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回憶中反覆出現了同一個細節。對陳夢家的自殺，每位老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們通常會強調一些別人忽略的事情，例如傳說中的曖昧事件、對陳展開的批評攻擊、陳在美國的日子等等。但他們中有大多數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陳夢家捲入到文字改革的事。讓我們跟隨這條線索，回溯越來越久遠的過去：返身經過眼前的老人、經過那位詩人式的學者、經過安陽的考古挖掘、經過一個又一個朝代，甚至經過了甲骨。這就到了那條線索的終點：一個全然的開始。
起初人們畫圖。古代，人們把圖形簡化，並設定大致統一的標準；一幅幅草圖變成了一個個像形文字。這辦法行得通，直到他們遇到了無法畫出來的抽像概念，這時他們開始在聲音上動腦筋了。
想像一下，一下這三幅簡單的圖畫代表了三個英文單詞：「葉子」（leaf）、「蜜蜂」（bee）、「眼睛」（eye）：
現在，重新組合一下這三個象形文字：
快速說出這三個詞：「Eye-Bee-leaf；I believe.」（註：這三個英文詞彙按照像形文字的聲音組合，形成了新的意義「我相信」。作者用這個方法向西方讀者介紹象形文字的構字法則。）這個句子裡處理了兩個抽像的含義：第一人稱I（「我」），以及動詞believe（「相信」）。
你還可以加上一些簡單的記號，讓讀者能夠把eye和I、believe和bee-leaf區分開來：
在這樣一個文字體系中，書寫者聆聽著詞與詞之間的聯繫——同音詞、發音相近的詞、押韻詞；然後在最初的象形文字基礎上，不斷增添新的詞彙。其中關鍵的要素就是聲音：一個符號代表的是一種口語裡的聲音，而非一幅圖畫。這就是你可以嚴格定義文字的時候：文字即言語的圖解式描繪。
沒有人能找到直接的證據，以證明這種文字形成的早期階段，而形成過程也不會有記錄在案；但專家們相信，早期的文字大概就是這樣形成的。東亞已知的最早文字記錄出現在甲骨上，而甲骨文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文字體繫了。商朝的文字並不是象形文字，雖然很多字體和早期階段的象形文字有關聯。商朝的「目」字是這麼寫的：
這種文字體系叫做語標。每個字表示一種音節，而聲音相同、意義卻不同的音節——也就是同音異義字，就由不同的文字符號來表示。例如，現代漢語裡的「偉」字寫法和「萎」、「偽」都不一樣，雖然這三個字發音是一模一樣的。其他已知的古代文字體系，像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首次出現的考古記錄也是在語標的階段。（蘇美爾文字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體系，在甲骨文出現約1700年前就有了。）大部分學者認為中文是獨立發展而形成的，不過維托·H·麥爾和其他的一些學者則提出了假設，認為商朝文字和近東文字有關聯。
這些早期的文字體系都不簡單。在語標體系中，讀者必須記住幾千個符號，而且不查字典的話，就經常會讀不出一個不太熟悉的字。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時候，近東的閃族部落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轉換成世界首個字母體系。字母體系允許一個音節再細分成更小的部分，和語標體系相比，大大增加了靈活性。在字母體系中，可以通過微妙的差別區分出同音異議字（例如「see」和「sea」），而不需要寫出完全不同的兩個文字。人們能讀出不熟悉的詞語，而且字母體繫在不同的語言、甚至是不同的方言之中的轉換更加容易。舉個例子，你聽見美國南部的人說「I believe」,你可以用拉丁字母寫出他說的每個音節的發音：「Ah bleeve」。
語標體系則無法體現如此細微的差別。此外，字母體系只需要記住20到30個符號，而非幾千個文字。這就是為什麼近東和地中海地區原來的文字系統都沒有流傳下來。蘇美爾文字並沒有直接傳承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只起到了啟發首個字母體系的作用，以間接的方式保留了下來。
然而中國人仍然書寫著漢字。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中文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個語標體系，其基本原理在長達3000多年之間都沒有發生改變。甚至文字本身都令人驚訝地沒有看到時間留下的痕跡。今天，中國人寫下「目」、「雨」和「牛」的時候，把這些現代文字和同樣的商朝文字放在一起，看起來如同近親：
沒人知道這個文字體系為何能一直保持穩定。古代中國的口語主要是單音節的（大部分的詞都只有一個音節），而且詞尾也沒有變化（詞語的複數、動詞時態詞尾都不會改變）。有一些語言學家注意到，這些特點讓中文天生適用於語標體系。而日語的口語詞尾變化就很多，其文字最初只使用中文，但隨後就把中文轉換成了日語假名表，這個文字體系更為簡單，處理詞尾變化更加容易。
這個文字體系能保持穩定，有其他學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國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規律性、抗拒改變、儒家思想理想化過去的方式；這些價值觀自然讓人們不太可能改變其文字體系。然而這是一個「雞和雞蛋」式的理論，且根本問題並不在於文字系統為何可以保持穩定。關鍵是這種文字的穩定如何塑造了中國人的世界。
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正式的書寫都是用文言。兩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漢朝的時候，這種語言就標準化了，它只存在於書面語之中。人們用文言寫作，但平日說的話卻完全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口語漸漸演變；且整個帝國不斷擴張，加入了新的地區和新的方言；但文言卻保持不變。明朝的人和漢朝的人說話不一樣——他們之間相隔了有十個世紀，但他們都用文言寫作。福建人和北京人說的本地話不一樣，但如果他們都識字，就能看懂彼此寫的東西。文言連接了身處不同時空的人。
如果是字母體系，要維持這種書寫的穩定將更為困難。在歐洲，好幾個世紀以來，拉丁文都是受教育人士所使用的書面語，然而人們總是有方法把這種書面語轉換為本地的文字：字母體系讓這種轉換對語言本身變得簡單。（當然，文化和社會的因素則拖延了轉換的過程。）中國也有些白話文，但它很受限制。在語標體系中，白話文較不容易得到發展，不像字母體系，它可以在不同語言和方言中自如地轉換。
但中國文字有其他的優點。它為帝國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統一工具，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是各個少數民族和各種語言的大混合。文字創造了一種非凡的歷史延續感：從無終止的敘述掩蓋了過去的混亂。而且中國的文字很美。書法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中國藝術，它在中國的重要性比在西方大得多。文字出現在每個地方：在花瓶上，在畫作裡，或者就貼在門口。每個來訪中國的外國人常常都會留意到，文字裝飾著像筷子和碗這樣的日常用品。在中國的寺廟裡，祈禱者傳統的做法是寫下文字而非說話；算命的人常常靠數名字的筆畫來作出預測。19世紀，好些社會組織開始收集寫過字的紙片，人們無法忍受把它們當做垃圾隨意扔掉。好些地方建起了特別的熔爐，讓這些文字能體面地焚化。
當然，書寫是很困難的事。中國學生要認字，就要記住幾千個字體。由於沒有字母順序，分類變得很困難。（甚至時至今日，到中文文件櫃找文件仍然如同一場探險，而且很少中文書會有索引。）第一部中文字典按字形安排文字。漸漸的，很多文字有了第二元素——現在我們叫做「部首」；部首能幫助區別和分類不同的字。但部首本身也是複雜的：第一部中文字典識別了540個部首，還有9千多個漢字。
但在這樣一種對文字有強烈認同感的文化中，人們識字的慾望很高。17世紀時，中國已經有了建立完善的商務印書館，識字的人遍及多個社會階層，比歐洲的大部分地區範圍要廣。
來訪的外國人記錄到，甚至在中國的鄉村也能找到書，這是很平常的事；那些書通常是指導手冊，教農民如何寫簡單的合同。依夫林·羅斯基是匹茲堡大學的歷史學家，據他估計，18到19世紀，中國男性中識字的比例基本在30%至45%之間，情況和工業化革命之前的日本、英國差不多。羅斯基的結論是，儘管中國未能像這些國家一樣快速地工業化，但其差距不能歸咎於識字程度。
對於外人來說，中國的文字體系則非常需要進行改革。一個16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形容，學習中文就相同於「半殉難」的行動；耶穌會最早為中文制定了使用拉丁字母的系統，這不足為奇了。數百年來，隨著更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他們常常會認為把中文字母化會讓人們受益。19世紀，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一系列條約，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勸說人們入教，基督徒就用當地方言出版了聖經。字母化成了傳教工作中關鍵的一步，到19世紀末的時候，外國人和中國的信徒一起，為中國所有主要的方言建立了它們的字母體系。
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正經歷著文化信念上的危機。中國多次在外國人手裡吃了敗仗，知識分子們開始質疑傳統的一切，包括其珍貴的文字體系。在學者們重新發現甲骨的同時，很多中國人開始考慮要完全地廢除漢字。1910年代，著名的語言學者錢玄同建議，中文的口語和書面語都應轉換為世界語。
其他大部分的建議方案都沒有這麼極端。有些知識分子主張沿用原來的文字，但要從文言轉為白話。1910年代末期，這種建議得到了人們的支持，最後成了1919年「五四」運動的其中一個部分。「五四」運動呼喚中國的政治和教育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和現代化。
最後，改革者們成功地廢除了傳統的文言文。學校、政府機關、書本和報紙開始使用一套遵循普通話的文字體系，普通話是北京地區的方言。這和歐洲的情況很不一樣，在歐洲，拉丁文是被多種方言所取代，有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多種語言。在中國，大半由於沒有字母體系的緣故，從文言到白話的轉變並不需要以犧牲文字的統一為代價。所有受教育的中國人仍然學習著同一種書寫方式。
改革者認為，文字改革還需要再前進一步。他們指出，中國大部分的南方人基本是用第二語言來進行書寫的。例如，一個溫州本地人要學會識字的話，他就必須先學習普通話。這相當於一個說英語的人被迫用荷蘭語閱讀和書寫。這種情況在中國南方有一個例外：香港人發明了一套體系，可以用中文來書寫他們本地的語言——廣東話。即便如此，傳統的漢字很多都不適合廣東話的發音，香港的文字體系必須要增加1000多個文字符號，其中大部分符號都是特別為廣東話所設計的。其他的中國方言並沒有發展出這種體系，仍然無法書寫；假如要為每種方言建立文字體系，這將是個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如果是字母體系，一切就好辦多了——外國傳教士已經用他們的「方言聖經」證實了這一點。整個中國，很多知識分子都在呼籲文字的字母化，認為漢字本身阻礙了文化教育和民主的發展。生活在1881年至1936年的魯迅，大概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他就主張改用拉丁字母體系。他寫道（用漢字寫的，他生平一直都用漢字寫作）：「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活下去，那麼中國文字就不行……漢字時我們祖先傳給後世的寶貴遺產，這一點我很清楚。但我們要不就犧牲這種遺產，要不就犧牲我們自己：那要犧牲哪一個呢？」
1930年，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中文制定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體系。文字改革變成了共產黨的一個重要計劃；1936年，當這些革命者勢力不斷擴大時，毛澤東告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字母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遲早的事。」毛澤東說：「我們相信，如果要創造一個完全屬於大眾的新社會文化，我們就必須廢除漢字。」共產黨人形容，漢字是「橫亙在大眾和新文化之間」的「長城」。他們甚至把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衰落歸罪於漢字，宣稱其「幫助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
1941年，在共產黨控制的北方地區，新的字母體係獲得了法律地位。各種合同和政府文件既可以用拉丁字母書寫，也可以用漢字書寫。到共產黨掌控了整個國家的時候，文字改革似乎是勢在必行的了。1950年代，一個叫約翰.德漢克的美國語言學家出版了一本書，它在樹立預言到，中國文字的歷史快到盡頭了。
約翰.德漢克如今仍然為這個預言痛苦難堪。我在這位學者家裡採訪了他，我們每次談到這個話題，他看起來總是非常激動。他當年的預測錯了；但卻也沒錯——他從心底裡認為，中國人應該廢除漢字，共產黨人掌權以後應該立即這麼做。意料之外的事情總是讓人沮喪，長達半個多世紀以來，有時回憶起這種事情，都不免讓他激動不已。
漢德克教授已經91歲了，身子還很硬朗。雖然他已經從瑪諾亞的夏威夷大學退休了，但仍然從事著中國字典的研究。他工作和居住都在一棟漂亮的日本式房子裡，那棟房子坐落在瑪諾亞山谷的半山腰上。房子的後面有一個石頭搭的花園，入門處是座小小的寶塔，葉子花的香氣瀰漫在敞開大門的房子裡。往南面看去，鑽石山棕綠色的山頂便映入眼簾。對於一個想在兩塊大陸中間度過餘生的學者來說，這個地方再理想不過了。
德漢克1933年第一次來到中國，那時候他剛從耶魯大學畢業。他最初是打算來中國尋找做生意的機會，但來到北京以後，一切都改變了。「我剛到第一天，就對美國商界喪失了所有的興趣。」他告訴我說。「我們當時在餐館，吃完晚飯以後，一個美國商人掏出一張鈔票，撕成一半，把它扔在中國侍應生腳下當作小費。我不想成為那些人中的一個。」
中國的貧窮困擾著這個年輕人，他相信這個國家的改革迫在眉睫。像當時的許多外國人一樣，他認為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已經無可救藥。他學習中文，在北京的時候，和另一個理想主義的年輕學者喬治·A·肯尼迪成為了朋友。洛克菲勒基金會給了肯尼迪一筆研究經費，讓他在耶魯大學建立一個中文的項目，他最大的一筆花費是在上海買了中文打印機的一整套字體。肯尼迪打算把這些字體運回耶魯所在的紐黑文去，把它們裝配起來，為美國學生印出中文教科書。他請求約翰.德漢克的幫助。
「我成了他的助理和得力助手。」德漢克回憶道。「我們在耶魯大學哈克尼斯大廳的地下室建立了項目的研究點。那地方和這房間一樣大，可能還大一些，裡面堆滿了V形的木質支架。我一站起來，它們就頂到了我的下巴。每個木架都分隔成多個格子，每格放著10英吋乘12英吋的托盤，每個托盤又分隔成2英吋乘2英吋的小格子。每個方形的小格子裡面有一個漢字，按照部首排列。我的工作是設置打印機。我會拿著一個排字盤，先選出一個單人旁的字，然後再找出另一個田字部的字。我總是不停地走來走去，走來走去。我會把幾個句子組合在一起，然後拿到印刷工那兒，讓他做出金屬的字模。我們的字體非常有限，我必須不斷地排字、拆解，再排字、拆解。我們從文言文裡選取故事，然後用現代的白話文把故事重新組織起來。
每個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都要經歷一個有關字體的構建過程——那種「半殉難」的體驗；而約翰·德漢克的經歷則尤其不堪回首。他在木架中不停地尋找著小小的、按照諸如「」或「田」的形狀排列的金屬片，經年累月，他成了中文改革的積極支持者。（他的同事喬治·A·肯尼迪則成了耶魯拼音體系裡中文拼音的主要設計者。）1950年，德漢克預言了漢字的滅亡之後，他在美國等待著，熱切地盼望著改革的消息。那個夏天，毛澤東發佈了一個指示：
文字體系必須要進行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其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據現有文字來制定。
這個指示讓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德漢克和其他學者以為，共產黨人只是要採用拉丁字母體系，但1950年的指示讓文字改革走向了一個全新的方向。毛澤東要創造一個中文的字母體系。
毛主席的指示標誌著文字改革的重要轉折。從那以後，中國的語言學者花了好些年的時間，研究如何創造一個中國獨有的拼音體系。同時，也失去了文字改革的勢頭。在約翰·德漢克看來，那是錯失良機，也是他如此憤怒的原因。好幾回，他對我說，他49年來都沒回過中國，原因是文字改革的失敗讓他太傷心了。
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像他的許多其他指示一樣，其動機仍然是個謎。有一次，我打電話給德漢克，說起這個時期的事情，他推測說可能是朝鮮戰爭或中美關係的其他因素，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讓他開始反對拉丁字母體系。德漢克催促我去當初採訪參與這項工作的、還在生的語言學者；他特別提到，我應該和周有光會面，周已經將近百歲了。1982年，德漢克終於不太情願地回了一次中國，那時候他問過周有光，1950年的關鍵時刻發生了什麼。
「他說他知道為什麼毛澤東會做出這個決定，但他不能談論這個話題。」德漢克在電話裡告訴我。他說，中國越來越開放了，而且周有光的年紀也很大了，因此如今周可能會願意直言相告過去的事。
我從一樓開始。周有光和其他兩個年邁的語言學家都住在北京城內，他們住的地方是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宿舍樓。三個人的家共用同一個出口。按工作單位分配宿舍是共產黨的傳統，也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對於採訪來說，這再好不過了。我所要做的只是上下樓梯，就可以見到仍然住在中國的幾個最重要的文字改革者。宿舍樓的入口成了一座存放時間和語言的塔樓：這個下午的時光悄然流逝，改革者們漸漸老去，他們的回憶不停地穿梭在那場失敗的改革運動中。
尹斌庸72歲，是三個語言學家中最年輕的，他住在一樓。幾個月以來，他一直和肝癌病魔作鬥爭，身體消耗得厲害：他的胸膛瘦骨嶙峋，四肢脆弱。他的臉上刻著深深的皺紋，眉毛長得就像道教裡的神明，一大團白色覆蓋著他黃黃的雙眼。或許他正處在痛苦當中，但表面上一點兒也看不出來。他熱情地歡迎了我，拿出了我寄給他的介紹信。另一個學者向我提過建議，叫我寫張拼音的紙條和這些文字改革者聯繫，拼音就是中文的拉丁字母體系。對於我沒有用一個文字就和他取得了聯繫，尹斌庸欣喜若狂。
半個世紀以前，尹斌庸從四川大學數學系畢業，有一段時間在中學裡做數學老師。但他私下自己研究語言學，發表了一些文章，最後獲邀到北京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他的背景並不特別，很多語言學家都具備數學或邏輯學的專業技能。
「數學和語言學之間一定有聯繫。」他說：「你常可以把數學方法直接運用到語言學中。我給你舉個簡單的例子吧。想想動物——哪種動物和人類有最密切的關係？你只要思考一下，大概就能把答案的範圍縮小：牛，馬，狗，豬。然而哪一種動物對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呢？你怎麼看？」
「狗。」我說。
尹斌庸笑了，眉毛抖動起來。「那是你猜的。」他說。「但你怎麼能確定答案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通過統計學和研究頻率分析文字。這就是1950年代我們所做的事。我們仔細查看了各種文字材料，包括現代和古代的，找出哪種動物的名字出現得最為頻繁。所有的時代都一樣：答案是馬。於是我們得出結論，馬和中國人的社會有最重要的關聯。」
那些景像在我眼前閃過：一件青銅器，一輛埋藏在地裡的戰車，一個騎在馬背上的男人徑直衝過了木做的大門。尹斌庸繼續說道：「1950年代，我寫了一篇關於這個的論文。我還研究了英文和日文的文字材料，結論也是相同的。但和人類社會此為密切的第二種動物則不一樣。英國人的是狗，而中國人的是馬。」
討論完馬的話題以後，他談到了中國文字改革中遇到的挑戰。有些人宣稱，中文裡有太多的同音異義字，很難用字母寫出來；必須要用漢字才能區別那些發音相似的字。尹斌庸承認，文言文的情況確實如此，但現代漢語卻不一樣。這就和收聽電台廣播一樣——中國人不用看著文字，只要收聽廣播就能明白他們的語言，這意味著他們同樣能明白字母化的文字體系。
「當然，只是理論上來說是這樣，實踐起來則很困難。」他說。「這麼長時間以來大家都是用漢字，很難叫他們做出改變。如果改用字母體系，看古代文本就會有麻煩，這也是真的。讓我們看看《紅樓夢》，書裡面同一代人的名字全部是同一個部首的。如果把文字體系改掉，這些細節就要遺失。最主要的是，積習難改。看看你自己的語言吧，英文也同樣需要改革。喬治·蕭伯納就認為英文需要改變。」（註：蕭伯納為愛爾蘭劇作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
英語口語裡大概有40個不同的發音，對於拉丁字母來說是太多了，很難有效地處理不同發音的詞，因而常會出現不合邏輯的拼法。喬治·蕭伯納寫任何東西都是用速記法，他在遺囑裡特別聲明，以後他作品的版稅，要用於資助創立一個新的字母表。1958到1959年，有476種英語字母表被推薦去參加了一場公開比賽，其中有4種獲勝。有一個字母表是由一個建築師設計的，在它的基礎上制定了擁有48個字母的「蕭伯納式」字母表。只有一本書的一版用了這個新的字母系統，那就是《安德魯克裡斯和獅子》的特別版。標題的四個英語單詞在這一版中是這樣的：
湊巧的是，中國人在1950年代的時候也正構建著字母表。但他們的計劃要嚴肅得多；這是由國家主席發佈的命令，全國各地的語言學家們造出了2000多個中文字母體系的提案。有些人用的是拉丁字母，有些用的是西裡爾字母（註：現代俄語等字母的本源），好些提案裡混用了日語的假名表。 尹斌庸記得,有一個體系還用了數字。另一個方法是結合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這個體系下，漢字「法」可以寫成：
語言學家還對拉丁字母進行了改造。有一個提案裡建議，用四種新的字母去代表四種特殊的中文發音：zh，ch，sh，和ng。在這個體系下，ng的寫法近似國際音標裡的一個符號：
「東德人聽說了，」尹斌庸說：「他們很快就設計出一部囊括了這些新字母的打字機，寄到了我們單位。他們說，如果我們用這個體系，他們的工廠可以為我們生產打字機。那應該是1952年的事，我記得不太清楚了。但我仍然記得那架打字機，在1950年代末期的時候，它還擺放在單位裡。那是架很漂亮的機器，我不知道它後來怎麼樣了。」
1955年，改革委員會把範圍縮窄至最後的6種方案中。其中一個體系用的是西裡爾字母，還有一個用的是拉丁字母，另外四個用的都是全新的「中文」字母，這幾套中文字母都是以漢字字形為基礎而設計的。但一年以後，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做出了決定：中文字母體系還不適合使用。他們認可了拉丁字母體系——也就是被稱為拼音的體系；拼音被用於早期教育和其他目的，但並沒有被賦予法律地位。同時，幾位領導人還決定要簡化一部分中國漢字，減少它們的筆畫。例如，例如，「國」字變成了「國」，「龍」變成了「龍」，「偉」變成了「偉」，夢變成了「夢」。最後一共簡化了515個漢字和若幹部首。對於漢字本身來說，這是個很大的變化，但基礎的文字體系則保持不變。中文仍然屬於語標體系，大部分的方言仍然無法書寫。
改革委員會把漢字的簡化形容成「最初的改革階段」。他們仍然希望引入字母體系，但看起來毛澤東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考慮各種方案。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那幾年的樂觀主義走到了盡頭。 1957年4月，共產黨發起了「百花齊放」運動，邀請知識分子暢所欲言，鼓勵他們說出批評性的意見。結果所得到的反響非常強烈：幾千個中國人對各種議題公開進行了評論。文字改革成為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的一個攻擊目標，幾十篇評論出現在大眾媒體上：
漢字是團結我們人民的一種工具……我們人民能繼續保持團結一致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漢字把我們聯繫在了一起。
拉丁字母並非我們國家的產物……如果我們把中文拉丁化，那麼我們就是為拉丁文打天下而已！
我們的國家是個民主國家，施行和平政策；我國要採用歷史上富於侵略性的拉丁文，這麼做並不正當……若是中國有某件事物不如外國，中國人民就會覺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外國。
在「百花齊放」運動之前，陳夢家並沒有積極參與文字改革的辯論。他所在的部門——考古研究所是獨立的，這個甲骨文學者並沒有機會說出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新的暢所欲言的氣氛底下，各大公眾媒體上都忽然出現了陳夢家的評論。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我們在3000多年以後仍然使用漢字，肯定是有其客觀原因。」在《人民日報》：「這似乎是一種新的教條主義，有些人把領袖的話當做金科玉律，卻置實際於不顧。」陳夢家控訴舉報別人政治錯誤的風氣；他還評論道，很多官員對其管理的領域所知甚少。他提議共產黨應該有更多的幽默感。他說：「我非常不喜歡教條。在我的文章裡，我極少引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語句。」在一份公開發表的演講稿裡，他表示：
我認為，今天的「百花齊放」運動，是再好不過的時機，讓我們對漢字的未來坦率地進行討論。我要毫無保留地說出我的意見……
我們使用漢字已經有3000多年了，它們並沒有什麼不妥……過去洋鬼子們說，中國的語言很糟糕。現在，更多的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他們頭腦更開放，已經不再那麼說了……
最近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引發了一些風波。我願意挑起這樣的麻煩，因為我想做出貢獻……我預言，我們在今後的許多年內仍然會使用這些漢字，我們應該把漢字當做有生命的東西，好好對待它。漢字是我們的文化遺產。
許多年後中國人仍然繼續使用漢字——這一點他對了；這是坦率說出看法的再好不過的時機——這一點他錯了。5周以後，毛澤東終止了「百花齊放」運動，很快它就被另一個新運動所取代：反右派運動。到1957年年末的時候，有30萬知識分子被貼上了「右派分子」的標籤，其中很多人被關進了監獄，或送到了勞改營裡。一家曾經發表過陳夢家意見的報紙，如今印著飽含憤怒的標題：
批評陳夢家
駁斥右派分子陳夢家的謬論
繼續追捕和抨擊右派人士：批評陳夢家和關錫
一篇文章裡宣稱：「右派分子陳夢家是一株毒草……永遠不能讓它扎根在土壤中。」另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有陰謀詭計」的「牛鬼蛇神」：「為什麼所有年代的反革命都憎恨簡化漢字呢？他們真的想回到古代嗎？」有人寫道：「陳夢家仍然在拾人牙慧，他把西方資本主義漢學家所說的隻言片語當成寶貝。」就是在1957年的這場反右派運動中，李學勤發表了文章，批評了陳夢家的經典著作。
而陳夢家這一方則是沉默。當局把這位甲骨文學者送到了商朝文化的搖籃——河南省，要他在那兒通過體力勞動進行改造。隨後的五年，他被禁止在中國國內發表任何文章。
和尹斌庸談過話以後，我爬了3層樓梯，這位文字改革者的年齡則增加了8歲。王均今年80歲，我提到陳夢家時，他露出了笑容。「戰爭年間，他是我的老師。那時候我們在昆明。」王均說。「他教的是青銅器上的刻文。那個班很小，只有三個學生。他就像我們的兄長一樣。」
在存放報紙的檔案室裡，我收集了好些關於陳夢家的批評文章。我把它們拿給王均，問他還記不記得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那些報紙，告訴我好些人明顯是用的筆名。隨後他認出了其中兩個作者的名字：一個是南京的音韻學家，一個是福建的語言學家。這兩個人都去世好多年了。
「你不用為這些批評報道費心。」王均說。「那些年代，人們所說的和所寫的都不能算。他們沒有自由。如果共產黨想要批評誰，那麼人人都必須批評他。那一年我也受到了批評。百花齊放運動時，我發表了一個評論，後來我的單位為此開了一個特別大會，專門批評我。甚至不認識我的人也必須要在會上發言。那些抨擊我最厲害的人，我現在都不太記得了。我不恨他們。所以，你不需要關心是誰寫了那些批評文章。」
我點了點頭，隨後我們談了一會兒文字改革運動。在談到反對改革的著名人物當中，我提到了袁曉園的名字。
王均的臉凝固了。他平靜地說：「你瞭解她些什麼？」
「不是很多。約翰·德漢克說他不喜歡這個人。他說袁曉園反對文字改革。」
德漢克形容袁曉園是老練的機會主義者。袁曉園一生中有大部分時間是在海外，為國民黨做外交工作；她是中國的首位女外交官，任駐印度加爾各答，但她後來轉而投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於感激，共產黨人給予她一些有優惠的商業執照，讓她大賺了一筆。她把一部分賺來的錢投入到一本反對文字改革的雜誌中。1989年民運被鎮壓以後，袁曉園馬上就出現在了電視上，譴責參加遊行抗議的人士。
「那女人是個騙子。」王均說。「她什麼事情都說謊，連年齡也是。她今年95歲，但她說自己是100歲。」
這男人的臉上有了某種變化。他仍然微笑著，但下顎收緊了，眼裡不易察覺地閃過一道光。
「她以前比周有光年輕。」王均說。「現在她比周有光還要老。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說我不知道。
「很簡單。」王均說：「她撒謊了。她什麼事都要撒謊。」
這男人還是微笑著，我也向他微笑著。不到十分鐘之前，他還在談著「寬恕」呢。
「我有證據。」他說。他走到櫥櫃那兒，拉開一個抽屜。抽屜裡面有一捆複印文件和發黃的剪報。他的眼睛發亮了。
「首先，你看這個。」他把政府年鑒的其中一頁拿給我看，上面是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個老太太：溫和的笑容，波浪型的燙髮，一副劣質的眼鏡。她的生日被標注為1907年。
「現在，」王均得意地說：「你再看這個！」
這份剪報是2000年的。標題寫著：
詩人、書法家袁曉園在北京慶祝百歲生日
下一張剪報是2001年的：
百歲老人袁曉園談論她的健康狀況
這些文章裡的某些語句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下劃線，是用紅墨水筆劃上去的。一個加下劃線的句子表明袁曉園出生在1901年。另一個加下劃線的句子註明她已經101歲了。在句子旁邊的空白處，有人用紅筆緊湊地寫下了「94」這個數字，像是在訂正一份學校的作業。
「報紙上每年都有這樣的報道。」王均說。「她什麼事都要說謊。她就是這麼變得比周有光還要老的。」
他指向了另一處劃線的部分。
「她聲稱自己在新澤西州的『西東大學』當過教授。」王均說。「誰有聽說過『西東大學』？這什麼校名啊！她還說自己在『舊金山大學』教過書。『舊金山大學』根本不存在！」
在那些文章，所有假的學術機構也加上了紅色的下劃線。我離開之前，王均把那些剪報交給了我，他建議我在《紐約客》發表的文章裡揭露袁曉園的謊話，他說這將是文章裡很棒的細節。他最後告訴我的是：「袁曉園寫文章很好。她是個好詩人，還很擅長書法。但她是個騙子。」
我來到三樓時，天已經黑下來了。又多了16年：周有光快97歲了， 這是個弱不禁風的男人，駝著背，穿著寬鬆的運動褲和拖鞋。他光禿禿的頭上皮膚特別光滑，就像經過幾十年的歲月悉心打磨的一般。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必須要靠近他大聲喊叫，而他的手就圍著助聽器，蜷出聽筒的形狀。但他的思維很敏捷，且仍然記得怎麼說英語。1940年代，他在紐約是銀行家。
「我以前在銀行俱樂部裡看你們那本雜誌呢！」他說。
我衝著他喊：「從那以後，雜誌就改了！」
他看到我的名片以後，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向他解釋這是外交部的翻譯。「紐約人！」他用中文說著，小小的身體顫抖得像風中的楊柳。「紐約人！多好笑呀！」（註：外交部把New Yorker雜誌譯為「紐約人」，何偉幾次交涉要求改為約定俗成的「紐約客」，無果。）
像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國愛國青年一樣，周有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回到了祖國。起初，他打算幫助新政府建立起銀行體系，但他很快就覺察到，共產黨人的銀行業並沒多少前途可言。他轉向他的興趣——語言學，最後成為了拼音最主要的設計者。
我問周有光，1955年選出來那四套新的「中文」字母表最後怎麼樣了。他對那些字母表的印象很模糊。老人家記得，其中一套字母表由物理學家丁西林設計。但顯然那些字母表的所有記錄都已經銷毀了。「這種東西在文革的時候，很容易就會沒了。」他說。
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歸咎於毛澤東；有些人怪罪毛澤東的妻子和「四人幫」。但有一種觀照長期的觀點，則認為是中國對自身傳統的長期質疑以後，在那段時期達到了幻滅的頂峰。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一點點地削弱他們自身的文明，試圖拋棄那些「落後」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個過程變得如此狂熱，以至成了純粹的破壞：人們憎惡一切中國的東西，但同時又憎恨一切外國的東西。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卻至少保護了一個中國的傳統：漢字。這段混亂的時期與「大躍進運動」一起，妨礙了文字改革運動的開展。到毛澤東去世的時候，中國人對極端的文化改革已經失去興趣了。他們由意識形態的危機轉變成了虛無主義的危機；隨後他們從另一面找到了立足點——他們選擇了實用主義和鄧小平的種種口號。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實際上，如今在中國已經沒有人談論漢字的字母化了，除了住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同一棟宿舍樓的幾個老人以外。甚至連這些學者說起往事，也很是傷感。周有光告訴我，中國至少在百年以內都不會放棄使用漢字。像大多數的語言學家一樣，他把簡化漢字形容為「失敗的舉措」。沒有證據顯示，簡化漢字提高了國民的識字率，原因是文字體系的基本結構並沒有改變。如果說簡化漢字有帶來什麼改變的話，那只能說它分隔了中國的文學世界。台灣、香港、和大部分的海外華人社區仍然使用傳統的繁體漢字。好些年以來，台灣人要帶進一本有簡體字的書進台灣都是犯法的。這個法律限制背後的動機是政治性的，但到了今天，對簡體字的厭惡則主要是審美上的。對於一個接受傳統教育的中國人來說，寫簡體字就相當於「市場買貨」一般（註：原文walking thru the Kwik-mart 2 by sumthing,是極不規範的英文寫法，正規寫法應為walking through the Kwik market to buy something，中文為「逛Kwik超市買東西」。作者在此諷刺了中文簡體字的簡陋。）
我問起周有光文字改革的那個關鍵時刻——1950年，毛澤東指示要創立一套中文字母表。讓我驚訝的是，老人馬上從容不迫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當然，共產黨1940年代時已經使用了拉丁化的體系。」他說。「所以他們會要求文字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旦他們掌了權，他們就變得更加小心了。他們要先處理好很多事情。這是中文字母化耽擱下來的一個因素。」
「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澤東1949年首次出訪蘇聯。那時，毛澤東很敬重斯大林，把他當作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人。他告訴斯大林，中國將要進行文字改革，並爭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跟他說：『你們是個偉大的國家，你們應該有自己的、中國式的文字。你們不應該只是使用拉丁字母。』這就是毛澤東想要一個民族形式的字母表的原因。」
我問朝鮮戰爭是否對此有影響，他搖了搖光禿禿的頭。當我朝他喊出「陳夢家」這個名字時，老人臉上露出了笑容。
「我很喜歡他。」周有光說。「但是，坦白說，他的反對對文字改革沒有絲毫影響。」
回身下樓：3樓，2樓，1樓。宿舍樓的入口向外面的城市敞開，而那座城市給人的感覺就像一整個世界。很多細節在我腦子裡打轉：人類與馬的關係，袁曉園生日的變化，遺失的字母表……在所有這些細節中，最讓我吃驚的是，原來陳夢家為漢字展開的辯護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無論他的話多麼勇敢、又讓他付出了多少代價，卻根本沒有價值。約瑟夫·斯大林已經拯救了中國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