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民國90年
最初到安陽工作的考古學家，如今只有一個仍然在世。1936年的夏天，甲骨的最大貯藏地被發現，石璋如監督了那兒的挖掘工作。第二年，日本佔領南京，國民黨逃到了西部。1949年，他們被共產黨人趕到了台灣。這就是石璋如的故事：一個到處流浪的考古學家，由於戰爭不斷地遷徙。1936年6月，在那年夏天最後一次的挖掘中發現了甲骨，石璋如為此發表的文章中，有這樣一針見血的描述：
不過，事實上，事實比小說更離奇。發現未知的實際樂趣，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安陽的考古學家告訴了我石璋如的事，隨後我給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打了電話，是個助手接聽的。「石教授今天不在，要到下午3點左右才回來。」她說。「他這周都忙著開會。」
我告訴她，我正計劃到台灣去。這樣的旅程需要時間；台灣這座島嶼和大陸之間還沒有直航，要到台灣去的旅客必須要在香港轉機。我問她石教授下個月是否有空做個訪問。
「噢，我敢肯定，他隨時都可以做訪問。」她說。「石教授每天都會在這兒的。」
我問道：「是那個1930年代就在安陽參加挖掘工作的石教授嗎？」
「是的，沒錯。」
「他還去開會嗎？」
「只有訪問者來到台灣時，他才會去開。這一周有些人從內地來了。」
「他今年幾歲？」
「他剛過完100歲生日。」
「他的身體怎麼樣？」
「非常好！」她說。「他的一隻眼睛有點問題，聽力也不是很好，不過其他身體情況都很好。和我們一樣，他每天都來工作。可以說他是辦公室裡最老的員工了！」
按照西方人的算法，石教授應該是99歲；中國人認為剛出生時的胎兒就是1歲了。石教授是河南省人，他在那兒以考古學家聞名，但1949年以後他就沒有回過內地了。自從來到台灣以後，石教授集中精力，主要工作是整理、分析和發表他以前所有的研究記錄。這是一種有效的考古：如果你無法再在安陽展開挖掘工作，至少你可以發掘你那些來自安陽的記錄。2001年，石教授99歲的時候，發表了他的第18本書：《侯家莊河南安陽侯家莊殷代墓地》第10冊。我來到石教授的辦公室時，他驕傲地給了我一本，用顫巍巍的手在上面簽名並寫下日期。書裡面的材料是在60多年前調查出來的。
他的書桌看起來像某個去世的著名作家生前的紀念物。一本皮革封面的現場筆記本攤開著，泛黃的頁面上用墨水畫著墓地的草圖：兩具俯臥的骨架，一個圓形的容器。筆記本上註明的時間是1936年。筆記本的旁邊放著這位考古學家1970年代發表的一篇文章：《商代馬車研究》。（在安陽的時候，石教授參與挖掘並分析了中國最早發現的馬車。）桌面上擺放著用具了的工具：放大鏡、直尺和丁字尺。所有東西看上去都是老舊的，除了一些電腦打印出來的文件，上面印著各種不同式樣的數碼相機模型。他的助手告訴我，石教授想要從這些數碼相機中找出最有用的一架，以便他日後做研究。
石教授的體重不到90磅。他兩頰凹陷，一頭纖細的白頭髮，瘦而細長的手指緊緊抓住他的枴杖。由於患了白內障，他的右眼常常閉了起來，不過他興奮起來的時候，那隻眼睛就會顫動著半張開。他說話裡仍然帶著很重的河南口音。有時他的助手必須在他耳邊重複一次我的問題，但老人家總是反應很快，馬上就能回答。他那些年輕的同事管他叫作「活字典」，因為他能如此迅速地回憶起種種事物，而且非常準確。如果我提到某件文物，他馬上就能記起文物發掘的時間和地點。像台灣的所有人一樣，他對事件發生的時間是從1912年1月1日開始算起的——那天是中華民國成立的日子。按照傳統，每一個中國的朝代都從建立之初開始計算時間；雖然共產黨人拋棄了這種方法，但台灣人仍然這麼做。這就相當於我們西方人的主的紀年，是神聖莊嚴的時間參照點；石教授告訴我，那個甲骨駐藏點是在「民國25年」發現的，也就是1936年。他說，那年6月，在一星期之內挖出了一大堆甲骨，精確算來一共是17,756件甲骨碎片。
當我提到甲骨文學者陳夢家的名字時，老人患白內障的那隻眼睛眼瞼顫動了起來。
「我記得他。」石教授說。「我們在昆明的西南聯大見過面。雖然我和他不是很熟，但我知道他特別聰明。他的教職不在中央研究所，這可能是他沒有跟我們一起來台灣的一個原因吧。後來我聽說共產黨人殺了他。」
在和日本打仗的時候，中國人想方設法，不讓甲骨和其他文物落入敵手。他們整理了好幾噸的物件，用火車、卡車和船把它們運走，總是比日本人快一步。中日戰爭結束以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加劇，這些文物甚至有了更大的象徵價值。國民黨有著一份引以為傲的遺產——這個政黨是孫中山建立的；它的力量越削弱，對中國過去的掌控就顯得越為重要。1948年至1949年，國民黨最終逃往台灣的時候，優先考慮的就是轉移這些古老的寶物。考古學家們有兩個選擇：或者跟隨著最好的文物跨過海峽，或者留在大陸，那是所有遺址的所在地。
當時國民黨聲稱，只是暫時住在島上一段時間。他們相信，國民黨最終會勝利地反攻大陸，美國和大多數其他國家也繼續承認台灣是中國合法政府的所在地。幾十年來，台灣都派代表參加聯合國；就像大多數國際組織一樣，聯合國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2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拒絕派人參加奧運會，原因是國際奧委會允許台灣運動員用中華民國的旗幟參賽。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幅中國的圖景越發顯得彆扭：這是一個據稱由一些流亡者統治的大國，而這些流亡者實際卻被困在南中國海邊的一個島嶼裡。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來到北京，邁出了美國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步。隨後，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台灣政府將要發生的事情是完全不應當的，沒有一個政權比台灣更不應當受到這種對待。」那一年年末，聯合國驅逐了台灣的代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了《上海公報》。在那份文件裡，美國承認「台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立場並沒有爭議性：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堅定不移地認為，台灣和大陸是一體的。只是對誰來統治這個在想像中重新統一的國家，他們有截然不同的意見；而對於這個問題，美國則試圖把自己置於邊緣位置。1979年，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同時國會也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確立了台灣的將來要由「和平的方式」去解決。一旦台灣遭受入侵，美國人保留出兵護台的權力；且美國將繼續向台灣出售武裝設備。
多年以來，這種狀況保持穩定，然而台灣不斷地受到屈辱，逐漸失去了它的尊嚴。台灣被聯合國和大多數的國際組織所決絕，這個島嶼看著自己的政治同盟一個個地溜走。到2001年，只有不到30個國家還承認台灣，這是一個令人傷感的、一廂情願的同盟：同盟國都是一些小國，例如布基納法索、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斯威士蘭。台灣可以派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但他們的旗幟是嚴格禁止的。亞特蘭大奧運會舉行兵乓球比賽時，美國警察給一個台灣球迷上了手銬，並把他押送到看台外面，原因只是因為他揮舞了他的島嶼的旗幟。
不過台灣人仍然擁有那些文物。台灣人在保護中國的過去這一點上，遠比共產黨人要做得好；不管在國際上受到怎樣的屈辱，台灣人仍然為這個事實而感到驕傲。國民黨建立了一些美麗的公共機構建築，例如故宮博物院，那兒就陳列了一系列最為令人驚歎的文物。他們還給予考古學和歷史學特別豐厚的資金，讓石教授這樣的人花費數十年的時間研究他的筆跡。
這個老人的辦公室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裡，一個年輕的考古學家帶我參觀了所裡的貯藏室。貯藏室裡很整潔，有溫度監測器，文物都小心地放在抽屜和箱子裡。商朝的青銅長矛十支紮成一捆放好。地上放著一隻200磅重的青銅鼎，這是在安陽的皇家陵墓裡挖掘出來了。有兩大箱甲骨文的碎片，是在1936年發現的。那個年輕人拾起了其中一片龜甲，30個世紀以前的占卜者用某種方法把這龜甲弄黑了。年輕人告訴我，上面的刻字口頭翻譯過來相當於這樣的意思：
近日我國一切安好。
近日我國將遭遇禍事。
架子上擺放著古老的皇家打字機，還有一種測量工具，上面貼的老式標籤寫著「紐約柯菲-埃塞公司」（Keuffel and Esser Co.,New York）。年輕人告訴我，石教授在安陽時就用它。他的挖掘工具如今也變成了文物，和古老的青銅器及甲骨歸為一類，存放在同一間貯藏室裡。
石教授告訴我，他當時很輕易就下了去台灣的決定。「我是1949年1月從南京來到這兒的，」他說：「我早就變成了某種難民，不斷地遷徙。我轉移了有8、9次之多。台灣只是又一次轉移而已。你這麼想吧：如果有人把你所有的研究材料、你一生的心血工作全部轉移走了，那麼你會怎麼辦？」
1990年代，大陸的考古機構邀請石教授回去參加會議，石教授謝絕了，他覺得自己太老了，不適宜出遠門。但他仍然留意著最新的考古發現，當我問道他是否聽說過正在給安陽地下之城繪製地圖時，他馬上就回答了我。
「唐際根負責這個。」老人說。「他們告訴我，現在仍然處於研究階段，不過已經發現了一座很大的城牆，他們認為是一座城市。這是我們從來沒有發現過的東西。我們從來沒有機會挖掘和研究一個這樣圍了城牆的城市。」
他停下了，用那只好的眼睛看著我。「北京現在沒有城牆了，是嗎？」
我告訴他，共產黨人在大約40年前把北京的城牆拆掉了。
他說，「但西安還有城牆，是嗎？」
「是的。他們保護了西安的城牆。」
他又一次停下了，似乎正把他腦海中的想像重新轉回到安陽和地下之城裡。他的右眼還是閉著的。「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研究像那城牆一樣的東西。」老人說：「我們在那兒做了些調查，但從來沒有發現過有城市。小屯那兒就已經有大量工作等著我們去做了。現在他們有時間了。當然，我還在那兒的時候，安陽只是農村而已；沒有什麼飛機場。」
石教授對那個地方的瞭解讓我驚訝：石教授這樣的考古學家逃到中國西南部以後，日本人建了那個飛機場。我回到大陸很久以後，有一次和唐際根談話——年輕的唐際根主管安陽最近的挖掘工作；我向他提到了採訪石教授的事。唐際根不到40歲，是中國考古學的後起之秀；他曾在倫敦大學做博士研究工作。他從來沒有見過石教授；有一次，唐際根想去台北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但台灣人沒有批准他的簽證。不過，我告訴他石教授對最近的調查工作很熟悉時，他並不感到驚訝。唐際根告訴我，他把地下之城的地圖都傳真去了台灣，這樣石教授就可以知道最新的發現結果了。兩代人之間的聯繫是另一種形式的、真實的考古：在安陽的年輕人研讀著大地的核心；而年老的流亡者在台北，研讀著傳真過去的地圖，回憶著許久以前那片他放棄的土地。
石教授的妻子和我們一起吃午飯。娟杏（音譯）今年85歲了，舉止優雅，一頭整整齊齊的白髮，梳理得一絲不亂。她眼光銳利，非常警覺；吃午飯的時候，她不時地瞥一眼她那一台淺黃色的手機。她一邊吃飯，一邊用筷子挑出合適的小塊食物，給她的丈夫。
每個人都對這個老人關懷備至。在研究所，石教授有兩個全職的助手；而年輕的考古學家們談到他的時候，總是一片深情。他似乎被看成是某種吉祥人物，某種連接一個時代的紐帶；對於上個世紀中整個家庭從大陸遷徙到這兒的台灣人來說，那個時代在他們眼裡逐漸變得感傷起來。而他的身體是如此脆弱，以至於他清晰無比的記憶簡直像是商朝甲骨一樣的神諭。每當他說話時，我必須提醒自己，他所說的並不是簡單的故事；他回憶的是那漫長的一生，那不停地被政治和歷史打亂的一生。
這一周正逢台灣選舉，中午吃飯的時候，年輕人說起了前一天集會上爆發的一場打鬥事件。他們很興奮，台灣的年輕人熱愛政治運動。娟杏皺了皺眉頭，說她不喜歡談論這些話題；她的丈夫表示同意。
「我的研究是關於古代的，當代的事情似乎離我很遙遠。」他說。「我對當下的瞭解總是越來越少，我會聽新聞，但不是經常聽。」
他告訴我，他喜歡看一個叫《大陸尋奇》的電視節目，那個節目描述的地方都是他年輕時就知道的。我問他會不會參與選舉投票，他聳了聳肩。「我還不確定。」他說。「週六是屬於我太太的。她決定我們週六做什麼。」
我問他：「如果你投票的話，你會投給誰呢？」
「我還沒想過呢。」他說，隨後咧開嘴笑了笑。「無論如何，這是個秘密。」
娟杏抱怨著老人吃得太少了。午飯快吃完的時候，我問老人，他們是哪一年結婚的。
他抬起了頭，說不出話來。第一次，石教授被日期給難住了。他喃喃自語地數著年份，然後他的妻子插話了。
「是民國44年。」她說。
「那就是你已經搬來台灣以後囉？」
「沒錯。」她說。
台灣島的歷史由不同的外來者分層。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有原始部落住在島上，到了17世紀，就有大量來自大陸的人來到島上定居。17世紀後半葉，清政府正式把台灣納入自己的版圖，不過對它的管理並不嚴密。這個島嶼變成了商人和拓荒者的基地，這些人裡面大部分是從福建來的。
1895年，清朝在一系列戰爭中輸給日本後，就把台灣島割讓給了勝利者。（負責簽訂條約的清朝政治家解釋說，這項損失並不算太糟糕，理由是台灣島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沒有什麼用，對什麼事都缺乏熱情」。）日本人此後開始統治這個島嶼，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段時期台灣叫做福爾摩莎(譯者註：Formosa，意為「美麗」)。日本人佔領南京以及其他的大陸城市時，維持的時間都不長，且表現得很殘暴；但台灣卻做了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地。日本人在台灣修築了公路、鐵路以及其他的基礎設施，他們開辦的學校培養了台灣本土的精英，為他們加入日本帝國做好準備。甚至到了今天，很多台灣人仍然說著日本人的好話——這種態度對一個大陸人來說，是全然陌生的。
日本投降和中國內戰以後，國民黨把另一個層次的殖民帶到了這個島嶼上。蔣介石政府逃往台灣的時候，外來者的人數並沒有本土的人多，但國民黨牢牢控制著大權，實施嚴厲的統治。它維持著戒嚴令，媒體要經過嚴格的審查，政治上的異見分子都被抓到了監獄裡。但台灣的經濟繁榮發展起來，部分原因是由於它的自由市場和美國有著密切聯繫。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越發地感到不自在：美軍支持對台灣的保護，彼此間的貿易讓這座島嶼受益，但國民黨並沒有體現出來一丁點兒美國所重視的政治理想。
1980年代，美國官員施加壓力，逼迫台灣進行改革。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統治台灣後，逐漸形成了專制小國中罕見的領袖形象：他本是個獨裁者，卻一手為擊敗他的獨裁製度鋪平了道路。1987年，國民黨取消了戒嚴令；兩年以後，他們實現了反對黨的合法化。在隨後的10年內，民進黨成了國民黨最有威脅力的對手。支持民進黨的主要是台灣本土人，他們對「一個中國」的概念不感興趣；1999年，民進黨的綱領開始把台灣描述成一個獨立的國家。2000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贏得了總統大選。
隨著政治向本土人士傾斜，對文化和歷史的看法也相應地改變。台灣人開始重視這座島嶼的本土歷史，而非大陸傳統的朝代更替；歷史書也從台灣的角度重新編寫。學校開始教閩南語，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母語，以前教育機構是禁止使用這種語言的。這座島紀念它自己的敏感日——1947年2月28日，那一天，國民黨面對反政府遊行，屠殺了數千個台灣平民。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台灣的歷史鏡頭本質上仍然是中國的：台灣人試圖把自己看成是無辜的受害者，被外來者誤解和傷害。這基本視角是一模一樣的，只是外來者並非日本人或英國人或美國人，而是從大陸來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台灣人用中國的歷史反對中國。
他們利用民主的方式也讓美國領導人感到不安。隨著民進黨逐漸掌權——到2001年，他們贏得了總統選舉，但仍未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大多數席位；他們越發堅持要台灣獨立。民進黨的領導人威脅說，要為這個問題舉行全民公投。共產黨人明確表示，如果舉行全民公投，就會以武力作為回應。而即使在獨立這個問題上，台灣的全民公投完全按照美國的形式來進行；美國也會迫於曾許下的諾言，表示他們不會支持任何台灣人的煽動。
民進黨開始熟練地運用支持獨立的聲明激怒共產黨人，共產黨對此的回應通常是壓制性的行動，例如台灣選舉前在台灣海峽舉行導彈演習。這種舉動無疑產生了事與願違的結果，只是讓支持獨立的候選人獲得了更多的票數。很難說民進黨的策略裡到底有多少只是小花招而已。在台北，我拜訪了民進黨國際事務部負責人田欣（Wilson Tien）,他給了我一份英文的官方聲明，標題是「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中的位置」：
（民進黨）應如何應對中方「一個中國」的原則？在台灣海峽爆發衝突是否不可避免？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需要說明民進黨是如何看待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的。
首先，我們明白，台灣的地理位置不可轉移。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我說出這樣的事實很可笑；地球的構造板塊均不可自由移動。但事實上，在制定我們對中國的政策時，承認這一事實的意義極為重大。
如果台灣和中國之間有相當一段距離，台灣會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間。但是，由於台灣地理上與中國接近這一事實，留給台灣的就只有相對更少的選擇。
「如果中國領導人更為自信，將有很大幫助。」田欣告訴我。「根本問題是，他們過去被人欺負，於是如今當他們審視自己時，當真是不覺得自己是個大國。如果你有自信，你不會擔心台灣的離開；你也不會糾纏著日本過去對你做的那些事。問題就是，中國仍然沒有感覺自己受到了尊重。」
他也可以如此輕鬆地談論他的政黨，他的島嶼。在蒙受屈辱多年以後，台灣終於讓自己脫穎而出：它是中文世界裡唯一的一個民主國家。然而，每一場的選舉都會顧慮著海峽的對岸，而更深層的問題——做一個中國人和不做一個中國人到底意味著什麼，遠比可以用來投票的事物複雜得多。你可以選舉出自己的領導人，你也可以書寫自己的歷史，但人的心理就和地球的構造板塊一樣，是不可轉移的。
台灣大選前三天，我開車去了新竹市的民進黨集會現場。從台北出發，每一段的高速公路都像箭頭一樣筆直：這些高速公路設計時就加建了飛機的起降跑道，以防共產黨炸掉台灣的機場。新竹看起來仍然繁榮興旺，它的高科技園區非常大，但台灣的經濟正陷入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衰退之中。2001年，台灣的國內生產總值自1949年以來首次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而失業率則每個月都有所增加。工廠和工作機會都大批地移往大陸，那兒的勞動力更為便宜。
台灣人在大陸不斷增長的投資給兩岸關係增加了新的特點。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聯繫成了共產黨人要收復台灣的一個策略。（興建經濟特區的其中一個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讓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20年以後，這成了大陸對台策略中可能是唯一有所回報的。恐嚇、脅迫一直都沒有起作用，但台灣人已經越來越難以忽略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實力。
參加完新竹市的集會以後，我和副市長林正介見了面。他讓我叫他的英文名字Jacky Lin。和我在台灣見到的所有政治人物一樣，他馬上同意接受採訪，說話也很坦率。台灣人很快就適應了新聞自由，大陸人那種對外國記者的本能恐懼，也不會出現在他們身上。
林正介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的特務。1956年，台灣政府命令他從香港邊界潛入大陸，在江西省建立一個秘密電台。這個任務危險而艱巨，不到一周，他就被抓住了。有一段時間，共產黨人把他關在南方的一個監獄裡，隨後又把他送到了遙遠的青海省，讓他呆在那兒的勞改營裡。而在台灣，一點兒也沒有他的消息，國民黨告訴他的家人，他已經被殺害了。但他的妻子拒絕再嫁，還總是告訴林正介和另外三個子女，說他們的父親有一天會回來的。當父親在大陸失蹤時，林正介才四歲。
收到父親的第一封信時，林政介已經27歲了。他的父親仍然活著，已經出了監獄，但他卻困在了福建的鄉村裡，正想法子說服共產黨人讓他回家。1980年代初，共產黨人同意讓他回家，然而現在輪到國民黨不同意了，怕他成了雙重間諜。1983年，兩個政府終於達成了協議，林正介的父親回到了台灣。
他回家之日，恰恰是他的兒子陷入政治麻煩之時。林正介成了民進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他以擅長組織街頭抗議而出名。他在監獄度過了一些日子；雖然他的父親是堅定的國民黨支持者，但也對他持同情的態度（林正介說：「父親告訴我，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吧。」）他在監獄裡的時候，想著父親過去的狀況比這要糟得多，這年輕人就朝積極一面的看。（「不是很糟。我可以讀書，而且我不用接電話。」）
儘管林正介早期信奉民進黨，但1991年時他卻宣佈放棄了他的黨籍。他不喜歡台灣政壇的明爭暗鬥：像許多剛剛踏入民主的地方一樣，這座島嶼經歷了政治的分裂，如今它一共有5個主要的政黨，還有各種小的團體。人們常常會按照他們祖先到達台灣的時間進行投票；民進黨受到台灣本土人的歡迎；而那些1948至1949年從大陸逃亡來的家庭後代，就傾向於選擇國民黨。
林正介也不同意民進黨推行台獨的策略。他和昔日的政黨夥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他沒有再加入任何一個政黨。他現在是一個二線城市的官員；一個小個子的禿頂男人，留著鬍鬚，腆著肚子。他的父親一年前已經去世了。
「如果我的家庭已經在台灣繁衍到了第八代人，我就會更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林正介告訴我。「你在預測人們的反應之前，必須先看看他們的經歷。中國人來到台灣是因為一個歷史事件。因此，我們有機會建設民主制度，並逐漸成為一個有效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可以說，對於中國的其它部分來說，這是一個目標。看看那些偉大的中國領導人——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他們都有著相同的目標。他們都想讓中國走向現代化，然而這些領導人最終全部都失敗了。鄧小平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他的事業還未完成。所以這是我們的任務。台灣是一個試驗區——是大陸的試驗區。因此，雖然我們只是一個小島，但我們的民主制度對未來的中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他說話溫和；中國知識分子和外國記者談及歷史的時候，有時會表現出一種高人一等的態度，但他一點兒也沒有。中國人常常自誇他們悠久的歷史，但談到當下時卻非常謙遜：他們欣然承認，他們在幾千年以後，仍然沒有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道路。他們還在嘗試：一個個試驗的城市；一座試驗的島嶼。只要給我們更多的時間。中國不是一日建成的。
「我覺得蔣經國就像鄧小平一樣。」林正介繼續說道。「他們都有真正長遠的目光。他們沒有多少領袖的魅力，然而他們都很實際。你看，他們是有些相似的——都是講求實用主義的小個子。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小個子。」
沒有政黨完全贏得大選。國民黨首次在立法會中失去第一大黨的地位，民進黨贏得不少議席，但沒有過半。四大黨都要想法爭取同盟。
結果公佈的那天晚上，我參加了陳文茜舉行的媒體發佈會，陳文茜是獨立議員，在議會選舉中贏得了一個議席。她是台灣本土人，也是民進黨的創始成員之一，但兩年以前她離開了民進黨。她非常自信，主持一個流行的談話節目，是島上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之一。她的競選海報上有四幅畫像，把她的頭分別加在四個不同的著名外國人身上。其中三個外國人是西方人的象徵：蒙娜麗莎，伊麗莎白女皇，溫斯頓·丘吉爾。第四幅競選畫像是陳文茜長了鬍鬚、包著頭巾的樣子，她伸出右手的食指：這是奧薩馬·本拉登。
她曾是一個美麗動人的女子，如今已到中年，卻堅決和她的年齡頑抗。在媒體發佈會上，陳文茜穿了一條低胸的黑色裙子，脖子上繞了兩圈的珍珠項鏈。她的頭髮染成紅色，假睫毛差不多有兩英吋長。在攝影記者的閃光燈下，她的濃妝散發出柔和的橙色光芒。
很難想像，一個剛贏得選舉的人會如此不尊重這一場選舉。媒體發佈會後，她告訴我說，台灣憲法鼓勵當選人建立自己狹小的支持者基地，因為這在碎片式的政壇裡是已經夠用了。在她看來，台灣只是模仿民主：他們有集會，有演講；但缺乏價值觀，也不能明晰事理。
「這是世界上最荒謬的制度。」她說。「立憲制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傳統，但第三世界裡沒有這種共同的價值觀。在台灣，民主制變成了第三世界經歷的又一個悲劇。一個接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結果都是一樣的。民主不是達成一致，而是變成了一個用來分裂國家的工具。這個國家只能買來選票，或者用低級的方法討好選民。他們只管滿足他們那三分之一的選民，而忽略其他的人。」
她繼續說道：「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歐洲那種民主的傳統。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基本理念是設計出一套憲法，而這個憲法可以讓他們保住自己的權力。在美國，憲法要比選舉出來的領導人重要得多。台灣就不是這樣。印度尼西亞就不是這樣。菲律賓也不是這樣。」
陳文茜的英語說得特別好。她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的新學院大學就讀。我問及她那些競選海報時，她笑了。
「這是一種模仿的藝術。」她說。「我喜歡伊拉莎白女皇，因為她把英國變成了一個地位非常重要的國家。我把我的肖像畫成蒙娜麗莎的模樣，這是因為她雖然是個不再年輕的女人，但看起來仍然容光煥發，顯出驕傲的樣子。那個肖像時三年前畫的，那時候我這麼做是因為我剛好四十歲了，而且越來越胖。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我不再擁有好身材了。」
「我喜歡丘吉爾，因為他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而且他是一個男性領導者。我想看看如果我打扮成一個男人，人們會有什麼反應。而奧薩馬·本拉登呢——我只是好奇，我把臉弄到他的頭上會是什麼樣子。我和大多數人對他的印象不同。他是個恐怖分子，但他同時也向西方政府表達了某種憤怒的情緒。」
「當然，我決不贊成他的做法，但當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內心還是十分矛盾的。我討厭這種行為，我希望這種恐怖行徑的循環能夠停止。然而另一方面，我對穆斯林又非常同情，我也不認同那種簡單認為『穆斯林就是壞人』的觀念。我認為這是一種東方式的東西。愛德華·薩義德，那個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人們如何採取西方人的歷史立場，通過西方人的眼睛看待這個世界。我們這樣做只是傳播了西方人的偏見而已。西方人決定了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我對此很不滿。」
「我不是那種迅速對事物下判斷的人。這是壞的！這是好的！不是這樣。我是一個需要沉思的人。這兒的人們對紐約發生的事情非常同情，但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對於穆斯林國家來說，本·拉登是一個英雄。我想要說明的是，即使他做錯了，他仍然具有被當作英雄的理由。這是有歷史原因的。歷史的語言也就是戰爭的語言。我們的記憶都由戰爭記錄著。你說你是什麼人——我在一戰中長大，我在二戰中長大，或者我在冷戰時期長大。這就是我們。」
選舉過後那天，我去和石教授告別。他的兒子石磊是中央研究院的人類學家，如今已經退休了；石磊陪著我一起來到石教授夫婦的家。路上他告訴我說，兩位老人還是去投票了。
「就像以往那樣，他們投給了國民黨。」石磊說。「他們是很傳統的；那一代人大部分都是這樣。他們是國家主義者。」
我問他是不是也一樣。
「我屬於『中國主義』」。他笑著說。這是個生造的短語，他玩了個文字遊戲。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我支持中國。」他說。「不過我不會因為哪個政黨大概是愛國的，就要盲目支持它。我支持中國，但我也支持民主制度。我覺得台灣最終應該回歸大陸。這是我的政治觀點。我不支持國民黨，也不支持民進黨。」
我們走進了石教授的家，這對老夫婦坐在客廳裡。我帶了我發表在《國家地理》雜誌的一篇文章給石教授看，那篇文章是關於西安考古的。石教授仔細地看著上面的墳墓圖解。
「它們的朝向總是很有趣。」老人說。「在安陽，所有的皇家陵墓都是一個朝向，角度稍稍偏西。我覺得這是因為陽光的緣故：一天裡某個固定的時間，物體的影子就是朝那個方向。」
我們談了一會兒考古學，後來娟杏提到了選舉的事。
「我們輸了。」她說。「結果真糟糕。大部分人支持民進黨。」
她問我有沒有採訪哪個候選人，我提到了陳文茜。
「她很有趣。」娟杏說。
石教授看起來像睡著了：他的雙眼閉了起來，攤開的雜誌就放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他的兒子石磊說，他同意陳文茜的政治觀點，隨後老人的左眼忽然眨動了幾下。
「楊凌墓是不是在長陵的西邊？」老人問道。他說的墓在西安一帶。
我說我不確定。
「我在民國31年的時候去過那兒。」他說。「我還去了武則天的墓。那兒的風景很好。你去過嗎？」
我告訴他我去過了。
「我還看了秦始皇的墓。」他說。「當然，那地方還沒有什麼東西。那時候還沒有發現兵馬俑呢。」
這位瘦小的老人陷入了沉默。我說我應該走了，並和他握了握手——他的皮膚感覺像紙一樣，涼而且薄。到了外面，他的兒子把我送到大街上，我問他什麼時候出生的。
「民國23年。」
我算了一下：是1934年。我感到困惑，又算了一遍。然後我對他說：「但娟杏說，他們來到台灣以後才結婚的啊。」
「是這樣的。」石磊說。「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父親的第一個太太——也就是我的媽媽，十年前在內地去世了。她從來沒有來過台灣。1949年的時候，她不在南京；因為她要照顧我爸爸的父親。她留在內地，一直盼望我們會回去。」
街上下起了毛毛細雨。現在我懂得了，為什麼石教授能立即記得文物的發現日期，卻記不起結婚的日子。這就是中國的歷史：有些事情你想要銘記，有些事情你想要遺忘。我們等出租車的時候，石教授的兒子轉向了我。
「我比我爸遲一些來到台灣。」他說：「我離開大陸以前，我媽讓我捎個信給我爸。她說，如果出了什麼事，他們必須要永遠分開，那麼他就應該朝前看，而且應該再婚。我覺得她當時感覺到這個國家要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