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
9·11過後的幾個月，威廉·傑佛遜·福斯特繼續密切追蹤著新聞的動向。有時他會給在北京的我打個電話，電話裡常常會提及阿富汗形勢的問題，或是問我反恐戰爭的其他情況。晚上，他聽著「美國之音」，在他的日記裡做著記錄：
美國噴氣式戰鬥機重新在阿富汗執行任務
美國出現了更多的炭疽病患者
巴基斯坦警方與反新教徒起衝突
紐約和柏林舉行和平反戰遊行
上帝保佑喬治·W·布什
他還把當地媒體的評論翻譯成英文：
有趣的是，寧波和溫州這兩座「兄弟城市」，目標都是想成為中國的米蘭。這兩座城市之間肯定存在著激烈的競爭。溫州希望成為「衣服之都」和「皮鞋之都」。在溫州市中心有一幅引入注目的標語牌，上面寫著「穿在溫州」。
偶爾，他會根據自己的經歷，在日記裡寫一些英語「新聞」：
上一年這所學校獲得了巨大成功。25名學生考進了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重點高中。今年，學校面臨著外界的嚴重挑戰——一所新建的公立學校揚言要擠垮我們學校……
到處都是競爭。威利和南希的學校和公立學校競爭；他們所在的城市和寧波競爭，中國和外面的世界競爭。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記憶之一，便是看著他的父親做建築工作，從起初的發跡、到隨後吃了沒文化的虧而失敗。這就是威利和南希這一代人的故事：他們成長在中國的改革年代，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孩子。
2001—2002學年開始的時候，威利的校長召集了全校所有的教師，做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演講。他鼓勵大家要在三條戰線上與那所公立學校展開鬥爭，就像內戰時期共產黨與國民黨開戰一樣。後來，威利把校長的演講告訴了我，他不記得學校的「三條戰線」具體是什麼了。這些年來，出現了太多帶有數字的中國口號——三個這個，五個那個；它們不可避免地模糊在流逝的時間裡。關鍵的一點是，兩所學校之間的爭鬥變成了一場戰爭。威利寫道：
你好牙刷（註：牙刷在四川話裡是罵人話，威利喜歡用俚語），
我這個春節肯定要留在浙江過了。學校要求我們給那些鄉巴佬學生進行所謂的『補課』……2002年，我們學校受到了那所公立學校的嚴重挑戰，面臨激烈的競爭，我希望那所該死的學校會被奧薩馬·本拉登炸掉。順便問一下，你的家人好嗎？你有什麼新鮮事嗎？
我在這裡和你說再見啦。我正在培訓我的幾個最優秀的學生，他們是我的財神爺，也是2002新年裡我的希望所在。
幾個月過後，此時威利和南希的銀行存款已終於超過了10萬元，而競爭的賭注更大了：
你好彼得，
你在北京過得怎樣？首先我要告訴你，這一年內，我很可能要成為一個鄉巴佬他爸了。也就是說，南希在溫州懷孕了。
這些天來，我都忙著為即將到來的高中入學考試做準備。今年對我非常重要，學校說，如果我們能讓更多的學生考進這裡唯一的重點中學，我會因此獲得一筆豐厚的獎金。
威利和南希最終決定要回四川了。他們還沒確定具體是什麼時候，可能南希會先帶著小孩一起回去，而威利就留在經濟狀況好一些的浙江再工作一段時間。分居兩地的家庭在中國很常見，特別是在移民打工者之中。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在自己的家鄉附近撫養孩子更好，家鄉有著熟悉的文化，而且如果有需要，父母和其他親戚還可以來幫忙。威利和南希傾向於到一個叫南充的小城市定居，那兒離威利家所在的村子不遠。他們兩人都是教師，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而且他們會帶著一筆足夠的積蓄回去，特別是若能成功拿到那筆豐厚獎金，帶回去的錢就更多了。
中考安排在六月裡的其中兩天。考試前的最後幾周裡，威利不停地加課，訓練著他的學生，並隨時留意著關於考試內容的小道消息。毫無例外，他的學校再次賄賂了那個溫州的教育官員，而那男人再次說了一番漫無邊際的話，其他什麼也沒透露。威利憎恨這種慣例，洩露的考試內容無疑會先傳到公立學校裡，尤其是溫州市中心和其他大城市的學校。然而威利對此無計可施，只有變得對整個體制和國家憤世嫉俗。六月初，看完世界盃以後，他給我發了一封郵件：
中國足球隊被哥斯達尼加隊打敗了，我很高興。上下半場我都為哥斯達尼加隊歡呼，這這麼幹的原因很簡單——我曾學過西班牙語。中國足球運動員該為他們在場上的垃圾表現而羞愧。
考試第一天過後，有個學生的父親走近威利身邊。他看起來很緊張，他請求威利私底下和他交談。他們單獨在一起時，他透露了一個秘密消息：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他，貝多芬和比爾·蓋茨會出現在明天的英語考卷上。
威利走到離學校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找了一間複印店。他從學生的課本上複印了兩段話的內容，這兩段話分別對兩個著名的外國人做了簡單的介紹。那天下午，他給他的學生發佈了嚴厲的指令：把這兩段好好研讀，並且絕對不要向其他人洩露哪怕一個字。
第二天，英語考試的閱讀理解部分，有從90課課文裡直接摘錄的一段話，這段話一看就是用「特別英語」的模式寫成的：
比爾·蓋茨出生於1955年10月28日。他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長大。按他父親和祖父的名字，比爾·蓋茨取名為威廉·亨利（註：比爾·蓋茨全名為威廉·亨利·蓋茨三世）。他是個很聰明的男孩……
比爾13歲的時候就開始玩電腦了。那時候，電腦還是一種很大型的機器。他和一些朋友花了很多時間，用電腦做了一些不尋常的事。最後，他們用這種舊式的機器設計出了一種軟件程序。比爾把它賣了4,200美元，那時候他才17歲……
比爾在1994年1月1日和梅琳達·法蘭奇成婚。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一個兒子。比爾很喜歡閱讀。他還喜歡打高爾夫球和打橋牌。
你想成為比爾·蓋茨這樣的人嗎？為什麼呢？
那年夏天，當考試結果出來的時候，威利的學生拿到了全校所有班級的最高分。校長獎勵了威利6千元的獎金，這大概相當於他兩個月的工資。威利本來可能還可以讓學生考得更好一些，但那道關於貝多芬的洩題其實是個假消息，並沒有出現在考卷上。
2002年春天，艾米莉決定離開深圳一個學期。她來到北京，在大學區參加了一個私人的英語培訓課程。到了週末，她有時會來中心城區看我，我們一起吃午飯，到處逛逛。有天下午，她到了我的公寓，來拿一份我給《紐約客》寫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寫她的。她曾經讀過草稿，幫我核實了文章內容，但這是她第一次讀到發表的版本。當然，像所有描述中國的東西一樣，那篇文章有些細節已經成為歷史了。如今，人們不需要特殊的邊境通行證，就可以自由進入深圳了，而政府正在探討拆毀城牆的可能性。這座「一夜之城」的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艾米莉坐在我的沙發上，打開了那本雜誌的第一頁，上面有她的一幅素描，是一位藝術家給她畫的。艾米莉笑著，用手摀住了嘴巴：「臉這麼大啊！」
那位藝術家照著一張照片畫出了這幅素描：高高的顴骨，豐滿的嘴唇。背景寥寥幾筆，勾畫了一片工廠宿舍。艾米莉翻開了第二頁，那上面是一幅典型的「紐約客漫畫」：一對夫婦來到了晚宴，旁邊有一行文字說明：「請原諒我們姍姍來遲——我們找不到停車位。」
艾米莉匆匆翻閱著整本雜誌，不時停下來研讀一些東西：一個細節，一幅漫畫，一首詩歌。
她看完了以後，我們就去了一個公園，我問她，我文章裡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她覺得不對的。
「我覺得你對那個老闆的批評太苛刻了。」她說。
我對此的回應是，她從來沒有說過那老闆的什麼好話，特別是在他想方設法要和工廠裡的女工上床以後。
「我明白，」艾米莉說。「我不喜歡她。但我知道他傷害不了我。我越往深處想，就越同情他。他是個可憐的傢伙。」
在涪陵的時候，艾米莉是其中一個最有學習熱忱的學生，對美國文化有各種各樣的疑問。那時候，她好像總是在尋求著什麼：有一次，她給設於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鄉村音樂協會寫了封信，因為她很好奇鄉村音樂是怎麼樣的。（協會從來沒有給她回信。）她日記裡寫的東西通常是全班最有深度的。作為老師，那時的我希望她能找到某種方法繼續學業。
然而，如今在北京的她看起來心不在焉，而且我能感覺到，她並沒有特別專注在英語學習之中。這讓我想起了1996年她在我課上寫的幾句話，那是關於她姐姐去深圳的故事：
現在我的姐姐已經在那座繁華的城市呆了5個月了。我想知道她還記不記得那一次談話，她還是不是依舊活力十足。
艾米莉好幾回告訴我，她由於找不到未來的意義而感到消沉。在那座一夜之城，她已經成功了：她有一份好工作，在一所私立學校教書，而她的男朋友在電器廠也混得很好。艾米莉今年25歲，在這個年齡，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結婚、買房、以及撫養他們唯一的孩子。然而出於某種原因，艾米莉無法讓自己做這些事情。她不知道怎麼解釋，每次我們談到這個話題，她只是說日常生活看起來總是黯淡而瑣碎，就是財富的慢慢積累而已。她討厭深圳人老是想著房地產的事：買間公寓，隨後高價賣出，再來如法炮製一遍。這是最糟糕的狀態：你已經被困在你所擁有的這三尺空間裡，並且還不斷地想要搬到下一間更好的房子裡去，這讓你失去了安全感。
艾米莉的弟弟由於有心理問題，一直無法保住一份穩定的職業，這給艾米莉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前不久，她問我要了胡曉梅的電話，胡曉梅是深圳電台的節目主持人。艾米莉答應我說，她只在要緊的情況下才會打這個電話。如今在北京，艾米莉告訴我，她去年終於給胡曉梅打了個電話，那時候她弟弟的情況非常糟糕。
「她對你有幫助嗎？」我問。
「有。」艾米莉說。「我們談到了我弟弟的問題，她讓我感覺好多了。」
「她有給你什麼建議嗎？」
「她告訴我，要對自己有信心。」艾米莉說。
在艾米莉看來，如果其他人對她弟弟的與眾不同能寬容一些，她弟弟就不會有心理問題。她弟弟高中的時候，人們說他是怪人，老師們也允許其他學生欺負他。艾米莉問過我，美國如何對待那些不健全的人，我也給了她一些相關的文章來看。但通常我都感到自己幫不上什麼忙，她的世界已經變得比涪陵的時候要複雜得多了。
我覺得她和其他外國人談談可能會有點幫助，在北京，我給她介紹了一個美籍華裔的朋友，名字叫密裡安·郭。那年6月，我去了美國一段時間，密裡安給我發了封郵件：「我前幾天和艾米莉見了面，她看起來還好。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她過來吃了午飯，我們出去逛了一會兒，聊聊天，還聽了鄉村音樂（她想知道鄉村音樂是怎麼樣的）。
過了幾天，艾米莉的來信寫道：
海斯勒先生：
你現在怎麼樣了？
我週日去了密裡安那兒，和她聊天非常愉快。我覺得她天生就有一種讓別人感到輕鬆自在的本事。我們聊了很多東西，包括有「鄉村音樂」。它和我想像的很不一樣。我看字面意思，想當然地以為鄉村音樂的內容就是鮮花、草地、溪流、陽光、鄉村的人們和他們簡單的愛情，還有一切美麗和快樂的事物。
那年夏天，艾米莉回到了深圳，但她沒有結婚，也沒有買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閒暇時間自己學習，考進了重慶的一所研究生院。她要讀的是個新的課程項目，培訓老師如何與不健全的孩子相處。艾米莉打電話告訴我她被錄取了；從她的聲音來看，此刻是她這些年來最快樂的時候了。
艾米莉還在深圳工作的時候，有一次給我寫了封信，提到了我為給雜誌寫文章而做的調查：
你的出現照亮了我整個大學生涯。是你讓我知道，老師和學生是可以這樣相處的。你從不知道，我讀著你在我日記本上寫下的評語，感到多麼快樂。它們減輕了我的憂慮，又促使我思考。
我總是很喜歡和你說話，你瞭解我的一切……但每次你在深圳做完報道，要回北京去，我就感到了一種空虛的恐慌。感覺就像我耗盡了的一切，卻一無所獲。
我剛剛來到北京時，從教師到寫作者的身份轉換，似乎並不是太難的事。兩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個外來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間滲透著信息。但這些年來，每當我想起艾米莉寫下的話，我就意識到，作為一個外國記者，這身份總是有些不尋常的地方。做老師的時候，我的信息來自遙遠的地方——美國文化、英國文學，然後把這些信息帶給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國學生。
然而一個寫作者的路徑卻相反。我從活生生的人們入手，寫出他們的故事，而這些故事發表在一個遙遠的國家中。通常，我文章裡寫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寫他們時所用的語言。在我看來，發表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遙遠，似乎不甚真實。每年，我都去一趟紐約，與《紐約客》的編輯們會面；我極少聽到雜誌的讀者有任何回應。我通常一年只寫兩到三篇文章，這就足夠讓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過著簡單的生活了。在《紐約客》上發表的文章，一個字酬金是兩塊多美元，這足夠讓我在北京吃頓午飯了。寫一個長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為一個來自外國的自由新聞工作者，這就是他的交易：從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賣掉。
每次我收到我在《紐約客》上所發表的文章的副本，我就會一邊翻著書頁，一邊思考著，我生活的世界和我發表文章的世界之間的距離。我就在這距離中進行貿易——那就是我的利潤所在；而雜誌中的廣告則反映了兩個世界的分隔有多大。有一篇發表的文章,講述了涪陵學生的趣事,而其中穿插的廣告有ORB銀飾（Orb Silversmiths）、翠貝卡大酒店（the Tribeca Grand Hotel），還有野花度假木屋（Wildflower Log Homes）。關於波拉特的文章標題是「中間人」，開頭的第一句話是「你可以在雅寶路上買到任何東西」。旁邊的那一頁上是一條廣告：
每年，全球領袖都與耶魯管理學院商業專業的400個優異學生一道，探討今日商業和社會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吧。
北京贏得了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一年多後，我收到了楊司機女兒的郵件（註：楊司機是我在採訪北京申奧期間所認識的的士司機）。我在《紐約客》裡寫到了楊司機的事情。他的女兒英文名叫辛迪，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她在郵件裡寫道：「你知道嗎，新加坡的英語很難聽得明白。我們把它叫做『新式英語』（Senglish）。我和新加坡人說話的時候，常常都不太懂他們在說什麼。我希望通過和你交流，能提高我的英語水平。」
很難相信，那個穿著寬鬆軍大衣的平常男子，竟有一個女兒去了海外讀書。我問她關於計算機語言的事情，她是這麼回復我的：
我的工作都是在linux操作系統裡做的，因為這個系統的圖表更穩定。現在我正在做一個關於「混合現實」的項目。這項目的意思要把虛擬實境和增強實境混合在一起。我在一間特殊的房間裡工作。房間的天花板上有追蹤系統。這個系統可以發出超聲波，同時如果輸入一個條碼，系統就可以追蹤你所在的位置。這是因為條碼可以接受到超聲波……
所以，在我的項目裡，我就會和朋友一起從虛擬實境來到增強實境，救出我們的朋友。在虛擬世界裡，我們會和敵人戰鬥一番。如果我們贏了，就可以把我們的朋友帶回到增強實境來。我對我的研究工作很著迷。
每個學期，我都會寄出100封信給我以前的學生，每年我也至少回去涪陵一次。有時我會去我學生現在教書的學校，去看望他們。那是些偏僻的地方，學校的孩子們會圍過來，瞪大眼睛、哈哈大笑，對我這個來訪者感到十分新奇。他們通常已經學了四到五年的英語，卻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
我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喜歡回去的感覺；不過它也提醒了我作為一個外國記者的局限。
距離是無法避免的，這就是寫作的本質，你必須找到平衡的方法。我總是牢記著，教師和寫作者之間至少有一個相通的信念。每當一個人學習一門新的語言，來到一個新的地方——或者甚至只是想像自己來到了這個地方，他就有機會獲得一種新的視角。他可能會錯誤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觸的東西可能讓他感到困惑；我也曾經一次次地目睹這種情況的發生。但如果他具有耐心、決心和正直的品質，對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會讓他更清楚和適應自己在世上所處的位置。
2001年，中國教育部發佈了一個展開英語學習的計劃。這門科目從小學三年級開始變成強制性的學科；最終，將有超過兩億中國兒童學習英語，英語也是每個中國大學生的必修課。（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只有不到9%的美國大學生修讀了一門外語課程。）在中國新的教學大綱裡，教育部強調了學習英語的常規理由，也就是為年輕人與外面世界的交流做好準備。但大綱裡面也表示，教授外語可以「發展個性」。
在北京，我和一個叫張連中（音譯）的教育部官員會面，談到了這個計劃。他曾經在英國讀過研究生，談到海外學習的經歷，他非常自豪。我問他那個詞——「個性」的含義，他承認，這在中國的教育裡是個新的概念。「這和法國人的人道主義類似。」他說。「在文件裡，我們從來不用『個人主義』這個詞，因為它在中國有負面的含義。我們避開了這個詞。我們這麼說：學習一門外語可以幫助培養獨立的人。我們想要強調每個人的獨一無二性。」
這些年來，我從四川和重慶收到了大量的信件。我以前的學生給我寫信，不過更普遍的情況是，我學生的學生給我來信。信封上的郵戳來自各個地方：一條面目模糊的小村子，一些被人遺忘的小鎮；但每個孩子應用這門語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
我的英語有些進步了，不過我覺得有些慣用語和有用的表達方式很難學。例如「患感冒」（have a cold）和「傷風」(catch a cold)。「患感冒」是你有的東西，而「傷風」是你做的東西。首先你必須傷風，然後才能患上感冒。你可以給我一些建議嗎？可以嗎？
我的阿姨告訴我，我必須努力學習英語，如果我學把英語學好了，我就可以去挪威的首都奧陸斯（註：應為奧斯陸，孩子的信裡把Oslo拼成了Olso）。我想把英語學得更好，這樣就可以去奧陸斯了。但我很擔心我能不能學好。我希望你能傍助我（註：應為幫助，help拼成了hepe）。還有給我一些建議。
我是一個中國女孩，在重慶秀山第一中學讀書。你的學生曾冰（音譯）是我的英語老師。我今年16歲，但只有1.45米高。有些同學笑我，不過我並不因此生氣。我會告訴他們，我封存的內心最強大（encapsulate prime）。我覺得這是一種自信。我需要自信，因為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訣！
2002年10月，威廉·傑佛遜·福斯特為記錄他的「美國之音日記」，買了一本新的筆記本。裡面的每項內容變得更長，也更細節化了，隨後的11月，日記裡出現了新的元素：
2002年11月2日
「美國將以自由的名義，帶領聯盟解除他的武裝。」
一個美國工人一年裡可以製造25輛汽車，而一個同樣的中國工人一年裡只能製造1.5輛。
2002年11月10日
我的女兒今天下午2點25分於樂慶出生。我太興奮了。
菲律賓。一架小飛機今晨起飛後不久墜毀，造成機上的14人遇難……
2002年11月14日
我女兒今天很好。媽媽告訴我，她昨晚哭了一會兒。我女兒很喜歡喝奶，喝了很多。她很可愛。
……這個聲明是在共產黨第16屆人大會議結束階段公佈的……新華社的中國官員證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退休……
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說，伊朗是否能和武器檢查員展開地面上的合作，這是個大問題。
2002年11月19日
今天我的課不多。我的女兒挺好的。南希和我終於決定了女兒的中文名：戴躍璨（音譯）。這個名字的含義是說她是一個星期天出生的。她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她會有一個快樂的人生。我好些同事都來看望了我的女兒。他們都稱讚了我女兒。我感到很高興。
總統布什正在前往波拉（註：應為布拉格，原文拼寫錯誤）的路上，他將出席在那兒召開的北約峰會，此次峰會邀請一些東歐中部的國家加入聯盟……
2002年12月15日
今天我們要給女兒打肝炎疫苗，坐三輪車去了當地的醫院。但那些該死的醫生週末不上班。
2002年12月19日
明天是我女兒出生的40天紀念日了。我們會去一家照相館，給女兒照相。
這些照片很重要。這是躍璨出生以後第一次照相。
預料布什今日將就伊拉克的武器聲明首次發表公開評論。
我有一回去溫州的時候，威利給我看了他的日記，我問他為什麼要把做父親的日記和「美國之音」的筆記夾雜在一塊兒。他告訴我說，她女兒大一點的時候，可能會覺得這樣很有趣。「這本日記可以幫她回憶過去發生的許多事情。」他說。「可能那時候世界已經不同了。對我女兒來說，這是本真正的歷史書，裡面有關於她自己的歷史，還有關於這個世界的歷史。
那一學年末，在中考之前，威利的其中一個同事拿到了最多的洩題信息。這是一份真正的政府文件，是從溫州教育局洩漏出來的。它裡面清楚地列出了試題的其中一部分內容。
威利拿著那份文件，再次走到離學校有一段距離的地方。但這次他把文件傳真給了溫州有線電視台，那兒正在做一個揭露性的節目，名字叫做「零距離」。這種節目在整個中國越來越流行了。記者不能直接攻擊共產黨或是當局最高層的官員，但他們常常會揭露當地的腐敗問題。
威利發送傳真以後，還給電視台打了一個電話。他非常謹慎，用了公用電話，並且拒絕透露他的名字。他只是告訴對方自己是「一個來自農村的老師」。他建議電視台派個記者，在考生離開考場的時候，去採訪一下他們。有了那份文件，他們就可以證實有試題洩漏了出去。
在「零距離」節目揭露了這起試題洩漏事件以後，好些當地的報紙都陸續展開了報道。《南京週末》刊登了一篇文章：
溫州高中入學考試試題洩漏調查
6月12日下午2：34分，溫州有線電視台「零距離」節目接到了一個中學英語老師的電話，這位老師不肯透露他的名字，但他提供了一些很不尋常的真相……
記者對此展開了調查，她發現這個神秘的男人非常謹慎。傳真和電話都來自公用電話。記者無法找到這個人。
直到好幾個月以後，威利才把他做的這件事告訴了我。他說這件事揭露了以後，安全局的官員出現在當地的各所學校裡面，詢問種種問題。但顯而易見的是，他們在追蹤洩題的源頭，而非那個匿名的傳真；威利也並沒有怎麼為此而擔憂。我問他為什麼要冒這個險，他說：「我這麼做是為了農村的學生。一旦發生這種事情，只有城市裡的學生才能獲得消息。對於來自農村的學生來說，這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