資助的電台發表聲明——這就相當於奧薩馬·本拉登把他的錄像發送到「美國之音」而非半島電視台一樣。事物彼此之間的聯繫無法解釋：中國人聲稱ETIM組織和奧薩馬·本拉登有聯繫；ETIM組織在自由亞洲電台發佈聲明；自由亞洲電台的資助者是傑西·赫爾姆斯和其他愛國的美國保守黨人。有什麼東西正在轉換中遺失。
每次回美國都會讓我想起，從我的角度來看，這個國家的歷史總是有一個困境。我看見了新掛出來的國旗，機場裡增加的安保人員，還有在紐約、華盛頓這些城市裡豎起的路障。這個國家的語言增加了新的說法：反恐戰爭、邪惡軸心、橙色代碼、愛國者法案。我總是覺得，國家使用這樣一些詞語是一個糟糕的信號，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也讓我相信，若人們陷於過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種不健康的表現。不過，人在一定距離之外是能輕易發表這些意見的。2001年9月11日，歷史性的事件在美國發生，而我並不在我的家園之內。
在中國，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總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來到的這個國家正在從過去的創傷中恢復，人們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種回憶。真正的事實無從知曉，但昨日的陰影猶在；人們看重文物，也看重過去的那些故事。作為一個外來者，歷史的恣意妄為常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種種的巧合和種種的困惑，人們重視的事情以及聽任消失的事件。意義和混亂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往返，也帶給了我同樣的感覺——原來的邊界開始模糊不清。我剛開始在中國生活時，兩國人之間種種的差異常常使我大吃一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似之處在我眼中開始越來越明顯了。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們都是實用主義者，他們不拘禮節，也都喜歡開玩笑。人們喜歡樂觀地看待事物，有時甚至有過分樂觀之嫌。他們努力工作：這自然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同時也讓物質主義大行其道。他們都非常富有愛國精神，而這種愛國主義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經驗的基礎上：相對來說，很少有人在國外呆過一段時間，但他們仍然深深地愛著自己的國家。當他們真的走出國門時，常常會成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開始抱怨，很難去適應新的環境。對別的國家，他們的第一個問題通常是：你覺得我們怎麼樣？（你覺得我們中國怎麼樣？你覺得我們美國怎麼樣？）中國和美國地理上都與外界隔離，他們的文化很強大，以至於人們很難從別的角度看問題。
但這兩個國家本身都出乎意外地團結。這兩個國家地域遼闊，有各種少數民族和語言；且沒有嚴格的軍事或政治力量長時間地維持這種團結。相反，是某些信念讓人們團結在一起。書籍中漢朝的中國人論及文化和歷史時，會讓我想起美國人談論民主和自由的方式。這些都是基本的價值觀，然而它們也具備信念的特性——因為如果你在甘肅的考古遺址或佛羅里達的選舉現場閒逛，你就會發現把整齊劃一的表面輕輕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亂的成分。兩個國家的力量當中，都有些是通過敘述獲得的：他們撫平了那些不甚規整的事物，創造出關於自己的偉大故事。
兩個國家應對各自的失敗時如此糟糕，這就是原因之一。一旦出了問題——一些載著鴉片煙的船帶來了異國的衝擊，或者是一群男人拿戒刀當武器，人們就對混亂的現實驚愕不已。對於這些文明來說，他們習慣於掌控和管理自己的世界，一旦發生這些事情，就造成了很深的創傷。在極度的危機情況下，美國人採取了損害民主、自由的措施，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中國人曾經反對他們自身的歷史和文明。
然而，對於像維吾爾族這樣的邊緣化民族來說，即使我們看來最糟糕的時刻，對他們也是尋常事情，只不過一瞥歷史在他們眼中的真實模樣而已。在波拉特看來，這個世界從來都是專橫霸道、無可預測的，以後也將一直是這樣。那年夏天到8月份時，他將會打電話給身在北京的我，告訴我說他妻子要離婚。她已經厭倦了等待，而從中亞移民到美國，也遠沒有兩年前那麼富有吸引力了。
也是8月份，稍晚的時候，美國副國務卿理查德·L·阿米塔吉將出訪北京，並宣佈美國已經把ETIM組織列為反恐戰爭的敵人。很多政治分析家批評這個決策，認為它讓中國人得到了更多的許可，可以去壓迫新疆本地的族裔。但美國需要為聯合國中關於伊朗問題的爭議做好準備，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一個永久性的席位。在北京，阿米塔吉告訴記者：「總的來說，我認為中美兩國的反恐合作將有一個相當好的前景。」
然而在華盛頓特區這個6月的下午，那些還是將來的事情。這天天氣極好，蔚藍的天空不見一片雲彩。波拉特開著本田車，經過波托馬克河，進入了阿林頓國家公墓。
我們在約翰·F·肯尼迪的墓前站了很久。墓地裡人很多，但人們看到那永恆不息的火焰時，就全都安靜了下來。只聽見竊竊私語和陣陣踏在花崗岩上的腳步聲。
我們離開肯尼迪墓時，波拉特的眼睛灼灼發亮。「20年前，我曾說過我要去看肯尼迪的墓碑，今天我做到了。」他自豪地說。「我在新疆的時候，就看了關於肯尼迪的電影和書籍；我還記得看過那些關於他死因的種種假設。有些人說是克格勃（註：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或中央情報局殺害他的。但那些都不是我關心的事。我總是覺得，肯尼迪是一個篤信自由的人。他不應該這麼早死。」
我問他在阿林頓還有沒有其他想看的東西。他告訴我說，他一直都想站在喬治·Ｓ·巴頓將軍之墓旁邊照張相。
「一部關於巴頓的電影在1990年代早期翻譯成了維吾爾族語，」波拉特解釋道：「它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電影裡有一處，巴頓談到他有多麼討厭共產主義。他說他很想要摧毀每一個屬於共產黨人的地方。這對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來說意義非同一般，因為我們對付共產主義已經40年了。我以前常和朋友們一起討論電影那部分的內容。」
我找了墓地的一個工作人員，問他巴頓的墓怎麼走。那個人盯著我們看。
「巴頓的墓不在這裡。」他說。
「在哪呢？」
「巴頓埋葬在盧森堡。」
波拉特聽著我們的對話，現在他看起來有點糊塗了。我試著向他解釋，但我不知道盧森堡中文怎麼說。
「那是歐洲的一個小國。」我說。「在比利時附近。可能巴頓死在那兒——說實話，我不是很清楚。」
波拉特聳聳肩，隨後我們在墓地裡閒逛了半個小時。一排排的墓碑在午後的陽光下閃著光，雪白得像骨頭的顏色。隨後我們在停車場找到了那輛本田車，在影子開始拉長之前，開車回到了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