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一個還活著。出於某種原因，趙老先生從未提過還有一位這樣的親戚，但上海博物館的前任館長告訴我，陳還有一個弟弟仍然住在北京。他的名字叫做陳夢熊——陳家五兄弟的名字中間都有一個「夢」字。
「夢熊」——「關於熊的夢」，是一名退休的地質學家，也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1946年，他在長江三峽地區做地質調查；那時國民黨在美國工程師的幫助下，準備在那兒建一座水庫。當時它的英文叫做「長江流域管理局」（Yangtze Valley Authority），是根據「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來命名的。夢熊的工作就是沿著幾個可能的水庫選址估評那兒地震的風險。
陳夢熊今年85歲， 還是個大個子，他很高，頭髮全白了，說起話來一雙厚實的手不停地擺動。他住在三環路的一間小公寓裡，我們就在他家的客廳見面。他妻子端來了兩杯茶，禮貌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後就走進了房間。夢熊說他得了傷風，正在和疾病鬥爭中。他看起來很疲憊，而且頗有點小心謹慎的樣子，我感覺到這次採訪時間該不會很長。
他給我看了陳家的唯一一張大合照。在所有捕捉時間感的方法中，最有效的可能是照一張大家族的全家福，在1920年代的中國尤其是如此。在陳家的家族照片裡，父母端坐正中，身穿黑色的絲綢長袍。父親戴著一頂黑色帽子，其樣式讓人想起清朝的歲月。在他身前，夢熊和最小的妹妹穿著小孩的寬鬆袍子。排行第三的夢家（關於家庭和財富的夢）和排行第四的弟弟（夢學——關於學者的夢）穿著黑色長褂，這是傳統中國學生的穿著。他們的長兄（夢英——關於英雄的夢）看起來風格完全不同，他戴著墨鏡，穿著西裝，還打了領帶。而長姊則塗著唇膏，燙了頭髮，穿著做工考究的大衣，大衣上有薄薄的翻領——這副打扮即便在美國城市，也不會有格格不入之感。一個變遷中的家庭，一個改變中的國家。還有關於未來的夢想。
夢熊告訴我，1957年他哥哥為中國傳統漢字展開辯護後，就被劃為了「右派」。共產黨把他發配到河南省，讓他通過體力勞動進行改造。
「他在那兒呆了兩三年。」夢熊說。「我不太確定他在那兒到底做什麼勞動，但我知道他還是想法子做了一些考古研究工作。那些年我很忙，有很多任務在身，這就是共產黨沒有給我『戴帽子』的原因。你知道『戴帽子』的意思嗎？——把帽子戴在某個人的頭上。一旦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就不能工作了。幸運的是，他們需要我的工作，所以他們沒有給我『戴帽子』。」
他繼續說道：「我不記得夢家回來的確切日子了。不過他們一直沒給夢家脫掉右派的帽子，直到1963年才脫掉的。那些年我們不是經常見面。過去他從來都是個外向的人，但從河南回來以後，他就不怎麼愛說話了。」
老人家咳嗽了幾聲，啜了一口茶。我們聊了有半個小時，話題大部分是關於陳家以及夢熊的研究工作，這是他第一次談及政治。然而話題隨即又轉移了，他說他記得哥哥愛好很廣，從甲骨到京劇，他都有涉獵。他說了一會兒那些明朝傢俱的事情，隨後臉色一沉。
「我哥哥總是說，他想把他收藏的那一套明代傢俱捐獻給國家。」他說。「但最後趙老先生把它們賣給了上海博物館。我原來和趙老先生是朋友，但經過這件事情後我和他決裂了。夢家希望把傢俱捐獻出去，而不是賣掉。後來我再沒和趙老先生說過話。」
在上海時，那位館長告訴我說，趙露西（註：中文名趙蘿蕤）原來同意把傢俱都給了博物館，換回一小筆錢。但她忽然不肯這麼做了，館長認為是趙老先生說服她不要把傢俱捐出去的。後來，在露西死後，趙老先生把傢俱給了博物館，換來的那筆錢金額比原來高了很多。我問夢熊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很貪心。」夢熊直言不諱地說。他解釋道，陳夢家有些信件和照片也在潘家園公然出售，潘家園是當地的一個古玩市場。趙老先生宣稱，是一個女工從他們四合院的家裡偷去了這些東西，但這件事情把夢熊激怒了。兩人的紛爭出現在了北京的媒體上。
上海博物館的那位館長曾經給了我一封信的複印件，那封信是陳夢家寫的，裡面表明了他要捐贈傢俱的意圖。我隨身帶了那封信，於是我把它拿出來，交給夢熊。老人戴上了眼鏡。房間裡忽然變得十分安靜。
「你從哪裡得到這封信的？」他說。
「馬承源給我的。」我說。
夢熊注視著他哥哥的筆跡；時間慢得像蝸牛爬。輕輕地，他讀出了日期：1966年。是陳夢家自殺那一年。老人家說：「我以前從來沒見過這封信。你能給我複印一份嗎？」
在中國，當人們說起不甚愉快的過往時，往往會兜著圈子說話。過去的故事零落地出現，就像一條鏈子慢慢地掉在地上。聽者必須要自己聯想各個事件是如何聯繫起來的。有時敘述者會把最重要的細節完全遺漏。然而，如果一個中國人真正決定要暢所欲言，他的直接會讓你大吃一驚。通常你不會看到他在敘述中帶有什麼情緒，有的只是簡單直接的話語。夢熊看到他哥哥的信後，信裡有什麼觸動了他，讓他開始回憶往事，把整個故事原原本本地和盤托出。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訴說著。
「陳夢家被劃分為『右派』回來後，他每天只是不停地寫東西。」老人家說。「他一直在寫著關於甲骨文和考古的東西。他似乎不在乎所有其它的事了。他去世的時候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資料，大部分是沒有發表過的。」
他說露西那些年也在寫作。但到了1966年夏天的時候，用專注工作來躲避麻煩已變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陳夢家的過去讓他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攻擊目標：他在美國呆了好些年；他是古玩收藏家；他還為中國文字進行辯護。
「那一年夏天，紅衛兵開始了反對舊事物的運動。」夢熊回憶道。「他們展開了對我的批鬥。我的長子那時9歲左右，我叫他去陳夢家家裡，給他提個醒。夢家有很多古畫、古書和古玩；我叫他把它們扔掉或藏起來。我兒子回來，告訴我說他一切都好。」
老人家凝視著窗外，不停地搓弄著那雙厚實的手。
「我相信事情是在那天夜裡發生的。」他輕輕地說。「我記得不是很清楚——」
他思考了一會兒。「我敢肯定，」最後他說：「那天夜裡是夢家第一次試圖自殺。他吃了安眠藥，但沒有死。有人把他送去了醫院。第二天我聽到了這個消息，我就去了他家。他家的門上貼著批評陳夢家的大字報。我走進去，才發現四合院已經被紅衛兵所佔領了。他們把四合院當作鄰近地區的一個基地。我馬上就被人抓住了。『很好。』他們說。『你自投羅網』。」
「夢家的妻子也在那裡，他們叫她和我坐在院裡的椅子上。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的頭髮剃掉一半。那時候管這叫陰陽頭，是一種常見的懲罰。剃完陰陽頭後，他們就抽出身上的皮帶，開始打我們。起初他們用的是這兒——」
老人家摸了摸他皮帶上皮革做的那一端。然後他的手滑到了皮帶扣上。「過了一會兒，他們就用這兒來打我們，這是金屬做的。我就開始流血了。他們打的是我的頭，而我穿著一件白襯衫——那時正是夏天。整件白襯衫都被血染紅了。他們沒有那樣打露西的頭。過了一會兒，我傷得很厲害了，我請求他們讓我去附近的診所包紮一下。我跟他們說，不然我就會流血過多了，還向他們保證包紮完馬上回來。他們終於同意了。但我在診所的時候，就打了一個電話去單位，單位馬上派了一些人過來。他們向那些紅衛兵解釋說我是個好人，於是紅衛兵放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見了我妻子——不是你剛才見到的那個，我說的是我那時候的妻子。我告訴她趕緊回家。那是個極其危險的時候。那天晚上，你一整夜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不停地敲門和打人。」
他繼續說道：「夢家在醫院裡呆了一段時間，但因為他的背景，那兒的人把他趕出來了。我沒有再去他的家——這是不可能的事。過了一個星期，他自殺了。他們有一個女工，是住在他們家裡的，我想是那個女工發現了他。我聽到這個消息後，也沒有辦法去他家，因為我也在被批鬥。也沒有誰給他辦過喪事。」
陳夢熊是一名黨員。他哥哥自殺時他並沒有入黨；1970年代政府叫他回去三峽的葛洲壩工程工作時，他也沒有入黨。在葛洲壩，他的工作還是評估地震的風險，不過這一回他是在共產黨而非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執行任務。「長江流域管理局」已經成了昨日的回憶；在新中國，沒人會允許一個美國式的地名存在。
地質學家用一個標準化的數字系統預測地震的風險，陳夢熊給葛洲壩的風險評級是6。這是個瀕臨邊緣的數字：到了7的評級，修建的水庫就必須要有各方面的抗震功能。在夢熊做出評估以後，這個項目的副領導人要他把風險評級改掉，降到5。夢熊拒絕了，有好一段時間，他都在擔心可能會有什麼後果。但那時候發生了太多別的事情，沒有人顧得上組織一場針對他的政治運動。
負責葛洲壩工程的幹部遵循一條叫「三個同步」的政策。這條政策意味著調查、設計、建造三項工作同時同步進行。過去，人們把這三者之間看作一種線性發展的過程：首先你展開調查，然後開始設計，最後進行建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舊規則都不再適用了；幹部們認為，調查、設計、建造可以同時進行。於是夢熊做調查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挖洞，工程師們畫設計圖時人們挖出了更多的洞。1973年，周恩來終於下令，這項工程作廢。三年來，他們一事無成。直到改革開放的時候，葛洲壩的工程才重新展開，它最終於1988年完成。
1980年代，陳夢熊已經70多歲，他在這個時期加入了共產黨。他並不是因為信念而入黨的；他入黨的原因很簡單：他在中國地質部已經到達了一個級別，這個級別要求他必須是黨員。否則，他就不能參加一些相關的會議了。像如今很多的中國人一樣，陳夢熊真正的政治立場是實用主義的。
你注視著1920年代那張大家族的照片，看著那清朝的長袍和西式的套裝，那一張張年輕而榮光煥發的臉，還有他們的父母——那一對自豪的老夫婦；你會想知道，這些精英到底遭遇了什麼，所有過往的歲月究竟發生了什麼。
夢熊講述的故事並沒有隨著他哥哥的死而結束。他停了下來，喝了幾口茶，繼續說了起來。
「那年我妻子遇到了麻煩。」他說。「她家庭出身不好。她父親是個有名的書法家，還在國民黨政府裡工作過。所以她總是遇到很多問題。1957年開始政治運動時，我剛好因為工作原因出差，她和我們的孩子單獨留在北京。在反右運動中，她非常害怕，精神開始不太正常。她在醫院裡住了一年，稍微好了一些。過去她是個物理老師，但經過這些事情以後她就沒辦法再教書了。她去了另一個單位工作。」
「1966年，陳夢家死後不久，她單位讓她把一些革命歌曲譽寫到複寫紙上。她就把那些歌詞寫下來：『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反覆來反覆去都是這兩句。但她寫錯了其中一個字。有一處她把『萬』字寫成了『無』。」
夢熊在我的筆記本裡寫下了兩個漢字：
萬歲
然後又寫了兩個：
無歲
在傳統的中國文字裡，「萬」和「無」這兩個字看起來完全不同：萬和無。然而這兩個簡化以後，就很容易混淆。1966年，中國人使用簡體字還不到十年。「無」的意思是「沒有」。她抄錯的詞就變了個意思：毛主席無歲。
「她馬上就被關了起來。」夢熊說。「有大概5年的時間，她都被拘留在湖北省。他們把她關在豬圈裡。1970年代初，她回來了，但再也沒有恢復過來。最後，她的健康情況進一步惡化，陷入了植物人的狀態。她死於1982年。」
老人家乾笑了兩聲，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笑，與幽默無關。「那是個可怕的時期。」他說。「很多人死了。我們失去了太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如今，中國的年輕人對夢家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夢家的詩歌，也不知道夢家的學問。他死了已經將近4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