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2日
9.11恐怖襲擊過後的那天早上，我坐上了南下前往安陽的火車。這樣的旅程很熟悉，路兩旁的風景就像牆紙一樣富有規律：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這種不斷重複的感覺與昨晚電視上的圖像形成鮮明對比。不過，這趟旅程已經計劃了好幾個月，沒有理由取消它；而考古學家們總在初秋工作。他們白天呆在田里，一步一步地為地下之城繪製地圖。到了晚上，我們就一起看電視新聞。但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了對恐怖襲擊的最初報道，很難找到更多的信息。我的旅館裡網絡連接的信號也不太好。
過了好幾天，我仍然沒辦法得到什麼消息，最後我打了波拉特的手機。他的聲音聽起來挺正常，不過他現在暫時放棄了找工作。他在中國還有些存款，他說他可能會叫一個在烏魯木齊的朋友給我些現金，讓我幫他把現金轉到支票裡。我告訴波拉特，由於另一個採訪計劃，我大概很快就會到新疆去了。那年秋天，我不斷地旅行；安陽之旅後，我打算到溫州去。
我問波拉特華盛頓特區的氣氛怎麼樣。
「我不太清楚外面的人怎麼樣了。」他說。「我不常出門，特別是晚上。如果有人問我我在做什麼，我很難用英語解釋清楚。這就是我擔心的事情。」
「你見過其他的維吾爾族人嗎？」
「當然。」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遇到什麼麻煩。不過人們都說要小心為妙。」
我離開安陽，乘飛機前往溫州。感覺這是一趟漫長的旅程——從考古學家慢悠悠的世界到一座新興的城市。在溫州，經濟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你踏上這片土地那一刻，就能感到它的威力，如同一到熱帶國度就感受到那種潮濕的高溫一樣。在溫州機場，取行李的地方有八間鞋廠的廣告。我走出航站樓，發現自己正面對著一幅巨型廣告牌：嘉來頓活塞。我叫的出租車從一面英語標誌牌下開過，那個標誌是溫州政府豎立的：
全力以赴建設輕工業城
（GOING ALL OUT TO SET UP THE LIGHT INDUSTRIAL CITY）
我往樂清去，威利和南希住在那一座溫州的衛星城裡。一路上，出租車經過了一片片工業區：生產廉價西裝的白象，低電壓電器的產地柳市。公路旁都是廣告牌：兄弟牌打包機，庭宇集團計量器，通達電線。很多廣告牌設計得和我印象中的深圳一樣，是新興城市加上田園風光混合的風格：一片灑滿陽光的綠地上，一個令人費解的商品。輪胎，變壓器，減震器，電源插座。每件商品都是要出口的，每件商品都是一大批的。商品的品牌是中英文的混合：巨邦（Jubang）、Gelhorn、夏蒙（Shar Moon）、奧德康（Odkon）、多爾康（Dorkan）——中國真皮鞋王。
樂清的音像店裡出售9.11恐怖襲擊的盜版碟。在這座城市裡呆了幾天，我就沉迷於此：每次經過一家店舖，我就進去搜尋相關的影碟。那些店主告訴我，第一張關於恐怖襲擊的盜版碟在襲擊發生後僅僅3天就上架了。
店家把這些關於9.11的影碟放在好萊塢電影那一排架子裡。這些9.11影碟通常位於價錢比較便宜的那一區，旁邊是幾十部我不知道的美國電影。這些面目模糊的電影大部分肯定是沒有上映而直接製成影碟的；其註明的出處很陌生，封面上的簡介通常有性和恐怖的成分。有家店裡，一部叫《初次相見》的電影用中文介紹了一件難事：「他找到一個途徑和美女一起賺大錢」，旁邊緊挨的那部電影是關於爬蟲的：「小蟲子引發了殘酷的人類大屠殺」。然後就是9.11的影碟：
多家飛機襲擊美國！
世界貿易中心完全倒塌
五角大樓和國會山莊受到飛機襲擊
白宮國會山莊持續爆炸
誰是兇手？答案仍然是謎。
包裝的背面寫道：
巴勒斯坦人：「美國人活該！」
美國霸權和強權政治製造了太多敵人
美國陷入全面恐慌
所有9/11影碟都包裝得像好萊塢電影一樣。我找到了一張標題為「本世紀最大災難」的影碟，封面上的照片有奧薩瑪·本·拉登和喬治·布什，還有燃燒的雙子塔。影碟的背面有一個小標誌，表明影碟的暴力級別和語言級別為R級。用英語寫的片子出處亂七八糟的：
試金石影業 呈現 傑裡
布魯克埃梅
出演 大衛 湯姆 漢克斯 絲林 蘈尼斯 大衛
莫爾斯 培
布謝米 文 讓斯
中國的盜版碟總是把出處寫得很混亂，其他的文字和標誌不知所云。他們只注重影片標題和照片，只要這些基本元素是準確的，其他的英文介紹只是用來填補空白而已。我發現有兩張不同的9.11碟片抄襲了《巴頓將軍》這部電影的出處：「二十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上演喬治·C·斯科特……」出於某種原因，這個介紹成了中國最為普遍使用的模板，在各種盜版影碟上都會看到一模一樣的話。有一次，我在一部關於高中拉拉隊的影片上看到了《巴頓將軍》的這幾句介紹。
9.11影碟的盒子上還複製了一些其他電影的簡介片斷。那上面有一張照片，是第二架衝向世貿中心的飛機爆炸的場景，隨後的文字介紹是這樣的：
在BOOTMEN這部充滿活力的電影裡，兩兄弟性格堅強，是新南威爾士紐卡斯爾那兒的鋼鐵廠工人；影片展示了他們最終如何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兩兄弟中的肖恩離開了家鄉，追尋踢踏舞的職業生涯……
另一個9.11影片的包裝上有兩張圖片：一張是一個驚恐的婦女手指向天空；另一張是冒著黑煙的曼哈頓景觀；然後就是這麼一段話：
此外，儘管經濟現代化在某些方面改變了古老的規範和習俗，但它並沒有真正「解放」男女對彼此關係的認知和理解，也沒能擺脫忠誠和背叛這種古老的感受和限制 。
9.11襲擊以後，中國政府比平常要反應迅速。幾個小時之內，江澤民總書記就給布什總統發去了慰問的信息；9月12日在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附近已經加派了中國警察。那天，一位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政府一貫譴責和反對一切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這清楚表明了支持美國的態度，同時也微妙地暗示了中國本身對待新疆的態度。就這一次，中美雙方似乎找到了彼此的共同點，在襲擊過後最初的幾天裡，由國家控制的媒體一點兒也沒透露出「美國人活該」這種信息。
然而普通的老百姓會這麼說，甚至就當著你的面。在安陽，一個出租車司機對我說，現在美國人知道中國的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被炸時中國人是什麼心情了。在北京，有天早晨我去了家附近的一個公園，有個以前偶然認識的男人和我打招呼。「噢，你在這兒！」他說，然後就開起了玩笑：「我以為你被殺掉了。」這樣的坦白讓我嚇了一跳，我可以想像沒有外國人時人們會怎麼說。
在溫州的衛星城樂清，我和威廉·傑佛遜·福斯特一起去買9.11的影碟。他告訴我，他大部分的同事都為這次襲擊感到開心。
「有一個老師特別的高興。」威利說。「9.11過後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訴我他整晚都睡不著，因為他太興奮、太高興了。」
「他為什麼感到高興呢？」
「他不喜歡美國。」威利說。「不過，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歡看這種畫面。」
「喜歡看什麼？」
「大樓倒塌的情形。」威利說。「他覺得這很有趣。很多人都是這樣。每個人都說這就像在看電影一樣。有個老師對我說：『美國總是製造出這麼多電影，但現在他們終於弄了一部特別棒的了！』」
我問威利，聽了那些話他作何反應。
「我不知道怎麼辦，」他說：「9.11發生第二天，我在學校裡就很不開心，人人都在談論著這件事，哈哈大笑。事實上，有大概一周的時間，我都避免和他們呆在一起。那個老師告訴我他高興得睡不著時，我感到渾身不自在，覺得很噁心。我只想一個人呆著，或者是和南希在一起。我們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首先想到的是邁耶先生，因為他就住在華盛頓特區，又為政府工作。我很擔心他，直到你告訴我他沒事，我才鬆了口氣。」
我們來到了一家音像店，找到了另外一張9.11的影碟。 店主告訴我說，和普通的電影相比，對9.11影碟的控制可能更嚴。他說，像《珍珠港》這樣的大片，通常在美國發行兩天以後就有盜版賣了，然後在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但9.11的影碟現在越來越難找到了。他覺得政府正在切斷分銷的渠道。
我們離開了音像店，我問威利，我的印象是否正確——國有的新聞業並沒有趁這次襲擊藉機批評美國。
「是的，你說得對。」威利說。「很多人相信，政府其實對這次美國遭受襲擊感到很高興，不過他們什麼也不會說。人們說江澤民是個膽小鬼，是個懦夫。他們說，現在有太多國家和美國站在一邊了，中國不可能保持孤立狀態。」
「不然他們覺得中國該怎麼做呢？」我說。「支持恐怖份子嗎？」
「我想他們並不清楚。」威利說。「人們就是那麼說說而已。」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大概成了個習慣；政府那麼多年的反美宣傳，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紮下了根。不過，這種反應也和新聞之外的某種東西有關聯。過去，中國媒體上絕少報道新疆的緊張局勢。就像西藏一樣，新疆通常被描述成一個和平的地方，那兒住著勤勞的人民，他們很滿意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絕少中國人知道，他們自己的政府正為伊斯蘭教在西方的蔓延而擔心。我問威利，人們怎麼看本·拉登。
「有些人說他是個英雄，」威利說：「他來自一個貧窮的國家，但他卻給美國製造了這麼大的麻煩。我聽到人們說，現在本·拉登甚至比毛澤東更出名了。」
「那麼，他們喜歡本·拉登？」
「也不是。」威利說。「他們只是說本·拉登很出名。」
這讓我想起了中國人怎麼用「厲害」這個詞，厲害的意思就是「可怕的、兇猛的」。那麼多不同的事物，都可以稱為「厲害」：一次洪水、一場戰爭、一個英雄、一個罪犯、一個得勝的將軍、一個來自上海的女人。並且你可以把任何有影響力的人形容成「偉大」：毛澤東、聖雄甘地、阿道夫·希特勒、喬治·華盛頓——這些人都是「偉大」的。偉大這個詞完全與道德無關，如同這個世界是由重大事件和人物所推動前進，而這些事件和人物是那麼遙遠而陌生，以致普通人無法評價它們。如果你足夠幸運，你可以退到一邊，靜靜觀看。
我們走進了另一家音像店。「你知道嗎，」我說：「本·拉登其實並非來自一個貧窮的國家。他來自沙特阿拉伯。他的家裡很有錢。」
威利站住了。「我以為他來自阿富汗。」
「他現在住在哪兒，不過他出生在沙特阿拉伯。」
「我不知道這個。」威利說：「不管怎麼說，很多人印象如此。他們相信他是來自一個貧窮的國家，但如今他讓美國注意到他了。」
這家店裡沒有9.11的影碟，但他們有一套海灣戰爭的影碟，裡面有八張光盤。包裝上有一面美國國旗，一張薩達姆·侯賽因的照片，和一段中文的簡介：
全世界第一次高科技現代戰爭！
海灣地區會再起衝突嗎？
「這不是新出的。」威利說。「它們上架有一段時間了。我本來想買，我對這個感興趣。但南希不讓。」
「為什麼呢？」
「太貴了。」他說。
我拿了一套——8塊美金。那天晚上，我們在威利和南希家看了一些9.11的影碟。
他們住在學校附近一棟公寓的4樓。那座樓是新建的，但還沒有完工，這是新興城市的風格：樓梯還沒有扶手，水泥地上佈滿了干了的油漆斑點。威利和南希的家只有一間房，漆成了白色；裡面的家具有一張床，一台彩電和一張書桌。幾十本書排列在木架子上：《朗文英語語法辭典》、《英美歷史選讀》、《英語委婉語辭典》。一冊索爾·貝婁的短篇小說，擺在南希的一本硬皮包裝的舊書旁邊，那本書是亞當·麥耶送給南希的，書名是《南希·德魯和哈代男孩：超級偵探》。威利那三部已經散了架的字典放在架子的中間，就像驕傲的老兵一樣。
在涪陵，這一對年輕人坐在我的課堂裡聽課，似乎還是昨天的事：威利坐在最後一排，鼻子快埋到字典裡；南希認真地聽著課，希望我不會叫她回答問題。在涪陵的時候，她是個特別害羞的女孩，但這些年離開家鄉的經歷改變了她。現在我們說話時，她直視我的眼睛。她管著威利——這是最大的變化。在涪陵，南希看起來總像是被威利的聰明嚇著了，活在他的陰影裡，然而如今他們成了一對輕鬆的、愛開玩笑的情侶，親密的玩笑讓兩人的差距縮短了。
威利說南希批評他太傲慢，我問南希是不是這樣。
「當然。」南希說，黑色的眼睛閃著光。「他總是認為自己是對的。總是這樣。」
南希試著忍受威利對英語的癡迷。那一年初，溫州電視台開始放中央九台的節目，這個台的節目都是英語。每天晚上，威利總是很晚都不睡，一直呆在電視機前，記下新的單詞。南希的睡眠質量惡化，成了一片朦朧的閃光和一串串的「慢速英語」。後來，她考慮兩人可能需要另一個房間時，電視台就停止播放這些節目了。
有那麼幾天，威利以為是電視台的技術故障。過了一周，他打電話給樂清的廣播電視局咨詢，那兒的人告訴他說已經取消了中央九台的節目，因為當地人都不感興趣。又過了一周，威利又開始打電話到廣播電視局去，還用京腔說話。他聲稱自己在一家國際貿易公司工作，那兒有好些外國人常常要出差來樂清，他們現在看不到中央九台，感到非常失望。這些外國人在樂清有很多投資，如果中央九台重新在當地開播，他們會特別高興。好幾個星期，威利都滿懷希望地等待著——沒戲。南希也許鬆了一口氣，但她很巧妙地沒有洩露這種心情。
就像很多中國婦女一樣，她對錢看得很緊。威利喜歡隨便花錢，但南希管他管得很嚴。對於生孩子的事情，南希的態度很強硬：在沒存夠10萬元以前，她不會考慮懷孕（到現在為止，他們已經存了8萬元了）。嚴格說來，他們算是新婚夫婦——那一年五月，他們終於登記結婚了。但他們還沒有舉行過結婚典禮，因為他們離家鄉四川太遠了。兩人經過多年的討論，終於決定不搞結婚典禮，只拍一些婚紗照就算了。那一年夏天，他們獨自去了溫州市中心的一間婚紗影樓。
他們回來樂清時帶著一個巨大的相框，裡面是他們倆的照片，這成了他們家裡唯一的裝飾品：這張用軟性鏡頭拍出的照片裡，威利穿著晚禮服，南希穿著淡黃色的婚紗，戴著一串珍珠。他們還買了一本很貴的相冊，裡面有十幾張照片，每一張照片兩人都穿著不同的服裝，背景也不同。看起來就像他們舉行了12次不同的婚禮，而非壓根兒就沒辦婚禮。這對年輕夫婦出現在溫州的公園裡，出現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他們不斷換著服裝，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國際風格中變化著。有一張照片裡，南希甚至穿了日本的和服。
「人人都會穿那種服裝照相，」她向我解釋道。「大家覺得日本女人很溫柔，很善良。日本女人無微不至地照顧她們的老公。」
照片的邊沿用一些英文詞語作為裝飾（「溫柔、高雅、迷人、聰敏」），還有幾句像流行歌歌詞一樣的詩：
「我不愛那晶瑩剔透的鑽石
我要你抱著我，要你的忠實……」
另一張照片上，威廉·傑佛遜·佛斯特穿得像個明朝的君子，手裡拿著一把扇子。寶貝，我想告訴你我所經歷的改變。還有一張照片上，南希·德魯穿著一件美麗的絲質旗袍。想著你念著你。有一張照片是田園風格的，這對年輕人穿著現代的禮服，伸開四肢躺在灑滿陽光的草地上。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除非你回到我的身邊。
那些9.11的影碟很難看懂。它們是匆忙中編製出來的，也不可能找到發行者；所有用中文寫的出處都是假的。那張叫《世紀大災難》的影碟裡，絕大部分的內容都是來自ABC的新聞。影碟裡面間或會混入了一些美國電影的配音；有一個地方，配音是《奪寶奇兵》的主題曲。電影的槍聲和爆炸聲，伴隨著第二架飛機撞向世貿大樓的情形出現。北塔緩緩倒塌，背景音樂來自電影《大白鯊》。
另一張9.11影碟的名字叫做「對美發動突然襲擊」，片子的開頭用的是一種紀錄片的口吻。解說者介紹了曼哈頓和世界貿易中心，電視上出現了紐約日常生活的場景。西裝革履的生意人穿過馬路；一排排商人緊盯著電腦屏幕。忽然，一個畫面吸引了我的注意：有個銀行家急匆匆地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旁邊，手裡抱著一疊紙。他看起來有些眼熟，會不會是我大學裡認識的某個同學呢？
我轉向威利：「你能不能把影碟回放一下？」他按了幾下遙控器，那個銀行家又出現。他只在電視屏幕上出現了5秒，不過我馬上想起來了：這個鏡頭是從電影《華爾街》剪接過來的。
好萊塢電影不斷地出現在《對美發動忽然襲擊》的影碟裡。有時候剪接過來的電影片斷很短，我看不出來是來自哪部影片，這讓我不得安寧：真實和虛構之間的模稜兩可、搖擺不定。
其他切入的鏡頭就不是那麼難以捉摸的了。雙子塔倒塌以後，出現了電影《哥斯拉》的一個短暫的畫面，那個怪物正在摧毀曼哈頓。中國的評論員用莊重的語調說：「只有在恐怖電影裡，我們才能看見這種毀滅性的場景……」突然，鏡頭切換：一臉嚴肅的布什總統正在召開新聞簡報會。他所說的話並沒有出現在配音裡，取而代之的是中國評論員的聲音：「問題依然存在：『美國式民主是否安全？』」然後，畫面變成了電影《珍珠港》裡一系列的爆炸鏡頭。
這張影碟的後半部分描述了恐怖主義的歷史。解說員引述了過去發生的事件，從塞爾維亞人暗殺佛朗西斯·費迪南德大公，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行動，種種場景一閃而過：一排排納粹士兵齊步前進；俄克拉荷馬市被炸毀的聯邦辦公大樓，台灣的某次遊行。解說員聲稱，恐怖主義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同作用的產物。「恐怖分子對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心懷不滿。」解說員說。「他們的不滿又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因為那些強國把自己的信條強加到其他國家那兒。」影片介紹了1998年美國駐非洲大使館爆炸事件的後果。美國的報復是在阿富汗境內的爆炸襲擊，那一次襲擊沒有成功；影片裡出現的是導彈嗖嗖飛過舊金山灣的場面：這是《絕地任務》的一幕。
9.11恐怖襲擊後，鳳凰衛視台刪除了廣告，連續36小時做直播節目。鳳凰台是中國內地一家私營的中文新聞台，也是唯一一家如此密切關注和報道此次事件的廣播公司。魯波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擁有鳳凰台40%的股份，鳳凰台的總部在香港，但目標受眾是內地的有線電視用戶。鳳凰台能夠獲准進入中國市場，憑借的是它和共產黨良好的關係，有時這家私營電視台的新聞報導甚至比政府電視台的更富有國家主義的色彩。由於其更為優質的節目攝制，以及其快速傳播新聞的能力，鳳凰台已經在眾多電視台中脫穎而出，覆蓋了內地將近四千兩百萬的家庭用戶。
我在樂清找到的其中一張9.11影碟，裡面大部分內容都編選自鳳凰台。雖然政府傳媒的新聞報導裡避免對美國做出任何批評，鳳凰台的口吻卻截然不同。襲擊過後幾個小時，鳳凰台裡出現了一個叫曹景行的男人，他的身份只是標注著「政治評論員」。曹景行說：「為什麼其他國家那麼憎恨美國呢？我們應該思考一下。」他評論劫機事件：「為什麼這麼容易就扣下了人質呢？美國人的榮耀幾秒鐘內蕩然無存。」
這張影碟剪輯粗糙，時不時地，影片就在中國評論員和美國新聞鏡頭之間突然轉換。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布什說了一句話：「今天早上，自由本身受到了一個不敢露臉的懦夫攻擊。」——然後他就消失了。接著是科林·鮑威爾發言的隻言片語：「再一次，我們看到了恐怖主義，看到了恐怖分子，看到了不相信民主的人，這些人竟相信殺害別人就可以——」布什又出現了：「自由本身受到了一個不敢露臉的懦夫攻擊。」這一段重複播放了三遍，然後鳳凰台的評論員又出現了。
這家中文台用了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福克斯廣播公司的鏡頭，看起來幾乎就像是那些插播的好萊塢電影一樣讓人迷惑。福克斯的標誌出現在屏幕一角，畫面也和美國觀眾看的一樣，然而這些鏡頭卻伴隨著反美的中文評論員出現。我想起了威利的評論：中國政府無法表達它的真正感受。那屬於政治，但這個卻是商業；媒體帶給人們他們想要的東西。新聞警察用一樣的鏡頭，在中美兩國販賣愛國主義，而兩個國家的人民都欣然接受。
威利的教室裡裝飾著一面中國國旗，還有一句鑲在鏡框裡的話，這句話是周恩來說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校園不大，但很整潔：嶄新的六層樓，體育場鋪著橡膠跑道，在浙江的毛毛細雨中反射出光澤。走廊裡掛著一排孩子們的優秀藝術作品，都鑲在鏡框裡。這在中國是不尋常的事情，公立學校的牆上一般都掛著政治正確的人物畫像，那些人物總是表情嚴肅、不苟言笑：毛主席、孫中山、馬克思、列寧。我問及威利孩子們的這些藝術作品時，他告訴我說，這是一種宣傳。「校方想要家長們看到這是間好學校。」他說。
一天早上，我旁聽了威利7:30開始的課。那是八年級的課堂：30個男孩和女孩都穿著制服——白色襯衣、藍色褲子。威利站在他們前面，問了一些簡單的問題，他們用英語回答。威利說：「隔壁班的同學，他們的教室就像——」
「豬圈！」男生女生齊聲叫喊道，哈哈大笑。
「很好，」威利說：「現在開始上課。」
課本叫做「中國初中英語」，這天的課文是關於新經濟情況的。裡面有一段用「特別英語」寫的一段短短的話：
王伯父擁有一家工廠。他在1989年開了這家工廠。工廠生產梯子。有一天，我去了王伯父的工廠裡看他……
威利大聲地朗讀了這段話，然後他往黑板上寫了一些單詞。他瞥了我一眼。
「1989年是個很有意思的年份，」他說。「那一年，北京發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現在，跟著我念……」
沒有一個學生聽懂了他的暗示，於是他的話就消失在和諧一致的齊聲誦讀裡。威利轉向一個男孩問道：「他們在工廠裡做什麼？」
那男孩站了起來：「他們在參觀那些機器。」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另一個學生站起來了；威利又瞥了我一眼。
「他們在工廠裡做牙刷嗎？」
（註：前面章節裡提到，牙刷在威利的母語四川話裡是罵人的話）
「不是的。」男孩回答。
「他們做什麼？」
「他們做梯子。」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有那麼半個小時，威利的授課分成了兩個層次。教科書上的課文內容展開了——王先生，梯子，工廠，出口經濟帶給人們的歡樂；然而時不時地，威利就會說一些只是我能聽懂的話。他丟下一些四川俚語的英文翻譯；在種種影射中和我分享涪陵歲月的回憶。當課文的另一個部分又提到1989年時，威利再一次停了下來。「我想知道，王伯父的工廠是在1989年6月開的嗎？」他說完這句話，又繼續講課文的內容。學生們並不知道，有一條隱秘的英文專用通道越過了他們的頭頂，直接通往坐在教室後面的外國人那兒。
傳統來說，中國老師都站在講台後面，然而威利卻在學生們中間自由地走動。威利一句中文也不說，但學生們都能跟上他的節奏；他們的英語很好。威利叫了幾個學生來表演課文的內容，他加了一個簡單的道具：蒙眼布。男孩們很快就蒙住了雙眼，隨後他們就開始表演蒙眼參觀王伯父的工廠。教室裡迴盪著笑聲；這節課還剩下5分鐘的時候，威利合上了課本，在一行行學生之間走動。
「你父母做什麼？」他問一個女孩。
「他們開了家工廠。」
「他們的工廠生產什麼？」
「工廠生產電視機零件。」
其他學生一個接一個地回答關於父母的問題：他們是養魚的。他們在北京做生意。他們為一家公司工作。他們開了一家工廠。下課鈴響了；教室裡的語言轉換回溫州話；休息時間的喧鬧聲從走廊裡傳來。看著我從前的學生給他的學生上課，是我整個九月感覺最棒的事情。
我在浙江的最後一天，溫州政府測試了空襲警報系統。台灣就在海對面，通常這種測試表示海峽要舉行某種軍事演習，或者是那座島上有什麼政治事件。但近期中台關係沒有什麼衝突，下一屆台灣選舉還有兩個月才舉行。這次空襲警報可能是當地政府想在9.11發生之後，為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做好準備。
在溫州城裡，我去見了另一個以前的學生，她的名字叫雪莉。1997年，她移民到了浙江，經常寫很長的信給我和亞當。她在信裡描述了她長途跋涉前往東部的種種細節：火車上的一個營養不良的嬰兒，她假裝自己不是四川人、和一個浙江本地人的談話。她的英文寫得很優美，我總是記得其中一封信的結尾：
亞當，這些故事是最讓我感到震動，並且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們都是真實的。
我來溫州前不久，雪莉給我發了封短信，告訴我她結婚了。她起初在一家私立學校教書，但最近她在大虎打火機公司找了一份國外貿易代理的工作。在溫州數不清的打火機製造廠中，大虎是最有名的一家。雪莉的工資是一個月2000多人民幣——也就是是250美元，她是我如今混得最成功的幾個學生之一。
她帶我參觀了那家工廠，我們從她平日工作的經理辦公室開始參觀。展品櫃裡陳列著高級產品：鑲嵌著假鑽石的金色打火機。特製的燒烤用打火機，可以往很難夠得著的地方點火。一個金屬煙灰缸上鑲了一個老虎嘴，你按一下按鈕，老虎嘴裡就會噴出火來。牆上掛了一幅江澤民的書法作品；江主席2000年5月參觀了這家工廠。
另一面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上面標明了公司的出口路線。這幅地圖上，溫州位於全世界的中心，一個個箭頭成扇狀往各個方向散開：美國、英國、印度、巴西、還有幾十個其他的國家。生產車間的門口外面，一個英文標誌宣告：
把大虎打造成世界名牌
讓世界進一步瞭解大虎
（LET TIGER BRAND CREATE WORLD FAMOUS BRAND
LET THE WORLD FURTHER UNDERSTAND TIGER BRAND）
那天晚上，我和雪莉以及她的丈夫黃旭（音譯）一起吃飯。黃旭也是四川人，他為一家浙江當地的公司做軟件開發的工作。我們談到了近期在美國發生的事情，他們倆都同意威利的觀察，認為溫州的大部分人對此都沒有什麼同情心。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消息時，我確實不感到難過，」雪莉：「我承認，我總是對美國有偏見，因為美國這麼強大，還總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推行它的霸權。不過，當我開始回想發生的事情，想得越深入，我對那些無辜的人就越感到同情。我只是需要一些時間才開始靜下心來好好思考。」
她的丈夫有上網絡聊天室，那兒的人尤其反美。「很多人把這次襲擊和我們的南斯拉夫大使館爆炸事件聯繫起來。」他說：「這些年來，我們和美國之間的問題太多了。」
9.11襲擊事件發生以後，我總是不停地聯想到那些盜版影碟。那些9.11事件的場景觸目驚心；看著我的祖國發生這樣的暴力事件，我感到震驚。過去我已經習慣了發展中國家的那些戲劇性的鏡頭：洪水淹沒的城市，屍橫遍野的戰場。現在我在中國，距離相同，而影像卻從陌生的方向傳來。我們安全地觀看一切，而美國人死了。
而這些影像被當成電影在溫州這樣的城市出售，是特別反常的。溫州和外面的世界有著那麼多的貿易關係。美國全球政策的一個基本假定是，美國文化和產品的傳播，自然而然地讓世界更好地理解美國。不太需要美國人親自出門旅行；產品傳播更為容易。理論上說，這是成立的；然而現在看來，人性方面的缺乏顯而易見。在中國，大部分人都接觸到美國的牌子和商品，但一個中國人和一個外國人有私交，卻還是非常罕見的事情。威利是一個例外：他有國外的朋友，而他關於自我身份認同的一個關鍵部分，則包裹在另一種語言裡。
然而，對大部分的中國人來說，外面的世界是抽像的——如同當地工廠發出的那個想像中的箭頭最終要抵達的地方。這次襲擊只是變成了另一件美國式的產品，也並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我收集了其他的9.11商品：一個「布什對本·拉登」的電子遊戲，一條奧薩馬·本·拉登的鑰匙鏈。我買了一些大樓的塑料雕像，上面有如同樹枝般伸出來的尺寸過大的飛機。一家溫州的打火機公司生產了一種打火機模型，火是從奧薩馬·本·拉登的頭上噴出來的。中國南部的一家公司生產了「怪物糖果」，包裝紙上印著本·拉登的頭像，這些糖果是推銷給小朋友的。
我一遍遍地看著影碟，想要看懂裡面的含義。在鳳凰台新聞節目的剪輯裡，一個叫陳魯豫的女主持人說：「我們大吃一驚，但我們也習以為常。」她就像其他評論員一樣，反覆地把恐怖襲擊和《珍珠港》以及其他電影裡的場景作比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這和美國人的表現沒什麼不同，美國人也容易陷入這種好萊塢式的語言裡。有時，布什總統說話就像在演西部片——「生或死」；而報道美軍反應的初期新聞標題就非常適合用在溫州那些陳列盜版碟的架子上：無限正義，永久自由。
和雪莉、黃旭一起吃飯時，我問他們，這次事件對他們有沒有影響。「現在我們對美的出口量不是很大。」雪莉說：「事實上人們都說，如果美元貶值，就會有利於我們出口商品到其他地方。」
她的丈夫補充說，甚至可能遭遇經濟衰退的情況，也沒有把他的朋友們嚇倒。「這都是比較而言。」他說。「中國人常說，只有你呆在富人身邊，你才覺得自己很窮。如果全世界的經濟都衰退，我們也跟著衰退，那麼其實還是一樣的。」
起初，我很難相信他說的話：我很懷疑，溫州的某個人會願意減少他的收入，只要這意味著美國的人們會蒙受更大的損失。但後來我意識到，這其實不算是一個主動的選擇。中國人目睹著這些遙遠的、無法掌控的事件，設想了最糟糕的情況，並在其中尋找慰藉。這是一種消極的、疏離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來自他們艱難的歷史，而商品文化大潮中人性的明顯缺失，也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你寄出了打火機，而收到好萊塢電影作為回報；在你的眼中，這個世界可能並不會變小，也不會變得更舒適。
快吃完晚飯的時候，我問雪莉，她覺得一般的美國人會怎麼看她。雪莉26歲，長著一雙大大的黑眼睛，臉上總是掛著親切的笑容。以前在涪陵的時候，我知道她是班上最棒的學生；但她現在回答我的話就像在描述另一個人一樣。
「我敢肯定，他們會說我很窮，很落後，受教育程度很低。」她說：「我覺得美國人都會這麼看中國人。他們不會知道溫州在哪裡——在他們眼中，溫州只是中國的某一座城市而已。」
9.11襲擊過後，威廉·傑佛遜·福斯特更熱衷於學英語了。幾乎每天晚上，他都往日記本上作記錄，追蹤著事件的發展，編寫著他的單詞表：
里程碑 （Milestone）
虐打 （Maul）
休息室 （Lounge）
房客 （Lodger）
耳垂 （Lobe）
腎 （Kidney）
紀念品 （Keepsake）
騎師 （Jockey）
除了記錄「美國之音」的節目內容以外，他還把溫州報紙上的文章翻譯成英文：
中東地區的國家是我們這個城市重要的貿易夥伴。溫州生產的服裝、打火機、皮鞋、小型紀念章，通過海運出口到這些國家……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後，阿富汗的局勢變得更加緊張。根據國際規定，溫州出口的商品將要繳納額外的戰時費用。
當他翻譯那些來自國家電報的內容時，他很自豪地在下面簽字：
新華通訊社
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於10月11日深夜在白宮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表講話，他說薩達姆是個邪惡的人。原因是海灣戰爭以後，薩達姆就開始試圖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布什表示，這些天來的襲擊目標是阿富汗。但隨後不久，這些反恐襲擊就會擴散到世界其他國家……
布什說，美國人知道薩達姆正集中精力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還說薩達姆是個惡魔。同時，布什敦促伊拉克允許聯合國武器檢查員進入伊拉克境內。
威廉·傑佛遜·福斯特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