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我採訪了一個中文教授，談話間他提到，高島先生剛剛來到他們大學，準備教夏季課程。高島這個名字聽起來耳熟，然後我就想起了大衛·N·凱特利（吉德煒）說的事情：高島教授曾經試圖用烙鐵去燒裂一塊甲骨。
我在一間臨時辦公室裡找到了高島教授，他正在那兒打開他的行李。他是日本人，個子矮小，唇上方留著一撮小鬍子，戴著一副金框眼鏡。他的英語略帶口音，但說得很流利；他的學術生涯總是離不開跨文化的研究。他在日本上智大學讀的本科，這所大學屬耶穌會管理；隨後他去了華盛頓大學研究院深造。起初，他的研究方向是語言學，但他跟隨保羅·塞瑞神父做研究以後，就對商朝的文字產生了興趣；保羅·塞瑞是一個比利時神父，也是一個有造詣的甲骨文學者。
像凱特利一樣，高島也是曲折地走上了研究甲骨文的道路，他常常運用自己的語言學知識，去研究商朝的文字。最近，他和另一位學者發現，在商朝的刻字裡面，不同的占卜者遵循不同的語法模式。這可能是多種方言或多種語言的體現：也許意味著商朝皇族的多樣化比之前所預想的要更豐富。
高島教授和握了握手，當我提到我正在搜尋陳夢家的故事時，他馬上面露喜色。
「陳夢家是個了不起的學者。」高島教授說。「他那本1956年的介紹甲骨文的書，仍然是做研究的範本（chrestomathy）。」
從他口中到我的筆下，這個詞變了個樣：「cremathy」。我盯著我寫下的東西，隨即坦白道：「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傑作』。」他說。「陳夢家的書是一本傑作。」教授打開了一本字典，接著沉下了臉。
「我對這個詞的理解，」他喃喃自語道：「不是這樣的……」
他給我看字典上印的解釋：
用於學習文學或語言的文學著作選本。
他從書架上拿下來另一本字典。「一樣的解釋。」他說。「『文學文章的選本。』我要是能找到更靠譜的字典就好了。我可能用錯了這個詞。通常我依據的都是《牛津英語大辭典》。」
他開始擺弄電腦，想從電腦上查這個詞。今天是他任教的第一天，而且他剛搬進一個新的辦公室，一個記者的到來是意料之外的事。不過在這一刻，chrestomaty這個詞最讓他分心。他試著上網搜尋，又在辦公室裡翻找有沒有更好的字典。我沉默地等待著。我沒有和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們有深入的接觸，不過如今我已經知道這些人和語言之間有著非常獨特的關係。高島教授能說流利的日語、英語和漢語，他靠研究中國的古文書為生。語言對他很重要。我試圖禮貌地把採訪拉回正題：「那麼，陳夢家的書是一本傑作？」
「是的，那是本傑作。」他抬起了頭。「人們還在用那本書。它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方面，這是一本包羅萬象的書。我要研究某個東西時，總會去翻找陳夢家的書。」
終於，那個詞的話題過去了，他的談話拾起了另一條線索：
「我在東京大學時，聽過一些關於陳夢家的傳言。有些教授說，陳夢家死的時候很年輕，他們說他不是自然死亡的。是和政治有關的原因。我不知道那些傳言的真假。不過日本人通常精於此道；假的傳言他們是不會說的。」
他繼續說道：「你知道，他還寫了一本關於中國青銅器的書。那本書的名字翻譯成英文，大概就是『美帝國主義者偷去的中國青銅器」之類。這本書很難找了。一個東京大學的教授重印了那本書，還是用的原來的名字。陳夢家把美國叫做什麼『帝國主義者』。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起這個標題。」
我說了我知道的關於這本書的事，並告訴高島教授，陳夢家1966年自殺了。我提到，我才開始研究陳夢家的事情，不過已經有些人告訴我，陳夢家是在反對中國文字改革時就開始惹上了麻煩。
「對他是好事。」高島教授說。這句話衝口而出時，他馬上意識到了不妥。「我不是這個意思。」他很快說道：「我明白，由於他反對文字改革，才落到如此境地，以至於他最後不得不自殺。這是很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也不喜歡中國文字的簡化。」
當我提起燒裂骨頭的事，高島教授哈哈大笑起來。「凱特利書裡講了這個事！」他說。「真不敢相信。」他搖搖頭，然後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
1969年6月，那時高島教授還是研究生，他決定要燒出一塊甲骨。他去了西雅圖的肉店，買了一些牛排，又讓肉販給了他一些沒肉的肩胛骨。（他們問我：「你要肩胛骨幹嘛？」我說：「我想把它燒裂。」他們把肩胛骨免費給了我。）高島和其他同學一起，主持了一個聚會；在聚會上，保羅·塞瑞神父充當了商朝的「主領大祭司」這一角色——也就是用甲骨算卦的占卜者。高島是技術人員。
「起初我試著用烙鐵。」高島回憶道。「那東西是電動的，熱度不夠高，骨頭上只有一丁點兒燒焦的痕跡——只是如此而已。於是我就用烙鐵加上燒著的木炭，這時骨頭變得非常燙，還發出一股惡臭。」
他繼續說道：「很明顯，對於燒製甲骨之前要做的準備，大家有各種各樣的揣測：可能你要把它放到醋裡泡上一會兒，或是其他類似的措施。我在實驗之前，先把那塊骨頭放到烤箱裡烤乾了。但是骨頭並沒有裂開。塞瑞神父和其他的學生對此都很失望，於是我們只好回去吃喝一番算了。我放棄了實驗，把那塊肩胛骨扔到了烤架上。我們都忘了骨頭的事，後來它卻開始瘋狂地爆裂開來。噗噗噗！歷史語言學總是試圖還原古代的聲音，而這就真正重現了古代的語音系統！那聲音聽起來就像中文的『卜』。」
他拿過一張紙，把這個字寫了下來。這個字的意思是「占卜、算命」，它的形狀就像骨頭裂開的樣子：
卜
「在現代漢語裡，這個字的發音是『bu』，」他解釋道：「但在古漢語裡，它的發音是『buk』。骨頭爆裂時的聲音正是這樣的！不過我覺得更像是『p』開頭的發音，骨頭爆裂時，我聽到一陣『pok pok pok pok』的響聲。那聲音可尖銳了。我寫了一封信給凱特利，裡面提到了這件事，而凱特利還把這件事寫到了他的書《商史的淵源》裡。我真不敢相信！他還寫說，高島用新石器時代的方式，重現了燒裂甲骨的過程！」
儘管對中國古文字的起源，有一套富有邏輯的假說——從動物的痕跡推演到文字；不過沒人知道這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當然，人類第一次學會記錄事物的過程，是不會留下任何記載的。
「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高島說。「在幾千年的口頭交流以後，這樣的飛躍導致了文字的產生。你知道，文字的歷史並不是很長。然而一旦有了文字，文明就有了突發猛進的發展。這樣的發展速度非常驚人。文字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絕妙發動機。過去的三千年裡，人類文明基本能持續地發展；而人類的歷史則長達5萬、甚至是7萬年——在那些漫長的的歲月裡，人類文明並沒有取得什麼長遠的發展，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文字。是什麼讓人們覺得有必要把事物記下來呢？」
我們談論了一會兒中國文字的話題，高島教授提到，他曾發表一篇論文，內容是關於中國漢字所呈現的四方形狀。幾個世紀以來，中國漢字的形狀不斷地改變：商朝時字體稍顯細長，然而到了漢朝，文字就壓縮成了正方形，現在人們管它叫「方塊字」。
「我對其中展現的宇宙觀感興趣。」高島教授說。「我想知道中國人眼中的世界是什麼樣的。這種宇宙觀從何而來，我並不清楚。不過，看起來他們眼中的事物都是方形的。不僅文字如此，地理也是如此。」
在甲骨的刻字裡，總是會用四個基本方向來描述商朝的世界。商朝的陵墓和城市，以及它們四周的城牆，也是嚴格按照指南針所指的方向來構建的。搞到教授寫下了現代漢語裡的「城」字。這個字常常用於「城市」和「城牆」這兩個詞裡：
城
他強調說，這個漢字在古漢語裡有不同的寫法，其字體包含了一個盒子的形狀：口。單獨寫「口」這個字時，它的意思是一片「方形的區域」或一片「劃定界限的區域」：大概就是一處定居地的樣子。在古漢語裡，「口」和「城」的發音聽起來差不多。
「這就像古希臘時候的野蠻人，」他說：「住在城裡的是有教養的文明人，而住在城外的則是野蠻人。在中國，『城』的作用也是如此。而且中國的城牆一般是方形的。商朝時城牆是長方形的，但其實形狀差不了多少。從來沒有出現過環形或其他形狀的城牆。對於整個世界的樣子，中國人肯定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觀念。」
他繼續說道：「大概20還是30年前，紐約愛樂樂團的指揮曾說過一些關於中國音樂的評論。他說，中國音樂聽起來就像中國文字一樣。他的意思是，那些樂音是塊狀組合的。他說，西方音樂就不是這樣。」
「當我聽到這樣的評論時，我暗地裡想，他說的是什麼玩意兒呀？然而，當我開始研究漢字的方形結構時，我忽然覺得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把中國音樂形容成塊狀，而不是說它像流水。這是印象派的說法，不過我覺得他可能深入觸及到了意識領域裡最根本的層面。」
一年以後，我正在讀大衛·N·凱特利（吉德煒）的書《商史的淵源》，剛好翻到了66頁的第二段。那一段的第一句話很長，有很多逗號，就像一條文字組成的蟲爬過了書頁。其中一個句子吸引了我的視線：
這本關於甲骨文的標準介紹，儘管沒有系統性，也已經略顯陳舊，但仍然是陳夢家的經典著作，它引領學生瞭解古文的詞序、副詞、時間詞、代詞、動詞、修飾語、數詞、連詞、介詞、助動詞、否定詞、省略詞、縮寫詞，以及各種的句式。
後來，我再次見到了高島教授，他告訴我，一個叫大衛·塞納爾的捷克學者成功地燒裂了一塊牛肩胛骨。秘訣是要把燃著的木炭放在骨頭旁邊，把熱氣噴吹到骨頭上，讓溫度變得更高。在捷克共和國，那塊骨頭發出了它在西雅圖爆裂時一模一樣的聲響：Pok pok pok p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