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1日
第一個跡象總是風。風來了以後，天色就變得暗沉，如果你剛好在戶外，你的眼睛就開始灼痛起來。一旦你回到室內，就時不時能聽到細小的顆粒輕輕擊打在窗玻璃上的聲響。那些乾燥的黃土是被風吹過來的，源自中國西北方向，還有內蒙古和外蒙古；那些地方聽起來遙遠而抽像，直到沙粒打到了你的臉上。北京人把這叫做「沙塵暴」——「夾雜沙和塵土的風暴」。晚上，沙塵暴來臨的時候，漫天的沙塵映出了城市的燈光，天空變成了金紅色，就像要著火了一般。
3月還不是一個露營的好月份，不過我已經不耐煩等到4月了。我在地圖上找到了一段我以前沒去過的長城。我叫了輛出租車，車開了3小時以後，司機停下了車，我告訴他不用回來接我了。在過去的兩個月裡，我一直渴望著逃離城市。
群山仍然呈現出冬季的模樣，一片褐色的荒野。要到4月，耕種的季節才開始。我背著一個大背包走著，這種熟悉的感覺很好。我沿著一條土路，走到了一個叫西坨谷的村子。在那兒，我看到了一段基本保持完好的長城。沿著一條陡峭的小路可以走到長城上面。風刮得更猛了；天色暗了下來。我走到第一座塔樓，就知道自己必須要在這兒停留一晚了。
這座塔樓有4百多年的歷史，是用磚塊和石頭搭建而成的，設計簡單：方方正正的形狀，圍住一個封閉的空間。地板是灰色的明朝磚塊鋪成的。牆上有一扇扇拱形的窗子，從那兒可以看見整個山谷。往下望去，路那邊就是村子，一片密密麻麻的紅色屋頂。往北望去，過了那些石牆圍起來的果園，就是一大片險峻的山峰。那些彎曲的、通往高處的小道，已經在風暴裡不見了蹤跡。
我在塔樓裡看著沙塵暴的來臨。一團團的褐色低低地壓向地面，就像某種生物的卷髮蔓延到了山谷裡。隨著風的呼嘯，它忽然地加速，湮沒了沿路的一切：先是那些通往高處的小道，接著是果園，最後是整個村莊。我的雙眼灼痛起來，我離開了窗戶。隨後的那一晚上我一直躺在地上。
在那兒很難睡著。時不時地，我因為乾渴而醒來，隨後怒號的風聲就讓我難以入睡。我想起安陽地下之城的繪圖。有個地質學家曾經告訴我，這座地下之城主要是被河流衝擊而成的泥土所掩埋，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土層是風吹來的黃土，經過好些世紀堆積而成。我躺在睡袋裡，臆想著一些文學意象。在中國，黃土到處都有，非常普遍。它被吹落到黑色的中部平原上，到光禿禿的山上；它輕柔地蓋過安陽的土地和北京這座城市。凌晨兩點左右，我在臉上裹了一件襯衣，終於睡著了幾個小時。殘缺的夢紛至沓來。黃土侵襲著這座塔樓，不停地發出清脆的響聲；它整夜地掉落，掉落在所有生者和死物上面。
黎明那麼美麗。那場風暴猶如一個已經過去的噩夢，只有磚塊上一層薄薄的痕跡，在清晨的陽光中閃著紅光。我在臉上蓋了一塊濕棉布，而它已經變成黑色了。我的牙齒之間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我甩甩頭，一陣啪嗒啪嗒的聲音輕輕迴盪在睡袋裡。沙子的天下。
我本來計劃在長城邊上呆兩晚，但現在我決定在今晚之前回到北京。我把背包裡的沙子倒出來，打點好所有隨身物品，然後下了塔樓。到了山谷，我就向北走。還有充裕的時間，讓我到山上走一段路。
我走上一條小路，它把我領到了一個廢棄的村莊。這個村子就建在懸崖邊上，這兒的樹都很矮，枝幹瘦弱。村子裡的所有東西都是石頭造的：石頭圍欄，石頭鋪的路，房子的牆也是用石頭壘的。大部分的屋頂都沒有了；它們肯定是用木做的。在北京的近郊，常常可以看見空空如也的房子。這些年來，山上的人們不斷地遷徙到山下，有時他們留下了荒棄的屋子，那就成了新經濟環境裡的幽靈小鎮。
有些房子裡堆著垃圾。煙頭，食物的包裝袋：大部分東西的品牌都沒有聽說過。有間房子裡到處都是動物的糞便，但時間已經過去很久，房子裡只瀰漫著一股灰塵的味道。另一間房子比其他房子都要大，屋頂還是完好無缺的。房子裡的牆上都糊上了舊報紙；這就人們在鄉下一直以來所用的「牆紙」。我在這座空空如也的房子裡遊蕩，讀著牆上那些報紙的標題：
1976年3月9日
蘇聯向美國表示第二次抗議
1976年6月23日
美國準備和日本簽訂針對蘇聯的軍事條約
所有報紙的日期都是1976年的，它們剪裁自《參考消息》。這是一份黨報，裡面的文章是從境外的報刊有選擇地翻譯過來的。過去，《參考消息》只能由官員訂閱，報攤上不能出售，外國人也買不到。也許這座廢棄的房子過去屬於某個黨委書記或是某個當地的官員吧。有一面牆上貼著一張中國報紙上重印的美國漫畫。畫圖已經被撕掉了，不過兩句英文對白還留在牆上：
「打擾一下，那些失業者在哪裡？」
「你就在他們中間。」
我沿著小路繼續往前，走到了這個村子的最後一棟房子。一座大石磨屹立在房子前面，由於經年未用而斑駁處處。房子裡麵糊牆的紙是《人民日報》。標題比第一座房子新了8年：
1983年3月12日
我們應該為人民創造更多現代化的圖景
中國即將舉辦1983年全國機械產品大會
1983年4月14日
八種穀類產品產量超過10億磅
我閒逛著，漫不經心地在腦海裡重構這個從前的村莊：1976年，村子的支部書記裝修他的家。他用只能訂閱的《參考消息》糊了牆——這巧妙地暗示了他的權威地位。房子裝修好以後，同年，毛主席逝世。改革開始。七年以後，其他的村民開始裝修他們的家，糊牆的報紙上都是經濟發展的大標題。有些農民開始在農閒季節時到城裡去，到工地上幹活掙錢；種地變得沒那麼要緊了。到了1990年代，人們開始永遠地離開這個村子。先是年輕人，隨後是中年人。最後離開的是老年人，對他們來說，村子裡曾經的一切仍然歷歷在目：哪個當地官員掌握權力，哪些人有較多的土地，哪些家庭住在這兒最久。所有這些細節都順著山坡滑了下去，吞沒它們的是更大的村莊，是小鎮，是縣城，是城市，是整個國家。最後，老人們永遠地闔上了雙眼，而這小小的村子也永遠地落入寂靜之中。
這就是現代的中國：十年之內，一處地方已經適合讓人們「考古」了。我拿起我的背包，轉身走下山，向著一個尚有人煙的村子走去。
在西坨古，一群人圍著政府大院亂轉，鬧哄哄的。第一眼看上去像是個什麼節日，但隨後我就看到了兩個官員。他們穿著整潔的藍色上衣，端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張木桌子後。桌子上放著一個金屬箱子。時不時地，一個村民會走上前來，在一個本子上簽名，然後把一張紙扔到箱子裡。
中國的選舉不是什麼稀罕事。在城市裡，選民可以選出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代表制的政體有三個等級，這是最低的一級。人民不能直接投票選出另外兩個更高級別的代表，也沒有任何合法的政黨能夠反對共產黨。在申奧考察期間，北京奧申委向國際奧委會提供了一份關於中國政治的簡單介紹：
中國還是一個多黨派的國家。如今中國有9個政黨。在國家做出影響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的重大舉措或重要決定之前，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會與其他黨派進行商議，以做出最佳的決策。
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歡迎多黨派和候選人的存在，只要他們獲得了共產黨的認可。
不過，在鄉下的某些地區，選舉更為自由。官員有時會讓村民們選出他們自己的領導者，而非嚴格掌控候選人的名單。共產黨覺察到這種政策的效率：當地人知道哪些人貪污受賄，他們會選出真正能幹的人。在外媒的報道裡，這種選舉的發展被稱為「村級民主」，有時候甚至會拔高到稱讚其為「未來政治改革的標誌」。不過沒有清楚到底有多少村民真正擁有自由的選擇，而共產黨也從未在城市裡實行這樣的政策。這個話題仍然屬於敏感話題；實際上外國記者從未能自由地接觸一場選舉活動。
在西坨古，很快就有一群村民圍住了我。我向他們解釋，我昨晚在這附近露營，他們都哈哈大笑：「沙塵暴啊！」一個興奮的中年男子把選舉名冊拿給我看，那名冊的背面是用木頭做的。名冊上寫了5個候選人，兩個姓彭，兩個姓周，還有一個姓唐。
「在這兒，幾乎所有人都是周姓或彭姓。」他向我解釋道。這男人的名字叫周豐民（音），他鑲著一排沉甸甸的金牙。我問他選了誰，他的表情馬上嚴肅起來。
「這是個秘密。」他說。
「你選了姓周的人嗎？」
「這和姓沒有關係。」他堅定地說。「就是看誰更好一些。」
我研究了一下選舉的牌子。上面列出了三個職位：兩個「委員會成員」，一個村長。每個候選人的名字下面都寫上了他/她所屬的政黨和學歷。候選人中有兩個是初中畢業生，有三個是高中畢業生。只有兩個人是共產黨人。其他三個人的政治面貌只寫著「群眾」。我喜歡「群眾」這個詞，它開發了一系列「新政黨」的可能性：一幫人、一夥人、平民大眾。
我正在看選舉牌的時候，其中一個官員走了過來。他看見我時，並沒有像其他村民一樣興奮。他說：「你為什麼在這兒？」
我告訴他我在沙塵暴裡露營的事。
他問：「你在北京是做什麼的？」
此時我在這次旅程中犯了第三個致命錯誤。我的三個錯誤是這樣的：第一，3月份就露營；第二，忘了帶上護照；第三，誠實地回答官員的問題。我應該說我是個學生或老師，但也許當時那些沙子讓我腦子變遲鈍了吧。
「我在北京是記者。」我說。「我現在是度假。我正準備去下一個村子，然後就回家了。」
「你為何不進辦公室來喝口茶呢。」那男人微笑著，很有禮貌地說。但他的話卻不是一個提議而已。
辦公室的門上有一個標誌，寫著「消費者中心」。兩個官員帶我走進去，然後讓我坐在一張破沙發上。有人往塑料杯裡倒了茶。牆上掛了兩張紀念海報：「消費者日」，還有「澳門回歸祖國」。一幅滿是灰塵的掛歷上印了句口號：「明天會更好」。掛歷是三年前的；這看起來不太妙。
一個官員打開了抽屜，裡面有個電話。他小心翼翼地把電話拿出來，就像神父在拿聖器一樣；然後他撥了一串號碼。另一個官員說話了：
「你的身份證明呢？」
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把護照放家裡了。我無奈地把一張名片遞給了他。
「你在這兒有車嗎？」
「沒有。」
「那你打算怎麼走呢？」
「我會沿著公路走，然後坐公共汽車。」
「你以前來過這兒嗎？」
「沒有。」
打電話的人說完了，他重新關上了抽屜。有那麼一會兒，我想也許他們會放我走了。他們現在看起來輕鬆多了；他們問我在哪兒學的中文，我們聊了一會兒。然而電話響了。
每個人都盯著那個抽屜。那人打開了抽屜，拿起了聽筒。
「他在這兒。」
停頓。
「只有一個。」
再次停頓。
「你可以在12:30前來到這兒嗎？」
他壓低了聲音，說了些別的。他把電話放回去，鎖上了抽屜，鑰匙揣在兜裡。他往後面一靠，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
「他們什麼時候來？」我問。
「誰？」
「警察。」
那個官員什麼也沒說。
「這沒什麼。」我說。「我沒有幹壞事，我也不擔心。我只是想告訴你，如果你們同意的話，我可以現在就走。這樣大家都不用麻煩。」
「等一會兒，我們會派車送你走。這更安全。」
「這一帶很安全，天氣也很好。」我說。「我怎麼來的，就可以怎麼走。」
那人看向了別的地方，說道：「車很快就到了。」
每次拘留我的運氣都很壞。在中國，外國記者在去任何一個地方採訪前，都應該向當地的政府部門提交正式的申請；不過現在幾乎沒人會乖乖地遵守這個規定了。通常，沒有申請也不會遇到什麼麻煩，只是偶爾會有人因此而被拘留。我認識一個英國記者，他被拘留時身上帶著機密的政府文件，那是他在剛剛進行的採訪中獲得的。有人向警方透露了這個消息，當警察抓住這個記者的時候，一整個電視攝制隊就在現場等著。警察成功地搜查出了文件——又一個外敵被抓住了。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拘留：警察滿足於抓到了違反法律的人，記者至少知道他的採訪做得挺深入，以至激怒了政府。
在中國，我有兩回從公廁走出來的時候被警察給逮住了。一次是在福建省，當時我正在出外採訪，我要寫的報道一點兒也沒有敏感的話題；一次是在甘肅，我只是隨意遊蕩，不經意地闖入了一個不對外國人開放的小鎮。沒人會從那些拘留中得到滿足感。理想化的情況是彼此間有一種相互對抗的氣氛：記者追求真相，警察維護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但一外國人在一個不對外國人開放的小鎮撒尿而被捕，這很難讓人產生什麼積極的想法。
最糟糕的部分是看著人們如何一步步地認清事實。起初，警察們通常會很興奮，審問進行得很快。但過了一會兒，他們就逐漸意識到，這外國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了什麼而已。有時，我最後會從他們眼中讀到同情。
同時，我通常會在被拘留以後，對當地有了更多的瞭解。在西坨古，村民們在消費者中心隨意出入，還和我聊天，看管我的官員也不管。村民們告訴我說，西坨古有8百人，栗子是當地最能賺錢的莊稼。四月是一年裡最好看的月份，兩周之內，杏樹就全都開花了。人們唯一不會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們投票選了誰。每次我問一個村民這個問題，他的神情就嚴肅起來：「這是個秘密。」
有個老人建議我寫一篇關於西坨古的報道。「如果你把這兒形容得很美麗，遊客就會來了。」他說。「我們可以把它變成旅遊景點。」
我說我會好好考慮一下。過了一會兒，一個官員打開了抽屜，拿出了麥克風。他的聲音透過村子的擴音器嗡嗡作響：「現在離12點還有10分鐘！如果你還沒有投票，請抓緊時間！過了12點就截至投票了！」
陽光正燦爛，此時把一個外國人關在消費者中心，看起來是一件毫無必要而又殘忍的事。我走了出去，那個官員跟著我。
「請你回來。」他說。
「我不想回去。」我說。「這兒更暖和。」
他看了看另一個正在處理投票箱的官員；那個人聳了聳肩，沒有管我。我就走到陽光底下，和一個老太太站在一起。
「消費者中心是做什麼用的？」我問她。
她說：「如果你買東西受騙上當，你可以去那兒投訴。」
12點整，最後一個投票的人跑向投票箱。官員和他爭論了一會兒，最後同意讓他投下選票。一輛警車駛來，在煙塵中停下。村民們一下子安靜下來。我聽到人群裡有人在小聲地議論。
「他們來幹什麼？」
「怎麼回事？」
「是那個外國人！」
人群往前湧。四個人從警車上下來。我轉身回去拿我的背包，其中一個朝我大吼：「別想到其他地方去！」
「我只是去拿我的背包而已。」我說。忽然，我感到非常疲憊，每走一步，身上的沙子都弄得我渾身發癢。車開走的時候，村民們看起來全都非常嚴肅。
沿著土路是一列細細的白楊樹，土路旁是一條已經乾涸的小溪，一直穿過山谷。其他的村莊看起來一片死寂，我們在路上遇到的第一輛車是另一輛警車。兩輛車都停了一會兒，然後第二輛警車掉了個頭，跟著我們走。我想知道為處理這個滿身沙塵的外國人，到底派出了多少警力。
道路崎嶇不平，我們有三個人坐在車後面，被顛得左搖右晃。他們讓我坐在中間。一個坐在前面的警察轉過頭來。
「你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
「昨天。」
「你為什麼到這兒來？」
「我想離開北京，放鬆一下。我喜歡露營。」
「你自己一個人露營？」
「是的。」
「風不是很大嗎？」
「是很大。不過我也沒辦法。」
「你在北京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是個記者。」
「你的護照呢？」
「我忘在北京了。」
「你知道他們要選舉嗎？」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以前從沒去過那兒。」
「你怎麼到那兒去的？」
「我做出租車去的。」
「你有帶相機嗎？」
「沒有。」
這人停了一會兒，又開口了：「你帶食物了嗎？」
「帶了。」
他使勁地想著其他問題。一段長時間的沉默。坐在我右邊的警察第一次開口了。
「你的薪水是多少？」
我們來到了不老屯派出所，我說我想上一下洗手間。他們派了個警察和我一起去。從洗手間出來，那警察把我帶到了一間審訊室，裡面坐了三個穿著制服的男人。這兒的名字英文直譯成「Not-Old Station」，不會老的小站。他們給我倒了一杯茶。一個警察問我問題，另一個往一疊紙上做記錄。
「你怎麼不去司馬台或者八達嶺呢？」
「那些地方人太多。我喜歡還沒有整修過的長城。」
「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選舉投票的地方？」
「我從山上走下來，走到那個村子裡，看到有一大群人。我就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我不覺得這是什麼敏感的事情。經常有選舉。」
他開始對時間順序發生了興趣，於是我詳細地解釋了每件事情發生的確切時間。這個話題終於說完了以後，我們又回到了戶外的事情上。
「你一個人睡覺不害怕嗎？」
「不怕。那地方很安全。」
「但要是有狼呢？」
「那兒沒有狼。」
「有，那裡有狼。」
我壓根兒也不相信那兒會有狼，不過我並沒有和他爭論的興致。這些警察都很年輕，最老的那一個看起來也就四十多歲。我的朋友麥克·邁耶說，中國的警察從來不會變老，可能他是對的。五年以來，我沒見過一個警察看起來像超過了50歲。
過了一會兒，審訊我的那個警察瞇起了眼睛。
「你說你忘了帶護照，」他說：「我覺得那是個借口。」
「為什麼會是借口呢？」我說。「這給我帶來了麻煩，也給你帶來了麻煩。我跟你說，如果你確實擔心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一起回北京去，然後我把護照拿給你看。」
「你的相機在哪裡？」
「我沒有帶相機。」
「我不信。」
「你搜一下我的背包。」我說。「我沒有帶。」
「你旅遊為什麼不帶相機呢？」
「太麻煩了。」
「這太奇怪了。你不想留些旅行紀念嗎？」
我暗自想：回憶不應該成為什麼問題吧。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他不斷地回到這個子虛烏有的相機話題上。中國警察熱愛相機，相機成了有成效的拘留環節：扯出膠卷，把它扔掉。不過，如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也沒有東西作為記錄，情況就要複雜得多了。一個個問題接踵而至。
他們讓我休息了一下，叫我去吃午飯。派出所裡有一個食堂，我坐了一張8個人的桌子。食堂裡有一股強烈的白酒味。他們給我吃豆腐、芹菜和米飯。
有一個警察負責陪著我。他沒有穿制服，臉看起來挺和善，我開始和他聊天。我問他這兒為什麼叫「不老屯」。
「因為當地有個傳說。」他告訴我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個神仙從天界下凡。他去了雲峰，雲峰是當地最高的一座山。一個叫王志的村民爬到了山上，遇見了這個神仙，神仙給了王志一個桃子。王志以為這是個普通人，桃子也是尋常的桃子。但王志吃了那個桃子以後，他也成了神仙。」
中國的警察為什麼不會老：這終於可以算一個解釋了。我問這個年輕人，他在當地政府裡做什麼工作。他說：「我為宣傳部工作。」
兩個多小時後以後，一個北京的警察來了。我認得這個人，每年他都負責處理外國記者的簽證。我還從他的臉上看到了一種同情的神情，不過為了讓我保存體面，至少他還是公事公辦地再問了些問題。其他的警察在旁邊看著。
「如果你想要採訪，你要先向政府申請，這你知道嗎？」
「我知道。不過我不是去那兒採訪。我是去露營的。」
「你剛好在他們舉行投票選舉時出現在那兒，這很奇怪。」
「看看我吧，」我說。「昨晚遇到了一場沙塵暴。我身上還帶著這麼些東西。如果我是去看選舉，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現在這警察不再假裝例行公事地問問題了，他好奇地問：「那場選舉是怎麼樣的？」
「有五個候選人。」我說：「兩個姓彭，兩個姓周，一個姓唐。他們要從裡面選出三個人。這就是我知道的。」
「你以前看過村子裡的選舉嗎？」
「我以前住在四川的時候看過。」
「有什麼不同嗎？」
「沒有什麼不同。」
「這個選舉和美國的選舉有什麼不同？」
有個念頭從我腦海裡劃過：在美國的選舉裡面，他們不會因為看見記者出現而派出兩輛警車。不過我把這個念頭吞到了肚子裡：「很難說。」
警察說：「上一年美國選舉計算選票時出了錯，不是嗎？」
「是的，在一些地方出了錯。」
「還有其他的問題呢。」他說：「為什麼美國選舉持續這麼長時間？為什麼戈爾沒有獲勝？他獲得了最多的選票。」
說著中文，我試圖清晰而簡明地解釋什麼是總統選舉團。我本應知道的；我教書那些年裡，用英文也從來沒有辦法把它解釋清楚。我總是相信，促進美國選舉改革的絕妙方法，就是迫使每一個美國公民向中國人解釋這一套選舉規則。
在派出所，我所做出的關於總統選舉團的解釋特別失敗。警察們看起來都聽煩了；最後，他們都走了，只剩下一個看起來最年輕的。我們獨對而坐時，他馬上問了我一個問題：「美國警察的薪水是多少？」
我們倆呆的時間越久，這個年輕警察就變得越不友好了。我說我的姐夫是密蘇里州的警察，想借此博得他的一些好感，但看起來沒什麼用。這個中國警察慢慢地問一些問題，就像是新手在處理一次審訊；不過很快他的問題就辟里啪啦朝我開火了。他看起來不太關心村裡裡發生了什麼事，他的大部分問題都是關於美國的。
「哪個地方更安全？」他問道。「中國還是美國？」
「中國。」我說。我剛去完紐約羅德島大街不久。
「美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流落街頭呢？」他說。「政府為什麼不給他們錢？」
「政府給窮人一定的補貼。」我說。「不是很多，不過有一些。通常流落街頭的人精神都有點問題。」
「沒有，他們精神沒有問題。他們就是窮。」
我聳聳肩。那人又開口了：「為什麼美國人有槍？」
「這是人民的一項權利。」我說。「憲法裡規定的。」
「這說不過去。」他說。「你知道睡在長城上是違法的嗎？」
「不知道。」我說。「長城上沒有這樣的警告標示，當地人說最近都有人在那兒露營。」
「他們不知道相關的法律規定。」他說。「你要讀一下法律條文。這就是你有麻煩的原因。你違反了好些中國的法律。沒有獲得允許之前，你不能進行採訪；你還沒有帶護照。你不帶護照，為此我們可以要你交50元罰款。」
「我現在就交。」我說。50元相當於6美元左右。警察搖了搖頭，在他問另一個問題之前，我要求上洗手間。
他在小便池旁邊站著，等著我。我們回到審訊室時，他的提問更苛刻了。
「為什麼美國給初中生提供避孕的東西？」
那天，我是頭一回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再次重複了那個問題：「為什麼美國給初中生提供避孕的東西？」
「我想你說的是高中生。」我終於說道。「他們不會給初中的孩子提供那些東西。」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說；不知為何，在那一刻，特定的年齡群體對我顯得特別重要。
「就是初中。」他說。「我看過相關報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次我什麼也不說了。
「這就是中國和美國的不同。」他得意洋洋地說：「在美國，人們更加開放。女人更加開放。」
到了最後，大多數時間都是沉默。如果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就盡量簡潔地回答：是的，不是，我不知道。終於，他看了看他的表。
「你違反了法律。」他說。「你應該隨身帶著護照，你採訪前必須獲得政府允許。你不能睡在文化古跡上。這些事情都是違反法律的。我們應該罰你的款，不過今天就算了。你以後一定不要再這麼做。你知道了嗎？」
他把我帶到了派出所的門口。從警察在西坨古把我帶走的時候算起，到現在已經過去4個小時了。我沒有見到其他的警察，他們肯定叫這個年輕警察再把我留一會兒，要給我一個教訓。我在街上叫了輛出租車。車帶著我離開不老屯，我感到骯髒、疲憊、憤怒而沮喪：我意識到，這感覺就像小時候上學時某些糟糕的日子。