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日
在中美關係的世界裡，一架失事的飛機可能會引起紛爭，而過了12天以後，這場紛爭就只剩下了一個副詞和一個名詞而已。這個事件成了一次語言練習，或者可以說是個寓言，如同那段道家經典裡莊周的話：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從前，2001年4月1日早晨，兩架軍用飛機在中國南海上面的國際領空相撞。一架飛機屬於美國，另一架屬於中國。中國的飛機是一架F8戰機，損毀很嚴重。美國的飛機更大一些，那是一架海軍的EP-3E白羊二型偵察機，用於收集外國軍隊的電子通訊。相撞之後，美國海軍的飛機急墜了8000英尺，隨後恢復了控制，並請求在中國的海南島上緊急降落。海南的機場控制塔方面沒有回應，但美國的飛機還是降落在了上面。美國的飛機上共有24名男女機員，他們立即被人民解放軍拘留。
中國的F8戰機由一位叫王偉的32歲少校駕駛。他的飛機沉入了海裡。
這些事件都缺乏中立的、非軍方的目擊者。
在幾個小時之內，兩國的政府官員就此事發表了截然不同的講話。
兩國的最高領導人都沒有在事件發生的第一天發表聲明。
4月2日，喬治·布什總統說話了。這是他上任總統以來外交政策的首次考驗。美國媒體推斷，此次事件將為布什政府日後處理外交事務定下基調。
布什總統站在白宮門前的草坪上，並沒有為撞機事件道歉，也沒有向王偉的家人表示哀悼。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們的優先考慮是機組人員盡快返美，以及偵察機須在未經『破壞或擺弄』的情況下完整歸還美國。」
對中方不允許美國大使館職員與美軍的機組成員見面，布什總統表示關註：「中國政府沒有對我們的請求即時做出回應，這違反了一般的外交慣例，可能破壞兩國建立卓有成效關係的期望。」
早前，擔任美軍太平洋指揮部總司令的海軍上將丹尼斯·布萊爾曾在檀香山告訴記者，中國飛行員在南海上方的「不安全行為有不斷增加的跡象」
起初，沒有一位中國的高級官員對此發表公眾講話。這就是「特色」：美國的價值觀要求其領導人做出迅速反應，而中國人一般都是等著其官僚制度慢慢運作。這次的撞機事件發生在一個格外敏感的時刻。北京仍然在等待著申奧的結果。這次不像1999年的時候，如今當局並不鼓勵、也不允許學生的抗議遊行活動。
4月4日，官方媒體新華社發佈了江澤民總書記的第一次聲明：「美國應該做些對中美關係平穩發展有利的事情，而非發表一些是非不分、阻礙兩國關係發展的評論。」
在北京，中國外交部長發佈官方聲明，要求美方道歉。當天稍後，美方的一位高級官員發言中首次用到了「遺憾」這個詞。國務卿柯林·鮑威爾說：「我們對中方的飛機沒有安全著陸表示遺憾，也對那位中國飛行員的喪生表示遺憾；但我們需要擱置爭議朝前看，共同解決眼前的問題。」
4月4日，《北京青年報》的頭版出現了這麼一條新聞：
《恃強凌弱的證據》
4月5日，《紐約時報》的頭版則有這麼一條新聞：
《北京為撞機事件展開舌戰》
4月6日，美方官員宣佈，中美雙方正在起草一份結束此次危機事件的正式信函。
莊周：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
4月9日，布什總統說：「外交需要時間。」
中國外交部長說：「美方必須向中國道歉，並採取相關措施，保證此類事件不會再次發生。」
兩國的媒體繼續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報道此次事件。中方聲稱是美國的飛機突然轉向，撞向他們的F8戰機；而美軍官員聲稱是體型更小一些的中方戰機撞向他們的飛機。幾個月以來美方都宣稱，中國飛行員駕駛的飛機不斷靠近他們的偵察機，明顯有威脅他們的意圖。
中國派出的軍用飛機和商用飛機繼續在南中國海上搜尋王偉的蹤影。
據報道，那封正式信函仍在醞釀之中。
4月10日，傑西·傑克遜牧師主動提出飛往中國，幫助談判。
這場危機之中，兩國政府都沒有說出多少實質性的信息，於是兩國媒體都是用數據來充實他們的報道。美方進行民意測驗，而中方則累計數據。一份由美國廣播公司和《華盛頓郵報》贊助的調查提出了以下問題：「美方應該道歉嗎？」
%應該 %不應該
男人 33 61
女人 46 47
18歲-30歲 44 54
61歲以上 31 62
據新華社報道，當局出動了115架飛機和1000多艘巡邏艦來搜尋王偉，搜尋的海域超過30萬平方公里——這比北京為申奧所油漆翻新的總面積的11倍還要大。
我只知道三個叫Wang Wei的人，一個是藝術家，一個是考古學家，還有一個是書店老闆。我應該要認識更多叫Wang Wei的人。那個身為藝術家的Wang Wei認識5個也叫Wang Wei的人，那些Wang Wei每個都大概會認識另外5個Wang Wei。叫Wang Wei的人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可能是城市人，也可能是農村人；可能是有錢人，也可能是窮人。Wei這個漢字可以是「偉」、「為」、「衛」、「未」、「唯」、「威」、「委」、「緯」、「尉」、「韋」、「微」、「煒」、「葦」或者「瑋」。
莊周：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4月11日，中美雙方終於為那封信函達成協議。236個英文單詞花費了將近1周的時間。據報道，這封信有四個版本的草稿；談判最後一天的結果是，增加了唯一一個副詞「非常」。私底下，美方官員把這封信形容成「兩個非常抱歉」。
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簽署了這封信。它的部分內容如下：
布什總統和鮑威爾國務卿對中國飛行員失蹤和飛機墜毀都表示了真誠的遺憾。
請向中國人民和王偉的家屬轉達，我們對他們的損失感到非常惋惜。
此次事件的完整情形仍不清楚，根據我方的信息，我們有一架嚴重損毀的飛機依據國際緊急程序，採取了緊急降落。
對於我們的飛機未經中方口頭允許就進入中國領空並降落，我們感到非常抱歉。但機組人員安全著陸，我們感到非常高興。我們感謝中方為妥善安置美方機組人員所做的努力。
對「very sorry」這個短語，美國駐華大使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中文譯法。對於王偉的家屬，美方用的是「非常惋惜」；對於進入中國領空，美方用的是程度更重一些的「非常抱歉」。但中國外交部長發佈的信卻是自己的中文翻譯版本。「very sorry」變成了「深表歉意」，意為「深深地表示非常抱歉」。
這封信函發佈以後，柯林·鮑威爾告訴記者：「這件事沒有什麼需要道歉的。道歉就表示我們做了錯事，我們要承擔做錯事情的責任。而我們沒有錯。因此，道歉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天，《北京晨報》頭版的新聞標題是：
「美國終於道歉了。」
美方機組成員乘坐包機飛往關島之後，大部分的美國報紙都報道說，新總統巧妙地處理了此次事件，反映了他的靈活性。分析家們同時注意到，主導政府的聲音似乎來自柯林·鮑威爾，而非國防部長唐納德·納姆斯菲爾德。這被看成是一個標誌：喬治。布什總統的外交政策將由溫和派而非強硬派所主導。
《波士頓環球報》發表了兩篇報道，內容是關於一般中國人對此事的反應。第一篇報道由英迪拉·拉克什曼主筆，她是報社亞洲分社的總編，分社總部位於香港，但現在她已經飛往北京報道此次事件。信函發表的當天夜裡，她走進了北京城，給人們看官方的信件——美國使館翻譯版本。她有一個中國助手替她翻譯人們的回應。拉克拉曼的報道部分內容如下：
過去29年裡，政府在人民之間培養愛國主義情感，以此替代逐漸衰落的共產主義思想。年輕的居民們盲目地吸收了這種由政府煽動的愛國主義情緒。年老的居民們則充滿懷念地回憶起新中國創立者毛澤東的統治……吳國英（音譯）是一個45歲的下崗工人，他大聲怒吼：「看看現在這些懦弱的領導人！先是在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被炸了。然後我們的飛機又被撞了。他們能做些什麼？如果由我決定，我就把那24個美國機組成員埋到地裡，把他們那架間諜機藏起來，美國人來問的時候，我就說：『什麼飛機？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同一天夜裡，我做了《波士頓環球報》關於此事的第二篇報道。我獨自去了雅寶路那間我常去的餃子館，叫了晚飯，和那裡的人們聊天。我沒有把那封美國人寫的信帶去。我的報道部分內容如下：
「我們應該向美國發動進攻。」24歲的餐館老闆高明（音譯）聽到信函發佈的消息後說。
不過，當我問起這樣報復的理由是什麼時，他的回答就很含糊。不到一分鐘，他說話就變得模稜兩可了。「這是政府之間的問題。」他聳聳肩：「美國人挺好的，這點就跟中國人一樣。但美國政府就很傲慢——他們為什麼要這麼遲才肯道歉？」
很多中國的市民就像高明一樣，從國營媒體、網絡和人們口中的流言裡得到常常矛盾的各種信息，對此次事件做出回應時，人們的疑問就和意見一樣多。
人們起初的反應一般都是憤怒而明確的，特別是面對國外媒體記者的時候；但如果花更長一點的時間和他們討論，就能聽出他們的失望和無能為力感……
在此次關於撞機的舌戰結束後，我把兩篇報道都看了一遍，決定不再寫報紙的新聞報道了。
作為一個日報記者，我的表現總是很糟糕。我做事情很慢；我懼怕截稿時間的到來；我沒能打點好關係。我只知道三個叫Wang Wei的人。我的報道裡引用每個人的話：出租車司機、服務員小姐、朋友；而一個好的記者就不會這麼做。我在各種餐館裡花了很多時間。我逃避參加記者招待會。我不喜歡打電話——對一個新手記者來說，這是致命的恐懼症。我尤其討厭的是深夜裡還要強打精神打電話給美國的學者，好讓我引用他們的話，讓他們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評論幾句。我已經知道中國正在發生的事了：普通人正在睡覺。
我沒有一個記者的基本裝備：沒有辦公室，沒有傳真機，沒有助手，沒有司機，沒有剪報員。
我的正式職務是主管《波士頓環球報》北京辦事處，不過這辦事處其實只存在於幾張文件中——假的。我有一張記者證，證上面拼錯了我報社的名字（Boston Globe成了Boston Global）；一個官方印章（這個油墨印章用於正式的信函往來），一張辦公處的登記卡，卡上宣稱的辦公地址已經被《華爾街日報》佔領了。我在《華爾街日報》的朋友借我使用他們報社記者站的一間房，我一周去那兒幾次拿我的信。我通常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我的家在菊兒胡同一棟狹小的房子裡，我住三樓。
每寫一篇報道，我會得到300或400美元的報酬。只有當有新聞事件發生時，我的生活才能過得體面；如果我好好利用遊戲規則，我可以根據新聞事件的每次新進展寫一篇報道：每一次官方聲明，每一個微妙的措詞，從「遺憾」到「真誠的遺憾」，從「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一個人的理智是有價的，我的理智還不只300美元這個價錢；如果我想要做一個專業的解構主義者，我早就應該留在研究院裡深造了。
即使我會以某種方式成了一個優秀的日報記者——假設我有一個真正的辦公地點，打點好了真正的人脈關係，還學會了愛上電話；但我還是對新聞報道的形式深表懷疑。我不喜歡那種第三者的表達：兩個記者目睹了同一件事，而筆下的報道卻完全不同，只是都用了那種客觀而權威的口吻——這是很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作者幾乎從來不會在他們的報道中出現，也不會解釋他們做新聞報道的方法。在中國，很多外國記者雇了翻譯或「線人」，線人就是他們的助手，幫忙追蹤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而這些為報道做出貢獻的人卻極少會在報道裡提到。即使你是獨自工作，你的外國人身份還是會影響到中國人的反應，但在一篇第三人稱陳述的報道裡，這一點很難說清楚。
我更有耐心去寫報紙的專欄，專欄報道比較詳細。我為《波士頓環球雜誌》寫了趙老先生四合院的故事，雜誌給了那個報道充分的篇幅。但即使是長篇的專欄，也會被美國新聞業的一些特定價值觀所限制，這些價值觀在美國海外沒有得到很好的傳達。在涪陵做老師時，我就看到這一類的信息是如何反向作用的。我的學生們用一本叫《美國調查》的教科書，裡面有一章是關於「社會問題」的：
1981年，加州大學校園裡的搶劫率和強姦率增加了150%。在華盛頓地區的一所教會學校，一名女學生獨自在教室自習時，一名歹徒持獵刀強姦了她，並搶去了她身上的財物。在加州的一所大學裡，一名足球教練在校園裡被一個持槍的人搶劫。據說，在南卡萊羅納州大學，一夥流氓專以女學生、女教師和教職員工的妻子為強姦目標，引起了人們的恐慌。
很難拿著這麼一本教科書上課。書裡的細節很可能是真實的：當然，南卡萊羅納州有一些流氓；不過對於一個偏遠小城的學生，這種信息很難說得上是一個有用的學習起點。這些學生需要的是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而非一些瑣碎的細節；一堆零碎的事實只能讓他們感到困惑。
那本教科書上的信息很可能是摘錄自美國的報紙，而記者傳達這些信息其實是有目的的。在美國，記者在一個社區裡工作，而他們報道的故事能促進社區的改變。這是報業最高尚的一面，也是最讓人頌揚的一面。任何一個美國記者都知道「水門事件」的經過：鍥而不捨的記者們如何為腐敗政府的垮台助上一臂之力。這就是一名優秀記者的典範：如果你的社區裡有什麼流氓問題，你就揭露它，即使這流氓是美國的總統。
在大報社裡，出色的記者成了派駐外國的通訊記者，他們把其工作模式帶到了海外。通常，他們會到處搜尋那些充滿戲劇性的、還沒解決的問題；如果他們不會說當地的語言，就會僱用一些翻譯或者線人。有時，他們的報道會帶來改變。在非洲國家，報道了饑荒和集體屠殺的記者可以促使國際機構介入這些事件。因為當地的社區已經遭受破壞，記者可以在國際社區裡起到作用。
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這個國家接受一些國際援助，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以借貸的形式，但國家的經濟主要是通過中國人的努力和決心建設起來的。過去，對於中國侵犯人權的情況，美國政府的回應是時不時就威脅要經濟制裁中國；但那些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貿易已經變得太重要了。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已經超出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局限。儘管這個國家有一些問題，但它已經能夠穩定、獨立、有效運作，且實力不斷增強。當美國人望向太平洋彼岸的時候，關鍵問題不是他們如何去改變中國。理解這個國家，以及理解生活在這個國家裡的人民，才是更為重要的事情。
然而絕大多數的外國記者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思維定勢裡，一如那個舊檔案櫃：
民主 （Democracy）
民主黨 （Democracy Party）
遊行 （Demonstration）
殘疾 （Disabled）
災難 （Disasters）
異見分子 （Dissidents）
在一個典型的外國駐中國記者站裡，中國助手們會幫忙搜集當地報紙上的新聞，發掘有新聞價值的故事，也從一些心懷不滿的市民裡獲取信息。如果外國記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戲劇性的事情，他就繼續展開調查：甘肅的販賣兒童事件、廣西的婦女絕育事件、山東監獄裡的勞工維權人士等。這些新聞出現在美國的報紙上，而那些報紙的讀者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也不瞭解這些新聞的背景。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書：有時你獲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卻越少。甚至儘管這些新聞是出於最為良善的目的，卻只變成了滿足人們窺探隱私的東西而已。
我不想寫這樣的專欄，這些專欄意味著在報社工作的主要吸引力就只是新聞而已。而新聞在中國似乎毫無意義：這個國家每年都在改變，然而步伐穩健，變化微妙。這兒沒有什麼卓越的領袖，像「撞機舌戰」這種看似重要的大事會迅速被人遺忘，就像驚濤駭浪的大海上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泡沫。我們有故意遺忘的歷史；新聞不再重要。勇敢的新世界。
在我的電腦裡，我翻找出以前的信件，稍稍修改了一下：
親愛的新聞參贊：
「茲證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個完全符合資格的記者，他的經驗與外國記者的工作要求相稱……《紐約客》全力支持海斯勒先生任職我們雜誌的駐京記者。我們感謝您考慮此份申請。
我更適合為雜誌工作。雜誌的故事更長；你可以用第一人稱寫作；編輯並不太關心時效性。雜誌的文章按字數付稿酬，與報紙專欄作家只能拿固定稿酬相比，這可好多了。雜誌社報銷工作的開銷。因為雜誌運作更慢，我有時採訪調查就可以不需要用電話。
「過去的20年，中國的經濟開放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譯者註：在前面的章節中提到，作者為《波士頓環球報》工作之初曾經以報社記者名義向新聞參贊遞交過一封同樣的信件）
這就像那些題刻的甲骨文一樣儀式化：同樣的陳詞濫調，同樣的信和文件。《紐約客》從來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派駐一個全職的記者，於是我自己造了一個《紐約客》官方的駐華記者站，它恰巧和《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站在同一個地方，又恰巧和《華爾街日報》記者站也在同一個地方。那些申請文件堆在一起，但外交部裡似乎沒有一個人在乎。
申請進展順利，直到進展到了翻譯那一步。外交部宣稱，雜誌的中文名應該「紐約人」，這是New Yorker的直譯。我的名片上將要這麼寫著：
紐約人
彼得·海斯勒
每次我把這張名片給中國朋友看，他都會禁不住大笑起來。在香港、台灣和美國一些說中文的社區，人們已經管這本雜誌叫《紐約客》了。「 紐約客」是一種音譯，聽起來和英文原名有差異，但比翻譯成什麼「紐約人」可好太多了。
我把這個問題告訴了孫蘇菲，她是《華爾街日報》裡的中國助手。蘇菲自告奮勇要幫我。她覺得由一個本國人和外交部打交道，事情會好辦些；但打了一通電話以後，她就氣得話也幾乎說不出來了。她告訴我這問題沒辦法解決；那些人就是典型的官老爺們，頭腦頑固。
最後，我自己給那個負責官員打電話。他的名字叫石江濤（音譯），聲音聽起來很年輕；但我做了自我介紹以後，他的聲音就變得冷淡起來。我們用中文通話。
「我和外交部的其他人討論過了，」他說。「我們覺得『紐約人』譯得更好。更準確。」
「我們可以通過什麼方法見一面嗎？」我說。「你去哪裡方便？我都可以去。我覺得我們當面談一下會好一些。」
外交部在二環路。主建築樓外牆鑲著灰色玻璃，往外凸出，就好像這地方堆積了太多假的文件，快要炸開了一樣。石江濤的聲音沒有變化。
「今天不行，這周應該都不行。」他說。「可能下周會有時間吧，但我不確定。不過你真的不需要這麼做。」
「嗯，這個名稱對我很重要。我希望它是一個更多人知道的名字，這會讓我的工作更容易一些。」
他告訴我這無關緊要，因為這本雜誌以前就沒往中國派駐過記者。
「這不對。」我說。「1940年代這裡有他們的記者。」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沒有人會記得。」
「我看到很多網站和出版物都用『紐約客』這個名字。」我說。「海外華人也用這個名字。」
「大陸以外的人用什麼名稱，我們管不著。」他說。「他們在美國的中文社區裡做什麼，或者在其他別的地方做什麼，這都不重要。這件事由我們決定。」
「我不是這意思。」我說。「『紐約客』的翻譯並不是從台灣或別的什麼地方來的。」
這人迅速回應：「誰提到台灣了？我沒說什麼台灣。」
「我只是想說，在海外的中國人社區，紐約客是更為標準的譯法。我沒有說這跟台灣問題有什麼關係。」
「這當然跟台灣問題沒有關係。」他生氣地說。「怎麼會有關係呢？」
最終，這是他們的語言，由他們做決定。我嘗試著達觀一些：「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我拿到了我的新簽證、新記者證、新辦公處登記卡和新圖章。圖章印出鮮亮的紅色墨水字：
美國紐約人（「American New York Person」）
每次我往一份官方文件上蓋章，我都告訴我自己，這上面寫的並不意味著什麼。我仍然是個驕傲的密蘇里人，這些鮮紅的字體永遠也不能改變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