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7日
在去電影拍攝現場之前，我和波拉特的朋友見了面。我們非常謹慎，做足了預防措施，特別是打電話。我乘坐的飛機到達烏魯木齊以後，我坐了輛出租車去市裡，打了個付費電話，聽到電話鈴響了一聲，就馬上把電話掛了。他打了回來，只說了一句話：一個公園的地址。我沒有打開手機，以防當局萬一追蹤我的手機信號接收站。據報道，中國在新疆加強了安全措施；就在西面國境的那一邊，阿富汗戰爭結束還不到一個月。
在公園門口附近，我看到了一頭金髮，認出了他。我們曾在北京雅寶路見過一次面，他就是那個有時在中國電影裡扮演外國人的維吾爾族人。我們握了手，在公園後頭找了張長凳子坐。他從懷裡掏出一個信封，裡面是兩千美元的鈔票。我把那些現金放到我的錢包裡。
「我這個星期就把支票寄出去。」我說。
「你什麼時候回美國？」
「要到1月份。」我說：「那時候我就會見到波拉特。但我現在會先把支票寄到華盛頓的一個朋友那裡。」
那人不斷地環視四周。新疆有很多的少數民族，我們兩人看起來都不完全像外地人。不過，如果有人聽見我們在說中文，馬上就會知道我們中至少有一個是外來的。他問我，我上次去美國時波拉特看起來怎麼樣。
「還行。」我說。「他住的地方很糟糕，不過他現在搬走了。自從9.11恐怖襲擊以後，我就沒有見過他了。」
「他的文件會有問題嗎？」
「我覺得沒有。他已經拿到政治避難的身份了。他很幸運，移民局在9月11日前批准了他的申請。我敢肯定。現在獲批可是難得多了。」
「他的妻子很緊張。」那人說。「我覺得她害怕去美國。」
我原來就決定了不和波拉特的妻子會面，因為現在這段非常時期，她最好還是盡量減少和我的接觸。一個呆在新疆的外國記者很容易讓人起疑心，這次來拿現金已經足夠冒險了。我問他現在的政治氣氛如何。
「我們在公園裡走走吧。」他說。「不要在這兒坐太久。」
他告訴我說，波拉特的家人雖然接受了審問，問他們波拉特為什麼沒回中國，不過他們沒有遇到什麼麻煩。波拉特的家人有朋友在烏魯木齊公安局工作，幫了他們一把。無論如何，當局現在關心的似乎是更大的問題。波拉特的朋友聽說，一個在喀什葛爾的維吾爾族人被關進了監獄，理由是政府認為這人的幾個兒子在基地組織受訓。我問他是不是有很多維吾爾族人加入了塔利班。
「不是很多。」他說：「但有一些。無論如何，這對政府來說都是個很好的借口。」
我們重新回到公園的大門處。我問他最近有沒有在什麼電影裡露個臉。
「沒有。」他邊笑邊說。「這種錢總歸沒什麼好賺的。我想明年在杜拜做些出口生意。你正在報道的是什麼電影？」
我在新疆是要調查姜文的故事，他是目前中國最有名的演員之一，現在正在中國西部拍戲。
「這部電影在哪裡拍？」
「在鄯善縣外頭的一個村子裡。」我說。「是在沙漠裡面。應該景色很好。」
我問他覺得姜文怎樣。
「姜文比大多數的中國演員要演得好。」他說。「不過我不會看他們在這裡拍的任何電影的。我敢肯定，電影內容只會是一派胡鬧。」
我們握了握手，他向我道歉說不能請我去家裡坐了。離開公園以後，我打開了手機。第二天早上，我雇了輛出租車，車載著我開了五個小時。我們繞過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邊緣，看著周圍景色逐漸變得荒寂，最後來到了火焰山腳。
我第二天在拍攝現場，他們拍到了最後一場戲的第五個鏡頭；當傍晚時分的太陽漸漸變成荒涼的金紅色時，一個演員騎著馬衝進了一個木架子裡。那個木架子是片場大門入口的一部分，但佈景設計者犯了個危險的錯誤：對於一個騎在馬上的人來說，木架子剛好是在脖子的高度。那個騎手最後一刻想要把手舉起來。他和其它五個騎手一起並肩騎馬，速度飛快；他們在電影裡扮演唐朝造反的士兵，因為想要保護一處佛教的遺跡，正試圖從一個叫大馬營的綠洲裡逃脫。
唐朝的統治從公元618年延續到公元907年，那段時期佛教在中國逐漸繁榮起來。唐朝也產生了一些偉大的詩篇。那個演員摔倒在地上，不能動了。到處飄蕩著塵埃，空氣漸漸涼下來；太陽很刺眼，低低地懸掛在戈壁灘上。此時的光線再好不過了。
景色也是完美的。火焰山上沒有樹，只散佈著道道山脊和溝壑，山的側面是乾燥的土地，隨著漸漸消失的日光變幻著顏色——從棕色變成紅色，再從紅色變成灰色。在火焰山的最高峰，是一片白色的積雪。在山下，越過大門入口，是戈壁灘上一片開闊的沙礫地。平坦的沙漠伸展至視線消失之處，其中時不時出現一塊塊灰白的鹼性土地。這空曠的景象總是拍電影的好地方。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國停止了和國外大部分地區的接觸，那時候中國的電影製片人想要與眾不同的取景時，有時就會來到新疆或者其它的西部地區。它們成了外國電影的替代品：這是產自國內的異國情調。
如今電影人又回到了中國西部，不過這一次他們是希望把這一片風景出口。一年之前，電影《臥虎藏龍》在美國獲得了巨大成功，票房收入超過了一億兩千萬美元。其中一些特別引人注目的場景時在沙漠裡拍的，而現在，似乎電影業界的所有人都回到了西部。米拉麥克斯影業公司投資了一部叫「天脈傳奇」的動作片，最近正在甘肅省內拍攝。那部電影的導演張藝謀正在拍攝另一部由外國資助的武術片，名叫《英雄》，那部片有部分場景是在甘肅和內蒙古拍的。
而在這兒的火焰山腳下，哥倫比亞影業公司正在拍攝《天地英雄》，電影廣告上說這是一個發生在中國西部的故事。按照中國的標準，這部電影預算很高——一共是6百萬美元，而演員陣容也十分強大。這部電影的女主角由趙薇出演，她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女演員之一。日本明星中井貴一也加盟了這部影片，他扮演反派角色。但最大的新聞卻是姜文的「重出江湖」。一年半以前，他憑借《鬼子來了》這部影片在戛納電影節贏得了大獎，《鬼子來了》是他導演的一部戰爭片。中國政府禁止了該片的公映，指責姜文不尊重國家的歷史，從那以後，就不允許他出演和執導大製作的電影。這部關於中國西部的電影，是姜文想要恢復政治合法性的嘗試——這部背景設置在久遠過去的動作片不會對共產黨構成威脅。
電影的主題是安全的，但那些馬匹卻成了另一個問題。這天早些時候拍逃亡的場景時，那個日本演員就因為騎馬受傷了。幾周之前，一個叫李不空的中國演員騎馬時被馬甩了出去，肩膀脫臼。另一個叫王學圻的演員從馬上重重地摔了下來，折斷了幾根肋骨。王學圻扮演的是一夥突厥土匪的頭子，他戴了長長的假髮和萊塞的隱形眼鏡。有個特技替身演員現在還呆在哈薩卡斯坦邊境附近的一家醫院裡。一個負責食物供應的劇組乘員扭傷了腳踝。甚至製片協調人也被馬甩了出去。38歲的姜文在拍攝用劍打鬥的場景中，弄傷了膝蓋和背，但他是迄今為止少有的還未從馬上摔下來的演員。
他的妻子捨尼韋斯·桑德琳，最近帶著小女兒來到了拍片現場。桑德琳是一個高挑的法國女子，美貌驚為天人，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宗教人類學博士。他們拍逃亡那一場戲時，我就站在桑德琳的旁邊。我們用中文交談：我不會說法語；她也不習慣說英文。在鏡頭轉換之間，我問桑德琳，法國對姜文獲得戛納大獎有什麼反應，她邊回想邊微笑起來。「戛納電影節結束以後，我們去了法國南部旅行。我們每到一處，都有人把我們認出來。他們說，噢，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你了。祝賀你們！我們走進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們就會放下咖啡，要和我們拍照。」
這就是當時的場景：耀眼的光線，無邊無際的戈壁，一位金髮女子說著帶法國口音的中文。導演宣佈開始拍攝第五場的鏡頭，大家都安靜下來。一陣輕柔的風吹過。最近的小鎮要在沙漠上開一小時的車才能到。拍攝現場沒有醫生。那個演員徑直衝向了木架。
他躺倒在地，一片灰塵瀰漫，劇組人員飛快地跑了過去。有人喊「這是劉哈里森」(注:劉利年,海歸導演、演員及國際職業設計師。)，他在姜文的匪幫中扮演其中一個士兵。這個摔下來的演員試著要站起來，卻又跌倒在一片塵土裡。他的手扶著脖子。
姜文讓他的馬猛地一轉身，急急地停下；他飛快地從馬上跳下來。他的臉色發黑，非常生氣——一整天，由於各種事故和拖延，挫敗的情緒越來越濃。姜文的父親是解放軍部隊裡的一個軍官，作為軍官的兒子，姜文有著高大的身材，寬闊的胸膛，還有未經修剪的鬍鬚。中國人常說他長得像個「流氓」：板寸頭，往外鼓的雙眼，輪廓硬朗的下巴。他的雙肩很寬。他不停地抽煙。他的聲音低沉而洪亮，從他嘴裡迸出的每一個詞，都像從腹部下面發聲，然後從多年抽煙積聚的煙霧中升起。不過，雖然他長著流氓似的外表，卻在電影方面卻受過很好的教育：他畢業於北京中央戲劇學院。除了拍戲以外，他還執導過兩部大獲好評的電影。
姜文把哈里森扶了起來。起初，這人看起來沒有受什麼嚴重的傷。他們兩人和其他演員一起，圍在了導演何平周圍。他們看著屏幕上的重放，想要找出剛才出了什麼差錯。天冷了下來，陽光不多了。在屏幕前面，一匹馬側身走過，得意洋洋地撒起尿來。一個穿著軍大衣的劇作人員動手把那個危險的木架子鋸掉。哈里森還在揉著他的脖子。
「我們必須重拍那一幕。」何平說。
「你騎得太快了。」其中一個演員說。
「是你騎得太快了。」哈里森反駁道。
姜文踱著方步，從屏幕前走開了。他帶著頭盔、臂鎧，還穿著到膝的馬靴。皮質的護肩罩上是條狀的鎧甲。他的一隻手裡抓著條皮鞭，臉色看起來就像火山隨時要爆發了一樣。他轉向他的私人助手，吼道：「給我根煙！」
那人從懷裡掏出了一包煙。煙的牌子叫「雪蓮」，包裝上有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說。「這是什麼煙？」
「這是當地的牌子。」
姜文瞪著那包煙看，最後終於抽出了一根。他飛快地轉身走開了，嘴裡喃喃自語。他點燃了那根雪蓮牌香煙，把它塞到嘴裡，狠狠地吸了一口。
和所有偉大的演員一樣，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緒的角色。在電影業改革開放最初開始繁榮的時候，電影製片人把鏡頭對準了黃土高原：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陽和其他黃河岸邊散佈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電影《紅高粱》中一炮而紅，這部戲也捧紅了鞏俐，鞏俐最終成為中國最有名的女國際影星。在電影裡，鞏俐的角色拒絕了姜文扮演的農民的追求。這男人不屈不饒，又回到了女人的釀酒廠裡，女人和她的員工站在那兒，一片難堪的寂靜。姜文挑釁地看著他們，隨時準備打鬥的樣子。最後，他轉過身去，往一個個瓶子裡撒尿，那些瓶子裡裝著正在發酵的酒。接著他就把鞏俐抱起，舉到髖部，大步走進了臥室。整個片斷他幾乎沒說過一個字。那些撒了尿的酒結果成了酒廠有史以來味道最好的酒。鞏俐的角色生了個男孩。《紅高粱》在中國觀眾中大受歡迎，也在國際電影節中大獲成功。
五年不到，電影人對黃土高原的癡迷已經消失。1990年代初，支持民主的遊行被鎮壓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圈子湧起了一股反外的國家主義思潮。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連續劇上映，裡面追蹤了一群移民的故事，這些來到美國的中國人具有陳規的中國個性，為人有教養、品行端正、誠實正直，而這種個性受到了來自美國的陳規挑戰：空虛的物質主義。姜文扮演的是一個移居美國的藝術家，在異鄉艱難地適應新的世界。有一回，他叫了個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北京人在紐約》在中國受到了觀眾們的熱烈追捧。
除了這兩個角色以外，姜文還塑造了其他許多著名的角色；而這兩個角色也沒有限制了這個以後的演藝生涯。這種事情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常常發生：中國的改變太快，許多藝術家一夜成名，卻曇花一現，隨後就淡出了歷史舞台。但姜文一直廣受歡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個的中國歷史。這些年來，他扮演過秦始皇，那是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中華帝國的統治者；他扮演過溥儀，那個無能的、看著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還演過皇宮裡的太監，演過農民和警察，演過小騙子和小商販。他抓住了現代中國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懼，他的夢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執導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戲是根據著名小說家王朔的一個短篇小說改編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北京。通常，歷史電影總是具有很強的敘事性，電影人物的生活與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糾纏在一起；但《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戲卻由意象推動情節的發展。這部電影最初的腳本包括姜文畫在筆記本草圖：一個十幾歲的男孩盯著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電影裡，這男孩總是在觀察著：他透過望遠鏡凝視著什麼；他從一個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窺視著父母的東西。那些席捲一切的政治運動消失了，而受苦、傷痛這些常見的文革氣氛，則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覺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們基本上都沒有大人管教；他們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佔據了精力。這部電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讓1980年代成年的年輕人找到了共鳴。
像很多電影一樣，它的內容影射了一些別的影片，但它們都屬於共產主義世界的範疇。那些十幾歲的青少年重演了蘇維埃宣傳片裡的場景——例如《列寧在1918》。而好萊塢看起來還是遙遠陌生的事物，姜文的成長時期情形也是如此。1970年代，他住在邊遠的貴州省，他的父親和解放軍部隊一起駐紮在那兒。他們住在一個鐵路沿線的小鎮裡，從北京出發的列車經過那條鐵路，到達中國的西南部。唯一能窺見外面世界的途徑，就是電影了。
「我們住在一個很大的建築物裡，那棟房子就像一個舊的倉庫。」有一回，姜文告訴我。「在房子外面是鎮廣場，每週有兩個晚上，那兒會放映電影，就是露天的放。我躺在床上，從窗戶看出去，就能看到電影。那些電影讓我著迷，因為它們來自那麼遠的地方——像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我還記得《白毛女》這部電影，場景真美。那部電影以前，我從來沒看過芭蕾舞。還有，我第一次看見拉丁文，也是在一部電影裡。是印在美國士兵頭盔上的兩個字母：U、S。」
「不過，最主要的還是我記得這些電影裡出現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們穿得不多：她們的短褲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間緊緊地別著一條革命裝的皮帶，手裡握著槍站在那兒。天啊，她們真美。有一部關於納粹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影片，我還記得裡面的一個場景。一個阿爾巴尼亞的女人解開了襯衣的幾個紐扣，彈著吉他——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吉他。我還清楚地記得她彈的那首曲子。」
在新疆，拍完那場逃亡的場景以後，演員們坐上了一輛麵包車，在戈壁灘的沙石上顛簸了一個小時。我們所有人都住在中國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裡面，公司有一個龐大的建築群落，他們正在這個地區做勘探工作。吃過晚飯以後，哈里森的脖子疼得更厲害了，他想去石油公司的醫院裡看看醫生。姜文的背和膝蓋受傷了，他決定和哈里森一起去。王學圻也跟著一起去，他的肋骨需要檢查一下。還有一個演員也不太舒服。我們到醫院的時候一共有六個人，時間已經過了晚上十點了。
有人叫來了綜合診療部的副主任，他的名字叫曹傑（音譯）。演員們為這麼晚來打擾他而道歉，那醫生說沒有關係。他說，他向來都很喜歡看姜文的電影。
姜文脫了衣服，曹醫生一邊按著他背上不同的地方，一邊問他疼不疼。在一天挫敗的拍攝經歷之後，姜文看起來終於放鬆了；他和其他演員一起開著玩笑。他的膝蓋是青紫色的。他按了按其中一處傷痕，放了一個響屁。
「這很奇怪，醫生。」姜文一副沉思的樣子。「如果我推一下這兒，我就會放屁。」他又按了按那個地方，但沒反應。「好吧，算了。」他說。
曹醫生一直在抱怨最近受傷的情況。好些天來，總有演員和劇組成員不斷地來到醫院就診。那天下午就來了個腳踝骨折的男人。
「他沒有及時到醫院來，導致傷勢加重了。」曹醫生說。「你們到底在那兒幹什麼呢？」
「這是部動作片。」姜文說。
曹醫生打開了一本醫書，把他腳踝的具體受傷位置指給我們看。「他的腳腫得跟饅頭似的。」醫生說。「我只是不明白，他為什麼不早點到醫院裡來呢？」
「我都說了，我們拍攝現場那裡應該要有個醫生。」姜文說。
「和馬打交道很危險。」哈里森說。
「你知道主要問題是什麼嗎？」姜文說。「那些特技演員沒有每次都把要拍的騎馬鏡頭先瀏覽一遍，而且即使他們這麼做了，他們也不是馬術專家。他們只是武術專家。」
一個演員拿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煙，問醫生能不能在檢查室裡吸煙。曹醫生也拿了一根煙，他們六個人都把抽起煙來。小小的房間很快變得煙霧瀰漫。
「我告訴你，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受傷的。」曹醫生說。
「我想這是個人權問題。」姜文說。
曹醫生給哈里森找了個合適的頸托。和姜文一樣，哈里森是個高大的男人，他的女朋友也是個金髮的外國人——一個比利時姑娘。在中國藝術界，交了外國女朋友是一個成功的標誌。通常，這些女人都是新進學者，他們來中國是為了做人類學或社會學的論文研究。哈里森穿著牛仔靴。1989年鎮壓事件發生以後，他在加拿大拿到了政治避難身份，現在他成了加拿大公民。他的英文名來自披頭士樂隊。偶爾，他會出演加拿大或美國的電影；1991年，他在電影《黑袍》裡扮演一個休倫族印第安人，電影裡講述了第一個去魁北克的傳教士的故事。如果你看電影時非常仔細，你大概會發現那些休倫族人裡面有一個長得像中國人。哈里森還記得他用休倫語說的一句台詞。他告訴我那句台詞的意思是「我們不用和那白人一起去。」
醫生安好了頸托，告訴姜文和哈里森他們倆需要做CT掃瞄。姜文瞥了一眼手錶。
「看，今天是11月7號，」他說：「是俄國革命的週年紀念日。」去X射線檢查中心的路上，他一路哼著「國際歌」。他給我看手機裡剛收到的一條新信息，是北京一個訪談節目的主持人發給他的：「我剛剛發現了《鬼子來了》的盜版碟。」
「我每天都收到這樣的短信。」姜文驕傲地說。他的這部電影從來沒有在中國國內的戲院裡播放，但兩周以前，它突然在市面上出現了。這個演員微笑了。「看看剛發生的事情吧。」他說：「我們受傷了，來到醫院，做X光檢查，今天是俄國革命週年紀念日，現在我收到了關於《鬼子來了》的信息。我們可以把這拍成電影了。」
一個技術員給哈里森的脖子作了掃瞄，說看起來他的脖子該是扭傷了。曹醫生檢查了姜文的膝蓋和背部拍的X光照片。曹醫生認為姜文的第五和第六節脊椎可能有問題，明天會有一位專家來給他做檢查。我們走之前，曹醫生請姜文在他女兒和侄女合照的三張照片上簽了名。
這時候已經接近午夜了。那照片是典型的中國式照片：兩個小小的女孩對著鏡頭，表情露出令人吃驚的敵意。每張照片的背面，這個演員寫道：「姜文——第五和第六節脊椎」。
《鬼子來了》是姜文執導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裡，時間是1945年——日本佔領中國的最後一年。像文化大革命一樣，描述這段敏感時期的情況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國的電影總會展現日本人的殘酷，還有普通中國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標準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這個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隊引到了包圍圈裡。
在姜文的電影裡，中日戰爭收縮至一個中國村子和一隊日本駐軍之間，在邊遠的山區，他們與外界隔絕。電影的開頭是一個色情場面：一個叫馬大三的農民和一個年輕的寡婦偷情。忽然，傳來一聲敲門聲，一個不知姓名的中國士兵押送來了一個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譯。那兩個囚犯被綁起來了，中國士兵命令馬大三審問兩個囚犯，並把他們藏起來，不讓當地的日本駐軍發現。姜文扮演的馬大三被這個任務嚇壞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們幫忙。
村民們並沒有齊心協力地解決問題，卻開始為瑣碎的小事情爭吵：馬應不應該和寡婦偷情，村裡最有錢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麵粉。實質上，每個角色的行為都有各自的動機：私利、貪婪、頑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決定光榮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喪失了這種驕傲的自尊，後來村民們開始同情這個人。最後他們決定和日本駐軍做交易，用這個人換六輛貨車的麵粉。為了慶祝交易的成功，佔領者和被佔領者一起開宴會，然而卻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斷了歡慶。日本軍人在不斷膨脹的恐慌和羞恥之中大開殺戒，屠殺了手無寸鐵的村民。
拍攝《鬼子來了》這部電影時，姜文拒絕對影片進行剪輯。如果他覺得某個場景中有一處小地方無法接受，就會堅持把整個場景從頭拍一遍。在電影界，這種拍片方式聞所未聞；據報道，姜文用了中國國內能買到的每一卷柯達黑白膠卷——一共50萬英尺長，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膠卷的五倍。拍攝所在地的村子只能乘坐小船才能到達，演員們還要在酷寒的環境裡工作。當地還有其他的事情讓人分心：兩個村民起了糾紛，一個村民提起了訴訟，爭的是究竟誰有權利把那塊土地出租給電影製作公司。這部電影花費了將近5百萬美元，是原來預算的兩倍，片長一共兩小時四十分鐘。即使它在戛納電影節獲得成功，大部分評論家仍然認為電影還需要另外一次剪輯。在國際上，只有九個國家公放了這部電影，而在中國國內，沒人能在電影院裡看到它。當我採訪參與拍攝這部電影的人時，他們都會要求不要引用他們所說的話，因為怕引起政治上的麻煩。
來新疆之前，我去了電影《鬼子來了》在河北農村的拍攝地。從北京出發，開車5小時，再坐30分鐘的船就到了，拍攝地就在潘家口水庫的堤岸邊上。那兒有十幾間房子，周圍是險峻的群山，還有一段年久失修的長城。
這個村子只是為拍電影而修建的。在中國，勞力和原材料都很便宜，沒有佈景設計這一專門的行業，導演們都用真的東西。這次在火焰山附近拍戲，其中一個馬背上受傷的事故，是因為某個演員騎馬時，一根圓木掉在了他的腿上。在好萊塢的電影佈景裡，這種東西都是用泡沫塑料做的，但在中國，他們用的是真正的圓木。在潘家口水庫那兒，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崗石、磚塊和瓦片建造的；裡面還有真的火爐和爐灶。這個國家裡那麼多東西都是假的——冒牌的服裝，對古建築的粗劣修復，舊樓表面新上的油漆；而電影佈景卻是真實的。有時候，這些佈景甚至比電影本身還持久。
拍攝《鬼子來了》是兩年前的事了，沒有人住在這個電影佈景的村子裡，水庫邊上的土地太多岩石，很難耕種。不過，水庫對面的那條村子裡的農民正嘗試著把這兒變成一個旅遊景點。
他們在這兒設了個檢票口，進去參觀的門票是7毛5一張。我買門票的時候，站在檢票口的那個男人對姜文滿腹怨言。
「他是個騙子，」那老頭說。「他要用這塊地，應該要付我們10萬元，但他最後沒有付錢。還有，他們借了我們一些工具，也沒有還給我們。」
我去了附近的那條村子，那兒有一些村民出現在電影裡面。姜文拍片喜歡既用專業演員，也用一些普通人，因為這樣做能改變拍攝現場的動態。一個香港的電影顧問曾向我解釋，這麼做能讓電影「少一些小說化的虛構，多一點真實感」。這聽上去顯然是對的，至少村民們這麼認為。一個叫張福紅（音譯）的女人驕傲地告訴我說，她是由姜文和他的顧問親自挑選出來的。「他們選了我去拍一個大場面，因為我有一頭長髮。」她驕傲地說。她今年25歲，我採訪她的時候，她正在廚房裡做餃子。她說她喜歡姜文，因為姜文很友善。在電影的一個關鍵場景裡，這個女人被日本人殺害了。「我就是最後想要逃跑的那一個。」她說。
在一條走回去水庫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另一個農婦，她也在電影中被殺掉了。「我有點害怕。」她承認道。她告訴我說，姜文的高標準要求讓她印象深刻。「有一個場景，他們拍了好些天了，姜文就是不接受，還要重拍。」她說。
沒有一個村民見過最後完成的影片。他們只是在拍攝期間，在電腦屏幕上看過一些片斷，對他們來說，故事情節是不完整的。他們並不知道姜文的角色也被殺害了，因為那些場景是在另外的地方拍攝的。很多農民甚至不知道《鬼子來了》在國內被禁了。有一個女人說，她不明白電視上怎麼還不放這部電影。偶爾幾個經過的遊客都有些困惑：他們知道姜文的電影曾經在這兒拍攝，他們也知道電影出了些問題，但他們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有一個人像是洞曉了每一件事：那是個12歲的男孩，名叫周寶宏（音譯）。我到鄉下去的時候，時不時會碰上這樣的孩子：伶牙俐齒、有見識，並且對村子以外的事情著迷。如果有外國人出現，這種孩子馬上就會纏著他。談話中，他們不可避免地會詳盡描述最近考試的分數，當然還有自己考上一所好高中的機會。如果我留下了我的電話號碼，他們就會定期給我打一次電話，有時持續幾周，有時甚至持續好幾年。這些孩子總讓我想起威廉·傑佛遜·福斯特。
周寶宏穿著一套髒兮兮的藍色衣服，他每到週末就來做電影佈景的導遊，以此掙一些額外的收入。我雇了他，他帶我去看了所有荒棄的房子和物件。他知道每件道具的價錢——他指著一棵水泥做的假樹給我看，做那棵樹花了600元，把它運到這兒又花了200元。長城上另外修建的一座塔樓用了10萬元。（姜文對原來那段真的長城並不滿意。）這男孩把我帶到姜文扮演的角色的家，隨後我們在一塊小小的空地上站住了。「這就是屠殺那一幕發生的地方。」男孩鄭重地說。「所有的村民都死在了這兒。」
我問男孩，電影本身發生了什麼事情。
「姜文沒有經過我們國家文化局的審查，」男孩說：「就把電影拿去了法國，還獲了獎。所以我國政府禁了這部電影。」男孩並沒有看過最後完成的影片。不過他說他知道影片被審查的原因。「農民們沒有反抗。」他說。「電影裡沒有紅軍，沒有勞動者的軍隊，也沒有游擊隊——這些都沒有出現。這就是電影的問題所在。」
姜文在戛納電影節上獲獎以後，中國的媒體保持沉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往往是一個不好的兆頭。對電影的禁令從來沒有正式宣佈，不過有兩個神秘的文件洩露到了網上。據推測，這兩個文件出自廣電總局。其中一個文件的標題是「第28號宣傳簡報」，裡面寫道政府「暫時中止姜文在中國國內從事所有電影、電視相關的活動」。
在中國，所有電影都必須經過兩次審查：第一次是審查劇本，第二次是電影拍完以後。在第二份洩露的文件「電影審查委員會意見」裡，標出了電影有20處具體的地方，姜文未經同意就改變了劇本的內容。那場床戲是不當的：「強烈的圖像和清晰的聲音粗俗地刺激了人們的感官。」委員會還批評了影片的結尾，認為它展現了國民黨沒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戰後的中國：「這嚴重地扭曲了歷史，沒有達到批評和嘲笑國民黨的目的。」
但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影片裡中國農民的消極性。文件裡寫道，電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給日本囚犯和中國翻譯送來可口的食物：
影片反映了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在如此困難的生存條件之下，沒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盡量去滿足日本囚犯的需求……這嚴重違反了歷史。
審查制度是一個不尋常的話題。在北京，我有時會在我住的那一帶找到一些盜版影碟，封面上有英文寫的廣告：「中國國內禁止播映」。似乎沒人能長久地控制盜版業；即使是像《鬼子來了》這樣的影片，最終也出現在了街頭。有的電影製片人本身不太關心審查制度的問題。一個年輕的導演告訴我，廣電總局的官員讓他想起了他的祖父母——年長的權威找出他所要庇護的人。
半個世紀以後，共產主義的很多特色就變成了如此：黨握有權力，但沒有贏得尊重；人們對待它的心情，與其說是恐懼，不如說是忍受。廣電總局的壓制通常是消極性的打擊：沉默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他們避免發表正式的聲明，也從來沒有告訴姜文，禁止他出現在電影和電視節目的時間是多長。實際上，官員們根本拒絕和他見面。他們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擔憂中等待。
電影被禁以後，姜文數次告訴外國記者說，這就是個生活模仿了藝術的例子：戛納大獎就像電影裡的囚犯一樣，是一件只能帶來麻煩的東西。他說，審查制度讓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這種評論在中國電影業界內部受歡迎，姜文的同行們並不欣賞他的話。姜文總是樹敵不少：他的魄力和名聲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力，而他又有一副火爆脾氣，還有幾分固執。現在他激怒了政府，其他的電影製片人就擔心當局可能會收緊相關政策。其中一個北京的製片人告訴我：「如果他堅持公開地宣稱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這會讓中國國內的整個電影業受損。」
有一段時間，姜文為自己是個受到壓迫的藝術家而感到榮耀，但隨後他的態度似乎發生了改變。他其中的一個朋友告訴我，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姜文私底下承認他有些自找麻煩。後來，他不再發表煽動性的言論。在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他突破了限制，出現在一些電視播放的頒獎典禮上。隨後他拍了一部低成本的電影，那部電影的導演是第一次拍片。最後，他和這部中國西部的電影簽了約。他從來不是武打明星，很明顯，他也不喜歡扮演這類角色，不過要從政治上復出，這是他必須做的。新疆是他「放逐」歸來的第一步。
在新疆，又度過了漫長的拍電影的一天，某天夜裡，我來到了姜文住的旅館房間，和他碰面。我問姜文，觀眾們應該如何理解《鬼子來了》的歷史觀。小心翼翼地，他往後坐了坐，靠在椅背上——他的脊椎骨還在隱隱作痛，然後點了一支煙。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部電影是反映歷史的。」他說。「我認為導演應該展示內心的事物。可能這和遺傳有關。我在河北附近的一個地方出生，我的內心就有很多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是自傳。」
我提到有些批評家認為這部電影的內容不準確，因為它沒有把中國人刻畫成戰爭的受害者。
「中國人是受害者，這一點我同意。」他說。「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錯；我們必須仔細地看看鏡子，反思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變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著別人，說他們就是壞人——你能這麼指著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這太簡單化了。」
他搓了搓散亂的黑色鬍鬚。他穿著舊的寬鬆運動褲，還有耐克的運動鞋；他的眼睛看起來很疲憊。
「把中國想像成一片土地，」他繼續說道。他用一隻手比劃著，彷彿在旅館房間的地毯上整齊地種下了一排稻米。「國民黨，共產黨，林彪，江青——他們都是這片土地裡的種子。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成長；有些長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長壞了。日本人來的時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說他們就是壞人——他們是法西斯。但為什麼他們來到這兒以後會變得更壞了呢？我們中國人必須要討論這個問題，有那麼多壞的事物變得越來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說法都太簡單化了——『他們是壞人，我們是受害者』。然而，這段歷史其實就相當於一個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說，我應該在廣電總局工作，這樣那個機構就會變得更寬容。我告訴他們，這只會讓我變成一個更壞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門口弄一個警衛，這警衛就有了壓迫的意味。這和那個人無關；是整個制度、整個環境的事情。」
他告訴我，很多中國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幫助。「人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讀懂自己的內心。」他說：「個人和歷史是相同的——我這麼說的意思是，個人的歷史是極為豐富的。一個個體可能甚至比一個社會更為複雜。不過中國人並沒有多少時間去審視自己。每個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夠的平靜去反思。在遙遠的過去，這是個和平而穩定的國家，但現在一切都變得太快了。當然，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這樣了，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過去兩百年都是這樣。我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們還沒有找到適合我們的道路。在20世紀初期，中國人做出了嘗試；有些人想從我們自身的傳統中尋找，而其他的人想從外面的世界中獲得。這樣的辯論如今還在繼續。」
他繼續說道：「毛主席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他常說，他不喜歡中國的歷史，共產黨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超越了傳統。然而毛澤東用傳統的中國語言去反對舊的事物，而且他逐漸變成了一個傳統的皇帝。這不是說他決定要這麼做，他只是並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他是一個悲劇人物——是中國歷史最悲劇的人物。他就像一顆種子，長成那麼大，卻已經扭曲了，因為這顆種子無法戰勝它的土地。」
我問他，對此可以怎麼做。
「你必須改變土壤。」姜文說。
房間裡很安靜；他停了下來，點燃了另一支煙。「我想拍一部關於毛澤東的電影，」他說道：「毛澤東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劇意味。毛澤東是個搞藝術的人，而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他應該做一個詩人、一個哲學家，他應該有所創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姜文笑起來，他承認，近年都不可能拍這樣的電影。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會再執導電影；他還在一步步試探著周圍的政治氣氛。儘管如此，毛澤東這個人物仍然讓他著迷。「我覺得毛澤東和每個中國人都有關聯。」姜文說。「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國夢和很多的中國式悲劇。」
電影佈景吞沒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場面裡出現了紮著頭巾的突厥戰士；在鏡頭之外，演員們管這些臨時演員叫「塔利班」。除了這樣的玩笑以外，人們都淡忘了新疆的那一邊正在打仗。我和波拉特朋友的會面也像是很遙遠的事情了，只有那一疊一百美元的鈔票還提醒著我。
在拍片的時候，我們極少看到維吾爾族人。漢人經營著石油公司，而馬背上的臨時演員——那些「塔利班」，其實是哈薩克族人。關於大馬營的場景是在一個小綠洲附近拍的，那兒住著一家維吾爾族人。不過他們避開了電影的拍攝地，而去照看著他們的200頭羊。有一天下午，我拜訪了他們的家，見到了一個20多歲的維吾爾族人，他睡眼惺忪地告訴我，他喜歡姜文。不過他更喜歡看美國電影，像《龍捲風》、《終結者》——所有阿諾·施瓦辛格拍的電影他都喜歡。他說，他還喜歡《泰坦尼克號》裡那艘船斷成一半的鏡頭。
後來我問導演何平，美國西部的人和中國西部的人有什麼不同，他的回答巧妙而得體。「美國西部的人是把文明帶到西部去，」他說：「是一種文明來到另一個地方；他們把法律和秩序帶到了西部。而中國西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這是兩種文明之間的交流。」他還告訴我，為了把電影拍得更「後現代主義」，他還讓一個女演員剃了光頭，扮演道姑。
他們為哈里森的角色用了替身。醫生告訴哈里森說，他有一段時間不能騎馬；他需要好好恢復身體拍後面的場景：他的角色將被一群「塔拉班—突厥—哈薩克人」殺掉。他死去的時候胸口中了一支箭，另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膝蓋。好幾個月以後，當我在電影屏幕上看到他的死亡，我立刻想起了《黑袍》裡的那個印第安休倫人。
我在拍攝地的最後一天，離開時坐了姜文私人的麵包車，他也在車裡。那一天下午，拍了他領著一隊駱駝穿過隔壁的場景。哈里森的替身演員走在最後，這樣一來觀眾就不會注意到他了。
麵包車在漸漸變暗的沙漠裡顛簸著。沒有樹，沒有草；只有平坦的、一望無際的死寂。我問這個演員，他最喜愛的電影是哪一部，他告訴我說，他年輕的時候，有10多年的時間，總是反覆地看《憤怒的公牛》。
「我看到那部電影的時候，」他說：「它給我的感覺不是一部美國片，或者一部關於拳擊手的影片。我覺得它講的就是我的家。」
我問他，他看的影碟是否有中文字幕，他搖了搖頭。「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一。」他說：「不過真的，要緊的只是看著它，理解它的情緒。我喜歡那些陰暗的色調，那些黑白圖像，還有整個氣氛。我也喜歡羅伯特·德尼羅，因為在那部電影裡，他讓我想起了我媽。他的態度讓我想起了我媽。」
我有些小心地問道：「你媽媽是怎麼樣的呢？」
「太複雜了，一時解釋不清楚。」他說。「這是我將來要拍的另外一部電影。」
麵包車顛簸著前進。太陽掛得很低，隨後就消失了；遠處燃燒的油井閃爍著暗暗的橘黃色光芒。姜文手裡的煙也發出了這種顏色的光。他談到了一些鼓勵他拍電影的外國導演——他和馬丁·斯克塞斯見過兩面，而《鐵皮鼓》的導演沃爾克·施隆多夫幫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電影的資金。姜文尋找著詞句，想要表達他對電影的熱愛，最後他指了指他的煙。
「就像抽煙一樣。」他說：「我離不開拍電影，就像我離不開煙一樣。」
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對電影製作成癮，亦或是一項被要求節制的必須物品，還是一個職業——這個職業通過名望或審查制度或騎馬，注定最終要把他毀滅。但隨後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張線條硬朗的臉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溫柔的模樣。他喜歡關於電影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