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匹馬的出現是旅途中臨時改向的結果。在穿越中國西北部的長途旅行中，我決定在甘肅省一個叫武威的小城逗留一會兒。武威不是我的最終目的地，這次停留也沒有預先做計劃，但這也屬於我的常規路線。有時，如果經過一個由於某種重大考古發現而聞名的地方，我會停下來，問一些關於當地考古的問題。當然，我對那些文物的認識，在幾個小時之內就會產生巨大的變化。
武威是飛馬的發源地。飛馬如今陳列在甘肅省省會蘭州里，但它最初是在武威發現的。在武威的一個墳墓裡，出土了一系列的青銅器：38匹馬，28個僕人，17個武士，14輛馬車和推車，還有一隻大公牛。那個墳墓的年代要追溯到3世紀，也就是東漢末年之際。
在所有的青銅雕像中，有一件特別引人注目。那是一匹不到兩英尺高的馬，造型卻豐富動人：它正撒開四蹄飛奔，鼻孔張大，尾巴在飛中高高揚起。三蹄騰空，第四隻蹄輕輕地踏在一隻龍雀身上。這件雕像就是著名的飛馬(注:馬踏飛燕)。《中國旅遊報》把飛馬作為其全國的標誌；人們都把它看成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一個象徵。當我來到武威市時，我腦海中就出現了它的形象。
武威市博物館的館長名叫田志誠（音譯）。我們在博物館裡見面，那個博物館位於一座建造於15世紀的巨型文廟裡。它的宏偉體積證實，這座位於絲綢之路上的城市以前非常重要。但河西走廊貿易繁榮的日子早已逝去，武威也已衰落：落滿灰塵，偏僻，遙遠，被人遺忘。文廟內的建築正在腐壞，木頭上出現了裂痕，油漆剝落。田至誠傷感地解釋道，武威市沒有足夠的資金去維護這些建築。他給我倒了一杯茶，然後說起了飛馬的故事。飛馬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時期發現的。
「他們在1969年9月13日發現了飛馬。」他說。「那時候，林彪元帥告訴中國人民，叫他們挖一些防空洞，以防中國被蘇維埃或者美國攻擊。」
田至誠說，當地農民在一座道廟底下鏟土時，被那座墳墓絆了一跤。由於文革時期的混亂狀態，基本是沒有考古事業的，農民們自行展開挖掘工作。隨後，他們把挖出來的青銅器放在自己家裡，直到武威市文物局終於派人來收集文物。最後，這些文物被運到蘭州省博物館的一間儲藏室，然後就被人遺忘了。
「他們沒有意識到那些文物的價值。」田志誠說。「沒有人注意到那些文物，直到19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到甘肅旅行。他們參觀了省博物館，後來郭沫若說想看看儲藏室。他一看到飛馬，就知道這是件不同尋常的東西。他說，這是他看到的博物館內最好的藏品。飛馬就是這麼開始出名的。」
郭沫若：浪漫主義詩人，甲骨文學者，歷史學家，投靠共產黨。西哈努克親王：被放逐的國王，中國的朋友，其喜怒多變的性格世人皆知。他們似乎成了最理想的組合，文革時期在絲綢之路上的博物館裡遊蕩。
和田至誠談話後，我參觀了那座空的墳墓，它已經重新修復，開放給旅客參觀。我問售票處的工作人員，有沒有原來參與挖掘的農民現在還住在這兒附近，那個女人給了我一個姓：王。
王先生的家就在附近，那只是一個簡陋的窯洞，是挖開乾燥的甘肅泥土而建的。實質上，那就是一個裝有門窗的洞穴。王先生的太太堵在家門口。
「他不能和你說話。」那太太說。
在農村，女人到了中年的時候，常常會變得強硬起來，就像是吸收了土地的厚實一樣。在這些地方，一個外國人通常會引來一群人圍觀。越多的人圍過來，王太太就變得越強硬。她站在門口，兩手交叉。她說那次挖掘未經過正式許可的，她不想引來什麼麻煩。我試著打消她的疑慮：這沒有風險；這是一個歷史的故事；我只需要一分鐘。
「他喝得太醉了，沒法子和你說話。」最後那女人說。
人群裡發出了陣陣笑聲。正是下午三點，在5000多英尺的海拔上，沙漠的陽光就像鐵錘般敲打下來。很明顯，這女人已經是在做最後的逃避了，於是我繼續懇求：我是大老遠從北京過來的；我不會逗留很久；我只是想問幾個問題。圍觀的人們低聲討論，表示對我的支持，最後那女人聳聳肩：「進去吧。」
屋子裡面：像墳墓那樣潮濕，像垃圾堆一樣髒。一個敞開衣襟的男人伸開四肢躺在一把木椅上，皮包骨似的手臂懸掛著，垂著頭，一頭白髮。王先生，這個業餘考古人員、失落寶藏的發現者、青銅軍隊的解放者，現在正打著鼻鼾。窯洞裡散發出濃烈的白酒味道，就像是在釀酒廠一樣。當我離開武威時，這就是出現在我腦海中的景象。
1987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文教授維托·H·麥爾帶了一隊史密斯森學會的人來到新疆。在烏魯木齊自治區博物館，麥爾偶然走進了一間密室，看到玻璃櫃裡放著三具人體：一個男人，一個女人，還有一個小孩。他們的鼻子很長，眼窩深陷，頭髮是金色的。它們保存得非常好，是麥爾所見過的最完整的古屍。館長告訴他，最近新疆發現了幾十具這樣的人體。
它們是意外的木乃伊：因環境而非技術得以保存。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是離海最遠的地方，極少有降雨；冬季嚴寒。埋在鹽鹼地裡的人體可以保存好幾個世紀，甚至一千年之久；有幾具在新疆出土的屍體已經有3000多年了。他們的衣服完好得令人驚歎。他們穿著毛皮大衣、氈靴和長襪；身上的毛料衣服是格子的圖案。他們有一頭金色或紅色的頭髮，鬍鬚濃密，體型看起來像歐洲人。在中國西部的沙漠裡，他們看起來格格不入。
這些屍體和很多文物一樣，基本上是在改革開放時期挖掘出來的。1980年代，國家經濟開始發展，政府在新疆做了大量投資。投資背後的動機是政治性的：官員們希望生活標準的提高能安撫維吾爾族人，與此同時當局也鼓勵漢人移居新疆。新疆是全國唯一一個地方，大量移民湧入的原因是為了務農。有時，人們開墾一塊新田，或是開展某項建築工程時，一具古屍就出現了。隨著越來越多的漢人來到此地，就有越來越多外國人相貌的人體從地裡挖掘出來。這背後的象徵也許會讓人不安：現代新疆越來越漢化的同時，它古老的過去卻顯得更為陌生。但起初沒有人重視這些文物。外界其實並不知道這些木乃伊的存在，直到維托·H·麥爾參觀烏魯木齊的省博物館。
在1990年代中期，麥爾陪同者國外的專家，一次次回到新疆。他們和漢族及維吾爾族的考古學家們合作，收集了一些樣品，結果發現這些屍體身上的衣服傳遞了特別有價值的信息。這些斜紋的織物是設計成藍、白、棕三色格子的圖案，與德國、奧地利、斯堪的納維亞的古墓裡發現的紡織品有很高的相似度。這些衣物似乎證明了麥爾最初的印象：這些人是印歐語系的人。
塔里木盆地的位置靠近地球上最大陸塊的中心。就像中亞的很多地方，這兒的歷史稀少而零落，過去如同這兒的風景一樣空曠。你需要的只是一點火花——一些令人驚歎的文物，隨後，人類的想像力就開始填滿所有的空間。
1994年，《發現》雜誌（Discovery）裡刊登了這些木乃伊的專題報道，隨後《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轉載了報道。其他的刊物隨後也刊登了做了報道，並由此推斷，這些屍體是中西方早期交流的證據。電視台的人來到了新疆，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把他們的節目命名為「沙漠木乃伊的搖籃」。美國公共廣播事務局拍攝的紀錄片由阿倫·阿爾達（Alan Alda）主持，阿爾達是電視劇《野戰醫院》（M*A*S*H）的演員之一。維吾爾族人開始把這些屍體叫做「維吾爾族木乃伊」；在他們看來，這些屍體是證明漢人沒有權利呆在新疆的最好證據。事實上，據麥爾和其他學者的推測，這些屍體可能是吐火羅人的祖先，他們消失於公元9世紀左右，而那正是維吾爾族人的土耳其語系祖先大量湧入新疆之時。這些說土耳其語的定居者甚至可能徹底消滅了吐火羅人，期間吸收了他們的一些遺傳特質：維吾爾族人之所以具有較為強壯的體格，這可以算是一個可能的解釋。
這些理論都不受共產黨的歡迎。隨著這些木乃伊日漸出名，當局開始限制接觸它們的途徑；不久，麥爾和他的同事就不能再把更多的標本帶到國外去了。外國記者被驅逐；攝影師受到種種限制。《野戰醫院》的演員阿倫·阿爾達表示，他的攝像人員在一家博物館被逐。然而，中國人想要控制木乃伊的意義已經太遲了，這時候，越少的研究只意味著越多的想像。如今，有幾千種關於木乃伊的理論，為幾千種不同的政題服務。白人種族優越論者喜愛這些古屍的程度跟維吾爾族人一樣。你如果上網，就可以找到像博特蘭·L·孔帕雷牧師這樣的人，孔帕雷在寫了一篇標題叫做「該隱發生了什麼？」的文章裡，揭示了這些木乃伊的由來。這個牧師是加州本地人，也是斯坦福的校友，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真誠可靠的基督徒，一個忠貞愛國的美國人，並堅信美國是憲政政府治理下獨立自主的國家」。他還相信，亞當和夏娃墮落之後，就逃到伊甸園的東邊，去了新疆；在陽光燦爛的沙漠天空之下，夏娃生了兩個男孩。
維托·H·麥爾：「馬友友讀了一些這種東西，又讀了一些關於木乃伊的相關文章，然後和我取得了聯繫。這是他對絲綢之路感興趣的部分原因。你知道還有誰為新疆木乃伊著迷嗎？比爾·蓋茨。他度蜜月時就去看了那些木乃伊。他來到北京，租用了毛澤東的專列火車，坐著它來到烏魯木齊。和他一起來的有他的妻子，他的父親——反正是一堆人。他們在烏魯木齊逗留了6個小時。你猜猜他們那6個小時用來做什麼？他們和熱比婭·卡德爾一起度過了3個小時，又和木乃伊一起度過了3個小時。有一些文章寫了我的研究，蓋茨從那些文章裡知道了木乃伊的事。他們這次旅途有一張特別棒的照片。我真希望能發表這張照片：箱子裡有一個木乃伊。這是比爾·蓋茨，正盯著木乃伊看。這是比爾·蓋茨的父親。這是比爾·蓋茨的妻子梅琳達·蓋茨。她的手掩住了嘴。看起來她像是害怕會染上什麼可怕的疾病。我真希望能發表這張照片。」
維托·H·麥爾屬於那些特別厲害的健談者，他說起考古學總是滔滔不絕。這一段過去的報道就很有代表性：有新疆木乃伊、馬友友、比爾·蓋茨，還有維吾爾族的女商人熱比婭·卡德爾，這女商人後來成了政治犯。她的丈夫西迪克·阿吉·蹂之是「美國之音」的通訊記者，住在俄克拉荷馬市的他，激勵了波拉特和其他的維吾爾族逃亡者穿越了大平原，來到美國。這一切相互聯繫成一個整體，至少在和麥爾的交談中是如此。
麥爾教授的專長是古漢語。他把《道德經》翻譯成英文，還把《莊子》翻譯成漂亮脫俗的英文（我在寫中美撞機口水戰那篇文章中，用了麥爾翻譯《莊子》的英文版——《路上徘徊》）。《莊子》是一篇特別的、「不成文」的文章，幾個明顯無關的部分湊在一起，有時候，麥爾的頭腦似乎也是這麼運轉的。在談話中，他從一個話題跳到奇聞軼事上，又從奇聞軼事跳到另一個話題上。他的研究也是如此無法預測：他翻譯古代的文章，研究新疆木乃伊，還編纂中文字典。《漢語大辭典》共有12冊，基本相當於《牛津英語詞典》的容量，它的音序索引就是由麥爾編寫的。其他學者有時會抱怨，說麥爾把網撒得太大；麥爾還很擅長宣揚一些不太學術的事物。不過，更為廣闊的視野卻讓事物產生了意料之外的聯繫。如果麥爾沒有對那一次偶然的博物館之旅做出反應，那些新疆木乃伊可能就永遠不會為外界所得知。
他常常旅行經過北京，我們就一起見面吃晚飯。他也是一個以前參加過和平隊的美國中西部人，他出生於俄亥俄州坎頓市，1960年代中期在尼泊爾當和平隊志願者。在那以前，他是達特茅斯大學籃球代表隊的隊長，如今他仍然有著籃球前鋒那高大健壯的體型。在我們談及古代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到，有一次在普林斯頓的狄龍體育館比賽，他在中場從比爾·布拉德利手裡偷走了球。他提到了梅琳達和木乃伊以後，關於另一個比爾的即興插話並沒有就此結束：
「你知道嗎，1996年我們編寫的第一部辭典出來後，微軟公司曾和我們聯繫，問能不能把辭典買下來。辭典裡有7萬4千個詞，全都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微軟給我的價格是4萬美金。我說，低於20萬我都不會考慮。
上一年，我們編寫了漢語大辭典的音序索引，裡面有37萬個中文詞彙。編這個索引我用了10年時間，還用了自己差不多5萬美金。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工作。現在，微軟正在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想拿到這個索引表。它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但微軟卻想不花一分錢把它從我這兒拿走。他們至少要給我1百萬。一旦他們拿到這個音序索引表，他們的軟件就可以有突破性的變革。索引表裡一共有兩萬三千個不同的字體。現有的中文軟件只有兩萬個字體，所以我們必須定制另外的三千個字體。這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當我回到美國時，有些學者開始來問：我能用一下你的那張磁盤嗎？我知道這些人和微軟有聯繫。」
回到馬的話題上吧。麥爾教授發表過一篇論文：「史前中國的馬：角力文化和『野蠻人』的管理控制」。根據考古記錄，中國中部平原的人們——也就是最終成為「中國人」的人，他們相對來說較晚才開始騎馬。他們的鄰人在這方面遙遙領先；公元前4世紀的時候，北方的部落開始用騎馬的弓箭手打仗。根據傳統的歷史觀，在隨後的兩千年裡，這些遊牧民族的武士對中國中部從事農耕的人們造成了最大的威脅。直到18世紀，歐洲人大批湧入，中華帝國才遇到了一個更為可怕的對手。
在安陽，考古挖掘發現了馬最早出現在中部平原的證據：馬的骨架，以及作為埋葬品的戰車上的『幽靈』。（譯者註：根據前面的章節，此處的幽靈指驅馬者的骨架。）他們找到的馬和戰車寥寥可數，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商朝在戰爭中確實使用過馬車。它們可能只是用於展覽而已，還有些蛛絲馬跡顯示，商朝曾經嘗試用羊來拉車。甚至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國人也不怎麼擅長呆在馬背上。統治者擔心一旦吸收了這些中亞的發明——騎馬作戰、馬褲的樣式等，中國人就可能被這些「野蠻民族」同化而墮落。麥爾在他的論文裡，形容中國人「不願對馬產生依賴之情」。
不過他相信，這種動物起到一個關鍵的文化作用，因為它們激發了中國人和其他部落交換物品。在麥爾看來，傳統的歷史觀過於強調北方「野蠻人」所造成的威脅：中國人以長城為榮，他們的記錄中常常指出，好些朝代在北方定都，是為了防範外來的侵略者。麥爾就是用這一點極為巧妙地打破了傳統：也許防範沒有貿易來得重要。可能中國文化在北方中部平原扎根的原因，是因為和外來者的接觸交流。他還寫道，在20世紀，整個國家的政治地理忽然改變了，領導者們開始來自南方的地區：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僅僅是個巧合，還是南方成為新的對外交流點的反映？
某個在北京的晚上，我們的談話天南地北、無所不及，麥爾告訴了關於馬的另一個理論：在漢字的起源中，馬也許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中國的藝術品中，馬的旁邊幾乎總是站了一個外國的馬伕。你看看那些畫作，那個馬伕通常是古索格代亞納人，或是個維吾爾族人，或是個其他部落的人。古索格代亞納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現在的伊朗。中國人必須和所有這些部落進行貿易，以換取馬匹。有一段時間他們和維吾爾族人進行貿易，有時用茶換取馬匹。維吾爾族人瘋狂地要買茶。宋朝的時候，中國人和維吾爾族人之間貿易量極大，由於不斷地從維吾爾族人手裡買馬，宋朝開始走向破產。宋朝人用絲綢和茶換馬。以後我要寫一些相關的文章。我會把標題定為『茶的真正歷史』。
我邊聽著，邊翻起了剪報員的目錄：
學生 （students）
風格 （style）
超級大國——「新威脅」（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 （Superstition）
茶 （Tea）
麥爾教授繼續說道：「人們對茶有各種各樣的錯誤概念。」他說。「直到唐朝，中國人還認為茶是一種野蠻人的飲品，是南方的野蠻人所喝的東西。是佛教徒率先正統化了茶。中唐到晚唐時期，由於和維吾爾族人的貿易關係，茶也擁有了經濟上的合法地位。然而在更早的時期，茶只是野蠻人的東西。那時候有中國人的文章把它和尿相比。」
「我寫完《中國文字起源》一書後，很可能會把這些東西寫成一本書。我相信，中國文字是作為整批交易中的一部分所出現的。馬匹，戰車，青銅技術，文字——它們都是一起出現的。這些東西都出現在商朝，前後大約400年時間內。如果你再加以嚴格限制，只算這些事物開始有實際用途的時間，那就是200年左右。這其中有兩種事物幾乎可以肯定是外面傳入的：馬和戰車。現在甚至有一些中國的考古學家，他們正在寫論文，說青銅技術有可能是西方傳入的。」
在我和眾多學者的所有談話中，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假設中國文字不是由本土起源的。麥爾的理論認為，中國文字是在與近東那些有文字的文明直接或間接的交流而產生。我問麥爾，這個領域的學者對他的理論有什麼反應。
「我甚至不願意談到這個。」他說。「文字就是一種文化，一種文明。它極容易引起爭議，需要小心翼翼的處理。1987年，我分析了部分的甲骨文，寫了300頁的研究手稿，不過我覺得還沒有寫完。我想要把它放到考古學的背景來寫。我覺得這是我寫過的最重要的文章。但我的研究由於木乃伊和詞典的事情而中斷了。
我相信，西伯利亞大草原上曾經有很多人往來。我認為伊朗人在中西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是未被賞識的英雄。也就是那些古索格代亞納人。我相信，我們在新疆發現的年代最近的那一批木乃伊，其中一個就是古索格代亞納人。一個高大的傢伙，有六尺四呢。但在歷史記載裡，他們全都沒有蹤跡。對於中國文化來說，歷史中有那麼多基本的元素，仍不為人所知。」
我寫了一篇關於武威的青銅馬的短文，《紐約客》雜誌對故事的真實性進行了核實，他們深夜裡往絲綢之路打了幾通電話。在博物館貯藏室裡的郭沫若和西哈努克親王——那個偶然間重新發現飛馬的故事，由蘭州和武威的官員口中分別得到了證實。事事順利，隨後，雜誌剛出版，卻收到了來自泰國的消息：
親愛的《紐約客》：
謝謝你的來信。
在我的研究調查中，我發現沒有西哈努克國王陛下和郭沫若見面的資料。我把你的信呈交給陛下，他答覆說，他從來沒有遭遇這樣的事。
我希望這些信息對你有用。
你忠誠的，
夏利奧·A·傑利斯 （Julio A.Jeldres）
羅敦·西哈努克國王陛下、柬埔寨之父官方傳記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